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的主持词特点和主持人语言风格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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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炅 ：1974年4月28日 出生地：省市 籍贯：湖南岳阳 绰号：小和尚(上学后失传了)：A型身高：172厘米体重：50公斤视力：300度近视，原因迄今不明 学历：北外阿拉伯语5年制大学本科 家庭成员：爸爸、妈妈、哥哥 喜欢数字：4、7喜欢颜色：黑、白 喜欢食物：很多 喜欢季节：秋天 处世箴言：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 交友原则：善良、投缘他是唯一一个从《快乐大本营》开播之初到现在仍然活跃在这个节目主持台上的人，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他见证了《快乐大本营》的诞生到蹿红的全过程，而自身亦随着这个节目迅速走红。
在如今的《快乐大本营》中，几位快乐家族的成员统一称他为何老师，想来有两点原因，其一何炅本身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其二大抵亦有他将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这个节目而得到的尊重。
何炅是一个相当睿智的人，也可以说是整台节目的掌舵人，所有流程的行进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笑”是改版后《快乐大本营》的一大显著特色，而这之中一多半和嘉宾以及几位主持人互相“碰触”产生的的笑料都是由他“挑起”的。
他的语言并不是很夸张的那种类型而是充满了智慧的语言，而且何炅本身的表现力特别的强尤其是面部动作，何炅高中开始就频繁参加各类电视类节目而且也是一名不错的编剧和演员，具备了一定的演艺技能。
所以在肢体语言的运用上非常出色，另外由于是学阿拉伯语出身，嗓子的表现力方面也相当出色。
这些因素对于他的主持可谓是如虎添翼，他说出的话在配上面部表情往往令人捧腹不跌。
以张杰上《快乐大本营》那期为例，在台上张杰刚唱完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谢娜问何炅觉得张杰唱得怎么样，何炅很严肃的说：“说实话，我觉得……”然后突然半躬身子，脸上肌肉绷在一起，面带微笑“真不错”场下的观众顿时笑成一片。
而且何炅的语言模仿力特别强，在饥饿目中也经常见他冒出长沙话，粤语英语以及阿拉伯语等语言，为节目增添了不少笑料。
其实从某些方面讲何炅和蔡康永有些相似，同样是才华横溢，可以在节目中妙趣横生，带给观众很多的乐趣，另一方面也是最难得的是在“疯”的过程中，居然可以很理性的节制住自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同时，也不忘了将搭档从疯狂的状态中带到节目中来。
颇有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这就是智慧的体现。
也是由整个节目的走向决定的。
何炅有很多的身份歌手，作家，演员，电台DJ，大学老师，编剧等，这也是我个人很佩服他的一个原因。
一个人要想把以上职业中的一样干好就很了不起了，难得的是何炅居然能个很好的协调好这多重的身份。
这与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正是这一切不平凡的职业与精力使得何炅本身也成了一个明星，拥有很多自己的粉丝，在娱乐圈中有着很好的人缘，这又为他的主持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因而能够很真实的了解一些上节目的明星们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在主持的过程中将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带入其中，使我们能了解到一些明星真实生活中的状态。
这样一来一些明星在观众眼中没有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消除了距离感，和观众也走得更近了。
也容易使观众产生愉悦的心情就这点而言非常的成功。
虽然《快乐大本营》作为一档娱乐类节目理念就是带给观众更多的笑声，但是在舞台上总归还是要一个人来掌控全局，以免节目过分的出格。
何炅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节目的每一个环节的走向基本上也是由他在连线。
场上有任何的情节处于“失控状态”也需要他来处理。
比如功夫派上的那一期节目。
出场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像观众打招呼，8个成员性格各异，有的特备擅长表现有的又十分的含蓄内敛，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在出场的时候由于表现力过强侵占了大量的时间，而另一部分人又无法完全投身到节目中。
何炅就很好处理好了这之间的矛盾，将擅于表现的人的表现欲压下去一部分，将通过更多的交流使不擅于表现的人也更多的参加的节目中。
所以可以讲何炅那一次的调度非常成功。
还有就是在饥饿目中嘉宾或主持人的表演往往会出现冷场的情况。
很多时候的表演和对话本身是希望产生笑料，但是呢观众似乎并不买账，这种情况下何炅很好的充当了救火员的角色。
尤其明显的体现在杜海涛和吴昕身上，可能是主持还欠火候的原因他们在节目中的一些话经常出现冷场的情况，他们真应该好好感谢下何炅这位老大哥，因为正是这位大哥的出色表现帮他们解除了尴尬的场面。
整体上来讲何炅是一个相当睿智的节目主持人，出色的肢体变现力以及出色的语言运用能力为节目增添了许多光彩，幽默中不失稳重的主持方式更是凸显了智慧的魅力。
可以讲《快乐大本营》正是因为有了何炅的付出才变得现在这样有魅力。
姓名：谢娜身高1.65m体重50kg毕业学校：四川师范大学专业：电影电视学院表演系 有一次谢娜因为要出去宣传自己的新专辑的宣传活动，因而缺席了那一期节目。
结果哪一期《快乐大本营》收视率下跌了许多。
事后许多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没有谢娜的《大本营》显得苍白无味。
因此有人说《快乐大本营》已经进入了谢娜的时代。
我虽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却也不否认如今的谢娜对于《快乐大本营》的重要性。
谢娜是四川人，她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不过作为一档以娱乐为主的综艺类节目主持人，显然对普通话的要求不会特别高，相反有时反倒能起到一个不错的助推的作用。
我们就经常能看到谢娜在节目中使用方言。
主题是“红起来”的那一期节目最为明显，。
谢娜作村姑打扮，站在精心设计的背景之中：“大家好，我就是来自马兰山，马兰镇，马兰坡的马小姐，你们也可以喊我山寨马”这句话是谢娜的自我介绍，当天现场谢娜还把自己的“看家法宝”火锅也长带在身旁，还宣称不喜欢别人叫她火锅美女而是演员，随着这段滑稽的自我介绍，谢娜开始了深情的表演。
在伴舞小姐的衬托下，谢娜在船上边“唱”边跳，虽然是假唱，但是谢娜的表演天赋是公认的，尤为可笑的是表演的结尾处，谢娜摆的POSS貌似是“老鸡吃米图”
自从谢娜上台后，现场的嘉宾和观众的笑声就没有间断。
再加上突然冒出的一两句蹩脚的英文，更是将喜剧效果推向了高潮。
谢娜在这个饥饿目中很好的充当了一颗开心果的角色，笑也成了她的标志。
事实上谢娜本身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有着乐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在节目的一些环节中往往他自己先都笑得前仰后合。
而这种真实的状态也最能感染观众。
另外谢娜本身又是学表演出身的，模仿能力特别强。
正因为她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因此我们往往看到嘉宾们在饥饿目中做的动作或说到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娜娜会不顾形象的上去做模仿，结果那机灵古怪的表情自然是又一次给观众们带来了笑声。
在嘉宾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谢娜也会站出来说一番臭美的话，自然会被同伴（主要是何炅和维嘉）嘲弄一番。
观众从他们互相的打趣中也能寻到许多的乐趣。
女人都是爱美的，而谢娜一次又一次用牺牲形象来为观众们带来了快乐，是值得观众去肯定的。
TOP 姓名：李维嘉英文名：Vega出生日期：1976年11月4日星座：天蝎座属相：龙体重：56Kg身高：170cm血型：A型性格：开朗、容易极端化主持过的节目：《时尚传播》、《快乐新战线》、《快乐大本营》最好的朋友：何炅、龙丹妮、王菁、柯蓝喜欢的运动：游泳喜欢的食物：湖南菜、羊肉串喜欢的颜色：纯色喜欢的品牌：PRADA喜欢的事：和朋友聊天难忘的事：亲眼看见金字塔最讨厌的人：做作、虚伪尴尬的事：说了半天的话却没开话筒满意的事：有个高鼻子对美的认识：自然、大方、简单即是美 李维嘉与何炅一样作为自节目开办以来的常驻主播，如果说何炅和谢娜在“快乐家族”中担当活泼的角色，那么“静”的代表就应该是李维嘉了。
但即使就这一点来说，他似乎做得也不是很到位。
