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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重要机构。
人民政协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代表以及特别邀请人士组成。
团结和民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两大主题。
政协委员产生的具体运作步骤一般为： 一、提名推荐。
推荐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由各党派中央、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个界别等协商提出。
在地方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推荐。
二、协商确定建议名单。
对各方面提出的推荐名单由中共党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综合平衡，反复同各推荐方面协商形成建议名单。
三、政协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将委员建议名单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进行协商和表决，经全体常务委员过半数同意予以通过。
四、公布。
（一）人民政协的组成原则 1、按党派、团体和界别组织。
人民政协由各政党、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
按党派、团体和界别组成，是人民政协构成的一大特色。
政协委员不是以地区代表的身份进入政协，而是以党派、团体、界别代表的身份进入政协，以党派、团体、界别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
按党派和界别组成，既是人民政协构成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人民政协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根据。
2、协商产生。
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由协商的办法产生。
由上届全国（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在每届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任期内，有必要增加或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决定人选时，由该届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3、赞成政协章程。
赞成政协章程，是人民政协组成的基本原则之一。
各党派和团体，都享有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成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都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各自内部事务的权利。
但是，一旦参加人民政协，就必须遵守和履行人民政协章程。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严重违反政协章程或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要根据情节经重给予警告处分，或撤销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资格。
在赞成章程所提出的政治纲领、政治准则和其它规定的基础上，党派和团体经人民政协的常务委员会协商同意，个人经政协常务委员会协商邀请，可参加人民政协。
（二）政协全国委员会 1、全国委员会的组成结构 （1）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包括中共和8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联、共青团、工会、妇联、青联、科协、台联、文化艺术界、科技界、社科界、经济界、农林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友好团体、社会救济福利团体、少数民族、侨联、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宗教界、特别邀请人士等。
当然，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政协的任务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2）常务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组成。
全国委员会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和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常务委员会的候选人由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党派、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协商提名”和“选举产生”是政协常委会产生的一个特点。
它既有政协特有的协商民主的一面，也有一般民主选举的一面。
在选举的具体操作环节上，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分别由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当选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
（3）主席会议。
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会议由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组成，在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2、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 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是专门委员会和办公厅。
专门委员会是在常务委员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组成委员进行经常性活动的工作机构。
设主任1人，副主席若干人，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国；设委员若干人，由主席会议决定。
目前，政协全国委员会共有9个专门委员会，即：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事委员会。
办公厅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秘书长领导下，工作主要任务是承办全国委员会各项具体日常事务，基本职责是搞好服务，当好参谋。
办公厅下设若干办事机构。
（三）人民政协的地方委员会 1、地方委员会的组织机构 人民政协的地方委员会大致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自治区、地级市委员会，县、县级市、市辖区委员会三级。
地方委员会的组成除县级委员会外，政协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和省辖市委员会的组成大体与全国委员会相同。
政协各级地方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根据情况，也可不设秘书长。
各级地方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地方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政协地方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
在常务委员会休会期间，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2、地方委员会的工作机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委员会设立办公厅，专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构的设置按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治州、设区的市和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设置，由各自的常务委员会按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
（四）人民政协各级组织的关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和上一级地方委员会对下一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
上下级政协之间，就组织关系而言，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不存在垂直领导。
“上一级政协组织”和“下一级政协组织”的称谓，上下级政协之间，系指它们是上一级行政区域的政协组织和下一级行政区域的政协组织。
