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级作文关于栾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
栾（Luán 栾）姓源出有三：1、出自姬姓，是黄帝的后裔，是用封邑作为姓氏的。
西周的时候，周武王的儿子唐叔虞被封在晋，建立晋国，他的后代有靖侯。
晋靖侯的孙子名宾，被封于栾邑（今天的河北省栾城一带），世称栾宾。
他的后代于是以封邑地为姓氏，称栾氏。
世代为晋国卿士，逐渐成为栾姓望族。
2、出自姜姓，为炎帝的后代，是用人的名字作为姓氏的。
西周的时候，姜子牙被封于齐，建立齐国。
春秋时，齐惠公的儿子名坚，字子栾，他的子孙用他的名字的“栾”作为姓氏，成为栾氏的一支，望族出于西河魏郡。
[1] 得姓始祖编辑孙宾。
栾氏是晋靖侯的孙宾食采于栾邑而得姓。
望族居于西河郡，就是现在的山西省离石县。
据根据《元和姓纂》上的记载，栾姓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的后代，春秋时期晋国的靖侯孙宾食采于栾邑，后代因地命氏，称为栾氏。
望族出于西河郡。
根据《万姓统谱》的记载，春秋时期栾书的后代为晋国的公卿。
而根据《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上的记载，春秋时期晋靖侯孙宾的食邑是赵州，所在地就在平棘西北十六里古栾城，他的子孙以邑为氏，始有栾氏。
故栾氏后人尊孙宾为栾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编辑（缺）栾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
栾姓出自姬姓。
上古周朝时，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有个后代叫宾，是晋国的公子，晋靖候的孙子，他被分封在栾（今河省北元氏县东，一说在今河北省城县，亦说今河北栾城）邑，因此被称为栾宾。
栾宾的孙子栾枝把邑名作为姓，称为栾氏，世代相传，成为栾姓的起源。
历史名人编辑栾布西汉梁地人。
少年的时候受雇于酒家，后来被抢去作了奴隶。
后来成为梁王大夫。
汉高祖杀彭越，下令不许收尸，栾布冒着被杀的危险哭着把彭越这个好朋友葬了，被官吏判处为死刑。
栾布说：“彭越是我的好朋友，他因为一点小事就遭到杀害，这里的大臣们着急 自己和彭越一样因为小事就遭杀。
我也一样，到不如趁早杀了我吧。
”汉高祖听了以后，觉得他讲的没错，又因为佩服他的勇气与义气，免了他的罪，封他为都尉。
文帝时候，栾布做了燕相，封在郦侯。
中元五年逝世，燕、齐都为他立社，号栾公社。
栾巴字叔元。
东汉蜀郡人，一说河南内黄人。
性格直爽，学问精深。
顺帝的时候做黄门令。
先后迁任桂阳、豫章太守和沛相。
注重教育，政事明察。
因为上书营造顺帝宪陵，被定罪入狱，不准回家20年。
陵帝的时候任议郎，后来因为上书为陈蕃和窦武辩冤下狱后自杀。
栾书春秋时期的晋国名将。
栾文博是后魏时的著名宿儒，有门徒数千人。
德林亦就学，始精诗、书。
后好内事，于众辈中最玄默。
栾崇吉宋代良吏，封丘人。
明习文法，为官清廉，勤于政事，以政绩突出而闻名。
栾德美副主任医师。
男，1954年1月出生，江苏射阳人。
中共党员。
1978年毕业于南通医学院。
曾任射阳县卫生防疫站防疫科副主任，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县卫生防疫站站长、党支部副书记，县卫生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现任江苏省射阳县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
兼任《中国卫生辉煌50年》、《江苏卫生保健》杂志编委，江苏省防疾学会、预防医学会、盐城市预防医学会理事，射阳县医学会会长，农民健康教育学会会长等职。
射阳县政协医卫组组长、政协委员。
主要业绩：先后被表彰为中国红十字总会先进会员、全市优秀卫生防疫站站长、全县优秀干部，多次被市卫生局和县委、县政府表彰为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
先后撰写并发表论文48篇，其中4篇获市、县科技论文奖。
在其亲自指挥和直接参与下，全县食品卫生、计划免疫、放射卫生、学校卫生均受到国家级表彰，先后通过初保先进县、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农村自来水普及县、爱婴县验收，健康教育、等级防疫站、等级医院创建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全国率先试行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乡镇卫生院产权制度改革。
栾贵钵男，1941年2月出生，河北南宫人。
1958—1960年在北京第一航空技术学校学习，后留校任教一年；1961—1979年在航空工业部303研究所工作。
现任北京市昌平区来德奇加工厂厂长。
主要业绩：长期从事科技工作，善于钻研，专长机械加工方面的研究。
研制出“浮球景观结构”的专利技术，并被收入《中华优秀专利技术精选》等并被“世界发明家国际协会”评为金奖。
该专利特点：国内外生产厂家仅应用：1、浮体浮力原理；2、德国科学家巴斯葛（PASCA1）理论，无法解决转动中浮球与球座产生的摩擦，并于实践中证明产品寿命很短。
该专利又应用力学原理，从理论到实践已证明基本上为永不磨损型的长寿产品。
另外，结构简单，节省能源，造价低，利于推广普及。
在国内外同行业同类产品中居领先水平，地矿部专业人士评价为世界第一。
在从事“景观浮球”研究的同时，对球形体的加工技术还有3项重大突破，其中一项属于“发明专利技术”。
其技术发明，先进于世界上发达国家使用数控机床的生产技术，其产品精度极高，设备简单，生产速度快，产品造价低。
近期又奔破了在各加工行业具有广泛用途的“三维万能仿形机床”的研究工作，可首选应用在雕刻行业中，其优点是对操作工人的文化、技术、艺术水平要求不高。
栾鸿儒教授。
男，1929年10月出生，辽宁新宾人。
1952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
曾任教于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工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
现任职于西安理工大学。
中国水利学会泵及泵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要业绩：长期从事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多年来，为国家培养水利水电建设人才做出了贡献。
曾任中国水利电力部高等学校教学委员会委员，研究生导师，学科带头人。
已为国家培养出一批硕士研究生。
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在“水力机械”、“泵抽水系统水力过渡特性”、“泵站水力学及泥沙”等学科领域有深入研究，完成多项国家水利水电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研究成果“泵站水锤电算程序开发与应用”获省级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在国内公开发表科技论文50余篇，主要有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大型离心泵站水烫特征线解法与应用》等，公开出版的著作10余种，其中《农用井泵》、（水泵及水泵站）分获1980年国家新长征优秀科普图书奖和1995年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栾心汉教授。
男，1939年9月出生，山东青岛人。
1963年毕业于山东冶金学院钢冶金专业。
现任职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工程学院钢铁冶金教研室。
兼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热专业委员会委员，西安市炼钢技术协会理事等职。
先期从事冶金企业生产技术及管理工作，1972年开始从事高等教育工作。
主要业绩：编著正式出版（钢冶金学）、（铁合金约、（电炉炼钢）、（冶金工厂设计）等和主编校内出版的研究生、本（专）科生教材、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书等教学文件10余本，数百万字。
公开发表科技论文和高教学术论文40余篇。
与企业合作，主持完成多项科研、设计、工程和技术推广项目并取得效果。
曾荣获江苏省政府颁发的“开发苏北有功人员”二等奖，陕西省科研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西安市电炉钢节能技术标兵和先进工作者奖励多项次，以及中国金属学会铁合金学会、陕西省金属学会、西安市铸造学会、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等多项次优秀论文奖和本校的科研成果、优秀教学成果从秀实习和毕业设计指导教师、优秀研究生导师等诸多嘉奖。
身居教学科研第一线，学风端正、治学严谨、经验丰富，成果累累。
正为冶金高教事业做着新的贡献。
栾照轶高级法官。
男，19M年1月出生，山东黄县（今山东省龙口市）人。
中共党员。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业研究生毕业。
1962年10月一1979年3月任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庭长；1979年4月至今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
主要业绩：1962年以来，一直在人民法院从事审判工作。
1993年3月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长期从事人民法院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建设做出了贡献”的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和奖章。
结合审判实践撰写并发表论文和著述20余篇，其中《经济犯罪疑题探析》、《经济犯罪疑案分析》、《正确掌握当前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受贿案件“一比一”证据的存疑与突破》、《刑法疑题评解》等调研文章，为审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在国家级大型理论文集上发表的主要学术成果有《非法所得罪立法探讨》、《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贪污罪若干问题研究》、《略谈经济承包活动中贪污罪的认定》、《如何识别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犯罪与经济合同中欺诈行为的界限》等，有的篇目获得优胜奖和荣誉证书。
合著《犯罪与刑罚》、《中国刑事司法案例汇纂》等书。
1997年1月应邀参加了在东南亚举行的“理论建设与市场经济学术考察研讨会”；1998年4月应邀参加了在广西南宁市举行的《中国百科学者传略》首发式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市场经济学术研讨会。
栾光禹1938年出生，重庆人，主任医师。
1964年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医疗系。
大学本科六年，外语修英、日、俄文。
毕业分配到成都市新华人民医院。
曾任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市科协中医学会会员、厂科协中医药学组长，从事中医临床30余年，具有系统的中医药理论和现代医学知识。
学验俱丰。
在医学论文撰写和医疗工作中，多次受到地方与工人表扬。
撰写论文40余篇，从1979年以来，在《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四川中医》、《四川中医函授》、《工矿医刊》、《国医论坛》等发表，近20余篇论文在国家级、省市级学术交流会交流。
重视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的研究，对金、元、明、清时代医学发展的研究，以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和王清任活血化瘀学说颇有发挥。
旁及诸家学说，力主创新。
临床重视实效。
对历年的各种疾病的治疗，注重资料的搜集整理。
著《工厂常见病治疗体验》（初稿）。
擅长慢性气管炎、肺心病、风湿、肝炎、胃十二指肠溃疡，各类结石病、肾病的治疗，对红斑狼疮、部分肿瘤病的治疗见长，对妇儿科病有独特见解，采用历代名方、单验方、针灸、汤熨、外治法，可起沉行。
主张中西论道，充分发挥中医特长，自创“狼疮方”、“癌转化方”、“化石片”、“益肾汤”等，临床应用效果甚佳。
曾获先进工作者及科协优秀会员誉称。
1998年市卫生局授予“成都市名中医”。
栾士梅高级教师。
女，1956年生，辽宁新民人。
毕业于辽宁省教育学院。
现任新民市实验小学副校长。
主要业绩：参加教育工作17年，曾先后任少先队辅导员，班主任、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
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潜心研究教育教学理论，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辽宁省优秀课教师，沈阳市优秀教师，1991年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
主持的沈阳市级实验项目《愉快教育研究》和《语文环境中识字教学研究》通过专家验收。
1995－1997年连续三次被评为沈阳市级优秀课指导教师。
