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材料反映了我国处在哪次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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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开创都有谁比彭真的功劳大
彭真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顽强奋斗，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简介彭真同志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彭真名傅懋恭。
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
彭真幼年时白天随父母下田劳动，夜晚全家纺线，饱尝生活艰辛之苦，曾随祖母愤起反抗恶霸欺压。
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开始读私塾。
1919年，考入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带领同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区）委、一部（区）委、三部（区）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23年，在太原主办以工人为主要学员的成人夜校，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
1924年，参与筹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斗争，并参加领导成立了太原和山西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和各界民众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的斗争，五卅惨案后发动山西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
在石家庄领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
1926年，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先后组织领导了石家庄和天津的纱厂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北平、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河南等省市党的工作）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深入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组织领导天津近郊农民开展反霸护佃斗争，在农民中发展党员。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残，坚贞不屈，组织被捕同志同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少了党的损失。
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
他支持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和纠正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及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5月，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他在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
接着，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聆听了同志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论述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真同志参与部署党在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提出并实施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以及土地、经济、劳动、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他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晋察冀边区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941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
这个汇报受到同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
此后，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4年参加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在延安，他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思想的领导地位，为培养党的领导骨干，为开展敌占区、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总结了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聚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
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东 彭真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在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变化急剧的情况下，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
194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49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从1954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同志负总责。
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建国后十七年中，他作为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成员，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历史变革。
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
北京刚一解放，他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服务。
到1951年，北京市的国民经济就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的经济建设持续突飞猛进，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
他从进城不久就开始抓首都城市规划，1956年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
1958年，他领导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既爱护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强调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犯路线上的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工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
十七年中，他为把首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精心擘划，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给予高度重视。
他强调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学校集中的地方，努力办好这些高等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
他热忱关怀青年的健康成长，连续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勉励他们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同工农相结合，坚决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提出“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的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像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代；并提出要“推陈出新”，对旧戏加以改造，从改造中提高。
他经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听取意见。
他尊重、团结老的知识分子，关心、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1965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真理要受社会实践检验。
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同志把执政党的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认为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
1950年，他把新形势下防止党的腐化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保证党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二靠跟群众密切联系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三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四靠制度、法律和纪律。
他强调，保证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严重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
他要求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
他说：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有多少就说多少，这是共产党的本色。
不要说瞎话，不要掩盖缺点和错误，更不要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
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害死人，是要亡国的；严肃地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 彭真夫妇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关心、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在1979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
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
对自由化思潮必须严重注意。
但不能动摇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决心。
1979年9月彭真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确立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反复强调：要“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马列主义、思想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改革开放“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从总结我国三十多年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不发展商品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搞不活，要从战略上看准这一点，坚决干下去。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全国各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他十分关心经济特区建设，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1987年他到深圳、珠海视察时，指出：特区办得成功，方向对头。
