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家庭创建总结
创建平安家庭工作总结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
近年来，街道妇联坚持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平安家庭”为目标，按照“党政所急、妇女所需、妇联所能”的原则，发挥妇联组织联系妇女、联系家庭的优势，以“内强家庭成员素质，外树巾帼文明形象”为目标，以“弘扬家庭美德、建设家庭文化、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重点，以“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把创建“平安家庭”创建作为参与“平安江口”建设的切入点，发挥妇女组织优势，动员妇女积极参与平安家庭创建，提高了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提升了家庭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以家庭的文明促进了社会的平安稳定，以家庭的平安促进社会的和谐，以家庭的小平安促进社会的大平安。
一、强化领导、深化认识，形成创建平安家庭强大合力。
家庭平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
“平安家庭”是“平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动员千家万户参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街道妇联对“平安家庭”创建活动高度重视，首先认真学习市妇联关于创建“平安家庭”活动的文件和精神要求，做到了明确思想、统一认识，把这项工作的成败提升到一个关乎社会稳定发展、关乎社会和谐进步的高度，做到“三个牢固树立”：一是牢固树立在大局中思考、定位妇女工作的理念，提高服务大局的自觉性；二是
来自长安的成语
长安, cháng ān 长安地名始于秦朝,西汉、隋、唐等朝的都城,在今陕西西安一带长安少年, cháng ān shào nián 详细解释词语解释cháng ān shào nián ㄔㄤˊ ㄢ ㄕㄠˋ ㄋㄧㄢˊ长安少年（长安少年） 旧指都城里豪奢轻狂的贵家子弟。
明 宋濂 《＜杏庭摘稿＞序》：“ 燕 姬 越 女，巧自炫鬻於春风之前，冀 长安 少年，为之一顾。
” 清 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大钟寺》：“游人坌集，士女如云， 长安 少年多驰骤车马以为乐。
”长安棋局, cháng ān qí jú 详细解释词语解释cháng ān qí jú ㄔㄤˊ ㄢ ㄑㄧˊ ㄐㄨˊ长安棋局（长安棋局） 唐 杜甫 《秋兴》诗之四：“闻道 长安 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后以“长安棋局”喻动荡不定的政局。
柳亚子 《题芷畦燕游续草》诗：“ 长安 棋局几时休，蕉萃行吟客子愁。
”长安街, 基本解释 长安街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街道之一，在中国有人认为是“神州第一街”。
同时也是北京市的一条东西轴线，东起东单，西至西单，天安门座落于长安街中点的北侧，天安门广场则在其南侧。
详细解释 概况 从东单向东和西单向西延长，这就是长安街延长线，东至通州区，西至石景山区的长安街延长线，也称为十里长街，长安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符号意义，长期以来是北京乃至中国政治的代名词之一长安街修建于明代，是兴建北京紫禁城、皇城和内外城时最主要的道路。
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朝永乐四年至十八(1406—1420)，它与皇城同时建造，是明代兴建北京城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距今有600年的历史。
长安街，其名取自盛唐时代的大都城——“长安”，含长治久安之意。
简介 长安街是国内最重要的一条街道。
阅兵仪式都会在这里举行。
长安街以天安门广场为界，往东为东长安街;往西为西长安街。
由于这条道直如矢的大街一眼望不到头，所以人们形容它是十里长街。
其实，从东单到西单全长只4公里，但它是全城的东西轴线，东到通州区八里桥(永通桥)、西至石景山横贯38公里，东西各有一系列的街道与它相连，从而将市中心、城区和新市区联成一体。
从天安门广场向东，至台基厂北口是几处政府机关，依次是公安部、纺织工业总会、国家电网公司、中国远洋轮船运输公司、商务部等单位。
其中，纺织工业总会原是清代的翰林院旧址，是大知识分子集中的衙门。
这一段路北，有一组通称北京饭店的建筑物，共三幢，各有各的历史。
中间一幢米黄色老楼为北京饭店旧楼，现称中楼，是清代协尉大官厅原址。
1900年后，被帝国主义者拆毁，1917年由中法实业银行出资，建筑了这幢七层大楼，成了中国土地上的外国饭店。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饭店的股票大部分落到日本人手里，董事长也换成了日本人。
次年，即改称日本俱乐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西边一幢是1954年秋天落成的浅紫红色七层大楼，这里曾是清代理藩部的旧址。
理藩部是办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衙门，后来根据满清政府签订的邮政须由外国人主办的丧权辱国条约，把理藩部拆毁，改建成了北京邮政管理总局，并派外国人作邮务长;紧挨北京饭店中楼东面，即王府井大街南口，有座杏黄色的新楼，这里是1974年秋天开始营业的北京有名的大饭店之一。
它原来只是一座二层红楼，旧为京汉铁路局，1949年后，曾是铁道部驻地。
