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致词]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推进会主持词
[会议致词]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推进会主持词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推进会主持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现在开始开会。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指导下，通过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三级物流配送体系、人才培养以及市场主体培育，使烈山区电子商务进一步便利农民生产生活、助力扶贫攻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今天在这里召开烈山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进展推进会，主要任务是让成员单位全面知晓烈山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进度，加快项目推进，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出席今天会议的领导有：区人民政府邓副区长；区政府办、财政局、工信局、扶贫办、发改委、农水局、人社局、教育局、文广局、统计局、招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国税局、地税局、团区委、区妇联、区残联、区工会、工商联、区电信公司、区移动公司、区邮政公司、区旅投公司相关领导和同志；南京云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示范区项目经理汪冠芳；各乡（镇）电子商务示范项目推进分管领导及业务人员；区电子商务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及区商务局全体工作人员。
今天下午会议共有两项议程：一是请区人民政府邓副区长作工作要求。
二是（三）国务院扶贫办电商扶贫课题组成员、商务部推荐电子商务进农村申报评审专家、商务部特聘国发78号文解读专家、半汤商学院副院长王盛老师针对农村电商全覆盖与
有关教师节的资料
每周全厂早会，一般不是由部门主管来开的，而是由行政主管主持，由公司高层来开的，既然你们老总杀猪要杀屁股，那也得执行，开就得开好，你做为生产部主管，掌握着全公司最多的兵，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好好表现。
因为是个长期的会，没什么固定模式的演讲稿了，每次不一样嘛。
这是第一次，又是早会，时间有限，主要讲这样几个方面：1、总结上一周生产部的工作业绩，说说生产产量多少、质量怎么样（要有数据，如合格率最低、最高、平均数等）、安全事故方面、现场6S方面、员工教育培训方面、员工精神风貌等等；2、总结上一周生产部的工作问题，说说生产中质量问题、交期延误问题等等；3、分析一下取得业绩的原因，发生生产问题的原因，本部门希望各部门配合工作的需求等等；4、简单谈谈下周本部门工作目标、工作计划、需要各部门各人员的配合事项等，表一表信心和决心……
办理环评需要哪些手续
你看看，自己调整下，能不能给你作参考：三次结缘：华东师大是我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记上海市七宝中学校长仇忠海校友“七宝中学能够创出自己的特色，源于理念的更新和实践的创新，而这个源泉又来自于华东师大。
母校的帮助和支持始终是我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我从心底里感激华东师大。
”——仇忠海一提到仇忠海，大家总是会想到七宝中学。
当1994年的七宝中学处于低谷时，正是仇忠海临危受命，在短短的几年中带领七宝中学走出困境，创造了一个个“七宝奇迹”。
无论是仇老师提出的“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教育理念，还是开展中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教育思想和学校管理实践，都已为教育界所熟识。
在采访仇老师之前，我脑海里一直在思考：作为华东师大的校友，是否可以从校友这一特殊的身份作为切入点去了解他独特的一面呢
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我走进七宝中学校长办公室是，正值仇老师与学校领导班子的几位成员在讨论学校的一些事务，我便在边上等了一会，而这等待的时间也给了我聆听、观察和体验他如何管理学校的绝好机会，也深刻感受到他在那种快节奏工作状态下的应对自如和游刃有余。
谈及与华东师大的缘分，仇忠海用“三次结缘、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来概括。
从1976年10月插队结束踏进师大校门参加教师培训的那一刻起，他便与师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在1996年、2000年，身为七宝中学校长的他又先后两次来到校长培训中心学习。
与华东师大的三次结缘造就了仇老师不一般的事业和人生历程。
初进师大：人生的转折点仇老师是七宝中学68级的高中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读完高一之后就到了吴泾塘湾插队，这一插队就是八年。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当年10月他获得了难得的进入华东师大师资培训的机会。
“华东师大，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当我踏进校门时，花园似的校园就让我沉醉不已。
在师大为期一年的培训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由农民变成了教师。
