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利院献爱心的主持词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道德风尚。
……*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因为您们的劳动，才创造出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和幸福生活；您们经过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坎坷，如今你们不用再辛勤劳作，可以安享晚年。
希望我们能给您们的晚年带来一些快乐，希望全社会都关注老年人的幸福。
——我的意见：主持人不要长篇大套，以免老人们不耐烦。
最好简练些。
话题要轻松活泼。
比如开始上来问候一声：爷爷奶奶们，你们好
然后带领大家一起活动一下四肢，作简单手足操。
热热身，提提神。
或者合唱一首老歌。
这样大家都活跃起来投入其中。
再开始节目。
中间也要穿插能让老人们参与的环节，比如提问，比如有没有可以推举出来的人表演一个小节目。
活动过程中观察老人们的反映，是否感兴趣，是否走神，然后及时活跃气氛。
祝你们成功。
去福利院慰问老人的发言稿200字
去福利院慰问老人的发言稿亲爱的爷爷、奶奶们： 你们好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快要到了，在这传统的节日来临之际。
我们很高兴能来看望你们，并且尽我们的能力为爷爷奶奶们做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能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能给爷爷奶奶们带来快乐。
关爱老人、尊敬老人、孝敬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的文明体现，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帮助爷爷奶奶们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给爷爷、奶奶们多一份关爱，形成全社会爱老、尊老、敬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气。
将这种美德不断发扬光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次活动也是我们的一次自我教育。
爷爷、奶奶们，你们曾经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你们的汗水和辛劳，我们在享受着幸福的生活更会牢记你们曾经的贡献，正是无私付出、辛勤劳动带来了今天社会的繁茂发展、安定和谐。
最后，衷心地祝福爷爷、奶奶们节日快乐、健康长寿。
关于维护社会公德的故事
（急急急
十万火急啊
）最好是名人的。
这些人物的故事都是，希望这些对你有! 2006年令国人感动的十大爱心人物 根据统计，中国每年有75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需要帮助，有近200万流动儿童失、辍学需要资助，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提供扶持，还有许多受灾地区的群众需要救济…… 人口众多的中国，不仅需要胡润百富公布的2006胡润慈善家排行榜、2006胡润慈善企业排行榜上的余彭年、杨澜、黄如论、牛根生、李书福等大慈善家们，更需要无数置身于基层弱势群体、随时随地输送爱心的“草根”人士或“准草根”人士。
他们是自发的行为，他们是民间的力量，他们是爱心的自然流露，和大慈善家相比他们只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行雪中送炭之实，因为他们就在群众之间，“弱势们”能直接感受到温暖。
这样的爱心人物众多，在此我只列出十位被媒体曝光、令人感动的爱心人物，起到以身示范的作用。
№.1 爱心歌手丛飞 人物介绍：丛飞原名张崇，1969年10月生于盘锦市大洼县的农村。
初二辍学，后考入，1992年毕业，到广州闯荡，1994年到深圳。
1994年8月开始长达11年的慈善资助。
作为一名著名歌手，丛飞商业演出频繁，本应该生活富裕。
但他10年来倾其所有，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资助失学儿童和残疾人178人，自己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不惜向生命借贷。
4月20日电20日20时40分，丛飞因病医治无效在人民医院去世。
37岁的丛飞生前立下遗嘱捐献眼角膜，以他最后的爱心之举，将光明永远馈赠社会、将爱长留人间。
厚氏点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在丛飞的身上，我们重新找回了不仅仅是善良，不仅仅是爱心，而是一种对爱的给予的一种坚定和信仰。
当他自己还没有当父亲的时候，他就用父亲那样的眼神看着那么多的孩子，孩子的眼神让他心动让他行动，当他即将绝别人世的最后一个瞬间，这个曾经感动14亿中国人的丛飞还决定要把光明、把温暖、把爱的信仰留给人间。
人民会永远记住他
爱心指数：★★★★★ №.2 美女博士李静 人物介绍：李静是神经内科的在读博士。
11月29日，李静通过媒体报道得知小青松患病的消息后，就向丈夫提出想给孩子捐款，两人商量后决定将李静到部队12年来的工资和补贴，共计6万多元捐献给小青松治病。
“是这身军装让我想到责任。
”李静说：“我17岁就成为军人，12年的部队生活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作为一名医生，我更有义务为那些有困难的人奉献一份爱心。
” 厚氏点评：大哲学家弗郎西斯．培根曾作过这样一个比喻：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显美丽。
是的，其实每一种美德都是出自善良的内心，它让人们肃然起敬。
李静博士不仅仪表美，而且她心灵美，她是一个真正美丽的人
爱心指数：★★★★★ №.3 影视明星李亚鹏 人物介绍：英文名：JED Lee 生日：9月27日 星座：天秤座 血型：O 型 体重: 78KG 身高: 183cm、 学历：北京 艺术成就： 电视作品：等 电影作品：等 和王菲所生的女儿李嫣患有先天性唇裂，这一事件曾被媒体广泛关注。
