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 河北怀来县阪泉村 在哪
没有阪泉村哦，河北省怀来县 只有暖泉村。
地址是：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暖泉乡暖泉村。
如果你说的是“炎帝的阪泉之战”，其实具体位置是无从考证的。
查找资料如下，仅供参考：“阪泉之野”在轩辕之丘西南、涿鹿山北的阪水河谷中，面积不过七、八平方公里，两个战场之间，正是涿鹿山向东北方向延伸下来的一个黄土山梁。
关于阪泉之战的位置传说要搞清阪泉之野这一古战场有多大
地理位置在何处
有无文物古迹
其实并不难办到。
因为阪泉之野是以阪泉这处泉水而得称，换言之，找着了阪泉，就不难确定出“阪泉之野”的地域范围。
而这处很具体的古战场，则又是和涿鹿之战的有关地名、遗址、文物、古迹相联系的，它不能脱离“涿鹿之战”而孤立地存在。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阪泉的历史记载：〔1〕 《归藏》：“昔黄帝与炎神（帝）争斗涿鹿之野。
”〔2〕 《周书·史记解》：“（赤帝）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叛）之，阪泉以亡。
”〔3〕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黄帝伐赤帝……战于反（阪）山之原。
”同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为：“黄帝战蜀禄”。
我们知道，孙膑乃孙武后裔，《孙膑兵法》中所言黄帝战“蜀禄”者，即《孙子兵法》所言之伐“赤帝”。
涿鹿，古籍依同音而记的不同写法有：独鹿、浊鹿、独禄、蜀禄、独漉、浊漉等。
孙膑认为黄帝战炎帝的“阪泉山之原”，地在涿鹿，因有此说。
〔4〕 《大戴礼·五帝德》：“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
”〔5〕 《新书·制不定》：“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
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
”〔6〕 《前汉书·刑法志》文颖注：“黄帝……炎帝……战于阪泉。
涿鹿在上谷（郡），今见有阪泉地，黄帝祠。
”〔7〕 《后汉书·郡国志·涿鹿》注：“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地，黄帝祠。
”〔8〕 《魏土地记》：“下洛城（今涿鹿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
”〔9〕 《晋太康地理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
”〔10〕 《水经注· 水》：“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迳涿鹿县故城南，王莽所谓抪陆也。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
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源县之东泉。
”〔11〕《水经注·河水》：“洛水于巩县，东迳洛汭……应瑒《灵河赋》曰：‘资灵川之遐源，出昆仑之神丘，涉津洛之阪泉，播九道于中州……”〔12〕《隋书·地理志·涿郡·怀戎》：“有乔（桥）山…涿水，阪泉水。
”按：隋之怀戎县辖地，相当于今张家口市及其下辖一十一县与北京市的延庆县地，治汉潘县旧城。
〔13〕《括地志》：“阪泉…在妫州怀戎县东（南）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应为东南）与涿水合。
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
”〔14〕《十道志》：“阪泉，在（妫州）怀戎县。
”〔15〕《梦溪笔谈·辨证一》：“解州盐泽方一百二十里。
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
卤色正赤，在阪泉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16〕《辽史·地理志·可汗州》：“有妫泉在城中，相传舜嫔二女于此，又有温泉、阪泉、磨笄山、鸡鸣山、乔（桥）山、历山，统县一：怀来县。
”〔17〕《大明一统志·龙庆州》：“阪山在州境内，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即此。
”〔18〕《明史·地理志·延庆州》：“西有阪泉山”。
〔19〕《嘉庆重修一统志·宣化府》：“矾山堡西南十里，有七旗里泉，即阪泉也。
”〔20〕《清·怀来县志》：“七旗里泉即古阪泉”。
〔21〕《清史稿·地理志·保安州》：“东南…有泉湛而不流，古阪泉也。
”〔22〕《读史方舆纪要·直隶·保安州》：“阪泉亦在州境……《括地志》云：‘阪泉在怀戎县东（南）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南）合于涿水’。
”〔23〕《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阪泉，在直隶涿鹿县东（南）。
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24〕《涿鹿县志·古迹》：“阪泉，即古涿水之源泉，在矾山镇西南的上七旗村内。
