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是谁
上海三大亨-杜 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
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
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
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
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
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
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
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
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
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
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情。
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
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
他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
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
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
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
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
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
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
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
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词”典礼。
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
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干桌。
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
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
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
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
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
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
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
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
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
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
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
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
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
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
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
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
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
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
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
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
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
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
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
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
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
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终年63岁。
青帮大头目杜月笙在抗战中作出的贡献 在大陆的报刊、书籍中，人们常看到有关旧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种种劣迹，间或提到，杜讲义气，有骨气，在抗战中作了一些贡献。
也许这也是污点斑斑的黑社会头子人生的另一面。
《北京日报》刊文，请《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朱小平对这位传奇人物在抗日战争的贡献进行了解读。
文章称，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
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
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
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
文章认为，杜月笙在抗战中大致有四大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数万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
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
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
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
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
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
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
这一可观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
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的号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毁家纾难”。
在这一点上，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会组织捐助抗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在抗战中，他坚持在上海，包括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他才秘密撤退。
在上海抗战中，与戴笠共同创建了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配合正规军，参加抗战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
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中共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
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
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
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
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
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后，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筹措救护事业经费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
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
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
“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
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
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
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
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
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沦陷后，杜月笙撤退重庆，主持红十字会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
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
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
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后，杜月笙客居香港。
1952年，他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
”但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不去台湾的内情：蒋介石拿我当夜壶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
这一形象比喻，既是这位大亨对蒋介石怨恨的发泄，又是失宠后凄楚处境的哀叹。
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他把这一想法透给了军统局长戴笠。
戴笠心领神会，转达给蒋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带着一帮随从，前呼后拥兴冲冲回到上海。
始料不及，走到半路，传来千真万确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
原来是蒋介石对杜月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
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
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
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于是组织门徒大张旗鼓活动，摆出种种理由宣扬议长一职非杜月笙莫属，又不惜大把花钱拉票。
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
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
这对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顶，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奈何作了识时务的俊杰，在选举结果他当选议长后，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重大，本人为多病之人，不能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多请原谅，再予改选。
主持选举大会的市长吴国桢立即表示接受听从本意，另行重选。
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一件件，一桩桩，杜月笙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战役结束，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
杜月笙知道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开始谋虑去从。
为退路办了三件事：卖了杜美路上的一处公馆，得款60万美元；改任意挥霍为量入支出，裁减雇员，紧缩开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准备购买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蒋介石请去南京，对他说：上海看来是难以守住的了，杜先生应有所准备，必要时携家小去台湾，协助党国共图复兴大业。
杜月笙似乎料到蒋介石的这番关心，爽快地说：我是准备放弃上海以后的退步了。
蒋介石曾听说，中共方面委托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他无论如何不愿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便以告诫的口吻加了几句：杜先生与中央合作有年，民国16年清党时，为铲除共党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与共党结怨甚深。