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获全国优秀教师荣誉奖章；1989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课教师、沈阳市优秀教师；1991年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
1995年撰写的《语文环境中识字》、《减轻学生负担的几点做法》在沈阳教育上发表；1997年撰写的《在教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几点做法》在沈阳教育上发表。
编写的《作文序列教学》书在新民市小学发行。
1996年撰写的《小学教育应着眼于民族素质的提高》、《阅读教学几点做法》被评为辽宁省级优秀论文；1997年撰写的《小学数学活动课研究》被评为辽宁省级优秀论文。
栾经涛1955年生，辽宁省抚顺市人，醉墨。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毕业，国家三级书法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二级书法家。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理事，国际美术家联合会中韩文化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曹州画院名誉院长。
日本国艺术道院客座教师，作品参加全国及国际性大赛多次获奖。
作品入选日本、加拿大、韩国作品收藏。
作品编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世界书画之最东方书画长城巨卷》、《20世纪中韩名人书画辞典》十几部。
栾敬立男，1930年生，江苏省泰兴市人。
笔名敬之，红石，斋名敬业，1950年毕业于江苏省泰兴中学，1954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现为《中外市场信息报》主任记者。
1987年参加北京《华艺硬笔习字会》1994年参加北京《诗刊社》诗人之家，著有诗词300首。
1995年获“民族杯”书法品位赛精品奖。
同年参加国际硬笔书法家加拿大总会高级会员。
1996年参加首届冰雪情海内外书画名家展并被聘为展事顾问。
作品入《世界硬笔书画家精品博览》。
1997年作品入《中国硬笔书法大成》、《中国艺术人才书画作品展精品集》。
1998年作品入《国际硬笔书法家观止》，名片入《中国著名书画家精英博览》。
1999年入二十世纪艺术名人大辞典。
同年获中华书画世纪奖。
栾禄璋1943年2月生，山东省黄县（今山东省龙口市）人。
别名鲁宁，斋号三馀书屋。
自幼酷爱书法、绘画艺术。
1959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附中，为全国著名国画家郭西河教授所赏识，纳为入室弟子，学习传统花鸟画，1962年入鲁迅美术学院工艺系学习装潢专业。
作品创作花鸟画为主，兼画别样，重视写生，不为具象束缚。
现系辽宁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装帧艺术委员会会员、中国流行色协会会员、中国出版协会会员、辽宁装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美术家协会理事、辽宁书法家协会理事。
辽宁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国乡村田园画会常务理事、临夏民族书画院顾问。
其在工艺美术设计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撰写的《浅谈书籍装帧》获全国首届装帧艺术论文研究成果三等奖。
个人著作有《艺用动物资料》、《栾禄璋花鸟画花鱼观》、《写意金鱼技法》、《栾禄璋国画作品集》等书。
所设计的大量图书封面、插图及编辑的图书多次获全国及省级奖励，在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评奖中《 色彩辞典》获金牌奖、《现代水墨画》等三种获铜牌奖，个人所著述的《幼儿趣味绘画》获全国优秀图书奖。
中国画创作方面，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美展并获奖，作品在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展出被各国友人收藏，《辽宁日报》、《沈阳日报》、《美术之友》、《美术大观》、辽宁电视台等都作过专题报导，传略、作品编入《中国当代美术家名人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现代书画界名人大观》、《当代世界名人传》、《20世纪美术书法界名人名作博览》、《中国美术家》、《世界当代书画篆刻家大辞典》等典集。
被授予“世界书画艺术名人”荣誉称号。
栾睿女，1960年2月生，陕西三原人。
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教研室主任，古代文学研究生专业负责人，宗教文化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导师。
已出版《中国佛教大观》（第二编、第三编）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花底拾遗—古代妇女生活经典》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元曲家薛昂夫》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域风景诗一百首》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批判”北京人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唐宋诗词名篇详解》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喀纳斯神秘游》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白诗文注析》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论文《试论词在文化转型时期的确立》（南京师大学报1996年1期）；《司马迁民族观批判》（殷都学刊1993年2期、《苏轼的佛教观念及其影响》（《新疆师大学报》1995年1期；《必须十分重视转型期文化建设》（《阵地》1993.4）、《清人乌鲁木齐诗评析》（新疆大学学报1998.2）《交河塔林与密教东渐》（《西域研究》2000.1）；《作为典籍符号的图像叙事——西域石窟壁画阿阇世王题材再探讨》（西域研究2005.1）；《西域石窟壁画阿阇世王题材再探讨》（《西域研究》2005。
1）《从克孜尔207窟壁画谈佛教对拜火教的融摄》（《西域研究》2007.3）；《国家精神符号的阐释与重构——谈李白的《明堂赋》（《中国李白研究》2009卷）；《元代维吾尔散曲家——薛昂夫》（《文史知识》2005.10）。
栾国仁1930年4月生，山东省黄县（今山东省龙口市）人。
哈尔滨铁路局电务处处长、高级工程师。
毕业于北京铁道学院电信系。
参与了极频自动闭塞和机车信号的研制，太阳能在信号设备上的应用以及哈尔滨、牡丹江、绥化等大站电气集中、哈尔滨二调驼蜂场的修建等。
先后发表论文8篇，其中《安全生产与设备维修》和《如何选择检修周期与轮修周期》等论文。
多次参加中苏边境铁路电务设施方面的技术谈判，参加过中日铁道信号技术座谈会。
栾新春（1917-1935.10.1），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
少时备受地主恶霸、军阀官吏的欺凌。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秋由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27年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散发传单标语、传递信件情报等。
1931年秋任中共村支部委员。
1932年2月设伏击毙国民党安定县长。
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9支队，随部转战陕北各地。
1933年4月任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分队长。
先后参加马河川、三十里铺、潭家小洼、董家寺、张洪镇、合水、枣树坪、温家坡等战斗，作战勇敢，经常担任攻击奋勇队。
11月打入安定北区折科达民团进行兵运工作，策动和争取许多团丁。
1934年7月发动起义，会同当地赤卫军组成陕北红8支队，任支队长。
活动于横山、米西、安定一带，牵制敌军，配合陕北游击队主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1团2连连长。
1935年1月3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成立，任84师1团2连连长。
相继参加王家圪凸、南沟岔、阎王砭、吴家寨、马家坪和解放陕北六座县城的战斗，多次担任突击队队长，率部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屡建奇功，被群众誉为“少年英雄”，所部成为西北红军中出色的“好汉连”。
1935年9月18日，红十五军团成立，任81师241团2连连长。
同年10月1日参加劳山战役。
战斗中，率2连向敌连续发起冲击。
腹部中弹受伤，将流出的肠子塞进腹腔，简单包扎后，继续冲锋，前进约100余米，终因失血过多倒地，光荣牺牲，时年仅18岁。
栾菊杰：女子花剑比赛世界冠军。
郡望堂号编辑郡望西河郡：战国时期魏国置郡，相当于今天的山西、陕西两省之间的黄河沿岸一带。
魏 郡：汉高帝置郡。
治所在今天的河北省临潼县西南。
堂号重义堂：汉代的栾布和彭越交朋友，彭越为盗；栾布被人卖做为奴隶，后来在燕国当了大将，被汉兵俘虏。
这时彭越已经在汉当了梁王，于是就把栾布赎了回来，跟着自己做大夫。
后来彭越被汉高祖 杀掉了，把他的头挂在洛阳，命令任何人不许收尸。
栾布却公开的收了他的尸体，将他埋葬，还痛哭了一场。
汉高祖认为栾布重义气，就拜他为都尉。
文帝时候，栾布做了燕相，封在郦侯。
“重义堂”又称为“郦侯堂”。
此外，栾姓的主要堂号还有：“巽德堂”等。
家谱文献编辑山东栖霞栾氏谱书两卷，（清）栾寅纂修，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手抄本。
现被收藏在山东省栖霞市臧家庄镇小栾家村。
山东栖霞栾氏谱书，（清）栾寅纂修，（清）世栾书坤于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重修，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抄录本六册。
现被收藏在山东省栖霞市臧家庄镇西栾家村栾德臣处。
安徽太和栾氏家谱，（清）栾氏合族于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23年）始修，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续修，2000年栾治华再修，2005年栾氏合族重新编修计算机排版打印本。
现被收藏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栾寨村、河南省项城县栾家楼。
字辈排行编辑山东龙口栾氏一支字辈：“景成士明德长春学守信”。
山东龙口前栾村栾氏一支字辈：仁和绍先志，家声祺凤麟。
山东龙口栾氏一支字辈：“永国基（其）士中鸿玉清允景吉兆兴”。
山东枣庄栾氏字辈：“成发长吉德永玉福学忠世为明作广富贵万国同”。
山东滕州栾氏字辈：“书学志玉……”山东黄县栾氏字辈：“思成显德长征伏击”。
山东黄县、黑龙江栾氏字辈：“适逢常庆积德可”。
山东莱洲栾氏字辈：“林春丰振……”山东文登栾氏字辈：“从继国兆庆振忠德玉久永井学文政长亭可似宏。
”山东无棣栾氏字辈：“廷永树景（玉桂）凤。
”山东充州栾氏字辈：“朝怀国（学）俊（金家）如（汝修）福（玉）子。
”山东城阳栾氏字辈：“恒德方作圣一心复绍先敬宗维敦本嘉祥御坤贤”。
山东夏庄栾氏字辈：“述恒永方作修振兴丕绍崇乃宗功敦本建基孝友相承”。
山东潍坊寒亭南港汜村栾氏字辈：“守宣玉可忠廷周宗明维学京正义长存吉星照”。
（此村栾姓明初迁来，始祖为：栾芳）河南鹿邑栾氏字辈：“身修维则良田之庆怀民道从斋慎可丕重作延生东亚清风起中华长和平”。
河南项城栾氏字辈：“尚友之学贵恩厚少宽宜运进伍金泰（此辈与我们目前所使用辈份不一样，目前，河南项城市永丰乡后栾楼的辈份如下：登荣方培永昌吉）”。
河南项城、安徽太和（山、林、茂、盛四大派）栾氏字辈：“士（怀学芳）国家（俊金庆）治（修汝天）福（永）身心（修）维则良田之庆怀民道从斋慎可丕重作延生东亚青风起中华长和平德甫凤勇明腾云继印洪金殿丙友世国家治福廷学法传万春厚代赔震兴”。
河南濮阳栾氏一支字辈：“华怀太思宗传道贵好梦”。
河南濮阳栾氏一支字辈：“光明正恒耀得一希民邦作玉福华（壁）怀太思宗传道贵好孟继良登殿贺秀才协距顺世可树基任茂长”。
河南濮阳、山东荷泽、曹县栾氏字辈：“华夏太思（子师）宗传道贵好孟继良”。
河南栾氏一支字辈：“恒德方作圣一心复绍先敬宗维敦本嘉祥御坤贤”。
辽宁昌图栾氏字辈：“廷（庭）永树景（玉学）凤”。
辽宁庄河栾氏字辈：“成发长吉德永方学文中世维明左广富贵万国同”。
辽宁大连栾氏字辈：“义恒君子德天祥吉寅家”。
辽宁葫芦岛栾氏字辈：“字维德军上首国宝忠孝孟广依心贺”。
辽宁岫岩栾氏字辈：“元学耀永承仑序孝友书香振家生”。
辽宁瓦房店栾氏字辈：“元中克德树福禄吉庆生”。
辽宁喀左栾氏字辈：“凤树殿士井海敏”。
辽宁鞍山一支字辈：“中天朝廷仕文学世希洪玉修德明阳长发祥吉昌国恩广普基家业永胜康”。
江苏扬州栾氏字辈：“安家其承必圣长春”。
江苏兴化、永丰、新建栾氏字辈：“中天万尔春久鸿开广大”。
江苏泰兴、疆乌鲁木齐栾氏字辈：“存根广友才富”。
江苏滨海栾氏字辈：“基正德承加立业”。
黑龙江林口栾氏字辈：“三忠喜树俊良业国”。
黑龙江宝清栾氏字辈：“存仁德守忠合宝世兹大敦理”。
黑龙江集贤、辽宁本溪、盘锦、营口栾氏字辈：“朝三明魁之□成学忠喜玉仁”。
黑龙江大庆一支：老祖（山东）栾登法；‘玉兴学咏士广殿季云祥绪心万丰久忠正上其昌。
