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迎新年庆元旦串词
甲：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乙：亲爱的同学们合：大家晚上好
甲：仿佛就在昨天，我们还拉着春姑娘的衣角蹦跳着嬉戏乙：仿佛就在昨天，我们还帮着秋婆婆一起细数着丰收的果实甲：当时间老人摇着铃儿一路欢歌，那越来越近的铃声告诉我们，又是一个新年到来了。
乙：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让我们把第一份祝福送给我们的学校，丙：愿学校越办越好，桃李满天下
甲：再把祝福送给见证我们成长的父母和老师：丁：愿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甲：最后把祝福送给亲爱的同学们，丙丁合：愿同学们学习进步，万事如意
乙：大地春归，辞旧迎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歌声、用舞蹈、用我们的满怀豪情唱响新春的喜庆旋律
合：*** 小学分校元旦晚会现在开始。
首先有请班主任**老师为晚会致词。
＊＊＊＊＊＊＊＊＊＊＊＊＊＊丙：充满热情的彝族舞蹈把今天的晚会推向了高潮，丁：此时，侧耳倾听，新年的钟声仿佛已近在耳旁甲：年年岁岁，花开花谢乙：暮暮朝朝，云卷云舒甲：新的一年开启新的梦想，乙：新的空白承载新的希望甲：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实现新的梦想，收获新的希望。
丙：＊＊＊＊＊学校（班）迎元旦晚会到此结束。
丁：老师们，同学们，晚安
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鲁涤平生平
（1887—1935），湖南宁乡人，高级将领，曾任湖南省主席，因逼迫退出湖南，任江西省主席，后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34年11月13日，总经理在沪杭道上遇刺身亡，负责调查此案，就在此案初露端倪时，却于1935年1月31日突然病故，其妾室沙夫人也坠楼身亡。
有人认为，遇刺案系高层策划，而鲁涤平为侦破此案不遗余力，内部恐其查出案件真相，因而将其灭口，其妾室沙夫人发现丈夫鲁涤平死因有异，也被人推下楼身亡。
鲁涤平(1887年-1935年)，字咏庵，湖南宁乡人，行伍出生，1903年11月入湖南陆军兵目学堂。
毕业后在湖南新军服役，辛亥革命时为湘军排长，营管带。
参加过反清之役，民国初年又参加过护国、护法诸役，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23年拥护孙中山，率部到广东。
后任湘军独立第三旅旅长、第二师师长，中任副军长，后升任军长，是湘军元老谭延闿的嫡系将领，后任第四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序列上为第四集团军总指挥李宗仁麾下。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由于鲁涤平没有追随桂系参加反蒋活动，取得蒋介石的好感，逐渐得到提拔，1928年出任主席。
湖南省清乡督办，后被桂系迫走，并引发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蒋桂战争。
后来在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中，鲁涤平又在中央军第三军朱培德的军中任第十八师师长。
之后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9年，鲁涤平转任主席兼第九路军(即湘军旧部)总指挥，负责围剿中共中央苏区。
下辖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和路孝忱的第七十九师等，并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与张辉瓒相同，鲁涤平和当时正在井冈山的也是老相识了。
1925年11月上旬，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等7人，组成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任书记，负责领导此前成立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当时，曾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一同，访问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以及副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支持在武昌开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此后，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
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阀何键与鲁涤平，联手发动了第三次对井冈山的“会剿”。
1月14日，率红军主力下山，欲将敌军引离井冈山。
但红军在赣南数战不利，直至2月11日，才得以在大柏地歼灭了赣军刘士毅两个团，打破了危局，这也是赣南和闽西的红军根据地创建之始。
后来重经大柏地时，欣然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词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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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又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
当时鲁涤平任“江西剿匪总指挥”，他率领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和邓英新十三师的陕军，进攻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
结果，又被“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打得一败涂地，其手下的两员大将张辉瓒、谭道源一俘一逃，或全军覆没，或溃不成军，国民党参与“剿匪”的将领们个个面如死灰，谈“红”色变，鲁涤平也脸色无光。
不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了他的地位，以南昌行营主任的身份赴江西，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几近破裂的国民党内部达成了“宁粤合作”，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告下野，下台前把鲁涤平调往自己的故乡浙江任省府主席。
因参加“剿共”惨败而大丢脸面的鲁涤平匆匆率部上任，使得原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毫无准备，以至于当时杭州城里传出“张难先终究难先”的谑语。
张主席只好拱手让出湖滨“澄庐”的官邸，把权力移交给领兵前来的鲁涤平。
显然，鲁涤平是因“剿共”无力铩羽而来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蒋介石的老巢担任“父母官”很不容易。
于是，他索性采取“无为而治”的对策，大半时间他是在距杭州不远的“清凉世界”——莫干山上养疴和避暑。
在他任职的时期，浙江有这样的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嫖三年，民政厅长醉三年，各有千秋。
”鲁涤平担任浙江的省府主席，其实是被架空的，重要部门都掌握在蒋系人物的手中，例如教育厅长是陈布雷、建设厅长是曾养甫、财政厅长是周骏彦、保安处长是宣铁吾和俞济时等等，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或是“二陈”即“CC”的重要成员。
鲁涤平晓得其中的“游戏规则”，凡事听命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而已，以南昌的命令马首是瞻。
于是，鲁涤平在浙江的“政绩”，大概除了滥发公债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加上当时鲁涤平的旧部以及刘珍年客军的给养，都是由中央供给的(蒋介石下野后乐得让汪精卫政府出钱)，也没有给浙江人民增添什么新的捐税。
借着鲁涤平“无为而治”的这个机会，国民党军统的戴笠，以其在杭州的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加速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心腹。
后来这所学校的校长赵文龙就是他的“铁杆”，也是不久之后相继发生的史量才遇刺案和鲁涤平猝死案的关键人物。
1934年离任。
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1935年病逝南京。