共党是讲阶级讲斗争的，他们决不会放过你，切不可有丝毫的侥幸，以早日去台湾最好。
杜月笙的话仍是半明半暗：总裁放心，我对共产党绝无侥幸之心。
蒋介石听了当然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但蒋并不就此罢休，还要设法争取，把杜月笙逼去台湾。
对于去留与去向，杜月笙早有盘算权衡。
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断反共20余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杀了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众多共产党人，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
至于去哪里呢
与蒋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台湾，还不是寄人篱下
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
[编辑本段]杜月笙鲜为人知的四个侧面 一、重视文化。
杜月笙曾这样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
”失学儿童的痛苦经历，让他永生难忘。
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
成名后，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养，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时时鞭策自己。
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处世方式；他勤练书法，签名写得相当漂亮；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不论天气多热，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杜月笙还广结名流，许多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章太炎、章士钊、杨度、江一平、郑毓秀、秦联奎、陈群、杨云史、杨千里等，都是他的寻常座上食客，连同名震天下的大教育家黄炎培也是他的好友。
文化的熏陶，使杜月笙的整个气质脱胎换骨。
著名老报人徐铸成回忆他年轻时第一次见到杜月笙的情景时说，他原本以为此人定会是青面獠牙，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二、重视教育。
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
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
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
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10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 三、积极抗日。
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
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款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
他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劳军。
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20万个饼。
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与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
杜月笙还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
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
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
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
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召开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
杜月笙等27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
10月19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时，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还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
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
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
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
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制止了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并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 四、看淡金钱。
1949年后，杜月笙想去法国，希望蒋介石给他办护照。
老蒋说，护照可以办，先交15万美元手续费。
杜月笙仰天长叹，才明白天下最狠的流氓原来不是他姓杜的。
杜月笙晚年，拿出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予以烧毁，并告戒后人不得追讨余债。
其中光是王新衡就欠了杜月笙500根金条，还算是少的。
杜月笙去世时，只留下了10万现金，每个老婆各拿一万，儿子一万，未嫁的女儿六千，已经出嫁的四千。
据其女杜美如说，杜月笙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
求杜月笙大传全本 yybs200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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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关里面的事业编制人员是什么待遇啊，和公务员有什么区别
在选择编制工作的时候，很多人会因为自己不是很熟悉其中的一些职称问题和职能问题，而不知所措，那么公务员编制VS事业编制，哪家强???其实很多工作我们只要看明白其中的一些待遇和职能的不同就可以区分啦。
一、先解释下两者的意思1、公务员编制先说公务员，公务员以前叫干部，后来改叫公务员了。