吉林长春栾氏字辈：“盛贞文万学魁有德本兴仁富燕家秀景天光荣国庆孝廉方正做英华”。
吉林栾氏一支字辈：“文昌山水秀德大建闻洲锦世日谋善永远继绪修”。
计生服务站与卫生院合并山东省人员编制规定
死了34万人。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
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
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
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
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
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
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
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
”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
”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
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
“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
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
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
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
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
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 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 ，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
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
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
”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
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
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 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
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
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
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
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 ，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
”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
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
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
“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
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
”“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
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 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
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
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
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
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 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
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
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 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 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
据1938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 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
”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 层的妇女。
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
”稣实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 被掳。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 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 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
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
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 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 死伤无算。
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 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
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 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
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
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
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 0具。
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 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后 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
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 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 带旅行视察。
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
……生 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 怕啊
”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 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
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
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
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 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
第十三师团 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
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 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 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
第九师团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 门。
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 花台、而中华门。
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 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
第六师团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 最左翼直奔下关。
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 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
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
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 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
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
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 日军围南京城的几天，不断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将尽力保护良善的人民，使 他们能安居乐业”。
同时日机大量散发优待证劝守军交枪投降∶待凭证（绝对不杀投诚者）凡华军士兵，无意抗战，竖起白旗，或高举两手，携带本凭证，前来投诚归顺 日军者，日军对此，必予以充分关照，且代谋适当职业，以示优待。
聪明士兵，盍 兴乎来
日本军司令部印 12月10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更散发传单劝守军总司令不战而退， 并保证“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
1 2月12日唐鉴于大势已去，乃请南京青年会负责人国际安全区副主任费吴生博士 和日方接洽，商量停战，但为时已晚，无由实现。
日军于13日上午11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两位安全区委 员（其中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20名难民。
日 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 二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于12月19日 给他已去上海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 “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 兽。
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近代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 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
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 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子似的在街上被射杀。
从南城到下关全城 堆积着死尸。
”虽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日军入城三天后，即雇佣100到2 00工人开始清除死尸，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自12月22日开始收埋尸体工作 ，收埋尸体最多的南京崇善堂自12月26日开始工作，但是，南京城内仍是到处 死尸，德国大使馆罗森秘书于1938年3月4日自南京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红十字会在为埋葬众多尸体而慢慢努力。