各级地方政协的人事安排由各地方自行决定，不由上一级政协决定，上一级政协对下一级政协没有人事处置权。
就工作关系而言，地方各级政协的工作由地方各自自行安排。
上一级政协对下一级政协的工作安排没有决定权。
上下级政协之间的指导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对政协全国性的问题作出决议，地方委员会对政协地区性的问题作出决议，以指导和规范全国或地方政协的工作。
地方委员会对全国委员会的全国性决议，下级地方委员会对上级地方委员会的全地区性决议，都有遵守和履行的义务。
除此之外，还包括上级政协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加强同下级政协的工作联系，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研究探讨人民政协带共性的问题，互相协作，推进工作等。
（一）人民政协主要职能的确定 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活动与它组织上的建立是同时开始的。
但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规定为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则经历了一个逐步明确和充分的发展进程。
政治协商作为人民政协的职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诞生即在人民政协组织中得以确定的。
这一职能一度曾用过民主协商的提法，意在强调政治协商的民主性。
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源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以及接受和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
1979年6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
”1982年制定的政协章程规定：人民政协“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刘澜涛同志在关于章程修改案的说明中指出，这就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从此，民主监督作为人民政协职能之一被明确下来，并在以后的文件中正式使用。
参政议政作为对新时期政协工作内容的一种表述，作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职能的拓展和延伸，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并逐渐被党政领导机关认同和倡导。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修订后的章程明确规定：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这是迄今为止对政协主要职能的最完整、最明确的表述。
此后，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并列为政协的三大主要职能。
（二）政协三大职能的内容和形式 1、政治协商。
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
其主要内容包括：（1）国家（地方）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方针政策及重要部署；（2）政府工作报告；（3）国家（地方）财政预算；（4）国家（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5）国家（地方）政治生活方面的重大事项；（6）国家（地方）的重要法律草案；（7）重要人事变动；（8）行政区划的变动；（9）群众重大问题；（10）各党派之间的共同事务；（11）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12）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它主要问题等。
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是政协举行的各种协商会议，其中包括：政协委员会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以及根据需要召开的各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的协商座谈会等。
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或应邀参加各种情况通报会、听政会等进行协商活动。
政治协商通常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会议组织。
主席会议根据中共党委、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党政有关部门的提议，安排协商活动并决定协商的形式和参加范围，主席会议认为需要协商的问题，也可以向上述有关方面建议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政协协商。
政协进行协商可视情况邀请中共党委、人民政府及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并请有关负责人就提交协商的问题作出说明。
协商的议题与会期确定之后，政协有关机构至少提前一周将会议通知及有关文件送达参加会议的人员，以便与会人员事先做好准备，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
政协的协商会议和重要活动，一般应作新闻报道。
2、民主监督。
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1）国家宪法与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2）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制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4）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5）参加政协的各单位和个人遵守政协章程和执行政协决议的情况等。
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有：（1）各级政协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或主席会议向各级党委、政府提出建议案；（2）各专门委员会提出建议或有关报告；（3）委员视察、委员提案、委员举报或以其他形式提出的批评和建议；（4）参加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等。
民主监督既可以由各级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和专门委员会来也可以由政协或有关部门组织、邀请委员进行调查、视察，以及委员个人或联名提出提案、举报等办法来进行。
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建议和委员的重要提案，可由有关专委会通过后提交常委会或主席会议讨论。
经常务委员会或主席会议通过后，以常务委员会或主席会议建议案的形式向有关方面提出。
以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或以各专门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均由全国政协办公厅以正式文件形式送达有关方面或部门。
地方政协对于上述意见、建议和批评，一般以当地政协委员会或办公厅（室）名义报送。
对以政协组织名义提出的建议、意见和批评，有关方面或部门应积极负责地进行处理，将将结果尽快以正式文件形式作出答复。
对政协参加单位和委员个人的提案和举报，有关部门同样应认真负责地对待，及时予以处理答复。
3、参政议政。
参政议政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拓展和延伸。
参政议政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同时，参政议政又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而是它的拓展和延伸。
参政议政的主要内容，除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内容之外，还包括：选择人民群众关注、党政部门重视、政协有条件做的课题，组织调查研究，积极主动地向党政领导机关提出建设性意见；通过多种方式，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充分发挥委员专长和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广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对一些共同关心的事项开展评议等。
参政议政的主要形式，除包括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形式外，各级政协在组织各民主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实践中，总结和坚持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活动形式，如：通过新闻媒介表达委员参政议政的意见；举办委员活动日，增加参政议政的内容；举办各种形式的座谈、学习、纪念、联谊等活动，沟通情况，加深友谊，调动政协委员知情出力、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自觉主动地反映情况和意见；开展引进项目、技术、资金和提供信息，扶贫支边等出实招、献良策、办实事活动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于1949年9月。