担任主持这么多年，仍让人觉得他欠缺出口成章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冷静沉稳应有的聪明与睿智，说出口的话往往过于平淡，不出彩，唯一还记得的估计就是他那引以为傲的酷似刘德华的鹰勾鼻子了，在节目中多次作为被洗涮的对象。
从开办之初的何炅李湘维嘉的三人组合到后来谢娜的加入，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李维嘉以外其他三位主持人都成了中国娱乐界鼎鼎有名的明星，而李维嘉依旧不温不火的在主持界生存着。
但并没有像何老师一样对于节目有“非你不可”的重要意义。
李维嘉在《快乐大本营》中的存在更多的像是充当了何炅的一个辅助的角色。
在何炅分身乏术之余很好的分担了他的压力，也是节目流程的主要引领着之一。
不过作为一名节目主持人鲜明的性格特色是很重要的，这也正是维嘉所欠缺的，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主持当中李维嘉便不是那么的出彩。
但他与何炅的配合倒是十分的默契，就拿许志安上节目的那期，维嘉与何炅一起用湖南话读顺口溜显得特别自然。
而且它本身和何炅也是很好的朋友。
大概维嘉之所以还留在现在这个舞台上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何炅所展现出来的这种默契有着很大的关系。
姓名：吴昕 姓名：杜海涛性别：女 性别：男民族：汉 民族：汉出生日期83.1.29 出生日期：87.10.28身高：162CM 身高：180CM体重：46KG 体重：77.5KG出生地：沈阳现居城市：大连 出生地：沈阳毕业\\\/就读学校：大连外国语学院 （法语专业） 学历：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在读）主要特长：舞蹈 唱歌主持 主要特长：表演 唱歌 书法 2005年底，湖南卫视潜心打造并推出了《闪亮新主播》主持人选秀活动，掀起了继“超女”之后湖南卫视又一轮收视热潮。
令人意外的是，此次活动完全摒弃了传统的主持人选拔方式，在报名条件的设置上，除“年满16岁”外，对长相、身高、普通话、文化层次等不设任何门槛，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大众娱乐的宗旨。
最终，普通话不标准、形象也不突出的小眼睛男孩杜海涛凭借机灵的反应、幽默的言语，出人意料地夺得了冠军；外形娇小、阳光可爱的吴昕获得亚军。
到了2006年3月，观众惊奇地发现，《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出现了五个主持人，除何炅、李维嘉和谢娜外，从(闪亮新主播》选出的杜海涛和吴昕也加入了主持阵营。
应该讲吴昕和杜海涛的加入多少有些幸运的成分。
《快乐大本营》为摆脱老的节目形式带给观众的审美疲劳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借这样一场民间选秀的超高人气以期来达到节目的变革。
吴昕和杜海涛很好的搭上了这趟列车。
先来讲吴昕，吴昕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因此在节目的造型上也是走的清新风。
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她并非科班出身，所以在身上欠缺了一些主持人的专业素养，因而在这个节目的走向上感觉不是那么的自然。
观众很多时候都看不到她，往往一期节目下来，她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1O句，而且大多只是在附和其它主持人，缺少灵动。
有网友如此评价：吴昕缺少“娱乐细胞”，在节目当中可有可无。
似乎在很多人严重吴昕的存在更多的是充当一个花瓶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呢这样的言论也有失偏颇。
能在全国各地的主持人中脱颖而出成为“闪亮新主播”的亚军，其实力不容质疑。
换句话讲我们只能说或许就吴昕本人的个性而言不太适合主持娱乐类节目。
更客观的是首次主持娱乐类节目的搭档居然是老辣的何炅与谢娜，这样成为“边缘人物”似乎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吴昕在这个节目中也有着他的作用。
由于是从民间性质的选秀节目中走出来的主持人，身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满足了普通人对零距离接触明星的愿望(有时面对明星她会脸红,不知所措,还和FANS打招呼我代替你们和他握手,拥抱哦)。
她站在舞台上就像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代表，尤其是她的笑容相当具有感染力，你会觉得她就像是邻家的小女孩一样，也使观众倍添了亲切感。
再来讲杜海涛。
海涛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就是眼睛很小，这也成为了被同伴开涮的一个主要点。
整体而言海涛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他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加上一个胖胖的外形本身就给人很强烈的喜剧感，并且他的模仿能力也特别强。
在主题是“红起来”那一期节目中，海涛随着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的音乐，一个肥肥的人在激情四射的载歌载舞，从一开始到最后观众都笑个不停。
如果说维嘉的存在是为了辅助何炅，那么海涛的存在则像是谢娜的一个翻版，他两就是为了活跃气氛而存在的。
有什么要模仿的海涛也总是被推在前头。
而他自己更是被其他主持人开涮的常客。
在一期节目中杜海涛穿了一条造形奇特的裤子，节目一开场，何炅等主持人就开始了对杜海涛的调侃：何灵：“我们一块来看看今天海涛的裤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娜(对海涛)：“你是带着两条拖把上台的吧?” 维嘉：“大家不知道，今天海涛刚去完厕所，我们保洁的阿姨就说：‘唉，今天厕所怎么那么干净。
”何炅：“是啊，一边拖还一边吸水。
”现场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所以海涛和谢娜一样都是为这个节目牺牲最多的角色。
不过在整个节目中杜海涛要么就是扮丑角用以衬托嘉宾，要么就是三位主持人刻意为其留话，真正自己主动表达的不多。
但是呢《快乐大本营》终究是何炅与谢娜的舞台，从这点上讲杜海涛与吴昕倒是很好的完成了作为陪衬的作用。
2012中央台放的一个美食节目，讲的是一男一女外景主持去全国各地寻找当地美食，我是6到7月份看的，忘了是
是消费主张吗
还是那个旅游风向标啊
有一个CCTV内部晚会内容
50年来，人们特勒为何在第二界大战中屠杀600万犹太人这史悬念进行量的研究与分析。
现在欧洲颇见流行的观点有二：一是“目的论”；二是“机能论。
”然而，从他们分持的这两种观点的实质内容来看，在历史逻辑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与史实明显相悖的现象。
一 “目的论”者认为，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是出于争霸世界的目的，这是一种按常规逻辑的推论。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不反对其他反抗其争霸世界的民族实行像对待犹太人那样的灭绝政策呢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二占期间，欧洲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内，为了反对希特勒争霸世界的企图及其法西斯暴行，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半争。
欧洲各国民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已经构成了希特勒横行的严重障碍。
但是纳粹党徒们自始至终却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来对待这些欧洲当地民族，也就是说，希特勒自始至终没有对这些当地民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和暴行。
人们不禁要问，希特勒为了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为什么只对犹太人采取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反而对有碍于其目的实现的其它民族“网开一面”呢
显然，“目的论”者的推论忽略了这一史实的特定逻辑性。
“机能论”者认为，数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之际一种报复心理及补偿心理驱使的行为。
这种推论更显得乏力。
二战史实显示，纳粹德国在战事上的真正失利，应当以1943年2月2日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为标志。
客观地说，在此以前，德军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进攻态势，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内部在战略思考上甚至连战事失利的预感都不存在。
但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以前的时间里，早就开始了屠杀犹太人的罪恶。