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这句有三个重点：“依法履行公职”就不多说了，说白了公务员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国家机器的组成者;所谓“公务员编制”的正规名字其实应该是指“行政编制”;国家财政负担，就是大家说的，“纳税人养着的”、“吃皇粮的”。
2、事业编制事业编制就复杂了。
这是中国特色的一类东西。
用老话讲，事业单位本质是社会服务组织，介于行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之间;或者说，都有涉及。
总之，涵盖特广，成分特杂。
大概分以下几类：全额拨款、参照公务员、自收自支、财政补贴。
具体分类区别就是其经费来源不同。
另外，就事业单位的编制而言，很多部门都是既有行政编制，也有事业编制。
二、两者之间的区别1、经费来源不一样行政编制，国家财政全额负担;事业单位按不同的种类，由国家财政或全部或部分或一点不负担。
2、待遇、地位不一样这点在很多地方都有体现，一般来说，在体制内的行政或事业单位中，行政编制地位最高、待遇最好，这里所说的待遇包括工资、福利、升迁机会。
而两者的稀缺程度也是依次递减，行政编制最少、最稀缺，事业编制多。
这两种编制很占资源。
3、职能职责不同这个不用多说。
理论上，公务员是”依法行政“的;而事业单位的全称是公益性事业单位，部分事业单位也有公共服务、行政的职能，部分其实是企业行政的，鉴于此事业编制也是这些职能。
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什么经济历史事件，其主要内容是
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历史事件：二战结束到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风靡美国。
主要内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注重以解决就业问题来促进生产和消费，并保持财政预算平衡。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分别提出“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施政纲领，把大规模赤字财政最为经常性政策，以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这些手段虽然减轻了危机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高额国债、严重的通货膨胀。
特点：持续发展，西部和南部繁荣，从1961年的5233亿美元到1971年的10634亿美元、战后美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
原因：1.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占据了广阔的国际市场；2.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发展新兴工业和军事工业； 3.改善人民生活，创造经济发展环境 美国战后的经济政策按照时间划分的话，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二战结束到6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风靡美国。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注重以解决就业问题来促进生产和消费，并保持财政预算平衡。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分别提出“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施政纲领，把大规模赤字财政最为经常性政策，以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这些手段虽然减轻了危机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高额国债、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涨”困境，凯恩斯主义失灵。
这时候政府交替使用紧缩财政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但并没有根本消除“滞涨”。
第三个阶段，80年代，里根上台，实行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主张，用大规模削减政府开支和紧缩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用大规模减税和加大国防开支来医治生产停滞。
美国经济在此时开始回升并持续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得到缓解，但因为加大国防开支导致财政赤字年年增加。
第四个阶段，90年代，克林顿上台后实施“宏观调控、微观自主”的经济政策，大力扶植高新技术产业，消灭财政赤字，解决就业问题，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
第四个阶段，是当时刚刚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上任的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方案得到美国参议员、众议院的协议，这是号称二战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计划资金总额高达787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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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说的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边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几下翅膀，就有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
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蝴蝶效应”听起来有点荒诞，但说明了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蝴蝶效应”一词来源于“混沌理论”，是气象学家洛仑兹(Lorenz)1963年提出来的。
洛伦兹1917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一生致力于研究“混沌理论”，称他为“现代混沌之父”可谓当之无愧。
“蝶蝴效应”还有另一种说法：断了一枚钉子，掉了一只蹄铁；掉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摔死了一位将军；摔死了一位将军，吃了一场败仗；吃了一场败仗，亡了一个国家……有人又称之为“蹄铁效应”。
无论“蝴蝶效应”还是“蹄铁效应”，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如果对一个微小的纰漏(关键性的纰漏)不以为然或听任发展，往往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引起崩溃。
一颗雪球可能引发一场雪崩，一根火柴可以点燃整个森林。
2003年，美国发现一宗疑似疯牛病案例，马上就给刚刚复苏的美国经济带来一场破坏性很强的飓风。