”“在农村插队的8年锻炼了我的意志，农民们的纯朴感染了我；这使我懂得了感恩，为我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更体会到了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
”在短短一年的物理学科培训期间，他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的啃书，在教室里听过李政道的报告，还参加了许多学校的大活动，学到了知识，拓宽了视野；而让他更难以忘怀的是在师大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从老师身上体会到了什么是敬业精神、什么是关爱学生以及如何去关爱学生。
1977年10月，仇忠海回到塘湾中学当物理老师。
当时师资紧缺，他一回来就被安排教高三学生。
由于高中才上了一年，而在师大培训的主要课程是大学物理，很多高中教材的内容自己都没学过，那他就边教边学。
那时候只有简要的考试大纲，没有高考参考书，老师们也不是很清楚高考考什么内容，也没有专门人员研究高考，而当时仇老师手头上也只有三套书——物理教学丛书、重点中学物理教材和物理辅导资料，他便靠着自己边看书边做习题汇总成一张张练习卷。
“当时真的很苦，常常是做卷子做到凌晨2点，然后第二天在课堂上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告诉学生。
那时候我是住在学校的，和学生都生活在一起，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有时候兴奋了，早上六点多就到学生宿舍跟学生交流。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大年初三我就到学校准备备课了，那时我也真正享受到了为人师者的快乐。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第二年的高考中，仇老师所带的班级里的12个学生有8个考进了大学，其中最好的学生厥波物理考了97分（总分100分），进了交通大学，现在是市南供电局局长。
“农村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成绩着实让很多人刮目相看，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我也从中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正是凭着这股自信，仇老师总能在教学和学校管理上找到合适的独特做法，并取得不俗的业绩。
1984年10月，他被任命为塘湾中学校长，并在较短时间内将这一薄弱农村中学带上区域品牌学校行列；1988年，他被调任友爱实验中学校长，再次在较短时间内将学校转变成为上海县办学成绩突出的初级中学。
再进师大：教育理念的全新拓展1994年9月，仇忠海被调至闵行区内唯一的一所市重点中学——七宝中学，而此时的七宝中学正处于低谷，仇忠海可谓是临危受命。
如何带领七宝中学走出低谷、再度崛起，进而成为上海市重点中学的品牌学校之一，这是他苦苦思索的。
这时，他也接到了华东师大中学校长培训中心第九期的培训通知书；但如果参加培训，就要脱产近三个月，而自己刚到七宝中学担任校长，学校发展又面临着困境。
纵然觉得能到校长中心培训是很好的机会，但学校更需要自己；权衡之下，仇老师毅然选择了暂时放弃这次机会。
然而，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他已经暗下决心——要带领七宝中学尽快走出困境，要尽快再次跨进华东师大的大门。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在仇忠海的带领下，经过七宝中学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1996年，学校获得了很大的改观。
在这两年里，在寻求学校走出困境的过程中，他看了很多教育和管理类的书籍，也考察了很多学校，获益颇多；同时，他也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如果有机会系统学习教育和学校管理知识，他的管理水平和办学理念定会更上一层楼。
机会总是青睐有所准备的人。
1996年9月，他走进了华东师大校长培训中心，成为了12期学员中的一员。
在课堂上，袁振国、陈玉琨、戚业国、夏忠益、霍益萍等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的内容把他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教育世界，而仇老师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将这些全新的教育理念消化后迅速贯穿于实践之中。
12月，刚接受完培训的他回到七宝中学后，迫不急待的把他所学到的东西与学校的老师共同分享。
经学校师生一番“头脑风暴式”的讨论，七宝中学确定了“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教育理念。
从此，学校高举起“人文教育”旗帜，以人文的方式构建学校课程、推行学校管理、建设学校文化，以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较高文化品味的学生。
1998年秋季，作为校长培训班的优秀学员，仇老师参加了华东师大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举办的第二期高级研修班，与来自东北育才中学、辽宁省实验中学等11所全国知名高中的11位校长在宋永刚（现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陈玉琨和霍益萍等老师的带领下赴德国和法国进行考察，在14天的行程里访问了21所中学。
虽然行程很紧、很辛苦，但是这些学校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方式给了仇老师颇多触动。
