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拜师会主持词
拜师敬茶礼仪须知跪拜礼：一拜：日月北斗天长地久;二拜，师徒携手 明月九州;三拜，永记师恩，功德千秋。
敬茶：这杯茶吴门师徒是一家，这杯茶技艺超群振华夏，这杯茶艺术人生展才华。
早在3000 多年前的周朝茶已被奉为礼品与贡品。
到两晋、南北朝时，客来敬茶已经成为当时人际交往的社交礼仪。
颜真卿《春夜啜茶联句》中有“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唐代刘贞亮赞美 “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以茶表敬意”， 还能 “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
戒尺.训诫：一敲头，头脑清醒，敬业于群。
二敲肩，永担重担，敢于创新。
三敲身，做事有度，循序渐进。
拜师贴：拜师贴何时开始兴起，以不可考证，只是代代相传;是师徒关系的见证与书面合约“合约”，代表一段师徒情谊的开始。
中国拜师礼仪基本程序主礼人宣布开始，推荐师、见证师、师者、各位嘉宾入席。
徒弟们入席。
徒弟宣读拜帖。
徒弟向老师行大礼并斟茶拜师。
师者为徒弟们颁发证书。
最后感谢师者、推荐师、见证师及现场各位来宾。
旧时学徒拜师礼仪旧时，凡学手艺、学生意、从艺等，必先拜师。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传统的师徒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一入师门，全由师傅管教。
建立如此重大的关系，自然需要隆重的风俗礼仪加以确认和保护。
一般拜师礼仪为四个程序。
一拜祖师、拜行业保护神。
二行拜师礼，一般是师傅、师母坐上座，学徒行三叩首之礼，然后跪献投师帖子。
三师傅训话，宣布门规及赐名等。
训话一般是教育徒弟尊祖守规，勉励徒弟做人要清白，学艺要刻苦等。
四送拜师礼，请师父喝酒。
学徒一般为三年满师，学徒期只发鞋袜钱，没有工资。
平时还得做师傅家什活，吃饭时应给师父筛酒盛饭，师父动筷后方可吃饭，师傅吃好也须放筷。
端午，重阳，过年徒弟要挑节尊师，春节拜岁、结婚见礼，师傅均在父母之前。
出师后，徒弟要办出师酒送上礼金酬谢师傅，并一生保持与师傅礼尚往来。
曲艺界收徒拜师传统仪式流程
说拜师，得先说祖师爷，这是民间行业立身的根本。
作为现代曲种的相声，其历史不过一百余年，形成于晚清时期，而相声艺人所供奉的祖师爷东方朔却是汉武帝时的大臣。
至今，当人们称赞相声演员技艺精湛时，还都喜欢用“曼倩遗风”四个字（东方朔字曼倩）。
对于现代相声的创始人这个问题，艺人们普遍认为有两个人对相声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他们是张三禄（生卒年无考）和朱绍文（1829-1904）。
张三禄本来是八角鼓演员，后来说相声。
据倪锺之的推断，他改行的时间可能是同治初年或略早一些。
关于张三禄的其他情况，云游客（连阔如）在《江湖丛谈》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当其上明地时，学说逗唱四大技能作艺。
游逛的人士皆欲听其玩艺儿。
张三禄不愿说八角鼓儿，自称其艺为相声。
” 朱绍文原是京剧丑角，曾经改作“什不闲”前脸，表演诙谐，善于抓哏逗笑，后来也改行街头说笑话，艺名“穷不怕”，并开始招收徒弟。
张次溪在《天桥一览》中说他：“虽卖单春，而所唱多说者，全是别开生面……拆笔画、或释字义、或引古人、或引时事，结果必是一个硬包袱儿，令人拍案叫绝。
” 由于缺乏确切的历史资料，所以，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朱绍文是张三禄的弟子，在艺人的传说中，多数只是承认张略早于朱，但并无师承关系之说。
朱绍文因为开业授徒而成为第一代相声艺人，他的徒弟有贫有本、富有根、徐有禄、范有缘四人。
与此同时，一些满清没落贵族子弟沈春和、阿彦涛也说起相声，朱绍文和他们以师兄弟相称。
这样就形成了相声师承谱系的源头的朱、阿、沈三大派。
随后，相声队伍不断扩大，相声也逐渐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
相声艺人拜师的传统程序 相声艺人拜师的传统程序拜师仪式，相声行话又叫“摆知”。
相声艺人，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群体，形成了一整套适合行业发展，维护从业人员利益的习俗惯制。
其中，严密复杂的拜师仪式是相声传承的核心，联结着全体的职业相声艺人。
师承关系如此被重视是源于旧社会艺人的现实生存状况。
作为“下九流”的行业，相声与其他民间表演形式一样被人轻贱，相声艺人的地位也非常低，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常是“撂地”演出，生活朝不保夕。
这样恶劣的条件必然促使从业人员自觉产生维护本行业的心理倾向，既要竞争，提高技艺 ；又要生存，填饱肚子。
这必然就产生了对没有门户的演员的排挤，对行内人的照顾。
想要学相声必须正式拜师，没有师承门户的是不被同行的承认，即使家族内有人说相声，是行内人，也必须另行拜师，成为不变的规矩，这样的例子也非常多。
相声艺人拜师举行仪式要有引师、保师和代师，引师就是介绍入师门的人，保师是师徒双方的保证人，代师是代替师父授业的，通常都是师父一辈的艺人。
保师也可以由外人来担任。
传统的拜师后学艺时间称为“三年零一节”，业满出师。
到时候，还要举行谢师仪式。
另外，举行拜师仪式按规矩必须请说评书的、唱单弦的、变戏法的艺人参加，据说因为相声这行业在初创时期，在艺术上借用了这三个行业的很多东西。
相声艺人每一代还设立门长的大师兄主要管理相声门内部的事务，有一定的权威性。
拜师又分为叩门、授业和代拉子三种形式。
新旧拜师仪式比较 关于拜师仪式的详情历史上的记述并不多。
在这里，笔者选取传统的马三立拜师仪式和现代的李伯祥收徒及众弟子谢师仪式作为比较对象，两个拜师仪式年代相隔久远相差近八十年，对比十分强烈，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详细比较见列表 ： 通过对列表的分析，可以看出新旧仪式有同有异，对比非常明显。
清晰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相声艺人的生活情况和相声艺术的生存状况。
从整体来看，作为门规的拜师仪式基本程序没有变化，只是根据时代需要发生一些变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仪式选择的地点一般是在饭店和多有曲艺表演的场所，因为这些地方为艺人所熟识。
作为仪式当然要有司仪，旧时的司仪由保师担任（不知是否普遍），新仪式有专门的主持人，但也是业内人士。
第二，介绍参加仪式的宾客一般由主持人负责，按照来宾的身份、行业、长幼等规矩逐一介绍。