1939年9月，二战爆发不久，德国法西斯占领波兰后，残酷杀害了无数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籍犹太人。
1941年6月23日，“旺湖会议”通过“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之时，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军事实力仍处于优势。
这史实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希特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逐步升级的暴行。
实事求是地讲，不论是“目的论”还是“机能论”，均未跳出通常人们在社会历史领域探讨历史事件的一般思维框架的束缚。
人们在考察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探索其产生的原因时，往往首先考察其动机如何。
至于为什么产生如此这般的动机，而不产生如此那般的动机则探究得不够。
“目的论”或者“机能论”，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各异，但就二者的实质而言都可归到“动机论”之列。
其实，寻得动机只是认识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的入门。
若能以此为契机，深入研究，就不仅能挖掘到真正的原因，甚至有可能证实自己原先发现的动机是否确切，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看法。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动机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不是产生行为的原因，动机只是原因到行为的中介，原因是复杂的。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现实原因。
人的行为、历史事件也莫不如此。
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但这不等于说目的性就一定是构成行为的原因，最多也只能权当原因的某一要素，甚至有的情形其目的就是其行为本身。
就其全部内容而言，原因无一不是深沉的。
希特勒杀害600多万犹太人，其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要灭绝犹太民族，究其原因的话，那就是必须回答他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
二 从史料上分析来看，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互相联系而又逐步升级。
第一阶段：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到1938年11月9日上演“砸玻璃之夜”丑剧的前夕为止。
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从形式上讲，基本上保持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温和”状态，实质却是为他们为最终消灭犹太人扫清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障碍。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此后，就开始了他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从此，灾难就降临到犹太人头上。
最初，纳粹德国采取抑制犹太人的措施。
主要是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法官、律师、医生等；不许犹太人进入公共娱乐场所；不向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
这一政策的实施，限制了犹太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使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降为“次等公民”。
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抑制犹太人的政策进一步升级。
希特勒在会上宣布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新法律，使犹太人再次由“次等公民”降为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居民”，从此失去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一切法律保障。
接着，纳粹德国根据这个新法律，强行把这些“国家居民”驱赶出境，移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完成了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权利的升级。
第二阶段：自1938年11月9日的“砸玻璃之夜”至1942年1月20日的“旺湖会议”为止。
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基本人权上剥夺犹太人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形式上完成了对犹太人从财到命、从灵到肉的浩劫的一切准备，即守成了由“文”到“武”的浩劫的过渡，最后剩下的只是最终从肉到体上消灭犹太人了。
1938年11月9日，经过希特勒及戈培尔等人的精心策划，由纳粹领导集团的导演和怂恿，爆发了史称“砸玻璃之夜”（又译“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
这天晚上，德国各地以及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走上街头，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公然迫害和凌辱犹太人。
在这一惨案中，据统计有36名犹太人被杀害，36名重伤，267座教堂被焚毁，7500余家犹太人商店被捣，3万余名犹太男子在家中被捕，押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嗣后均被害或折磨致死。
经济损失仅砸玻璃一项就高达600万马克之巨。
丑剧发生后的第3天，纳粉德国的多名部长在戈林的召集下，召开了一个专门研究犹太人的会议，策划着剥夺犹太人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
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带一个具有侮辱性质的标记；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
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说：“这次暴行和接着根据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使得没有任何组织的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 1939年9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大肆杀害犹太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实施杀害犹太民族的行动计划。
次年春天，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在积极策划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时，把这项罪恶的任务交由党卫队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的特别行动队执行。
1943年6月23日，苏德战争爆发。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希特勒掳杀犹太人的罪行进一步加剧。
跟在进攻部队后面的党卫队和特别行动队采用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忍的手段来消灭犹太人。
这些被害的犹太人全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形下遭杀害的。
据一名叫莱斯基的党卫队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后来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个措手不及。
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
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
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
