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聘任书和任命书有区别，区别在于：任命书是下命令让某人担任某一职务的证书。
聘任书是请人担任某项工作或职务的证书。
聘任是某个部门出于某个职位的人才需求,向社会公开选聘工作人员,通过一定程序的选拔和挑选,对某些成绩较为突出,能胜任所安排工作,所以就聘用，发放聘任书。
用人单位采用合同形式聘用工作人员的方式。
又称聘用合同制。
按合同规定，用人单位有聘用和解聘的权力，个人有应聘和辞聘的权力。
合同规定双方的责、权、利及有效期限，合同期满，经双方同意，可以续聘。
聘任制可广泛应用于选拔科学技术人才，也可用于企事业领导班子的选拔，即只聘请主要负责人，然后由他聘请建立一个齐心协力的班子。
任命为适应新形势下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管理层会议决议，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新的人事任命。
又称委任制，是指任免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直接委派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制度。
委任制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干部任用形式。
在企业中是指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上级领导机关有意识地选拔、培养、考察使用对象然后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委派或审批任命的一种人事制度。
公司行政管理具体职责
第五章公司行政部主要工作职责公司行政部是负责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管理公司内部事务、做好对外联络和协调、监督公司各部门工作进展的中枢机构。
为加强公司的经营管理，不断简化审批手续，达到公司人、财、物的统一调配。
公司行政部主要工作职责如下：一、负责员工招聘、管理工作1、负责员工招聘广告的制作、发布和后续反馈信息（来信、来电、来访）资料的收集、登记。
2、负责对招聘人员资料的筛选，确定人员名单，报公司主管领导，并正式开始面试。
面试程序、内容和参与人员由行政部经理和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商定。
3、负责和董事长、总经理商量，对招聘员工名单进行确定，并办理报到等相关手续。
4、负责员工试用期考核、转正手续的办理和离职手续的办理。
二、负责员工培训工作和业绩考核工作1、按照公司培训制度规定，负责组织、检查和督促员工培训工作。
2、制定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安排培训时间、培训授课老师。
建立培训档案，记录培训考核情况。
3、按公司考核制度，负责组织、协调员工试用期考核、半年考核、年终考核。
并收集、保管好员工业绩考核表，及时交公司领导审批、决定。
三、按公司领导决定和相关制度、规定，配合财务部做好员工薪酬、各种补贴、节日奖、提成奖、项目奖等造册和发放。
四、按公司考勤制度、奖惩制度等，做好公司考勤工作和奖惩工作的调查落实，及时向公司领导汇报，尽快做出最后决定。
五、负责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和通知、总结、报告的撰写
求 清史稿的出版社、日期和主编
《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年特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缪荃孙、柯劭忞等为，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
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
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
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
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补：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
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篡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
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
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
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
”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
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
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
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
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
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
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
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
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
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
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
《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
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
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
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
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
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
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
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
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
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
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
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
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
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
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
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
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
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 、分段，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
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
（《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
1981年印行，两大册。
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所聘编纂人员 馆长：赵尔巽 总纂：郭曾炘 沈曾植 宝熙 樊增祥 柯劭忞 吴廷燮 缪荃孙 纂修兼总纂：李家驹 劳乃宣 于式枚 金兆蕃 吴士鉴 李瑞清 耆龄 陶葆廉 于式棱 王乃征 谢远涵 朱钟琪 温肃 杨钟羲 袁励准 万本端 邓邦述 秦树声 王大均 章钰 王式通 顾瑗 协修：宋书升 唐晏 宗舜年 李葆恂 安维峻 张仲炘 俞陛云 姚永朴 罗敦曧 吴广霈 袁金铠 吴怀清 张书云 张采田 张启后 韩朴存 陈敬第 陈毅 袁嘉谷 蓝钰 李岳瑞 后来添聘者 马其昶 姚永朴 姚永概 唐恩溥 刘师培 黄翼曾 夏曾佑 王树楠 夏孙桐 吴昌绶 瑞洵 戴锡章 朱师辙 邵瑞彭 檀玑 刘树屏 何震彝 陈曾则 陈田 受聘未到或到馆未久者 简朝亮 袁克文 朱孔彰 王崇烈 陈能怡 方履中 商衍瀛 秦望澜 史恩浩（培） 唐邦治 陈曾矩 吕钰 余嘉锡 王以慜 校勘兼协修：王庆平 齐忠甲 吴璆 叶尔恺 田应璜 李景濂 傅增淯 何葆麟 （骆）成昌 徐鸿宝 赵世骏 杨晋 金兆丰 胡嗣芬 朱希祖 李哲明 朱方饴 提调：陈汉第 李经畲 金还 周肇祥 邵章 收掌：谢绪璠 黄葆奇 尹良 王文著 尚希程 容浚 曹文燮 文炳 孟昭墉 收掌校对科长：董峻清 周仰公 秦化田 金善 刘景福 赵佰屏 史锡华 曾恕传 诸以仁 惠澄 胡庆松 刘济 伍元芝 锡荫 张玉藻 金梁 以上受聘者131人，实际到馆工作者前后共117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调等30余人。
○2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一百多人，不在此列。
○3前后三期实际撰稿者 第一期：1914—1916年体例初定，开馆经费充足，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馆，其中总纂8人，纂修15人，协修43人。
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时局影响，经费支绌，薪水叠减，停薪自去者众多，撰稿人仅剩24人，新增聘协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中总纂8人，纂修7人，协修11人。
第三期：1926—1928年，此时馆中仅剩14人坚守撰稿，其中总纂4人，纂修3人，协修7人。
编纂人员的基本情况及相互关系 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按当时标准，这些人“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
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从所聘撰稿者的实际情况看，还显示出下列几个特点： 1.遗臣居多 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子孙为官者。
柯劭忞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
王树楠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知县、兰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统庚戌（1910）罢任还京，民国时遂不复出。