蒋介石曾作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死亡之谜编辑鲁涤平到浙江履新不过三个年头，1934年忽然又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可是不久，他却奇怪地猝死。
鲁涤平的猝死，其中疑窦甚多。
一是他致死的原因：当时报纸上说是因脑溢血而毙命的，后却有人说是军统特务下毒所致；二是他死亡的地点：一说是死于其新上任之地南京，一说却是死于其在杭州梅花碑省府中的官邸内，且此前省府内外已是戒备森严，对外的口风是鲁涤平中风病危，需要安静，禁止行人喧哗等；三是在鲁涤平死后，其“爱妾”在开丧前夕，竟然跳楼殉夫，这时已是民国，不是做烈女的时代了。
这更为这桩悬案平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其实，鲁涤平与其小妾的离奇之死，是史量才案的“一水涟漪”。
原来，史量才一案的内因，是因为蒋介石嫉恨史量才，并且不肯降服于蒋。
当时，史量才已逐渐获得中国报业托拉斯巨子的地位，拥有《申报》、《时报》、《新闻报》等，这对国民党“一党**”的舆论和宣传构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等人，布置和策划一桩旨在消灭史量才的凶杀案，由国民党特务来充当凶手(具体执行的人是军统上海特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等6位“黑衣人”)，并由国民党杭州警察局局长兼警官学校校长赵文龙配合执行。
这一行动的计划是，在史量才一行从杭州返回上海之际，行动人员抢先一步在公路上做好准备，进而实施突然的刺杀。
尽管事前史量才得知杨杏佛遇刺后也有所防范，如配置了防弹汽车和防身手枪等，但毕竟不是精于黑道的国民党特务的对手。
于是，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段，发生了史量才被刺案(死三人、伤两人)。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
“史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
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的文件。
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
为了应付舆论，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了。
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
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
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
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
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于是，他获知了一点案情中的“案情”，也就是整个“史案”中的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校长)、赵文龙(公安局长)、俞济时(保安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嫌疑了。
当然，这时的省主席鲁涤平也就“危乎殆哉”了。
却说“史案”发生之后，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的哀挽录题写了“哲人其萎”的题词。
其他国民党的高官们如孙科等，均一一题字，表示悼念，鲁涤平也献了一副“舆论同悲”的挽联。
而在上海的追悼会上，却有一副最醒目的挽联，不啻是给他们一记耳光——“死亦寻常，忍此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业在，复何遗憾”。
与此同时，蒋介石煞有介事地给案发之地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记了一个大过，并责成他10天缉凶破案，后来又借口他“破案不力”，逾期未能破案而调离职务。
对此，鲁的心情显然是不愉快的，加上杭州的一批国民党“地头蛇”乘机兴风作浪，一面以“鲁主席即将荣迁”为由，对他假意逢迎；一面以冷眼相窥，暗中捕捉他抱怨的口实。
鲁涤平的一番牢骚，经过他们的捕风捉影和添油加醋，上报给了蒋介石。
蒋原本就恼怒戴笠等人在“史案”过程中手脚做得不干净，给人抓到了把柄，命令戴笠暗嘱赵文龙，在鲁调离浙江之前，先“做”了此人。
据说，就是在鲁主席频频出席的下属欢送宴会上，他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药。
于是，他半夜毒发，一命呜呼，时1935年1月31日。
“史案”和“鲁案”，真正的元凶是蒋介石和其属下的特务。
尽管鲁涤平曾因参加讨桂战争而获得过蒋介石的青睐，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
此时的蒋介石，忧心于全国舆论对“史案”的关注，同时又惧怕先因不知杀史内情、继而又获知情由的鲁涤平会认真侦查破案，这样难保会有弄假成真的麻烦。
于是，他就以办案不力为借口，将鲁调离浙江，接替陈调元，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
而鲁的原职，就由黄绍竑来担任了。
为了“作秀”，蒋把浙江海宁县长也撤职了，一些杭州的公安人员也被记了大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鲁涤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静安和爱妾沙佐安的疑心。
原来，鲁涤平是一位“美食家”，大概湘军的首领都喜吃鱼翅之类，中国著名菜系之一湘菜的菜单中，居然也有鲁涤平的“作品”，那就是所谓“三层套鸡”的传统湘菜，其实那是长沙名厨柳三和最擅长的名菜之一。
据说鲁涤平主湘之时，沙夫人患有头痛的顽疾，当时医生推荐了一个方子：用麻雀、斑鸠、乌骨母鸡和天麻套蒸，饮其汤来治病。
后来柳三和借用这个配方，在母鸡肚子内放入鸽子，鸽子内再放入麻雀，麻雀内又放入天麻、枸杞之类的药材，用此三物套蒸，制成了所谓的“三层套鸡”，不久就名噪一时。
鲁涤平非常讲究饮食，他还有专职的私人厨师。
好吃加上他身材肥硕，就有了“中风”的几率，所以鲁涤平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的消息，当时一般人是信以为真的。
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却不这么看。
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主子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怀疑，一定是在酒席宴上中了毒。
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案”的不同寻常。
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更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堪，尤其是在他临死时的喃喃中，断断续续地吐露出的一些隐情也被她们听到了。
然而，身处高墙深院中的鲁涤平的妻妾们，却不知“江湖”的凶险，她们居然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当众喊冤。
已经因“刺史”不力被上峰责骂的赵文龙，听到这个消息自然不免慌张起来，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硬给戴上一顶红帽子，说她私通共产党，逼得她跳楼自杀。
再“做”了这些女人。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鲁涤平开丧的时候，他的小妾跳楼的一幕(当时称她是哀思鲁涤平，痛不欲生为主子殉身)。
从此之后，史量才一案和鲁涤平及其小妾之死，都不了了之了。
后来，史量才被安葬在杭州西湖的茅家埠天马山，当年他为其爱妾沈秋水建造的“秋水山庄”，依然是西湖边最靓丽的一座建筑物。
而鲁涤平呢?有人说他于1936年春被葬在了杭州，也有人说灵柩被运回湖南安葬了。
据说，曾有人为了“纪念”这位省主席，在西湖边的孤山上建造了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亭子。
当然，这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今天那座亭子早已无处可觅了。
开国大典的资料 ~~~~~~~~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会议，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纲领。
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迅速组成政府机关，推行各项工作。
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
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
”在国歌声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
