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新闻简报怎么写
新闻简报怎么写(精选多篇)正文第一篇：新闻怎么写一；如何写新闻，首先是“标题”，它是传播信息的眉目，也是信息的精髓。
标题里还有引题，副题，就是经常说的正题和引题、副题，大家常说的引题，经常在正题的上面，例如坚持老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正题为“钢铁工业走出节能增产新路子”。
下面副题是“钢产量6年增加1200万吨，总能耗减少160万吨标煤，短缺品种产量大幅度增长。
出此以外，副题还负有交代形势、说明背景、烘托气氛，以引出正题的作用。
通俗的说，就是正题上面的一行小字是引题，正题下面的是副题。
正题称为主题，是新闻中最主要的事实或思想的概括与说明，它是写新闻的特点，也是必须具备的。
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单行标题（就是一个标题）一定要准确、醒目。
不能写着张三拐到李四身上，文章内容也要围着主题转，叫做一个中心。
准确做到文题相副，不能文不符实，更不能文不对题。
用题目吸引读者，通常看报纸文章标题黑字，格外醒目，标题的鲜明突出，引人注目。
例如昌图一烟花厂发生爆炸，死伤惨重。
这样的标题令读者立即动心想看下去，这就是题目起到的决定性和吸引作用。
讲一下什么叫导语。
所谓的导语，就是文章开场白，或开篇的第一句话，第一段文字。
它是一则新闻里最有价值、最精华部分的概括。
据说导语是美国人发明的，他们是最早提倡新闻必须有导语。
毛主席非常重视文章的精练。
他在审阅一个文件时，加了这样一段话：华美，就是简单扼要，不说废话。
解放西藏的过程
建国前夕，多次致电彭德怀、、刘伯承，部署进军西藏 建国前夕，中共中央已把解决西藏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1949年2月，在西柏坡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说，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
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比较多；二、民族问题复杂，尤其是在受宗教控制的地区……不应操之过急。
西藏的问题比较特殊和复杂。
阴老说，全面了解西藏的情况，是很难做到的。
他举了个很形象的例子：有一次日喀则地区开会，各县穿各自的服装，结果是十几个县，一个县一个样。
8月6日，致电彭德怀说，听说班禅到了兰州，打兰州时要特别注意尊重、保护班禅和甘、青两省的藏族人，为解决西藏问题作准备。
阴法唐说，并没有像有些媒体后来所称，给1野下达进藏的具体任务。
10月13日，就西南、西北作战部署致电彭德怀：“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2野全军及18兵团，共约60万人。
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把解决西藏问题的任务明确交给2野。
用了“经营”一词，耐人寻味。
后来形势有所变化。
国民党军队集中了八九十万人，固守四川。
2野的任务加重。
而西北战事结束得早，新疆已和平解放。
11月23日，再就解决西藏问题致电彭德怀：“就现在的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
因为西北结束战事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
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
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彭德怀随即派人调查了解自青海、新疆入藏的情况，结果是从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
如入藏任务归西北军区担任，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
彭即将此情况报告中央并毛主席。
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此时对解决西藏问题已有新的考虑，从“暂缓”转向“宜早不宜迟”。
他接到彭德怀的电报时，正在苏联访问，即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刘伯承、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并指示“应当争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
在这封电报中还提到：“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
”“入藏军队可定为3年一换，以励士气。
” 西南局在接到电报的当天即在重庆召开会议，制订入藏计划，决定入藏部队。
刘邓首长认为5兵团18军军长张国华有开辟新区的工作经验，政治、军事工作都干过，确定他为入藏部队负责人，由他在2野随意选择3个师。
张表示还是带自己的部队。
随后刘邓将进军西藏的计划上报中央。
1月10日，回电“完全同意”，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
这就是不久之后，即1月24日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共西藏工委。
18军原准备“安家”川南，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转入进藏准备 成都战役结束后，2野的部队本已准备“安家”于云贵川康等地方。
阴老说，18军原定去贵州，后改在川南的庐州、宜宾、自贡等地，较四川其他地区特别是贵州条件要好，大家都很满意，有的部队已向驻防地开拔，此时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停止行动，原地待命，师以上主要干部到重庆开会。
2野首长历来只给兵团一级交待任务，这一次召集师一级干部开会，必然有特殊情况。
大家纷纷猜测：海南岛、台湾……最后还是想到了西藏。
阴老说，原本已确定去川南条件不错的几个地方“安家”，转而改为进藏，对部队的情绪影响很大，艰苦、生死、婚姻、家庭等等一下子都成了部队面临的很直接很现实的问题。
刘邓首长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讲进藏的意义，讲大局观，强调任务的艰巨性和光荣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传达上级指示和学习形势任务，如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及阶级教育等等以后，部队的思想逐渐转变过来，情绪也高涨起来。
接下来，部队转入入藏前的准备工作阶段。
阴老说，进军西藏前的准备工作较之进军其他地方，要复杂得多。
他说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思想准备。
传达和学习中央指示，领会进军西藏的意义等。
二、政策准备。
了解西藏的概况，掌握必要的藏语和民族宗教知识与政策。
三、物资准备。
衣食住行都在准备之列。
每个战士要背足半个月的粮食（包括蛋黄蜡、燃料等）和春夏秋冬的衣服及帐篷等等。
四、军事训练。
侧重高原行军和作战。
五、体育锻炼。
每个战士须负重35公斤左右在高原上行军，因而事先的负重行军训练是腿绑沙袋，背负石头、铁锅、磨盘等等，马匹也要进行训练，保证人马健康。
大部队行动前，先派出了两支先遣部队。
阴法唐所在的18军52师奉命作为进藏先遣部队，由师长率一个团先开往西康的甘孜，在那里建一个进军基地，并为后续大部队掩护和参加修筑公路，调查社会情况，做统战和群众工作。
阴老说当年成都到雅安通公路，雅安到甘孜则须徒步行进。
52师的先遣部队于3月出发。
南边另一支先遣部队则由53师副政委带队于7月出发，开往巴塘。
大部队在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修好后于8月底9月初出发。