”〔25〕郭沫若主编，陈可畏、刘宗弼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学勤、卫家雄、林甘泉，考古所王世民等反复考定而编绘的《中国史稿地图集》标定的阪泉地理位置，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矾山镇的位置上。
〔26〕1983年修订版《辞源》：“阪泉，地名。
今地所在，其说有三：一，在河北省涿鹿县东南……二，在山西运城县南……三，在山西阳曲县东北……”〔27〕1979 年版《辞海》：“阪泉，古地名……其今地有数说：一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一说在今山西运城盐池附近。
”〔28〕《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一册）》第4页下注④中说：“阪泉，相传在今河北省怀来县。
” 在这么多说法中，到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我们先将讹传的、明确为错说的排除掉，尔后再行考证：第26条《辞源》所引第二种说法，是我们在第15条所列沈括依民间俚俗之说，名为“辨证”实为一个无丝毫历史依据的附会性错误说法，且无准确地点；其第三种说法——山西阳曲县东北之“阪泉”，实依《嘉庆一统志·太原府》的一个记载而来，这个记载本身就已经说明：阪泉山，在太原府东北八十里，本名汉山，因晋文公勤王伐楚之际，使卜偃卜问吉凶，而卜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因故而有“阪泉山”之称。
斯为“山”而非“泉”，与晋侯勤王有关，而与黄帝史事无涉；上列第11条《水经注》记洛水经河南巩县之处，引文艺作品中提到“阪泉”二字，乃言其赋，而非证有是泉。
今有学者引此而证巩义为“阪泉”、“涿鹿”所在者，是不懂古文文义、至少未详研《水经注》之妄议。
除去此三处明显的“阪泉”附会外，其余的不同“阪泉”之载，都集中于涿鹿、怀来、延庆之地。
此通过地名学、历史学、军事学、民俗学、考古学、以及文物、古迹等角度的研究，再行辨伪，以求其真。
第一，从地名学研究的角度而言：任何地名所得、所命、乃至外延性称谓，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事件等特定涵义。
因而，不能作随意性的附会、穿凿之释。
“阪泉之野”是一个历史性的地域名称，与黄帝战炎帝的史事紧相联系，因而对于阪泉之野的地理位置所在之研究，就不能离开有熊所都、黄帝战蚩尤、战炎帝的史事研究而确定和解释。
如果颠倒过来，依某个孤立的、不实的地名讹传去解说黄帝史事，就不可靠，甚至出现严重的史实之误；而“阪泉之野”这一古战场的地域名称，又是依古“阪泉”为基准的一种地域性外延之称，它的特定地域所在，应依“阪泉”实际所在而确定。
而“阪泉”之称，又有两个特定的自然要素所制约，这就是山坡、泉水。
《尔雅·释地》曰：“陂者曰阪”。
郭璞注云：“阪，陂陀不平”。
《说文解字》言：“阪，一曰泽障也，一曰山脇也”；“泉”者，自然是指泉水。
因此，“阪泉”之称的特定涵义，就是“山坡之泉”。
前引第17条《大明一统志》所载龙庆州有“阪山”，第18条《明史·地理志》所言延庆州“西有阪泉山”，都说的是“山”而非“泉”，且无准确的地理位置。
延庆县，在1958年以前的历史上，其行政隶属与北京无关，而属冀地（治轩辕之丘）、上谷郡（治怀来大古城）、广宁郡（治今涿鹿城）、北燕州（治今涿鹿西南汉潘城）、妫州（治汉潘城、后迁唐清夷军城）、奉圣州（治今涿鹿城）、宣化府（治今宣化城）、察哈尔省察南专署（治宣化）、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辖地，历代史志都未记载过延庆县有“阪泉”，实际考察也无相应泉水；上第16条所引《辽史·地理志·可汗州》言怀来县有“阪泉”“桥山”、“历山”、“磨笄山”者，明显是不知历史辖地之变化，而将唐初怀戎县（其辖地相当于今张家口市一十一县地和北京市延庆县）地域内所有古迹都抄到了怀来县境内，已属不详历史沿革的重大错误。
如此，与黄帝史事有关的泉水，就剩下蚩尤城遗址内之泉、轩辕之丘遗址旁之泉、及涿鹿山北坡的上七旗村之泉了。
阪为山坡，阪泉即出于山坡之泉。
古称流水下滴曰“涿”，故，阪泉应为涿水之源泉。
今蚩尤城遗址之泉，出于平地，不是涿水之源，不能称之为“阪泉”，所有古籍都称它为蚩尤泉；轩辕之丘遗址旁之泉，同样是平地涌出，也不是涿水之源，不能被称作“阪泉”。
而只能依其在黄帝都城旁边，是史志所载之黄帝泉。
所以，《括地志》、《嘉庆重修一统志》、《清·怀来县志》、《涿鹿县志》所记载的阪泉地理位置是最准确的，即今涿鹿县矾山镇西南上七旗村之泉，就是古阪泉。
第二，依历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说：历史上的各种古籍所载，都是黄帝战蚩尤，而不是炎帝战蚩尤。
如像《魏土地记》、《晋太康地理记》、《水经注》那样，将黄帝所都之邑旁边之泉称作“阪泉”，则成了炎帝战蚩尤。
因为此泉就在轩辕之丘的东南角城墙外，属黄帝与蚩尤两军对垒之间。
第三，按照军事科学的角度研究：若依《括地志》、《嘉庆重修一统志》《怀来县志》、《涿鹿县志》之载涿水源泉为阪泉，则“涿鹿之野”、“阪泉之野”两个不同古战场既相互联系，又区分清楚；极符合军事布署，以及两战的前后因果性联系。
若依《晋太康地理记》、《魏土地记》、《水经注》之载，将黄帝泉指为“阪泉”，则不符合军事科学，从战争的角度，既不能正确地解释“涿鹿之战”，也解释不通“阪泉之战”。
就连炎帝长期屯兵而驻阪泉也成了一种荒唐的笑话：因为，黄帝战蚩尤是不能让其弟屯兵于自己军前妨碍作战的。
更何况，黄帝泉附近根本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没有任何驻军条件。