部分尸体是刚刚从水塘和地下掩体 （以前防空袭的掩体）中成堆成堆地打捞和挖掘出来的。
例如在大使馆邸附近主要 街道的地下掩体就挖出许多尸体。
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三万具尸体，这都是大恐怖 时期集体处决的。
红十字会每天埋葬尸体五百到六百具，漫步郊区在农田和水沟可 见零星尸体。
” 郭岐营长于1938年3月11日同教导总队睢友兰团长夫妇等11人搭渔船 逃离南京，报导离南京不远登岸时所见∶ “我们登岸一看遍地都是死尸。
此地离南京城已有二三十里，时间已经过三个 月，遍野死尸，无人过问处理。
” “南京大屠杀”的初期，以人数而论，集体被屠杀包括放下武器的战俘和逃难 的难民比较多，零星被屠杀死亡的人数比较少。
正如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作证时所说 ∶“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时间恐怖达于极点。
”梅奇牧师于1938 年1月5日同贝德士谈话时提到，直到那天各领事馆人员还不准回南京城。
并说∶ “自从日军入城便屠杀解除武装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平民，现在还在继续，机关枪 仍不停地响。
很多的时候他们懒得用枪来射杀，而用刺刀一个一个把受害者捅死。
”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
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
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
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
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
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
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
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
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
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
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
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
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
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
”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
”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
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
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
”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
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
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
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
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
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
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
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
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
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
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
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
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
……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
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
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
”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
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
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
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 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
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
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
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 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谁负“南京大屠杀”的责任
34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 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
首先，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
我们前已提到随军 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
”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 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 “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
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 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
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 刺中国兵。
” 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 南京20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 山时，已分别杀至105和106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150人为止。
这两位 “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
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
田中、向井、野 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 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 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
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
”冢越说 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106个中国人。
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 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
请见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
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 团长之尊，在南京.回
日本侵略者在舟山的罪证,写出时间,地点,采访对象,内容记录
放警笛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
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
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
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
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
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
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
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
”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
”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
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
“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
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
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
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
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
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 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 ，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
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
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
”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
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
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 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
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
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
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
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 ，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
”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
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
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
“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
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
”“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
