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受伤劳动局不管,应该求助那个部门?
学生食物中毒事件新闻发布会【主持人】：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出席区委外宣办、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心小学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新闻发布会。
参加今天新闻发布会的有：区政府副区长，区教育局、区卫计局和区市场监管局的新闻发言人。
应邀出席的有省内外十二家媒体的朋友们，再次感谢你们
中心小学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广大群众十分关注事件的处理情况和学校秩序恢复的情况。
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各相关部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主要是向大家通报本次事件的进展。
下面，先请区教育局新闻发言人通报事件情况。
【新闻发言人】：今天上午7点左右，我区某中心小学出现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学校立即拨打了区医院急救中心电话，并按照规定向区卫计局、教育局进行了报告。
截止目前，区各医院共收治学生282人。
事件发生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要求各医院全力采取措施，紧急调配资源，全面开展医疗救助。
目前，282名食物中毒的学生病情已趋于好转，病状已得到控制。
据初步判断，本次学生集体中毒事件疑似因服用某品牌学生专用牛奶所致。
该牛奶有纯牛奶、酸奶、核桃奶三种口味，由区教育局统一配送，配送频率为两周一次，存放在学校库房，由后勤管理人员统一发放到各班。
出现中毒症状的学生都喝的是纯牛奶，今天共发放649袋，事故发生后收回了136袋。
除食物中毒的282人外，其他饮用同品牌纯牛奶
何凤山颁奖词
颁奖词：慷慨大度救助犹太人，只为人道主义；甘居幕后，只因淡泊名利。
一位伟大的义人，将永远为人所记住，他的名字叫——何凤山。
简历 何凤山生于1901年，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辞别了人世，母亲无力抚养他，只好把他送到挪威路德教会。
1932年在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能流利地讲德语和英语，1935年成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官员，开始了其外交生涯。
1937年他被派往工作，到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为止，后移居美国，战时回到重庆，帮助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
1973年何凤山退休，在美国加州定居。
1997年9月28日去世，享年96岁。
从1938年5月到10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里，何凤山向奥地利的犹太人发放了1900个前往中国的签证。
今年2月，以色列政府考虑把“义人奖”颁给何凤山，他的名字将被刻入犹太纪念馆的义人园里。
从3月28日起至4月28日，联合国展览大厅艺廊举办了一次特别的大型展览，展出期间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的幕后英雄的事迹，而他们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原政府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因为据考证，他救助的欧洲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救得都多。
以色列打算颁发最高奖 爆发前，希特勒开始大肆迫害、屠杀犹太人。
犹太人四处寻找逃出欧洲的途径。
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冒着失去生命和工作的危险，毅然向数万名犹太人发放了签证，帮助他们顺利逃往世界各地。
这名年轻的总领事便是何凤山，他发放的签证被犹太人称为“生命的签证”。
然而，他的事迹竟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才被世人所了解。
期间，像何凤山这样暗中帮助犹太人的无名英雄并不少见，但欧洲历史学家认为，单就个人行为而言，何凤山救助的欧洲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救得都多。
何凤山的义举被披露后，以色列人特别感动，今年2月，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政府正考虑把“义人奖”颁给何凤山，这个奖是以色列授予非犹太人的荣誉。
以色列的“义人奖”包括一张荣誉状和一枚奖章，他们的名字将被刻入犹太纪念馆的义人园里。
何凤山是由的历史学教授埃里克．索尔提名，这位历史学家已经编纂了一个义务救助犹太人的外交官花名册。
何凤山的事迹在过去的6个月中已被以色列的相关部门列入考虑名单，并正搜集接受过他协助者的证词，以便由一位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所主持的委员会来审核。
柏迪耶说，何凤山的例子还待澄清的两点是他是否遵照当时中国政府指示而采取行动，以及他究竟营救了多少人。
但无论如何他显然值得列入考虑名单。
向战时的犹太人发放中国签证 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吞并了奥地利，这让居住在奥地利的犹太人异常恐慌。
