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守信的主持词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受人推崇的做人原则；诚信就是守诺，诚信是一句话，说了就一定要做；诚信，是一张纸条，是衡量人道德的标准；诚信是不管遇到狂风暴雨或雷电冰雪都可以按时赴约的信念，是对诚信可贵的坚守，让人感动；诚信，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词而已
今天的“道德讲堂”有五个环节--“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谈感受、送吉祥”。
希望通过这五个环节让大家能重温道德经典，感悟道德精神，传递道德力量。
现在让我们共同走进本期道德讲堂的第一个环节---“学唱一首歌曲”。
大家一起来唱《一家人》，请大家起立，请工作人员放音乐。
好， 谢谢大家，请坐。
下面我们进入“道德讲堂”的第二个环节---看一部短片。
下面我们进入“道德讲堂”的第三个环节---颂经典。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滋养着数万万的华夏儿女，教给我们处世之道，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段经典，学习一段关于诚实守信的诗歌，我读一句，大家跟着我读一句，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品悟道德力量（边读边放音乐）。
诚信是一句温馨的话，给人温暖，让人快乐；诚信是一幅五彩的画，让人欣赏，使人陶醉；诚信是一棵奉献的树，为人遮阳，为人挡雨。
让我们用心灵呼唤诚信，让我们用行动实践诚信。
下面我们进入“道德讲堂”的第四个环节---谈感受。
唱了一首歌，听了一则故事，诵读了一段有关诚信的经典，相信大家一定有许多感想，下面我们进行一下互动，想请几位位现场听众与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道德感悟，请举手示意。
主持人：好，这位朋友。
观众1：…………主持人：谢谢
说的太好了，最小的善行胜过最大的善念。
好，下面还有那位朋友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
观众2：…………主持人：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现场交流环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发言，同样，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
道，源于教育；道，重在传承；道，贵在坚持，真诚地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成为道德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受益者。
朋友们，道德讲堂是属于大家的讲堂，讲述的都是我们身边人的道德故事，希望各位朋友们通过道德讲堂，洗涤心灵、感悟道德，从而践行道德，这也是我们开设道德讲堂的根本宗旨。
下面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送一份吉祥。
今天，是我们开办的第一堂道德讲堂，我想送各位一句话，以作共勉。
请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为在座的各位前后左右邻桌一同送上这句话。
让我们用真诚的心情，一起大声诵读：“做一个勤劳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诚实的人”。
（音乐响起《诚信中国》）。
日行一善。
激发善心、抒发善意，道德讲堂希望今天的各位朋友，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日行一善，“做一个勤劳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诚实的人”。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这是我们千年文明所积淀下来的道德古训，有因必有果，好人必有好报，道德讲堂衷心的祝愿大家，厚德善行，吉祥相伴。
本期道德讲堂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衷心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谢谢
吴文科的曲艺研究
这首歌词
据说来自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原成都分公司(西区)的一个普通职员。
创作背景：她最深爱的老公身患绝症，在离开人世后。
带着各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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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一首词，并发表在当时成都平安保险公司的内部刊物上。
貌似后来上了《平安行销》（也是好像是内部刊物）、后来平安公司总部--（深圳）在聋哑小朋友的一个事情上牵头，并以次词 谱了曲 并加了手语。
然后就进入了公众视线。
不为炒作。
不为出名。
我只是突然很怀念我那个同事。
北大人文精神体现在哪里
独立之精神，包括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等等，而最难能可贵的，则是独立人格，因为它是独立精神的基础。
什么是独立人格
先贤曰：“君子群而不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士可杀，不可辱”。
这就是独立人格。
先贤们的这种独立人格，被北大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的校格。
我们只要举一些北大人的事例，便可看出独立人格在北大世代相传的轨迹。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管学大臣总管其事。
第一任管学大臣(即京师大学堂校长)孙家鼐算是平安无事，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是个开明派，曾出任清政府驻俄、德两国公使，1900年回国接任管学大臣兼铁路大臣。
就在这时，发生了“庚子事变”。
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在慈禧太后和刚毅等后党大臣的支持下，肆意烧杀抢掠。
代表着“新政”和“洋务”的京师大学堂，自然是被冲击对象。
义和团在刚毅“学堂皆养汉奸之所”的煽动下，发出揭贴(传单)：“二十九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许景澄与太常寺卿袁昶对西太后导演的这场闹剧非常反感，两人在御前会议上慷慨陈词，要求取缔义和团无法无天的活动，保护使馆、学校和铁路。
然而冥顽不化的西太后竟然下令将许、袁二人诛杀。
许景澄在就义之前，从容交代了他经手的京师大学堂款项及有关文件，说是“不可便宜了外人”。
因此，在北大校史上，留下了这样一笔：“景澄以极谏清廷勿信拳众遭冤杀。
”可以说，许景澄是坚持独立人格而殉难的第一个北大人。