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 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
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
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
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
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 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
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
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 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 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
据1938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 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
”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 层的妇女。
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
”稣实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 被掳。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 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 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
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
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 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 死伤无算。
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 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
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 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
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
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
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 0具。
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 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后 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
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 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 带旅行视察。
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
……生 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在更为可 怕啊
”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 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
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
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
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 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
第十三师团 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
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 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 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
第九师团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 门。
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 花台、而中华门。
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 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
第六师团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 最左翼直奔下关。
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 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
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
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 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
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
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
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
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
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
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
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
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
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
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
“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
“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
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
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
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
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
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
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
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
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
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
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
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
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
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
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
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
”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
”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
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
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
”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
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
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
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
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
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
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
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
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
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
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
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
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
……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
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
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
”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
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
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
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 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
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
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
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 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我要的是今早上马兵说的有关上海外白渡桥的那篇文章.还能提供一下吗
在雨伞汇聚的人墙中，一辆撑着大篷伞的残疾车特别引人瞩目。
4位已经退休的摄影摄像爱好者正在努力地用自己的镜头记录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他们也是昨天最早来守候老桥回家的一群人。
4个人中有一位是残疾人，姓张，他告诉记者，他们这3男1女的“组合”都是因桥而结缘的，“我们是去年拆桥时认识的，那天我们来晚了，所以没进到公园里，我看到有人举着相机在拍公园里的情况，就主动把自己的残疾人车贡献出来了。
”后来，共同爱好摄影的四个人，便一直保持着联系。
