家庭经济困难申请理由什么写。
你家来自农村，就说我家来个贫困的山村，爷奶年纪很大，身好，母亲常年劳作患有肩周炎不能干重活，家里仅靠父亲一人支撑，父亲要供养一家人的生活还要供我的学费，经济负担重。
如果你家来自城镇，就说家里父母下岗失业，父亲靠打零工挣钱，家里开销大。
我是学院法学系20xx级xx班的一名学生，学号是1xxx4，籍贯云南昭通。
家庭成员有父亲、母亲、姐姐、弟弟、我。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现在十分需要领导、学校、国家帮助我，帮我和我的家庭度过难关，让我能有幸和其他的同学一起顺利完成学业。
特向学院申请建立贫困生档案，希望学院给予帮助和支持。
父母以打工为生，收入很不稳定。
并且身体欠佳。
上大学来，我深知着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
我省吃俭用，化压力为动力，无时无刻努力着，各门功课均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热心帮助同学。
现在大一的我是入党的积极分子。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我的家人欣慰，用良好的成绩来回报帮助过我的亲人和朋友，来回报国家和社会。
我也一直从事探索着各种能够赚点生活费的工作。
做过促销、做过外场主持、自己也做过些买卖。
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以及发达的网络资源，我慢慢的在生意买卖方面有了些思路。
我不在课余的时间玩游戏，睡觉。
我学会充分的利用自己所有的资源为家里减轻负担。
大学生本应自信、自强、自立，但高额的学费，目前仅凭我个人能力是完全不够的，希望学院领导体恤学生家长的艰辛，给予一定的扶助。
现如今，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让我这样的学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我满怀热血感谢党和国家对贫困学生的关心。
真诚希望领导给我一次机会，理解我求学之路的燃眉之急。
我会以绝对的努力好好学习，争取上进!只要自己一有能力，我将帮助所有有需要帮助的人。
特别的是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能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特殊和巨大贡献的人。
2贫困申请书怎么写尊敬的领导：您们好!我是机电工程系机电xx学生xxx。
我在思想上积极向上，心态乐观。
在生活中，我做事积极，与同学友好相处，遵守纪律,我加入了院团委社团部，这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积极参加了系上组织的足球比赛、班上组织的知识竞赛等课外活动。
在学习中，我与老师相处融洽，上课认真，按时完成作业，学习努力,考过了英语二级和计算机一级考试，我始终保持在班上前十名的成绩，平均成绩达到八十分以上，无挂科，无重修，综合素质被评定为优秀。
我来自四川省xxx，父母是农民，家中共有4人，父亲与母亲均在家务农。
父亲在空闲时间到别人家做散工，2010年时，父亲因手受伤，需要治疗，在家休养一年多，花去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
母亲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颈椎病以及风湿病，常年需要治疗。
母亲坚持做针线活。
妹妹年幼，还在读书，经常生病，去年因生病发高烧，连续住了一个月的院。
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加重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根据国家助学金评定要求，我符合XXX—XXX学年国家助学金评审条件，特此申请，望批准。
此致 敬礼!申请人：XXX时间：XXXX年XX月XX日3贫困申请书的申请理由有哪些尊敬的各级领导，老师:你们好!我是来自四川省xx市xx县xx镇xx村x组的贫困学生xx，xx年xx月xx日出生于xx村xx社。
家有6口人，爷爷奶奶，爸妈，哥哥和我。
爷爷奶奶年过八十，身子虚弱，长期卧病在床，需要人照料；爸爸妈妈长期在xx镇xx村四组务农，凭此微薄收入维持家庭日用；哥哥也不得不因此辍学，外出务工，以求补贴家用但现下，我的继续求学为家庭带来了新的经济负担，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无从着落，因此特向你们申请贫困扶助!我明白，此次贫困扶助是国家关心，领导重视和老师帮忙下发起的旨在为我们贫困学生带给必须经济援助，以帮忙贫寒学子实现梦想的助学工程。
我保证，在此后的求学生涯中，必须孜孜不倦，力争上游!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完善自身品格。
做一个有文化，有素质，有道德，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争取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此致敬礼!申请人:xxx
一篇关于护理技能大赛的自我介绍
跆是一门韩国格斗术，以其腾空、脚法而闻名。
跆拳道这个名称来源语的“跆”（指用脚踢打），“拳”（指用拳击打），“道”（指格斗的艺术和一种原理）。
跆(TAE)，意为以脚踢、摔撞； 拳(KWON)，以拳头打击； 道(DO)，是一种艺术方法。
跆拳道是一种利用拳和脚的艺术方法。
它是以脚法为主的功夫，其脚法占70%。
跆拳道的套路共有24套；另外还有兵器、擒拿、摔锁、对拆自卫术及10余种基本功夫等。
跆拳道是经过东亚文化发展的一项韩国武术，以东方心灵为土壤，承继长久传统， 以“始于礼，终于礼”的武道精神为基础。
教师任职以来从事教育管理情况
职称之于教师正于职位之于公务员的意义一样，在典型事业单位部门，职称是教师多种身份地位的具体附着物。
而对高职教师职业的判断，常常是出于与本科教师的比较而得出的。
已有研究多基于个案研究，认为实践层面高职与本科教师职称评价标准差异较小，前者在很大层面上“套用”后者的标准。
这些结论代表当前对高职评价现状的总体印象，但将其推广至高职院校群体需持谨慎态度。
这是因为实践层面在国家尚未出台专门的高职教师任职条件的情况下，高职教育系统间教师职称评价标准各异，具体到院校层面操作性方案差异明显。
因而，高职教育系统层面的职称评价标准的比较更具有实际意义和可比性。
“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按学科和院校组成两个基本的纵横交叉的模式。
”这些模式便构成了不同的院校集合，即高等教育系统。
一般而言，个体院校层面和高等教育系统层面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两个基本立场，基于这两个层面对高等教育组织所进行的结构功能研究方法、假设、结论均不尽相同。