在采访过程中，仇老师谈到了一个细节：“在法国一所高中访问时，因为是周三，全校安排的是活动课，校长抱歉的说不能安排我们正常的听课了，但如果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教室观摩活动课。
于是，我就进入了一个班级。
该班级正在开展以‘世界上孩子的营养状况’为主题的活动，学生都是在活动课之前的几周就分成7个小组，带着做课题、做研究的意识搜集了很多资料，还有实地调查，然后做成ppt在活动课上演示，其中有的观点和数据时不时引来其他同学的驳斥和争论，整个活动非常生动活泼，学生的积极性也很高。
这堂课对我的影响很大，我震惊于这样的活动形式，震惊于学生能力培养的方式。
当时一直困扰我的如何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意识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回国后，仇老师与校长培训中心的霍益萍、戚业国、张人红等老师一起设计研究性课程大纲，并于99年底基本完成。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华东师大等相关专家的指导下，七宝中学在每个星期五天正常教学时间中拿出一个完整的半天，逐步建设了以“文艺与人生”、“人与自然”、“上海的今天与明天”和“人与社会”等为主题的学校研究型活动课程系列，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向实践学习，在实践中培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开放性主题活动课程”被教育部领导称之谓“研究性学习最有推广价值的模式之一”，成为国内研究性学习的四大模式之一。
三进师大：办学理念进一步更新2000年6月，仇老师与华东师大第三次结缘。
他参加了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研修班（共4期），随后又参加了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从4期中选出28位校长参加高级研修班，相当于博士生层次的培养）。
华东师大要求参加研修班的每位学员在结业时要有自己的学术成果，仇老师决定以七宝中学的实践为基础，以“人文·德育” 为主题开展研究，在与老师和学员的交流中受益匪浅。
在交流和学习过程中，仇老师的办学理念也进一步更新：学校的发展要重视内涵，要重视教师培训和校园文化建设，要淡化宣传、发展内涵、不断创新。
七宝中学从具有可操作性的创建校园文化节日做起。
读书节、感恩节、狂欢节等8大校园节日不仅丰富了全校师生的校园生活，也成为校园文化建设和开展德育的重要阵地，构建了富有人文教育特色的学校德育体系，形成了“将道德融入文化浓场，将德育置于人文沃土”的学校教育模式，为探索如何形成学校、家庭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大德育环境，如何运用人文教育提高中学德育的实效性走出了一条新路。
学校的《实践人文教育、提高德育实效》被中央教科所评为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学校同时也被授予中国教育特色项目学校。
我到七宝中学采访的那天，一进门我的视线就被第四届读书节的海报栏吸引了。
该届读书节的主题为“读书——让梦想插上翅膀”，引言部分为仇老师的致辞，其中说到：“你们正值‘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春年华，应该有激情、有梦想、有追求。
如美国著名诗人兰斯顿·休斯在一首诗歌中写的：‘牢牢抓住梦想\\\/如果梦想破灭\\\/生活就像折翅的小鸟\\\/不能展翅飞翔
’”而真正带领学生插上翅膀的是推荐的书目，如林语堂的《中国人》、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周作人的《艺术与生活》、伏尼契的《牛虻》、拿破仑的《成功之路》（美）、覃彪喜《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江明武的《周恩来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毕生事业》、陈善广主编的《中国航天员风采》、陈文谦的《英语成语背后的故事》、韩寒的《就这么漂来漂去》、培根的《读书的情趣与艺术》、《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等。
通过这些书目不难想象出读书节带给学生的影响，它不仅能引导学生博览群书，培养学生“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还能让学生在阅读中放飞理想、感悟历史、体验社会、了解科学、拓展思维、憧憬未来。
正如一位七宝中学高二年级学生所说：“读书节上推荐的书目看似与我们的高考科目没有直接关系，但通过阅读我了解了更丰富的世界，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很难获得的东西。
我现在正在读《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这让我更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周恩来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毕生事业》使我懂得了人生和事业都需要自己不懈的努力。
”这位学生的感触正是开展读书节活动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也是学校德育成效的体现。
学校管理的三要素：共同的理念、制度和领导班子对于仇老师的学校管理，可以从共同的理念、制度和领导班子这三个要素加以阐释。
共同的理念是学校发展的灵魂。
一位学生家长在毕业典礼上说他记得仇老师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以同样的分数考进同一所大学，那么七宝中学的学生综合素质一定比其它学校的更优秀。
”这样的自信来自哪里
大家可能惊叹于七宝中学创造的一个个奇迹，其动力来自哪里
当我们走进七宝中学、走进仇老师，不难发现，其最终的动力在于“全面发展、人文见长”这一理念，它是七宝中学发展的灵魂所在。
