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民主党派的名称、组成人员的构成
中国多党合作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八个党派是中国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 主 席：周铁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于1948年1月正式成立。
民革以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以及其他人士为对象，着重吸收其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目前有党员8.2万多人。
创始人为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
中国民主同盟（民盟） 主 席：蒋树声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1月16日，张澜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民盟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目前有盟员18.44万多人。
主要创始人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
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 主 席：陈昌智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于1945年12月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在重庆成立。
民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目前有成员10.9万人。
创始人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
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 主 席：严隽琪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于1945年1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
民进主要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
目前民进有会员10万多人。
主要创始人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
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 主 席：桑国卫 1930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
农工党主要由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目前有成员10.2万多人。
主要创始人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等。
中国致公党（致公党） 主 席：万 钢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是由华侨社团发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改组，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党。
致公党主要由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组成，目前有党员3万多人。
主要创始人为司徒美堂、陈其尤。
九三学社 主 席：韩启德 1944年底，一批进步学者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政治民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与民主科学精神，在重庆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
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建为九三学社。
1946年5月，在重庆正式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
九三学社主要由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目前有成员10万多人。
创始人有许德珩、潘菽、涂长望等。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 主 席：林文漪 在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以后，由一部分从事爱国主义运动的台湾省人士于1947年11月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台盟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目前有成员2100多人。
主要创始人为谢雪红、杨克煌。
这是官方介绍：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于1948年1月正式成立。
民革以同原中 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以及其他人士为对象，着重吸收其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目前有党员8万多人。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1月16日，张澜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民盟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目前有盟员18万多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于1945年12月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在重庆成立。
民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目前有成员10万多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于1945年1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
民进主要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
目前民进有会员10万多人。
1930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
农工党主要由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目前有成员9万多人。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是由华侨社团发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改组，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党。
致公党主要由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组成，目前有党员2万多人。
1944年底，一批进步学者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政治民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与民主科学精神，在重庆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
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建为九三学社。
1946年5月，在重庆正式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