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
”灭绝行动按原计划例行公事式地从容进行，到了一处，他们“立即从当地居民中得到拉比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召他们来，命令他们去召集当地所有的犹太人来登记、注册，以便于重新安置。
犹太人居民对纳粹的计划一无所知，往往信以为真。
”证词中所说到的“重新安置”就是指残杀、活埋和押送集中营。
这名指挥官还叙述了其中的惨景。
由于当时苏联的传播媒体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没的报道纳粹的反犹罪行，使得大多数的苏籍犹太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临头，而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束手待毙。
在整个欧洲战区，一场对犹太人的掳杀性浩劫全面拉开了。
第三阶段：自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着的“旺湖会议”开始至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使纳粹德国的覆灭为止。
这个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最终解决”犹太人，形式是彻底的残暴、骇人听闻的残杀，实质就是最终实现灭绝犹太人。
1942年1月2日，在纳粹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召集了包括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在内的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旺湖（又译万湖）旁边的一座别墅里开会，研究布置大规模系统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是将通过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留存的抵抗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
说穿了，“最终解决”的办法，一是把犹太人毒死或折磨致死，二是酷刑处死，一句话就是最终消灭。
“旺湖会议”后，纳粹德国全面实施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措施。
根据当时负责搜捕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艾希曼1944年8月的一次谈话证实，那时死于灭绝营的人数有400多万，被用其他方式杀死的人数有200万。
其中除了极少数其他民族的反法西斯人士外，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追述历史，是为了说明问题。
上述史实表明：①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12年多的时间里，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反犹灭犹政策，都是旨在剥夺犹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直至肉体上灭绝他们。
所有这些，只是形式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
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各项生存权利时，从肉体上消灭就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
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希特勒的杀机贯穿了其反犹灭犹的逐渐升级的三个阶段之中。
如果硬要加以区别的话，那么，第一阶段可谓是为杀机作各项准备；第二阶段则是显露杀机；第三阶段应该定性为全面实施杀机。
“旺湖会议后，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只能看作是希特勒“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一步。
实际上，种族报复、种族仇杀早就开始了。
②希特勒的杀机是针对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而对其他民族从未开启此杀机。
这绝不是他的仁慈。
这里面深藏着希特勒制造这个历史之谜的特定逻辑性，这就成了我们解开这个历史悬案的契机。
三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
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
”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
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
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
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
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
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
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
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
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
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
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
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
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
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
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
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
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
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
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
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
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
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
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
“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
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
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
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
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
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
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
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
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
”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
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
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
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
”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
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