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由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
此时的北大，校事一团乱麻。
当时的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理由，拟关闭北大。
严复连续向教育部上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和《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陈述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
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
”在严复的坚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北大争得了生存的权利。
这是严复对北大的贡献，也是独立精神的胜利。
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回国，接任北大校长。
他从到校就职第一天起，就致力于北大的整顿和改革，把这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和新型大学，开辟了北大的新纪元，可谓居功至伟。
蔡元培长校期间，不仅自己总是奉“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而且一直勉励师生以继承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传统为己任，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伸张正义，面对挑战永不退缩。
蔡元培言传身教的独立人格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精神也被北大人继承下来。
为了捍卫真理和学术尊严而“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的马寅初，坚持向直言和拒绝批孔的梁漱溟，就是他们之中杰出的代表。
关于马寅初校长的事迹，笔者在《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怀念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寅初》(同舟共进，1998，5)一文中已作详细介绍。
这里只想补充一点：1927年12月，马寅初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上作过题为《北大之真精神》的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教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
此种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种精神当永久不死。
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
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见：马寅初演讲集：4.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30年后，马寅初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箴言。
梁漱溟是又一个持独立精神的北大人。
他早年与交上朋友。
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请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
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大意是说：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跑到城里当小工。
有的露宿街头，设锅造饭，影响市容。
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明天他们又来了， “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
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
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
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云云。
会议开了一半，来了。
他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梁漱溟，大意是：有人提出施行仁政，讲这个话的人大概是孔孟之徒吧!至于说工农之间有九天九地之差，是想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
梁漱溟对这一批评不服，便写信给申辩道：“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
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未予理睬。
9月16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列席这次会议。
梁漱溟又当面要求收回他的讲话，说是“要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这可把激怒了，于是劈头盖脑地猛批梁漱溟，这就是后来收入《选集》第五卷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
1973年10月，江青发动了“批林批孔”，并在群众大会上捎带点了梁漱溟的名。
梁感到莫名其妙，只好保持沉默。
然而，既然“文革旗手”点了名，哪能容得你沉默
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着他对批林批孔表态。
他一开口，便引发了一场新的风波。
1974年2月24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楚楚，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走进政协会议室。
他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整齐地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向大家鞠个躬，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针对当时所发的中央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
我却不敢相信。
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所以，“ 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
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
于是，全国政协的“ 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