出天安门广场往西，就是西长安街，它的东段和东长安街的西段，都是在1950年拆除了西外三座门和花墙后，马路才展宽的;路北的28中学，原是清代的升平署，住着皇家剧团;沿中南海南墙往西是新华门，现为国务院南门。
新华门最早叫宝月楼，又叫望乡楼。
据说，清乾隆帝为香妃眺望故乡而建。
袁世凯当政时改为新华门;再往西有高耸的电报大楼和民航营业大厅。
原来在楼前一带的路中心有一座金章宗初年建的双塔庆寿寺，1954年扩建西长安街时被拆除，电报大楼的斜对面是著名的鸿宾楼饭店和首都电影院;再往西就到西单了。
长安街西延项目东起古城南路，向西经过首钢东大门、首钢厂区后跨丰沙铁路及永定河，经西六环路、规划中的门城公园及门头沟滨水商务区后继续向西，终点至三石路与规划中石龙西路相接，道路全长约6.4公里。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安街西延项目作为北京轴线的延伸，将使中心城与京西地区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对带动门头沟新城和石景山区发展、支撑首钢地区改造及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创造有利条件，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北京市曾在2000年对长安街及其延长线进行整体整治。
当时将长安街由公主坟向西延伸至首钢东门，增加12公里;由大北窑向东至通州镇，增加20公里，使长安街全长达到45公里。
长安街是北京乃至中国最有名的大道，有“神州第一街”的美誉。
它贯穿天安门广场，沿线有中南海、故宫以及许多中央政府部门。
历史 长安街修筑于明朝永乐四年至十八年(1406-1420)。
古时长安街仅3.7公里，有十里长街之称，是京城历史上有名的“天街”。
当年从长安左门至东单牌楼，名东长安街;从长安右门至西单牌楼，叫西长安街。
1940年，内城墙中东西两侧的建国门与复兴门被打开后，成为今天长安街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街作为体现首都政治、文化和外事功能的国家大道日益焕发生机。
国家对长安街不断地进行分段改建，街面展宽为50-100米，两侧的建筑物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50年代新建了纺织部、煤炭部、外贸部等办公大楼，接着是水产部办公楼、电报大楼及北京饭店扩建等。
1959年建成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站、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等。
70年代北京饭店新楼、长话大楼落成。
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单电话局、国际饭店、中国民航售票中心、中国工艺美术馆等陆续建成。
90年代妇联办公大楼和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交通部办公楼、中国海关大楼、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东单体育中心、长安大戏院、长安俱乐部、远洋大厦等陆续建成。
2000年至今，国家大剧院等陆续建成。
地位 长安街在北京，以致全国的的地位十分重要，中国的象征——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就在长安街上，长安街两侧 还有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公安部、商务部等其他中央政府的机关。
长安街两侧还有很多文化设施，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中国军事博物馆等。
长安街两侧也有许多重要的商业区，如CBD、东单、王府井、西单、金融街。
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也在长安街上。
此外北京火车站和北京西客站也在长安街附近。
沿街名胜古迹 长安街上的多处古建名胜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始建于1417年(明永乐十五年)，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承天门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的五洞牌坊，朱漆金钉，光彩夺目。
在五洞牌坊后延伸着一条笔直的中央御道，穿过端门，直通皇宫正门的午门。
1651年(清顺治八年)改建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民”之意。
在明清两代的500年间，天安门是新帝登基、皇后册封而颁诏天下的地方，是皇帝金殿传胪、招贤取士的场所，也是皇帝出征或赴太庙祭祖的必经之路。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天安门前曾上演过彪炳中国革命史册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开国大典等重大历史事件。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安街上的天安门，这座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杰出智慧和血汗的建筑，以其特有的巍峨与庄严，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并出现在中国的国徽上，成了伟大祖国的象征。
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是明清时代天安门前的一个“T”形宫廷广场。