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的不幸，更让他们深深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具有先天性残疾孩子的父母，所要承受的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及经济压力。
因而李亚鹏夫妇决定，以成立一个基金会的形式来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又患有先天性唇裂的儿童。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之后，夫妇俩正式在的支持和管理下，设立了“”———专门帮助贫困家庭的唇裂儿童进行治疗的专项公益基金。
12月6日，北京某福利院1岁半的孤儿小峰成为“嫣然基金”救助的首名唇腭裂患儿。
厚氏点评 李亚鹏博客语）南美有一个传说，唇裂婴儿是降临到这个世界的神。
国内如同嫣儿之“神”者每年数十万之众。
嫣儿在美国所接受的矫正术在国内尚属空白，我们已在联络美国的医院及国内医疗机构，准备和几个朋友一起捐助一个慈善基金，来帮助这些神灵。
希望善良的人们多予支持，希望善在你我之间流动，希望善让这世界更可爱——厚氏读着你的“感谢”一文眼泪自然的流了出来，一个男人、丈夫、父亲的的深沉感情感染了我，以前残留在脑中的关于你的娱乐界负面影响早已被荡涤干净。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让人感动 爱心指数：★★★★★ №.4 血性汉子穆迅 人物介绍：在的，有一个作建材生意的男人他的名字叫穆迅。
几年前因和妻子感情不和，被妻子逼着离了婚。
离婚后唯一的女儿随了妻子，穆迅每月按时支付母女二人2000元的生活费。
后来穆迅有了一个叫吴晓黎的女朋友，两人很是投缘。
有了吴晓黎的帮衬，穆迅的生意做的顺风顺水，有了房也买了车，就等着找个合适的日子结婚了。
就在这时，女儿哭着告诉他妈妈得了胸腺癌，非常严重，穆迅的脑子一片空白。
穆迅回去就把王福华的事对未婚妻吴晓黎说了，也把自己的打算说了。
吴晓黎是个善良的女人，支持了穆迅的想法。
从此穆迅一门心思的扑在了为前妻看病治病上，生意放下了，积蓄花光了，高昂的治疗费用让他卖了房子再卖车，直到倾家荡产。
为得到更好的治疗，穆迅把王福华送到了北京，目前已经欠下北京医院的医疗费20多万元。
现在王福华仍在治疗中，穆迅和他的未婚妻也仍然无怨无悔的为这个病人奔波着，劳碌着。
厚氏点评：穆迅和他的未婚妻，现在租来的小屋里暂且栖身。
他用一种献身的精神顽强的拯救着他的前妻。
他的一起经商的伙伴由衷地向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是个男人
是的，厚氏要说穆迅是个血性汉子
爱心指数：★★★★★ №.5 最美的继母武雪梅 人物介绍：2006年国庆节过后，河南魏都区丁庄办事处丁庄社区农民丁向力的女儿丁亚星被诊断出得了白血病，这个10岁的小女孩3岁时就失去了亲生母亲，而今又被重病折磨，急需巨额医疗费拯救生命。
为了给丁亚星筹集医疗费，她的继母武雪梅于11月14日在许昌市区街头下跪求路人捐款。
此情此景感动了同村人和很多路人，纷纷帮助她募捐，后新华社、将武雪梅称为“中国最美的继母”。
厚氏点评：尽管头发散乱、衣衫破旧、双眼通红，但她的伟大无私感动全国，在媒体报道继父母虐待非婚生儿女的案件层出不穷的今天，武雪梅被媒体誉为“最美丽的继母”真真当之无愧
爱心指数：★★★★★ №.6 退休老人乔秀文 人物介绍：退休户籍民警乔秀文是晋源区金胜镇人，他几十年如一日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却慷慨解囊资助孤儿或贫困学生上学，救治贫病交加、生命垂危的陌路人。
他还想方设法为群众办好事，他为孤寡老人送米、送面；为瘫痪老人按摩、陪其聊天；他逢年过节主动打扫公厕卫生……他用平凡的事迹感动着周围的人，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图中是乔秀文与他资助的“山里娃”及孩子们的父母在一起。
厚氏点评：乔秀文老人曾被评为“全国公安系统学雷锋先进个人”，一个人干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干好事。
他尽管帮助别人时出手大方，但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
他现在仍住在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小二楼里，厨房是在楼梯下面搭建的。
电视机是女儿淘汰的，家具是20年前的。
一辈子骑了一辆自行车，车轮胎换了几十条。
他那身行头已穿了二十多年了，过年过节亦是如此。
他的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爱心指数：★★★★★ №.7 退休老兵殷昌杰 人物介绍：今年79岁的殷昌杰老人是一名退伍老兵，1999年从台湾来到厦门，租住在厦门集美大学附近的一所学生公寓内，打算在此安度晚年。
在一次和学生们聊天的过程中，老人发现很多大学生家境贫寒，便萌发了用自己的退休金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想法。
他先后拿出几十万元的收入资助上百名贫困大学生。
值得深思的是，6年来，老人资助的几百名贫困学生，居然很少有人向他表示谢意。
6年来，老人只收到过一张贺年卡，还没有署名。
厚氏点评：老人的事迹让人感动，可学子们连一句谢谢都说不出口，可悲
再说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
自从我们懂事起，父母、老师就教我们要使用这句话。
何况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
由此也凸现我国应试教育的失败，更显出殷昌杰老人的伟大
№.8 捡破烂老人姚义德 人物介绍：姚义德今年52岁，是河南社旗县朱集镇古城村人，他的老伴孙庆荣今年58岁，也是河南人，夫妇俩20年前来到海南至今一直靠捡破烂、干杂工为生。
老姚的亲生孩子有3女2男，最大的今年30多岁，最小的也20多岁了，都已在海南成家。
从1988年开始至今，老姚夫妇先后收养了10名弃婴。
他说：“见死不救是一场大罪，自己少吃一点，多苦一点，救一条生命，该多值呀