扇动“蝴蝶翅膀”的，是那头倒霉的“疯牛”，受到冲击的，首先是总产值高达1750亿美元的美国牛肉产业和140万个工作岗位；而作为养牛业主要饲料来源的美国玉米和大豆业，也受到波及，其期货价格呈现下降趋势。
但最终推波助澜，将“疯牛病飓风”损失发挥到最大的，还是美国消费者对牛肉产品出现的信心下降。
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恐慌情绪不仅造成了美国国内餐饮企业的萧条，甚至扩散到了全球，至少11个国家宣布紧急禁止美国牛肉进口，连远在大洋彼岸中国广东等地的居民都对西式餐饮敬而远之。
这让人联想到时下的禽流感，最初在个别国家发现的禽流感，很快波及全球，就算在没有发现禽流感的地区或国家，人们也会“谈鸡色变”。
再比如，你能想像得出一个美国人抽烟和中国的通货膨胀有什么关系吗
假设美国现在有一个人抽烟，不小心把没熄灭的烟头扔在了床边，然后出门上班了，大约20分钟后，烟头慢慢引燃床单，火越来越大，逐渐蔓延到左邻右舍，引起煤气罐的连环爆炸。
这时的美国人已经对“恐怖袭击”胆战心惊，而这个肇事者(扔烟头的人)却忘了自己曾扔过烟头，于是在一时无法查明原因的情况下，暂时被定为“恐怖袭击”。
这样，惊恐万状的人们纷纷抛售股票，引起股市大跌。
人们下降的消费信心影响了整个美国经济，最后造成美元贬值，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以美元标价的基础性原材料价格上扬，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价格也相应上扬。
从而导致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商品价格上涨，引发中国的成本拉动型通货膨胀。
这个例子比较夸张，为的只是说明：我们在解释某种经济现象时，如果无法从常规的分析中找到答案，就要考虑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因素，然而这种因素太多了，也太不可预测了，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难以精确地预测具体经济指数的原因。
但也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造就了变化多端而丰富多彩的世界。
蝴蝶扇动翅膀都有可能引起龙卷风，那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没有什么不可能”，恐怕这就是“蝴蝶效应”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唐斯斯) 一颗小雪球可能引发一场雪崩，一根火柴可以点燃整个森林 节俭悖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勋爵(1883～1946)，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一生对西方经济学做出了极大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
“节俭悖论”是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也称为“节约反论”、“节约的矛盾”。
凯恩斯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勤俭节约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美德，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节约意味着减少支出，迫使厂商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了储 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发展和产量、就业增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德宾(E.F.M.Durbin)甚至将“储蓄”说成“一个特别危险的自我毁灭过程”。
凯恩斯则鞭挞了节俭的储蓄者，1931年1月他在广播中断言，节俭将促成贫困的“恶性循环”。
他还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储蓄五先令，将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人一度陷入悲痛与绝望中，对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失去信心，不敢轻易投资和消费，个人储蓄增多，以防不可预测的因素。
这种保守消费心态的蔓延一时间就使美国经济真正跌入低谷。
后来美国一些知名企业家联合起来投资股票市场，并呼吁大家松开钱袋子，加大消费和投资，拯救美国经济。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出口受到一定影响，而我国经济发展更要仰仗内需和投资拉动。
如果我们花钱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大，因为额外的需求将拉动生产和就业。
比较起“储蓄是恶习”的说法，勤俭节约一直作为我国的传统美德被颂扬。
然而现在，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群独特的“都市新贫族”，他们薪水丰厚，却几乎没有存款，一发薪就立即花到服饰、化妆品、餐馆酒吧、旅游等方面，一旦花完就开始过着数日子等发薪的贫穷生活，他们年轻、浪漫，有着体面的工作，秉着“钱就是用来花的”心态，周期性经历着从有钱到赤贫的过程。
这样盲目地消费、支出而不留储蓄，一旦碰上需要用钱的时候，马上就会断粮而陷入困境，因为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可能把他们的问题全包下来。
中国现在大多数家庭还没有真正迈入小康，一部分人还在贫困边缘挣扎，如果没有平时一分一厘的节省，又怎能拿出钱来支付孩子高额的上学费用，又怎能在有病时买得起昂贵的药品
事实上，对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迫切需要积累资金(资本)，应该提倡节俭，鼓励储蓄，通过降低利率而增加厂商对资金的需求，总支出不一定会下降。
要解决“节俭悖论”，关键在于不要让储蓄的资金闲置起来，而是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扩大和提高生产能力。
因此重要的是银行应增加有效贷款，把钱用到刀刃上。
(唐斯斯) 与人交往，不要去想他可以怎样帮你，要想你可以怎样帮他，为他服务。
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的发现来自一次失败的管理研究。
1924年11月，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组织了以哈佛大学心理专家梅奥为首的研究小组进驻西屋(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他们的初衷是试图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与环境等外在因素，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
他们选定了继电器车间的六名女工作为观察对象。
在七个阶段的试验中，主持人不断改变照明、工资、休息时间、午餐、环境等因素，希望能发现这些因素和生产率的关系——这是传统管理理论所坚持的观点。
但是很遗憾，不管外在因素怎么改变，试验组的生产效率一直在上升。
后来这个令人困惑的结果引发了管理学上一场革命。