第四，民俗调查之证：1981年5月底，在阪泉之战的调查中，涿鹿县矾山镇上七旗村时年78岁的谢文贤老人及村干部讲述了三件事：① 上七旗村古名阪泉村，老辈人依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说法是：上古轩辕黄帝在这里打仗，高树七杆大旗摆阵势，后来就将阪泉村改称“七旗”村。
由于人们沿阪水河岸而住，村子沿河岸上下有1里多长，上游的就称“上七旗”，下游的就叫“下七旗”。
此民间传说，若证之以史书之载“黄帝指挥熊、罴、貔、貅、貙、虎六部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之史，六部各有自己一杆大旗，黄帝作为六部统帅也有一面类似“大纛”之旗的话，则正合“七旗”之说。
② 古文献记载阪泉之上有黄帝祠，是为确凿史实：阪泉泉口西侧，有一石阜，黄帝祠建于其上，内塑轩辕黄帝坐像，村民年年清明节祭祖之前，先到黄帝祠中祭黄帝，然后再各自祭扫各家的祖坟；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兵进了黄帝祠也很恭敬地向黄帝像敬礼；后因黄帝祠年久失修而毁，村民无力再建，就制作了一个红漆木牌位，上书轩辕黄帝之名，置于龙王庙中龙王塑像之前供奉。
村民进庙必先跪拜黄帝、敬香，尔后才是敬龙王。
1949年后，村里人感到祖祖辈辈没有识字人，得办学校。
可办小学却无教室，村民们决定将龙王庙改成教室。
于是，全村人齐集龙王庙，向轩辕黄帝牌位跪拜后，将轩辕黄帝牌位移到村公所办公室，放在正面一张高桌上供奉，然后砸碎龙王塑像，在龙王庙办起了小学校。
到了搞“四清”时，队干部怕工作队进村看见供奉黄帝挨批，就悄悄将轩辕黄帝牌位移到大队库房中供奉。
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初，“红卫兵”揪斗大队干部，说是大队干部“悄悄供奉什么‘黄帝’、‘黑帝’，搞牛鬼蛇神、封建迷信”，并砸开大队库房门，将轩辕黄帝牌位当众劈烂并烧毁……③ 上七旗村民引领调查者看到从一块阪水弥勒寺运回的唐代八角石刻经幢，上刻“尊胜陀罗尼”五个大字及小梵文经语。
这证明至少在唐朝，此地有因阪泉水而命称的佛寺。
第五，出土文物及文字记载之证：1981年6月3日上午，阪泉下游约4华里的四堡村民李仲祥盖新房挖地基，掘出阪水弥勒寺寺主郭荣元代改葬墓文物一批，其中有：墓伯、亭长、道路将军的精美汉白玉石雕像五尊，石兽两个，唐三彩三足香炉一个，绿色陶碗一件，墓地地券一份。
除地券及彩陶外，其余文物都被掘出者砸碎用手推车推到野外倒入深沟中
其所存地券是用朱笔书于长37公分、宽25公分的一个板瓦之上。
此将其文开头一段照录如下（其错、别、缺字依原样，不清之字用□标出）：维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二月丁卯壬午朔十五日丙申有奉圣州凡山镇板水弥勒禅寺主持林泉老人并门人寺主蔡弘智等伏缘祖宗先世庵主郭荣公奄□改葬茔坟夙夜忧思不遑所历遂今日者择此鸟原来去朝迎日地占 吉地属本寺西北之原堪为墓地一方掾儿到宅兆一所南北长二十七步东西阔二七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以下略）据此之载，调查者得知东南河谷一个叫弥勒寺的地方搞平整土地挖出了不少铜铙、铜钹、铜铃、一大缸铜钱。
大多都卖到了矾山镇废品收购站，并在大队库房里见到了因腐蚀严重收购站不要的几件铜铙、铜钹、铜铃等。
据文物出土时的目击者们说，文物出土时安放整齐有序，一大缸铜钱周围的土地中，没有撒落的铜钱……由此地券文字记载，阪水弥勒寺出土文物，以及上七旗所存唐代汉白玉八角“尊胜陀罗尼”经幢等互证：其一，今上七旗之泉，确为历史上的古阪泉；其二，阪水弥勒寺至少建于唐代，因座落于阪泉水之旁而称“阪水弥勒寺”，此寺应是毁于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农历七月“己酉，奉圣州地大震”。
（《元史·顺帝纪》）奉圣州是唐贞观八年之妫州，唐末改称新州，于公元936年11月被石敬瑭送予契丹，契丹主因此州有黄帝、唐尧、虞舜庙，而更名“奉圣州”，1338年大地震后，取“保佑安宁”之意更名“保安州”。
因此次大地震保安州人民死亡甚众，而陆续从山东、山西、湖广向古涿鹿移民一百一十多年。
矾山镇四堡村，就是明景泰三年（1452年）移山东之民所建之村（《保安州志》）。
唯其如此，四堡距上七旗只4华里，上七旗村民讲述黄帝史事如数家谱。
作为靠天吃饭的农民，敬黄帝却远胜于敬龙王，且极为爱护文物；而四堡村民却不仅对当地历史一无所知，对于出土文物毫不爱惜。
司马迁谈到他“北过涿鹿”考信实录黄帝史事时说：“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两千多年后，在涿鹿这种“风教固殊”现象依然存在。
第六，延庆县“阪泉山”之由来：《旧唐书·地理志·妫州》载：“隋涿郡之怀戎县，武德七年讨平高开道，置北燕州，复北齐旧名。
贞观八年，改名妫州，取妫水为名；长安二年，移治旧清夷军城……怀戎：后汉潘县，属上谷郡。
北齐改为怀戎，妫水经其中，州所治也。
”《括地志》成书于妫州及怀戎县移治之前，故依此城（汉潘城）为坐标。
言此城东南50里有涿鹿故城，本黄帝所都；阪泉在此城东南56里，泉水出5里至涿鹿故城东南汇入黄帝泉水。
唐贞观时，妫州之怀戎县辖地，相当于今张家口市、涿鹿县、怀来县、怀安县、万全县、赤城县、崇礼县、尚义县、张北县、康保县、沽源县、蔚县一部分，以及北京市的延庆县地。
到了辽代，唐之怀戎一县之地，已划为奉圣州、可汗州、归地州、归化州、儒州、缙山县、矾山县、怀来县、永兴县、永宁县、文德县、龙门县、望云县、宣德县共五州九县之地。
因此，《辽史·地理志》将唐妫州名山、古迹统统记到可汗州是错误的。