不过有些人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这些女孩都很好，多可惜呀
” 厚氏点评：靠捡破烂为生的姚义德用爱心，重造了一个个险遭遗弃的生命。
在国家财力尚不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时，是姚义德这样的英雄，支撑着我们的社会道德信念。
姚义德的出现，让无数饱食终日的生命失去了分量。
姚义德以他特有的方式，显示出精神的富有与人格的伟岸。
无数海南人民为河南的姚义德而感动，这是莫大的好事；能将一时的感动转化为更多人长期的行动，那才是更大的好事…… №.9 爱心乞丐陈春伟 人物介绍：11月20日，周日，上午9时左右，43岁的河南农民陈寿学带着自己20岁的残疾儿子陈春伟，从罗湖区建设路的桥洞下坐车来到华强北儿童世界，陈春伟挑了一块行人较多的地方坐下开始乞讨。
陈春伟从小因病残疾，20岁的他身高不到1米。
下午3时左右，一位30岁左右的老外经过陈春伟身边，看着眼前这个身高不到1米，上身赤裸脚穿拖鞋身材畸形的乞丐，老外拿出钱包，掏出一张百元大钞，给了坐在地上的陈春伟。
10秒钟之后，矮小的陈春伟站起身子，一瘸一瘸地走近30米外网友们的募捐箱，将刚刚所得的百元大钞塞进募捐箱，随即在众人的注视和掌声中转身离去。
厚氏点评：对于有钱人来说，一百元也许还不够塞牙缝，但对于一个没有劳动能力、靠乞讨为生的残疾人来说，100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陈春伟能毫不犹豫地将别人给的100元钱捐给重病网友，体现了人间真情，确实难能可贵。
陈春伟的善款，与霍英东式的千万慈善款没有质的区别，它纠正着我们的社会价值观：爱不需要体面的职业，不需要太多的金钱，不需要学历，不需要心情，它只需要一颗良善的心。
这是我们社会最大的财富。
№.10 神秘人－顺其自然 人物介绍：在浙江宁波，“顺其自然”是一个神秘而又家喻户晓的名字。
从1999年至今，每年的固定时间慈善总会都会收到来自“顺其自然”的一笔捐款，目前捐款总额已达到了117万元。
几乎与此同时，、、温州等很多遭受过自然灾害的地区也都收到了来自宁波的“顺其自然”的大笔捐款
执着的捐款引发了执着的寻访，但8年来，想说声“谢谢”的人们依旧不知道“顺其自然”姓甚名谁、以何为业。
或许，这将永远是个谜
厚氏点评：一个隐姓埋名的爱心奉献者
顺其自然曾在给慈善总会的信中说：坏事不做，好事不说，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虽然行善不图扬名，但肯定非常关注善款是如何使用的，我们对顺其自然最好的回报就是用好每一笔善款，要把这份爱心化作涓涓甘泉，去滋润迫切需要关怀的困难群体的心田。
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慈善是仁德与善行的统一。
慈善就是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力量。
没有爱心就没有慈善，爱心这笔财富的“永恒价值”在于，“帮助他人”已成为你的潜意识、化作你的血脉，在你为他人做力所能及的事的时候，你虽然知道自己与其他人相比很渺小，但你却干着伟大的事，你感觉自己是一个的人，在他人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你及时给了他们你的帮助。
你总是感觉到，心空是清澈的，心灵是纯洁的，心窝是温暖的，而这，成为你工作、学习、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养料，使你一生都乐观、豁达，快乐、自信，助你获得成功，并细细品味人生的真义。
即使你面对挫折和困难，这种良好的心态也会助你度过难关。
爱心不分先后
衷心祝愿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具有爱心的人
慈善的人
丁晓兵：20多年来一直是英雄 20多年前的一次军事行动中,丁晓兵失去了右臂。
当英雄在被鲜花与赞誉围绕时，南京航空学院的一名大学生给他写了封信，信中的话让丁晓兵深感意外：成为英雄，你只算过了第一关，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也可能成为英雄。
我现在并不佩服你，如果10年或者20年以后依然还有事迹从你的身上出现，到那个时候，这个英雄的称号你才当之无愧。
20年过去了，丁晓兵时刻不忘这封来信。
从连指导员、干事、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到团政治委员，丁晓兵交出了一份出色的“回信”：所带领的集体，先后获得248面奖牌、证书和36座奖杯。
【颁奖词】 这个用左手敬军礼的人，我们以他为骄傲。
战时敢舍身，平时能忘我，从逆境中挣扎启程，在顺境中保持清醒。
沙场带兵敢称无愧无悔，把守国门能说有骨有节。
他像一把号角，让理想与激动，在士兵心中蔓延。
王百姓：排除炸弹1.5万多枚 把公安工作称作和平时期风险最大的职业之一，一点儿都不夸张。
公安部的统计数字表明，从1995年开始，每年因公牺牲的全国公安民警始终在400人以上。
前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414人、负伤4134人，“天天有牺牲，时时在流血”是近些年来全国公安民警的真实写照。
几乎每次出差，妻子都要在王百姓的行李中放两只苹果，期盼丈夫平安归来。
自1985年从部队转业到河南省公安厅工作以来，王百姓始终战斗在排爆治爆工作的第一线，多次临危受命，亲手排除各类炸弹1.5万多枚，处置大小爆炸现场无数，是公安系统唯一没有伤残、排爆没出过一次差错的全国劳模。
王百姓有着普通人的情感--眷念家人、恐惧死亡，但他还是一次次地在生死线上穿越，“因为我是一个警察，又从事这方面工作，我不去谁去
” 【颁奖词】 10年时间，1.5万多枚炸弹，专门与危险打交道。
谁能不害怕，平常人只要一次遭遇炸弹，就已经惊心动魄了。
而他和我们一样，有家有妻有娃，只不过头顶上有警徽、警徽上有国徽，所以他才把家人的担忧、战友的期盼，一肩担起。
华益慰：“值得托付生命的人” 华益慰是著名医学专家，一生兢兢业业，被患者誉为“值得托付生命的人”。
他做过数千例手术，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没有出过一次医疗事故和差错。
从医56年，华益慰只做着一件事，那就是对得起病人。
妻子张燕容是他的同学、同行，共同相处了几十年，说到丈夫，她只是淡淡地说道：“他也就是尽到了一个做医生的职责，做一个医生分内的事情，只不过他做得比较认真。