高等教育系统可大可小，本研究仅限于省级高职教育系统管理层面，试图对全国29个（黑龙江、四川、西藏等地政策文件缺失，香港、澳门和台湾未统计）高职教育系统教师职称评审条件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发现其中影响教师质量和标准的关键因素。
各地区职称文件主要源于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人力资源与保障部门、典型高职院校人事部门网站最近的职称评价方案，作者对此结合本科院校相应指标进行深度阅读、比较解析。
以下分别从高职教师职业性质，评价指标中对教学与科研的侧重，理论与实践的偏倚，评价制度的差异等方面展开分析。
一、 高职与本科的共性及个性高职与本科院校均属于普通高等学校范畴，两类院校教师具有一些共同的职务要求。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原则上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
教育部在统计普通高等学校时，高职与普通本科并未被分为不同类型，而是与成人高等学校有所区别。
高职与普通本科教师均应承担的职责包括：课程教学、实践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教学与科学研究、学生辅导和青年教师指导等。
同时，教师都应具有职业道德、政治思想素质、学历资历基本条件，以及教学、研究、科学技术工作等方面业绩条件。
从各系统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条件均在各类教师职称标准中得以强调。
高职教育是横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一种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是职业教育的一个较高层次。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年）依据定向性把教育课程分为普通课程和职业教育课程；依据教育课程获取资格证书的差异，高等教育又分为普通（学术）和职业（专业）两类。
职业（专业）导向是高职区别于普通本科的根本特征，高职教育应该更重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包括实践动手能力、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教师职称标准理应向这些方向倾斜。
如宁夏提出，“高职学院以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为主，重点评价教师在产学研实践工作中的业绩”；广西高职讲师条件中规定，要“具有职业技术教育、生产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了解本专业国内外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将先进技术用于专业教育和生产实践，取得一定的成果”，“能组织专业课程的教学，在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环节教学中培养学生专业技能，教学效果良好”。
总体上，这些标准中体现的高职个性特征涉及产学研合作、科技开发、技术推广、成果转化、指导学生参与竞赛，以及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奖等指标。
相比本科院校，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评价体系更新滞后。
16个地区职称评审条件的版本于2010年有所更新，自2009年以来未有更新的仍有13个地区，其中甘肃、辽宁、广西和吉林等中西部地区最新职称文件出台于1999—2004年间，这显然不适应当前高职教育发展的需求和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
2010年全国共有专任教师40万人，比2005年增长了51%，近40%的专业教师成为“双师型”教师。
2000—2013年间，普通专科教师数由17.50万人增加到63万人，其中专任教师由8.66万人增长到43.66万人，校均规模则由2 282人增加到5 876人，生师比则由17.65下降至17.11根据教育部网站规划司历年统计数据整理。
。
高职系统的快速发展对教师的任职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二，高职特色不明显，指标可替代性强。
福建、湖南、浙江、上海、四川、吉林、北京等7地已将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院校，共有15个地区制订了专门的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标准，甘肃、贵州、海南、河北、吉林、青海、云南等7地未出台相关政策。
部分地区如安徽、江苏、山西、新疆等对专业实践经历、实践教学能力等有强制性规定，但这些条件在其他地区往往是作为可选项出现，可以被论文、项目、奖励等条件所替代。
其三，本科评审条件的简化倾向明显。
在有专门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标准的地区，任职条件明显比本科有所降低，特别是在学历资历条件方面；9个地区将高职与成人院校、普通专科等类型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并列，整体评审条件也有所放松。
与本科相比，教学论文、获奖、教学科研项目等方面的数量和级别的要求明显有所降低，同职级讲师、教授的评审条件比较接近。
二、 教学与科研的侧重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教学与科研本是一家，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均无例外，高职院校需要科研正如本科院校少不了教学一样，科研、教学的差异在于类型不同而非层次的高低。
教学与科研理应是高职教师的天职，教师教学偏向技术技能、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自身也应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资历；科研方面应从事更多的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推广，这样与本科院校教师所擅长的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区别开来。
实际层面，教学与科研从高职与本科院校比较、在高职系统内部看来都与此形成极大的反差，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划分是教学与科研分层而非分类的结果，高等教育层次越低职业性越强，学术性越弱化。
总体上看，较之本科，高职教师职称条件重教学、轻科研，教学工作量要求更高，而科研成果数量和等级要求低。