历时九年的试验和研究，学者们终于意识到了人不仅仅受到外在因素的刺激，更有自身主观上的激励，从而诞生了管理行为理论，开始把人当作“人”而不是机器的附属物来看待了。
就霍桑试验本身来看，当这六个女工被抽出来成为一组的时候，她们就意识到了自己是特殊的群体，是试验的对象，是这些专家一直关心的对象，这种受注意的感觉使得她们加倍努力工作，以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是值得关注的。
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六个女工之间团结得特别紧密，谁都不愿意拖这个集体的后腿，她们之间甚至形成了一种默契。
就这样，个人微妙的心理和团队精神促使着她们的产量上升再上升
由于受到额外的关注而引起绩效或努力上升的情况我们称之为“霍桑效应”。
这在学校教育中极为普遍。
有一所国外的学校，在入学的时候会对每个学生进行智力测验，以智力测验的结果将学生分为优秀班和普通班。
结果有一次在例行检查时发现，一年之前入学的一批学生的测验结果由于某种失误被颠倒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优秀班其实是普通的孩子，而真正聪明的孩子却在普通班。
但是这一年的课程成绩却如同往年一样，优秀班明显高于普通班，并未出现异常。
原本普通的孩子被当作优等生关注，他们自己也就认为自己是优秀的，额外的关注加上心理暗示使得丑小鸭真的成了白天鹅。
基于霍桑效应的心理暗示还可以治疗抑郁、自卑、紧张等各种心理疾病，霍桑效应在企业管理应用和领导行为上也卓有成效。
霍桑效应告诉我们：从旁人的角度，善意的谎言和夸奖真的可以造就一个人；从自我的角度，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陈哲) 与命运争吵的人，永远无法了解自己。
——(美)惠特曼 鲶鱼效应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这是唐代诗人卢纶写的《塞下曲》，说的是飞将军李广一次夜里外出，猛见前方草丛里卧着一只“老虎”。
李广大惊失色，吓出一身冷汗，随即引弓射虎。
第二天早晨，当他们去寻找“死虎”时，发现卧在地上的不过是一块巨石。
敢情是晚上看走眼了。
再看那枝箭，箭镞竟然深深地埋进石头里。
李广暗暗称奇，随即再引弓射石，无论使多大的劲，箭都再也射不进石头了。
人在受到惊吓或精神高度紧张、亢奋时，会迸发出超常的能量。
医学界认为人们受到惊吓或刺激时，肾上腺会分泌出大量的激素，使人产生前所未有的能量和生存力。
人如此，动物亦如此。
鲶鱼效应与李广射石异曲同工。
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
市场上活沙丁鱼的价格要比死鱼高许多。
所以渔民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让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
可是虽然经过种种努力，绝大部分沙丁鱼还是在中途因窒息而死亡。
但却有一条渔船总能让大部分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
船长严格保守着秘密。
直到船长去世，谜底才揭开。
原来是船长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了一条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
鲶鱼进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便四处游动。
沙丁鱼见了鲶鱼十分紧张，左冲右突，四处躲避，加速游动。
这样一来，一条条沙丁鱼欢蹦乱跳地回到了渔港。
可见，沙丁鱼是受了外界刺激才保持了生机与活力。
“鲶鱼效应”是企业领导层激发员工活力的有效措施之一。
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企业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把那些富有朝气、思维敏捷的年轻生力军引入职工队伍中甚至管理层，给那些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懒惰员工和官僚带来竞争压力，才能唤起“沙丁鱼”们的生存意识和竞争求胜之心。
二是要不断地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管理观念，这样才能使企业在市场大潮中搏击风浪，增强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
许多人都知道草原狼的例子。
澳大利亚某牧场上狼群出没，经常吞噬牧民的羊。
牧民于是求助政府和军队将狼群赶尽杀绝。
狼没有了，羊的数量大增，牧民们非常高兴，认为预期的设想实现了。
可是，若干年以后，却发现羊的繁殖能力大大下降，羊的数量锐减且体弱多病，羊毛的质量也大不如从前。
牧民这才明白，失去了天敌，羊的生存和繁殖基因也退化了。
于是，牧民又请求政府再引进野狼，狼回到草原，羊的数量又开始增加。
急中生智、置之死地而后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些词语讲的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进外国“鲶鱼”，对我国企业的成长壮大，未必是坏事。
(门睿) 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梅菲定律 人生有很多没有道理的道理，最著名的一个是梅菲定律，是管理大师梅菲提出的。
意思是说，你预料之中的事没有发生，而你预料之外的事却发生了。
梅菲定律据说是这样发现的：有一天，他伏案写稿，刚刚写了两行，感觉不满意，就一手揉烂，想扔出窗口，但却掷打在窗框上。
他于是又捡起来，瞄准窗框一掷，竟然飞出窗口。
这一件小事启发了他的灵感，由此归纳出一个人生定律：凡事好像罚点球，平时怎么踢怎么中，但是越有名的球员，在关键的时刻越容易失手。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关键时刻准掉链子。
在生活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怕什么来什么”，用中国人的话说，人倒霉时，喝凉水也塞牙。
比如：穿着件新衣服怕弄脏，处处小心，偏偏一滴油掉在衣服上；早上出门时阳光明媚，没有带伞，心里想着可别下雨，可偏偏到下午阴云密布，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老师上节课留的课文没背会，上课时心里嘀咕可千万别叫到自己，这时却偏偏听到老师叫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和男朋友约会，心里七上八下，就怕撞见熟人，却正好和熟人走个对面，好不尴尬。
人生的得失进退也往往是歪打正着，寄希望越高，失望越大。
在生意场上也同样，有时你越看准的赢利项目，却赔了个血本无归；你越看不好的、不愿投资的股票，却常常牛气冲天，让你肠子都悔青了。
梅菲定律告诉人们，你设计的人生目标有时并不能实现，而你没想到的果子有时会掉到你嘴里。
这就叫“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李军) 我不去寻找好运——我就是好运
——沃尔特.惠特曼 帕金森定律(金字塔在上升) 1958年，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诺斯科特.帕金森(C.Northcote Parkinson)出版了《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一书。