九三学社主要由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目前有成员10万多人。
在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以后，由一部分从事爱国主义运动的台湾省人士于1947年11月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台盟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目前有成员2100多人。
中国厉史上有名字姓龙最有名的人
古代龙姓龙圉：夏朝太康和后羿时期的贤臣。
龙子：又称“龙叔”早留有名言的龙姓名人，主张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此句被孟子引用以告滕文公。
龙贾，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魏国人。
魏惠王时期曾出任大将军。
曾与为公子昴领兵与秦人商鞅在河西大战，战败，被罢官。
后魏惠王徐州相王时临危受命，领兵三万与齐人大战，战败，被齐将田忌射杀。
龙且：秦末楚汉争霸时期西楚国大将，西楚霸王项羽帐前第一猛将，少时随项梁项羽起兵反秦，与项羽情若兄弟，后每战皆亲身奋勇杀敌，深得霸王项羽信任，任西楚国大司马统帅楚国精锐骑士，后在齐国由于轻敌误中韩信水淹之计导致大军溃败，虽率亲兵奋力而战然大势已去，最后力战而死。
[4] 龙述：即龙伯高，名述。
两汉之际人，东汉京兆郡（今属陕西）人，曾任山都长，建武时官至零陵（今湖南永州市）太守，任职4年。
公元88年卒葬零陵西门司马塘（今零陵区徐家井办事处新建村）。
原司马塘建有龙氏祠，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1949年拆毁。
墓位于永州市妇幼保健站左侧，封土堆东西长3．7米，南北宽l米，高1米，石砌护围已毁。
“文化大革命”期间，封土堆一半被附近居民围墙圈围，另一半为菜园，墓前4米为居民住房。
墓有古碑2块，一块刻“东汉零陵太守龙伯高墓”，另一方为清光绪十年(1884)永州府儒学刘源题刻。
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列古墓葬之第一位。
龙太初：宋代人，曾以诗人名义拜见王安石，并作《沙诗》一首，赢得王安石赞许。
龙镯：宋代人，乾德年间州太守，有惠政，深得民心，当地百姓绘《来鹤图》颂其德仁夫：吉安（今属江西）人，元代浙江儒学副提举，著有《周易传》一书。
[4] 龙起雷：字时声，侗族，明朝五开卫（今贵州黎平县）人。
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举人，次年进士。
他是黎平的第一个进士。
他也是贵州侗族中的第一位进士。
历官江西清江县知县、燕京苑平知县、南京大理寺（明朝中央审判机关）少卿等。
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曾弹劾首辅（内阁大臣）赵志皋等人，因得罪当权派吏部尚书李戴，被李戴废除大理寺卿官职。
从此还乡，淡泊自安，无所请属。
他与史龙起春、龙起渊等文行并有声，时称三龙。
《黔诗纪略》录其诗二首。
龙许保：明代贵州人，苗族，率众起义与官军对抗十余年之久，攻破印江、思州、石阡等城，后遭镇压，被俘遇害。
龙燮：望江（今属安徽）人，清代著名戏曲家，著有《琼华梦》、《芙蓉城》等。
龙文彬：清江西永新人，同治年间进士，《周易绎说》、《永怀堂诗文钞》、《明会要》等为其所著。
龙启瑞：清代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道光年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历任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著有《小学高注补正》、《经德堂诗文集》等。
龙汝元：清代直隶宛平（一作大兴，今属北京）人，曾任职游击、参将、大沽协副将，在与英法联军挑起的第二次大沽之战中阵亡。
龙泽厚：清末广西桂林人，早年从康有为学，参加桂林圣学会、上海强学会等进步组织，后主持旧金山《文兴报》，作上海天游学院教务长。
著有《南海先生上书记》。
龙鸣剑：四川荣县人。
早年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后组织同志军，开展武装斗争，在去往叙州（今宜宾东北）的行军途中因病去世。
龙云；（1884年11月19日-1962年6月27日）云南昭通炎山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滇军将领，云南省政府主席。
字志舟，原名登云。
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
龙国桢：原重庆永川万寿乡人，民国进步官员，留学日本。
1912年，四川都督府建立，任都督参赞、高等审判厅院正，1914年起先后任安徽高等审判厅检察长、贵州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检察长、总检察厅检察长、四川高等法院院长、刘湘21军顾问、四川省政府考试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政府统计室兼综核室主任等职，为官正派，1946年赋闲家居。
解放后，加入民建，任相辉学院教授、重庆文史馆员。
现代龙姓名人龙潜少将龙潜（1913-1992），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独立团、军委直属队、军委干部团特派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5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科科长，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淮北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淮阴城防司令员，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教导师政治委员，南京市公安局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南京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逝世，终年79岁。
龙飞虎少将龙飞虎（1915-1999），江西省永新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第8军6师7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等职，先后参加了进征赣南、回守井冈山、攻占长沙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太原、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副官、科员、科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任周恩来同志随从副官，负责警卫工作，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8月，主席率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负责谈判期间的警卫安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任主席处行政秘书兼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保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1947年起，先后任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8师82团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28师副政治委员等职，指挥部队参加了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对福建沿海的海防建设有重要建树。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9年7月1日因病在福州逝世，享年85岁。
龙开富少将龙开富（1908-1977），湖南省茶陵县人。