我军在求和不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应战，于是有了著名的昌都战役 解放西藏，部队必须开进去，但这并非意味着使用战争手段。
对此，中共中央有明确的态度。
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争取以北平和绥远方式解决尚待解放的各地问题。
1950年1月18日，朱德在政务院西藏问题讨论会上讲道，“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
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电报中也明确强调：“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
” 中共中央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另一方面也着手制定各项政策。
中央要西南局和西北局分别提出有关政策。
西北报了6条；西南报了4条，包括西藏回归中国大家庭、实行区域自治、政治制度不宜改变等。
中央认为西南局上报的4条较好，但作为谈判条件尚有不足。
后来在的主持下又增补为10条。
阅后表示满意，只在个别地方加了一句话。
这就是十大政策，也称为十大条件，后来签订的17条协议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然而，对于中央政府的种种和平努力，西藏统治者不仅不响应，而且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扩充兵力，训练军官，购买武器弹药，调兵遣将，把10个团扩大为16个团。
藏军大部分调到昌都周围，以金沙江为防线，阻止解放军前进。
我军在求和不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应战。
阴老说，不打不能和，打也是为了和，所谓“以战求和”是最终目的。
这一战即著名的昌都战役。
昌都战役从10月6日开始，至10月24日结束，历时19天，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阴法唐说，昌都战役前，我国驻印度大使曾接见西藏代表团，明确告其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藏进军，他们务必在9月20日前来北京谈判。
9月23日我大使又警告他们说，既定9月20日前去北京的期限已过，后果由他们负责，但仍然可以继续前往北京谈判。
然而他们仍然迟迟不动，失去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机。
估计如果仗打得好，可能争取藏方来谈判。
事实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
和平有时候要用战争来赢取。
1951年春天，中央和西藏的谈判结束。
5月23日，双方签订协议。
5月25日，发布进军训令。
解放军开始向拉萨和平挺进，进驻拉萨等国防要地。
从此时开始，到18军52师一个团进驻江孜、日喀则、亚东后，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18军完成了历时1年零9个月的进军西藏的历史使命。
详细介绍一下以色列的历史
以色史: 圣经时代 犹太人历史始于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头五百年，始祖是亚伯、其子以撒和其孙雅各。
一场遍及全国的饥荒迫使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即以色列十二个部落的祖先移居埃及，在那里他们的后代沦为奴隶。
几个世纪之后，摩西率众人出埃及，摆脱奴役，奔向自由，最终返回以色列故土。
他们在西奈沙漠上流浪了40年，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民族，并接受了包括十诫在内的摩西律法，他们的始祖们所创立的一神教从此初具规模。
以色列各部落在约书亚的指挥下，征服了以色列故土，并定居下来，但它们往往只是在受到外来威胁时，才在被称为“士师”的领袖的统领下联合起来。
公元前1028年，扫罗建立了君主国；他的继承者大卫于公元前1000年统一了各部落并建都于耶路撒冷。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把王国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强国并在耶路撒冷兴建了以色列一神教圣殿。
考古发掘证实，在所罗门统治时期，曾在一些设防城镇，如夏琐、美吉多和基色设立了重要的城市贸易中心。
所罗门去逝后，国家分裂成两个王国：一个是以色列王国，首都设在撒马利亚；一个是犹太王国，首都设在耶路撒冷。
两个王国并存两个世纪之久，由犹太诸王统治，并由先知告诫人们主持社会正义和遵守律法。
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遭亚述人侵占，它的人民被迫流亡(史称“失掉的十个部落”)。
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被巴比伦人征服，入侵者捣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并将大部分犹太人放逐到巴比伦。
犹太人自治时期(公元前538—60年) 公元前539年，巴比伦帝国被波斯人征服，之后，许多犹太人返回犹大(以色列故土)，并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犹太人在故土上的生活方式也得以恢复。
此后四个世纪，犹太人在波斯人和古希腊人的统治下，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
由于叙利亚塞琉孤王朝强制实行一系列措施，禁止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导致爆发了公元前168年由马加比家族(哈斯蒙尼人)领导的起义，随后建立了由哈斯蒙尼王朝犹太诸王统治、历时约80年的独立犹太王国。
异族统治(公元前60年一公元1948年) 从公元前60年起，国家因内乱而削弱，日益为罗马所控制。
为了摆脱罗马统治，犹太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其中最大的一次爆发于公元66年。
经过4年的战斗，罗马人于公元70年征服了犹地亚(犹大)，焚毁丁第二圣殿，并将国内的众多犹太人放逐。
犹太人对罗马进行的最后一次反抗是千余人固守在马撒达山顶城堡中。
这次反抗于公元73年以守卫者集体自杀而告终。
它成为犹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争取自由的象征。
在罗马(公元70-313年)和拜占庭(公元313-636年)的统治下，犹太人社会在故土上继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法律、教育及文化制度。
公元2世纪，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犹太律法被编集成口传律法《密西拿经》，后于公元3-5世纪，又扩编成《塔木德经》。
这些律法有些后来根据情况而变化作了修改，至今仍为恪守教规的犹太人所遵守。
犹太人重获国家主权的另一次尝试是公元132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其结果是在犹地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飞地，以耶路撒冷为都城。
但是，三年之后，罗马人打败了了巴尔·科赫巴，并且为了断绝犹太人与故土的联系，把耶路撒冷改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把国家更名为巴勒斯梯那。
从公元7世纪始，国家先后被阿拉伯人(613—1091)、塞尔柱克人(1091—1099)、十字军(1099—1291)、马穆鲁克人(1291-1516)、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1517一1917)和英国人(1918—1948)所统治。
不同时期的统治者任意变动疆界，更改国名。