当初，这个封建皇帝的宫廷广场封闭而严密，沿广场的边缘筑有红墙，红墙内侧并建有“连檐通脊”的千步廊，是封建皇帝举行盛大庆典等重要活动的场所。
广场北至天安门及两侧皇城南墙，天安门前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宽敞的“横街”，该街东西各有一门，即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
在民间，东西长安街便以此得名。
宫廷广场南至明代的大明门(清代改称大清门，民国时期改叫中华门，后被拆除)，出大明门过一条棋盘街(亦称天街)便直达正阳门。
如今，天安门广场是一个雄伟、庄严的人民广场，并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壮观的广场。
中央公园 现在的中山公园，是明清时的社稷坛，又是古都北京历史上的第一座公园，原称中央公园。
是在我国近现代名人、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的创意和主持下，将荒废的明清社稷坛辟为公园的。
社稷坛原为辽、金时的兴国寺，元代改名万寿兴国寺。
明成祖朱棣兴建北京宫殿时，按照“左祖右社”的制度，改建为社稷坛，这里曾是明清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
民国时期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于191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
太庙 位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太庙，原是明清两代皇家的祖庙。
太庙始建于1420年(明朝永乐十八年)，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改建。
此后于清朝顺治八年、乾隆四年屡次修葺与扩建，太庙面积约为13.9万平方米，太庙的主体建筑为三大殿，大殿对面是大戟门。
前殿是三大殿中的主殿，这里曾是皇帝举行大祀之处。
在明朝时太庙归内府神宫，清朝时归太常寺。
明清两代每逢新皇帝登极，或有亲政、大婚、上尊号、徽号、万寿、册立、凯旋、献俘，奉安梓官，每年四孟及岁暮大袷等等，均需告祭太庙。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于1926年将其命名为和平公园对公众开放，两年后归内政部。
1932年(民国21年)改为故宫博物院分院，次年8月对外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主席同意，周恩来总理将太庙划拨给了北京市总工会，太庙从此成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东单和西单 东单和西单是原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的简称。
西单在历史上曾存在过多处著名的文化场所和大型寺庙。
现北京图 书大厦与民航大楼一带即是北京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双塔庆寿寺的原址。
1954年，双塔庆寿寺(原西长安街28号)，在扩建西长安街时被拆除。
据有关史料记载，双塔庆寿寺，金代初始建，称大庆寿寺，元初重建。
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重修，改称大兴隆寺，又名慈恩寺。
1535年(嘉靖十四年)毁于大火。
1536年(嘉靖十五年)改为讲武堂、演象所。
当时的双塔位于寺的西侧。
一座塔有9级，称“天光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另一塔为7级，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
西单商业区 西单商业区的历史可追溯到明代。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这里是通往京城西南广安门的主要路口，从西南各省陆路而来的商旅和货物，都要由卢沟桥至东到外城广安门，经菜市口向北进入内城宣武门，再经过西单进入内城各处。
由此，西单一带兴建起了各种店铺、酒铺、饭馆、文化场所等。
明清之际，西长安街附近的大理寺、太仆寺、太常寺、刑部、都察院、銮仪卫等衙署多到西单周围采办购物，推动了这里的商业发展，促使西单成为长安街上的一处热闹的商业中心。
市政建设的创始人 我国近现代名人朱启钤是中国现代市政建设的创始人之一。
清末曾任京师内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等，后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等。
在其任上，为了便利北京的交通，他力排众议，打通了京城的东西南北中轴线，为今天的长安街和北京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当时的大总统府曾设在中南海，朱启钤把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下层改建为“新华门”，拆除内侧的皇城墙，使大门直通长安街。
此外，他还主持打通了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等，使之与长安街相连，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
现状 40余年以来，长安街的面貌日新月异，除东、西马路早已展宽外，又经不断扩建，现已成为高楼耸立、华灯如林、绿树成荫、百花飘香的繁华大街了，尤其是马路北侧，其变化之大，足以使人诧为奇观。
历时5个月的长安街大修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长安街于2009年3月20日夜间开始大修。