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
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
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
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
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
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
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
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
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
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
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
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二战胜利结束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
人们在分析研究这场犹太人遭受灭绝性大惨案时，应当从中吸取以下教训：①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应该断然了结。
宽容地审视过去，坦荡地迎接未来，祖辈的恩怨，后代不宜相继。
②宗教必须与政治相分离。
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不得利用宗教情绪。
宗教活动应该置于法度制约之下，使宗教信仰成为信教群众的个人私事。
③国家生活必须民主化、法制化，构建起防范任何形式专断与独裁的政治运行机制，使民众关心国家事务，且又不狂热和盲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世界永久各平，让所有民族平等和睦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对象”这一词的来历是什么
对象的由来 人们习惯把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叫“搞对象”或“找对象”。
“对象”一词是怎么来的呢
这其中源于一个有趣的神话传说。
在造世之初，男女原是连体而生，好像海蜇一样是雌雄长在一起的。
那时候，世上的夫妻从脱娘胎后就在一块儿，走到哪里也不会分离。
谁知如此欢快的人间，却遭到天上一个“二尾子神”的忌妒，他想：我贵为神，身子却不男不女的，连那些凡人都不如，非拆散他们不可
于是，他招来手下的神兵，把天下的人类召集到一起，用刀把男身和女身砍开，再使法刮起大风，把被分开的夫妻吹得世界各地都有。
这一来，男的找不见自己原来的妻子，女的见不着自己原来的丈夫，都伤心得大哭起来。
天上的听到人间遍地哭声，忙命人拨开一看，见是“二尾子神”在作恶，即命天将把他捉到天庭，乱刀砍成万块，抛到人间。
接着又打发高媒神下凡，帮助世人把自身的那一半找回来，仍然配成夫妻。
高媒神下凡后，整天为人类奔忙，累得头昏脑涨，免不了弄错，把李四的一半身子往张三身上安，把的身子配给赵六。
这样一来可乱了套，被配错的夫妻都吵闹着去找高媒神。
高媒神只好把他们再分开，让他们各自去找身上失去的另一半。
从此，世间就留下了离婚休妻的恶俗。
知道这事后，只好把最有能耐的仙派到人间，帮助人类寻伴配对。
仙让大家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身子时，不要匆匆忙忙结合，先互相间相一相，对一对，如像就重新结合，错了再重找。
相媳妇的习俗就是从此留下来的。
摘自 “老婆”的由来 “老婆”这个称谓，最初的含义是指老年妇人。
后来王晋卿诗句有云：“老婆心急频相劝。
“这一“老婆”是指主持家务的妻子。
因此，后来称呼自己的妻子叫“老婆”。
“老婆”与“老公”这类叫法，都含有“相濡以沫、恩爱长久”的愿望。
「老婆」者，妻子也。
何以妻子称为「老婆」
这里面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哩。
传说很久以前，有位名士叫麦爱新。
他见其妻年老色衰，产生嫌弃老妻，欲纳新娇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副上联放在案头： 荷败莲残，成老藕； 其妻看到后，已明白了丈夫的意思，提笔续写了下联： 禾黄稻熟，吹糠见米现新粮。
这下联中以「禾稻」对上联的「荷莲」，以「新粮」对「老藕」，不仅对仗工整，比喻贴切、形象、通俗新颖，而且，「新粮」与「新娘」谐音见义，麦爱新读之不禁拍案叫绝，深佩其妻，再思前想后，夫妻恩爱几十年，实在负心内疚。
他终于打消了弃原配娶新妻的念头。
妻子见丈夫有悔改之意，于是挥笔写道： 老公十分公道； 麦爱新对随之续了下联： 老婆一片婆心。
自此，老婆就包含着丈夫跟妻子白头偕老之意。
渐渐地，妻子的爱称—「老婆」就相传开了，一直沿称到今天。
■版“老公的由来” 台湾流行说，女孩子在电视里面讲，我老公怎么怎么样，老公就是丈夫，叫老公，按照清朝的标准，这字不能用的，清朝的老公是什么
清朝老公是妓院里面妓女骂妓女的话，妓女骂妓女，说你今天晚上陪老公，陪老公什么意思
老公是指宦官，宫里面的太监，太监什么人呢
是有性欲无性能的人，他不能够发生性行为，可是他有性冲动，怎么样呢
他就是花样最多了，咬你妓女的肉，肉都咬死了，所以妓女在诅咒妓女的时候，妓女相骂的时候，就说今天晚上你陪老公，陪老公就是说，陪这种没有生殖技能的男人，来折磨你。
可是今天，女孩子在电视公开说，我老公对我很好，老公就变成他丈夫了，在清朝听起来，这是笑话。
虽然里面也有老公两个字出现，孙悟空就讲过老公，可是呢，这个真正的老公定型的语义，是在清朝的时候在妓院里面出现的，出自女人之口，都是出自妓女之口，今天老公是出在良家妇女之口，并且不是用来指太监，不是指宦官，而是指自己的丈夫。
经济人假设基本内容。
在布坎南的阐述中，包含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即“经济人”假定。
布坎南以“经济人”这一假定为分析武器，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特别是对公共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并由此证明政治领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为“经济人”
微观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并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特点。
根据这一假定，布坎南认为，通过类似的行为假设，也能够对集体选择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些基本的预测。
它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保证了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
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采取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标准，在市场选择领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选择领域，自利的人又变成了“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
其次，它是进行制度比较分析的理论前提。
制度比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么体制下，可能产生最坏的政策结果及避免产生最坏政策结果的方法，并且探讨什么样的体制会是最好的。
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就不存在坏的体制，同样也无法解释现实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坏的政策产生的原因了。
基于“经济人”这一假定，布坎南进一步提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政府失灵”研究 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
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
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
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
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
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干预会产生“负效应”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弥补这些缺陷。
布坎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