《大明一统志》、《明史·地理志》按《括地志》依贞观年间妫州怀戎县治在汉潘县城为座标的记载，则按唐长安二年东移100里的清夷军城、也就是辽代以来的旧怀来城作坐标，说延庆境有“阪山”、“阪泉山”，就出现了错误。
所以，前引28条关于阪泉地理位置的记载中，《括地志》、《嘉庆重修一统志》、《怀来县志》、《涿鹿县志》所记，《中国史稿地图集》所标，是准确的；《魏土地记》、《晋太康地理记》、《水经注》的记载，是不准确的；《归藏》、《周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大戴礼》、《新书》、《前汉书》、《后汉书》、《隋书》、《十道志》、《读史方舆纪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清史稿》的记载，是大体上比较正确的；《辞源》、《辞海》的解释，是模糊的；《辽史》、《大明一统志》、《明史》、《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说法，是错误的；《梦溪笔谈》的“辨证”，实属无根附会。
中华名人的事迹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著名的典故“烽火戏诸侯”就源于此。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长城修筑进入第一个高潮，但此时修筑的长度都比较短。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连接和修缮战国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
两千多年来各时期长城的修筑基本上都有记载，但各朝各代在修筑长城和记载长城时，所使用的名称多有不同，这些不同的名称，有的在同一历史时期互相通用，有的仅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地域用过。
[4] 长城：这是长城最通用的称谓。
长城是一种很长的墙体防御建筑，或形式和墙体相近、防御性质和墙体一样的防御建筑。
长城之称始于长城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
《史记·楚世家》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方城：称长城建筑为方城，只在春秋时楚国用过。
《汉书·地理志》载：“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方城。
”堑、长堑、城堑、墙堑：这几种称谓基本上相互通用，从战国直到明代几乎全都使用过。
《史记·秦本纪》在记载秦简公六年（前409年）沿洛水修筑长城时，就只用了“堑洛”两字，《北史·契丹传》载：“契丹犯塞，文帝北讨至平州（今河北卢龙县）遂西趣长堑。
”塞、塞垣、塞围：在史书中用到塞字的地方很多，一般情况有两种意义：一是用以表示关口要隘。
这些被称之为塞的关隘，有的就在长城之上，有的则在离长城很远的地方。
另一个意义是用以表示长城。
如《史记·匈奴列传》载：“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后汉书·乌桓传》载：“秦筑长城，汉起塞垣。
”长城塞、长城亭障、长城障塞：这是把长城同塞并在一起合称长城的一种表示形式。
这种称谓在史书中也很常见，如：《晋书·唐彬列传》载：“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
杜佑《通典》古冀州条下载：“密云县东北至长城障塞一百十里。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中有：“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
”壕堑、界壕：壕堑是长城建筑的一种形式，多指在不易筑墙的地方，挖有深广各若干丈的深沟，并将所挖取之土堆于沟的一侧，其防御作用同修筑墙体是一致的。
界壕则是金代长城的专用词，除金之外，基本没有使用界壕一词来称长城的。
边墙、边垣：将长城称之为边，主要是明朝。
中国古代多将中原各地与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地域，称之为边地，明代则将在这一带地域修筑的长城，称之为边墙或边垣。
如《明史·戚继光传》载：“蓟镇边垣，延袤两千里。
”《明史·兵志》载：“请修宣、大边墙千余里。
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自西周时期开始，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总计长度达50000多公里。
自秦始皇以后，凡是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朝代，几乎都要修筑长城。
计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
从修筑长城的统治民族看，除汉族之外，许多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朝代也修长城，而且比汉族统治的朝代为多。
清康熙时期，虽然停止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但后来也曾在个别地方修筑了长城，可以说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清代的2000多年一直没有停止过修筑。