它的诞生，揭开了新中国的第一页，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50多年以来，人民政协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一）人民政协的诞生 1、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1948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进入解放全中国的决战阶段。
随着军事战线上的节节胜利，政治战线上的斗争也进入了新的高潮，革命统一战线迅速扩大。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
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并选举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常务委员会。
筹备会还决定设立6个小组，分别负责下列工作：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各单位代表名单；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起草新政协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大会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等。
筹备会还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和反复协商，决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
2、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参加会议代表共662人，其中共产党约占44％，非共产党员约占56％。
体现了我国统一战线空前的广泛发展和全国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统一、大汇合。
会议一致通过了我国建国初期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共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等四项议案。
9月30日，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会议。
随后，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朱德致闭幕词。
至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光荣地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宣告胜利闭幕。
3、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工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政治第一届委员会，于1949年10月9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等28人为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18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
并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规定和客观形势的需要，把政协工作归纳为三大类：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政务院就一些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包括重大法案，提到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常委会进行协商。
经过协商，取得协议，再由政府制定成法律、法令，公布实行。
二是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开展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三是就统一战线内部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概括起来，主要有：（1）协商国是、审议法案、提出方案；（2）协助政府开展社会改革运动；（3）调整关系、增进团结；（4）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与交往；（5）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准备。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的人民政协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组织和职能的变化。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至此，作为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
但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将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并且它的组织和职能也相应作了调整。
1954年10月，全国政协召开了一届六十一次常委会议。
会议接受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有关召开政协换届会议的建议，即：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由第一届的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个层次，改变为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两个层次，不再召开全体会议；第二，地区和军队由于已选出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后不再参加人民政协；第三，不再制定新的《共同纲领》，以原组织法为基础，另行起草人民政协章程。
1954年12月21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任务的报告。
他指出：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已召开，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政权机关的作用就消失了，但人民政协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就过去五年来说，作为代表权力机关的只是第一届全体会议，而经常工作的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则是统一战线组织，今后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继续作为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它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发挥它就有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对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和共同遵守的准则以及基本组织原则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会议还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推举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为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
以后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分别连任主席、名誉主席。
2、十年动乱中的人民政协。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人民政协工作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决践踏统一战线政策，而被迫陷于停顿。
1971年以后，全国政协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逐渐恢复部分活动。
如：1973年10月，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常委参加中共中央召集的关于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的协商等等。