各类学生成才是学校的目标，要关心每一个学生，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展；老师们要时刻以“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学校高举起“人文教育”旗帜，构建学校课程、推行学校管理、建设学校文化、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较高文化品味的学生等；这些无不体现了这一共同理念。
制度是保证学校有序、高效运作的机制保证。
自1996年办学思想确立、常规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和第一个学校发展规划制订始，七宝中学就致力于将多年有效的办学经验沉淀、积累、提升，将这些好的做法程序化、操作化、规范化、制度化，不断丰富了学校办学实践，进一步丰满了“人文见长”的办学思想。
现在，七宝中学已完成“中长期发展规划”、“学校典章”、“形象设计”和“民主管理制度”等现代学校核心制度的制订工作，并在2005年正式出版了《七宝中学现代学校核心制度建设》，为国家教育“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理论与实践作出了新的贡献。
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是学校发展的推动者。
仇老师说，学校管理是一门艺术，而领导班子的团结程度和素质是提高学校管理水平的关键。
他在与文莱中学（七宝教育集团所属中学之一）的一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到：“作为领导，必须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如不要浮躁，要心胸开阔、学会宽容。
校长要引导领导班子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这是产生团队力量的前提。
对于一些新的做法一定要让师生理解它们的意义所在，还要让老师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能超越他们的水平。
我在塘湾中学和友爱中学都做过校长，后来又到七宝中学，深刻体会到老师的素质和水平是不一样的。
”领导班子要学会换位思考，要从师生的角度思考，关心、体贴、爱护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积极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使每一位教师都能够发挥才智，实现自身价值；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
仇老师的领导风格和管理的游刃有余无不印证了这一切。
在七宝中学这个教育的大实验场上，“全面发展、人文见长”、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些新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实现了完美结合，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让人感叹不已。
但仇忠海老师自己对此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七宝中学能够创出自己的特色，源于理念的更新和实践的创新，而这个源泉又来自于华东师大；我也对这几年的努力颇感欣慰，我可以自豪的说自己没有辜负母校的厚望。
我从心底里感激华东师大，感谢我的导师陈玉琨，感谢校长培训中心的其他老师，师大的帮助和支持始终是我事业和人生历程的加油站。
”采访即将结束时，作为华东师大教师教育特聘教授的仇老师还谈到了华东师大师范生培养的“4+1+2”模式，他认为这是提升高校学生培养层次的有益探索，他也相信这一培养模式的实施将使华东师大教师教育特色得以进一步的推进。
仇忠海校友简介：仇忠海，男，1949年3月生，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在华东师大物理学科师资培训班进修，1996年至1998年于华东师大校长培训中心进修，2000年6月于华东师大参加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研修班及教育部首届全国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现任七宝中学校长、党委书记，上海市特级校长、中学特级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特聘教授，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上海市高评委学科评审组专家，上海市重点中学校长联谊会副会长，市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十二届人大主席团成员，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劳模。
自1994年以来，获得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十佳“我心目中的好校长”等区级以上各级各类荣誉称号（证书）60多项；2008年教师节前夕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第二届“上海市教育功臣”的光荣称号。
著有《研究性学习模式探索——开放性主题活动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人文·德育——将德育根植于人文沃土》、《感恩教育——上海市七宝中学的实践活动》、《星期五：一生回味》、《教育教学故事》、《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学教育教学案例》、《中学管理实务》和《七宝中学学校核心制度建设》等；先后主持六项上海市级规划课题和一项全国规划课题，其中《实践人文教育、提高德育实效》被中央教科所评为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其余分获上海市一等奖和二等奖。