吴廷燮 光绪甲午（1894）顺天乡试举人，历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夏孙桐 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会典》，文渊阁校理。
历官知府、护宁绍台道。
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
缪荃孙 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
庚子之变后，张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缪积极赞襄，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创办江南图书馆。
秦树声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云南府知府、调护迤东（西）道，特旨以道员补用，擢迤南道、迁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革命军起，叹时事不可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
吴士鉴 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编修，充会典馆汉文总校，并武英殿总纂，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
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至沪侍奉父母起居。
?#93;良 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光绪年间，因旗人故，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山西河东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
瑞洵 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骚扰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辩，愈拂上意，遂废置不复用。
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经历和背景，首先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歌颂清朝、宣扬忠君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
其次，他们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体运行过程，又多为文职官员，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
当事者修当朝史，成了修中国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可靠性。
为官的背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世事多变，兵荒马乱的条件下，协调关系，想尽办法，使《清史稿》得以成书。
2.文人为主 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学多闻，国学底蕴较深，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柯劭忞 元史专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旧闻，撰成《新元史》257卷。
1920年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特赠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
有自刻诗集《蓼园集》，著有《文选补注》等书。
王树楠 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
殚心著述，至老不少辍，尤以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政》诸书订证经文，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
其著书共53种，685卷，内容涉及训诂、算数、地舆等方面。
王式通 法学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参稽律例，充修订法律馆纂修，更定新律。
后擢刑部员外郎，提调法律学堂。
学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学务，奏请调查法典，总办法律馆。
民国时任司法次长代理部务，因反对袁称帝，遂谢病去官。
预修《四库书目》，合撰辑《清儒学案》《清诗钞》等，自著《志盦诗文集》。
朱孔彰 曾国藩督师皖南，延揽人才，诣安庆上书，被曾国藩所器重。
后欲入曾国藩幕，委襄校江南官书局。
著有《说文粹》，辑有《十三经汉注》等。
朱希祖 经史学家，晚清藏书家。
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从章炳麟，创制汉语注音字母。
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教授。
倡导语体文，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
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题跋》、《汲冢书考》等11种，58卷。
刘师培 主持《警钟日报》，创办《天义报》、《衡报》，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著述凡群经小学、学述及文辞、群书校释、诗文集、读书记等60余种。
劳乃萱 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兼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擢大学堂总监督，署学部副大臣。
其著作多散佚，现存《遗安录》、《古筹算考释》等14种，43卷。
吴士鉴 古文字学家，翰林院编修，会典馆汉文总校，武英殿总纂，曾往日本考察学务。
对钟鼎文字颇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释例》，有著述11种152卷。
吴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编辑，法制局参议。
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对近代掌故研究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万历百官表》等9种100余卷。
罗敦曧 民国时任总统府秘书，曾为袁克定老师。
后热衷于戏曲创作，曾为程砚秋编《红拂传》、《孔雀东南飞》等戏。
姚永朴 经史学家，专治经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学、音韵自成一家，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法政学校、东南大学、安徽大学讲席。
所著书有《尚书谊略》、《蜕私轩易说》等18种约数百余卷。
袁嘉谷 翰林院编修，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
通音韵之学，尤重《广韵》。
著有《滇绎》、《卧雪堂诗集》等7种49卷。
缪荃孙 翰林院一等编修，晚清藏书大家，目录学家。
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
历主南菁、钟山、泺源、经心等书院讲席，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撰《书目答问》，编纂《顺天府志》等共25种，约315卷。
金兆丰 文史学家、书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学日本。
充大学堂教务提调，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实录馆纂修，武英殿校对各职。
著有《校补三国疆域志》、《尔雅郭注补》等。
○16 马其昶 学部主事，经学家，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
《易》、《书》、《诗》、《礼》，皆有成书，共17种300余卷。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他们熟读经史，远崇孔孟，近效万（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虽然《清史稿》的纂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但陈腐的观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受到严重影响。
3.关系密切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赵尔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
实际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写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写满传、本纪。
昔日虽然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致。
总之，两派的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同出一门，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
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娶桐城大家吴挚甫之女为妻。
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后裔，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
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
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其三妹嫁与缪荃孙。
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磷，适朱方殆”，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
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
八旗籍文人中，?#93;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骆）成昌为表兄弟。
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
王树楠、柯劭忞、秦树声、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
夏孙桐、吴士鉴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
秦树声、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张尔田曾师秦树声。
总之，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情况虽“远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清朝遗臣居多，前朝文人为主，且相互间关系密切，显示其独有的特点，为《清史稿》在其军阀混战，经费枯竭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义务，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