新仪式中的来宾身份更加多元，不再是以往的只有曲艺圈内的人参加，因为曲艺从撂地的草根表演成为舞台艺术，艺人也成为艺术家，进入了娱乐圈，所以有许多影视界的明星也到场祝贺。
同时，这种行内仪式也突破了以往的封闭而面向媒体开放，新时期的拜师仪式更像是一次“大聚会”。
适当的宣传也是对现在相声不景气的一种回应。
同时，主办方由以往的相声界内部组织变为各地方的曲艺家协会，并且有了承办方，使拜师仪式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
建国后曲艺家协会的成立使得艺人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能够更专心地提高艺术水平。
第三，仪式一开始的焚香拜祖师的习俗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或许是门长赵心敏的去世，在李伯祥收徒仪式上，这个环节换成了照片揭幕仪式，由常宝霆和张永熙两位老艺人为李洁尘和赵佩茹的照片揭幕，李洁尘是李伯祥的父亲，赵佩茹是李伯祥的师父，这里的独具匠心很有深意，目的是让弟子传承相声艺术的同时也要继承老艺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情操。
赵佩茹早年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光荣负伤，他的搭档、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则不幸牺牲。
从祭拜祖师到怀念师父和父亲，相声拜师仪式经过七十多年的变迁显示出新时代的新风俗。
第四，保留了引师、保师、代师。
这是相声行业特有的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同时传统礼仪中的拜师行大礼也有保留，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师重道。
在新仪式中增加了献花和互赠礼物，体现人文关怀和改善旧时师徒关系的新理念。
第五，师父训话作为传统，体现师道尊严。
在新仪式中增加了徒弟的代表讲话，师徒地位等级的融和化。
在传统仪式上，弟子是没有发言的机会的，而是顶着“小贴”聆听师父的训导，首先感受到艺术承传者的使命感，是一种过渡礼仪所必有的庄重。
在马三立的拜师仪式上门长玉德隆是严厉的训话，而现代李伯祥收徒仪式上弟子的发言表态体现了新社会新的师徒关系，不再是以往的等级森严。
相声行业拜师习俗传承的一百多年，是中国社会变迁最剧烈的百年，随着时代的进步，风俗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归根结底，师承是作艺的资格，艺术是生存的资本，而繁复的拜师程序正是作艺艰辛的开始与缩影。
相声界拜师的过程 拜师仪式举行的时间、地点，一般都是由师父定的。
时间要么与师父的生日重合，要么就是另外的喜庆吉利的日子，地点一般都在饭庄，当然也有在家里的。
如果是在饭庄，仪式一般在上午八、九点开始，中午一、二点结束。
如果是在家里，一般就在晚上进行了。
很明显，前者的声势要相对大得多。
究竟怎么办，要根据师徒双方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并无完全确定模式。
以前在举行拜师仪式时，师父或者师母要将本行当的道具赐给徒弟一套，如说书艺人用的醒木、手巾、扇子，说相声用的装白沙子的布袋。
当然，有的是徒弟自己就准备好了的，也有的说是道具是徒弟出师时由师父赐予。
解放后50年尚有如此琐细、完整的仪式，我们可以推想清末民初拜师仪式的大体情况。
拜师仪式中，听家门大义，读拜师帖，听引保代诸师的训示和庄重的焚香叩首都是对徒弟一个不断重构和再塑造的过程。
正如刘树江所说，以往的拜师仪式要比这严肃复杂的多，这尤其体现在拜师帖的内容上。
拜师帖又称门生帖、写字或字据，常见格式如下： “师道大矣哉，入门授业投一技所能，乃系温饱养家之策，历代相传，礼节隆重。
今有XXX(师赐艺名XXX)情愿拜于XXX门下，受业学演XX。
X年期满，谢师效力X年。
课艺期间，收入归师，吃穿由师供给。
自后虽分师徒，谊同父子，对于师门，当知恭敬。
身受训诲，没齿难忘。
情出本心，绝无反悔。
空口无凭，谨据此字，以昭郑重。
”下面是艺徒签字画押，引保代师签字画押。
X年X月X日立。
有的还写有“死路生理，天灾人祸，车轧马踏，投河觅井，悬梁自尽，各听天命，与师无涉。
中途辍学，赔偿X年膳费”。
现在还能看到的1949年6月佟大方的拜师帖就是活的证据。
可见，拜师字据一般都说明了拜师学艺的正当性，规定了授业内容、学艺期限、收入分配方法及应负担的责任，承认了师父的绝对权威。
同时，也隐示了师徒之间既如父子、又如主仆的复杂关系。
而含有“投河觅井、悬梁上吊，各听天命，与师无涉”之类字句的拜师字据更近似于被卖身到妓院作妓女的卖身契。
有了这样的字据，究竟是因何原因，徒弟觅死，与师无涉，师父可置身事外。
而对把自己幼子／女送去学艺的父母来说，究竟孩子将来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对于尚是幼童的徒弟来说，或许他已知晓学艺的辛酸，但多数是把希望寄予在将来有一天，能像师父那样挣钱就行了。
另外按关学曾的回忆，在正式拜师仪式举行之前，要把字据先写好，在“写字”时，引保代师都得在场，当徒弟的要先给这些师父一一磕头。
字据是徒弟和师父关系的重要凭证，所以师父把字据看得非常重。
如果徒弟要回字据或者师父将字据归还徒弟，就意味着师徒关系的终结。
在街头艺人这个另类社会中，字据就好像是主体社会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有明显的约束力，而且在街头艺人中，字据具有多重的文化内涵。
因为每一位艺人自己的字据规定了每一位艺人的辈份乃至于名字，字据既是自己身份的标志象征，又表明了与其他艺人的关系和自己在一个行当中所处的位置，所以字据的习惯性约束力无疑强化了街头艺人之间的整合与链条关系。
字据既是街头艺人自我强化与认同的手段，同时也成为这种认同与强化的标志。
如果师父这个人本身比较好，或者徒弟与师父之间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那么拜师仪式与字据要相对平和的多。
比如“三蘑菇”常宝霆(相声艺人常连安的三儿子)拜郭荣起为师时，同时还有杜三宝也拜郭荣起为师，因为郭荣起的妻子就是三蘑菇的姨(应为姑，疑原文有误)——相声艺人常连安的老妹妹，再加之杜三宝的父母(父亲杜茂田是弦师，母亲筱月楼是二三十年代有名的说唱艺人)与郭荣起的关系特别亲近，是多年的老关系，所以这次拜师仪式是在相当轻松的气氛下进行的。
另外，也有师父向徒弟的父母许诺的情况，比如说保证徒弟将来能学到什么程度，将来每天可以挣回多少钱来。
关学曾拜常德山为师时，常德山就向关的父母许诺保证这孩子将来每天能拿回一个大洋来。
如果徒弟家特别的贫穷，或本身就是孤儿，再加上年龄、亲属关系等方面的原因，拜师的仪式会出现许多变通方式。
拜师仪式: 主礼人宣布开始 1.向各行业的祖师行礼 2.徒弟向师傅行礼 3.家长代表宣读拜师帖 4.师徒双方互表拜师心意 5.徒弟斟茶拜师 6.师父宣读收徒帖 7.师傅给徒弟一件信物