伴随此次道路大修，同步进行交通工程、绿化整治和公交优化，对沿线多处地下通道出入口进行延长调整，实现复兴门至建国门路段五上五下双向十车道的规划，并将拓宽察院胡同到国家大剧院段的南侧主路。
截止8月25日，历时5个月的长安街道路大修工程已全部完工。
修葺一新的长安街首次实现了五上五下双向十车道的规划设计，大大提升了整体道路的通行能力。
这次在大修中采用的透水砖、温拌沥青、热再生等新工艺、新技术，不但体现了交通建设在节能环保、循环经济利用方面的理念，而且是北京交通不断向建设人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迈进的重要体现。
十里长街的由来 过去称长安街是指从东单至西单，长度为7.4华里。
通常说的“十里长街”，则是指建国门至复兴门的距离，长为13.4华里。
而现在所说的“百里长街”是指通州至石景山的距离，全长84华里。
所谓的“十交通管制里”和“百里”均是泛称，并不是确切的数字。
交通管制 长安街实行比较严格的交通管制(如货车昼夜不准进入长安街)。
虽然在高峰时期经常会遇到拥堵，但是北京市市政府已经在长安街对交通讯号灯实行“绿波”，尽力确保车辆流量畅通。
户外广告 按照北京地方有关户外广告法规规定，在长安街及其两侧100米的范围内，不允许出现商业广告。
但细心的电视观众还是看见，2009年10月1日上午60周年国庆阅兵时，某日本企业的广告出现在了长安街一饭店的门厅侧面。
而且，该广告出现在CCTV的时长达10余秒钟。
长安街两边的树是国槐，中南海外墙边的是玉兰树。
电影《长安街》 2009年9月28日晚7点半，中央新影大型文献记录电影《长安街》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首映暨收藏仪式并引起观众强烈反响，总导演高厂、执行导演蓝冰等人出席并与观众进行互动。
据悉，这部影片将作为60年大庆献礼作品被永久收藏进中国电影博物馆。
《长安街》是中央新影厂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推出的一部文献纪录电影，同时也是中宣部和广电总局向全国推介的五十部国庆献礼片之一，该片由成功打造《人民至上》等多部优秀纪录电影的中央新影时政部主任陆黎担任总制片人、资深电影人高厂担任总导演、曾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的蓝冰及其团队担任执行导演，纪录片界优秀摄影师罗凌、李雄和杨林等担当主要摄影。
执行导演蓝冰表示，之所以要选择长安街为视角来制作这部影片，是因为长安街亲历了许多影响中国社会走向的重大事件，而它的每一次延展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蕴藏着无数鲜活的故事。
可以说，长安街是中国近代百年风云变幻的缩影，是新中国六十年变迁的见证，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巨变的窗口。
该片从八年抗战一直讲到08奥运和09年汶川地震，时间跨度非常大，日本投降、开国大典、第一届政协会议、翻修天安门、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尼克松访华、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申奥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十里长街三送伟人、50年大庆阅兵仪式等历史上知名的重大事件全部包括在其中。
为了突破文献电影的传统局限，摄制组充分调动了多种摄制手段，完成了人民英雄纪念碑360度实景拍摄、在长安街上的移动逐格摄影等等，创造了文献记录电影的若干个“第一次”。
现场观看影片之后很多观众不禁感叹称，从电影里看到的既是人们熟悉的长安街，更是观众从常规角度看不到的“另类长安街”。
走过600年光阴的长安街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真诚的接近，这一部关于这条老街前世今生的纪录片也将被永久珍藏进中国电影博物馆。
该片于9月29日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
长安画派, 基本解释 20世纪的60年代，一个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西安美术团体，在北京等地组织了一次巡回展，他们以表现黄土高原古朴倔强为特征的山水画和表现黄土高原古朴倔强为特征的山水画和勤劳淳朴的陕北农民形象的人物画，在中国画坛引起轰动，大家称之为长安画派。
其成员还有方济众、何海霞等人。
长安道, 基本解释汉 乐府《横吹曲》名。
内容多写 长安 道上的景象和客子的感受，故名。
南朝 陈后主 、 徐陵 和 唐 代 韦应物 、 白居易 等均写有此曲。
句式长短错落不一。
参阅 唐 吴兢 《乐府古题要解》。
长安道上, cháng ān dào shàng 长安：古都名，在今陕西西安西北。
旧喻名利场所。
长安米贵, 基本解释唐 张固 《幽闲鼓吹》：“ 白尚书 ( 白居易 )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 顾况 ， 顾 覩姓名，熟视 白公 ，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即嗟赏曰：‘道得箇语，居即易矣。
’”旧题 宋 尤袤 《全唐诗话》卷二记载此事，作“ 长安 米贵，居大不易”。
后用以指居大都市生活费用昂贵。
清 熊钰 《迈陂塘·题三泖渔庄图》词：“对画里溪山尽可盟鸥鹭，功名付与，笑一事差强， 长安 米贵，明日便归去。
”长安居大不易, 详细解释词语解释cháng ān jū dà bù yì ㄔㄤˊ ㄢ ㄐㄨ ㄉㄚˋ ㄅㄨˋ ㄧˋ
我想写一篇关于受贿的论文,3千字左右, 要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案件,案列越红越好， 急急急,大家帮帮忙.