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
给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 ”、“孔孟之道的卫道士”。
梁漱溟的态度是：“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
”所以他每会必到，到则沉默。
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
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1月18日，梁漱溟写了《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一文，重申他的“不可夺志”的立场。
有人要他对这句话进行解释。
他说：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受到压力的人说的话。
“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
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守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是这个“志”却无法夺掉。
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他的“志 ”。
坚持独立人格，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北京大学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才是最具特色的、其他高校没有或少有的“北大真精神”。
二 自由之思想，包括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思想自由。
北大精神自由的传统，也是从蔡元培长校后逐渐形成的。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之经验》一文中阐明了他的办学思想：“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
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亦听他们自由发展。
”1918年11月，他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办学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足以形容之。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即经济学) 之干涉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
……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致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 为了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 一、广揽人才，充实教师阵容。
文科方面，他上任不到十天，就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到校担任文科学长 (即文学院长)，接着又聘请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理科方面，聘请了李四光、王星拱、任鸿隽、朱家骅等有真才实学的名家；法科方面，则聘请了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周鲠生等知名学者。
而对于那些不称职者，哪怕他是皇亲国戚或外国人，通通解聘。
一时间，北大人才济济，群英荟萃。
二、容纳异己，尊重学术自由。
蔡元培长校前的北大文科教席，基本上被桐城派和章门弟子占领。
蔡先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新派人物，然而对于原任教员，只要他有真才实学，哪怕是被人斥为“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人，如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照样留用。
于是在北大课堂上，便出现了穿西服者与留长辫者同台授课的生动场面。
三、鼓励办刊，提倡社团活动。
在蔡元培的鼓励和支持下，北京大学出版的刊物和成立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至1919年初，北大出版的刊物有《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新闻周刊》等十余种；成立的社团有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社、化学研究会、数理学会、音乐会、体育会、技击会、进德会、雄辩会、平民教育讲演团、阅书报社、学余俱乐部、静坐社、消费公社等等。
这些刊物和社团，为活跃师生思想、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园地和场所。
四、大刀阔斧，进行体制改革。
诸如扩大文、理科规模，设立各科研究所，改年级制为学分制等等。
而最重要的是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
学校设立评议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评议会由校长、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教授代表由教授们自行互选，任期一年；各科成立教授会，主任由教授们互选，任期二年；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学校教务处，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教授会主任互选，任期一年。
马寅初被推举为第一任教务长。
以上四个方面的整顿和改革，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迅速呈现出百家争鸣、生动活泼的局面。
继蔡元培之后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描述当时北大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对坐讨论，同席笑语。
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人大字，在北大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了根，它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心。
1919年，李大钊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
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又说：“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