相声祖师爷训，相声拜师誓词
相声界公认的“开山祖师”叫朱绍文（也作“朱少文”），绰号叫做“穷不怕”。
可是确切地说，朱绍文之前已经有人在用后来的这种“相声”的形式在谋生了，比如朱的老师张三禄。
相声艺人拜师的传统程序 相声艺人拜师的传统程序拜师仪式，相声行话又叫“摆知”。
相声艺人，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群体，形成了一整套适合行业发展，维护从业人员利益的习俗惯制。
其中，严密复杂的拜师仪式是相声传承的核心，联结着全体的职业相声艺人。
师承关系如此被重视是源于旧社会艺人的现实生存状况。
作为“下九流”的行业，相声与其他民间表演形式一样被人轻贱，相声艺人的地位也非常低，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常是“撂地”演出，生活朝不保夕。
这样恶劣的条件必然促使从业人员自觉产生维护本行业的心理倾向，既要竞争，提高技艺 ；又要生存，填饱肚子。
这必然就产生了对没有门户的演员的排挤，对行内人的照顾。
想要学相声必须正式拜师，没有师承门户的是不被同行的承认，即使家族内有人说相声，是行内人，也必须另行拜师，成为不变的规矩，这样的例子也非常多。
相声艺人拜师举行仪式要有引师、保师和代师，引师就是介绍入师门的人，保师是师徒双方的保证人，代师是代替师父授业的，通常都是师父一辈的艺人。
保师也可以由外人来担任。
传统的拜师后学艺时间称为“三年零一节”，业满出师。
到时候，还要举行谢师仪式。
另外，举行拜师仪式按规矩必须请说评书的、唱单弦的、变戏法的艺人参加，据说因为相声这行业在初创时期，在艺术上借用了这三个行业的很多东西。
相声艺人每一代还设立门长的大师兄主要管理相声门内部的事务，有一定的权威性。
拜师又分为叩门、授业和代拉子三种形式。
新旧拜师仪式比较 关于拜师仪式的详情历史上的记述并不多。
在这里，笔者选取传统的马三立拜师仪式和现代的李伯祥收徒及众弟子谢师仪式作为比较对象，两个拜师仪式年代相隔久远相差近八十年，对比十分强烈，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详细比较见列表 ： 通过对列表的分析，可以看出新旧仪式有同有异，对比非常明显。
清晰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相声艺人的生活情况和相声艺术的生存状况。
从整体来看，作为门规的拜师仪式基本程序没有变化，只是根据时代需要发生一些变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仪式选择的地点一般是在饭店和多有曲艺表演的场所，因为这些地方为艺人所熟识。
作为仪式当然要有司仪，旧时的司仪由保师担任（不知是否普遍），新仪式有专门的主持人，但也是业内人士。
第二，介绍参加仪式的宾客一般由主持人负责，按照来宾的身份、行业、长幼等规矩逐一介绍。
新仪式中的来宾身份更加多元，不再是以往的只有曲艺圈内的人参加，因为曲艺从撂地的草根表演成为舞台艺术，艺人也成为艺术家，进入了娱乐圈，所以有许多影视界的明星也到场祝贺。
同时，这种行内仪式也突破了以往的封闭而面向媒体开放，新时期的拜师仪式更像是一次“大聚会”。
适当的宣传也是对现在相声不景气的一种回应。
同时，主办方由以往的相声界内部组织变为各地方的曲艺家协会，并且有了承办方，使拜师仪式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
建国后曲艺家协会的成立使得艺人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能够更专心地提高艺术水平。
第三，仪式一开始的焚香拜祖师的习俗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或许是门长赵心敏的去世，在李伯祥收徒仪式上，这个环节换成了照片揭幕仪式，由常宝霆和张永熙两位老艺人为李洁尘和赵佩茹的照片揭幕，李洁尘是李伯祥的父亲，赵佩茹是李伯祥的师父，这里的独具匠心很有深意，目的是让弟子传承相声艺术的同时也要继承老艺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情操。
赵佩茹早年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光荣负伤，他的搭档、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则不幸牺牲。
从祭拜祖师到怀念师父和父亲，相声拜师仪式经过七十多年的变迁显示出新时代的新风俗。
第四，保留了引师、保师、代师。
这是相声行业特有的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同时传统礼仪中的拜师行大礼也有保留，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师重道。
在新仪式中增加了献花和互赠礼物，体现人文关怀和改善旧时师徒关系的新理念。
第五，师父训话作为传统，体现师道尊严。
在新仪式中增加了徒弟的代表讲话，师徒地位等级的融和化。
在传统仪式上，弟子是没有发言的机会的，而是顶着“小贴”聆听师父的训导，首先感受到艺术承传者的使命感，是一种过渡礼仪所必有的庄重。
在马三立的拜师仪式上门长玉德隆是严厉的训话，而现代李伯祥收徒仪式上弟子的发言表态体现了新社会新的师徒关系，不再是以往的等级森严。
相声行业拜师习俗传承的一百多年，是中国社会变迁最剧烈的百年，随着时代的进步，风俗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归根结底，师承是作艺的资格，艺术是生存的资本，而繁复的拜师程序正是作艺艰辛的开始与缩影。
相声界拜师的过程 拜师仪式举行的时间、地点，一般都是由师父定的。
时间要么与师父的生日重合，要么就是另外的喜庆吉利的日子，地点一般都在饭庄，当然也有在家里的。
如果是在饭庄，仪式一般在上午八、九点开始，中午一、二点结束。
如果是在家里，一般就在晚上进行了。
很明显，前者的声势要相对大得多。
究竟怎么办，要根据师徒双方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并无完全确定模式。
以前在举行拜师仪式时，师父或者师母要将本行当的道具赐给徒弟一套，如说书艺人用的醒木、手巾、扇子，说相声用的装白沙子的布袋。
当然，有的是徒弟自己就准备好了的，也有的说是道具是徒弟出师时由师父赐予。
解放后50年尚有如此琐细、完整的仪式，我们可以推想清末民初拜师仪式的大体情况。
拜师仪式中，听家门大义，读拜师帖，听引保代诸师的训示和庄重的焚香叩首都是对徒弟一个不断重构和再塑造的过程。
正如刘树江所说，以往的拜师仪式要比这严肃复杂的多，这尤其体现在拜师帖的内容上。
拜师帖又称门生帖、写字或字据，常见格式如下： “师道大矣哉，入门授业投一技所能，乃系温饱养家之策，历代相传，礼节隆重。
今有XXX(师赐艺名XXX)情愿拜于XXX门下，受业学演XX。
X年期满，谢师效力X年。
课艺期间，收入归师，吃穿由师供给。