其实是当者写大寨时的一句话自杀的天津市主席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
500多公里外，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
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
从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
“共产仙乡”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8月底，记者赶到大寨时，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
虽然比起前任村支书、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差了不少，但郭凤莲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她还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让绝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
大寨是一个土石山区的村庄，耕地极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农村最为贫穷的那种，但是，1949年之后，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集体化了的大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全村700亩田分成5000块，散在大山里。
陈永贵带领大家要做的是把这些沟、梁、坡，统统改造成能够产粮食的梯田。
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围绕这项工作展开：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线暗到无法继续干活才下班。
这种艰苦的劳动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一共27年。
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间，“搬山填沟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能年年为国家交粮食。
这样的苦干正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权最需要的农村景象，领头人陈永贵借此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掌管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大寨被树为思想的样板村，国家派军队去给大寨修盘山水渠，派科学家去修喷灌、吊车，早在1970年代，沟沟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大多数沃野千里的平原农村都早。
走进今天的大寨，随便一个村民家里，都挂满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与周恩来、、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在大寨的历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和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到访，此外，还有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来到过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
从1964年，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也就是说中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大寨是怎么回事。
大寨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香火持续不断，火了15年。
大寨的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在那些年代，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
1949年之后的中国，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除了依靠“制度性剥削”提取农村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完成原始积累外，没有他法可想。
大寨比任何一个村庄都具备这样的样板价值。
但是，当样板树起来之后，一切都开始极端化。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外出考察回来，羡慕南方的田一年可以收两季，就在虎头山上试验种起了水稻，觉得养蚕经济效益可观，就在大寨的田里植桑养蚕，甚至还在山上养过鹿，他的梦想是“虎头山上变江南”。
这一切随着“文革”的结束、时代的到来都戛然而止。
大寨成为“左倾”路线的代名词，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来。
陈永贵失去在中央的一切职务，最后客死北京。
郭凤莲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4月，郭凤莲被留党察看，审查了3年后调离大寨，去昔阳果树研究所报到。