帕金森经过多年调查研究，发现一个人做一件事所耗费的时间差别如此之大：他可以在10分钟内看完一份报纸，也可以看半天；一个忙人20分钟可以寄出一叠明信片，但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太太为了给远方的外甥女寄张明信片，可以足足花一整天：找明信片一个钟头，寻眼镜一个钟头，查地址半个钟头，写问候的话一个钟头零一刻钟……特别是在工作中，工作会自动地膨胀，占满一个人所有可用的时间，如果时间充裕，他就会放慢工作节奏或是增添其他项目以便用掉所有的时间。
由此得出结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
这条定律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
帕金森举例说：当官的A君感到工作很累很忙时，一定要找比他级别和能力都低的C先生和D先生当他的助手，把自己的工作分成两份分给C、D，自己掌握全面。
C和D还要互相制约，不能和自己竞争。
当C工作也累也忙时，A就要考虑给C配二名助手；为了平衡，也要给D配两名助手，于是一个人的工作就变成七个人干，A君的地位也随之抬高。
当然，七个人会给彼此制造许多工作，比如一份文件需要七个人共同起草圈阅，每个人的意见都要考虑、平衡，绝不能敷衍塞责，下属们产生了矛盾，他要想方设法解决；升级调任、会议出差、恋爱插足、工资住房、培养接班人……哪一项不需要认真研究，工作愈来愈忙，甚至七个人也不够了…… 帕金森用英国海军部人员统计证明：1914年皇家海军官兵14 6万人，而基地的行政官员、办事员3249人，到1928年，官兵降为10万人，但基地的行政官员、办事员却增加到4558人，增加40%。
帕金森定律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权力扩张引发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官场传染病”。
如何消灭帕金森定律的负作用是我国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要问题。
建国初期，一个县的行政管理人员只有几百人，而现在则有上千人乃至几千人。
庞大的行政管理开支必然落到每个纳税人身上，过多的行政干预必然制约经济的发展，还会给下面没事找事。
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的公社连每株玉米的间距多少厘米都要制订计划，还要层层落实，确实大大地辛苦。
然而，由于土壤肥瘠、气候旱涝等诸多因素，谁也不买领导的账。
还有一则计划经济时代的真实笑话，说上海某厂盖厕所，报告经过层层审批，经费总算批下来了，但只够盖一间的，经过厂领导反复研究拍板，先盖一间男厕所，至于女厕所，只有明年再说了…… 帕金森定律都影响到了厕所建设，方便的事不方便了，的确该引起重视，应反复讨论研究、制定切实计划加以解决。
(门睿) 把一堆螃蟹放进一只篓子里，即使不盖上盖，螃蟹也爬不出来。
蘑菇管理 蘑菇管理这一说法来自20世纪70年代一批年轻的电脑程序员的创意。
由于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们的工作，持怀疑和轻视的态度，所以年轻的电脑程序员就经常自嘲“像蘑菇一样的生活”。
蘑菇管理其实是许多组织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方法，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的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
卡莉.费奥丽娜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地产经纪公司做接线员，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接电话、打字、复印、整理文件。
尽管父母和朋友都表示支持她的选择，但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斯坦福毕业生应有的本分。
她毫无怨言，在简单的工作中积极学习。
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个经纪人问她是否还愿意干点别的什么，于是她得到了一次撰写文稿的机会，就是这一次，她的人生从此改变。
这位卡莉.费奥丽娜就是现在惠普公司的CEO。
一个组织，一般对新进人员都一视同仁，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才，都只能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
“蘑菇”的经历，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就像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
如今就业形势非常紧迫，刚出校门的毕业生由于没有从业经历，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于是有些人选择了先就业后择业的道路。
在社会上工作和在学校里生活有天壤之别，首先需要的就是磨去棱角适应社会，把年轻人的傲气和知识分子的清高去掉，摆正心态，放低姿态。
这些社会新人如果明白蘑菇管理的道理，就能从最简单最单调的事情中学习，努力做好每一件小事，多干活少抱怨，更快进入社会角色，赢得前辈们的认同和信任，从而较早地结束蘑菇时期，进入真正能发挥才干的领域。
蘑菇管理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临时管理方式，管理者要把握时机和程度，被管理者一定要诚心领会，早经历早受益。
(陈哲) 独自一人走，今天就能出发。
和另一个人同行，就得等他准备好。
——梭罗 皮格马利翁效应 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里的塞浦路斯国王，他爱上了自己雕塑的一尊少女像，并且真诚地期望自己的爱能被接受。
真挚的爱情和真切的期望感动了爱神阿芙罗狄忒，就给了雕像以生命，皮格马利翁的幻想也变成了现实。
我们把由期望而产生实际效果的现象叫做皮格马利翁效应。
皮格马利翁效应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发现的。
一次他来到一所小学，声称要进行一个“未来发展趋势测验”，并以赞赏的口吻将一份“最有发展前途者”的名单交给了校长和相关老师，叮嘱他们务必要保密，以免影响实验的正确性。
其实他撒了一个“权威性谎言”，因为名单上的学生根本就是随机挑选出来的。
8个月后，奇迹出现了。
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各科成绩有了较大的进步，且各方面都很优秀。
显然，罗森塔尔的“权威性谎言”发生了作用，因为这个谎言对老师产生了暗示，左右了老师对名单上学生的能力的评价；而老师又将自己的这一心理活动通过自己的情感、语言和行为传染给学生，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老师的热爱和期望，变得更加自尊、自爱、自信、自强，从而使各方面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进步。
这和霍桑效应是异曲同工的，只不过前者是发现于教育界，后者产生在工业化车间。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最深切的渴望就是获得他人的赞赏，这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地方。
对于孩子来说，由于年龄小，心理幼稚，他们最强烈的需求和最本质的渴望就是得到别人的称赞，尤其是来自父母的鼓励。
一个人如果在童年时代很少被称赞，就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发展，甚至导致他一生的个性缺陷。