自后虽分师徒，谊同父子，对于师门，当知恭敬。
身受训诲，没齿难忘。
情出本心，绝无反悔。
空口无凭，谨据此字，以昭郑重。
”下面是艺徒签字画押，引保代师签字画押。
X年X月X日立。
有的还写有“死路生理，天灾人祸，车轧马踏，投河觅井，悬梁自尽，各听天命，与师无涉。
中途辍学，赔偿X年膳费”。
现在还能看到的1949年6月佟大方的拜师帖就是活的证据。
可见，拜师字据一般都说明了拜师学艺的正当性，规定了授业内容、学艺期限、收入分配方法及应负担的责任，承认了师父的绝对权威。
同时，也隐示了师徒之间既如父子、又如主仆的复杂关系。
而含有“投河觅井、悬梁上吊，各听天命，与师无涉”之类字句的拜师字据更近似于被卖身到妓院作妓女的卖身契。
有了这样的字据，究竟是因何原因，徒弟觅死，与师无涉，师父可置身事外。
而对把自己幼子／女送去学艺的父母来说，究竟孩子将来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对于尚是幼童的徒弟来说，或许他已知晓学艺的辛酸，但多数是把希望寄予在将来有一天，能像师父那样挣钱就行了。
另外按关学曾的回忆，在正式拜师仪式举行之前，要把字据先写好，在“写字”时，引保代师都得在场，当徒弟的要先给这些师父一一磕头。
字据是徒弟和师父关系的重要凭证，所以师父把字据看得非常重。
如果徒弟要回字据或者师父将字据归还徒弟，就意味着师徒关系的终结。
在街头艺人这个另类社会中，字据就好像是主体社会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有明显的约束力，而且在街头艺人中，字据具有多重的文化内涵。
因为每一位艺人自己的字据规定了每一位艺人的辈份乃至于名字，字据既是自己身份的标志象征，又表明了与其他艺人的关系和自己在一个行当中所处的位置，所以字据的习惯性约束力无疑强化了街头艺人之间的整合与链条关系。
字据既是街头艺人自我强化与认同的手段，同时也成为这种认同与强化的标志。
如果师父这个人本身比较好，或者徒弟与师父之间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那么拜师仪式与字据要相对平和的多。
比如“三蘑菇”常宝霆(相声艺人常连安的三儿子)拜郭荣起为师时，同时还有杜三宝也拜郭荣起为师，因为郭荣起的妻子就是三蘑菇的姨(应为姑，疑原文有误)——相声艺人常连安的老妹妹，再加之杜三宝的父母(父亲杜茂田是弦师，母亲筱月楼是二三十年代有名的说唱艺人)与郭荣起的关系特别亲近，是多年的老关系，所以这次拜师仪式是在相当轻松的气氛下进行的。
另外，也有师父向徒弟的父母许诺的情况，比如说保证徒弟将来能学到什么程度，将来每天可以挣回多少钱来。
关学曾拜常德山为师时，常德山就向关的父母许诺保证这孩子将来每天能拿回一个大洋来。
如果徒弟家特别的贫穷，或本身就是孤儿，再加上年龄、亲属关系等方面的原因，拜师的仪式会出现许多变通方式。
拜师仪式: 主礼人宣布开始 1.向各行业的祖师行礼 2.徒弟向师傅行礼 3.家长代表宣读拜师帖 4.师徒双方互表拜师心意 5.徒弟斟茶拜师 6.师父宣读收徒帖 7.师傅给徒弟一件信物
拜师学艺要送什么给师傅
不用 我认为要有个仪式 磕个头 端杯茶敬 要是老师傅很在意这个的 还有就是以后要以师傅相称了 毕恭毕敬
徒弟对师傅说得感谢的话
首先要谢谢师傅一直以来对你的照顾，说你以后会继续努力，这样师傅会更高兴，如果喝酒的话就说一些实在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你还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好然后让师傅指点你下
官学中断,私学独兴出于哪个历史
一、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私学——源于家教，受益军训。
早在春秋时期的教育史籍文献，就记载了私学兴起的有关情况。
《礼记·内则》记述了西周时期贵族家庭教育的一些基本准则：“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
男鞶革，女鞶丝。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户门，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
九年，教之数日。
”家庭教育从幼儿基本的生活技能和生活习惯入手，随着年龄的增长，教以基本的礼仪。
从7岁开始，便进行男女有别的教育，男治外，女理内。
由生儿育女的家庭结构和启蒙教育的起源分析，家庭和家庭教育应是私学的发源地。
家庭教育方式的职业化、教学内容的专业化以及组织形式的规模化，是私学的最早雏形。
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通常尽管以私学的形式出现，但也是为未来入官学、奔仕途打基础，做准备的。
因此，此时的家庭教育具有明显的规划性和教育目标上的倾向性，是整个社会教育的一个基础性环节。
另据史书记载，“师”在远古时是军官和军队建制的称号，“大师”是最高一级军官，“师氏”是高级军官。
至今，军队中“师”仍然是较高级别的建制，成语中还有“兴师动众”一词。
以“师”和某军官的姓氏连起来称呼，就是“师某”或“某师”，表示这个人有权势，有威望。
西周时担任朝廷警卫的高级军官，“大师”、“师氏”等，在履行军警职责的同时，还要负责王廷贵族子孙的教育，教文习武往往是穿插进行的。
久而久之，“师”就由军队职称转为教育职称。
教育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后，“教师”便成了教书育人者的职业称谓了。
( ) 私学兴起的历史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当时士阶层的变化与教育的新需求，改变了“学术官守”和“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
尤其是在由西周走向春秋的社会大变革中，原有的一些贵族阶层逐渐没落，士阶层在不断壮大。
没落贵族具有“六艺”等文化知识，便成了求职谋生的一种技能，能在文事方面为统治者和贵族提供所需的服务，可充当官吏等。
同时，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私学的发展开辟了相应的市场。
其次，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养士成风。
大批的自由民向往加入士阶层，学习文化，就成为改变身份、实现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没落的贵族官学已不可能培养士，它那传统的六艺教育也不能适应新时期培养士的要求，能适应这种社会新需要的，就是新的教育组织机构——私学。
创办私学，开展私学讲学活动，专门训练士的大师先后出现。
‘学在四夷’说明春秋末叶私学已存在于四方各地”[1]。
( ) 春秋私学的兴起，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教育基础。