各征服者所建造的王宫殿宇是他们统治这片故土的见证。
尽管千百年来的异族统治使犹太人越来越少，但在这片故土上犹太人一直保持着他们的存在，而且随着散居各国的犹太人返回故乡，犹太人口也不断增加。
到了19世纪中叶，稀少的犹太人口出现了猛增的势头。
犹太复国主义 多少世纪以来，盼望有朝一日能返回锡安(锡安，传统上是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故土的同义词)，一直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生活支柱。
到了19世纪末，由于东欧的犹太人不断遭到压迫和迫害，而西欧的犹太人对既未结束种族歧视也未使犹太人与所在国家的社会融为一体的那种形式上的解放所抱幻想日益破灭，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解放运动而出现。
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
在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为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它号召犹太人返回以色列故土，在祖先的家园复兴犹太民族生活。
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始返回故土，当时这片故土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人烟稀少，为世人所忽视。
早期的开拓者在这里排干沼泽，开垦荒地，在秃山上植树造林，兴办工业，建设城市和乡村。
他们建立了社区机构和服务设施，并使长期以来仅用于礼拜仪式和文学的希伯来语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使用。
一块土地，两个民族 国际联盟基于承认“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以色列故土)有着历史的联系”和“在那个国家重建犹太民族家园”的考虑，于1922年委托英国统治这片故土，并特别责成英国“为这个国家创造各种确保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政治、行政和经济环境。
” 同年，英国在这块托管地境内四分之三的土地上建立了阿拉伯外约旦酋长国(即今日的哈希姆约旦王国)，只把约旦河以西的地方留作发展犹太民族家园之用。
阿拉伯极端领导人就连在这样小的区域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也要反对，他们煽动袭击犹太社区，甚至打击主张阿拉伯一犹太人共处的阿拉伯人。
英国对犹太移民和定居的限制并没有使阿拉伯好战分子善罢甘休，暴力事件屡屡发生，持续不断，直到二次大战爆发为止。
二战期间，纳粹杀害了约600万欧洲犹太人，其中包括150万儿童。
战后，尽管迫切需要为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犹太人寻找避难所，但英国并未取消犹太移民的限额。
为了邮票说明：安娜·富兰克及家人在这所房子里躲避纳粹迫害达两年之久对付英国限制移民的政策，故土上的犹太社团与世界各地犹太人一起，动员一切人力物力，组织了一场“非法”移民运动先后把85，000难民从欧洲转送到故土上。
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在故土上定居，犹太人则坚持要求解除对犹太移民的限制，英国在无法调解的情况下，遂将问题移交给联合国。
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表决在约旦河以西地区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
犹太人接受丁这个分治计划而阿拉伯 人则予以拒绝。
国家地位 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结束，犹太人随即宣布建立以色列国。
此后不到24小时，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入侵了这个新国家。
这场以色列独立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一年多，于1949年7月以停火线为基础分别与接壤的阿拉伯国家签定了停战协议。
以色列在立国宣言中表明它“向所有邻国及其人民伸出和平及睦邻之手。
”尽管历届以色列总理一再重申这一呼吁，但始终遭到拒绝或不受理睬。
阿拉伯恐怖分子不断袭击以色列居民中心，阿拉伯国家不仅支持和鼓励袭击行动，而且还实行经济和外交抵制，封锁以色列海运的国际航道并挑起全面战争。
1956年和1967年，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对蓄意挑衅作出反应。
1973年，以色列击退了阿拉伯邻国同时从三条战线发动的全面进攻。
1982年，因加利利北部居民屡遭恐怖分子的袭击，以色列采取行动，摧毁巴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南黎巴嫩搞恐怖活动的基地。
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应贝京总理邀请访问耶路撒冷，从而打破了拒和的僵局。
这次访问导致了双方的谈判，其结果是1979年3月26日签署《埃以和平条约》并达成《戴维营协》，该协议包括实现中东和平的有关条款及就1967年以来以色列管理的犹地亚、撒马利亚及加沙地带未来地位所做的一项安排。
随着这些地区在1987年爆发了暴力抗议行动，阿以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巴勒斯坦阿拉伯方面。
以色列确信有关各方只有通过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对由美俄主持下，于1991年10月30日在马德里举行的中东和平会议提供的对话机会表示欢迎。
这次会议使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以及约旦一巴勒斯坦代表团坐在一起，为以色列随后与其每个阿拉伯邻国间的双边谈判及为解决区域问题举行多边会谈奠定了基础。
政协选举的需要通过的两个决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重要机构。
人民政协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代表以及特别邀请人士组成。
团结和民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两大主题。
政协委员产生的具体运作步骤一般为： 一、提名推荐。
推荐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由各党派中央、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个界别等协商提出。
在地方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推荐。
二、协商确定建议名单。
对各方面提出的推荐名单由中共党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综合平衡，反复同各推荐方面协商形成建议名单。
三、政协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将委员建议名单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进行协商和表决，经全体常务委员过半数同意予以通过。
四、公布。
（一）人民政协的组成原则 1、按党派、团体和界别组织。
人民政协由各政党、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组成。
按党派、团体和界别组成，是人民政协构成的一大特色。
政协委员不是以地区代表的身份进入政协，而是以党派、团体、界别代表的身份进入政协，以党派、团体、界别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
