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最能打仗的将军或元帅是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严重危害中共“五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继展，并且支配了整个党的工作。
当时陈独秀、鲍罗庭等人把同所谓“左派”的关系问题，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
为了使号称“左派领袖”、“左派军人”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不与共产党分裂，竟不惜压制工农，牺牲革命利益。
鲍罗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国民党左派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不是共产党；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问题；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便是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陈独秀的观点与鲍罗庭是一致的。
鲍罗庭这里所表明的压制工农运动、屈从国民党汪精卫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当时党中央的工作的指导方针。
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李立三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建议。
这个建议被“左派中心”论所否定。
当时由于形势所迫，武汉政府曾允诺拨发两千条枪和若干经费武装工人，但党中央领导人为了避免造成同国民政府的对立，竟没有争取其实现。
在对待马日事变的问题上，共产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表现了严重的右倾动摇。
事变发生后，湖南省委自行解散。
党中央则一面把责任归之于农民运动的“过火”，一面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于汪精卫，唐生智。
当“查办”代表团赴湘失败后，中共中央曾致书国民党，提出：应由国民政府“明令宣布”许克祥等的“救党委员会”系反革命组织，派军队联合民众共同推翻之；保障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的活动自由，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
但并未发生任何作用。
五月下旬，由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农政部发出布告，声称要纠正“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对于“轶出正轨”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
五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紧急指示，提出如下挽救革命的措施：坚决“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工农运动，吸收工农领袖“革新”国民党中央，依靠工会农会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动员两万共产党员、五万工农群众成立一支新的可靠的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陈独秀等不加分析地认为这个指示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全部无法执行，坚持主张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了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竟把这个指示拿给汪精卫看。
这个指示便成了汪精卫进行“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
六月，当反动军官们磨刀霍霍、汪精卫正积极策划“分共，的时候，中共中央领导进一步压制工农，向“左派”让步。
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告：“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
六月二十五日，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已非常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
他提议“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但蔡的意见没有被中央领导人采纳，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
议决案写道：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和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避免政局的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
但是，这种种让步，并没有能拉住汪精卫。
在中共中央的容忍下，汪精卫等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忽略对革命武装的掌握。
苏联曾给中国大量武器援助，但却只武装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工农并未能得到武装。
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对苏联这样做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也没有作出努力，去直接掌握军队。
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已发展到三十个军，而共产党能直接掌握的部队却很少。
后来周恩来曾指出，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
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
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一九二六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
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革命武装，缺少后盾，陈独秀等人的态度就只得以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图为转移，而国民党的上层领袖又被手握重兵、仇视工农运动的反动军官们所左右。
结果是，面对汪精卫和反动军官们的猖狂进攻，共产党不能组织有力的反击。
革命只有失败。
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整风指示，明确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并承诺“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
可惜，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5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5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随后，《人民日报》又以党员来信的形式，刊登了陶铸夫人曾志的一篇文章《应当怎样理解和运用和风细雨的原则》。
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央统战部一连召开了13次座谈会，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批评和建议。
这是“大鸣大放”的蓝本，其实，也是实践在一开始关于“和风细雨”的承诺。
中央把整风的具体形式，也向全国作出示范。
这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动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似乎都没有如此强调“和风细雨”的重要性。
“和风细雨”的提出，除了爱护“党内犯错误同志”的一面，也许，更重要的动机，是缓和党内外的矛盾。
这种矛盾，实际上，在当时已相当尖锐。
中央在3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
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
”中央亦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 。
也就是说，主要责任在党和政府，不在群众。
受到整风初期党和政府的鼓励，以及由于当时正召开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专院校的青年工作骨干，大部分都去开会了，对学生的监控，相对放松。
5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民主墙，贴满了批评共产党的大字报。
天津、西北、南京、武汉各地的学生都开始动起来了。
这种发生在5月的事件，让人联想起1919年的5月。
许多学生，热血沸腾，也正是以“五.四”的精神自许，希望为国家作出一份贡献。
青年学生在这种社会运动中，往往走在前面，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反叛，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定位，比别的阶层，别的群体模糊，因此，他们更迫切地需要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
1957年5月，整个形势，的确充满了风雨欲来的气氛。
的诗词
尊师的故事是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他在尊师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小的时候在家乡念私塾，当时有一位教他的老师叫毛宇居。
这位老师感到天资聪慧，机敏过人，很是喜欢。
也很敬重这位老师。
1959年，已是党和国家主席的回到故乡，请韶山的老人吃饭，其中就有毛宇居老师。
当向这位老师敬酒时，毛宇居老人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却说：“尊老敬贤，应该应该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时候，最敬佩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特立先生。
杨怀中先生又名杨昌济，是杨开慧的父亲。
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修身、教育、伦理学等课程。
认为，杨先生是一位“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
他为有这样一位人品高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老师而欣慰。
他常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杨先生的住处登门求教，讨论问题，改正笔记。
杨先生也特别器重，称赞他“资质俊秀”、“殊为难得”。
徐特立先生后来参加了革命，并于1927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五老”之一。
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对徐特立一直是非常敬重的。
1937年徐老60寿辰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
信中说：“您是我20年前的先生，您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1947年徐老70寿辰时，又题词“坚强的老战士”送给他，表示尊敬和祝贺。
更为感人的是，对于有缺点和错误的老师，也能正确对待，对当年的湖南一师校长张干就是这样。
张干是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校长。
由于他维护旧的教育制度，引起学生不满，带头发起了“驱张运动”，使张干不得不离开了一师。
解放初期，了解张干离开一师后，没有在反动政府里做官，而是一直在学校教书，感到难能可贵。
在与朋友谈话时说，张干当时很年轻，很有能力，完全可以往上爬。
他不向上爬，而是老老实实教书，这就说明他不错。
后来，对张干从思想上和生活上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