应该允许特区先行试验，大胆改革。
特区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外向型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改革，更加开放，更加搞活。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主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
1954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
接着，又领导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期间，他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
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
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指出：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东西；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这是法律得以遵守、执行的可靠保证；在我们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服从人民意志，三者是统一的。
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对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倾注了大量心血。
早在1951年，他就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一不要失职，二不要越权；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在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统一思想，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要不断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使它的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彭真同志长期分管新中国政法战线的工作。
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建立和健全政法战线的机构、制度和队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为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恢复、健全、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殚精竭虑。
1980年，他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
他确定了“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从而保证了“两案”审判的巨大成功。
他总结政法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队伍建设作了全面论述，提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的犯罪，坚决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障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对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则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他们；政法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反对和克服神秘主义；必须大力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彭真同志代表党和国家，会见过许多国家的朋友和同志，出访过许多国家，多次参加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会议和会谈。
在外事活动中，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为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8年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仍然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改革开彭真同志与李鹏合影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评价1992年初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他说：小平同志讲，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
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两手抓。
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要坚持改革开放，一直到共产主义。
近十年来，彭真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以全部的精力读书、看报、阅读文件，外出调查研究，关心国有企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党的建设，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国际的风云变幻。
由于疲劳过度，1991年4月和1992年9月先后两次突患重病。
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两次战胜病魔，创造了奇迹。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关心彭真同志，他也认真地向中央提出建议，坚决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党的十四大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1991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彭真文选》。
他的《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三本文集也已先后出版。
[1] 2贡献彭真同志早年在太原求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 1949年，彭真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矢志不移，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革命时期，彭真同志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山西开展国共合作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作为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后，他参加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
一九三八年后，他和聂荣臻同志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他到中央工作，参加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参加七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担任领导工作，执行中共中央和同志作出的战略决策，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为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和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竭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长期担任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工作，为首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不犯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直接听取意见。
他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强调要在学术界、文艺界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他一贯提倡和坚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探索革命和建设规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但他在逆境中 彭真和周恩来同志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的进行，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各地考察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祖国大地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具有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他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为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努力，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长期分管政法工作，为推动政法战线制度和队伍的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代表党和国家，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外事活动。
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非常关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工作。
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母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永远在车间里，在田野上。
这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辞海里有几个字
辞海 辞海 《辞海》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
煌煌巨著《辞海》是一个世纪、几代学人千锤百炼的结晶。
《辞海》最早的策划、启动始于1915年。
时中华书局主持人陆费伯鸿先生决心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其宏博气势，令人钦敬。
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
老《辞海》自1915年秋启动后，至1928年止，时作时辍。
1928年起专聘舒新城先生担任《辞海》主编，终于在1936年正式出版了《辞海》两巨册，声动全国，名重一时，成为中国出版史上永久载入的一件大事。
解放后，于1957年9月在上海正式决定修订老《辞海》，《辞海》从此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1959年夏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
1960年3月，《辞海》试写稿问世，11月，在初稿基础上，形成《辞海》二稿。
1961年10月，按学科分类编排的16分册试行本在内部出版发行。
1963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
几番风雨，几度春秋，《辞海》在时代嬗变之间进入了全新时期。
1979年三卷本的《辞海》正式出版，五千多名专家用二十余年完成了夙愿，向国庆三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以增新、补缺、改错为总方针，1989年版的《辞海》出版后，江泽民欣然题词，对辞海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和总结。
在新千年到来之际，作了大量增补修订的《辞海》1999版问世，并新增彩图本作为主体版本。
历任主编介绍 1.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
1917年毕业于岳麓高师，次年受聘为福湘女子学校教务主任。
1920年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与相识。
1923年由恽代英等介绍，加入少年中国会。
后赴沪任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及南京东南大学、成都高师教授等职。