据历史文献记载，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有10万里以上，其中秦、汉、明3个朝代所修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1万里。
中国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古长城、烽火台的遗迹。
先秦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俨狁的袭击，曾筑连续排列的城堡“列城”以作防御。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了争霸，互相防守，根据各自的防守需要在边境上修筑起长城，最早建筑的是前7世纪的“楚方城”，其后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大小诸侯国家都相继修筑了“诸侯互防长城”，用以自卫。
其中，秦、赵、燕三国和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毗邻，在修筑诸侯互防长城同时，又在北部修筑了“拒胡长城”，以后历代君主几乎都加固增修。
这时长城的特点是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较短、从几百公里到1000—2000公里不等。
为了与后来秦始皇所修万里长城区别，史家称之为“先秦长城”。
先秦长城根据防御对象，大致可分为北长城和南长城。
北长城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诸夏文化与秦、楚、吴、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统一的趋向日益强烈。
当时进行封建改革的魏、赵、韩、楚、齐、秦、燕七国强盛之后，进行兼并战争，谋求以武力统一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彼此攻伐不断。
战国长城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也强大起来，不断掳掠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境。
由于他们善于骑射，长于野战，采取突然袭击，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而秦、赵、燕在战国中期以前的作战部队主要是步兵和战车，行动迟缓，很难抵御袭击和掳掠。
这不仅使三国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大大影响了三国的统一事业。
针对这种被动局面，三国便先后进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筑长城。
1．秦惠文王六年（前332年）和十年（前328年），秦国大败魏国，夺取魏西河郡（今陕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陕西东北部）地。
秦惠文王十三年（前225年），惠文王令张仪筑上郡塞，以防北方的林胡、楼烦南侵。
接着，又大举进攻义渠，使之臣服。
至秦昭王，灭义渠，置北地郡，秦国北部边境与匈奴相接。
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于陇西、北地、上郡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并派军驻守。
2．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赵国破中山，国境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至乌加河地区）。
下令筑长城，自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内蒙古乌加河），置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掳掠。
3．燕国北邻为东胡，经常南掠燕国北部地区。
燕昭王即位后发愤图强，命大将秦开率大军袭击东胡，大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
又“度辽东而攻朝鲜”，拓地至浿水（今朝鲜清川江）。
后方稳定后，燕国也开始修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康保县与内蒙古太仆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抵御东胡。
南长城南长城主要以楚、齐、魏、韩、中山国等为代表，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其他诸侯国的进攻。
1．楚国长城：楚长城筑于楚怀王三十年之前，当时称作“方城”。
其位置从今河南泌阳北到叶县，经内乡东北而达湖北竹山县境内，用于防御邻国的进攻。
2．齐国长城：齐长城是利用堤防连接山脉陆续扩建而成的，在齐国南部，西起今山东平阴县东北，至胶州市南的大朱山东入海，结构主要有土筑和石砌两种，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而又保存段落或遗迹较多的古长城，原长度1000多公里[10] 。
《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齐长城西起济南长清区，东至青岛市黄岛经济开发区，横穿山东半岛。
3．中山国长城：中山长城是为了防御西南赵、晋的侵扰修筑的。
筑于赵成侯六年（前369年）。
