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事件
风趣的陈毅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
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
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
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
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
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
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揭开“黄花塘事件”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
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
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
这次事件由于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传记片分集讲述了这段被湮没的历史。
当年，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
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全国解放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
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的赞扬。
而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
尤值一提的是，在讲述陈毅历尽艰辛穿越敌占区到达延安时，我们没采用通常必用的宝塔山镜头，而是首次呈现了当年美军观察小组拍摄的昔日延安的真实面貌和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的活泼风采。
首辟“围棋外交”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
”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
五十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
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
片中，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
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今天，当我们从片中看到陈毅拈起棋子，思考片刻，指落中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叹陈老总胸中的雄韬伟略，演绎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辉煌的范例。
尘封的“四老帅务虚会”在有关中美两国建交的厚厚案卷里，这是一个尘封年久的话题。
1969年珍宝岛一声枪响，将中苏关系推向更为恶化的深渊。
同时，也使得中美苏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更为复杂化。
此时，极需像当年打江山那样，身边有忠臣良将出谋划策，他向周恩来密授机宜，请已经下放劳动改造的四位健在的老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立即回京，用周恩来的话讲：“你们四位都是元帅，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就是希望以战略的眼光分析国际形势，提出战略性看法，供毛主席决策参考。
”这也就是多年来人们猜测纷传的所谓“四老帅务虚会”。
这年3月至10月，由陈毅牵头主持，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共开了24次会，向党中央呈递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
陈毅曾说过：“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其词。
”后来，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时，欣然道：“也许我看不到两国正式建交，但我们的建议起了作用，这就好嘛。
”历史证明，四老帅务虚会为下决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当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今天，我在这里握手时不能忘记另一个人，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他就是陈毅……”西哈努克亲王的回忆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
我们见到他是在北京他的私人官邸。
在鸟语花香、石砌玉雕的花园内，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向我们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他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柬民族的尊重与友好，令他终生难忘。
后来，当他闻讯陈老总不幸逝世的噩耗时，提出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竟被当时四人帮一伙所拒绝，他悲恸欲绝。
所幸的是，后来毛主席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才被通知允许前往。
追悼会过程中，他始终搀扶着病弱的，并听到了这位伟人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
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邂逅佐田雅人以往摄制伟人传纪影片，多采用采访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回顾已故领导人的方法，此次我们还特意找到当年与陈毅作战的对立面，听听他们是怎样评价陈毅的，为的是还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予观众。
我们采访了佐田雅人先生，他是当年日本侵华作战驻盐城守军中的一员，必须一提的是，他亦是当今日本歌坛巨星佐田雅志的父亲。
在上海西郊的一家酒店里，采访佐田先生的气氛轻松而幽默，老人回忆他与陈毅结识的经过非常别致。
当时他奉命去抓捕陈毅，当他冲入陈毅所驻的抗大五分校，留给他的只是一间空屋和满地书籍，他出于好奇背了一包书回营地，这些书的扉页上都盖着“陈毅藏书”的印章，两个人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这样特殊地相识了。
佐田先生从小生长在中国东北，识得中文，通过阅读陈毅的书籍，他了解到陈毅的爱好和为人，对于陈毅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老人更是敬佩不已。
他说当年最害怕的就是与新四军作战（说到此处他比划出滑稽的刺杀动作，口中“杀杀”有声），今天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出的战利品中有几辆自行车，其中一辆就是他在战斗中仓皇逃跑所遗弃的。
佐田先生年事虽高，仍身兼影视制片人，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以余生致力于陈毅未竟的事业，努力发展中日人民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陈毅生平
1901年生，字仲弘。
四川省乐至县人。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回国。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
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
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
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
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6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风趣的陈毅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
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
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
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
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
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
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揭开“黄花塘事件”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
是年，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运动。
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
这次事件由于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高饶反党集团”事发，陈毅才讨回清白，如释重负。
传记片分集讲述了这段被湮没的历史。
当年，调陈毅离开新四军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以调解陈饶之间矛盾。
曾秘诫陈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全国解放以后，身为上海市长的陈毅面临着工商业改造的困境，而身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却迟迟不肯表态予以支持。
关键时刻，陈毅豁出去了，向党中央连发六封经济电报，赢得了的赞扬。
而也深谙陈毅的这块心病，早在揭批“高饶反党集团”之前便召见了陈毅，听取了陈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从而也就诞生了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篇《手莫伸》。
尤值一提的是，在讲述陈毅历尽艰辛穿越敌占区到达延安时，我们没采用通常必用的宝塔山镜头，而是首次呈现了当年美军观察小组拍摄的昔日延安的真实面貌和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的活泼风采。
首辟“围棋外交”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乒乓外交’之前，首先是‘围棋外交’。
”这是从未见诸报端的新外交提法，它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外交风云。
自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间便陷于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而建国后的中日外交则面临着新的考验。
五十年代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正在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这位闻名政坛的围棋迷抓住这一机会，亲自前往设在北京饭店的赛场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
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
片中，唐家璇部长介绍说，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把围棋与外交联系起来。
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下，日本棋界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今天，当我们从片中看到陈毅拈起棋子，思考片刻，指落中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由衷感叹陈老总胸中的雄韬伟略，演绎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辉煌的范例。
尘封的“四老帅务虚会”在有关中美两国建交的厚厚案卷里，这是一个尘封年久的话题。
1969年珍宝岛一声枪响，将中苏关系推向更为恶化的深渊。
同时，也使得中美苏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更为复杂化。
此时，极需像当年打江山那样，身边有忠臣良将出谋划策，他向周恩来密授机宜，请已经下放劳动改造的四位健在的老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立即回京，用周恩来的话讲：“你们四位都是元帅，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就是希望以战略的眼光分析国际形势，提出战略性看法，供毛主席决策参考。
”这也就是多年来人们猜测纷传的所谓“四老帅务虚会”。
这年3月至10月，由陈毅牵头主持，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共开了24次会，向党中央呈递了三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
陈毅曾说过：“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其词。
”后来，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松将于次年访华时，欣然道：“也许我看不到两国正式建交，但我们的建议起了作用，这就好嘛。
”历史证明，四老帅务虚会为下决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关系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当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语重心长地这样说：“今天，我在这里握手时不能忘记另一个人，他在几个月前去世，他就是陈毅……”西哈努克亲王的回忆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陈毅生前挚友。
我们见到他是在北京他的私人官邸。
在鸟语花香、石砌玉雕的花园内，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向我们透露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他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恰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柬民族的尊重与友好，令他终生难忘。