著有《留学史》、《教育思想史》等。
1928年任《辞海》主编。
2.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
日本中央大学法法科毕业。
1920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曾任《新青年》编辑。
后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任教。
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复旦大学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主任委员。
著作有《修辞学发凡》、《陈望道义集》等。
1961年被任命为《辞海》主编。
3.夏征农 （1904-- ） 江西丰城人。
曾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起曾任复旦大学青年团支部书记，江苏省团委宣传部秘书，《海上青年》杂志主编，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历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苏中军区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一师调查研究室主任，苏中第四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党组书记)，苏中公学教育长、政治部主任、校长，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济南特别市委宣传部部长、常委及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及山东分局委员，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共济南市委第四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富部长、部长，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十二大列席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特邀代表，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市社联名誉主席，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副主任，《辞海》主编。
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征农文艺创作集》、《征农文艺散论集》、《征农诗集》等。
中国第一部全彩印大型辞典 1999年版（目前为止最新版）较之前的改进：新的词目：六千条新增词目大部分是近十年新出现的词语。
新的解释：国际形势变化很大、国内经济体制转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行政区划有所变动，故大量政治、经济、科技、地名等条目，作了新的解释。
新地规范：法律、行政、科技等方面近年都出现了许多新的规范，新版《辞海》都按照新规范行文。
新的数据：人口数、产量数和各项经济值以及一切涉及数据的条目，凡有新资料者均予更新。
新的图片：随文附图共一万六千余幅，其中绝大多数是彩色照片，彩图本《辞海》是我国大型辞典中之首创。
新的设计：除配置大量的彩色图片外，并将必须配置的黑白线条图和倾泻结构式加上色块，全书图文并茂，色彩缤纷，在形式上更具现代感。
《辞海》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
1999年版《辞海》是在1989年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所收单字，由16534个增加到19485个，所收词目，由120000条增加到122835条。
全书篇幅比1989年版增加约400万字。
新增词目大部分是近十年来新出现的词语，如因特网、多媒体、转基因动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
《辞海》附录有《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表》、《常见组织机构名简表》、《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世界国家和地区简表》、《世界货币名称一览表》等13种。
每卷书前有《辞海部首表》。
索引包括《笔画索引》、《汉语拼音索引》、《四角号码索引》、《词目外文索引》。
附：辞海（1999版）【内容简介】 辞海凡例 单字和词目 一、本书共收单字字头17523个，附繁体字和异体字6129个。
字头及其下所列词目，包括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共105 400余条。
字体和字形 二、本书所用字体，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1955年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其字形以198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为准。
具体处理如下： 1．《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选用字作为正条，相应的繁体字和异体字用小号黑体加注于单字之后。
2．偏旁类推简化字的范围，以《简化字总表》中的一百三十二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和十四个“简化偏旁”为准。
3．字头后所附繁体字和异体字，收入本书《笔画索引》、《四角号码索引》备查。
三、人名、地名等，一般用简化字或选用字。
简化字或选用字，意义不明确的，适当保留原来的繁体或异体，如“王浚”(人名)的“浚”不作“浚”，“扶馀”(地名)的“馀”不作“余”。
简化字或选用字可能引起误解的，酌注相应的繁体或异体，如【岳云(云)】(人名)、【升(升)州】(地名)等。
注 音 四、单字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标明声调(轻声不标)。
同义异读的，原则上根据1985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注音。
少数流行较广的异读酌予保留，如【饧】(xíng，又读táng)。
现代读音与传统读音不同的，酌注旧读，如【庸】(yōng，旧读yóng)。
口语音与读书音不同的，加注读音，如【摘】(zhāi，读音zhé)。
五、同形异音词目第一字读音不同不注音，分别隶属于该字的不同读音下：第二字读音不同加注拼音，如【长弟】(一dì)、【长弟】(一tì)。
编排和检索 六、本书原则上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1．字头和词目凡同形异音者皆分立。
2．字头按汉语拼音次序排列。
同音字按笔画排列，笔画少的在前，笔画多的在后。
笔画相同的，按起笔笔形横、竖、撇、点、折次序排列。
3．词日隶属于首字读音之下。
同一字头下所列词目不止一条的，按第二字的汉语拼音次序排列，第二字读音相同的，按笔画次序排列。
第二字相同的，按第三字排列，排列次序同第二字，以下类推。
4．外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开头的词目排在正文最后。
七、一个简化字或选用字对应几个繁体字或异体字的，按字义不同用一二三分行排列。
如【干】一(干字本义)：二[乾、乹 、乾]。
多义的单字或复词用①②③分项，一义中需要分述的再用(1)(2)(3)分项，一律接排。
八、本书前有《汉语拼音音节表》。
另有《笔画索引》、《四角号码索引》、《词日外文索引》和附录归并为末卷。
其 他 九、纪年：中国古代史部分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近现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部分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加注旧纪年；外国史部分一律用公元纪年。
年代以0—9作为起讫。
十、词目中，外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除外)的国名、人名、地名(包括山脉、河流、岛屿、港湾等)、新闻媒体名以及国际组织名、动植物名、药品名，一般直接括注外文；音译词和必须说明语源的词语，在释文中说明其米源；对应的外文缩略形式已相当流行的，作为“简称”在释文中介绍；一般名词术语不注外文。
国名、人名、地名一般注各该国原文，希腊、古印度、阿拉伯国家等的注拉丁字母对音：国际组织名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通用文字；动植物名注拉丁文学名；药名注英文。
上述各类词语在释文中提及时，未收专条的国名、人名、地名等一般加注外文，其他词语一般不注。
十一、人名、国名、地名、朝代、年号等标专名号，但专名同普通名词结合成另一个词语的不标；民族、宗教、组织机构、会议、建筑物等名称不标专名号，但中国古代民族、部落如“女真”、“靺鞨”等习惯上无“族”、“部落”等字样的酌标。
十二、释文中除涉及历史、文学等内容者外，一般使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十三、本书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列宁选集》、《选集》，均用最新版本；引用的《马克思恩恪斯全集》，因第二版尚未出全，仍用第一版。
十四、引文中补出词语用[? ]，夹注姓笔等用(? )标明。
十五、释文中词语前面有*的，表示另有专条，可供参阅。
十六、本书收入图照16 000余幅，其中地图380幅。
地图中中国国界线系按照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1：4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形图》绘制。
十七、附录有：《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表》、《常见组织机构名简称表》、《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世界国家和地区简表》、《世界货币名称一览表》、《计量单位表》、《基本常数表》、《天文数据表》、《国际原子量表(1997年)》、《元素周期表》、《汉语拼音方案》、《国际音标表》。
十八、本书于1997年12月底截稿。
截稿后所有变动，只在时间和技术容许的条件下酌量增补或修改，一般不作补正。
【序言】 辞海》(1999年版)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如期问世。
封面上“辞海”二字，是江泽民同志1998年12月7日亲笔所书。
《辞海》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
1936年由中华书局初版于上海。
1957年秋，同志接受《辞海》主编人之一舒新城的倡议，决定修订《辞海》，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
当时中华书局已经迂往北京，因此1958年春在上海另行成立独立的编辑出版机构——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78年改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
1959年夏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先后由舒新城、陈望道任主编。
1965年4月由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出版了《辞海》(未定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恢复和充实辞海编辑委员会，由夏征农任主编。
经过修订，在建国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之际，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辞海》1979年版和1989年版。
这两版《辞海》各有三卷本、缩印本、增补本和按学科编印的分册。
其中，三卷本和缩印本累计发行五百余万部。
199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与东华书局合作，在台湾地区出版《辞海》(1989年版)。
1993年，《辞海》获首届国家图书奖的最高奖——荣誉奖。
为祝贺《辞海》(1989年版)问世，江泽民同志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
” 《辞海》(1999年版)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以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本版篇幅较1989年版略增，条目有大量修订，主要是反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弥补缺漏，纠正差错，精简少量词目和释文。
本版新增彩图本，配置一万六千余幅图片，版式也有革新，分为四卷，另加附录、索引一卷。
同时，继续出版普及本(三卷)，并在此基础上出版缩印本，另外出版分册和光盘。
自1957年以来，《辞海》修订工作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精诚合作。
全体编纂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负责，精益求精。
经过不断修订的《辞海》，在我国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将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知识创新速度大大办快，《辞海》涉及的学科和内容极为广泛，虽经反复修订，不足或错误之处仍属难免，热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