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编入工农革命军。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政治部通信排长，中央军委警卫团连长兼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炮兵营政治委员、军团第四科科长，中央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警卫营营长、商业管理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军区后勤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44军后勤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第二政治委员。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补代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7年2月3日逝世，终年69岁。
龙书金少将龙书金（1910-2003），湖南省茶陵县人，1929年参加农民赤卫队，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政卫连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支队长、团长，山东纵队鲁北支队队长，115师教导6旅7团团长，冀鲁边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副师长等职，带领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参加了平型关、大宗家、侠河村、王家楼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副师长，东北野战军第17师师长，第四野战军43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参加了东北夏、秋、冬季攻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渡江、湘赣、广东、粤桂边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
海南岛解放后，他历任军长、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某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他坚持从严治军，为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
是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4月16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龙炳初少将龙炳初（1914-1975），江西省莲花县人。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6军团第49团政治处干事。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特派员，第4支队政治委员，南下支队第3大队副政治委员，第9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5师15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天水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5年12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终年61岁。
龙振彪少将龙振彪（1914-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为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报务员，第6军团电台队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电台队长，红二方面军第6师电台队长。
参加了红军长征，圆满完成了无线电通信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电台队长，湘赣川黔省电台队长。
组织所属人员高标准地保证了作战、谈判等任务的通信联络畅通。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电台队长，晋绥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通信联络处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
领导通信人员出色地完成了西北、东北战场特别是西北战场的作战通信保障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通信学校、高级通信学校校长，通信兵学院院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顾问等职。
为我军通信兵现代化建设和通信兵院校的创建、发展作出了贡献。
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0年9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龙道权少将龙道权（1913-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12师35团通信员、宣传队长、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第1师1团营政治教导员，红5军团第34师102团特派员，第13师特派员，红5军团保卫局第二科副科长，大金省保卫局代局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第二科副科长，第二分校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团政治委员，第1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等职，率领部队多次参加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4旅政治委员，第19兵团63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大同、正太、青仓、保北、清风店、察南、平津、太原、扶眉、陇东等战役战斗和解放兰州、宁夏之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斗。
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等职，是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2月17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7岁。
龙福才少将龙福才（1909-1965），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少先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第3军9师机枪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参加了攻打吉安的战斗。
1932年任红3军9师军医处政委、参加了兴国、水口、草台岗战斗。
1934年任红1军团1师直属队总支书记，1935年任红1军团1师卫生部政委。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到红军大学学习，后在抗大校务部担任总支书记、指导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4后方医院政委、八路军卫生学校政委。
1939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考察团干部室组长。
1940年任延安军政学院大队指导员。
1941年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部主任，参加了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年底任警备旅代政治委员。
1944年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副政委，领导了忻州土改工作。