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对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 晚上，北京市民举行提红灯游行，直到9时许结束。
图片： 开国大典资料 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
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江西赣州去了。
中央任命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
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阅兵总指挥。
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
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
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
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
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
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
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
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
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庆典前中央人民政府举行首次会议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
主席、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
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
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会场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
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
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
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
“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
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
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
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
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
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
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话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
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
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篇文章已收入《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
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
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
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朱总司令下达总部命令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
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
检阅毕，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
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
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
前后历时3小时。
难忘的群众大游行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
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
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
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
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
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
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
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讲话的全部内容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4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表》中，记载了开国大典的三大项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 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和焰火晚会。
庆典的场地设在天安门。
然而，在此之前，关于庆典场地的选择却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将庆典活动安排在天安门。
另一种方案则是在西苑机场，理由是： 3月25日，和中央领导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
更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兼任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将庆典的场地定在天安门。
针对国民党空军在开国大典那一天可能进行的空袭，周恩来指示：在北平的南苑机场集中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有升空作战能力的战斗机群，在北平的四周布置用于防空的高射炮群。
清理污水坑 在得到中央的同意之后，周恩来立即通知有关部门，迅速修整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
从当年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的城墙斑斑驳驳,城楼上散落的是残砖断瓦,梁柱上积满了野鸽子的粪便。
当年的广场上除了这些成片的杂草以外,还有成堆的垃圾和与垃圾为伴的苍蝇和老鼠。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代表大会，时任市委书记的彭真宣布了整修开国大典主会场--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决议。
1949年9月10日是星期六，这一天天还没亮，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集中，到了下午的3点钟，参加义务劳动的人数就达到了6000多名。
几天之后，广场上的垃圾、杂草消失了，腐臭味也消散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
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垃圾清理干净之后，接下来就是对天安门城楼的装修。
这包括:在天安门上挂起红灯笼、城墙两边书写巨幅标语、在城门上方悬挂的巨幅画像等工作。
刚刚解放的北平城是个破烂的城市，城里遍地都是垃圾。
北平解放以后，北平市人民政府向古城的垃圾宣战了。
当时，北平军管会有一条硬性规定：无论公车私车，汽车出城的时候，必须捎上垃圾。
据统计，在开国大典之前，北平市共清除垃圾20多万吨。
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才告一个段落。