如陕西明确指出：“对普通专科学校、高职学院、成人高等学校，应以教学业绩为主，重点考察其教学方面的突出成绩，鼓励广大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该省高职副教授须承担2门课程教学任务，完成240学时教学工作量；而本科副教授任课数1门，教学工作量科研型为80学时、教学型为200学时。
同时，同等条件下高职副教授论文发表数量要少1篇，对中文核心期刊、国家级刊物的发表数量相应有所减少，对于科研项目的级别、横向项目经费或者技术推广收益的要求普遍降低。
教学科研任职条件要求体现如下几个趋向。
其一，教学的中心地位明确。
除思想政治素质、计算机与外语、继续教育、学历和资历等条件外，教育教学工作要求也是职称评审的必选项，所有地区都规定各职级教师均应承担12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要求，教学评价合格也是各类职称评审的基本条件，职级越高，该项要求越严格。
如安徽、甘肃、广东等11地均要求教师讲师、副教授任职以来教学评价合格且优秀次数至少2次，才有资格参加高一级职称评审；黑龙江本科院校实施教师分类评审，高职院校教师与本科教学为主型教师条件类似。
其二，教学科研评价标准差异较大。
各地教学工作量要求不一，讲师、副教授、教授分别在120~300课时、120~320课时、100~320课时左右。
教学和科研业绩是可替换项，各地区对于排名、级别、数量等要求差异更大。
如教材著作要求方面，讲师、副教授、教授分别要求1万~6万字、4万~12万字、4万~20万字左右；再如论文方面，各职级均有数量的要求，16个地区副教授、教授层次要求至少发表1篇中文核心期刊收录论文，河南要求最高，教授层面要求至少发表CSSCI、SCI等5篇或论文8篇且核心期刊论文6篇。
其三，科研的业绩显示度更高，重科学研究、轻教学研究。
高职教师的科研要求并未弱化，职级越高，该项权重越大，而教学工作量并未加码，重教学工作的结果、奖励、项目，“教师教学考核‘科研化’的倾向较为严重”。
特别是在破格条件中，科研业绩仍是关键考核条件。
如湖北教授破格的条件中除项目、著作教材、奖励、科研经费等条件外，核心期刊论文发文情况是必要的附加条件。
与纯科学研究相比，教学研究的地位并不高。
安徽、河南、新疆等地规定要求发表教学研究论文，而其他地区多只要求与本专业相关论文即可；教授层面仅安徽、黑龙江、湖北、内蒙古、重庆、山西、宁夏、江苏、河南等地提出教研项目方面的要求。
三、 理论与实践的偏倚鲜明的职业性、技能性导向决定了高职教育应更加重视实践，突出实践教学和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因而将人才培养定位于高层次技能型人才是当前众多高职院校的共识。
教师队伍薄弱一直是困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瓶颈，目前我国职业师范大学数量少、规模小、办学层次低。
与普通本科一样，部委属高校毕业研究生是高职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缺乏必要的教师职业训练，社会实践、专业经历相当匮乏，加强职后的专业实践训练、强化实践教学是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议题。
职称评审制度对此应发挥重要的政策导向作用，突出专业实践能力的评价制度，获得高职系统层面的一致认同。
如辽宁提到，对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教师“学术水平”的要求，不应局限于理论研究，其中应包括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等方面的水平。
广西对各级教师职责的实践能力有着特殊要求，如要求教授“应有丰富的职业技术教育、生产实践经验和高水平的专业技能”，“掌握本专业国内外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根据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拓新的技术研究领域，并取得显著成果”。
总体上看，多数地区教师实践任职条件涉及产学研合作、科技开发、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参与专业竞赛或指导学生参与竞赛及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发展规划的制定等。
具体到指标层面，理论与实践的评价体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得到强调，但实践教学能力的评判标准并不明确。
专业实践能力是一个能力集合，它包括实践教学能力、科技开发能力、联系行业能力、专业建设能力、自身发展与反思能力、道德情感等。
高职院校评审条件单列地区就此均对各职级教师提出具体要求，其中安徽、江苏、山东、山西、新疆等地更是将专业实践列入基本条件中的必要考核模块。
一些地区提到职业技术教育和生产实践、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要求，但缺乏具体指标，系统间在行业资格、实践经验、技术开发与实践教学等方面评审要求各异。
其二，实践经验要求淡化。
“双师型”教师可谓高职教师的代名词，其素质要求“侧重于教学与实践的整合”，是指既具有教师资格，又具有技术职称（或行业职业资格证书）或丰富实践经历的校内专任教师和校内兼课人员。
除湖南、黑龙江、宁夏、山西、重庆等地外鲜有地区提及“双师”的对应要求，湖南、黑龙江等7地规定各类技术职称的必要性，而对于专任教师一线生产实践的最低要求普遍在4~6个月左右，达到1~2年的只有山东，一些地区社会实践经验甚至可以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社团活动指导的经历替代。
其三，重视实践教学的绩效评价，实践教学培训、实践教学任务的要求偏低。
许多地区将教师专业技能竞赛或评比中获奖、组织学生竞赛获奖、主持参与横向课题、获得发明专利及其应用效果等作为评价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指标，这种做法有失偏颇。
国外教师评价制度不仅在于对教师进行测量和评估，还期望通过评价促进教师的成长和发展。
绩效只是教师专业表现，并不能用以评价教师实践教学水平。
加之实践经历的先天不足，高职教师定期接受实践教学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政策层面仅安徽、广东、广西、江苏、内蒙古、宁夏、新疆、重庆等地明确提出继续教育的硬性要求。
同时，除广东、黑龙江、重庆等地外，教师授课条件中鲜有实践教学、实践实训课程的任务要求。
而当多数地区将这些实践教学绩效评价作为论文、课题、奖励等科研绩效的替代项时，它本身所具有的评价实践教学能力和水平的功用随之会大打折扣。
四、 评价模式与权限的差异“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校享有评聘教师的自主权，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根据学校所承担的教学、科学研究等任务的需要设置”，“教师经评定具备任职条件的，由高等学校按照教师职务的职责、条件和任期聘任”。