1948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7纵12旅政委，1949年任一野7军20师政委，参加了晋中、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7训练基地政治委员，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9月22日逝世，终年56岁。
龙大道龙大道(1901-1931) 字坦之，名康庄，字坦之，侗族，1901年出生在贵州省锦屏县茅坪镇茅坪村。
10岁入新学校接受“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教育，15岁于锦屏县高小毕业，进天柱县中学读书。
1919年春随乡亲放木排东下武汉，就读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受教务主任恽代英的影响，6月参加了武汉地区爱国学生运动。
1922年冬，龙大道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聆听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人讲学，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1923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11月23日，经张其雄、施存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决心找到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改名为大道。
1924年9月，龙大道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次年6月，奉命回沪，在上海总工会曹家渡办事处从事工人运动。
1926年5月，龙大道任中共曹家渡部委书记，兼任部委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不久调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负责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训练工作。
10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工会举行武装暴动，龙大道指挥闸北地区，因准备不周，这次起义未能成功。
1927年1月，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团成员，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2月龙大道又参与领导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
接着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区委，成立主席团，设置经济斗争、交际、纠察三部 ，龙大道为经济斗争负责人，参加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主持制定的第三次起义作战计划，龙大道是闸北地区指挥者之一。
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
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游行工人、学生和市民，龙大道也身负重伤，并被上海淞 沪警备司令部通缉，悬赏1000元银洋捉拿。
4月27日至5月9日，龙大道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9日至23日，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开装起义的经过。
会后被留在武汉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工作。
之后龙大道化名赵庄去汉阳兵工厂组织罢工，在一家茶馆和地下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经党组织营救，与几十名难友越狱成功。
出狱后继续领导汉阳工人斗争。
1928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参加的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龙大道成 为新的8位领导人之一。
分工担任工人部长。
是年底，中央调龙大道回上海工作，以特派员的身分去芜湖、安庆、景德镇等地巡视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
1930年1月 ，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北、虹口纱厂的罢工斗争。
6月，由于龙大道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多次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被扣上“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帽子，受到打击排斥。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龙大道等27名共产党员重要干部在上海被逮捕。
19日，龙大道等由公共租界特别法庭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总局，26日被移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
在狱中，龙大道和难友们吃的是砂子饭，睡的是木架叠床，脚上还带着20斤重的特大“半步链”，经常遭受酷刑拷打。
龙大道置个人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奋力抗争，还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了一份长报告。
2月7日晚，国民党反动派以移解南京关押为名，将龙大道、林育南等24人骗出牢房，集体秘密杀害于龙华塔下。
龙大道遗骸安葬于上海龙华24烈士墓中。
龙德云（1905——1956年），字腾霄，彝族，盘县糯寨人。
少时家有田产二百余石。
七岁始读私塾，成绩优异。
20年代，其父受响水的地霸邓云阶及黔军驻盘旅长易德安的迫害。
腾霄遂立志从戎，投军于滇军张冲部。
受张赏识，被委任为独立团三营营长。
后又保荐进云南讲武学堂。
因家又遭不幸，停学回家。
民国21年（1932年），赴昆明考入云南教导团第三军官训练队第二中队学习。
三年毕业，分在滇军第七旅任职。
26年编入60军184师赴前线抗日。
在台儿庄血战中受伤，遂回武汉治疗。
伤愈返昆后，任云南广福独立团营长。
因不满该军专制腐败而弃职赋闲于昆明。
其间与旧友朱家壁、何现龙等有联系。
受学生运动的影响，自订《新华日报》阅读。
朱、何又常将《今日之苏联》、《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刊交腾霄阅读，思想渐趋革命。
民国35年，腾霄回到家乡糯寨，即写信召回在滇军护卫团任职之弟德霖。
民国36年，龙腾霄与司开德（乡长）及德霖共商革命之事。
先后与水塘、老厂、忠义、乐民等地拥有武装力量的钱有光、钱云亮、孙治文、肖崇武、杨宏伟、丁伟光、陈云飞等联系。
邀约陈、丁、钱三人于乐民斗阁，讲述革命道理，晓以反蒋救国的大义，化解了三姓长期不容的矛盾。
三方杀鸡盟誓，决心摒弃前嫌，停止械斗，拥共反蒋。
腾霄等以指导种烤烟为掩护，走村串寨，宣传共产党政策和革命形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发动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反迫害。
民国37年3月，腾霄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司令员朱家壁、副司令员何现龙的领导下，成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黔西南第一支队”。
五月腾霄被委任命为支队队长。
腾霄在300余人的基础上，很快组织了千余人的武装力量，并于同年农历八月八日在糯寨召开大会，公开成立“农村经济复兴委员会”。
38年3月，亮出旗帜，发出“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声明，开展游击战。
腾霄率领游击队周旋于云贵边境，南盘江畔。
从糯寨战斗开始，经归顺，海子之战，又在水塘争取乡长张贞玺起义。
袭击归顺，活捉并当场枪决乡长许子明。
继而转战三万底、保田、祭山树、老厂、十里等地，捣毁区乡政权，开仓济贫。