当时，奥地利的犹太人口在欧洲居第三位，而且90%居住在首都维也纳。
鉴于当时的形势，只好于1938年5月把驻奥地利大使馆降格为领事馆。
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身边有一名助手。
当时何凤山只有37岁。
当时，奥地利犹太人陷入独立无援的困难境地，纳粹大屠杀已经开始，除非他们得到一个逃往欧洲以外的国家的签证，否则难保不落入纳粹的魔掌。
就在这个时候，何凤山向犹太人伸出了无私的双手，他冒着国民党的禁令，勇敢地向犹太人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拿到签证的犹太人兴奋地把签证称为“通向自由的车票”。
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并没有来到中国，而是去了古巴、菲律宾、、南美和北美等国。
希特勒向驻奥地利的各国外交官发出了邀请，何凤山因此首次亲眼见到了恶魔希特勒。
这位新领事在回忆中如此描述希特勒：“他个子很矮，留着滑稽的小胡子，但看上去特别严肃。
” 回忆录无意中透露真相 何凤山的女儿何曼丽目前仍居住在美国洛杉矶，她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这些事情都极具传奇色彩，但何凤山很少说起这段在奥地利任领事时的经历。
时光进入80年代后，何凤山已经80多岁了，他决定写一本书。
1990年，这本书正式出版，书名叫，全书长达290页，但只有10页简单地记录了战时那段难忘的岁月。
关于这段历史，何凤山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恶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便变本加厉，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迫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
” 有不少犹太人在奥地利社会有很高的地位，但他们也逃脱不了被迫害的命运。
由于何凤山是外交官，所以他与这些犹太人中的一些人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
看到他们等待死亡的无奈神情，何凤山终于下定决心，只要是犹太人提出申请，他就向他们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
难民们进入上海虽不需签证，但离开奥地利，却需有前往目的地的签证证明。
这一消息迅速在犹太人中间传播开来，从早上到晚上，中国领事馆门前排起了申请签证的长龙。
国民党曾对何凤山进行调查 国民党政府派驻柏林的大使陈杰很快就知道了此事，他给何凤山打了一个电话，严肃地发出警告：为了保持德国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必须立即停止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行动
在这种形势下，何凤山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没有听从陈杰大使的命令。
陈杰心生疑惑，于是派了一名部下到维也纳调查，看看何凤山在发放签证方面如此固执是不是因为靠发放签证赚钱。
然而，那名调查官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任何证据。
此后，犹太人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但他们遭受的苦难越深，何凤山救助的人也越多。
他亲眼看到了第一手的和奥地利“碎玻璃之夜”计划。
这个计划执行时间是从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约有200多座犹太人教堂被毁，7500个犹太人商店被抢，3万名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11月10日，何凤山来到一户已经领到他发放的签证的人家，去给他们送行，刚好在那里碰上了盖世太保。
这户人家的男家长已经被抓走了，何凤山与盖世太保发生对抗，盖世太保掏出手枪，对准了何凤山。
但当得知何凤山是一名外交官，他发放的是有效签证后，盖世太保只好准许这家人踏上了前往中国上海的行程。
1939年年初，纳粹没收了何凤山的领事馆，理由是这座领事馆原来是犹太人的房产。
何凤山请求国民党政府拨款寻址重建领事馆，但他的要求被拒绝，国民党政府声称，中国正在与日本开战，挪不出建馆资金。
何凤山寻求资金无望后，只好自己出钱租了一座很小的房子--领事馆重新开张。
到1940年5月何凤山离开维也纳时为止，他到底发放了多少个签证，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但现在掌握的证据显示，到1938年10月，何凤山来到维也纳仅仅5个月，他就已经发出了1900个签证。
中国领事馆送去了花圈 那么，何凤山亲手发放的签证到底有多少
他的女儿何曼丽表示：“我们不知道准确的数字，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研究犹太人历史的埃里克．索尔教授指出，由于何凤山是奥地利所有出逃签证的主要来源，因此，他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比例应该很高。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接受过帮助的犹太人自离开奥地利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何凤山。
他女儿曼丽最近透露说，虽然何凤山为国民党政府服务多年，但由于他无法清楚地解释大使馆200美元的开支情况，而被国民党剥夺了领取养老金的资格。