去年，没能近距离见到外白渡桥离开的四个人约好，今年一定要亲眼看着桥回来。
于是，昨天早上5点半不到，四位老朋友就一起来到了黄浦公园，在防汛墙边“抢占有利地形”，他们也是昨天最早到达的，当记者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风雨中守候了四个多小时。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内，四个好朋友聊了很多关于外白渡桥的回忆，感觉跟老桥的距离又近了许多。
为了更好地记录下这一历史的时刻，四个人还进行了分工，邢先生负责摄像，任先生负责拍照。
为了呈现怀旧的情调，他还特地买了几卷黑白胶片。
早上9点10分，运送外白渡桥桥身的驳船还没出现，邢先生一行已经在残疾车上撑开巨大的雨伞，架好了三脚架，拿出了摄像机，开始了自己制作的“现场直播”。
朋友们纷纷拿起话筒对着摄像机镜头留下此时的感受。
邢先生说，“在金融危机，经济不好的大背景下，外白渡桥的复位就像是上海腾飞的开始，百年历史的老桥重获新生代表着生机。
上海有能力对外白渡桥修旧如旧，说明上海在发展，中国在发展。
”他的话，获得了周围市民的热烈掌声。
只为见证，特地从南京来到上海 同样让人感动的还有向先生，这位已经78岁的老先生，原本此刻正应该在南京的女儿家享受着天伦之乐。
不过昨晚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外白渡桥“回家”的消息，兴奋得一晚上没睡好。
等不及买第二天早上的火车票，昨天凌晨1点，难以入睡的他就搭着朋友的货车从南京出发往上海赶了。
几经辗转，昨天上午将近10点钟时他才赶到苏州河边，早饭还没来得及吃，就揣了个苹果在口袋里，只为了能亲眼目睹这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向先生告诉记者，他3岁就来到了上海，一辈子都在上海生活，小时候他常常路过外白渡桥，也在桥上玩耍过。
外白渡桥见证了他快乐的童年时光，也陪伴着他一起熬过了艰苦的日子，最终跟他一起迎来了现在舒适的生活。
回忆起过去的艰辛岁月，老先生红了眼眶，他告诉记者，自己原来有4子1女，但因为那时候生活艰苦、物资缺乏，两个儿子在年幼时就不幸夭折了。
熬过那段苦日子，儿女终于长大成材了，现在两个儿子在美国，每年能寄回来10000美元，女儿在南京，时常把他接过去住一阵，再也不用过当年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了。
而外白渡桥见证了这几十年来向先生生活的变化，向先生说外白渡桥重修归来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成就的一个缩影。
“我小的时候，她正当壮年；现在我都老了退休了，她还没有退休，据说这次回来之后还要再干50年
”谈及与老桥的缘分，向老先生感慨万千，“50年后上海是什么样子我肯定没法看到了，老朋友还能继续见证着，但愿到时候她还会继续工作，为上海做贡献
” 昨天是百年老桥与市民约定回家的日子。
一大早，风雨交加，让人感觉到冬日的寒意。
尽管如此，不少热心的市民早早便来到了黄浦公园防汛墙，“抢占”有利位置。
当记者早上8点来到黄浦公园时，已经有二三十位市民，撑着雨伞在翘首以待了，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弱冠之年的青年，他们或三五成群聊着过去和桥有关的趣闻，或独自伫立回忆往事，默默等待外白渡桥的归来。
上午11：00，载着外白渡桥的方驳船缓缓驶进苏州河口，从守候多时的市民身边经过，向新桥墩靠去。
现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老外婆回来了，老外婆回来了
”70多岁的周先生跟几个老伙伴一起欢呼着，眼角湿润了。
昨天虽然风雨交加，而且天气很冷，但是仍抵不过市民迎接老友归来的热忱。
何楣实习生陈臻 公交车上，8旬老革命讲述桥史 上午11：00，方驳船上的外白渡桥缓缓从人们面前经过，驶向老桥墩。
在热切注目的人群中，83岁的许杏国特别激动。
这位硬朗的老人，是位老革命，参加过孟良崮战役。
他说：“再大的风再大的雨我也要来，来见证老朋友的新生。
” 60年前，许杏国随着部队解放上海后，留在上海工作，住在外白渡桥附近的大名路，工作的单位在外滩，每天都要经过外白渡桥上下班。
后来退休了，搬家了，但是仍会时常回来看看老朋友，到老桥上面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浦江上的汽笛声，看看浦江两岸的变化。
跟老外白渡桥一起，他见证了60年上海的历史变迁。
得知外白渡桥要回来的消息，昨天一早上，他就乘上公交145路从周家嘴路的家里往外滩方向赶。
在公交车上，抑制不住心情激动的他在车上为外白渡桥做起了宣传，告诉车上的人外白渡桥当天要回来，希望大家有空去看一看。
谁知道老先生的盛情邀请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一个年轻人甚至还不屑地回了句：“有什么稀奇的
” 这句轻蔑的反应让老先生非常生气，于是在公交车上给这个年轻人现场上起了课，“不稀奇
对你来说上月球、造原子弹也都不稀奇
我跟你讲，中国人不容易的，就拿这外白渡桥来说，是外国人造的，见证了我们国家被欺负的历史，现在我们自己把它修好继续使用，是我们国家强盛的标志。
中国人不容易……”老先生激动的言辞，得到了车上不少乘客的赞同和附和，刚刚的不屑一顾的年轻人也不吱声了。
“我们的外白渡桥能重新修好了，跟原来一样继续用，是不容易的。
是百年不遇的。
”向记者讲起来时路上的这段插曲，老先生依然神情激动。
他告诉记者，去年拆桥的时候他不知道，错过了机会没有来现场，后悔极了。
黄浦江畔，义务宣传员热情介绍 昨天，在黄浦江畔苏州河边，人们用自己的满腔热情迎接着老桥回家，虽然来的人都是对老桥充满感情、非常熟悉的“老上海”，但是现场还是有不少市民主动当起外白渡桥的义务宣传员，向周边的市民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家住黄浦区的小梁昨天特意约了去年外白渡桥“搬家”时结识的老朋友一起来迎接老桥“回家”。
由于昨天是上班日，现场来的大多是已经退休了的中老年人，像小梁这样年轻的身影显得特别显眼。
他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年纪轻，但是和所有上海人一样都对外白渡桥有着深厚的感情。
对于这次大修，小梁觉得很及时，“外白渡桥已经使用了100多年，希望这次整修后再用100年”。
热忱的小梁还随身携带了去年记录外白渡桥搬家时候的报纸，逢人便拿出来如数家珍般介绍当时的情景，指着报纸上桥体离开桥墩的照片，小梁感慨万千。
“去年看她走，今年就要看她回来”，小梁表示，今年有相关报道的报纸他也要收藏下来，“今天、明天，还有通车的那一天我们都要来，共同见证外白渡桥的新生”。
“外白渡桥更换了6万多颗铆钉，三角托架换成了圆弧托架，人行道也要铺成木头的了，那都是真正的老外白渡桥的味道。
”同样兴致勃勃地向周边的人们宣传外白渡桥的还有今年已经72岁的周先生。
这段时间以来，周先生读遍了沪上各大媒体关于外白渡桥的报道，对外白渡桥的整修情况、最新面貌等记得清清楚楚，说得头头是道，连专业的记者都有些自叹弗如。
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
不容忘却的史实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
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
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
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
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
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
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
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
”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
”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
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
“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
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
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
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
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
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 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 ，蒋氏于其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连载于1938年8月之。
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
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
”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
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
在其所著之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 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
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
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
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
林娜在其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 ，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
”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
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
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
“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
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
”“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
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 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
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
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
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
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
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
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 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 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
据1938年 上海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 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
”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 层的妇女。
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
”稣实 在其最近所著之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 被掳。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 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 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
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
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 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 死伤无算。
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 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