到38年7月的一年时间中，先后打死打伤敌军数百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枝。
民国38年7月，腾霄奉调三支队司令部工作，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致信腾霄，劝其“痛改前非”。
腾霄则复信要刘效法傅作义将军“高举义旗”。
并正告曰：“否则前途危急……如被引渡归来，何忍见于法场”。
1946年春，他联合了各有上百条枪支的丁伟光、陈云飞、孙志文、司开德等上层任务，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组成了一支三千多人枪的武装队伍。
1949年7月，奉罗盘地委指示，龙的原滇桂黔边区纵队黔西南游击支出改编为“滇桂黔边纵罗盘支队盘县游击团”。
二弟龙德霖同志任团长。
龙腾霄调任罗盘支队任参谋长。
解放后，龙腾霄同志任云南罗盘地区贵州兴仁专署工作，任兴仁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51年龙赴中央民族学院军政干部培训班深造。
结业后调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
因病于1956年逝世。
龙清泉（1990 - ），奥运冠军，中国男子举重队队员，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人。
北京奥运会中国奥运冠军中仅有的几个少数民族运动员之一。
在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56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32公斤，挺举160公斤，总成绩292公斤夺得冠军，为中国队争得该届奥运会第六金。
龙应台（1952-），现代作家。
龙永图（1943-），中国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
关于桥的介绍
△qiáo（桥）①qiáo架在水道上或空中利于通行的建筑物：索～。
天～。
黄河大～。
长江大～。
立体交叉～。
②姓。
桥梁qiáoliáng：①架在水面上或空中以便行人、车辆等通行的建筑物。
②比喻能起联系作用使彼此相通：友谊桥梁；书信是我俩联系的桥梁。
桥牌qiáopái：体育活动项目，是扑克牌游戏的一种。
关于这个字的更多的信息——<名>形声。
从木,乔声。
本义：桥梁桥,水梁也。
从木,乔声。
骈木为之者。
独木者曰杠。
――《说文》宁新中更名安阳,初作河桥。
――《史记•秦本纪》洛水桥边春日斜。
――刘禹锡《浪淘沙》长桥卧波。
――唐•杜牧《阿房宫赋》桥边红药。
――宋•姜夔《扬州慢》桥边一带。
――《广东军务记》又如：桥阁(傍山架木为路。
即栈道,阁道);桥津(桥头。
津,水边渡口)器物上的横杆奉席如桥衡。
――《礼记•曲礼》。
注：“井上桔槔。
”又如：鞍桥木名桥<动> 架桥,修桥△jiāo1.桔槔。
井上汲水工具。
或指桔槔上的衡木。
2.通憍。
骄傲。
参见桥泄。
△jiǎo1.山行用具。
《史记•河渠书》：［禹］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
裴骃集解引徐广曰：桥，近遥反。
一作'檋'。
檋，直辕车也。
一说即轿。
2.通矫。
矫正。
3.通矫。
伪，虚假。
参见桥言。
4.通挢。
翘起;伸出。
5.劲疾。
桥的概念 桥是一种架空的人造通道。
由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两部分组成。
上部结构包括桥身和桥面；下部结构包括桥墩、桥台和基础。
它们高悬低卧，形态万千，有的雄距山岙野岭，古朴雅致；有的跨越岩壑溪间，山川增辉；有的坐落闹市通衢，造型奇巧；有的一桥多用，巧夺天工。
不管风吹雨淋，无论酷暑严冬，它们总是默默无闻地为广大的行人、车马跨江过河，飞津济渡。
桥的意义与特点 建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跨水或者越谷的交通，以便于运输工具或行人在桥上畅通无阻。
若从其最早或者最主要的功用来说，桥应该是专指跨水行空的道路。
故说文解字段玉裁的注释为：“梁之字，用木跨水，今之桥也。
”说明桥的最初含意是指架木于水面上的通道，以后方有引伸为架于悬崖峭壁上的“栈道”和架于楼阁宫殿间的“飞阁”等天桥形式。
中国山川众多、江河纵横，是个桥梁大国，在古代无论是建桥技术，还是桥梁数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千百年来，桥梁早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地理气候、文化习俗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各自立足于自己的实际条件和根据自己的需要，经过长期的时间，遂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桥梁形式，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体说来大致有如下特点： （一） 地域性。
我国土地辽阔，南北之间和东西之间的桥梁，受所在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的影响，因地制宜，都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风格和特色。
如北方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地势较为平坦，河流水域较少，人们运输物资多赖骡马大车或手推板车。
因此，这里的桥梁多为宽坦雄伟的石拱桥和石梁桥，以便于船只从桥下通过；西北和西南地区，山高水激、谷深崖陡，难以砌筑桥墩，因此，多采用藤条、竹索、圆木等山区材料，建造绳索吊桥或伸臂式木梁桥；岭南闽粤沿海地区，盛产质地坚硬的花岗岩石，所以石桥比比皆是；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因竹材丰富，便到处可见别具一格的各式竹材桥梁。
从桥梁的风格上看，北方的桥如同北方的人，显得粗犷朴实；南方的桥也同南方的人，显得灵巧轻盈。
当然，这跟自然地理也有极大关系，如北方的河流因水流量欺负变化很大，又有山洪冰块冲击，故桥梁必须厚实稳重；而南方河流水势则较平缓，又要便于通航，故桥梁相对较纤细秀丽。
（二） 多种多样性。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地大物博，山河奇秀，南北地质地貌差异较大，因此对建桥的技术要求也高。
大约在汉代时，桥梁的四种基本桥型：梁桥、浮桥、索桥、拱桥便已全部产生了。
这四种桥根据其建筑材料和构造形式的不同，又分别演化出：木桥、石桥、砖桥、竹桥、盐桥、冰桥、藤桥、铁桥、苇桥、石柱桥、石墩桥、漫水桥、伸臂式桥、廊桥、风雨桥、竹板桥、石板桥、开合式桥、溜索桥、三边形拱桥、尖拱桥、圆拱桥、连拱桥、实腹拱桥、坦拱桥、徒拱桥、虹桥、渠道桥、曲桥、纤道桥、十字桥，以及栈道、飞阁等等，几乎应有尽有，什么形式的古桥，在我国都能找到。
（三） 多功能性。
我国古代的匠师建桥，很注意发挥桥梁的最大效益，既能考虑到因地制宜、一切从实用出发，又能考虑使桥梁尽量起到多功能的作用。
如江南的拱桥多为两头平坦，中间高拱隆起，使之既产生造型上的弧线美，又利于行舟。
而南方地区广见的廊式桥，则更充分反映了一桥多用的特点。
南方雨多日照强，桥匠便在桥上修建廊屋，这不仅为过往行人提供了躲避风雨日照、便于歇息的场所，而且还增加了桥梁的自重，以免洪水把桥冲掉，并起到保护木梁、铁索不受风雨腐蚀的作用。
特别是很多此类廊桥，因是人员过往要冲，故还利用它兼作集市、住宿和进行商业活动。
如广东潮安县的湘子桥，这座桥全长五百余米，?quot;一里长桥一里市之称，桥中设一段可以开合的浮桥，以利通航；桥上建廊屋、楼后做集市，其间店面栉比，自晨至暮，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以至不闻不见咆哮的潮水和宽阔的江面，故民间流传有“到了湘桥问湘桥”的笑话。
（四） 群众公益性。
桥梁自产生始，便以属于民众共有的社会性出现。
我国的传统建筑，一般为私有性，唯有桥梁（除私有的园林中桥梁外），不管是官修私建的，都为社会所公有。
故数千年来，爱桥护路成为一种良好风尚，而“修桥铺路”则是造福大众的慈善行为，被民众所推崇。
因此，修桥或建桥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查看史志，我国历来修桥建桥的方式，大概有四种：一是民建，即由一家一姓独立建桥；二是募捐集资，报经官府支持，协力兴建。
此种最为多见，如著名的赵州桥、泉州洛阳桥等，都是用此方式建成的；三是官倡民修，由地方官倡导，士绅附和认捐，并指派官吏或商绅主持完成。
此多属较大的桥梁；四是全由官府拨款施工兴建的。
所以，我国古桥遍布各地，连穷乡僻壤也多建桥。