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
布坎南认为，所谓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
一般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理论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拟定方案，最后由选民投票确定的政策，像重大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国家前途影响较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等。
第二类是由政府的高级领导层拟定方案，如联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拟定的方案。
第三类是由政府部门全权独立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宪法等法规来保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是照章事。
这里仅以第三类政府政策拟定的方案作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对象。
就这类政府政策而言，因为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难以符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
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
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个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然后再虔诚地等待它的恩赐。
理性的做法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
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
政府失灵说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①缺乏竞争压力。
在美国的政府机构里，由于相当一部分官员和公务员，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②政府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
布坎南认为，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
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发生。
其次，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了资源浪费。
还因为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
③监督信息不完备。
从理论上说，政治家及公共服务机构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及司法、审计监督等，以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的效力很可能因为信息的不完备而降低、甚至失去。
这是因为监督者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能，必须对被监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向监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监督者，由于政府部门对其经营业务有着自然的垄断性，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来封锁一部分公共产品所涉及的有关资源和成本的信息。
因此，监督者根据被监督者提供的不完备的信息所进行的监督，其实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寻租活动。
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如纺织业寻求政府的关税与配额的保护，将外商拒之于国门之外，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而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金。
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利润）的一种再分配。
因此，寻租行为具有非生产性特征。
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寻租行为有4种：一是政府定价；二是政府的特许权；三是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四是政府订货。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
正如布坎南所说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
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
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毕生探求的是市场经济持久繁荣的政治制度基础。
布坎南在198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区分了“规则的制定”与“政策的制定”。
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政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规则或者宪法秩序的设计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规则的实施阶段。
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第一个阶段是博弈规则的设计，第二个阶段是博弈的阶段。
如果将社会博弈比喻成一场体育比赛，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设计好比赛规则；在第二个阶段按照事前设计好的规则来比赛。
就像体育比赛要有清楚的比赛规则一样（没有清晰的规则，比赛必然一片混乱），经济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有效互动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是共识。
否则，可以想见，经济政治中就会出现很高的交易费用和低效率。
例如，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就可能不会有长久的规划，这样本来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使所有人都变好（帕累托改进）的投资就不会发生。
更坏的是，这种没有事前界定好规则的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强盗逻辑，即没有规则的规则——“丛林规则”，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肯·宾默尔也说，“界定清晰的社会契约是市场出现的先决条件”。
所以，第一个阶段即事前的规则设计至关重要。
布坎南认为，最公正的宪法秩序应该是在“无知之幕”后设计出来的。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类型（即属于哪一类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大家通过形成共识来达成宪法秩序的设计。
虽然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对同质性的社会，还是比较接近这个理想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规则应该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宪法秩序设计的过程中，人们都知道了自己的类型；在一个利益分化的异质性社会中，最后形成的宪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妥协的结果。
因此，排除革命的话，和平的宪法秩序设计要满足所有类型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参与约束就是要保证每类人接受宪法秩序设计后不比原来的状态差（即每类人愿意参与），激励相容约束就是在满足参与约束的情况下，每类人的行为尽可能与社会目标相吻合。
我们知道，在异质性很强的社会，这两个条件都很难满足。