”一些网友并不这么看：医者父母心。
华医生，您用您的一生向世人诠释了什么是“医者”。
如果我们生活中的医生都像他那样多好啊
【颁奖词】 不拿一分钱，不出一个错，这种极限境界，非有神圣信仰不能达到。
他是医术高超与人格高尚的完美结合。
他用尽心血，不负生命的嘱托。
霍英东：聚财有道，散财亦有道 霍英东给人的印象，一是官至高位，在政界、商界、体育界拥有众多的头衔；二是他是个慷慨的有钱人。
从小吃过不少苦的霍英东聚财有道，但也热心公益，散财有道。
多年来他对社会的各类捐助金额接近200亿元，单是在家乡番禺的捐助就超过40亿元，有报道称他是港澳地区为家乡捐赠最多的富豪。
说起父亲生前的善行，其子霍震霆回忆道：“他说过一句话：人一生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
有钱，是给他一个机会，能对国家做自己的贡献。
” 【颁奖词】 生于忧患，以自强不息成就人生传奇。
逝于安乐，用赤诚赢得生前身后名。
他有这样的财富观：民族大义高于金钱，赤子之心胜于财富。
他有这样的境界：达则兼济天下。
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
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颁奖词】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
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
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叶笃正：“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 91岁的叶笃正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国际大气科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术巨匠之一，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近60年的科学生涯中，叶笃正先生在大气动力学、青藏高原气象学、东亚大气环流以及全球变化科学等领域成就显著，被公认为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全球变化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为全球变化、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研究作出了开创性重大贡献，也是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常挂在叶笃正先生嘴边的是：“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
【颁奖词】 风华正茂时已经是奠基人，古稀之年仍然是开拓者。
让外国人同我们接轨，这是一个年过九旬的大学者的大气象。
笑揽风云动，睥睨大国轻。
孔祥瑞：150项革新带来8000万元效益 仅有初中学历的工人孔祥瑞有着“蓝领专家”的美誉。
2001年，他主持创新“门机主令器星形操作法”，使门机每一次作业可节省时间15.8秒，当年创效1600万元；2003年，他主持的“门座式起重机中心集电器”技改项目，被授予国家级实用型发明专利。
【颁奖词】 不管什么时代，劳动者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但在今天，更值得尊敬的，还应该是那些不仅贡献汗水还贡献智慧的人。
150项革新，给国家带来8000万元效益，这就是一个工人的成就。
林秀贞：30年来赡养了6位孤寡老人 林秀贞是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王常乡南臣赞村农民，30年如一日，她克服了各种困难，像女儿一样赡养了6位孤寡老人。
这位朴实的农村人，始终记得她母亲的朴素教诲：人人管闲事，世上没难事；人人都帮人，世上没穷人；千千治家——用一千分的力量来治理自己的家，万万治邻——用一万分力量来治理邻里关系。
【颁奖词】 用30载爱心让一村之中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富人做这等事是慈善，穷人做这等事是圣贤，官员做这等事是本分，农民做这等事是伟人。
这位农妇让九州动容。
黄舸：行程1.3万多公里，当面感谢恩人 18岁的黄舸看上去像个十一二岁的孩子。
7岁时，他被确诊为先天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据专家介绍，同类患者最长生命纪录仅为18岁。
黄舸的生命也许就要走到尽头，但是为了能面对帮助过他的人说声谢谢，2003年，15岁的黄舸和父亲用一辆三轮摩托车踏上了“感恩之旅”，开始在全国寻访素未谋面的恩人。
如今，父子俩已经走过了82个城市，行程1.3万多公里，向30多位当年给他们寄过钱的恩人当面道了谢。
父子俩一路上感受着感动，也传播着感动。
黄舸说：“到好心人的家门口说声谢谢，送上一束鲜花表达深深的谢意，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个心愿一直支持着他走到今天。
如果有一天离开人世，黄舸希望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给需要的人。
【颁奖词】 我们需要静下心来体会这个场面，一个四肢无力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死神赛跑，跋山涉水、万里迢迢。
他就像一小截被命运丢弃的蜡烛，善良的人点亮他，他就欢快地燃烧起来。
藏起眼泪，还给人们光明和希望。
微尘：上千笔捐款中，很多捐助者都署名“微尘” “微尘”起初是青岛一位数次捐款不留姓名的普通市民，后来，扩散成一个爱心群体，再后来，扩展成一个关爱他人的爱心符号。
以“微尘”命名的募捐箱、徽章，走进青岛的大街小巷，成为青岛一个体现爱心的公益品牌。
青岛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翻阅了捐款记录后惊讶地发现，早在2004年，一位神秘女士就已经使用“微尘”的名字多次大额捐款：非典时期捐款2万元，新疆喀什地震捐款5万元，为白血病儿童捐款1万元，湖南灾区捐款5万元……当人们正在努力寻找“微尘”时，一个又一个“微尘”出现了。