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居世界首位。
桥的产生与发展 在人为桥梁之前，自然界由于地壳运动或其他自然现象的影响 ，形成了不少天然的桥梁形式。
如浙江天台山横跨瀑布上的石梁桥，江西贵溪因自然侵蚀而成的石拱桥（仙人桥）以及小河边因自然倒下的树干而形成的 “独木桥”，或两岸藤萝纠结在一起而构成的天生“悬索桥”等等。
人类从这些天然桥中得到启示，便在生存过程中，不断仿效自然。
开始时大概是利用一根木料在小河上，或氏族聚居群周围的壕沟上搭起一些独木桥（桥之所以始称“梁”，也许便是因这种横梁而过的原故），或在窄而浅的溪流中，用石块垫起一个接一个略出水面的石蹬，构成一种简陋的“跳墩子”石梁桥（后园林中多仿此原始桥式，称“汀步桥”、“踏步桥”）。
这些“独木桥”“跳墩子桥”便是人类建筑的最原始的桥梁，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由低级演进为高级，才逐渐产生各种各样的跨空桥梁。
我国的桥梁，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西周、春秋为主，包括此前的历史时代，这是古桥的创始时期。
此时的桥梁除原始的独木桥和汀步桥外，主要有梁桥和浮桥两种形式。
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多数只能建在地势平坦，河身不宽、水流平缓的地段，桥梁也只能是写木梁式小桥，技术问题较易解决。
而在水面较宽、水流较急的河道上，则多采用浮桥。
第二阶段以秦、汉为主，包括战国和三国，是古代桥梁的创建发展时期。
秦汉是我国建筑史上一个璀璨夺目的发展阶段，这时不仅发明了人造建筑材料的砖，而且还创造了以砖石结构体系为主题的拱券结构，从而为后来拱桥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
战国时铁器的出现，也促进了建筑方面对石料的多方面利用，从而使桥梁在原木构梁桥的基础上，增添了石柱、石梁、石桥面等新构件。
不仅如此，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由此而使石拱桥应运而生。
石拱桥的创建，在中国古代建桥史上无论是实用方面，还是经济、美观方面都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石梁石拱桥的大发展，不仅减少了维修费用、延长了桥的使用时间，还提高了结构理论和施工技术的科学水平。
因此，秦汉建筑石料的使用和拱券技术的出现，实际上是桥梁建筑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故从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约莫在东汉时，梁桥、浮桥、索桥和拱桥这四大基本桥型已全部形成。
第三阶段是以唐宋为主的，包括两晋、南北朝和隋、五代时期，这是古代桥梁发展的鼎盛时期。
隋唐国力较之秦汉更为强盛，唐宋两代又取得了较长时间的安定统一，工商业、运输交通业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十分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东晋以后，由于大量汉人贵族官宦南迁，经济中心自黄河流域移往长江流域，使东南水网地区的经济得到大发展，经济和技术的大发展，又反过来刺激桥梁的大发展。
因此，这时创造出许多举世瞩目的桥梁，如隋代石匠李春首创的敞肩式石拱桥--赵州桥，北宋废卒发明的叠梁式木拱桥--虹桥，背诵创建的用筏形基础、植蛎固墩的泉州万安桥，南宋的石梁桥与开合式浮桥相结合的广东潮州的湘子桥等。
这些桥在世界桥梁史上都享有盛誉，尤其是赵州桥，类似的桥在世界别的国家中，晚了七个世纪方才出现。
纵观中国桥梁史，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和成就，以及能争世界第一的桥梁，都是此时创建的。
第四阶段为元、明、清三朝，这是桥梁发展的饱和期，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创造和技术突破。
这时的主要成就是对一些古桥进行了修缮和改造，并留下了许多修建桥梁的施工说明文献，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文字资料。
此外，也建造完成了一些像明代江西南城的万年桥、贵州的盘江桥等艰巨工程。
同时，在川滇地区兴建了不少索桥，索桥建造技术也有所提高。
到清末，即1881年，随着我国第一条铁路的通车，迎来了我国桥梁史上的又一次技术大革命。
桥的类型与形式 按主要材料分 木、石、砖、竹、藤、铁、盐、冰、纸桥 木桥是最早的桥梁形式，我国秦汉以前的桥几乎都是木桥。
如最早出现的独木桥、木柱梁桥。
约商周时便出现浮桥，战国前后又出现排柱式木梁桥和伸臂式木梁桥。
但因木材本身的特性，如质松易腐以及受材料强度和长度支配等，不仅不易在河面较宽的河流上架设桥梁，而且也难以造出牢固耐久的桥梁来，因此，南北朝始遂为木石混合或石构桥梁所取代。
石桥和砖桥。
一般是指桥面结构也是用石或砖料来做的桥，但纯砖构造的桥极少见，一般是砖木或砖石混合构建，而石桥则较多见。
到春秋战国之际便出现了石墩木梁跨空式桥，西汉进一步发展为石柱式石梁桥，东汉则又出现了单跨石拱桥，隋代创造出世界上第一座敞肩式单孔弧形石拱桥，唐代李昭得造出了船形墩多孔石梁桥。
宋代是大型石桥蓬勃发展的时期，创造出像泉州洛阳桥和平安桥那样的长达数里横跨江海交汇处的石梁桥，以及像北京芦沟桥和苏州宝带桥那样的大型石拱桥。
竹桥和藤桥。
主要见于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
一般只用于河面较狭的河流上，或作为临时性架渡之用。
早期的主要是一种索桥，南北朝时称竹质的溜索桥为“笮桥”。
后来出现了竹索桥、竹浮桥和竹板桥等。
铁桥，在古代包括铁索桥和铁柱桥两种。
前者属于索桥类，较多见，约在唐代便出现；后者属于梁桥类，实为木铁混合桥，极少见，在江西见一例。
盐桥和冰桥。
主要见于特殊的自然环境中。
前者主要见于青海盐湖地区，后者主要见于北方寒冷地区。
纸桥是在一些玩具中出现的。
按结构及外观分 梁桥、浮桥、索桥和拱桥这四种基本类型。
梁桥。
又称平桥、跨空梁桥，是以桥墩做水平距离承托，然后架梁并平铺桥面的桥。
这是应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桥，在历史上也较其它桥形出现为早。
它有木、石或木石混合等形式。
先秦时梁桥都是用木柱做桥墩，但这种木柱木梁结构，很早就显出其弱点，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因此，起而代之的是石柱木梁桥，如秦汉时建成的多跨长桥：渭桥、灞桥等。
约在汉代时桩基技术发明，于是出现了石桥墩，标志着木石组合的桥梁能够越跨较宽大的河道能经受住汹涌洪浪的冲击。
但由于石墩上的木梁不耐风雨侵蚀，于是便在桥上建起了桥屋，保护桥身，此桥型（廊桥）后多见于南方，但最早都见于黄河流域。
中小型的石梁或石板桥，构造方便，材料耐久，维修省力，是民间最为喜用的一种桥形，尤其是南宋后，在福建泉州地区十分盛行，创造了许多长大的石梁桥。
梁桥若中间无桥墩者，称单跨梁桥；若水中有一桥墩，使桥身形成两孔者，便称双跨梁桥；若两墩以上者，便称多跨梁桥。
浮桥。
又称舟桥、浮航、浮桁，因其架设便易，常用于军事目的，故也称“战桥”--一种用于数十百艘木船（也有用木筏或竹筏连横于水上的）连锁起来并列于水面，船上铺木板供人马往来通行的桥。
若按严格意义上的桥：是以跨空和有柱墩为标志的话，那它还不是十足意义上的桥。
浮桥主要建于河面过宽及河水过深或涨落起伏大，非一般木石柱梁桥所能济事的地方。
浮桥两岸多设柱桩或铁牛、铁山、石囷、石狮等以系缆。
隋大业元年在洛阳洛水上建成的天津桥，是第一次用铁链连接船只的浮桥。
浮桥目前在我国南方如江西、浙江、广西等地方仍常见用。
浮桥的优点：一是施工快速，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军围攻武昌，只用一夜时间就建成两座横跨长江的浮桥。
二是造价低廉，明代邹守益在《修凤林浮桥记》中，曾对石桥与浮桥做过比较：“若用石梁桥，要费千金，而用浮桥，则费五百金便可，可根据需要而定。
”三是开合随意，拆除和架设都很方便。
缺点是载重量小，随波上下动荡不定，且抵御洪水能力弱，常需及时拆撤，并要人照看，管理繁琐，舟船、桥板与系船的缆绳要经常修葺和更换，维护费用昂贵。
因此，很多浮桥的最后归宿，都向木梁桥、石梁桥或石拱桥发展。
索桥。
也称吊桥、绳桥、悬索桥等，是用竹索或藤索、铁索等为骨干相拼悬吊起的大桥。
多建于水流急不易做桥墩的陡岸险谷，主要见于西南地区。
其做法是在两岸建屋，屋内各设系绳的立柱和绞绳的转柱，然后以粗绳索若干根平铺系紧，再在绳索上横铺木板，有的在两侧还加一至两根绳索作为扶栏。
始见于秦汉，如秦李冰曾在四川益州（今成都）城西南建成的一座笮桥，又名夷里桥，便是座竹索桥。
现存著名的有建于明清时的泸定铁索桥、灌县竹索桥等。