目前，除教育部认定的有自主评定各级教师职务的重点大学外，许多地区将评聘教师权力下放到地方院校。
随着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院系、教师群体在教师职称评价中的话语权不断扩大，评价指标更能体现教师工作内容和性质的差异。
高职院校的改革正与本科院校同步进行，北京、福建、湖南、上海、四川、浙江等地已经走在前列，普遍实行以分类评价为代表的评价模式改革，具体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分类评审。
即参照普通本科的类别，根据教师承担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任务倾向划分教师类型。
如浙江高职院校教师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和社会服务推广型等类别进行评价。
二是分层评审。
即根据院校办学层级确定不同职称评审条件。
如陕西将院校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校、省属本科院校、高职等类分别制订职称评定条件，而高职类院校的各类标准明显低于其他院校。
三是分课程任务评审。
该评价模式一般按公共课、专业课类限定教师任职条件。
前者以教学型为主，重点考查教学论文、教学研究及奖励等方面的业绩；后者侧重专业实践教学、技术转化成果及社会效益的表现。
天津的教授则细分出理工农医、文史财经和公共基础三类。
四是分科（分专业）评审。
该评价模式按照普通文科、理工科、艺术、体育类分别进行评审。
一般文科论文数量多但级别相对低，理工科项目要求高；艺术与体育类的教学工作、论文、研究项目与获奖等要求有所降低，但更侧重学生获奖、产品开发与设计等实践业绩。
评价模式的变化同样影响着系统与院校间的评价权力格局。
一是在系统的权力及其运行方面，主要通过结构总量控制法间接约束评审指标。
系统将评审权交给院校，进而提出基本任职条件、教师总量和结构比例方面的限制条件，院校据此确定各类教师职称的任职条件。
如云南提出，教育厅直管学校（单位）不实行“评聘分开”，职称评聘须严格在核定的岗位数额内进行，同时也在探索给予部分高校职称评审权力。
二是个体院校层面，在获得更大的职称评定权时，聘用教师的弹性随之加大，可自主采取评聘结合或评聘分离等人事制度。
浙江实施各级职务的院校完全自主评聘制度，到2017年教师职称将 3年一轮换，考核不达标就降级。
北京则实行教师聘任制和全员聘用合同制模式，该市已经取消教师职称评审，教师职称不再是终身制。
湖南自2014年开始的制度可谓“委托代理制”，省级设定各职称系统和职级的基本条件，将各类职称评审工作逐步授权或委托少数具有相应职称评审资格的高校代理评审，直至全省院校均能自主评聘教师。
吉林选择部分省属高职高专和技师院校，福建则在全省范围内实施院校自主评审、“评聘结合”的制度。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高职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而非层次，教师评价更应体现出教师实践教学技能和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省级高职系统层面高职教师职称体系改革正与本科院校同步进行，整体上指标体系突出了对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和业绩的评价，但指标设计、评价模式仍有待完善。
现将以上分析结论简单归结如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结论1. 高职教育特色在职称评审条件中得到突显，但部分指标与本科趋同。
许多地区已经制订了专门的高职教师职称评价指标，其中明确限定教师专业实践的表现指标。
一些地区对不同职级高职教师的使命作了系统阐述，具体指标体现出重教学、厚实践的特色，这些明显有别于本科院校。
少数地区在特定指标、讲师与教授职级等方面存在套用本科院校评价体系的现象，科研业绩表现仍是教师晋级的核心指标，高水平学术论文和市厅级以上研究课题仍是职务晋升的必备条件。
由于缺乏公认评价标准，实践教学能力的评价多以定性描述为主，重视实践业绩而忽视必要的实践经验，且实践指标的可替代性较强。
2. 指标体系体现出显著差异性，缺乏相对统一的职务任职标准。
由于国家并未出台专门的高职教师职称标准，高职系统层面因此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时有了更大的政策空间，从只规定基本任职条件，到对不同类型教师各个方面表现的分层评价，系统间的差异非常明显；部分地区任职条件更新滞后，指标脱离当前高职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
换个角度来看，越是经济社会和高职教育发达地区，职称评定条件越高，量化及硬性条件越具体。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高职教师使命表述总体不明，经验成分较多，实际操作过程中更多受制于教师总体职称结构的影响。
这势必会影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标准化建设进程和教育教学质量。
3. 院校个体职称评审的自主权扩大，教师队伍进一步分化。
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发达地区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改革进程明显加快，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在教师职称标准拟定、评价程序实施、人员聘任和制度设计方面的话语权增强。
加之教师分类评价试点和评聘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系统甚至个体院校内部教师群体呈现出分层、分型发展的趋势。
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其副作用是教学科研、理论与实践教学、育人与服务的分离，甚至教学职能的矮化和科研的向上漂移，这对于办学目标和教师职责相对单一的高职院校而言却又是不利的。
2政策建议1. 分类别、分层次制定国家层面高等学校教师任职标准，进一步明确高职教师的职业特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教师职务的具体任职条件由国务院规定”，但高职教师任职资格缺乏国家标准。
结合当前高等教育类型特点，我国应修订完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按学术型、职业型教师工作特点制定研究型大学、一般本科和专科院校教师职务标准；加快制定职业类教师资格标准、技师和高级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建立教师职业技能鉴定题库，保持教师职务标准制度的规范性、针对性、长效性。