教师任职以来从事教育管理情况
职称之于教师正于职位之于公务员的意义一样，在典型事业单位部门，职称是教师多种身份地位的具体附着物。
而对高职教师职业的判断，常常是出于与本科教师的比较而得出的。
已有研究多基于个案研究，认为实践层面高职与本科教师职称评价标准差异较小，前者在很大层面上“套用”后者的标准。
这些结论代表当前对高职评价现状的总体印象，但将其推广至高职院校群体需持谨慎态度。
这是因为实践层面在国家尚未出台专门的高职教师任职条件的情况下，高职教育系统间教师职称评价标准各异，具体到院校层面操作性方案差异明显。
因而，高职教育系统层面的职称评价标准的比较更具有实际意义和可比性。
“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按学科和院校组成两个基本的纵横交叉的模式。
”这些模式便构成了不同的院校集合，即高等教育系统。
一般而言，个体院校层面和高等教育系统层面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两个基本立场，基于这两个层面对高等教育组织所进行的结构功能研究方法、假设、结论均不尽相同。
高等教育系统可大可小，本研究仅限于省级高职教育系统管理层面，试图对全国29个（黑龙江、四川、西藏等地政策文件缺失，香港、澳门和台湾未统计）高职教育系统教师职称评审条件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发现其中影响教师质量和标准的关键因素。
各地区职称文件主要源于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人力资源与保障部门、典型高职院校人事部门网站最近的职称评价方案，作者对此结合本科院校相应指标进行深度阅读、比较解析。
以下分别从高职教师职业性质，评价指标中对教学与科研的侧重，理论与实践的偏倚，评价制度的差异等方面展开分析。
一、 高职与本科的共性及个性高职与本科院校均属于普通高等学校范畴，两类院校教师具有一些共同的职务要求。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原则上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
教育部在统计普通高等学校时，高职与普通本科并未被分为不同类型，而是与成人高等学校有所区别。
高职与普通本科教师均应承担的职责包括：课程教学、实践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教学与科学研究、学生辅导和青年教师指导等。
同时，教师都应具有职业道德、政治思想素质、学历资历基本条件，以及教学、研究、科学技术工作等方面业绩条件。
从各系统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条件均在各类教师职称标准中得以强调。
高职教育是横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一种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是职业教育的一个较高层次。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年）依据定向性把教育课程分为普通课程和职业教育课程；依据教育课程获取资格证书的差异，高等教育又分为普通（学术）和职业（专业）两类。
职业（专业）导向是高职区别于普通本科的根本特征，高职教育应该更重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包括实践动手能力、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教师职称标准理应向这些方向倾斜。
如宁夏提出，“高职学院以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为主，重点评价教师在产学研实践工作中的业绩”；广西高职讲师条件中规定，要“具有职业技术教育、生产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了解本专业国内外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将先进技术用于专业教育和生产实践，取得一定的成果”，“能组织专业课程的教学，在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环节教学中培养学生专业技能，教学效果良好”。
总体上，这些标准中体现的高职个性特征涉及产学研合作、科技开发、技术推广、成果转化、指导学生参与竞赛，以及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奖等指标。
相比本科院校，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评价体系更新滞后。
16个地区职称评审条件的版本于2010年有所更新，自2009年以来未有更新的仍有13个地区，其中甘肃、辽宁、广西和吉林等中西部地区最新职称文件出台于1999—2004年间，这显然不适应当前高职教育发展的需求和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
2010年全国共有专任教师40万人，比2005年增长了51%，近40%的专业教师成为“双师型”教师。
2000—2013年间，普通专科教师数由17.50万人增加到63万人，其中专任教师由8.66万人增长到43.66万人，校均规模则由2 282人增加到5 876人，生师比则由17.65下降至17.11根据教育部网站规划司历年统计数据整理。
。
高职系统的快速发展对教师的任职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二，高职特色不明显，指标可替代性强。
福建、湖南、浙江、上海、四川、吉林、北京等7地已将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院校，共有15个地区制订了专门的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标准，甘肃、贵州、海南、河北、吉林、青海、云南等7地未出台相关政策。