截至目前，青岛市红十字会收到的上千笔捐款中，很多捐助者都署名“微尘”。
每一双充满善意的援手，每一张不同模样的面孔，都记录下一个共同的名字——“微尘”。
【颁奖词】 他来自人群，像一粒尘土，微薄、微细、微乎其微，寻找不到，又随处可见。
他自认渺小，却塑造了伟大，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是一座城市的良心。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
宋庆龄参加过哪些会议
1893年 1月27日，诞生于上海。
在上海与家人合影(右三) 1907年 赴美国留学。
[6] 1908年 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
1913年 获文学士学位毕业。
8月离美国途经日本。
冬，任孙中山秘书。
1915年 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
1916年 5月，随孙中山离日本回国，抵上海。
1917年 7月，随孙中山离沪赴穗，进行“护法”运动。
1918年 5月21日，第一次“护法”失败，随孙中山离广州，6月26日抵上海。
1920年 11月，粤军攻克广州，随孙中山离沪返穗，再次组织“护法”军政府。
1922年 6月16日，陈炯明叛乱。
勇敢的掩护孙中山脱险。
翌晨转赴黄埔与孙中山会合于永丰舰。
后转居上海。
8月23日，在上海寓所陪同孙中山与李大钊等会晤，商讨国共合作等问题。
1923年 2月，随孙中山再次赴穗。
8月，在永丰舰纪念蒙难一周年。
1924年 6月16日，随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出席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
11月13日，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离穗北上。
17日经上海。
28日途经日本神户，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
12月4日，抵天津。
31日抵北京。
1925年 年初，孙中山病重，在病榻旁侍侯。
3月11日，接受孙中山遗嘱，并应允代孙中山访苏。
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此后经常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遗嘱和三大政策。
4月，从北京回上海。
8月，对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深感悲痛和愤慨。
1926年 1月，在广州召开的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演说。
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率国民政府先遣人员抵武汉，筹备迁都。
12月，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1927年 2月，在武汉开办妇女政治训练班。
3月，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同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
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与当局决裂。
8月1日，支持南昌起义。
2日，被选为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8月23日，离上海赴苏访问 9月6日，抵莫斯科。
12月，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
1929年 5月，离欧洲回国，参加南京的孙中山国葬仪式。
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8月10日，以英文发表《与戴传贤的谈话记录》。
同月，国际反帝同盟在德国开会，再度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9月21日，离沪赴法国。
1930年 旅居欧洲，多在柏林。
1931年 7月，从德国回国。
12月19日，为邓演达被害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
1932年 1月，与杨铨、何香凝等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为抗日救济伤病人员。
12月，与蔡元培、鲁迅、杨铨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 1月，在上海成立“民权保障同盟”分会。
3月8日，在上海“国民御悔自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民众团结抗日。
5月13日，到德国驻沪办事处递交抗议书，谴责法西斯恐怖统治。
6月18日，杨铨被暗杀。
为此发表声明，抗议当局杀害进步人士，并亲自参加杨铨的葬仪 9月30日，在上海主持“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并发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
是年，领导“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罗登贤、陈赓等人。
1934年 4月20日，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秋，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任主席。
1935年 资助旅费给上海的共产党干部赴陕北联系工作。
1936年 春，促成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
5月底，在沈钧儒等于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