何曼丽认为，何凤山之所以受到诽谤，不是因为他在维也纳违抗命令，而是因为他冒犯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何凤山去世后，台湾当局并没有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给他送去一个制作精美的花圈，让何曼丽极为感动。
因为何凤山很少提及他在维也纳的义举，所以公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何凤山死后，何曼丽在报纸上登了一则讣告，其中一句话提到他父亲在维也纳的工作，这才引起了索尔教授的注意。
索尔教授一直在进行一项辛苦的工作--从何凤山那里接受签证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那里寻找相关的证据，他想查证，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何凤山采取这种冒险的义举。
何曼丽说：“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非常慷慨、大度，他认为帮助他人是很自然的事，即使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做这种事也是应该的。
”
乡镇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职务属于公务员吗
在接到支教的正式通知后，为自己在农村的工作和学习的情景曾经作过无数次的梦，梦里仿佛又回到儿时快乐的殿堂。
那儿的空气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花草的芬芳，那儿的孩子更是带着质朴的笑容，天真，纯洁。
梦想春天来临，呼吸着浓浓的春意，倘祥在花“洋”草“海”里，吟诵着“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闲适尽在眼前又何须赶着周末挤着人流去踏青。
夏天，更可以溪里捕鱼，河里捉虾，戏水于江河之边，纳凉于浓荫之下，让凉凉的夏意沁透心脾。
秋天，可以山坡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喜看黄澄澄的稻穗绽开农民喜悦的笑容。
甚至还梦想着把课堂搬出教室之外，在晴空万里下，在广袤无垠的天地间，带着仅有的几个学生海阔天空 „„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同时也不得不惊讶于现代农村的高速发展。
高楼大厦，现代化的厂房比比皆是，一碧万里的农田已不复存在，简陋的教室济济一堂的是农民工的子女。
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担任四年级的语文教学工作。
教材是新的，学生是新的，领导同事是新的。
尽管之前已调整好心态做好“入乡随俗”的应适。
但初接触还是恍恍然然。
这些孩子的文化知识远不如城里的孩子，是由于父母文化水平的局限，教育观念的偏差，忙于打工等因素的影响，对孩子缺乏必要的激励和引导，关注孩子学习的甚少，孩子回到家里要么看电视，要么在外面玩耍，甚至流连于游戏厅，网吧等。
各方面发展是“自然状态”——顺其自然。
学生虽天真淳朴，却显得有些木纳。
学生思维缓慢，语言苍白，作业拖拉也就不足为奇了。
学生的认知水平远在意料之外。
通过与学生的接触并向同事请教之后，对教学工作的策略作了一些调整。
原来，自以为成功的方法方式不再是金科玉律，只好想了一些点子，一切从头开始。
半期考试卷发下来了，望着一张张以离题论处的作文试卷，评讲课上我不再为考出4个100分而沾沾自喜，不由得陷入了沉思，毫无疑问，平时作文教学的形式仅在课堂上，凭着老师一张嘴间或寥寥几个学生的发言，内容仅限于教材的要求，对于我们这样一所以农民工子女居多的学校来说已完全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了。
孩子们的思想被完全地禁锢，下笔犹有千斤重。
对于他们，由于父母出于对生活的考虑，极少有外出旅游的机会，难以有效地拓展知识面，再因为父母本身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极少有机会能大量阅读到课外书籍，从而从书本中汲取到丰富的精神食粮。
作文教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的目光再一次落到试卷上，深究了作文的题目，我想应该顺应儿童的心理构建作文的过程。
于是我就地取材，想到让孩子们上一节自由活动课，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有益身心的玩具，我帮他们从体育室借来所有可以或不可以用的器材。
这些想法付诸实施后，随着一声“耶”的欢呼，久违了游戏的孩子们抛掉了手中的试卷奔向了操场，顿时，操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完全没有了课堂上正襟危坐时的呆滞与茫然。
他们有的三五成群跳绳，有的打羽毛球，有的玩陀螺，更有一群男孩子玩起了踢足球（受条件的限制，只有前锋和守门员），乒乓球桌边更是热闹非凡，每一粒飞球都紧扣着孩子们的心，引得欢呼声阵阵。
每一个孩子都不闲着，他们都投入到自己喜欢的游戏中去。
望着玩兴正浓的孩子们，作为老师我也不闲着，我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喝彩，替他们加油，我注意地观察着孩子们每一张神采飞扬的脸，留意着每一个小组活动的过程，他们的每一个漂亮的动作，每一句经典的评论，每一个随着胜负而不同变化的神情都深深的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时光飞逝，随着下课的乐曲声响起，游戏活动结束了，孩子们兴味盎然，他们一边走向教室一边谈论着刚才激动人心的活动————我想评讲这样一节活动类的作文应该是水到渠成了。
于是我趁热打铁，在第二堂课上，我让孩子们再次审题（半期考的作文题目要求），向孩子们简单地介绍了活动类作文的一些写法，包括由点及面写法的应用，侧重了描述活动过程及人物心里感受的重要性。