2. 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和相关专业建设，建设专业化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我国应根据职业教育发展实际，统筹优化职业技术师范院校、职业技术教育类专业的层次布局、结构布局和功能布局；适当扩大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专业的规模，拓宽专业方向。
高水平师范大学和地方骨干师范院校应深化专业特色建设，成为“双师型”教师的摇篮，支持办学条件较好、职业导向鲜明的院校分专业开展职业技术教育试点。
3. 完善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交流机制，建立健全教师继续教育和实践教学技能提升服务体系。
允许教师通过待岗挂职、在职培训积累实践经历，提升实践教学水平，在职称评审标准中适当增加实践经历、实践教学表现、继续教育培训等内容的刚性要求。
推进高水平大学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鼓励职业院校从企业聘请高技能人才、工程技术人才担任兼职教师，创造条件支持教师赴企业开展技术支持、产品研发、专利服务和员工培训等业务的交流合作。
4. 优化职称评审制度，扩大、优化配置职业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力。
建立国家标准指导、省级统筹规划、院校自主评定的高职教师职称评审制度，逐步扩大院校职称评审的自主权。
要在基本任职条件基础上，做到宁缺毋滥，综合考虑地区、院校内部职务结构，合理控制教师数量和能力结构，优化教师素质结构。
完善职称评审的监督和社会反馈机制，评审指标、流程、结果要及时面向校内外公开，接受政府、教师、相关行业企业的监督。
鲁迅的呐喊写作背景
少年时期鲁迅 青年时期光绪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历辛巳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
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
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
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
家境益艰。
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奋力求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
12月，鲁迅 留日期间(5张) 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南京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
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
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
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
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
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
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
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
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
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
宣统元年（1909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
迷茫困顿宣统元年（1909年）8月，归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宣统二年（1910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写个人的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
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民国六年（1917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14日，乱平即返部。
画家空行道人李振凯先生笔下的鲁迅民国七年（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文坛先声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演讲民国七年（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
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
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8月返京。
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民主战士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
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
避难期间笔耕不辍。
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
12月辞职。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
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
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
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并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
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本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
是年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
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生子，鲁迅为其取名“周海婴”。
