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小学课文）
《古井》 老舍我们村的东头有一口古井。
井里的水清凉可口。
村里的人都到这儿取水。
古井像一位温情的母亲，用她的甜美的乳汁哺育着她的儿女。
古井离我们家才十来米远。
每天从晨光熹微到暮色降临，取水的人络绎不绝地从我家门前走过，桶儿叮叮当当，扁担吱悠吱悠，像一支支快乐的乡间小曲。
门前的路面湿漉漉的，老是像刚下过一场春雨似的。
我们家的邻居是一对年过六旬的老人。
男的是个老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腿负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女的又矮又瘦，身子很单薄，简直像一阵风能把她吹倒似的。
老两口只有一个女儿，在外地教书。
乡亲们见两位老人用水有困难，这个帮着挑一担，那个帮着提一桶，老人的水缸总是满满的。
两位老人多次表示，要给帮他们挑水的人一些报酬，可是谁也不肯接受。
“日子长着哩，俺们不能总让大家白出力气啊。
”老两口带着歉意说。
“那口古井给人们出了多少力气
可它从来没跟人们要过报酬。
”乡亲们总是这样劝说两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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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的IFAC 世界大会简况
战略一词起源于军事科学。
科技发展战略是战略在科技领域的应用和推广，特指一个国家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所制定的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方针、策略和方法，它对科技发展起着宏观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科技发展战略及其相关科技计划是否行之有效，关键是它们是否与科技发展、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利益分配等具体国情相适应。
对科技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的考察，是研究各种相关因素相互作用及其适应关系的有效途径。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系统研究50余年来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的过程及与其他政策的关系、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与主要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关系等，不仅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更可为今后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近二三十年来，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研究概况及成果 目前，国内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相关的主要研究力量，分布在中科院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院管理学院以及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合肥工业大学预测与发展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战略与决策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中。
其研究范围涉及中国科技发展史及2l世纪科技的发展趋势;国内外的科技发展战略及政策、管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
但有关“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目前仍十分薄弱，研究论著数量少，一些论文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总体研究不够深入、系统、精细，现有的研究成果可大致分为科技发展战略专题、案例研究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政策整体研究两类。
第一类以论文为主，例如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80～2007年的155258篇论文中，按关键词、主题检索出有关科技发展战略的论文近300篇，较有代表性的如方在农撰写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载于《科学管理研究》1988年第5期;方新撰写的《试论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选择》，载于《科学管理研究》1994年第1期;马佰莲撰写的《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三次转移》，载于《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董华、崔芳、纪宝伦撰写的《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及其特征》，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8期;黄顺基撰写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问题初探》，载于《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樊春良撰写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初论》，载于《科学学研究》1998年第3期;张存浩、王大珩、马宗晋撰写的《21世纪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的讨论》，载于《科研管理》1998年第3期;苏多杰撰写的《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战略及其启示》，载于《攀登》2001年专刊;高峰、徐秀文、王红萍撰写的《知识经济的挑战和党的科技发展战略》，载于《理论观察》2001年第6期;胡维佳撰写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思想的演变》，载于《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增刊;李建民撰写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变动因分析》，载于《中国科技论坛》2004年第2期;柯育芳、张军撰写的《1949～1994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载于《求索》2004年第7期;等等。
在研究中，取得突破进展并提出较新观点的是方新撰写的《试论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选择》、马佰莲撰写的《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三次转移》、胡维佳撰写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思想的演变》等。
第二类主要散见于一些当代中国科技史、科技政策研究的论著中，例如在童大林、胡平撰写的《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编的《中国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学技术白皮书》(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科技发展的历史借鉴与成功经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陈建新、赵玉林、关前的《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董光璧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孙小礼主编《科学技术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鸿生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与技术》(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林蕴晖等撰写的《强国的方略：中国五十年社会主义战略的演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樊洪业主编的《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十年改革——中国科技政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江泽民撰写的《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崔禄春的《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曾敏主编《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段治文的《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方新主编《中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均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科技发展战略方面的内容，这中间研究比较系统且有一定深度的当属崔禄春的《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段治文的《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及方新主编《中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关于中国科技发展问题，学术界较多的是侧重于对科技史的研究，而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则很少。
截至2007年6月，尚未有关于科技发展战略方面的专著问世。
国外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著作。
如美国的中国科技政策问题专家理查德•P•萨特米尔的《科研与革命——中国科技政策与社会变革》(袁南生等译，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科学技术与中国现代化的动力》，M.N.小李克特撰写的《科学的概论——科学的自主性，历史和比较的分析》(吴忠、范建平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1981年)、吉尔伯特•罗兹曼撰写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
1996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科委合作对我国十年的科技政策进行评价，出版了《十年改革：中国科技政策》(北京科技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
此外，在麦克法夸尔、费正清撰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也有相关内容。
这些译著的出版对我国的研究工作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了借鉴。
但是，外国学者的研究常有意、无意地以西方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历程及理念作为参照系来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和评价，因而缺少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约束条件的分析和把握。