同时，恢复了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全国政协无党派直属的人士的学习组，并组织部分爱国人士到各地参观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人民政协才结束了长达10年的停顿状态，开始为全面恢复工作进行准备。
（三）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人民政协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政协开始恢复工作。
1978年2月，召开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的第二部章程，选举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6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主席在会上发表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统一战线已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新时期统一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施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
这次会议以后，人民政协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蓬勃发展，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1982年12月，根据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新变化以及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发展，对1954年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行了修改，对政协的性质、任务、作用以及工作总则和组织总则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这部章程，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人民政协在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逐步开创人民政协的新局面。
在这个基础上，人民政协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李先念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政协工作的大好局面。
1989年，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陆续制定了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简则、委员视察简则、提案工作条例等，对会议的协商、议事规则和具体工作程序予以明确和规范，使政协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1993年3月召开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几年来，全国政协和各级地方政协以理论为指导，选好角度，发挥优势，认真履行主要职能，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出现了更加生动活泼的局面。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以中共十四大精神为指导，对1982年章程又作了部分、必要的修改。
修改后的章程在一些重要提法上同宪法修正案相衔接，并把参政议政作为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
1995年1月，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修订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正式通过施行。
中共中央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
这个规定的通过和实施，对切实推进政协履行职能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初一期中家长会的感言
期中考考后反思 时间如流水般淌过，转眼间中段考也已结束，成绩也已经公布了。
望着试卷上的分数，我惊讶了。
因为这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分数。
为什么我不能考得再高一些呢
于是，我开始自我检查。
我每到考试的时候总因紧张而很着急，为此，我想出了几个办法。
1.解答题时，不要急于下笔，要先在草稿纸上列出这道题的主要步骤，然后按照步骤一步步做下来，不忽略每一个细节，尽量把每一道题都答得完整；2.平时多做一些不同类型的题，这样就会对大多数题型熟悉，拿到试卷心中就有把握；3.适当做一些计算方面的练习，让自己不在计算方面失分。
我想如果我能做到我以上提到的这几点，我一定能把考试中的失误降到最低。
因此，我一定会尽力做到以上几点的。
但我想单单只靠以上几点还是不够的，我还就该拥有几点科学应试技巧。
于是，我根据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想出了几点。
第一点：拿到考卷后，应把考卷整体审视一遍，看一看哪些题目比较容易，哪些题目比较难。
第二点：先从简单的题做起，把那些好拿的分数全部拿过来。
第三点：遇到难题，实在不能马上写出来的话，不要死死地盯着那道题，而忽略了别的题，应把所有会做的题做完才努力解答那道题。
第四点：考完后，认真地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把题目看错或抄错。
在下一次考试中,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求尊宪护宪的法治征文，一千字以下，最好别超过650字。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
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深得民心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进行了果断切割。
现行宪法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使命和任务，全面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活动的根本准则，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保证。
可以说，这是一部改革色彩鲜明的宪法，是一部开放思维贯穿的宪法，更是一部人的尊严彰显的宪法。
30年来，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又於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改，形成31条修正案，与时俱进地实现了宪法规范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衔接。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克服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缺陷，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既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又照顾到将来的发展前景，同时注意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是一部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也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这个特殊时点，我们更要深思，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应当如何进一步发挥应有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遵守宪法、施行宪法、捍卫宪法的良好氛围和自觉意识，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
凝聚社会共识 古往今来，不论中西，每一个国家要独立生存、向前发展，前提就是全体国民要形成最起码的社会共识，比如一国以什麼为最终目标和基本底线，内部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如何规范，等等。
很难想象，一个缺乏基本社会共识或者只能用武力来获得暂时社会共识的国家，能够自主、和平、可持续地发展，而不陷入战争内耗、四分五裂的泥潭。
因此，立宪承载著一项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凝聚社会共识。
产生於中世纪的宪法性文件——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是世界上第一部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虽然主要限於保护封建贵族的权力，但充分体现了当时英国绝大多数国民反对王权专横的意愿。