拿参与约束来说，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会中，宪法秩序设计很有可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这样既得利益集团很可能就不会赞成宪法秩序设计，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与社会目标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励相容约束也不满足。
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越严重，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就越困难，因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就越难满足。
所以，宪法秩序改革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地看，宪法秩序民主和经济发展都比较好的国家，往往是在那些宪法秩序确定的时候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比较低的国家。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起点公平对于宪法秩序的设计和持久繁荣的重要性。
美国自立国之初，政治家们（尤其是杰斐逊）就认为，初始经济禀赋的平等和相对平等的财产权利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被称为“杰斐逊主义”，也是美国主流的政治哲学之一。
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将这种哲学灌输给并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家政府。
日本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财阀，并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
与此同时，在美国影响下，韩国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
在政治上，初始禀赋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团问题不严重，容易达成社会共识和社会契约（宪法秩序），政府可以实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局面稍有不利，因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比较大。
但宪法秩序的设计对于中国的持久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没有界定好比赛规则的体育比赛会出现混乱一样，中国若要维持持续繁荣，绕不开宪法秩序的设计。
在中国收入差距已经很高、利益群体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宪法秩序的顶层设计就变得很重要，这样可以绕过利益群体的干扰。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性，这样可以创造一个动态平等的社会，也有助于实现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证。
这位自称“田纳西农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语速平缓，眼神沉静，喜欢使用令人紧张的多义词或隐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样表述的思想于是有了强烈的“内在冲突”。
从他的著作中常可感受到这一经验主义信条——亚当.斯密恪守了这一信条，时刻警惕着不将具体情境内的观察和命题推广为一般命题或“定理”（任何懂得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使用“定理”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布坎南常用来描述他自己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这样一个短语：“notabsolutelyabsolute,norabsolutelyrelative,butrelativelyabsolute”（我的态度既不是绝对地绝对的，也不是绝对地相对的，而是相对地绝对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识到现实政治失败之根源是没有原则——政治人物和他们制订的公共政策越来越追寻短期利益，这是布坎南为1998年这本著作提出的最紧迫任务。
与他的其它著作一样，他的理论从未离开美国现实。
原则，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为他晚年不断呼吁的核心观念，并且在这一意义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奥地利学派。
“金融危机”之后，他呼吁将“货币”问题提升到立宪层次来讨论。
凯恩斯经济学占据主导，通货膨胀政策成为侵吞人民财产的主要途径。
财产权是社会正义的核心，也是美国宪法的核心。
在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视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则），属于立宪范畴。
上帝死了。
在各国，无一例外地，政客们（以政治为追寻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渐驱逐了政治家（以政治为实现更高理想之舞台）。
货币政策，与外交、教育、人口和社会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样，不再有原则。
于是，哈耶克鼓吹的“货币非国家化”政策正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宪法议题（参见EdwardPeterStringhamandToddJ.Zywicki，2011，“Hayekiananarchism”（哈耶克式无政府主义），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
与其听任这些政客如中国各地政府的“卖地财政”这样滥发纸币，为何不将铸币权交给自由竞争的民间钱庄呢
纸币的价值敏感依赖于发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声。
政客和钱庄，谁更珍惜名声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发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后一章的脚注里批评哈耶克“盲目相信传统”，后来又在讨论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负》初稿的小型研讨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批评（当然是友善的）。
布坎南的立场，他说：“与罗尔斯的更接近”。
事实上，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主旨就是论证哈贝马斯1980年代发表的“社会交往”理论与奈特（FrankKnight，布坎南的老师和布坎南心中的两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发表的“自由对话”理论，有无法忽视的相似性（Dalibor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Rawlsonfreedom,personhoodandconstitutionalchoice”，TheEuropeanJournalof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vol.19，issue1，pp.23-43）。
现实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败，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布坎南写道（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经济学，如它在80年代的那个样子，是一门忘记了最终目的或意义的‘科学’……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领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实是文盲，……他们似乎是一群被阉割了意识形态的人……。
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产着这样的训练有素的和高度机智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被训练为幸运地可以无视他们学术事业的最高宗旨的匠人。
他们绝不感到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说服和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些有关一群自由个体究竟如何能组织为可以相当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且不发生导致社会解体的重大冲突的社会过程的理念。