部分地区如安徽、江苏、山西、新疆等对专业实践经历、实践教学能力等有强制性规定，但这些条件在其他地区往往是作为可选项出现，可以被论文、项目、奖励等条件所替代。
其三，本科评审条件的简化倾向明显。
在有专门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标准的地区，任职条件明显比本科有所降低，特别是在学历资历条件方面；9个地区将高职与成人院校、普通专科等类型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并列，整体评审条件也有所放松。
与本科相比，教学论文、获奖、教学科研项目等方面的数量和级别的要求明显有所降低，同职级讲师、教授的评审条件比较接近。
二、 教学与科研的侧重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教学与科研本是一家，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均无例外，高职院校需要科研正如本科院校少不了教学一样，科研、教学的差异在于类型不同而非层次的高低。
教学与科研理应是高职教师的天职，教师教学偏向技术技能、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自身也应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资历；科研方面应从事更多的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推广，这样与本科院校教师所擅长的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区别开来。
实际层面，教学与科研从高职与本科院校比较、在高职系统内部看来都与此形成极大的反差，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划分是教学与科研分层而非分类的结果，高等教育层次越低职业性越强，学术性越弱化。
总体上看，较之本科，高职教师职称条件重教学、轻科研，教学工作量要求更高，而科研成果数量和等级要求低。
如陕西明确指出：“对普通专科学校、高职学院、成人高等学校，应以教学业绩为主，重点考察其教学方面的突出成绩，鼓励广大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该省高职副教授须承担2门课程教学任务，完成240学时教学工作量；而本科副教授任课数1门，教学工作量科研型为80学时、教学型为200学时。
同时，同等条件下高职副教授论文发表数量要少1篇，对中文核心期刊、国家级刊物的发表数量相应有所减少，对于科研项目的级别、横向项目经费或者技术推广收益的要求普遍降低。
教学科研任职条件要求体现如下几个趋向。
其一，教学的中心地位明确。
除思想政治素质、计算机与外语、继续教育、学历和资历等条件外，教育教学工作要求也是职称评审的必选项，所有地区都规定各职级教师均应承担12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要求，教学评价合格也是各类职称评审的基本条件，职级越高，该项要求越严格。
如安徽、甘肃、广东等11地均要求教师讲师、副教授任职以来教学评价合格且优秀次数至少2次，才有资格参加高一级职称评审；黑龙江本科院校实施教师分类评审，高职院校教师与本科教学为主型教师条件类似。
其二，教学科研评价标准差异较大。
各地教学工作量要求不一，讲师、副教授、教授分别在120~300课时、120~320课时、100~320课时左右。
教学和科研业绩是可替换项，各地区对于排名、级别、数量等要求差异更大。
如教材著作要求方面，讲师、副教授、教授分别要求1万~6万字、4万~12万字、4万~20万字左右；再如论文方面，各职级均有数量的要求，16个地区副教授、教授层次要求至少发表1篇中文核心期刊收录论文，河南要求最高，教授层面要求至少发表CSSCI、SCI等5篇或论文8篇且核心期刊论文6篇。
其三，科研的业绩显示度更高，重科学研究、轻教学研究。
高职教师的科研要求并未弱化，职级越高，该项权重越大，而教学工作量并未加码，重教学工作的结果、奖励、项目，“教师教学考核‘科研化’的倾向较为严重”。
特别是在破格条件中，科研业绩仍是关键考核条件。
如湖北教授破格的条件中除项目、著作教材、奖励、科研经费等条件外，核心期刊论文发文情况是必要的附加条件。
与纯科学研究相比，教学研究的地位并不高。
安徽、河南、新疆等地规定要求发表教学研究论文，而其他地区多只要求与本专业相关论文即可；教授层面仅安徽、黑龙江、湖北、内蒙古、重庆、山西、宁夏、江苏、河南等地提出教研项目方面的要求。
三、 理论与实践的偏倚鲜明的职业性、技能性导向决定了高职教育应更加重视实践，突出实践教学和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因而将人才培养定位于高层次技能型人才是当前众多高职院校的共识。
教师队伍薄弱一直是困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瓶颈，目前我国职业师范大学数量少、规模小、办学层次低。
与普通本科一样，部委属高校毕业研究生是高职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缺乏必要的教师职业训练，社会实践、专业经历相当匮乏，加强职后的专业实践训练、强化实践教学是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议题。
职称评审制度对此应发挥重要的政策导向作用，突出专业实践能力的评价制度，获得高职系统层面的一致认同。
如辽宁提到，对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教师“学术水平”的要求，不应局限于理论研究，其中应包括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等方面的水平。