“春秋时期私学所以兴盛，就在于它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扶植”[2]。
首先是适应了当时政治变革的需求。
割据的各列强统治集团亟需一批具有新思维，掌握新文化的文士为他们的集团利益服务，官学已不能担当此历史重任，私学便应用而生。
各种学派的出现，既丰富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内涵，拓宽了教育途径，创新了教育方法和手段，又为维护各统治集团或贵族阶层的利益，培养了所需的人才；同时，为士阶层向统治者们宣传各自的主张，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搭建了桥梁，提供了舞台。
他们也借此逐步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
私学的蓬勃发展，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传统，文化开始通过广泛的私学形式传播于民间。
私学逐渐形成了自由办学、学术自由的新风尚，形成了以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孔丘等为代表的私学教育家和学术思想流派。
私学的规模和影响力也日益壮 究竟是谁首创了中国私学，至今众说纷纭。
单从私学教育成就以及对后世教育思想、教育文化和教育行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讲，孔子是中国私学和私学理论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这一点能为历代大多数学者以及教育界人士所接受。
“私学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到孔丘创办私学时，私学已有初步发展，孔丘曾到各个私学去游学，他的学问也是得之于私学。
《论语》中子贡赞扬孔丘‘学无常师’，说明在孔丘办私学之前，已经有人以私学的资格在传授文化知识了”[3]。
( ) 也有人提出《论语》在私学里产生，同时也是私学精神的源头的观点[4]。
私学在孔子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得到了蓬勃发展，培养了一批来自平民阶层的有识之士和文化教育人才，为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 ) 二、战国时期的私学——诸侯争雄，乱世繁荣。
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这250余年间，社会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七雄”争霸，秦始皇最终兼并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
在这场群雄逐鹿、争霸世界的博弈中，一方面，各统治集团之间对有识之士的迫切需求，刺激着私学的蓬勃发展；另方面，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开辟了更为宽广的舞台和空间。
在战国私学发展中，有多少家私学就产生出多少个学派，但对后世教育影响较大的有儒、墨、道、法四大家私学。
到了战国末期，军事政治斗争的惨烈加剧，“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的声价越来越高，养士的风气日增，私学更加盛行。
( ) 战国私学便是在这种纷繁的历史背景下自由蔓延、繁荣昌盛的。
它的繁荣，开创了中国教育历史上一个空前的辉煌时期。
养士之风的盛行，反映在政治军事上是诸侯国之间争雄加剧，对治国人才的渴求。
“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5]。
便是当时统治集团对人才需求的真实写照。
而在一国之内，求士又引起公室与私门之间对士人的激烈争夺。
“各国执政者竞相养士，使士成为一种受人青睐的职业，于是，士就成了人们择业的对象，人们竞相学习做士，形成一股社会风气”[6]。
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竞相养士，有的养士多达几千人。
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
士中多优秀人物，颇受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
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十分宽松的教书育人的人才成长环境。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社会现实，使士阶层与各统治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自由的离合关系，合则留，不合则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公室不留我去私室，私室不留我远走他国。
诸侯各国对人才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私学的发展，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打好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各种学术流派之间的争鸣，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创新和文化观念的开放。
历史上的诸子百家争鸣，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
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大多采取宽松的政策。
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宽待士阶层，允许他们言论和学术自由。
这就为他们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也是战国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私学的发展，到战国时，可谓盛极一时。
其时，私学大都由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来主持，因此私学又带有思想中心的性质。
于是思想理论上的创造与办私学互为条件，互相促进。
一旦思想理论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社会影响便会传播，生徒就越多；而生徒越多，越能扩大影响，促进思想理论的深化，私学成为社会上思想最活跃的地方”[7]。