那几年，村里人都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多年，好不容易把小块土地连成了大块，便于集体耕种，现在怎么又分成小块
折腾了两年多，大寨的地终于分到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产承包”跟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一样，对于大寨人来说都不是自发的选择。
到1990年代，村里人又自动把地合到了块，专门组织“农业组”，每年40多个人，集体耕种。
没有哪个村庄像大寨这样紧密地跟中国政治联系在一起。
在大寨的展览馆里，整个1980年代，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过大寨，那10多年，大寨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被遗忘到了角落里。
只有村头那幅大标语“劈山育土捉龙王，共产仙乡唱凯旋”能让老人们怀想刚刚过去的日子。
大邱庄时代大寨为曾经的狂热付出整整10年时间做代价，一直到1991年底，新的时代才终于在大寨姗姗来迟，郭凤莲被重新任命为村支书，她被赋予的使命是带领这个曾经的“共产仙乡”在新时代再次成为发展经济的榜样。
1992年，郭凤莲回到大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邱庄取经。
那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的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日益凋敝的乡村的良药。
而位于大寨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大邱庄则是发展工业的典范，那几年，中国的观察家们都在宣称，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大邱庄时代。
大邱庄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钢材，早在1979年，大邱庄办起的第一个工厂就是带钢厂，用低价买来废钢材，加工成钢管后高价卖出，在那个年代，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
当年大邱庄是怎样弄到这些被国家垄断的资源
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但这些可贵的第一桶金为大邱庄的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随后，大邱庄办起了带钢总厂、制管总厂、印刷总厂、电器总厂等四大集团公司。
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
那些年，大邱庄的带头人是禹作敏。
这个常年赶着毛驴拉芦苇的老农，摇身一变成了资产几十亿的四大集团董事长。
禹作敏自称是的“好学生”，南巡讲话之后，他让村里每家每户都挂上“小平您好”的横幅，到今天，四大集团的大门上的对联，横批一直都没有变过，依然是“小平您好”。
虽然大邱庄搞的是工业，但禹作敏一直视陈永贵为榜样。
他对一帮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他做梦都希望大邱庄能像时代的大寨一样，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榜样。
1992年，当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大邱庄取经时，一向孤傲的禹作敏出奇地高兴，临走还毫不犹豫地给了郭凤莲50万，资助她回去办企业。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国家政权再也不可能像那个时代那样，事无巨细地介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产。
禹作敏多次希望能到大邱庄来视察，像当年周恩来三上大寨那样，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这个心愿。
除了国家领导人，禹作敏不把任何地方官员放在眼里。
大邱庄老人们盛传，当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宋平顺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时，禹作敏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宋平顺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上副市长，咱们天津真是没人了，实在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给你们代理几天副市长。
”这样的张狂终于为他惹来了大麻烦。
1992年底，大邱庄里发生了非法拘禁、殴人致死的恶性案件。
事发后，禹作敏包庇犯事者，扣押了4名前来办案的警察，并指挥上万本村村民和外来务工的农民手持钢管与400多名武警对峙，不允许任何人进大邱庄。
一直到次年4月，这场震惊中外的风波才得到平息，禹作敏被判处20年徒刑，最终死于狱中。
因此案被逮捕判刑的大邱庄人有26个，其中包括禹作敏的儿子。
今天看来，禹作敏的结局并没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公共生活的衰退2007年8月底，记者再来到大邱庄，这里早已不是一个村庄，而成了一个具有县城规模的镇，常住人口已接近5万，通宵营业的网吧、发廊、宾馆、洗浴中心、歌舞厅，还有电网密布的工业区，将大邱庄的夜晚变得像大城市一样嘈杂，村里的老人带记者寻到了禹作敏的老别墅，就在镇政府正对面的大院里，银色的大楼外墙上蛛网密布，丝瓜藤爬满了窗户。