二、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科技战略研究中的分期问题。
由于研究者们采用了不同的划分标准，因而目前在科技发展战略的分期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
1.六段论。
如董华、崔芳、纪宝伦将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划分为六大阶段，即1949～1962年：加强基础、培养人才阶段;1963～1972年：自力更生、发展“大科技”阶段;1973～1977年：调整布局、全面赶超阶段;1978～1985年：改革体制、面向经济阶段;1986～1990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阶段;1991年至今：科教兴国，协调发展阶段。
2.四段论。
柯育芳、张军认为1949～1994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主要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
调整和重建中发展的时期(1949～1955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5年学部委员制的确立，是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第一个阶段。
其主要特点是进行体制建设，为今后科技发展奠定基础。
以“大科技”发展为主的战略(1956～1966年)，由于当时中国科技总的状况落后，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数量十分有限，中共中央、国务院首先建立起统一的科技领导机关，以确保科技发展的组织基础。
其次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科技活动——“群众路线”成为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
科技为政治服务的“战略”(1966～1976年)，这一时期科技的发展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极大，由于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极大，故而国防科技成为战略重点，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造成了科技发展的畸形格局。
科技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战略(1977～1994年)，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是科技的全面发展，特别是那些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领域，更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和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科技发展计划，由于科技体制改革和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中国科技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也有学者以党的领导集体为视角，分析了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
如刘宇楠、夏承伯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向科学进军”，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
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战略的付诸实践，中国科技发展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西方科技数百年的发展历史。
同为以党的领导集体为研究视角，戴艳军等将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重点归纳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四个阶段。
3.三段论。
一些学者将科技发展战略划分为三个时期，如童大林、胡平将1949～1982年间科技战略的发展过程划分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粉碎“四人帮”以后三个阶段。
而马佰莲、宋正等分别撰文认为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
1956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即《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随着国内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发生了几次重大转折，与此相适应，科技发展战略也发生了三次转移。
第一次(1956～1981年)是以发展与重化工业和国防事业有关的尖端科技为重点的战略转移，第二次(1982～1994年)是以“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为基本内容的战略转移，第三次(1995年至今)是以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而确立的“科教兴国”的科技发展战略。
在三段论中的不同观点主要集中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如何分期，如马佰莲、宋正等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在第三段，即与“科教兴国”战略放在一起，而许晶、王伟宜则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在第二段。
4.两段论。
也有学者将科技发展战略以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为两大时期，如黄顺基认为，建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可分为两大时期：1949～1978年的“工业化”。
1978年到20世纪末的“四个现代化”。
也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心在于加强国防建设。
还有学者在两段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科技政策的变迁为标志，将这两段又分别细分为两个和四个阶段。
将改革开放前分为新中国建立初期(1949～1955年)、计划经济时期(1956～1977年)。
将改革开放后分为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4年)、科技体制改革前期(1985～1991年)、体制转型时期(1992～1998年)、科技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9～2005年)。
相比之下，后者的两段论更加严谨，在其研究成果中不仅分析了不同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目标、特征，而且对实施效果也给予了精当的评价。
(二)关于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思想与科技发展战略关系的研究。
1.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战略思想评析。
谢科撰文指出，科技革命的思想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发展尖端武器以巩固国防，奠定了国家安全基础;依靠尖端科技争取国际发言权，奠定了国际地位基础;以“技术革命”促进生产力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此外，一些学者还指出从“一五”期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为起点，到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以农业为主的落后中国开始迈向以利用科技为主的工业化社会;以高科技工业的建立和兴起为主要标志的经济成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因素大大增强。
牛君、慕向斌、邓斌等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确立的优先发展尖端科技的战略决策直接促成了“两弹一星”的科研成果，促进了我国核工业、核能源、航天工业的长足进步，带动了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并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从而，极其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了中国当代科学事业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模式。
董志凯则从自主研发角度，回顾了与中国科技自主研发的历程，分析论证了的科技发展思想。
苏多杰、宋正认为，我国实施的优先发展军事、重化工业及尖端技术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壮大了国家实力，但是由于过分重视国家的政治建设以及科技的生产关系功能，对于国计民生的科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物质基础仍然十分薄弱。
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除了与军工有关的科技——航天、导弹、核能等迅速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之外，其他方面的科技力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总体科技水平不高。
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赶超战略，林自新、吴明瑜认为存在三点不足：对于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的估计不足、对于当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估计不足、对于我国在发展技术上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估计不足。
因此“赶超”的要求脱离了实际可能，结果一方面浪费了人力物力，另方面生产建设中许多亟待解决的技术课题因“不属于世界先进水平”而长期得不到解决。
2.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战略思想评析。
张巨青、肖新发从科技思想的理论特色出发，指出是着眼于科技发展的未来趋势思考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论述科技问题的。
刘宇楠、夏承伯指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在此指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形成了高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三个层次的战略格局。
刘洪民认为，吸收并极大地发展了的科技革命思想，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思想，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制定了长期的发展战略。
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第一次真正解决了经济和科技落后国家与地区如何尽快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论、道路、方针、政策等问题。