受阅部队 当北平人民向垃圾宣战的时候，开国大典的阅兵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49年7月上旬的一天，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副总指挥杨成武等受阅部队负责人的汇报。
汇报结束的时候，用郑重而诙谐的口气说道：“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 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无论是军种、兵种，还是规模上，都是最多最大的一次，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16万。
参加受阅的海军代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组成；陆军代表队由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组成；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和坦克车团。
参加受阅的步兵方队，则是20兵团67军的199师。
李水清，当时是199师的师长。
李水清：“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全体官兵非常高兴，感到很光荣，特别是讲到了，我们是要代表全国解放军，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所以，特别高兴。
” 开国大典的阅兵式盛大而又空前，负责阅兵训练的杨成武不仅查阅国内外有关阅兵的资料，他还找其他的解放军将领虚心求教。
南苑机场 7月，正是北平的盛夏，199师的一万多人马全部集结在北平市郊。
按照阅兵指挥部的要求，步兵师在阅兵的时候出12个方队，每个方队由144名指战员组成。
李水清：“一万多人只要两千多人，所以大家拼命地练，都写决心书，要参加受阅，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两千多人以外，我们又另外组织选了二百多人，做预备的。
” 训练前的准备已经基本就绪，但是，新问题也接踵而至：已经有22年战史的人民解放军，居然没有一本关于队列训练的条文和规范动作的准则。
他们拿什么作参考呢? 李万恒：“这个条例开始是国民党的，以后是苏联的，最后还是按照刘伯承那个操典进行队列训练，在队列训练期间里头，这个齐步正步，这个东西是你这一步迈出去70公分，高度15公分，这是齐步，正步30公分的高度。
” 三伏时节的炎炎烈日照在天坛公园，公园围墙外的空地上是整理过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
199师的官兵们在这里开始了严格的分列式训练。
一转眼，就到了1949年的8月1日。
这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给新成立的特种兵部队授旗。
特种兵部队属于陆军序列，主要包括礼炮部队、骡马炮兵以和装甲兵。
杨成武 曾经担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当时是特种兵司令部的参谋长。
李健：“选的标准基本上都是党员，另外大部分，百分之四十以上都是英雄连队，都立过大功，小伙子都比较高，一般都是一米七八、一米八零这样，确实也很标准。
” 听说受阅部队的训练非常艰苦，爱兵如子的朱德总司令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赶到受阅部队的驻地，去看望正在训练的指战员。
回到中南海，他吩咐有关部门给参加受阅的官兵每人每天增加一个鸡蛋。
开国大典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升国旗、鸣礼炮、奏国歌。
特种兵司令部将鸣礼炮的任务交给了战车团参谋长韩怀志。
人和炮调集齐了，韩怀志便一门心思扑在了训练上。
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抛到了脑后。
骑兵代表队，由华北军区骑兵三师组成，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战车团把训练场摆在了北平西郊的荒地里。
在战车团加紧训练的同时，住在北平城东单大街西总布胡同里的军乐团也在抓紧时间排练。
参加阅兵的士兵 担负着为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演奏重任的军乐团，被人们称为“礼乐之神”。
阅兵指挥部指示：将华北人民文工团的管乐队以及受阅部队军师两级的军乐队合并，组建成联合军乐队，于是，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诞生了，由罗浪担任总指挥。
1937年从马来西亚回国的罗浪，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
1939年，他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后来，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
有一天，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有苏联专家参加的部队负责人会议。
会上对采用什么样的曲子作为阅兵典礼乐曲出现了分歧：第一种意见是随便找一个好听的阅兵进行曲就行了；第二种意见则是用苏联的阅兵曲。
罗浪：“我说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现在已经用过的，使用过的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子来作为我们这次阅兵的典礼用曲，来作为我们的阅兵用曲。
” 会上对此事激烈的争论起来，鉴于意见一时难以统一，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和群众游行的乐曲曲目上报中央。
参加阅兵的坦克 很快，就作了 “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批示。
决定采用罗浪所报的《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进行曲》等5首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
阅兵曲目确定下来以后，为了使其达到适合典礼使用的音乐，罗浪挑灯夜战，连夜对乐曲的旋律和配器进行了修改。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9年的9月1日，这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
” 9月上旬的一天，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到南苑机场上，随着巨大的轰鸣声，9架战斗机相继从跑道起飞，很快就在空中调整成品字队形，并两次通过机场上空。
在地面观看飞行表演的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拍手叫好，为飞行员加油鼓劲。
当飞行表演结束后，朱德用企盼的口吻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
林虎：“后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就研究了，又增加两架“蚊式”战斗机，这个飞机是英国造的，它机身什么，都是木头的，实际上就发动机是金属的，有些设备是金属的，但是这个飞机既能做轻型轰炸机，又能做战斗机。
” 阅兵式里的乐队 几天以后，又有三架修复的运输机，一架通讯机，两架教练机纳入了受阅飞行队。
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10月1日那一天，将有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
九月的北平，已经进入初秋，受阅部队的训练也进入了“倒计时”。
九月份的一天夜晚，受阅部队接到了到天安门广场预演的通知。
信心十足的199师师长李水清带领训练了两个多月的部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正步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训练场上走得还像样的部队这时候乱了方寸:该迈出左脚的时候,有人偏偏踢了右腿。
乐队总指挥罗浪发现，原来是战士们的步伐跟不上乐队的鼓点，他立即对军乐队的节拍做了调整。
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出以后，报名参加的单位和群众格外踊跃。
长辛店铁路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来到这里，开展工人运动。
也曾经两次到过这个工厂。
北平市总工会给了长辛店铁路工人2000个参加大典的名额。
门头沟镇的西辛房村地处北平远郊山区，距离天安门30多公里。
1949年的9月，一百多名村民接到了参加开国大典的通知。
焦桐兰和几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被批准参加开国大典。
为了早一点赶到天安门, 早一些见到毛主席，焦桐兰和小伙伴商量之后，凑钱买了一辆没有刹车，没有铃铛的旧自行车。