后来，当他闻讯陈老总不幸逝世的噩耗时，提出前往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但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竟被当时四人帮一伙所拒绝，他悲恸欲绝。
所幸的是，后来毛主席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才被通知允许前往。
追悼会过程中，他始终搀扶着病弱的，并听到了这位伟人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
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已经下了结论的。
”邂逅佐田雅人以往摄制伟人传纪影片，多采用采访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回顾已故领导人的方法，此次我们还特意找到当年与陈毅作战的对立面，听听他们是怎样评价陈毅的，为的是还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予观众。
我们采访了佐田雅人先生，他是当年日本侵华作战驻盐城守军中的一员，必须一提的是，他亦是当今日本歌坛巨星佐田雅志的父亲。
在上海西郊的一家酒店里，采访佐田先生的气氛轻松而幽默，老人回忆他与陈毅结识的经过非常别致。
当时他奉命去抓捕陈毅，当他冲入陈毅所驻的抗大五分校，留给他的只是一间空屋和满地书籍，他出于好奇背了一包书回营地，这些书的扉页上都盖着“陈毅藏书”的印章，两个人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这样特殊地相识了。
佐田先生从小生长在中国东北，识得中文，通过阅读陈毅的书籍，他了解到陈毅的爱好和为人，对于陈毅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老人更是敬佩不已。
他说当年最害怕的就是与新四军作战（说到此处他比划出滑稽的刺杀动作，口中“杀杀”有声），今天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出的战利品中有几辆自行车，其中一辆就是他在战斗中仓皇逃跑所遗弃的。
佐田先生年事虽高，仍身兼影视制片人，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以余生致力于陈毅未竟的事业，努力发展中日人民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划时代的贡献是什么
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3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他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
他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实事求是，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随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形成了自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思想的僵化局面被冲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期。
提倡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他还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了摆脱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右的思潮。
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方向，1979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思想。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次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
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
十二大举行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
在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化化道路。
十三大前夕，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chǎn）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中共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要实现现代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在发展生产力中，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
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他强调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高瞻远瞩高瞻远瞩：比喻目光远大，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
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80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共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展开。
他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这场前无古人，情况复杂的伟大试验，他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指导方针。
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
从1979年到1992年他的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他的这些谈话，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论基础。
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
他主张全面开放，向所有国家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国智力，大量派遣（qiǎn）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他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10几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一系列重在决策。
1984年1月，到特区视察，首先来到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试验场”——深圳经济特区。
1984年和1992年，他两次到特区视察，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特区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同志于1984年2月22日正式提出的。
邓不平同志这个科学的构想，有它的正确性发展的过程。
1982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
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97年1月，我国胜利、圆满地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
他的伟大构想实现了。
1983年，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
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巨大的理论价值，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小平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情况下，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新的内容，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针对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
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
1987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三大，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sù）愿。
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的过程中，他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1992年初，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1993年，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了《文选》第三卷。
《文选》共出版三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汇集了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华国锋是何时开始失去了权力核心地位的
华国锋是何时开始失去了权力核心地位的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按照官方叙事，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
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
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
1970年代，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
要抓路线。
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
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
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
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
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
（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的缘故。
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
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
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
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
（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
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
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
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
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
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
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
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
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
”（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
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
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
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
鲜明的对比是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
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
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
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
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
”（《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
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
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
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
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的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
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在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
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
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
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
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
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
”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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