广西对各级教师职责的实践能力有着特殊要求，如要求教授“应有丰富的职业技术教育、生产实践经验和高水平的专业技能”，“掌握本专业国内外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根据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拓新的技术研究领域，并取得显著成果”。
总体上看，多数地区教师实践任职条件涉及产学研合作、科技开发、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参与专业竞赛或指导学生参与竞赛及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发展规划的制定等。
具体到指标层面，理论与实践的评价体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教师专业实践能力得到强调，但实践教学能力的评判标准并不明确。
专业实践能力是一个能力集合，它包括实践教学能力、科技开发能力、联系行业能力、专业建设能力、自身发展与反思能力、道德情感等。
高职院校评审条件单列地区就此均对各职级教师提出具体要求，其中安徽、江苏、山东、山西、新疆等地更是将专业实践列入基本条件中的必要考核模块。
一些地区提到职业技术教育和生产实践、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要求，但缺乏具体指标，系统间在行业资格、实践经验、技术开发与实践教学等方面评审要求各异。
其二，实践经验要求淡化。
“双师型”教师可谓高职教师的代名词，其素质要求“侧重于教学与实践的整合”，是指既具有教师资格，又具有技术职称（或行业职业资格证书）或丰富实践经历的校内专任教师和校内兼课人员。
除湖南、黑龙江、宁夏、山西、重庆等地外鲜有地区提及“双师”的对应要求，湖南、黑龙江等7地规定各类技术职称的必要性，而对于专任教师一线生产实践的最低要求普遍在4~6个月左右，达到1~2年的只有山东，一些地区社会实践经验甚至可以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社团活动指导的经历替代。
其三，重视实践教学的绩效评价，实践教学培训、实践教学任务的要求偏低。
许多地区将教师专业技能竞赛或评比中获奖、组织学生竞赛获奖、主持参与横向课题、获得发明专利及其应用效果等作为评价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指标，这种做法有失偏颇。
国外教师评价制度不仅在于对教师进行测量和评估，还期望通过评价促进教师的成长和发展。
绩效只是教师专业表现，并不能用以评价教师实践教学水平。
加之实践经历的先天不足，高职教师定期接受实践教学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政策层面仅安徽、广东、广西、江苏、内蒙古、宁夏、新疆、重庆等地明确提出继续教育的硬性要求。
同时，除广东、黑龙江、重庆等地外，教师授课条件中鲜有实践教学、实践实训课程的任务要求。
而当多数地区将这些实践教学绩效评价作为论文、课题、奖励等科研绩效的替代项时，它本身所具有的评价实践教学能力和水平的功用随之会大打折扣。
四、 评价模式与权限的差异“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校享有评聘教师的自主权，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根据学校所承担的教学、科学研究等任务的需要设置”，“教师经评定具备任职条件的，由高等学校按照教师职务的职责、条件和任期聘任”。
目前，除教育部认定的有自主评定各级教师职务的重点大学外，许多地区将评聘教师权力下放到地方院校。
随着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院系、教师群体在教师职称评价中的话语权不断扩大，评价指标更能体现教师工作内容和性质的差异。
高职院校的改革正与本科院校同步进行，北京、福建、湖南、上海、四川、浙江等地已经走在前列，普遍实行以分类评价为代表的评价模式改革，具体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分类评审。
即参照普通本科的类别，根据教师承担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任务倾向划分教师类型。
如浙江高职院校教师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和社会服务推广型等类别进行评价。
二是分层评审。
即根据院校办学层级确定不同职称评审条件。
如陕西将院校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校、省属本科院校、高职等类分别制订职称评定条件，而高职类院校的各类标准明显低于其他院校。
三是分课程任务评审。
该评价模式一般按公共课、专业课类限定教师任职条件。
前者以教学型为主，重点考查教学论文、教学研究及奖励等方面的业绩；后者侧重专业实践教学、技术转化成果及社会效益的表现。
天津的教授则细分出理工农医、文史财经和公共基础三类。
四是分科（分专业）评审。
该评价模式按照普通文科、理工科、艺术、体育类分别进行评审。
一般文科论文数量多但级别相对低，理工科项目要求高；艺术与体育类的教学工作、论文、研究项目与获奖等要求有所降低，但更侧重学生获奖、产品开发与设计等实践业绩。
评价模式的变化同样影响着系统与院校间的评价权力格局。
一是在系统的权力及其运行方面，主要通过结构总量控制法间接约束评审指标。
系统将评审权交给院校，进而提出基本任职条件、教师总量和结构比例方面的限制条件，院校据此确定各类教师职称的任职条件。
如云南提出，教育厅直管学校（单位）不实行“评聘分开”，职称评聘须严格在核定的岗位数额内进行，同时也在探索给予部分高校职称评审权力。
二是个体院校层面，在获得更大的职称评定权时，聘用教师的弹性随之加大，可自主采取评聘结合或评聘分离等人事制度。
浙江实施各级职务的院校完全自主评聘制度，到2017年教师职称将 3年一轮换，考核不达标就降级。
北京则实行教师聘任制和全员聘用合同制模式，该市已经取消教师职称评审，教师职称不再是终身制。
湖南自2014年开始的制度可谓“委托代理制”，省级设定各职称系统和职级的基本条件，将各类职称评审工作逐步授权或委托少数具有相应职称评审资格的高校代理评审，直至全省院校均能自主评聘教师。