……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人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这位北大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话，说得多么好啊
1923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
他说：“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
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
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
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之精神。
各种思想能够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
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界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
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
”蒋梦麟的这番话，可谓得蔡元培之真传，不愧是蔡先生的得意门生。
1935年，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的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它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
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真理，不认个人的利害。
这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他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这个时代(指维多利亚时代)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
可见，胡适也是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积极鼓吹者。
现在有人说，思想自由是北大前50年的传统，后50年的北大，这一传统早已不存在了。
愚以为不然。
因为一种传统只要在人们心中扎了根，它就总要发芽、开花，结出独立精神的果实来的。
最近，经济日报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书，叫做《原上草》，其中收集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北大“右派学生”撰写的大字报原文，从中可以窥视出这批当年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年青人继承北大思想自由传统的轨迹。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指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
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
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宪法规定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
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
三、言论自由问题，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的不满便是反党”的舆论下，任何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骄傲了。
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
……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
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
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对立以后，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中于个人，还是自称是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
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了严重的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
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符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的分配。
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的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差别。
……(由于特权的存在)，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上已出现一定的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人民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
但必须指出，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得不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
40年前北大学生的这些“右派言论”，道出了先觉者的远见卓识，这是北大思想自由传统迸发出来的璀璨火花。
人们只要将这些言论同同志的文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的看法多么相近，甚至连个别用语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小平同志的精辟论述，现已成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要高举的一面旗帜。
而那些思想超前的先觉者呢
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我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才是北大真精神。
福建宁德的名人
薛令之 字君珍，号明月先生，唐福建道长溪廉村（今福安市溪潭镇廉村高岑）人，永淳二年（683年）八月十五日生。
福建第一个进士官至太子侍讲。
薛令之少时聪颖好学，颇具诗才。
曾独自在廉村附近灵谷草堂刻苦攻读，作《草堂吟》以抒志：草堂栖在灵山谷，勤苦诗书向灯烛。