此后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1689年《权利法案》以及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与大宪章的精神一脉相承，构成了限制包括王权在内的公权力，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的宪法性法律，为英国从封建传统社会和平过渡到现代法治国家、开启强国之路奠定了政治基础。
如果说英国宪法是国王与贵族、精英与平民「妥协」的产物，那麼美国宪法则是吵架「吵」出来的共识。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13个州先后各自制定了自己的宪法。
1780年，各州代表又制定了《邦联条约》，建立了一个权力孱弱、缺乏权威的中央政府：它无力控制各州的立法权力，任凭各州议会干预司法程序；它无权向各州徵税，以致退伍军人一度因为得不到欠付军饷而威胁兵变；它无权调节州际贸易，无力阻止各州之间的保护主义和贸易战争；它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无力保卫美洲疆土和各州治安。
这充分说明，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既不能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也不能体现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大州与小州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开拓者与后来者之间、农场主与实业家之间、推崇大政府者与偏好小政府者、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都存在著难以调和的立场分歧和利益冲突。
怎麼办
既然不准备武力解决，那麼只能「打嘴仗」——各州派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大会，吵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好几次差点就散了夥，但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弗逊等先贤最终以纯熟的政治手段和难得的妥协精神，完成了美国立宪进程，建立起权力相对集中但又有效制约的联邦政府。
美国联邦宪法是美国社会达成基本共识的产物，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裏虽历经沧桑，但保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虽经历南北内战却未分崩离析，虽经历经济萧条却未丧失信心。
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好的宪法」，正是因为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各方面的共识，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成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已经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到了极为关键的历史关头。
可以说，当今世界剧烈变动，当代中国深刻变革，社会思想复杂多远，社会矛盾叠加碰头。
关於中国的走向、改革的步骤和顶层的设计，也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有人怀念建国初期虽然封闭隔绝、物质匮乏却精神丰富、平均分配的类似田园牧歌、乌托邦式的「美好年代」，提出要重回「时代」；有人痛感当前官员腐化堕落、权力不受制约、公平正义匮乏，一厢情愿地想照搬照抄，走西方「三权分立」、「两院制」和「联邦制」的道路；也有不少人因为户籍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的滞后，背负种种压力，成为「漂族」、「蚁族」、「留守儿童」、「空心家庭」，既想要有所改变，又觉得无能为力。
对此，执政党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大上已经明确回应，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未来施政设定了方向、划出了底线。
可以说，当前中国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更加迫切地需要宪法发挥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也唯有如此，中国这艘大船才能排除「左」与「右」、「中」与「西」的干扰，轻装上阵、乘风破浪，驶出一条最适合国情、最有利於人民的路。
引领改革发展 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的30年，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是检索中国这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关键词，也是对宪法稳定性和生命力最大的挑战。
纵观美国1787年宪法颁布实施后的两百多年裏，共历经18次修改形成了27条修正案，平均13年修改一次，每形成1条修正案平均需要8年时间。
而我国现行宪法通过以后，至今已作过4次修改，形成了31条修正案，平均每7.5年修改一次，平均每年修改1处。
以修宪频率和幅度作比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宪法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剧烈冲突，以及这一冲突背后，中国社会因为改革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般而言，改革有三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先修法后改革；第二种是一边修法一边改革，两者同步进行；第三种是先改革后修法。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改革就意味著必须突破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或政策底线，「摸著石头过河」的试错模式一直存在并被默认，「先改革后修法」成为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先违宪违法（或违反政策），既成事实后再修宪修法」的突破和创新成为常见的改革模式。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来则是弊多利少。
第一，让改革在没有相应宪法依据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进行，使改革者心有余悸，反对改革者理直气壮，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影响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第二，让改革处於无序状态，「改革允许试错」、「改革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等藉口之下产生了不少监管真空和灰色地带，加大了权钱交易和权力失控的腐败风险，形成了既得利益格局，也给下一步深入改革增加了难度。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虽然有些明显违反法律甚至宪法的改革，在事后被证明是有利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於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良性违宪」、「良性违法」，但这从客观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从长久来看不利於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建设法治国家。
从整体趋势上看，经过多年的改革，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已经形成，正在逐步走出「摸著石头过河」的历史阶段，现在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改革创新。
因此，「先改革后修法」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先修法后改革」、「边修法边改革」应当成为必然的趋势。
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改革者，非常重视改革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都把改革称之为变法，凡要进行改革，都先通过皇权颁布法律，用法律取信於民，用法律与保守势力作斗争，从而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比如说，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主持了两次大规模变法，推行建立县制、奖励军功、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中期，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的民族对立以及财政困境、军事危机，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盛，大量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流民日益增多，政府税赋收入不断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