1949年的9月30日，是中国农历的八月初九。
这一天晚上，许多人在兴奋和等待中度过了新中国诞生的前夜。
李水清：“都在那里不睡觉，把钢盔擦的干干净净，擦的亮亮的，好看。
” 北平西苑 焦桐兰：“一宿也没睡觉，没睡觉以后就是想到毛主席那儿去，见毛主席怎么样的表达心情呢，见毛主席是什么样的，长得什么样呢。
” 这天晚上的10点钟，周恩来到了天安门，对城楼的布置工作做最后一次检查。
当看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下面写有“同志” 几个字的时候，他立即派人找来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
钟灵：“他说这个不能要，因为开国大典呀，要很严肃呀。
” 的这幅画像出自周令钊的手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小心翼翼地用颜料把画像下面的几个字盖住。
当周令钊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
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它面前的广场，正迎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
开国大典
1.开国大典 油画《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庆祝游行。
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并宣告：自1950年起，以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编辑本段]2.开国大典记录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政府成立了。
辽沈、淮海与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主力已基本被歼灭，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到长江北岸。
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已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
新中国诞生的条件已经成熟。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决定，10月1日在北平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侨胞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中共中央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朱德任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任阅兵指挥所主任。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开国大典。
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海洋。
10月1日下午3时，大地欢声雷动。
刚刚就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当林伯渠宣布开会后，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人民领袖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震撼了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新世纪。
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
与此同时，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54个单位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间，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升旗之后，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紧接着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庆祝活动到晚上9点多钟结束，但欢乐的人群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开国大典的阅兵按阅兵式、分列式的组织程序进行。
阅兵式在静止状态下进行，全体受阅部队以天安门主席台为中心，按序列在东、西长安街列队，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在行进状态下实施，各受阅部队依次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受阅部队按海、陆、空三军的序列编组。
海军的一个方队由东北海军学校和华东海军舰队选调人员编成；陆军各方队由步兵199师、独立207师619团和临时编组的炮兵第4师、战车第3师、骑兵第3师编成；空军的一个混合飞行梯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所辖的p-51型歼击机中队、蚊式轰炸机小队和pt-19型、l-5型教练机小队编成。
受阅部队共1.64万余人。
武器装备以军兵种为单位，按种类集中，统一编组，由轻到重，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地面、海上到空中，使陆、海、空三军浑合一体，形成强大阵容。
[编辑本段]3.开国大典全过程 1.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
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了江西赣州去了。
中央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
后来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了阅兵总指挥。
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
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
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
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
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
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
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
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
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2.庆典前中央人民政府举行首次会议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
主席、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
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
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3.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会场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
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
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
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
“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
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
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唯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
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
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
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