过索桥感觉非常惊险，正如古人形容过索桥的那样：“人悬半空，度彼决壑，顷刻不戒，陨无底谷。
”唐代和尚智猛称：“窥不见底，影战影栗。
”其实真正渡之还是安全的，正如《徐霞客游纪》对贵州盘江桥评价的那样：“望之飘然，践之则屹然不动。
” 拱桥。
在我国桥梁史上出现较晚，但拱桥结构一经采用，便迅猛发展，成为古桥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种桥型，即使在今天，它也仍有继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拱桥有石拱、砖拱和木拱之分，其中砖拱桥极少见，只在庙宇或园林里偶见使用。
一般常见的是石拱桥，它又有单拱、双拱、多拱之分，拱的多少视河的宽度来定。
一般正中的拱要特别高大，两边的拱要略小。
依拱的形状，又有五边、半圆、尖拱、坦拱等之分。
桥面一般铺石板，桥边做石栏杆。
拱桥的形象最早见于东汉画像砖上，是由伸臂木石梁桥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墓拱、水管等形状影响而产生的。
文献记载见于南北朝时的《水经注》中，现存最早的实物和最具代表性的是隋代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
石拱桥的发券，明以后，尤其在清代，则盛行用整券，即“桶状发券”。
其他造型 飞阁和栈道、渠道桥和纤道桥，以及曲桥、鱼沼飞梁和风水桥。
“飞阁”，又称阁道、复道，即天桥。
古代宫殿楼阁间的跨通道。
《三辅黄图》：“乃于宫（指汉未央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
”秦汉皇宫楼殿间联以阁道通行，因上下有道，故称复道。
秦始皇筑阁道由阿房宫通骊山，人行桥上，车行桥下，堪称中国最早的立交桥。
“栈道”，又称栈阁、桥阁，单臂式木梁桥。
在山区陡峭的地方，架木铺成的道路。
“渠道桥”，既是引水渠道又作行人用的桥梁。
也即在桥上砌水渠以引水。
如建于金代的山西洪洞县惠远桥。
故今山西民间尚有“水上桥、桥上水”的俚语。
“纤道桥”，一种为便于拉纤而建造的、与河流平行的带状长桥。
多见于浙江境内的运河地区。
有的长达一二公里乃至五六公里，如绍兴阮社有一座“百孔官塘”纤道桥，建于清同治年间，桥长380余米，115个跨，桥面用三块条石拼成，底平接水面。
“曲桥”，园林中特有的桥式，故也称园林桥。
桥与径、廊均为园林中游人赏景的通道。
“景莫妙于曲”，故园林中桥多做成折角者，如九曲桥，以形成一条来回摆动，左顾右盼的折线，达到延长风景线，扩大景观画面的效果。
曲桥一般由石板、栏板构成，石板略高出水面，栏杆低矮，造成与水面似分非分、空间似隔非隔，尤有含蓄无尽之意。
（1）采用圆弧拱形式，改变了我国大石桥多为半圆形拱的传统。
我国古代石桥拱形大多为半圆形，这种形式比较优美、完整，但也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交通不便，半圆形桥拱用于跨度比较小的桥梁比较合适，而大跨度的桥梁选用半圆形拱，就会使拱顶很高，造成桥高坡陡、车马行人过桥非常不便。
二是施工不利，半圆形拱石砌石用的脚手架就会很高，增加施工的危险性。
为此，李春和工匠们一起创造性地采用了圆弧拱形式，使石拱高度大大降低。
赵州桥的主孔净跨度为37.O2米，而拱高只有7.25米，拱高和跨度之比为1:5左右，这样就实现了低桥面和大跨度的双重目的，桥面过渡平稳，车辆行人非常方便，而且还具有用料省、施工方便等优点。
当然圆弧形拱对两端桥基的推力相应增大，需要对桥基的施工提出更高的要求。
（2）采用敝肩。
这是李春对拱肩进行的重大改进，把以往桥梁建筑中采用的实肩拱改为敝肩拱，即在大拱两端各设两个小拱，靠近大拱脚的小拱净跨为3．8米，另一拱的净跨为2．8米。
这种大拱加小拱的敝肩拱具有优异的技术性能，首先可以增加泄洪能力，减轻洪水季节由于水量增加而产生的洪水对桥的冲击力。
古代佼河每逢汛期，水势较大，对桥的泄洪能力是个考验，四个小拱就可以分担部分洪流，据计算四个小拱可增加过水面积16％左右，大大降低洪水对大桥的影响，提高大桥的安全性。
其次敝肩拱比实肩拱可节省大量土石材料，减轻桥身的自重，据计算四个小拱可以节省石料26立方米，减轻自身重量700吨，从而减少桥身对桥台和桥基的垂直压力和水平推力，增加桥梁的稳固。
第三增加了造型的优美，四个小拱均衡对称，大拱与小拱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显得更加轻巧秀丽，体现建筑和艺术的完整统一。
第四符合结构力学理论，敝肩拱式结构在承载时使桥梁处于有利的状况，可减少主拱圈的变形，提高了桥梁的承载力和稳定性。
（3）单孔。
我国古代的传统建筑方法，一般比较长的桥梁往往采用多孔形式，这样每孔的跨度小、坡度平缓，便于修建。
但是多孔桥也有缺点，如桥墩多，既不利于舟船航行，也妨碍洪水宣泄；桥墩长期受水流冲击、侵蚀，天长日久容易塌毁。
因此，李春在设计大桥的时候，采取了单孔长跨的形式，河心不立桥墩，使石拱跨径长达37米之多。
这是我国桥梁史上的空前创举。
桥的材料与构造 桥梁的构造，除较原始的独木桥、汀步桥以及浮桥外，一般均由跨空部分和跨空支承部分构成，即桥墩与桥身组成。
（一） 梁桥，根据其所用材料和构造情况，可分为木梁桥和石梁桥。
“木梁桥”包括木梁木柱桥、木梁石柱桥、木梁石墩桥、木撑架桥，其中“木梁石柱桥”是从木梁木柱这种原始的木桥发展而来的。
“石梁桥”包括石梁石柱桥、石梁石墩桥、石伸臂桥（类似木伸臂桥）、三边石梁桥、漫水石梁桥、石板平桥（多见于园林“曲桥”和“纤道桥”）。
其中以“石梁石墩桥”最为常见。
这种桥比用石墩木梁又更进一步，避免了木梁桥面易于腐朽、常需维修的缺点。
桥梁中还有一种与浮桥相结合的桥式，即“开合式桥”。
其中间浮桥可根据需要开合启闭。
如潮安县的湘子桥。
其东西两端是石梁桥，中间则用十八只木船搭成浮桥相连接，以利排渲洪水，及“通巨舰，排放木筏”之用。
（二）拱桥，根据其构造情况以及拱券的圆弧和排列形式可分为：陡徒和坦拱式拱桥、尖拱和圆拱式拱桥、连拱和固端式拱桥，单孔和多孔式拱桥、实腹和空腹式拱桥，以及虹桥等等。
其拱券的圆弧则有半圆、马蹄、全圆、锅底、蛋圆、椭圆、抛物线圆及折边等形式，排列形式则有并列和横联两种，其中横联式应用最多，并派生出镶边横联券和框式横联券两种。
（三）索桥，根据其采用不同质地的绳索及过度和构造形式，可分为竹索、铁索、藤索和溜索桥、城防吊桥，以及单索、双索、多索网状桥、并列多索桥等。
我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
八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党派历史：1947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第一次联合会议在香港举行。
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第一届主席：李济深 成员情况：截至2012年6月，民革在全国共有30个省级委员会、267个市级委员会、52个县级委员会，共有党员101865人。
2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党派历史：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1月16日，张澜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第一届主席：黄炎培 成员情况：截至到2013年底，民盟共有成员24.7万余人。
3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党派历史：1945年12月16日，民建在重庆成立，成员主要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人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
民建成立后，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第一届领导人：黄炎培 成员情况：民建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都建立了组织，现有成员14万多人，大多数为经济界和其他方面的代表性人士。
4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 党派历史：民进创始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留居上海的部分文化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主要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抗战胜利后，于1945 年12月30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一个以 “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第一届主席：马叙伦 成员情况：截至2012年12月 31日，民进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市县级组织 335个，基层组织6816个，会员 13.3万余人，平均年龄50.5岁。