为了扭转国家衰亡的趋势，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比如通过实行考成法，裁减冗员，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颁布清丈条例，清查田地，增加赋税；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需要合宪性和合法性作保障，宪法法律必须走在改革的前面，为改革提供依据，用宪法法律推进改革、保护改革、规范改革，决不能把有利於生产力发展的改革置於违宪违法的境地，更不能让不适应的宪法法律影响改革的进程。
因此，我们在按法定程序及时将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通过宪法法律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宪法法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引作用，通过宪法法律来规范和引导改革开放的发展，依靠国家的力量排除改革中的阻力。
尤其是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先修宪修法或者先释宪释法后改革，避免宪法法律滞后於改革，削弱改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对於需要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先行先试的，在注重灵活性和改革勇气的同时，也要确保在法治框架之内有序推行，通过授权决定、宪法解释、法律解释等方式赋予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有效制约权力 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因此宪法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通过各种监督机制有效约束权力的运行，确保政府的各项权力依法行使并对人民负责，真正建立起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
但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模式，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
由於我国特殊的政党制度以及长期以来党政不分的现实，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强政府、弱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大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等宪法确立的监督机制贯彻不力。
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往往不是监督的结果，而是政府的自觉行动。
比如说，在2003年《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2012年10月10日《国务院关於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171项行政审批，调整143项行政审批，同时明确指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这一表述的力度，前所未有，被舆论普遍视为政府自我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但不可忽视的是，直到现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还有1000多项，而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事项则多达1.7万项。
可以说，没有外部的监督，没有权力的制约，光靠政府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很难真正建成法治政府。
将宪法中的权力监督原则和运行机制落到实处，还有待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
一是，继续加强监督权力运行尤其是规范行政权运行的立法，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当前，尤为迫切的就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的出台，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范行政权运行的法律法规形成合力，给作为「双刃剑」的行政权力套上法律的笼头和韁绳，努力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必赔偿」，推动「良法善治」的实现。
此外，还要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二是，加强人大监督的成效和「刚性」。
过去，人大监督采取的主要是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即执法检查）、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一些看上去缺乏「刚性」的措施，类似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的手段很少采用。
从2010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监督法的规定，结合听取审议中央决算、国家粮食安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报告，选择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了多次专题询问，并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现场直播或报道，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面对面地提出很多敏感问题，指出政府工作的不足，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这一监督形式推动了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工作的改进，加强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也丰富了人大监督的形式。
同时，也给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等刚性监督手段的运用，积累了实践经验。
下一步，应当循序渐进地激活人大的各种法定的「刚性」监督手段，确保权力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还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管好政府的「钱袋子」。
三是，依照宪法的规定，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在任何一个追求司法的公正性和现代化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合理化的社会中， 司法独立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但是由於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
因为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司法机关相对於权力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
司法官员受人大任免， 司法机关对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但在这个整体框架之下，审判权和检察权应当依宪独立公正行使。
尤其要避免党政领导干部的干涉，避免法定程序之外救济手段和渠道的冲击，避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蔓延，真正做到执政党所承诺和宣示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充分保障人权 人权的核心是使每个人的个性、人格、精神、道德和能力获得最充分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并加以保障。