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
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
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4.毛主席宣读公告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篇文章已收入《文集》。
国庆60周年天安门夜景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
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
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
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5.朱总司令下达总部命令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
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兼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
检阅毕，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
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
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
前后历时3小时。
6.难忘的群众大游行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
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
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
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
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
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
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
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阅兵式共用了2个多小时，受阅部队的人员总计有1.6万多名。
接下来是群众游行。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工人，京郊农民紧随其后。
后面是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
晚上9时25分，无数彩色的礼花向广场四周发射出来。
首都军民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度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夜晚。
开国大典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了中华民族的新生! [编辑本段]7.开国大典上的外国人 1.核心提示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日期确定的程序与绝对保密性使能出席的外国人少之又少，择何日举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当时在外交上也是很敏感而举世关注的。
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
2.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筹备 当时西方通讯社对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间，在八九月间已经有了种种揣测：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办事讲究选择吉日良辰，极有可能在占领华南、西南基本统一大陆后，于1950年元旦这天举行仪式，“元旦”是中国人认为一年中最好的喜庆开端日子；在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定为首都消息传开后，也有西方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有好感，既然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云集北平开会，或许他们会选择辛亥革命的“双十节”10月10日这天，举行大典的仪式。
关于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及采用的纪年等开国的诸多事宜，一些书籍和文章都已有详细生动的记述与描写，但关于“10月1日”开国大典日子的选定，至今尚未见到完整、专题及甚为具体的文字记载。
新政协筹备会议在6月15日开始开会，7月7日过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筹委会主要由中央、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组成。
筹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拟定的开国大典有三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当时由杨成武与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
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个是西苑机场，场地宽阔，展得开，无须阻断交通，但须另搭两三个看台，工程大，且赶不上天安门城楼宏伟状观；另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须断绝交通4个钟头，当时的长安街较窄，不能按照正规阅兵的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
周恩来终于在阅兵方案的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谈到了开国大典的日期和地点：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
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
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主要考虑防止敌机长途奔袭，按照敌机远程飞行袭击的规律，一般都是上午起飞，下午基本不动。
当时，在北京四周远近，华北军区已经布置了有序的高射炮群，严阵以待。
年轻的人民空军也作好了一级战斗准备，并安排了届时在北京上空巡逻的战斗机。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给受阅部队下了一道死命令：万一发生空袭，一律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
万事俱备。
一直保密的开国大典的时间，直至10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才由北京新华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发出预告。
这时，离下午大典正式开始的时间，只剩5个小时了。
这就造成了能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人少而又少。
3.苏联友人在开国大典上 赶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10月1日的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的，差一点就赶不上了。
周恩来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到前门车站欢迎。
团长是大名鼎鼎的苏联著名作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好些有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40多人。
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未能邀请外国的政府代表团或党政代表团参加。
这个苏联的民间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