柴门半掩寂无人，惟有白云相伴宿……君不见苏秦与韩信，独步谁知是英俊
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 神龙二年（706年），薛令之北长安应试得中。
开元中，唐玄宗授他左补阙之职，并命他与贺知章同为太子李亨侍讲。
时李林甫为相，擅权误国，民怨沸腾。
李林甫与李亨不睦，薛令之备受排挤。
薛令之对李林甫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慨。
有一次，玄宗命群臣吟《屈轶草》。
薛令之借传说中的屈轶草（一种仙草）能指示奸佞的特性，在吟诗中痛斥以李林甫为首的群奸。
李林甫与他构怨日深。
一日，薛令之看到宫苑中高达丈余、叶色紫绿的苜蓿，联想起李林甫有意冷落东宫，致使宫里教官生活十分清苦，便在东宫墙上题下《自悼》一诗。
诗云：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
盘中何所有
苜蓿长阑干。
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
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
不久，玄宗幸东宫，以为讽上。
遂援笔题其旁：'啄木嘴距长，风凰毛羽短。
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
薛令之心知得罪玄宗，只好谢病东归。
他担心宦途风波险恶，回乡前致书任江西安福县令的独子薛国进，命他弃官返里。
薛国进遵父命，于天宝末年随父还乡。
薛令之回乡后隐居于灵谷草堂，过着穷研经书、抱瓮灌园的尘活。
父子二人同时弃官，回乡后生活窘迫。
唐玄宗闻其清贫，甚心怜之，下诏用长溪的岁赋资助他。
在此期间，薛令之深居简出，偶有出游或访亲会友常留下诗篇。
他游太姥山后写下的《太姥山》一诗，表达流连胜景、啸傲林泉的情趣和遁入空门的思想。
而别离友人时所写的《送陈朝散》一诗，则表现出他息影林下，不忘为国荐贤的襟怀。
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
翌年九月，他回到京都长安后，思及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欲召入朝，但在此前数月薛令之已卒，家赤贫。
于是肃宗敕命其乡曰'廉村'，溪曰'廉溪'。
薛令之生前所著《明月先生集》和《补阙集》，今已无存。
《全唐诗》仅录其《自悼》和《灵岩寺》二诗。
薛令之是闽地破天荒的第一个进士，他的及第无异向世人宣称闽中士子也能做文章，也富有文采这一种事实，其意义非同一般。
陈普 字尚德，号惧斋，世称石堂先生。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生于宁德二十都石堂（今属蕉城区虎贝）。
南宋著名教育家、理学家，其铸刻漏壶为世界最早钟表之雏形。
陈普幼年励志发奋苦读，览四书五经。
长大后，陈普潜心探研朱熹理学。
咸淳初，投苏州大儒韩翼甫在浙东崇德书院就学，韩翼甫并将爱女玉蝉许配他。
咸淳七年(1271年)，蒙古兵南下，陈普遂隐居于石堂山，终日以穷经著述自娱。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亡，陈普以宋遗民自居，誓不仕元。
元廷曾三次诏聘他为福建教授，均坚辞不就。
他在石堂山仁丰寺里设馆倡学，招徒课艺。
四方学子负笈从游者岁数百。
在教学上，陈普力倡理论联系实际，治经不贵文词，崇雅黜浮，而必真知实践、求无愧于古圣贤。
在其教导影响下韩信同、黄裳、杨碗、余载等人，皆为当时学以致用的理学名士。
在精心教学，辅导学生成才的同时，陈普还精研数理。
其间，他反复钻研聚铜铸刻漏壶，经无数次反复试验，终于第三年制成。
此壶应时升降，纤毫无爽。
当时福建布政司曾下令府城依此铸造，放在福建谯楼（即鼓楼）报时。
陈普怕元廷加罪'遂隐游古田、屏南、政和一带山区十二年。
嗣后，他在政和兴办德兴初庵书院，又主讲建阳云庄书院、福州鳌峰书院、长乐鳌峰书院。
所至之处，学者抠衣而来，不绝于途。
其间，陈普应刘烁之请，为重修建阳考亭撰写《修考亭记》，并编修黄干、杨复二家《丧礼》及朱熹有关撰著，分十卷刊行于世。
陈普博览群书，精研诸子百家，博闻广见，多才多艺。
自六经外，他还熟谙律吕、天文、地理、历数之学，精于阴阳玑衡之说。
延佑二年（1315年），陈普病逝于莆中，由其亲属扶枢归里，葬于石堂山。
邑人缅怀其兴学育才之功绩，祀之乡贤祠。
陈普一生撰著甚丰，著有《四书句解铃键》、《学庸指要》、《孟子纂图》、《周易解》、《尚书补微》、《四书五经讲义》、《浑天仪论》、《咏史诗断》、《字义》凡数百卷，大多散失。
传世之作今可查者有《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石堂先生遗稿》一卷，《武夷棹歌》一卷（朱熹撰，陈普注）。
游朴 字太初，号少涧。
明嘉靖五年(1526年)生于柘荣县黄柏乡。
曾官至湖广布政使右司参知，史籍曾称三主法司，无一冤狱。
游朴4岁识字，能辨平仄，9岁能写文章，作诗赋。
13岁时，父焚梵枯，命其作律诗一首纪事，他即吟道： 鸟央 鸟传双树，牛车遍九坟。
千年悲汉俑，一夜快秦灰。
推廓今谁任，渊源自此开。
圣漠与家训，二曜并昭回。
时人称为神童。
14岁，考进州庠生，旋即补廪。
后因父亲、祖母相继去世，家庭经济拮据，便在私塾边教书边自学。
隆庆元年(1567年)中举人，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后步入仕途。
游朴为官爱民廉洁，办理冤狱不滞成案。
首任成都府推官，有口皆碑，万历七年（1579年）救书称他简府有众，缘法 术情，可谓克举厥官。
继大理寺评事、右寺副、署左寺正事、实授左寺正等职期间，对各地上报的大小狱词，细心研审，多所平反。
万历十年(1582年)，敕书褒奖曰：国刑不僭，民命无冤，民称惟良。
任刑部山西司郎中时，奉敕恤刑浙江，认真清理积案。
时人观其谳牍，莫不认为是中兴奏疏第一，一时在法界争相奉为楷模。
相国王荆石赞道：此人有学，宜任学宪。
游朴为官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任广东按察司副使时，察知当地总兵李栋勾结城社势力，鱼肉人民，官吏士民敢怒不敢言。
他不顾自己安危，挺身而出，呈文举报，挫其气焰。
游朴任湖广布政使司右参知，分守荆西道，驻扎承天府带领德安府期间，荆门州世豪李天荣（一作李天云）拥有党羽千数，遍布郡邑，把持官府，擅自增加州赋，士民受害，怨声载道。
游朴将李天荣及其主要爪牙逮捕下狱，宣布李天荣罪状，判他死刑。
百姓称快，奔走相告：吾自此眠始贴席。
李天荣党羽勾结贪官污吏、太监奸臣一班人，到处煽惑造谣，进行攻击报复，致使游朴被迫辞职。
当地士民挽留不得，护送他至百里外泣别。
荆门乡宦余贤等人为立《游公大政记》颂其德，礼部李维祯为立去思碑以志念。
游朴辞官归里后，绝意仕途，穷研经史，不废吟咏，与弟游诏白首同居，共叙天伦之乐。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谢世，葬于柘城西郊曲瑶下（今柘荣一中大门右侧）。
崇祯九年（1636年），福宁州人把他列入乡贤祠从祀。
1983年，柘荣县人民政府将其墓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游朴生前著有《藏山集》、《岭南稿》、《山社草》、《石仓诗选》、《武经七书解》、《浙江恤刑谳书》、《游太初乐府》等，已佚。
惟有州人张大光在游朴去世后所搜集编印的《游参知文集》二卷尚存。
钟学吉 畲族，别名钟陈吉，学名钟春贵。
清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霞浦县四十六七都白虎（今溪南镇白露坑村）。
在清末民初曾被誉为一代畲族歌王。
钟学吉七岁入私塾，受儒家正统文化教育。