其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
4．魏国长城：魏长城有两道：一是西北的防秦和防戎长城（河西长城），二是南长城（河南长城）。
河西长城是魏惠王在位时，利用西部边境上洛水的堤防扩大而修筑的，南起今陕西华县华山北麓的相元洞，达内蒙古的固阳。
魏惠王晚年，修筑了保护国都大梁的南长城，经今河南原阳县境转向东南，向西直达新密市。
5．韩国长城：长城先为郑国所筑，后韩灭郑，继续修筑使用。
秦代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为了巩固帝国的安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始皇帝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取河南地，其后筑起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山尼县），东止辽东（今辽宁省），蜿蜒一万余里”的长城。
自秦始皇筑长城之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秦始皇长城大致为：西起于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向北至临洮县，由临洮县经定西县南境向东北至宁夏固原县。
由固原向东北方向经甘肃省环县，陕西省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折向北至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
黄河以北的长城则由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向东直插大青山北麓，继续向东经内蒙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县境。
由尚义向东北经河北省张北、围场诸县，再向东经抚顺、本溪向东南，终止于朝鲜平壤西北部清川江入海处。
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秦长城不仅在构筑方法上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在防御设施的建置也有一定的特色，以石筑见称。
汉代汉初，匈奴乘中原战乱，越过秦大将蒙恬所筑长城，和汉帝国以战国秦、赵、燕长城为界对峙。
由于长城年久失修，北方守军稀少，因此，强大的匈奴不断进入长城以内掳掠。
但是，就是这样一条破烂不堪的长城，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军事防御作用。
程不识是驻守长城的名将，治军严厉，只要他戍边匈奴就不敢来犯。
其后卫青、霍去病、公孙贺、公孙敖等出击匈奴，均以秦、赵长城为进攻退守的主要据点。
汉武帝登基后，连续发动多次对匈奴的战争，将其驱逐至漠北，修复了蒙恬所筑秦长城，又修建了外长城，筑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鸭绿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的长城。
此时战国时期的秦、赵、燕长城才被放弃，其军事防御作用也随之终结。
唐代长久以来，“唐代无长城”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但唐代确实修过长城，位于山西省榆社县，只不过与传统意义上的“拒胡长城”不同，建筑这条长城是为了统一战争。
《新唐书·地理志》载：山西太谷县“东南八十里马岭有长城，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贞观之年废。
”现唐长城遗址从马陵关沿马岭向关上（即今社城镇关上村西），由关上至榆社县石源村，再至黄花沟（自然村），再至石会（村）、琵琶窑（村）、焦红寺（村）一带，最后至仪城（辖于和顺县）。
唐朝建立的最初几年，同时并存的还有14个割据政权，其中有一支劲旅就是依附突厥势力，并自封为皇帝的刘武周。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攻占李渊发祥之地晋阳（今太原），攻陷河东大部分地方，威逼关中。
唐王朝迅速采取强硬手段，一方面派秦王李世民抵御刘武周，另一方面迅即构筑防御设施，从平城至鲁口的长城由此出笼。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有三段古老的古代边墙，始建于唐代渤海国时期，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此段古边墙未见于任何历史文献记载，根据考古调查，断定边墙是古代的一条军事防线，与长城的性质一样，属长城型山城。
这道边墙与当地渤海国早期山城和金代沿用并修筑的山城相似，据此认为，边墙是渤海国为防止黑水棘鞴而建筑的。
两宋山西省宋长城西起岢岚县青城山，东至荷叶坪山。
岢岚境内现存的38公里宋长城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有些段落保留着30厘米左右的女墙，有的地段还有炮台遗迹。
附近散落有大量宋朝瓷片，有的地段发现有炮台遗迹。
中国长城专家成大林在岢岚考察长城后认定：岢岚境内的长城为北齐、隋、宋三个王朝修筑。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宋代长城，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长城史研究的空白。