顽童当州长的故事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一个典型。
罗杰?罗尔斯出生在纽约的一个叫做大沙头的贫民窟，在这里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很少有人获得较体面的职业。
罗尔斯小时候，正值美国嬉皮士流行的时代，他跟当地其他孩子一样，顽皮、逃课、打架、斗殴，无所事事，令人头疼。
幸运的是：罗尔斯当时所在的诺必塔小学来了位叫皮尔.保罗的校长，有一次，当调皮的罗尔斯从窗台上跳下，伸着小手走向讲台时，出乎意料地听到校长对他说，我一看就知道，你将来是纽约州的州长。
校长的话对他的震动特别大。
从此，罗尔斯记下了这句话，“纽约州州长”就像一面旗帜，带给他信念，指引他成长。
他衣服上不再沾满泥土，说话时不再夹杂污言秽语，开始挺直腰杆走路，很快成了班里的主席。
四十多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按州长的身份要求自己，终于在51岁那年，他真的成了纽约州州长，而且是纽约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
对少年犯罪儿童的研究也表明，许多孩子成为少年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不良期望的影响。
他们因为在小时候偶尔犯过的错误而被贴上了“不良少年”的标签，这种消极的期望引导着孩子们，使他们也越来越相信自己就是“不良少年”，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
皮格马利翁效应表明：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非凡的人，一个孩子能不能成为天才，关键是家长和老师能不能像对待天才一样地爱他、期望他、教育他。
(陈哲) 夸奖有时是最好的贿赂。
霍布森选择 1631年，英国剑桥有一个做马匹生意的商人名叫霍布森，他在卖马时承诺：买或是租我的马，只要给一个低廉的价格，可以随意选。
但他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只允许挑选能牵出圈门的那匹马。
其实这是一个圈套。
他在马圈上只留一个小门，大马、肥马、好马根本就出不去，出去的都是些小马、瘦马、懒马。
显然，他的附加条件实际上就等于告诉顾客不能挑选。
大家挑来挑去，自以为完成了满意的选择，其实选择的结果可想而知。
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挑选，被人们讥讽为“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
一个企业家在挑选部门经理时，往往只局限于在自己的圈子下挑选人才，选来选去，再怎么公平、公正和自由，也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挑选，很容易出现“霍布森选择”的局面，甚至出现“矬子里拔将军”的惨淡情况。
现在选“马”，就要当个好“伯乐”，跳出马圈的圈子，到大草原去选“马”、到全世界去选“马”，打开思维空间，扩大资源的配置半径，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般地讲，配置资源的半径越大，企业就越处于优势，反之，配置资源的半径越小，企业就往往会处于劣势。
只有放宽眼界，打开思维，放眼世界，才能选到世界级的“千里马”。
管理上有一条重要的格言：“当看上去只有一条路可走时，这条路往往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只有一种备选方案就无所谓择优，没有了择优，决策也就失去了意义。
一些经理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往往在危急关头拍脑袋、灵机一动，以此来进行决策，这其实是一种领导艺术不高或没有领导艺术的表现。
经理还是应当在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上，运用直觉、想像力、创新思维，找出尽可能多的方案进行抉择，防止自己陷入没有余地的“霍布森选择”。
在“霍布森选择”中，人们自以为做出抉择，而实际上思维和选择的空间都是很小的。
有了这种思维的自我僵化，当然不会有创新，所以它更是一个陷阱，让人们在进行伪选择的过程中自我陶醉而丧失了创新的时机和动力。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曾指出，高科技产业中竞争非常激烈，要想生存下来，企业必须在政府及企业自己资助的基础研究项目中，最大限度地投入资金，开发新材料、新设备、新系统、新方法和新模型。
换句话说，要么创新，要么束手待毙，这一著名的“霍布森选择”促使全球研发投入最大的100家公司在2003年投入2150多亿美元用于技术开发。
(蒋丽梅) 很多人走过的路肯定最安全，但这条路不会有很多猎物。
——纪德 二八法则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一些有趣现象：看电视，80%的时间花在20%的节目上；外出吃饭，80%的时候会前往20%的餐馆；阅读，80%的书籍取自书架上20%的书…… 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便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之一：二八法则。
二八法则又叫80\\\/20原理，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维尔弗莱多.帕累托提出的，他指出：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能控制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即能控制全局。
这个原理经过多年的演化，已变成当今管理学界所熟知的二八法则——即80%的公司利润来自20%的重要客户，其余20%的利润则来自80%的普通客户。
有人说：“美国人的金钱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为什么
犹太人认为，存在一条78∶22宇宙法则，世界上许多事物，都是按78∶22这样的比率存在的。
比如空气中，氮气占78%，氧气及其他气体占22%。
人体中的水分占78%，其他为22%等等。
他们把这个法则也用在生存和发展之道上，始终坚持二八法则，把精力用在最见成效的地方。
美国企业家威廉.穆尔在为格利登公司销售油漆时，头一个月仅挣了160美元。
此后，他仔细研究了犹太人经商的“二八法则”，分析了自己的销售图表，发现他80%的收益却来自20%的客户，但是他过去却对所有的客户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这就是他过去失败的主要原因。
于是，他要求把他最不活跃的36个客户重新分派给其他销售人员，而自己则把精力集中到最有希望的客户上。
不久，他一个月就赚到了1000美元。
穆尔学会了犹太人经商的二八法则，连续九年从不放弃这一法则，这使他最终成为凯利—穆尔油漆公司的董事长。
不仅犹太人是这样，许多世界著名的大公司也非常注重二八法则。
比如，通用电气公司永远把奖励放在第一，它的薪金和奖励制度使员工们工作得更快、也更出色，但只奖励那些完成了高难度工作指标的员工。
摩托罗拉公司认为，在100名员工中，前面25名是好的，后面25名差一些，应该做好两头人的工作。
对于后25人，要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对于表现好的，要设法保持他们的激情。
诺基亚公司也信奉二八法则，为最优秀的20%的员工设计出一条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