”我特别喜欢布坎南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传真问卷里全文加以引述。
这段文字最后一句的关键词“社会过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发表于《伦理》期刊阐述了“freediscussion”（自由对话）的那篇文章的关键词（Frank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socialprocedure”，Ethics，vol.52，no.3，pp.253-274）。
似乎意识到布坎南即将离去，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专号。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在这期专号发表了一篇情谊深厚的文章，“onJamesBuchanan”（论布坎南）。
与众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话：布坎南的贡献很多，择其最重要者，森认为是：“Thecultivationofthetasteforpublicreasoninginanopen-mindedway,whichJamesBuchananhasdonesomuchtoadvance,isoneofthefeaturesofhisgreatnessforwhicheconomistsandothersocialscientists—andindeedtheworldatlarge—havemuchreasontobegrateful”（开放心态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贡献最为卓著，是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事实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为布坎南这一伟大特质而感激他）。
森在这篇文章里宣称，在追寻这一思路时，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majorheroofmine”）。
森的评价，在我看来极中肯。
在公共领域，大众需要发言，可是大众容易有两极化的倾向。
布坎南长期努力于陶冶一种更复杂的从而可以超越冲突的话语品味，在公共领域尤其难得。
所以，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能是“教育民众”。
因为，这也是奈特的见解：公众普遍地很难接受哪怕是最肤浅的经济学原理及其运用所得的结论。
综观布坎南毕生的思考与表述，我感触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视为最紧迫任务的“基于原则的政治”。
虽然，“末法时代”，有原则的政治很难不被无原则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对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失败之处，公共选择理论只不过为他们的意识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解他们所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读者需要了解为什么政治在各地都已失败，以便为中国寻找更可能不失败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败”的涵义。
布坎南，更接近罗尔斯的“契约主义”立场。
最出色地为这一立场辩护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伦（参见ThomasM.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andutilitarianism”（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inAmartyaSenandBernard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andBeyond）。
任何政治行动，不论在主持者看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功，只要违背契约，就是失败的。
宪法是一套政治契约，不论是罗尔斯还是他的批评者都会同意，宪法的基本职能（在罗尔斯解释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主要制度”的意义上）是维护社会正义。
以契约主义阐释宪法的这一职能，用斯坎伦的朴素语言就是关于“whatweowetoeachother”（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或义务）的基本原理——斯坎伦1998年以这一短语为标题发表了他的名著《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政治的成功或失败，于是取决于它是否实现了最初的承诺。
政党落实它对人民的承诺（政治契约），是基于人民支持而取得权力的政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
在多党竞争的或在党内多派别竞争的体制内，执政者本应超越党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JeremyBentham），所谓“立党为公”（他的公共“价值”）。
这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2章第3节“社会状态的排序”关于选民行为的基本假设（KennethArrow，1951，SocialChoiceandIndividual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称之为“公民意识”假设——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领域里的“价值”不应被他在私人领域里的“口味”主导。
否则，就没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HannahArendt，1958，TheHuman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
阿罗说（上引著作第1章第1节），他的老师奈特多次指出，在与自由市场体制相类的民主政治体制里，选民也如同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一样只根据他们的“局部知识”投票，于是“公共选择”总是倾向于强化“特殊利益”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获得更大的代议权）。
不论如何，阿罗声明自己的论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内容”。
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师，也是阿罗的老师。
与阿罗相比，布坎南与这位老师更相似，他始终在探究民主的实质（内容）。
原则，是政治家的生命。
与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
原则是信仰的政治表达，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
政治普遍失败，因为政治家在各处都已消失。
奈特的预言，与他的其它预言一样应验了。
以“幂律”方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说是奈特预言的晚近验证。
更早的验证发生在中国。
张君劢（素享“民国宪法之父”美誉）在1948年发表“民国宪法十讲”总结辛亥以来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训时发表的见解，与上述相类。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离世，享寿93岁。
他的祖父曾任田纳西州州长，这位州长的孙子却因家境清贫而养成了务农早起的习惯。
政治，从不承诺为掌握权力的个人带来财富。
乔治.梅森大学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House）是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公室。
小木屋被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间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
老松对面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
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格格不入，却充分表现了布坎南的“低调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