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开国大典后的10月2日或3日中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苏联文学艺术家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该算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
作了长篇的精彩讲话，会见延续了两个钟头。
在师哲的回忆录里，对的讲话作了这样的记述： 说：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有苏联这样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 他的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使代表团中许多人听到动情之处，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师哲形容说“出现了罕见的动人的场面”。
4.美国上校偷拍开国大典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美国上校在拍摄开国大典
公安部门建议抓起来或是没收其胶卷，总指挥聂荣臻要请示才行。
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麦克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开国大典的第一项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正在进行之时，负责警戒和保卫开国大典安全的公安人员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围墙附近，频频地进行拍摄。
公安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指挥部作了紧急报告。
位于天安门城楼下黄房子里的指挥中心得到报告，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美国军人的身份：此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个中国通。
此人在抗战后期曾经作为组长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有过交往，对我党我军有过友好的态度。
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决定对这个非法拍摄者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
聂荣臻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到外交事宜，需请示。
聂荣臻走近城楼前侧栏杆旁的，简单明了而细声地报告了情况。
听了说：“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 聂荣臻小声地问：“阅兵式能让他随便照吗
没收他的胶卷吧。
” 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
让他照，不管他。
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 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拍摄了一些照片。
其中有一张是从天安门正面拍摄的巨幅画像。
据说，这张照片后来在美国被报刊发表了，但细心的包瑞德发觉：这张照片与10月1日开国大典及以后的天安门正面的画像怎么会有一点不同
这当然是包瑞德所无法弄明白的。
原来，10月1日凌晨，周恩来到天安门来作检查的时候，发现城楼正中高悬的画像，是根据自己选定的照片所放大而绘制的。
这是解放区的老百姓很熟悉的一张照片。
著名画家周令钊在绘制时，在画像下方留有二尺余宽的一条白边，下面写了的亲笔题词：“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验收时，觉得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己为自己题词，就指示赶快将这几个字涂掉。
包瑞德在9月30日所拍的那张照片，就成了绝无仅有的绝版。
5.开国大典的胶片失火焚烧了 苏联摄影师不慎将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失火烧了，回国之后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处分，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这是几个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人。
他们可以随意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
人们注意到，连、朱德等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还随他们的指令作一些配合。
在地面，还有一部小吉普协助他们。
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广的位置，还为他们搭了专用的高台。
指挥部得知他们拍的是彩色影片的电影。
当时指挥部里几乎没有人看过什么彩色电影，都觉得很神秘。
这是斯大林派来的纪录电影摄影师。
那是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主动热情提出来的。
这次他们拍摄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种拍摄方便条件。
他们的干劲很大，跑上跑下，开国大典那一天，从头到尾一直开着摄影机拍摄，机器一直响着连续而均匀的嗒嗒声。
他们从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然后他们才兴高采烈地抱着几十本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所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宾馆里。
这个宾馆在北平解放初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
他们的这些珍贵的底片都堆放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
胶片是易燃品，偏偏开国大典后没几天，这个堆放胶片的房间起了火灾
几十本胶片几乎全烧光化成了烟。
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胶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
这几个年轻人在宾馆前失声跺脚痛哭。
据说，他们回国后受到了斯大林严厉的斥责与处分，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了，在“啊”了一声之后，难受得有好几分钟都沉默着没有说话。
惟一感到幸运的是，我们自己的那些从延安来的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纪录片，里面保存了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
接着，斯大林又派了一个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来重拍，周恩来有了教训，这回让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苏联人合拍，由总政派出懂艺术的黄镇将军担任顾问，这就是中苏两国合拍的大型纪录片。
这部影片获得了斯大林奖章。
开国大典
大典之前，第一届全国政协选出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
同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开国大典,主席在天 安门城楼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主席的庄严宣告和群众的热烈欢呼融汇在一起，这一刻，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的呐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中国历史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主席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用拟议中的国徽图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起初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中央美院的，一个是清华大学梁思成为首的小组设计的。
多数评委认为清华的设计方案好，有民族特色，周恩来说：“好，我也投清华一票。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在的提议下，起立以鼓掌方式通过了这个国徽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