按党派和界别组成，既是人民政协构成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人民政协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根据。
2、协商产生。
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由协商的办法产生。
由上届全国（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在每届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任期内，有必要增加或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决定人选时，由该届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3、赞成政协章程。
赞成政协章程，是人民政协组成的基本原则之一。
各党派和团体，都享有宪法规定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成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都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各自内部事务的权利。
但是，一旦参加人民政协，就必须遵守和履行人民政协章程。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严重违反政协章程或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要根据情节经重给予警告处分，或撤销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资格。
在赞成章程所提出的政治纲领、政治准则和其它规定的基础上，党派和团体经人民政协的常务委员会协商同意，个人经政协常务委员会协商邀请，可参加人民政协。
（二）政协全国委员会 1、全国委员会的组成结构 （1）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包括中共和8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联、共青团、工会、妇联、青联、科协、台联、文化艺术界、科技界、社科界、经济界、农林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友好团体、社会救济福利团体、少数民族、侨联、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宗教界、特别邀请人士等。
当然，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政协的任务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2）常务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组成。
全国委员会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和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常务委员会的候选人由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党派、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协商提名”和“选举产生”是政协常委会产生的一个特点。
它既有政协特有的协商民主的一面，也有一般民主选举的一面。
在选举的具体操作环节上，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分别由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当选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
（3）主席会议。
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会议由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组成，在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2、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 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是专门委员会和办公厅。
专门委员会是在常务委员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组成委员进行经常性活动的工作机构。
设主任1人，副主席若干人，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国；设委员若干人，由主席会议决定。
目前，政协全国委员会共有9个专门委员会，即：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事委员会。
办公厅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秘书长领导下，工作主要任务是承办全国委员会各项具体日常事务，基本职责是搞好服务，当好参谋。
办公厅下设若干办事机构。
（三）人民政协的地方委员会 1、地方委员会的组织机构 人民政协的地方委员会大致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自治区、地级市委员会，县、县级市、市辖区委员会三级。
地方委员会的组成除县级委员会外，政协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和省辖市委员会的组成大体与全国委员会相同。
政协各级地方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根据情况，也可不设秘书长。
各级地方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地方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政协地方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
在常务委员会休会期间，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2、地方委员会的工作机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委员会设立办公厅，专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构的设置按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治州、设区的市和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设置，由各自的常务委员会按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
（四）人民政协各级组织的关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和上一级地方委员会对下一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
上下级政协之间，就组织关系而言，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不存在垂直领导。
“上一级政协组织”和“下一级政协组织”的称谓，上下级政协之间，系指它们是上一级行政区域的政协组织和下一级行政区域的政协组织。
各级地方政协的人事安排由各地方自行决定，不由上一级政协决定，上一级政协对下一级政协没有人事处置权。
就工作关系而言，地方各级政协的工作由地方各自自行安排。
上一级政协对下一级政协的工作安排没有决定权。