“已经有好多年没人住了，前些日子，有人突然来这里放鞭炮，开始我还以为是老爷子的忌日呢，后来才听人说，是因为天津的宋平顺自杀了。
”老人们还习惯于称禹作敏为“老爷子”，在他们很多人眼里，宋平顺是大邱庄的“仇人”。
1993年的风波平息之后，天津市很快改组了大邱庄的行政格局，新成立大邱庄镇，将原来的大邱庄根据4个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村委会，书记和镇长都由县里直接委派，很少再是大邱庄的人了。
禹作敏时代的村干部已经很少在村里呆着了。
禹作章是为数不多没有被逮捕的村干部之一，他一直是禹作敏的搭档，担任了很多年大邱庄的村长，成立镇后，他还当了一段时间副镇长。
记者找到他家里时，老人家一听是打听禹作敏的事情，连连摇头：“得了场脑血栓，啥事我都不记得了，国家的事情，你还是问市里吧，要不，县里也行。
我们这些老农民，没啥好说的了。
”说完这些话，老人家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彻底告别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四大集团很快或变卖或承包，成了私人企业。
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了，虽然化工厂、印刷厂等集体企业都接连破产，但是钢管厂一直都很红火，原来在集团公司干的那些业务员、技术员纷纷出去自己开厂，如今，整个大邱庄已经有了上千家各种各样的钢管厂、带钢厂以及配套产业。
镇上的亿万富豪比以前多了很多，在整个天津甚至华北地区，大邱庄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
但是，村民们并不感到生活比以前更好了。
“禹作敏在的时候，是啥都管，现在，国家是啥都不管，有本事的开工厂赚钱，没本事的，要么穷着，要么靠歪门邪道也能活得滋润。
”王世成是当年禹作敏手下的一个厂长，如今，在街头摆了个小书摊，像他这样的老村民，在大邱庄的街道上，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村里80%都是外来打工的，东北人居多。
村里的治安状况让村民们意见最大。
记者晚上从天津市区打车时，一听是去大邱庄，司机们纷纷摇头，不愿意去。
一个月不到，有6辆出租车在镇上被抢劫，前不久，公安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还在村里的九龙壁广场前召开了一场公判大会。
“那个九龙壁还是当年禹作敏修的，主要用来召开村民大会。
”王世成说，以前哪会出这种事呀。
现在，打架斗殴的事隔三岔五就会发生。
政府颁布了很多规定，可是对规范村庄的秩序缺乏实质作用。
现在，村里说话最顶用的一名刘姓村民，被称为村里的龙头老大，家里开着工厂，有钱有势，各方人物都结交。
“有什么事情去找他，基本能主持公道。
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做什么欺男霸女的事。
”王世成说。
在老人们的回忆中，10多年前的大邱庄是真正少有所学，老有所养。
村里的孩子上学，不用出一分钱，谁要能考上大学，每年有几万元补助，谁家里死了人，都可以去村里领丧葬费，禹作敏会派人来主持下葬，办得很体面，但绝不能铺张，就是在村口摆个录音机，放哀乐，他不许大家请乐队，那样太浪费了。
谁家要是结婚，村里给出车，清一色的奔驰，那时候村集体有10多辆进口的奔驰轿车。
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各顾各的了，有钱的早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去了，没钱的，还得在村里的小学读。
婚丧嫁娶都是各自操办，去年冬天，村里一家王姓村民结婚，用了10辆加长林肯轿车组成车队，在镇上好好地风光了一回，这样的场景村民们早已见怪不怪。
现在，村里的学校、广场、别墅区、道路等公共设施还是禹作敏时代搞的，甚至比以前更破旧了。
新修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因为资金不够，两年多了，修修停停，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村里的公共场所虽然雇佣了专门的清洁工打扫，可是，打扫总赶不上破坏，百亿路、黄山道等主干道上到处污水横流。
后集体化时代的大邱庄，地方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税收、计划生育等环节，无暇致力于公共生活的管理，私人生活蓬勃发展，公共生活却不断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几乎完全解体。
政府在撤除了对乡村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支持后，并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
大寨的前途相比于大邱庄的富裕和混乱，今天的大寨展现给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境。
几十年来，大寨的人口从未增加，一直徘徊在520人左右，唯一增加的外来户只是陪孩子来读书的邻村家长，因为，县办中学在大寨村里建着。
妇女主任李怀莲说：“这主要是因为大寨人听国家的话，自打国家说搞计划生育以来，几十年了，村里没出过一例违反计划生育的。
”村里的治安也从来不用公安局操心，这么多年了，基本没出过刑事案件。
大寨的村民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村干部几无任何怨言。
当年是贾进才把陈永贵介绍入党的，并且把自己村支书的位置让给了陈。
现在陈永贵的后代都在北京或者太原等地当官、经商，“早就成了国家的人了”。
贾进才的儿子则依然留在村里开着小卖部。
说起陈永贵，他们是一个劲地夸，唯一的一次不满是，村里为了搞旅游，打算大修陈永贵墓园时，贾进才的儿子不愿意把自家的坟地迁走，“我们贾家的祖坟可是块风水宝地，说什么也不能动。