宁夏发现的宋代长城遗迹，位于固原市原州区战国秦长城南北两侧。
虽然保存状况较差，但考古人员根据其构筑特点和现场遗物，认定为宋代修筑。
而时间跨越千年以上的战国长城与宋代长城在同一地区并存，则充分说明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具有延续的文明历史。
金长城开始修筑于明昌五年（1194年），因旱灾及张万公等大臣反对而停建。
承安元年（1196年），在完颜襄、宗浩的力主下全线开筑，于承安三年（1198年）筑成。
金长城（明昌界）北起内蒙古莫旗七家子村东南1公里处嫩江岸边，经扎赉特旗额尔吐村北，至吉日根，再经阿勒坦浩特嘎查，至林西凌家营子，折向西行，经达里诺尔北岸至商都县上二股地，再至四子王旗白音希勒，终止于武川县上庙沟。
金长城全长约1650公里，设有副壕马面、烽燧，边堡和屯兵城。
明代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区别于由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
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
“内边”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向东北，经来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向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
“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
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
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
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
明代长城的修建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明前期（1368年—1447年）对长城的修缮明朝开国之初，国势强盛，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出兵15万分二路进击漠北，西路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甘州、庄浪诸卫。
洪武二十年（1387年），大将军冯胜、蓝玉经略东北，将边界推进到大兴安岭以西。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八至二十二年（1410年—1424年）的15年间，先后5次发兵，深入漠北，迫使瓦剌和鞑靼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
明王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进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以西以北一带。
明前期的长城工程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峻垣深壕，烽堠相接。
”“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自长安岭（今宣化境内）迤西，至洗马林（今山西天镇），皆筑石垣，深壕堑”（《明会要》卷六三），即增建烟墩、烽堠、戍堡、壕堑，局部地段将土垣改成石墙。
修缮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明中叶（1448年—1566年）长期的大规模兴筑。
“土木之变”以后，瓦剌、鞑靼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增建墩堡做为当务之急，百余年间建成众多长城重镇。
明后期（1567年—1620年）隆庆、万历之际，蒙古俺答部与明王朝议和互市，北方边境稍安，边患主要来自东北的女真族。
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拓边建宽奠、孤山六堡，继而重修辽东边墙，“自绵州迤东抵三岔河，又自三岔直抵旧辽阳。
”（《明神宗实录》）三岔河指辽宁海城市西北60里，当时的辽河、浑河合流于此，辽河套长城南端。
工程主要是建空心墙台，用砖石为墙。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再次主持了修缮建堡的工役。
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的边墙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骑墙建大量的空心敌楼，易以砖石，加强防御工程，局部地段改线重建。
清代清长城名称甚多，但清人王安定在其所著《湘军记》卷十六《平捻军篇》中明确称之为长城，说：“清长城之筑，盖三晋、燕、齐以至秦筑长城限胡骑之御敌方略之延用。
” 虽然清代时期，有过康熙的“不修边墙”令，且颇为有名，但实际上，清代长城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且地域跨度之大，则是空前的，其修筑范围基本包括了淮河以北所有省份，黄河以北尤为密集。
关于长城的资料