上下级政协之间的指导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对政协全国性的问题作出决议，地方委员会对政协地区性的问题作出决议，以指导和规范全国或地方政协的工作。
地方委员会对全国委员会的全国性决议，下级地方委员会对上级地方委员会的全地区性决议，都有遵守和履行的义务。
除此之外，还包括上级政协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加强同下级政协的工作联系，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研究探讨人民政协带共性的问题，互相协作，推进工作等。
（一）人民政协主要职能的确定 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活动与它组织上的建立是同时开始的。
但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规定为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则经历了一个逐步明确和充分的发展进程。
政治协商作为人民政协的职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诞生即在人民政协组织中得以确定的。
这一职能一度曾用过民主协商的提法，意在强调政治协商的民主性。
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源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以及接受和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
1979年6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
”1982年制定的政协章程规定：人民政协“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刘澜涛同志在关于章程修改案的说明中指出，这就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从此，民主监督作为人民政协职能之一被明确下来，并在以后的文件中正式使用。
参政议政作为对新时期政协工作内容的一种表述，作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职能的拓展和延伸，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并逐渐被党政领导机关认同和倡导。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修订后的章程明确规定：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这是迄今为止对政协主要职能的最完整、最明确的表述。
此后，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并列为政协的三大主要职能。
（二）政协三大职能的内容和形式 1、政治协商。
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
其主要内容包括：（1）国家（地方）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要方针政策及重要部署；（2）政府工作报告；（3）国家（地方）财政预算；（4）国家（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5）国家（地方）政治生活方面的重大事项；（6）国家（地方）的重要法律草案；（7）重要人事变动；（8）行政区划的变动；（9）群众重大问题；（10）各党派之间的共同事务；（11）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12）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它主要问题等。
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是政协举行的各种协商会议，其中包括：政协委员会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以及根据需要召开的各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的协商座谈会等。
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或应邀参加各种情况通报会、听政会等进行协商活动。
政治协商通常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会议组织。
主席会议根据中共党委、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党政有关部门的提议，安排协商活动并决定协商的形式和参加范围，主席会议认为需要协商的问题，也可以向上述有关方面建议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政协协商。
政协进行协商可视情况邀请中共党委、人民政府及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并请有关负责人就提交协商的问题作出说明。
协商的议题与会期确定之后，政协有关机构至少提前一周将会议通知及有关文件送达参加会议的人员，以便与会人员事先做好准备，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
政协的协商会议和重要活动，一般应作新闻报道。
2、民主监督。
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1）国家宪法与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2）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制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4）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5）参加政协的各单位和个人遵守政协章程和执行政协决议的情况等。
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有：（1）各级政协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或主席会议向各级党委、政府提出建议案；（2）各专门委员会提出建议或有关报告；（3）委员视察、委员提案、委员举报或以其他形式提出的批评和建议；（4）参加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等。
民主监督既可以由各级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和专门委员会来也可以由政协或有关部门组织、邀请委员进行调查、视察，以及委员个人或联名提出提案、举报等办法来进行。
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建议和委员的重要提案，可由有关专委会通过后提交常委会或主席会议讨论。
经常务委员会或主席会议通过后，以常务委员会或主席会议建议案的形式向有关方面提出。
以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或以各专门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均由全国政协办公厅以正式文件形式送达有关方面或部门。
地方政协对于上述意见、建议和批评，一般以当地政协委员会或办公厅（室）名义报送。
对以政协组织名义提出的建议、意见和批评，有关方面或部门应积极负责地进行处理，将将结果尽快以正式文件形式作出答复。
对政协参加单位和委员个人的提案和举报，有关部门同样应认真负责地对待，及时予以处理答复。
3、参政议政。