虽然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才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权入宪，但人权的理念、原则和精神早在1982年宪法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比如说，与前几部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在宪法结构上，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於国家机构之前，表明国家权力来源於人民的委托和授予；在宪法内容上，增加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公民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等规定；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增加了基层自治制度；等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和完善的进程中，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法规，从不同方面对公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切实保证公民享有广泛的、充分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权的优越性，有利於依宪依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可以说，人权保障已经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关键在於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实践中，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纸面上和形式中，离「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目标还有距离。
不少地方的主政官员还习惯於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俯视」民众而不是「仰视」民众。
公民的平等权利还屡受侵犯。
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城乡歧视等还大行其道，且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
宪法所规定的、物权法所强调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原则还未落到实处。
在「土地财政」的巨额利益驱动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紧密合作」，导致「野蛮拆迁」、「带血拆迁」、「自焚抗拆」屡禁不止。
社会各界广泛期盼下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徵收与补偿条例》，在实体和程序上尚有规避空间，「公共利益」在实践中也时常被随意解释和肆意滥用。
公民的人身自由保障有待加强。
从制度上看，虽然因孙志刚案所引发的舆论狂潮，「收容遣送」已被「救助管理」所取代，但劳动教养制度已经饱受诟病仍在广泛使用。
公民因为上访而「被精神病」或者被「安元鼎」等黑保安公司非法拘禁的案例层出不穷，不仅影响了公民表达自由尤其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权的有效行使，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恶化了治理生态，不利於坚持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
人权的充分保障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石，但也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
不仅需要立法上的道德自觉和法律理性、执法上的权力制约和程序制衡，更需要建立有效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保证宪法正确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确保一切侵犯人权的组织和个人都得到法律的严惩，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生活在安定平和、免於恐惧的社会之中。
法治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长治久安，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富有的国家不一定强大，国家要「富」且「强」且「久」，就必须由稳定可靠的法治来支撑。
因此，执政党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
宪法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规定的是对人民、国家、民族最重要、最应该铭记的事项，是我们民族历史经验教训最深刻的总结。
因此，大家才会公认，宪法既是国家的根本法，也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改革发展、有效制约权力、充分保障人权，既是宪法功能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对现行宪法的合理期待。
但归根结底，离不开宪法全面的贯彻和有效的实施。
唯有如此，宪法规范的最高效力才能够变为现实。
一方面，宪法要始终与时俱进，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宪法不是完美无缺的，宪法内容要随著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吸纳共识、不断完善、凝聚力量、明确方向，从而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
此外，为了保证宪法在与时俱进中保持稳定，应当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
无论是改革创新还是推进法治，只要遇到与宪法条文与精神不一致的，执政者都应有宪法思维和宪法意识，先问「宪」於释宪机关，由释宪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贯彻和落实。
另一方面，宪法要健全监督机制，具备必要的威慑力。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纠正和追究。
只要宪法「有牙齿」、「能管用」，宪法就会树立起极大的权威。
宪法也是法， 也具有法律效力，违反宪法同样要承担责任。
但不同於民法、刑法等一般法律不一样，最可能违反宪法的并不是普通公民，而是国家机关；最可能违反宪法的也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抽象的行为。
如果国家机关的抽象行为违宪而没有审查监督和救济渠道，人权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国家根本大法就会威信扫地。
因此，必须尽快健全宪法监督机制，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行为。
对於为违宪、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人大常委会既可以通过内部沟通的方式督促制定机关自行纠正，也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逐步建立健全审查的标准和后续的程序，为宪法的有效实施和严格遵行树立「标尺」。
先秦时期的四十四国 五十余国指的是什么
先秦指周朝列国·······
机器人的资料
RCX是是一块可编程积木，即课堂机器人（机器人指令系统）的大脑。
它是整个用乐高积木、马达、 用乐高机器人套件制作的人形机器人传感器等组建搭建的机器人系统的中枢，就像大脑一样控制、指挥机器人的行为。
使用ROBOLAB软件，人们可以创造、搭建、编程真正的机器人，让它运动、做运动、甚至自己去“想”。
RCX升级
NXT机器人
这位全新组装型机器人全身布满了感应器，让它可以根据感应到的声音和动作做出适当反应，也让它对于光线和触觉的反应更加灵敏。
NXT 机器人的心脏系统是一个 32位的微型处理器，可以经由 PC 或 Mac 操作程序。
急急急! 需一篇演讲稿5分钟左右 ----- 我对文化产业的思考.
中国文化 文化的使用不免过于没有方寸如我们通常称政治理论、经济，而不称政治文经济文化，这就是文化必须具有本体取向性，而不是沿展取向性。
于是象吃文化、穿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玩文化、赌文化又依何理何据亦能贯名为文化。
至使搞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体、主体、实体，混浊不分、糟粕遮明、唯心恐惧、封锁重重而不得其孝承沿用；至使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博大而不影、精深而不用、浩瀚而坐牢、灿烂而堆糟；至使中华文明的开祖几乎成了有失人类文明唯心、粗俗、糟粕无用的废朽。
文化竟能如此故，其为悲兮。
悲又何故故，其因非非也。
中国，是人类神圣的种族，精髓中流注和承载的是人类四大文化规律仅存的文明之血、精灵之魂。
故尔才名中国、中华；故尔才拥有号称博大而又精深、浩瀚而又灿烂的文化。
并且，也正是这一“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的运载和拥有，才使我们的中华在人类遍临重重危急现前的生存沉浮之急，一跃显现了其潜藏无限智慧、无限生机，并势必引领整个人类的强劲气魄。
但，让人十分非解遗憾残酷的是，这一博大精深、浩瀚灿烂的人类之明，竞在中华的本土上被种种无明自是所遮止、所践踏，甚至已经置于了窒息断承毁灭的境地。
能对人类的仅存文明、能对中华源源的祖承采取如此的封堵歧视、如此的践踏毁辱、如此的沦丧虐待、如此的无信无义，堪称为人类文明进步史中最可耻辱的页和章。
所以，中华民族必须从残痛的沦丧耻辱中以人觉醒，必须从残痛的沦丧耻辱中以人重新学习。