此前，其先辈早把汉族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改编成畲族歌谣唱本，白露坑成为畲族长连抄本正歌（主要是小说歌）的发祥地，这对钟学吉有良好的影响。
其业师钟廷吉对其影响尤深。
同治十年(1871年），钟学吉通过蘸明祭度身入录，成为畲族盘护忠勇王的正式传人。
光绪四年(1878年），钟学吉设私塾课童。
他治学严谨认真，泽溉乡梓，名重一方。
钟学吉结合教学，编写大量知识性歌谣，其中《花名歌》、《鸟名歌》、《十贤歌》、《十女歌》、《十字歌》、《起书堂》、《大读书》等，在塾馆内外广为流传；而根据畲族民间传说改编的叙事史诗《高辛氏》，在好些场合被用以替代《盘瓠王歌》；他依据汉族小说、曲艺、故事改编的小说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超过其先辈和同辈歌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刑部主事钟大火昆 来闽东主修《福建福宁府颖川钟氏宗谱》。
钟学吉参与编修霞浦县四十六七都一带的《钟氏支谱》。
同年，钟学吉偕同一些山民（畲民）头面人物，倡建同族性联谊场所，并于次年在霞浦县城建立福宁山民会馆。
钟学吉经常活动其间，结识不少畲族各阶层人士、大大丰富其以小说歌为主体的畲族长篇叙事歌的创作。
其间他所撰的《诸葛亮》、《孟姜女》、《唐伯虎》等等，在畲族社区广泛流传。
民国2年，山民会馆（后改称福宁三明会馆）经过整顿，成为闽东、浙南等畲族主要聚居区的同族性团体。
年近花甲的钟学吉被公举为董事。
由是他交游更广，创作愈丰且日臻成熟。
他率先根据畲族真人真事编成小说歌《钟良弼》，鼓舞当时闽浙畲民反抗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在畲族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民国8年，会馆迁入城内，从此成为畲族民间公益团体与公共活动中心场所。
此时，钟学吉年逾花甲，却经常住馆，利用会馆提供的便利，大量地收集素材，编写众多歌本，同时把畲族长连抄本正歌的创作推向全盛时期。
各处来的宗人则利用住馆之便，大量转抄，迅速传播。
以至当时有有山哈人（畲民）的所在，就有钟陈吉的歌之说。
钟学吉这一时期所撰歌的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空前的高度。
其中作于民国8年定稿于民国10年的《末朝歌》，在畲族长篇叙事歌（历史歌）中占有重要地位。
该歌叙述各个朝代的历史，着重叙写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民国初年军阀统治带给人民的灾难。
民国13年，钟学吉病逝于白露坑。
其作品至今仍在闽浙畲区广为流传。
钟学吉为弘扬畲族民族文化和畲汉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省、县有关部门，多次派员深入发掘、整理钟学吉传世作品百余篇。
《中国大百科全书·畲族文学》以及《畲族简史》、《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均对其创作的《末朝歌》、《蓝佃玉》（亦称《九节金龙鞭》）、《钟良弼》、《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优秀作品，予以高度评价。
圆瑛 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
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农家。
当代爱国名僧。
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
六岁时父母双亡。
自幼聪颖，诗文过目成诵，乡人日为神童。
十八岁时考中秀才，萌生出家之念。
翌年，决意皈依佛门，遂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上人为师，后转至雪峰寺为僧。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依治开法师探研禅学。
五年后，又转到浙江宁波天童寺从寄禅法师修习禅定。
宣统元年(1909年），接任浙江鄞县接待寺住持，曾返涌泉寺开讲《护法论》，在禅林中崭露头角。
从此，他辗转各名山大刹，演教弘法，法席遍于海内外。
民国3年，他精研永明、莲池大师的大量著述，接受净土宗思想，自此他禅、净兼修，为其佛学理论在禅林中独树一帜打下基础。
同年，他力襄寄禅法师组织中华佛教总会，被选为参议长。
民国17年，他被推为刚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主席，随即率佛教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废止改寺庙为学校的《寺庙管理条例》。
不久，为分担社会责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养、兼利社会，开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
一时，佛教慈幼院、医院、工厂、农林场纷纷成立，佛教界面貌为之一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以中国佛教会主席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致电蒙藏院警惕敌人的分裂活动，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教徒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民国23年夏，圆瑛再次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主席。
是年秋，在南京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主张用佛教教义救人、救国、救世界。
同时在上海建圆明讲堂，作为他从事讲学和著述的主要地点。
民国25年12月，圆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满回闽，接理涌泉寺住持。
翌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他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并成立佛教战时救护团、难民收容所，亲任救护团团长。
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他派遣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
他还不辞辛苦地奔走于吉隆坡、槟榔屿、怡保和马六甲等地，在华侨中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将募到的巨款汇回国内。
民国28年秋，圆瑛回到上海。
9月初，他与明日易 被日本宪兵逮捕，转解南京日本宪兵总部。
敌人对他们先是严刑逼供，胁迫其承认抗日有罪，继又劝降，诱其与日方合作。
师徒俩始终坚持民族气节，严辞痛斥，并绝食以示抗议。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将其释放。
出狱后，圆瑛于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心著述，写下《发菩提心讲义》、《劝修念佛法门》、《弥院经要解讲义》、《楞严经纲》等大量论著。