戴艳军等撰文指出，这一阶段的科技战略转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苏多杰、宋正认为，中共中央于1985年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战略。
“依靠、面向”战略解放了科技生产力，不但使经济建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大大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使中国具有了整体科技实力，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但也应该看到，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科技和经济有效结合的运行机制，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只有20%，经济建设还没有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
3.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战略思想评析。
研究者普遍认为，江泽民关于科技发展的思想和论述包括许多内容、涉及许多方面、许多领域，他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凝聚了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智慧，全面落实并发展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并主持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的重大措施，使中国科技事业跃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较多学者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概括为“科教兴国”战略，并指出“科教兴国”战略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落实，也是把理论变成实践的一大飞跃。
“科教兴国”战略强调教育的优先发展；强化技术开发、创新与推广，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使之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重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
戴艳军等将这一阶段概括为“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高峻将这一段的科技战略思想总结为：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将其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重申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际合作为辅的方针，把自主研发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反复强调科技创新问题，把创新视为我国科技发展的强大运动，视为超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最有力的手段；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还有一些学者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论证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
胡小平在对近年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科技创新战略中存在的问题。
4.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战略思想评析。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都集中在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科技战略思想的研究，对这一阶段的研究还很薄弱，只有少数学者对此有所涉及。
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方新等的观点，学者们指出：胡锦涛2004年以来的一系列讲话指出，要坚持把自主创新摆在全部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
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以及同时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预示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重大转变和调整，正式确立了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的地位。
刘宇楠、夏承伯等的观点与方新相似，即“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
而戴艳军等则将其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观。
(三)关于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研究。
1.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比较研究及评价。
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集中在前三个中长期科技规划方面(即《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而对后五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一书在深入分析三个规划的制定背景、基本内容、执行情况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制定和执行科技发展规划的经验教训。
对《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即《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研究以马惠娣、胡维佳最为深入，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
关于《十二年科技规划》的评价学术界达成了一致，任务之艰巨，规划期之长，成果之丰硕，在世界科技史上是罕见的，对中国乃至世界之影响也是巨大的。
正如龚育之所说：“中国于5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最先制定全国的科技发展规划……在经济和科技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研制成功‘两弹一星’，这些也曾使世界瞩目，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声誉，也为以后科学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即《十年科技规划》)的研究。
主持《十年科技规划》的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对这一规划的规定及执行情况进行了回顾，以亲历者的身份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和客观的评价。
曾敏认为《十年科技规划》是我国科研工作的一个新起点。
杨丽凡认为，《十年科技规划》的实施虽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但这个规划是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等曲折后中国科研工作的一个新起点，它的一些指导思想和措施发生作用的时间并不局限在执行规划的那三年，在此后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一直影响着中国科技的发展模式。
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十年科技规划》的执行，我们现在很难对规划的具体目标是否恰当作进一步的评价。
戴艳军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特别是美苏军备竞赛和中苏关系的破裂给我国的国防建设敲响了警钟。
针对当时国际形势，《十年科技规划》明确“抓两头”的其中一头就是指“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因而这个规划仍然强调国防科技水平的提高。
关于《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即《八年科技规划》)的研究。
郑巧英认为《八年科技规划》反映了当时我国对科技发展的展望，其中有些提法显得冒进，在以后的实行中并未得到贯彻执行。
对于1978年来讲，国门刚刚打开，封锁了十年之久的中国科技界面对国外先进的科技和政策理念，显得十分冲动，直追国外科技发展水平的急躁和渴望，已无法对当时中国的科技状况和潜力保持清醒的认识。
虽然存在上述不足。
但这一规划增强了中国人发展科技事业的信心，也为后来的逐步调整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一些学者还将《十二年科技规划》与《八年科技规划》进行了比较研究。
学者们指出虽然制定两个规划的目的相同，但由于它们制定的背景不同，因而在内容、效果上存在很大差异。
《十二年科技规划》的编制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以及应对世界经济科技力量激烈竞争的现实。
而美国学者萨特米尔认为，《八年科技规划》的制定需要预言科学学科在未来的发展，预见工农业生产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中国人在制定时似乎还没有准备好相关的预见或预测的情报和方法。
利奥•奥连斯也研究了《八年科技规划》不切实际的原因。
2.关于中长期规划的模式、理论研究。
自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成功地实施以来，这一管理经验和模式引起了发达国家的极大关注，萨特米尔曾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蕴藏于中国人民中的科学技术创造力的解放，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科学技术知识的宝库；第二，1949年以来，中国在科技政策方面的具体做法，为世界各国促进知识增长和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他在《科研与革命》一书中，从科学与社会的主题入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的地位和作用，科技发展的组织与规划及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论述极富预见性与启发性。
然而中国对此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却显得十分不足，对它的学理性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
因此，对中国的学术界和政府职能管理部门来说，加强对“规划模式”的学术基础和理论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也十分迫切。
张利华、徐晓新认为，随着国家层面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省、市、县三级的区域发展规划取得了重大发展。
但国内有关科技发展规划的理论研究却严重滞后，影响了整个科技发展规划的质量和实施效果。
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是影响科技发展规划质量的重要原因。
杨柯在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至八五期间的历次科技规划的基础上，指出了科技规划管理中需要改进和完善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