参政议政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拓展和延伸。
参政议政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同时，参政议政又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而是它的拓展和延伸。
参政议政的主要内容，除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内容之外，还包括：选择人民群众关注、党政部门重视、政协有条件做的课题，组织调查研究，积极主动地向党政领导机关提出建设性意见；通过多种方式，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充分发挥委员专长和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广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对一些共同关心的事项开展评议等。
参政议政的主要形式，除包括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形式外，各级政协在组织各民主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实践中，总结和坚持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活动形式，如：通过新闻媒介表达委员参政议政的意见；举办委员活动日，增加参政议政的内容；举办各种形式的座谈、学习、纪念、联谊等活动，沟通情况，加深友谊，调动政协委员知情出力、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自觉主动地反映情况和意见；开展引进项目、技术、资金和提供信息，扶贫支边等出实招、献良策、办实事活动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于1949年9月。
它的诞生，揭开了新中国的第一页，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50多年以来，人民政协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一）人民政协的诞生 1、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1948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进入解放全中国的决战阶段。
随着军事战线上的节节胜利，政治战线上的斗争也进入了新的高潮，革命统一战线迅速扩大。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
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并选举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常务委员会。
筹备会还决定设立6个小组，分别负责下列工作：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各单位代表名单；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起草新政协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大会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等。
筹备会还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和反复协商，决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
2、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参加会议代表共662人，其中共产党约占44％，非共产党员约占56％。
体现了我国统一战线空前的广泛发展和全国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统一、大汇合。
会议一致通过了我国建国初期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共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等四项议案。
9月30日，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会议。
随后，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朱德致闭幕词。
至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光荣地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宣告胜利闭幕。
3、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工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政治第一届委员会，于1949年10月9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等28人为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18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
并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规定和客观形势的需要，把政协工作归纳为三大类：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政务院就一些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包括重大法案，提到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常委会进行协商。
经过协商，取得协议，再由政府制定成法律、法令，公布实行。
二是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开展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三是就统一战线内部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概括起来，主要有：（1）协商国是、审议法案、提出方案；（2）协助政府开展社会改革运动；（3）调整关系、增进团结；（4）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与交往；（5）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准备。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的人民政协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组织和职能的变化。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至此，作为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
但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将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并且它的组织和职能也相应作了调整。
1954年10月，全国政协召开了一届六十一次常委会议。