他将这些经论与前期所写的《大乘起信论》、《金刚般若》、《法华》、《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圆瑛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著作，一并汇编成《圆瑛法汇》付梓刊行。
此期间，他仍不忘国难，曾给北京佛学院师生题赠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一亡，教徒有责。
民国34年，在上海创立圆明楞严专宗学院，自任院长，培养大批高级佛学人才。
民国36年，他又到南洋讲经，弘扬佛法。
回国时，中国已面临解放。
时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劝其再度出国安度晚年。
但他坚决表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1952年9月，圆瑛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同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全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
会后，他回到上海，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登台讲演，衷心祷祝国运日昌隆，人民常安乐，世界永和平。
法会进行十天，对宣传和平起积极作用。
1953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
不久，圆瑛食道癌恶化，遂决定归老天童寺。
行前，写下遗嘱交与赵朴初居士，再次寄语殷殷：……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是年9月12日圆寂。
国内许多报刊报道其病逝消息并深致哀悼。
圆瑛不仅佛学造诣精湛，且擅长诗文、书法，国内的主要禅林都留下他的遗墨。
1992年，古田人民在古田极乐寺内修建了圆瑛纪念馆。
馆内陈列圆瑛生平事迹的部分资料。
黄寿祺 字之六，号六庵，一度自号巢孙，霞浦县盐田人。
民国元年生于清末秀才家庭。
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著名易学专家。
民国17年，他初中毕业，考入省立福州第一高级中学。
翌年，赴北平考入私立中国大学文科预科。
两年后升入本科国学系。
又四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民国24年，黄寿祺归家探亲，被地方人士留任霞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下称霞浦简师）教导主任兼文史教员。
不久，因表扬进步学生陈子英在作文中敢对县长张灿等提出批评，被张枉加罪名而解聘，于是复返北平。
一面担任嵩云中学国文教员，一面仍从尚秉和、吴承仕诸先生受业。
民国25年8月，爱国将领宋哲元下令考选北平、天津、保定地区各大学毕业生，培养抗日干部。
黄寿祺欣然报名投考。
录取后到南苑受军训四个月，被分配在冀察绥署参谋处当服务员。
工余还当宋哲元创办的莲池讲学院的院外研究生。
此期间，他写《南苑受训录》和与其业师尚秉和论《易》的三封信（后称《与尚节之先生论易三书》）。
尤其后者及尚答两书，曾被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收为其所著《变化的书》(1978年经美国转译，易名为《易经研究》）的参考文献目录。
民国26年，七七事变猝起。
宋哲元率所部南撤，黄寿祺滞留北平。
先在嵩云、燕冀两中学教古文，后到中国大学国学系任讲师，直至民国30年冬。
是时正值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组织中日学者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其师尚秉和、吴承仕等均受聘参加撰写工作。
他在任教之余，除协助和代替吴、尚撰写外，还自写《易》类提要30篇，《礼》类提要60篇，并整理《易类提要目录》一册。
民国29年，日本学者桥川时雄编撰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说他师事尚秉和，治《易》精苦刻铭与此同时，他还著有《汉易条例》、《六庵易话》、《六庵读礼录》、《历代易学目录考》、《尚氏易要义》、《丧服浅说》、《宋儒学说讲稿》、《明儒学说讲稿》等计42卷，以及《六庵读书札记》100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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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旦大学百年志1905-2005(上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卿云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 精装大32开13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版1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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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云书阁
蔡元培任职期间北京大学创办的思想，与同期中国哪些事有关
健康成长——“青春期知识讲座为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让他们了解青春期的发育知识、顺利度过青春期，在学校领导的指导下，生物老师的具体安排下。
4月20日下午班会课时间我校对男、女生分别开展了青春期知识讲座。
吴老师以动物的成长为例切入话题，引出大家对人、对自身成长的思考，通过提问的方式，同学们很激动、很认真地去寻找自己在成长中出现的一些的身体变化。
通过大家一个个问题的提出，吴老师详细地给大家讲述了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悉心地解答了大家提出的一个个困惑。
老师生动详细的讲述让同学们明白了一个人成长的奥秘。
在讲座结束之际，笔者问了几位同学的听后感想，他们说到：这一堂课让我明白很多东西，让我认识到成长中那些让人担心的变化其实很正常，更重要的是，以前我总认为那些是下流、罪恶的现象其实是正常的，消除了我们的心理压力。
我们要多读书、多学习，以正确地面对这一些成长中的问题及烦恼，处理好同异性之间的交往，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读后感听了这个讲座，收获很大。
对于自己在今后有可能面临新学习环境很有帮助，同时学到这些理论，也可以比较系统的指导和帮助在这方面碰到困难的人，帮助他们摆脱困扰，适应新环境，与同学和谐相处，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人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体。
婴儿出生时只是自然的生物的人。
要转化成社会的人，就必须经历社会化的过程，人的社会化即个体与社会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