( ) 战国的私学，已初步建立起中国古代教育的科学体系。
积极探索教育的作用、目的、内容和方法，为后世教育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宝藏。
以墨家私学为例，墨家学派认为，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8]的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举措，就是推行教育，“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9]。
教育的作用在于教化人性。
在墨子看来，人性不是先天所成，天生的人性如同待染的素丝，放进什么颜色的染缸里，就会染成什么颜色；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
提倡从人性的平等出发，认识教育的作用，“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
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实现“兼相爱，交相利”这一理想的贤士，通过他们来实现仁政德治，改变那种用人以亲、以势、以财，而不问贤能与否的腐败政治和社会不合理现象。
在教育的内容方面，把政治和道德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注重科学和技术教育，使自然科学教育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涉及到数学、光学、声学、力学以及心理学等多个学科。
把文史教育作为私学的重要内容，强调博学多艺。
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包括认知能力和思想方法的教育、形式逻辑的教育等。
锻炼和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善于辩论，通过辩论说服他人，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张。
在教育教学方法上，积极探索出了“虽不扣必鸣”的“主动”方法；“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的“创造”方法；“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的“实践”方法和“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的“量力”方法。
这些都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教育指导意义。
( ) 战国首开了“官办民主（主持、管理）”的办学先例，开辟了一代民主办教育的先河。
在公元前370——前360之间，齐桓公当政时期，齐国兴办了一所闻名教育史册的著名学府——稽下学宫。
稽下学宫既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也是官学私办的成功典范。
稽下学宫存续了大约150年，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关于稽下学宫，史书多有记述，这里仅从教育管理的角度进行一些办学特色方面的探讨。
稽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官办私主”的高等学校。
学宫是由养士制度发展转化的教育机构，由于它是官方出资举办的学校，始终保持了养士、用士的政治特色。
这充分表明了学宫的官办性质。
但它又始终保持了尊重士人治学，不加干预的传统；教学和学术活动，由各家各派自主，官方不予限制。
采取的是私学的教育管理形式，容纳百家，学术自由。
“它是一所由官家操办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带有官办私学的性质”[10]。
“稽下学宫的出现意味着先秦士阶层发展的登峰造极，也表现了养士之风的制度化。
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稽下学宫与之前的官学、与同时代的一般私学、与以后时代的官、私学校相比，都显得独具特色”[11]。
( ) 三、秦汉时期的私学——秦火未尽，汉风又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
秦朝的教育，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君主集权统治为中心，主要采取了统一文字、吏师制度和禁止私学等措施。
当时社会处在百家争鸣时期，私学空前繁荣，学术思想十分活跃。
统治集团内部敏锐地察觉到，思想和学术观点的不统一、不一致，直接影响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郡县制的推行，也威胁着新兴的秦王朝的统治。
于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传播各种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的私学，便采取残酷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
最为典型的事例是焚书坑儒。
李斯本是一个楚国的读书人，为施展政治抱负，到齐国的稽下学宫跟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后，满腔热忱要为齐国成就霸业献计献策，无奈齐王胸无大志，便别师离乡来到秦国。
入秦前，他的老师荀子问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
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
故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12]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和重用。
在秦国下令驱逐各国来长安的宾客时，他及时上奏《谏逐客书》，阻止秦王政下令驱逐六国客卿，劝说秦王政伐诸侯，灭六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
李斯作为秦朝的开国丞相，极力主张废除私学。
( ) 秦朝既首创了中国统一的集权封建专制国家的历史先河，也首演了中国教育史上以政治手段干涉、禁止、取缔和摧残私学的历史悲剧。
在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两个历史事件上。
一是“焚书”。