会议接受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有关召开政协换届会议的建议，即：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由第一届的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个层次，改变为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两个层次，不再召开全体会议；第二，地区和军队由于已选出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后不再参加人民政协；第三，不再制定新的《共同纲领》，以原组织法为基础，另行起草人民政协章程。
1954年12月21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任务的报告。
他指出：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已召开，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政权机关的作用就消失了，但人民政协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就过去五年来说，作为代表权力机关的只是第一届全体会议，而经常工作的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则是统一战线组织，今后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继续作为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它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发挥它就有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对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和共同遵守的准则以及基本组织原则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会议还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推举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为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
以后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分别连任主席、名誉主席。
2、十年动乱中的人民政协。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人民政协工作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决践踏统一战线政策，而被迫陷于停顿。
1971年以后，全国政协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逐渐恢复部分活动。
如：1973年10月，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常委参加中共中央召集的关于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的协商等等。
同时，恢复了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全国政协无党派直属的人士的学习组，并组织部分爱国人士到各地参观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人民政协才结束了长达10年的停顿状态，开始为全面恢复工作进行准备。
（三）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人民政协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政协开始恢复工作。
1978年2月，召开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人民政协的第二部章程，选举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6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
主席在会上发表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统一战线已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新时期统一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施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
这次会议以后，人民政协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蓬勃发展，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1982年12月，根据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新变化以及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发展，对1954年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行了修改，对政协的性质、任务、作用以及工作总则和组织总则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这部章程，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人民政协在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逐步开创人民政协的新局面。
在这个基础上，人民政协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李先念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政协工作的大好局面。
1989年，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陆续制定了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简则、委员视察简则、提案工作条例等，对会议的协商、议事规则和具体工作程序予以明确和规范，使政协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1993年3月召开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几年来，全国政协和各级地方政协以理论为指导，选好角度，发挥优势，认真履行主要职能，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出现了更加生动活泼的局面。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以中共十四大精神为指导，对1982年章程又作了部分、必要的修改。
修改后的章程在一些重要提法上同宪法修正案相衔接，并把参政议政作为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
1995年1月，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修订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正式通过施行。
中共中央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
这个规定的通过和实施，对切实推进政协履行职能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推进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