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邀请领导上台
如何写主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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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典型人物的奇迹
沈钧儒：沈钧儒，1875年1月2日生于江苏苏州,1963年6月11日卒于北京，清光绪时进士。
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
1909年夏，沈钧儒先生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杭州师范大学前身）监督（校长）。
1926年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
1928年后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学院，1950年并入上海财经大学）[1] 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
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救国会又发表救国宣言，同年5月参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成立的全国各界 救国联合会，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坚贞不 屈，8个月后即1937年7月才获释。
1938年代表救国会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抗日战争时期，曾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民、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图书杂志义务辩护。
还在汉口筹组抗日救亡总会。
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
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而斗争。
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时，曾代表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解散。
1948年初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坚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终于促使民盟走上革命道路。
同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春到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宋庆龄：宋庆龄（1893～1981）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
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
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
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
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2]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
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
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
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
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
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读书中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章士钊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1] ）。
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
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
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张澜张澜（1872年4月2日—1955年2月9日），字表方，汉族，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
清末秀才[1] 。
中国民主革命家。
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 。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著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义》等。
[2]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何香凝何香凝（1878.06.27-1972.09.1），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1] ，民革主要创始人，国民党元老，建立民国的功臣，“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也是新中国创始人之一。
[2] 国民党二大后，披着“左派”外衣的蒋介石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
随着权势的膨胀，蒋介石终于暴露了其政治野心，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他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处。
事情发生后，何香凝不顾个人安危，冒险通过岗哨找到了蒋介石，流着泪斥骂他：“总理死后，骨尚未寒，仲恺死后，血也未干。
你不想想，……你昨夜那样对待苏联人，太背信弃义了
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
”5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何香凝痛斥这个提案是违反中山先生真意的，是反共、反苏俄、对工农不利的行为。
她越说越气愤，甚至“拍桌顿足”。
1926年7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会上，何香凝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6年9月15日，何香凝在共产党员蔡畅、邓颖超的协助下，以中央妇女部的名义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创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培养妇女运动骨干。
何香凝任所长，日常工作由教务长蔡畅主持，聘请共产党员恽代英、邓颖超等为教员。
学员们学习革命理论和妇女运动知识，交流妇女运动经验，学习探讨如何根据妇女特点从事妇女运动工作等，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和妇女运动人才。
学员们毕业后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香凝于13日晚在汉口发表演说，号召广大革命党员打倒这些反革命派。
她誓不与民贼为伍，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证婚人”，也不参加他们的婚礼。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继蒋介石之后发起政变。
在汪精卫进行大搜捕的日子里，何香凝挺身而出保护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
她甚至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说：“我是妇女部长，若认为妇女都是‘共党’和‘准共’，我是她们的头头，有事找我，不准为难她们
”她还派人送船票帮助在汉口的革命同志脱离虎口。
[17] 不久，何香凝回到广州创办“仲恺农工学校”。
1928年，她先后将一对儿女送去欧洲留学。
[17] 1928年底，何香凝因反对国民党反共而毅然发表公开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居于江浙沪上一带。
在经亨颐的邀请下，她参加“寒之友社”，与聚集此间的艺术家们寄情山水，书画唱和，排遣心中郁结。
[17] 之后，何香凝忍痛含悲出国，先后游历了南洋、英国、德国等地，后在法国巴黎郊外侨居，过着读书、作画自娱的清苦流亡生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在巴黎得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消息后，义愤填膺，遂赶回上海，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要求政府对日宣战，释放一切政治犯；斥责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提出切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支持群众救亡运动的主张。
她还邀请全国著名书法家、画家捐赠作品，连同她的书画，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为慰劳抗日将士筹集了一笔经费。
[21]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当晚，何香凝便组织上海妇女界成立了慰劳队、救护队、难民救济队，上海妇女界在何香凝的带领下，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有序开展起来。
30日，何香凝亲自率队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
看到前线部队军饷和物资严重不足，她和宋庆龄立即发起募捐活动，并在自己寓所的大门上张贴“此处接受热心援助”的条幅。
为解救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她和宋庆龄等人创办了伤兵医院，并多次亲临医院，慰问伤兵。
她要求蒋介石支持十九路军抗战遭到拒绝后，写下了“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22] 的誓言。
6月，她又组织了国难救护队，派出多批救护人员赴前线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为解决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何香凝创办妇女救护训练班，从事国难救伤工作，发扬妇女爱国精神，以尽国民救国责任为宗旨。
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后，被分批派往伤兵医院。
[1]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近花甲之年的何香凝爱国之志老而弥坚，对救亡运动热情支持，并始终不忘将妇女解放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7月22日，何香凝在其上海寓所成立了最早、最大的妇女抗日团体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自任主席兼总务组长，号召全国妇女组织起来，“为了中华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
” [23] 中国妇女抗敌救援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妇女界在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标下空前团结起来。
24日抗日后援会在《申报》上发表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告妇女书》，呼吁“现在是我们民族争生存的最后关头，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姊妹们，请都快起来，我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来做救护慰劳的工作。
”为了推动全国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何香凝建议宋美龄出面发起成立全国性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
8月1日，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要求各地建立分会。