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竟相称颂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丰功伟绩，齐国出身的博士淳于越却不合时宜地向秦始皇建议，像周朝那样，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
李斯当场反驳淳于越，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禁之便。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13]于是，秦始皇颁布法令规定，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
还规定教育要“以吏为师”。
李斯从中借题发挥，酿成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针对教育文化浩劫。
二是坑儒。
在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再次下令，将聚集在咸阳城内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坑儒”事件。
始皇长子扶苏对此大为不满，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令扶苏离开咸阳，到上郡蒙恬的部队去担任监军。
焚书坑儒事件表面上是由一些偶然事端引起，实则是秦王朝一贯奉行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的必然结果。
禁私学，正是这一政策在教育领域里的进一步贯彻执行。
同时，秦实行了一套由官吏治学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私学的禁止和‘吏师制度’的执行，必然会使教育上出现一种法律之外无学，官吏之外无 汉朝建立后，总结秦朝在轰轰烈烈兼并六国后，又迅速土崩瓦解的亡国历史教训，对文化教育政策实行了适应性改革，解除了教育方面的禁令，允许开办私学。
这是由于汉朝建国伊始，政局不稳，官学未立，私学乘势发展，实际上承担起了培养人才、传播文化、发展学术的任务。
私学活动不仅没有受到汉朝统治者的干预，而且相应地恢复了秦以前士阶层在社会上受到的礼遇；朝廷也接连不断地发布求贤诏书，私学在这种无声的政策鼓励下得到了恢复发展，学派林立，学术活跃。
儒家学说开始恢复传播，法家、刑名之学等各家学说也同样受到朝廷的重视。
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私学大师们拜师求学。
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其他学术流派所以能存续下来，应归功于私学。
官府所立的太学和郡国学校教育，主要以儒家的“五经”为主，死守章句，鲜有创新，相互诘难，排除异己。
而民间私学较少思想束缚，其教育内容呈现出诸家并存、异象纷呈的局面，所开课程不但讲解今文经，同时也传授古文经，而且黄老、法律、诗文、乐府、天文、历算、图纬等无所不教，门下弟子也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15]。
( ) 中国正规的学校教育（其中包括官学和私学）起始于汉代。
汉朝实行的是一种官学与私学并举的教育办学体制。
汉代的官学，除了官办的特征十分明显之外，官治的管理体制也很正规，与私学具有明显的区别。
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
中央官学有太学、鸿都门学和宫邸学；地方官学有郡国学、县道邑（校）、乡（痒）和聚（序）。
私学分为书馆和经馆两种。
私学中的书馆和经馆，在办学层次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书馆也称书舍，主要从事最基本的识字和书法教育，循序渐进地讲授一些儒学内容。
书馆里还根据学生的情况，因人而异地开展个别教学，重视口授和背诵。
完成书馆学业的学生，有少部分人可进入地方官学或者直接进入太学升造，还有一部分进入更高一级的私学——经馆从事专经学习，大部分则中断学业，就业劳动。
经馆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其中名气较大的可与太学媲美。
著名的私学大师董仲舒、王充、郑玄等便出自这个时代。
由于朝廷实行官私并举的教育政策，私学自由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办学的规模和接受教育的普遍程度，一度超过了官学。
一所私学常常拥有成百上千的弟子，受场所限制，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进行面授。
其中的弟子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及门弟子”，也称为“授业弟子”，大多是些高材生，可直接聆听私学大师的教诲，和老师一起辩论经义，交流学术；另一种是“著录弟子”，他们慕名而来，登门拜师，得到老师的承认后，在需要的时候求教。
郑玄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拜马融为师，虽在其门下，但“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16]。
“汉朝私学教育不仅承担了绝大部分基础教育的任务，就私学的高级阶段而言，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教育效果和官学相比也难分上下。
汉朝的经馆实际上是后代书院的历史渊源”[17]。
( )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士人经术，游学成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呈现繁荣局 游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教学方式转变的一个显著特点。
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非常重视游学对人格养成和知识形成的重要作用，孔子就是最早的游学大师，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讲学，既增进了学识，开阔了眼界，也为各诸侯国传播了文化，交流了学术。
游学之风自孔子时代开始，流行于秦汉，兴盛于魏晋。
据有人对《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文献记载进行统计，这个时期有名的游学者为47人。
其教学特点是：一是游学者多以追求通晓经术为教育目的[18]。
到魏晋时期，士人的游学目的由通晓经术逐渐转变成了主要以交接名士，从而达到获得社会地位及名誉的目的。