”儿媳妇说。
如今，郭凤莲和她的两个儿子在整个昔阳县都是名人，两个儿子各自拥有数家大企业，每有村里人外出，县城里的人总会跟他们唠起郭凤莲一家：你们村支书可发了大财了，她的两个儿子，个个都是亿万富豪，可村里人从来不介意这些。
70多岁的李焦月是当年陈永贵的“穷哥们”，跟着陈永贵干了一辈子活，后来，陈当上了副总理，一次也没回来看过他，可他一直惦记着陈永贵的好处：“他这人好啊，从不往自己口袋里装钱。
还有郭凤莲，成就也不小啊，1992年回来后，给我们盖了新房子，修了宾馆，学校，路灯，把路重新修了一遍，一直修到了山上去，还建了展览馆，搞旅游，给大家发福利。
大寨如今的福利主要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本科生每年补助1000元，大专生补助800元；过年发面，免费供应煤，每口人每年1吨，其他还有饮料、酒、西瓜等等。
村里还在山坡上新修了一片二层小楼，每套大约200平方米，村民们自己出5.5万，村里大约出5万左右，就可以购得。
如今，大寨的150多户里，已经有1\\\/3搬进了新房子。
大寨有一个经济开发总公司，郭凤莲担任总经理，总公司下边有煤矿、水泥厂、农牧、酒业、饮品、森林公园等10多家公司。
但这些企业里，能赚钱的其实也只有村里的小煤窑和一家跟香港人合资的水泥厂，再加上村里的森林公园偶尔收几张门票，如今，小煤窑已经面临挖空的窘境，森林公园除了在2005年的红色旅游年里给村民们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外，如今，已经渐趋萧条，能够给村民们提供这些福利，对于大寨来说已属不易。
但对于村民们来说，这些似乎并不算什么。
虽然集体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将近30年了，但他们仍然沉浸在村庄共同体所营造的浓厚的情感氛围中，虽然物质生活并非充裕，但是在村庄成员内部密切而深厚的交往仍让他们相互之间获得精神上的幸福感。
他们活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上，看着子孙环绕周围嬉戏打闹，尽享天伦之乐。
身后的虎头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已由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变成了森林公园，深山中的大寨依旧随处可见田园牧歌般的景象。
乡村的未来从大寨到大邱庄，两个“天下第一村”的命运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却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1949年之后，为了完成整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时代的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公社的模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战天斗地。
到1980年代，国家开始大力推行“联产承包”，家庭取代了村庄共同体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一措施虽然很快改变了大多数乡村农民吃不饱肚子的状况，但是，原子化了的农民面临公共服务用品严重缺失和公共秩序失范的困扰。
如果说，1980年代，国家还试图发展乡镇企业来振兴农村的话，那到了1990年代，当乡镇企业纷纷凋敝时，国家再也无暇关注农村。
那几年，深圳、浦东才是国家建设的重心，国家将全部热情投入了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之中。
对于农村来说，唯一不变的是税费，负担渐重之下，农民们不得不大规模外出打工。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农村世界进进出出，从过度介入到荒疏。
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终于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农村建设时代，但是，与前两次乡村世界的变革相比，对于新的农村革命，农民面前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消费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让亿万农民们选择，大邱庄会比大寨更有市场吗
辽阔的中国农村有几个地方拥有大邱庄的机遇和地理位置，迅速地城市化
记者在大寨走访的最后一家农户是贾进才家。
离开的时候，8岁的贾彤彤在窑洞里看电视，她的爷爷贾进才和奶奶宋立英都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房间里挂满了、周恩来的照片，以及爷爷奶奶跟周恩来、、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但贾彤彤并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她被电视里正在播放的《家有儿女》逗得咯咯直笑，她喜欢里边的小胖墩，喜欢他们家里那些卡通般的碗筷、家具。
中国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依然保有田园色彩的大寨还是完全工业化了的大邱庄
记者离开两个“天下第一村”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执著于立刻获得唯一正确的答案。
两个村庄共同的问题是，村里读过书的下一代，已经极少有人愿意回到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