11月26日，为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发表声明。
12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7年 2月，同何香凝、冯玉祥等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并在会上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
6月，同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
7月5日，亲率12人从上海到苏州监狱探视“七君子”，并要求同服“爱国罪”。
7月，在上海寓所接待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拥护共产党共同抗日的主张。
8月，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
11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12月，移居香港。
在香港和路易艾黎等合影(中下)[7] 1938年 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汉口成立。
和蔡元培、吴玉章等被选为出席伦敦代表大会代表，但未成行。
6月14日，邀集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
9月，参加保卫广州的斗争。
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
1939年 在香港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12月12日，在香港电台发表演说，支援抗战。
1940年 在香港继续“保盟”的工作。
1941年 1月，与何香凝等联名通电：斥责当局破坏团结抗战，制造“皖南事变”。
12月，日军侵占香港。
在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赴渝。
当年，支持路易·艾黎等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
1942年 继续“保盟”的工作。
冬，在重庆与周恩来、邓颖超等欢送董必武离渝返延安。
与保盟会部分成员合影(左四)[8] 1943年 5月，以中华全国儿童福利协会主席名义举办国际足球赈灾义演，将全部所得捐赠河南灾民。
9月18日，发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呼吁大家继续支持人民的斗争。
1944年 2月8日，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呼吁美国工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民主斗争。
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发表《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的广播演说。
10月1日，在重庆同72人发起各党派各阶层举行追悼邹韬奋大会。
1945年 9月，在重庆上清寺张治中住所与会见。
12月，离渝回上海。
将“保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支持进步组织和民主力量，支持人民解放斗争。
并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
1946年 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声明，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
1947年 9月16日，发表声明，否认参加“竞选”。
1948年 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被推选为名誉主席。
同月，发表《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信》，呼吁保卫世界和平。
冬，迁居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住宅（即今上海宋庆龄故居）。
1949年 7月1日在上海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
同月7日，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大会上发表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
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谈话。
在上海与合影(右) 9月，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
[9] 12月11日出席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同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950年 4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委会主席。
8月宣布中国福利基金会改为中国福利会，继续任该组织执委会主席。
11月23号，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1年 9月18日，在北京接受“1950年度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将全部奖金献给中国福利会，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1月26日，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1952年 年初，创办《中国建设》杂志。