中国的长城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始建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联成万里长城。
汉、明两代又曾大规模修筑。
其工程之浩繁，气势之雄伟，堪称世界奇迹。
岁月流逝，物是人非，如今当您登上昔日长城的遗址，不仅能目睹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雄姿，还能领略到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大智大勇。
长城位于中国北部，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6,700公里，通称万里长城。
长城的修建持续了两千多年，根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七世纪楚国筑“方城”开始，至明代（1368-1644年）共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5千公里。
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超过了5万公里; 如果把修建长城的砖石土方筑一道1米厚、5米高的大墙，这道墙可以环绕地球一周有余。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塑造出奔腾飞跃、气势磅礴的巨龙，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打破了城墙的单调感，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
各地的长城景观中，北京八达岭长城建筑得特别坚固，保存也最完好，是观赏长城的最好地方。
此外还有金山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古北口长城等。
天津黄崖关长城、河北山海关、甘肃嘉峪关也都是著名的长城游览胜地。
中国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战争时代的国家军事性防御工程，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
根据历史记载，从战国以来，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
最早是楚国，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或敌国，开始营建长城，随后，齐、燕、魏、赵、 秦等国基于相同的目的也开始修筑自己的长城。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著名大将蒙恬北伐匈奴，把各国长城连起来，西起临姚，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遂称万里长城，这就是“万里长城”名字的由来。
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主要是明长城。
秦长城只有遗迹残存。
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动用了30万人，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长城的修建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匈奴南侵，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孙中山先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
汉代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
从文帝到宣帝，修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黑龙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古丝绸之路有一半的路程就沿着这条长城，是历史上最长的长城。
到了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刺族的侵扰，从没间断过长城的修建，从洪武至万历，其间经过20次大规模的修建，筑起了一条西起甘肃的嘉峪关，东到辽东虎山，全长6350公里的边墙。
（但据报道，1990年一个徒步走完长城全长的中国人的计步器显示的是6700公里。
） 长城有极高的旅游观光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
现在经过精心开发修复，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司马台、慕田峪、嘉峪关等处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蹬高远眺，凭古怀幽，古战场的金戈铁马似乎就在眼前。
如今，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等同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丰碑和智慧结晶，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相承和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