重新认真回答什么才能叫文化；什么才是东方中国人真正能引以为特有的自豪和光荣；什么才使世界共识面向东方中国的根本和所在。
而势当人类行为造做的危急重重前，这无疑正是规律在宣告，在通知着由于无明沦丧的必然恐怖和结果；这无疑正是规律在动怒、在施教、在催促着速觉速建人类历史伟大二十一世纪中国道德的定复兴、中国道德的定崛起、中国道德的必定造福于整个全人类。
什么是中国文化文者圣说之理，化者育明之归。
身为中国人中华子，不知中国文化，不懂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不用中国文化，这是最大的种族之悲，最大的种族之违。
正是这一学习中启生的自愧，才更加感恩中华圣祖，更加倍当珍惜和奋进。
原来人类追求的文化至明只在过去、只在祖承，而决不在未来、决不在重造；未来的全部“文明”只不过是重新认识回归到开始出发的原点。
正是这一始与归的不二原点，亦名本体，才是所有文化不变的圣明、不变的方向和准则、不变的追求和终极、不变的文化全程传承之脉和根。
所以，凡是离开本源取向、本源明承的理和论，都不可称名文化，更非盗用文明之称。
因为离开了本源取向、本源明承，都不过是借以文明的文执、文封、文以己、文不化。
欲理者道其真，欲论者据其行，欲信者施其明，欲益者复其归。
正确理论的心旨全是在为引导寻归原始本明，进行着良心的解读和注脚。
舍此为妄，妄妄相逐，必逐以生邪，必逐以积成养育滋生邪的土。
所以，在文化混惑颠倒中，必须明确定义中国文化是以道为本体根承、本体解读、本体运用的全维实体文化。
这决不可是意志的行为，而要尊重人类文化本体不可抗拒、不可改变的自然系。
从印证的角度，现代认识模式匡定为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三个域次筹，并且三域之中世界有世界，至到名宇宙才包罗了一切的域世界、一切的域层次。
宇宙之内的观域间，且又人生在社会、社会在宇宙，故只有宇宙观内的社会、人生、万物才根本才全面，才能究竟真实可靠。
所以在一切智中，学习了解宇宙本体智至关重要、至关根本、至关可靠、至关是理一切文化的文化、明一切现象的现象。
三观中，人类的有史记载，老子、释迦是宇宙观者；墨子、孔子、马克思是社会观者；基督、伊斯兰为人生观。
三观不二道，三观一实体。
都分别在人类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域界层面起到了不可抹灭的相应进步作用；都是以道为不可抗拒本体的人类文化相应探索部分；都应理所本当的亲如手足、共识本体、开放互通、平等共济人类道德大同的新天、新地、新人文。
从人类历史的全部文化争斥裂执中可知，文化不可没有本体不变的法则主导，不可没有本体不变的法则支撑，不可没有本体不变的法则统一。
因为本体不明就是根本不明，就无法透彻宇宙、社会、人生、万物的始末和其中的全部运；就无法获取根本可靠久远的取向和准则。
故尔才形成了不一而执、不一而裂、似明非明争东西的争局面。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根本依据、准则的需要，西方文化欲在精神、物质与神之间凿证其一，但唯争执论的结果，都找不到能说明宇宙万物始末的根本据，于是聪明的黑格尔首先以辩否定了精神与物质的唯依存在地位，使西方文化陷入不确定存在本体的必然困斗之中。
中国文化的本体本体是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本源，是理论信仰的依据，是行为取向的准则，是文者境界品性的展放。
而且无论有意本还是无意本，无论明还是不明，无论是局还是代，都必定潜在其本，承本而运。
历史上的文化之本，大体有地心说、日心说、神说、上帝说，精神说、物质说、伦序说、无产阶级说。
虽然各说不一，其境欲别。
但凡是教人向善、益人解惑的文化都具有其本性的道德特征。
并在其生存发展中，凡是本处开放探索状态的就能自展进步空间；凡是本处封建排他状态的就只能是在自取无信而衰败。
现以基督教为例，开经就向“耶何华”要光要时间，因在偷吃欲而浊尘不能归。
这个境界很多文化并不具有，但耶酥当时还没有证到更高的可归境界法，故弟为其子而不能归，故只有其呼知有不可抗拒的以上部分以帝而名之。
此教以帝为则规范言行、取谦让之柔施爱世人，鼎盛西方，长行于世。
仅此时间、范围、适应上就当于学于赞于取其长。
至于多元中现代疾速严重普遍的扭曲现象，正如佛说“喝佛血吃佛肉”之猖，这也正是人类面临危急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沦极与未至现前的难得极反觉转复兴之机、学承精真文化之机。
于此捧读老子或易解、或易承、或易信、或易复中华之明。
引证以上各说本的不一和未至、甚至局本不明，从中当知文化之惑之裂的所在。
此当问茫茫大宇，只有中国老子达境独明，向芸芸开示了宇宙、社会、人生、万物、万象之永恒本。
中国文化的主体与辅体大道似水水自流，海纳百川川自归。
道化源源出，道明源源归。
冬夏寒暑，潮夕起落，福祸因果，周期运变。
我们看历史、看大潮，正是关键节点上的生活、行为决定离不开规律法则的大概念。
要深知物竞终由天律择，要把住适者自有道中来。
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现象的玄妙很深，一定要捧起中国文化有无深深的双自觅。
只有知的越深，才能晓得越及，才能看清中华大地文化之归的大潮之宏伟、之壮观、之因为和所以，才能不逆律而倒、违律而败，才能中国文化主次自白。
中国是多元并包团结共识的中国，从道德之无为源，以道释儒为主体，以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其上无止、其下尽普，包容一切多元进步，同时也包容一切善恶清浊，为中国文化亦为人类文化的整体和实体。
其理就在律中律、派内派，世界七十亿心识、七十亿行为。
善也如斯、恶也如斯、草也如斯、人也如斯，统统都在证明一个规律、一个不变的本体。
故文化的至明就明在以阅众甫，始末尽彻。
中国文化的地位文化是一个整体无限的宇宙认识系。
其中万象不同层次、不同境域、不同见识说。
文化是一座无限层层自然堆成的金字塔，从无到层层有，从虚到层层实，从明到层层浊。
塔中自有无量塔，无量塔境无量说。
山上山下两境见，芸芸众生芸芸心识别。
无限源于本，万化依于体。
文化就是在寻觅，就是寻觅绝对不变真理的种种山上山下境界见。
其中，正是人们欲识分别记忆比较的执定位作用，使时空只具象极不具本体的被固化为“准存在”，从尔使我们生活认识在记忆比较的僵硬不动坐标中。
爱因斯坦，由于其专注成习的德之厚，使其在深度专念中失去自断了记忆固化参照系的作用，因尔进入了冥想的广义相对时空中。
于是记忆时空单位标量被恍兮惚兮的淡化自微，甚至可以消失无存。
随着欲执参加系的递微，使觉悟速v趋向无限大，于是由公式S=vt可知，其结果是时间和空间都趋于零。
这就是爱因斯坦证明的时空隧道，这就是爱因斯坦证明的无欲执参照系障阻状态。
人的觉知速将趋于无限大，并可能和存在时空双零的原点。
于是这个点就是中国道文化的道生之一、就是无极、就是人类文化金字塔的顶极之无。
此时空之归，亦既一切文化所觅绝对真理之在，且此在，正在中国道文化之中。
沦丧断承就无明就祸患文化源道而发，生命沿息无不从属某属性文化。
所以文化现象是众心识的聚合、是众灵魂的聚合、是众因缘作用必然的聚合。
它不但运载着原始的精神，同时也运载全程无量施信的意志和能量。
所以，认识深刻普渡，博爱的认识文化现象、对待文化现象，不失为涉足人心的大德、大智和大计。
因为文化表面的分歧只是现象，一旦深入到其中的深处，解读它的成因、依存因缘、生命活动周期使命定数，就会发现对于文化的多元行为决不能简单、决不能无知愚昧的激化促使反其生。
而应立明高位从滋生依存的因缘上着手，积极团结共识引导，使其和而归、归而用。
从根本理论出发，一种生命一种能量欲以彻底断灭绝止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欲止的根本方法就只能落在引导和利用了。
中国文化的传承之归传承是至关生命和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决定之根。
其理至深，其用甚伟。
应于重点研究认证，以造福中华文明永续、造福中华民族之德永续。
从宇宙规律的生序自控出发，传承是社会秩序决定性的内在。
只有心信根承稳定有序、人于敦伦存分、宇系层层承承自展，才能从宇宙到社会、从事业到人生百脉皆通、景然而泰。
中国道承复兴的工程巨大，其巨在惑阻，其易在一明。
理当从主端老子和《道德经》复起，一起具动，思变而更新；基从家祠而实，形成上信下孝、东方中华共和国名之大气候、大环境、大文明。
共建中国道文明的人文新气候新环境二十一世纪，实际就是人类中国道文化的新世纪，并且这是唯一的选择。
同时更是中国人使命、中国人责任、中国人出路、中国人走向人类世界性崛起的根本和所在。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宇宙不可抗拒的道，法定着历史下行执右而坠，上行玄左行中而升，极反规律决定负于“梦寐以求”的东方终于吼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
屈辱与历炼，悲壮而豪迈，宇宙本体与规律万象交响，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走在人类东归大潮的最前方。
正是在猖獗沦丧、断承凄凉、民意怨声的紧急关口，一个“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的声音开终了回荡。
并以稳健的步伐领导中国而向世界，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理论的时代性旗帜，实施着强劲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思维理念道路。
核心 “以人为本”决非一般，而是明确全部思想理论道德为人的定位、中国文化的定位、中国心的定位，更是整个科学发展观全部思想理论的特色之本、目的之本、行为之本。
只有中国心才是中国行，只有中国心才能创造出中国文化源源的特色和文明。
所以，学习全观必须重在深刻解读“以人”和“为本”的切妙之用、深刻之理、统论之要。
以人不以己是一切理智自尊自爱创建自命本必学、必立、必用的真明之心、造福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