3月21日，与郭沫若等发起召开亚洲即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0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2月11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同月下旬访苏。
1953年 1月13日，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4月25日，在第二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954年 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2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1月，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8月20日，出席纪念廖仲恺先生逝世3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12月，率廖承志等访问印度。
1956年 1月－2月，率廖承志等访问缅甸和巴基斯坦。
接受达卡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8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
9月，应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致辞。
11月，发表《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和《回忆孙中山》两文。
1957年 9月，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1月，随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8年 6月14日，参加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1959年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0年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
1961年 5月11日，在上海寓所会见。
9月，任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1962年 1月17日，在上海会见锡兰总理班拉达奈克夫人。
11月12日，发表《孙中山和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
1963年 4月，迁居北京后海北沿46号新住所（今宋庆龄故居）。
6月，在北京住所举行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招待会。
12月21日，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并任会议执行主席。
1965年 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0月，任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筹委会副主席。
1966年 11月12日，在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演说。
同月，《宋庆龄选集》出版。
1972年 1月10日，与、周恩来等参加陈毅追悼会。
9月5日，在北京参加何香凝追悼会，并致悼词。
1975年 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副委员长。
6月14日，参加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
9月17日，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并致闭幕词。
1979年 6月，接见美国知名妇女访问团、美国夏威夷各界访华团。
10月12日，在北京住所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1980年 元旦，与等出席全国政协的茶会。
3月5日，主持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会，并致祝词。
5月17日，参加刘少奇追悼会。
10月7日，任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活动筹委会副主席委员。
1981年 5月8日，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讲话。
同月15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同月16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同月29日晚8时18分 在北京寓所逝世。
以《当公益成为一种习惯》为题写一篇文章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
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
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
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
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
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
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
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
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
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