吉林选择部分省属高职高专和技师院校，福建则在全省范围内实施院校自主评审、“评聘结合”的制度。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高职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而非层次，教师评价更应体现出教师实践教学技能和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省级高职系统层面高职教师职称体系改革正与本科院校同步进行，整体上指标体系突出了对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和业绩的评价，但指标设计、评价模式仍有待完善。
现将以上分析结论简单归结如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结论1. 高职教育特色在职称评审条件中得到突显，但部分指标与本科趋同。
许多地区已经制订了专门的高职教师职称评价指标，其中明确限定教师专业实践的表现指标。
一些地区对不同职级高职教师的使命作了系统阐述，具体指标体现出重教学、厚实践的特色，这些明显有别于本科院校。
少数地区在特定指标、讲师与教授职级等方面存在套用本科院校评价体系的现象，科研业绩表现仍是教师晋级的核心指标，高水平学术论文和市厅级以上研究课题仍是职务晋升的必备条件。
由于缺乏公认评价标准，实践教学能力的评价多以定性描述为主，重视实践业绩而忽视必要的实践经验，且实践指标的可替代性较强。
2. 指标体系体现出显著差异性，缺乏相对统一的职务任职标准。
由于国家并未出台专门的高职教师职称标准，高职系统层面因此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时有了更大的政策空间，从只规定基本任职条件，到对不同类型教师各个方面表现的分层评价，系统间的差异非常明显；部分地区任职条件更新滞后，指标脱离当前高职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
换个角度来看，越是经济社会和高职教育发达地区，职称评定条件越高，量化及硬性条件越具体。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高职教师使命表述总体不明，经验成分较多，实际操作过程中更多受制于教师总体职称结构的影响。
这势必会影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标准化建设进程和教育教学质量。
3. 院校个体职称评审的自主权扩大，教师队伍进一步分化。
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发达地区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改革进程明显加快，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在教师职称标准拟定、评价程序实施、人员聘任和制度设计方面的话语权增强。
加之教师分类评价试点和评聘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系统甚至个体院校内部教师群体呈现出分层、分型发展的趋势。
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其副作用是教学科研、理论与实践教学、育人与服务的分离，甚至教学职能的矮化和科研的向上漂移，这对于办学目标和教师职责相对单一的高职院校而言却又是不利的。
2政策建议1. 分类别、分层次制定国家层面高等学校教师任职标准，进一步明确高职教师的职业特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教师职务的具体任职条件由国务院规定”，但高职教师任职资格缺乏国家标准。
结合当前高等教育类型特点，我国应修订完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按学术型、职业型教师工作特点制定研究型大学、一般本科和专科院校教师职务标准；加快制定职业类教师资格标准、技师和高级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建立教师职业技能鉴定题库，保持教师职务标准制度的规范性、针对性、长效性。
2. 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和相关专业建设，建设专业化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我国应根据职业教育发展实际，统筹优化职业技术师范院校、职业技术教育类专业的层次布局、结构布局和功能布局；适当扩大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专业的规模，拓宽专业方向。
高水平师范大学和地方骨干师范院校应深化专业特色建设，成为“双师型”教师的摇篮，支持办学条件较好、职业导向鲜明的院校分专业开展职业技术教育试点。
3. 完善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交流机制，建立健全教师继续教育和实践教学技能提升服务体系。
允许教师通过待岗挂职、在职培训积累实践经历，提升实践教学水平，在职称评审标准中适当增加实践经历、实践教学表现、继续教育培训等内容的刚性要求。
推进高水平大学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鼓励职业院校从企业聘请高技能人才、工程技术人才担任兼职教师，创造条件支持教师赴企业开展技术支持、产品研发、专利服务和员工培训等业务的交流合作。
4. 优化职称评审制度，扩大、优化配置职业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力。
建立国家标准指导、省级统筹规划、院校自主评定的高职教师职称评审制度，逐步扩大院校职称评审的自主权。
要在基本任职条件基础上，做到宁缺毋滥，综合考虑地区、院校内部职务结构，合理控制教师数量和能力结构，优化教师素质结构。
完善职称评审的监督和社会反馈机制，评审指标、流程、结果要及时面向校内外公开，接受政府、教师、相关行业企业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