为了有利于统一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4日，救援会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积极开展工作，有力支援了上海的抗战。
抗敌后援会还发起献金运动，发动妇女捐献金银首饰；发起“扑满运动”，号召上海的妇女和儿童从每天的零用钱和生活费中节约一些钱投入储蓄罐，支援抗战。
[1]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妇慰总会上海分会组织妇女缝纫团、烹饪队等，发起缝棉衣运动，缝纫团在10天内发动妇女缝制了1000件棉背心，并征集绷带、酒精、纱布等急救用品，分赴各医院和前线进行慰劳[24] 。
[1] 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根据前线将士的要求，何香凝于1937年9月15日组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委派秘书胡兰畦为团长，奔赴前线进行战地服务。
服务团在前线战斗了3年，随国民党军转战8个省市，行程2万里，召开了257次大会，慰劳伤兵381次，演出53次，极大地鼓舞了将士的士气，获得了先锋模范称号[25] 。
[1] 上海沦陷后何香凝迁居香港，她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国内人民的抗战精神，呼吁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
她每收到华侨的一份捐款，就赠送自己的绘画一幅，以示答谢。
1939年她从香港将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寄送往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香凝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
1945年12月初，何香凝从广西到广州，1946年秋，又迁居香港。
1947年，她和李济深等人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积极组织国民党的民主力量，从事反蒋活动。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何香凝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21] 1948年5月，何香凝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5月1日向全国人民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4月，何香凝带着儿女，一家人由香港出发抵达北京。
在车站，她见到了周恩来、朱德、邓颖超等同志和其它各界人士全国政协一届会议民革代表合影，前排左二起。
曾经艰苦奋斗的老同志、老朋友得以欢聚一堂，何香凝高兴得热泪盈眶。
从此，何香凝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1] 1949年6月，何香凝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活动。
9月，何香凝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她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何香凝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任中央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
[21] 在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何香凝率领民革和其它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一道前进。
1950年6月，她与柳亚子等人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指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这同时是世界人类历史上一个光荣的纪念日
”[21] 在信中，他们一再感谢和赞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并且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誓愿，作为向党的生日的献礼。
1960年8月15日，何香凝在民革四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不仅完全成为现实，而且大大超过了。
千条万条，共产党的领导第一条。
我们民革同志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何香凝在解放以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主要精力放在主持国家侨务工作方面。
她积极参与制定国家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力求切实地贯彻执行。
她利用国庆节、新年、春节等节日向海外华侨发出广播词、献词，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有关华侨的谈话、演讲等等，对团结华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26] 何香凝作为一位著名的女画家和女诗人，工作之余总是不断地作画写诗。
她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到各地视察，将所得观感凝于笔端，或作画或题诗，借以讴歌社会主义祖国，表达自己热爱党与社会主义的深情。
何香凝是中国最早以美术为革命服务的先驱 ，著有《何香凝诗画集》。
1970年5月，何香凝因一次跌倒，又得了肺炎，进入医院治疗。
周恩来给予了她无比深切的关怀，亲自去医院看望她。
医院也尽全力给她治疗，何香凝转危为安。
她精神好的时候，就坐在床上，将画纸夹在画板上画梅。
1972年初，何香凝因肺炎再度入院，病情很严重，亲属们都回到了北京陪护。
她在头脑清醒时总是十分注意国内外大事，阅读报纸和《史记》。
6月27日，何香凝在医院度过了她最后一个生日。
[26] 1972年8月26日，周恩来再度前来探望病中的何香凝，尽管身体十分疼痛，她还是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向周恩来倾吐出最后的心愿：她与丈夫廖仲恺生前有：“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之约，现大限将至，希望周恩来批准她棺葬。
周恩来当即亲切地告诉她，中央一定尊重她的意愿，按她的吩咐去办。
听到这一肯定的答复，她欣慰地笑了。
9月1日凌晨3时，何香凝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终年94岁。
1972年9月3日，何香凝的遗体入殓后停灵柩于中山公园中山堂内。
何香凝撰文提倡女权主义，是早期宣传妇女解放屈指可数的作品之一；[7] 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举行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开展广东妇女运动，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成立中央妇女部，进一步领导华中地区的妇女运动，奔赴北伐战争各伤兵医院开展救护工作；培养一批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学员。
为掩护同盟会在东京筹组，何香凝特提供自己的寓所为通讯联络点和集会场所，并肩负守卫工作及收发信件；[7] 何香凝负责以艺术绘画，承担起义的军旗、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反清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等革命宣传工作；[7] 发起成立国民党红十字，救护国民革命军及革命同志和贫苦的民众，发动妇女参加北伐战争；承担起省港大罢工和沙基惨案救伤的工作，组织宣传队四处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讨帝国主义；[1] 在上海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发动画家义卖书画支援抗战，轰动海内外；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方面军参加讨伐袁世凯的运动和护法斗争，与廖仲恺协助孙中山开展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各项筹备工作；与廖仲恺开展抨击袁世凯的理论宣传工作，成为讨袁运动标志人物之一；在蒋介石的权势下力保多位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分子；[17] 是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政策灯活动的标志人物；[26] 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号召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施国共和平演变；主持国家侨务工作方面，对团结华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中国最早以美术为革命服务的先驱。
[26]
功夫不负有心人 名人事例
尊师的故事是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他在尊师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小的时候在家乡念私塾，当时有一位教他的老师叫毛宇居。
这位老师感到天资聪慧，机敏过人，很是喜欢。
也很敬重这位老师。
1959年，已是党和国家主席的回到故乡，请韶山的老人吃饭，其中就有毛宇居老师。
当向这位老师敬酒时，毛宇居老人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却说：“尊老敬贤，应该应该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时候，最敬佩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特立先生。
杨怀中先生又名杨昌济，是杨开慧的父亲。
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修身、教育、伦理学等课程。
认为，杨先生是一位“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
他为有这样一位人品高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老师而欣慰。
他常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杨先生的住处登门求教，讨论问题，改正笔记。
杨先生也特别器重，称赞他“资质俊秀”、“殊为难得”。
徐特立先生后来参加了革命，并于1927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五老”之一。
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对徐特立一直是非常敬重的。
1937年徐老60寿辰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
信中说：“您是我20年前的先生，您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1947年徐老70寿辰时，又题词“坚强的老战士”送给他，表示尊敬和祝贺。
更为感人的是，对于有缺点和错误的老师，也能正确对待，对当年的湖南一师校长张干就是这样。
张干是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校长。
由于他维护旧的教育制度，引起学生不满，带头发起了“驱张运动”，使张干不得不离开了一师。
解放初期，了解张干离开一师后，没有在反动政府里做官，而是一直在学校教书，感到难能可贵。
在与朋友谈话时说，张干当时很年轻，很有能力，完全可以往上爬。
他不向上爬，而是老老实实教书，这就说明他不错。
后来，对张干从思想上和生活上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帮助。
孙中山传记，三千字，谢谢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
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1]。
孙中山在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季子。
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
孙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
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
之后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
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于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