年底，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盟主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
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作《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20日，柔石被逮，鲁迅离寓避难。
28日回旧寓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遇战事，在火线中。
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与艾青等人发起“春地美术研究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柔石。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出版。
5月，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6月，集成《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长序。
鲁迅先生葬礼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
2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5月15日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31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
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
10月17日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
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
个人生活编辑家庭成员鲁迅家庭成员(9张)周介孚：鲁迅祖父（1838-1904），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
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后因科场案入狱，使得周家开始走向衰落。
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鲁迅“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61-62] [63-64] 蒋氏：鲁迅祖母（1842-1910），周介孚后妻，周伯宜继母，她逝世时鲁迅亲自为她办理丧事，她性幽默，常给鲁迅讲民间故事，给他以民间文化的启迪，同时她隐忍的性格也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周伯宜：鲁迅父亲（1861—1896），本名周凤仪，字伯宜。
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
后为病魔所缠，他的病使鲁迅饱尝了生活的困顿艰辛。
鲁瑞：鲁迅母亲（1858—1943），她慈祥而刚毅，善良而果敢，思想比较开通，对鲁迅有极大影响。
周作人：鲁迅二弟（1885—1967），原名周遐寿。
现代著名散文家周建人：鲁迅三弟（1888—1984），原名周松寿，生物学家。
周椿寿：鲁迅四弟（1892—1898年），6岁时因发热发烧早逝。
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1878—1947），浙江山阴丁家弄（今绍兴市丁向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
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
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
许广平：鲁迅的爱人（1898—1968），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周海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1929—2011），无线电专家。
情感经历兄弟不和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
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从而也使得这件事越发的扑朔迷离，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可理解的事件。
多年来，研究界对此形成了“经济说”、“失敬说”、“家庭纠纷说”等三种观点。
第一种说法“经济说”认为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过于大手大脚，致使家中往往入不敷出，最后使得兄弟产生罅隙。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鲁迅与信子有私情，导致周氏兄弟不和。
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是周家众人对信子的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的紧张。
就否定“兄弟失和”是由于两人思想上的分歧来说，这三个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除此之外，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三种观点也无法真正说服读者。
[75] 婚姻爱情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或爱情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鲁迅深知一旦休妻，朱安就会遭遇死亡或者非人的遭遇，于是未离婚），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从未有怨言；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即与长期追随自己的番禺许广平同志同居。
鲁迅病逝后，朱安女士到亡故的十余年间，和许广平同志一样，也一直作为鲁迅遗属同社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76] 个人作品编辑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杂文集鲁迅全集 各种版本一览(5张)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免遗珠，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在这些全集中对这些文章总集所取名目颇多，以下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所取名为准。
小说特色《狂人日记》木刻 赵延年 绘(6张)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
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
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
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
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
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
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
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121] 《故事新编》组画(12张)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
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
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
”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
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
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121] [122]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
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
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
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
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123] 杂文特色鲁迅杂文集(5张)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
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
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
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124]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
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
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
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
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
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
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
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
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124]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鲁迅遗物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8张) 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
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
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124]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
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
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酣畅淋漓，气势可观。
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
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124] 散文特色书影(6张)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
《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
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
《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
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
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
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
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125]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
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
《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
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
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
《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126-127] 学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