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 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
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
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
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 0具。
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 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后 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
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 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 带旅行视察。
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
……生 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 怕啊
”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 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
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
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
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 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
第十三师团 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
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 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 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
第九师团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 门。
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 花台、而中华门。
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 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
第六师团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 最左翼直奔下关。
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 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
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
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 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
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
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
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
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
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
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
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
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
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
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
“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
“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
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
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
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
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
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
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
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
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
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
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
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
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
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
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
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
”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
”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
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
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
”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
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
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
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
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
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
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
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
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
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
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
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
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
……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
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
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
”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
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
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
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 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
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
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
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 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大指1937至1945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
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
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
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
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
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
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
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
”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
”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
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
“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
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
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
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
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
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 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 ，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
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
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
”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
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
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 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
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
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
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
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 ，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
”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
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
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
“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
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
”“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
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 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
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
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
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
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 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
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
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 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 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
据1938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 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
”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 层的妇女。
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
”稣实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 被掳。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 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 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
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
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 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 死伤无算。
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 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
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 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
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
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
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 0具。
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 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后 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
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 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 带旅行视察。
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
……生 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 怕啊
”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 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
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
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
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 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
第十三师团 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
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 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 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
第九师团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 门。
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 花台、而中华门。
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 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
第六师团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 最左翼直奔下关。
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 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
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
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 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
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
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
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
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
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
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
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
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
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
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
“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
“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
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
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
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
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
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
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
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
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
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
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
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
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
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
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
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
”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
”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
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
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
”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
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
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
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
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
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
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
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
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
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
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
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
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
……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
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
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
”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
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
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
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 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
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
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
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 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