次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
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最初未言革命，尝于1894年《上李鸿章万言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
失望之余，孙中山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准备筹划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目标。
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
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先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
孙中山以志业相近，遂与辅仁会社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于是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
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兴中会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当时称为伯理玺德天，即 President），孙为秘书。
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
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
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作收，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
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并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
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
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个清廷陷阱。
而后李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
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
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
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
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
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
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
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
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
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
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
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再今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
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
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
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
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
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游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
此外又先后发动包括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咸起响应。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
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据《凤凰周刊》说当时的孙中山还在那里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
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
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
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
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
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
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
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
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
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
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孙中山先生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
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
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
至于为什么诊断会有差别。
医学界给出的答案是。
活体人类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现代医学设备并不能完全的检查出病因及所属部位，只有解剖后才能完全确诊。
历史人物的出现使我们能从中学到经验，知识，小之而言，可为我们分辨是非，大之而言，可为国家的发展指明出路，所以对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用片面的方法去分辨，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就直接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全面的，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评价。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在涉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具体史实时，由于人们所持的视角和论旨的不尽相同，却出现了种种歧义。
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说成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大失误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缺乏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指导思想、缺乏先进的建党理论、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认作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经过斗争后被迫接受与袁世凯妥协的条件，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
这是中国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外国干涉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国若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将严重损害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
）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刘觉民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
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庭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 ，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
在丰富多彩的孙中山历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间，有一种史说或史论，在评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命题时，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孙中山及革命党领导人物“缺乏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没有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缺乏先进的建党路线，没有用远大理想武装革命党人的头脑；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没有建立起一支统一指挥的革命军队”之历史局限性。
是的，如若撇开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用后代人的视角去俯视前代人的史实，此类评说似乎理正言顺无可挑剔；然而，须知，时处清末民初，马列主义未入国门，孙中山远渡重洋游历英、美、日本诸国，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从事和领导的革命事业只能归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后人所持有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自然会有不同之处，孙中山领导的“起共和而终帝制”与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存在差距。
于是乎，这种以后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败、以今人的觉悟去审视古人的意识所得出的所谓“孙中山的历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楼阁式的高谈阔论，失去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何况，孙中山到了晚年，从军阀割据残民误国、帝国主义侵略有进无退、武装起义屡遭失利、共和大业日暮途穷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脱身而出，慷慨接受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新潮思想的洗涤，重新解释旧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黄埔军校，重新培育革命队伍，在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为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便是“历史局限性”一说并不恰当的历史明证。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
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
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
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
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每逢重大节日（如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都会悬挂一幅巨大的孙中山先生画像，可见中山先生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