介绍完，我并不忙着让孩子写作文，而让他们先好好回味一下刚才游戏的过程，把你快乐的回忆介绍给同组成员听（课堂上孩子们都乐意把游戏过程介绍给他人，乐于把游戏时的情趣表达出来与他人分享）。
在浓烈的气氛中，我也不失时机地敲边鼓给予肯定性的鼓励，给他们出出点子，想几个好词好句，引得他们兴味盎然。
然后我让孩子们打开自己的考场作文，再仔细阅读。
我注意地观察，孩子们的脸上大多写满了不满意。
我趁机引导他们修改自己的作文。
课堂上出现了难得的安静，只看到埋头奋笔疾书的身影，只听见沙沙的写字声。
不久，一篇篇新文便诞生了。
重新誊写后的作文与考场作文已“面目全非”，阅读之后，欣喜之情溢然脸上。
心里窃想：真不枉操场上那一顿筋疲力尽地来回穿梭，口干舌燥地不断鼓励啊。
我又举一反三例举了另一些活动作文的写法，鼓励孩子们进行练笔。
通过这样一堂课我深有感触，像指导这样一类的活动作文，应该根据题意积极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或创设生活情境，让学生通过参加各项活动，获得一定的生活体验，使作文成为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主动倾吐情感的过程，让学生痛痛快快地大玩了一把，而后下笔成文写过程谈感受，学生的兴奋之情自然跃然纸上。
这样的作文又何其称难呢
面对家庭教育严重缺失的农村小学，语文老师的作文教学更是任重而道远，它需要老师的热情更需要老师的智慧。
与孩子相处久了，就会慢慢感受到孩子们对老师的那份爱是何等的纯真,“老师，我帮你抱作业本”“老师，下课后我们一起玩．．．．．．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了做教师的艰辛，以前，我总认为教师是多么舒服的一个职业呀
每年有两个可供自己支配的假期。
整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分享快乐从而拥有年轻的心态和思想，同时也就的教师是受人敬重的一个行业，因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收益不少．．．．．．．而当自己亲自走上讲台，这才发现，以前看老师只看到了他们头上的光环，所以才显得处分外的神圣，伟大。
身处其中，就会发现，老师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着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唯一不同的是老师出于自己的职业道德和为人师表的职业要求，需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后得到的荣誉。
这其中所凝聚的又岂是笔墨所能道明说清的
短短的一个星期带给我非常大的收获，也重新激起了那些早已沉沦的思想，让我以纯真的眼光来看待世间的点点滴滴，让我学会了换位思考，也让我更加珍惜这美好的生活。
我会不由自主去看照片，脑海里浮现出一张张天真无邪的脸，又想起那群可爱的孩子，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班好动的“百灵鸟”张金翠，记得班长王红杏那灿烂的笑容，记得李一青给我画的画，记得聪明好动的王鑫，记得被别的学生打哭给我告状的姚耀祖。
记得他们每个人的面孔与声音。
更让我会之不去的是在我每次上课的时候，他们都会把黑板布置得非常漂亮，还会写一些打动我的话语“欢迎李老师来教我们”“李老师辛苦了”等等，就是这些真挚，朴实的话语足以让我把在那里经历的每一秒钟都变成为永恒的烙印。
老师要走了，我亲爱的学生，请不要拽着我不让离去，请不要再问我“可不可以在留半天”．．．．．．
离别是人生的一大悲境，真正感受它的时候，才知道心是热的，泪却是咸的。
人生相遇或许偶然，或许缘份，离别便是偶然和缘份之后的一种痛，这种痛将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就是这样纯朴，这样真诚的孩子们用他们那颗纯净的心灵，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发自内心地对他们说：能当你们的老师，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 莫大的感动和动力，促使我努力学习更多知识，丰富自己，积蓄能量，再来教这些我亲爱的学生们．路，还要继续走下去，爱，仍然在继续„„ 一星期的支教工作就这样结束，但一颗牵挂的心还留在那里。
也许我的到来不能马上改变什么，可是我想至少通过我能给他们带来一缕清新的空气。
一星期来，可以说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面对一种挑战，我用行动战胜自我，战胜困难，走过这一星期的历程，将在我的实践生涯中写下不平凡的一页，也是对我人生经历的一次极大的丰富，更是我人生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辛苦地付出，就有幸福地收获，我感受着支教赋予我生命的精彩。
支教对我们每个支教老师来说，是一次磨练，毕竟它打破了原有的生活规律，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
它同时给了我一个锻炼的平台，让我学有所长。
支教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很充实。
我将把这段经历永远地珍藏在心里。
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收获。
对于支教给予的清泉，我要让它细水长流，生命也因为它而更加丰富和精彩，这将是我今后工作的不竭动力。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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