很多士人就是依靠这种手段成为名人，并登上了政治舞台。
二是游学地点的变化，由长安－洛阳，转为各郡县。
汉代，教育文化中心在京师，长安和洛阳先后都曾是中央太学所在地，初期士人游学大都集中在这些地方。
到了魏晋时，各地的士人，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
经过党锢之变，名士们开始厌倦政治，回到自己的故里，或游学，或办私学[19]。
( ) 五、隋唐时期的私学——官私并举，人文荟萃。
隋唐时期，多变的文化教育政策和统治者个人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了教育的发展方向。
隋唐把我国学校教育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学校种类齐全、管理规范、生徒众多，都是空前的。
隋朝所设立的国子寺，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教育部，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教育行政主管机构。
官学是这个时期教育的主流。
中央官学在国子寺的领导下，开设了“六学一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广文馆。
这些学馆，主要是为培养品级以上文武官员和贵族子孙，是历史上最早的“重点学校”。
由此不难看出，举办“重点学校”，是自隋唐以来的官学遗风。
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感悟出教育特权为何盛行至今的悠久历史渊源。
( ) 隋唐官学的发达，教育制度的完备，不但没有妨碍私学的发展，而且官私相互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完备的教育办学体系。
这个时期由于朝廷对教育的重视，尤其是官学的长足发展，使人们产生了私学不发达的错觉。
其实，这一时期私学也相应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社会上每一种专门学术都有私学在传授。
比如王通的家学，往来授业者近千人，培养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人才。
还有王孝绪、何妥、房晖远等硕学鸿儒都曾设立私学，授业于生徒。
唐朝在大力举办官学的同时，明文鼓励私人办学。
私学和家学作为早期教育的主要形式，在唐朝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许多名流学者，在居官理政的同时，招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
唐朝的家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历史延续下来的平民百姓自己的家庭教育形式，属于私学范畴；还有一种是朝廷为加强对高官贵族子孙的科举教育，派专门的官师在其家庭中进行的官学性质的教育。
唐朝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产生过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这与他们早期接受的私学教育具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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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精彩看点 群星闪耀宗师传奇 导演赞甄子丹比第一集更“叶问” 功夫巨制《叶问2：宗师传奇》依旧由叶伟信执导，黄百鸣监制，除原班人马甄子丹、熊黛林外，洪金宝、黄晓明亦加盟主演，任达华、樊少皇、郑则仕等也有客串演出。
当年为出演《叶问》，耍惯了拳脚的甄子丹第一次穿上长衫，收起杀气，而《叶问》第一集的成功，亦令子丹对角色的揣摩更有信心。
叶伟信透露，甄子丹在拍第二集时更花了很多心思时间，看了很多粤语长片，参考当时50年代说话的语气，一举手一投足，令他更入戏，比第一集演得更自然。
出演叶问之妻张永成的熊黛林在第二集中也遭遇很大挑战，要扮起大肚婆，尽管未曾为人母，可熊黛林扮起孕妇还真有模有样，和在圈中素有模范丈夫之称的甄子丹站在一起，像极恩爱夫妻。
内地当红小生黄晓明饰演的叶问大徒弟黄梁原型是讲手王黄淳梁，不仅是李小龙的授业师兄，也是叶问最厉害的一个徒弟。
性格暴烈的黄梁还引发咏春和洪拳的争斗，才籍此延伸出影片后来的故事。
主演洪金宝亦同时担任武术指导，已经年过六十，但在片中打戏依然全部亲自上阵，身手不减当年。
饰演西洋拳王龙卷风的Darren Shahlavi是一位活跃于亚洲的英国藉动作演员，熟悉多国武术，微妙的是原来在大约二十年前，他与子丹已结下片缘，合照为证。
如今20年过去，二人在银幕上痛快对打，除了感叹到缘份的神奇外，还真感到世界实在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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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一个月的“寻找李小龙”活动启动。
甄子丹表示，很期待和这位从民间寻找到的“李小龙”过过招。
叶问2剧照 《叶问2》中，除叶伟信、甄子丹、洪金宝和熊黛林的原班人马继续并肩合作之外，剧组将根据李小龙与叶问10岁相识、18岁拜师这两段剧情，选出两个年纪的“李小龙”。
导演叶伟信表示，“李小龙”的人选首先考虑形似，然后是神似，再后才是表演基础和武术功底。
在年龄方面，8到12岁、18到22岁的男生都可以报名。
最后，两个年龄段各10名选手将参加7月底在河南卫视《武林风》栏目录制的总决选，届时，叶伟信、黄百鸣、甄子丹以及动作指导兼主演洪金宝都将作为评审嘉宾亲临现场。
放弃暑期档只因世界杯 由导演叶伟信，主演甄子丹、熊黛林等第一集原班人马领衔，并力邀洪金宝、黄晓明等生力军加盟的《叶问2》被视为2010年最受期待的华语电影之一。
影片原定在六、七月间的暑期档公映，但片方上周末却在香港举行记者会宣布提前至4月27日在两岸三地公映。
片方表示，今年暑期恰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这项仅次於奥运会的全球第二大体育盛会必然会对电影市场形成冲击，但威胁有多大不能预测，经过多方讨论，最终决定将上映时间提前，并且保证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同步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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