5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 党派历史：1930年8月9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10日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3日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第一届总干事：邓演达 成员情况：农工党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党员总数12.56万人。
6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 党派历史：中国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堂发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改组，从此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届主席：陈其尤 成员情况：致公党在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有党员28000多人 7九三学社 党派历史：九三学社前身为抗日战争后期一批进步学者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以民主、科学为宗旨，在重庆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后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建为九三学社。
第一届主席：许德珩 成员情况：截止2012年底，九三学社有30个省级组织，289个设区市市级组织，27个县级市组织，5236个基层组织，全国社员总数已达132000余人。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党派历史：1947年11月12日，台盟在香港成立。
台盟成立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支持台湾人民的反帝爱国民主斗争；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
第一届主席：谢雪红 成员情况：台盟在18个省、直辖市建立了组织，现有成员2700多人。
有关桥的一切
几乎没有哪个成年人会不知道桥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物。
但我国古代的桥，形式种类繁多，发展演变过程漫长，这恐怕就未必为人尽知了。
近代以来，由于高科技的勃然兴起，桥梁逐渐成为一门专业学科，其技术进步更是突飞猛进，形式更为复杂多样，其内涵和引伸义也大为丰富发展。
然而，无论现代桥梁如何新进发达，若追究其根源来，均未超出古人所创造的梁桥、浮桥、拱桥和索桥几大类。
这几种基本桥式都是总结前人积累下的丰富技术成果的结果。
一、 桥的概念 桥是一种架空的人造通道。
由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两部分组成。
上部结构包括桥身和桥面；下部结构包括桥墩、桥台和基础。
它们高悬低卧，形态万千，有的雄距山岙野岭，古朴雅致；有的跨越岩壑溪间，山川增辉；有的坐落闹市通衢，造型奇巧；有的一桥多用，巧夺天工。
不管风吹雨淋，无论酷暑严冬，它们总是默默无闻地为广大的行人、车马跨江过河，飞津济渡。
二、 桥的意义与特点 建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跨水或者越谷的交通，以便于运输工具或行人在桥上畅通无阻。
若从其最早或者最主要的功用来说，桥应该是专指跨水行空的道路。
故《说问解字》段玉裁的注释为：“梁之字，用木跨水，今之桥也。
”说明桥的最初含意是指架木于水面上的通道，以后方有引伸为架于悬崖峭壁上的“栈道”和架于楼阁宫殿间的“飞阁”等天桥形式。
我国山川众多、江河纵横，是个桥梁大国，在古代无论是建桥技术，还是桥梁数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千百年来，桥梁早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地理气候、文化习俗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各自立足于自己的实际条件和根据自己的需要，经过长期的时间，遂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桥梁形式，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体说来大致有如下特点： （一） 地域性。
我国土地辽阔，南北之间和东西之间的桥梁，受所在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的影响，因地制宜，都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风格和特色。
如北方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地势较为平坦，河流水域较少，人们运输物资多赖骡马大车或手推板车。
因此，这里的桥梁多为宽坦雄伟的石拱桥和石梁桥，以便于船只从桥下通过；西北和西南地区，山高水激、谷深崖陡，难以砌筑桥墩，因此，多采用藤条、竹索、圆木等山区材料，建造绳索吊桥或伸臂式木梁桥；岭南闽粤沿海地区，盛产质地坚硬的花岗岩石，所以石桥比比皆是；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因竹材丰富，便到处可见别具一格的各式竹材桥梁。
从桥梁的风格上看，北方的桥如同北方的人，显得粗犷朴实；南方的桥也同南方的人，显得灵巧轻盈。
当然，这跟自然地理也有极大关系，如北方的河流因水流量欺负变化很大，又有山洪冰块冲击，故桥梁必须厚实稳重；而南方河流水势则较平缓，又要便于通航，故桥梁相对较纤细秀丽。
（二） 多种多样性。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地大物博，山河奇秀，南北地质地貌差异较大，因此对建桥的技术要求也高。
大约在汉代时，桥梁的四种基本桥型：梁桥、浮桥、索桥、拱桥便已全部产生了。
这四种桥根据其建筑材料和构造形式的不同，又分别演化出：木桥、石桥、砖桥、竹桥、盐桥、冰桥、藤桥、铁桥、苇桥、石柱桥、石墩桥、漫水桥、伸臂式桥、廊桥、风雨桥、竹板桥、石板桥、开合式桥、溜索桥、三边形拱桥、尖拱桥、圆拱桥、连拱桥、实腹拱桥、坦拱桥、徒拱桥、虹桥、渠道桥、曲桥、纤道桥、十字桥，以及栈道、飞阁等等，几乎应有尽有，什么形式的古桥，在我国都能找到。
（三） 多功能性。
我国古代的匠师建桥，很注意发挥桥梁的最大效益，既能考虑到因地制宜、一切从实用出发，又能考虑使桥梁尽量起到多功能的作用。
如江南的拱桥多为两头平坦，中间高拱隆起，使之既产生造型上的弧线美，又利于行舟。
而南方地区广见的廊式桥，则更充分反映了一桥多用的特点。
南方雨多日照强，桥匠便在桥上修建廊屋，这不仅为过往行人提供了躲避风雨日照、便于歇息的场所，而且还增加了桥梁的自重，以免洪水把桥冲掉，并起到保护木梁、铁索不受风雨腐蚀的作用。
特别是很多此类廊桥，因是人员过往要冲，故还利用它兼作集市、住宿和进行商业活动。
如广东潮安县的湘子桥，这座桥全长五百余米，?quot;一里长桥一里市之称，桥中设一段可以开合的浮桥，以利通航；桥上建廊屋、楼后做集市，其间店面栉比，自晨至暮，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以至不闻不见咆哮的潮水和宽阔的江面，故民间流传有“到了湘桥问湘桥”的笑话。
（四） 群众公益性。
桥梁自产生始，便以属于民众共有的社会性出现。
我国的传统建筑，一般为私有性，唯有桥梁（除私有的园林中桥梁外），不管是官修私建的，都为社会所公有。
故数千年来，爱桥护路成为一种良好风尚，而“修桥铺路”则是造福大众的慈善行为，被民众所推崇。
因此，修桥或建桥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查看史志，我国历来修桥建桥的方式，大概有四种：一是民建，即由一家一姓独立建桥；二是募捐集资，报经官府支持，协力兴建。
此种最为多见，如著名的赵州桥、泉州洛阳桥等，都是用此方式建成的；三是官倡民修，由地方官倡导，士绅附和认捐，并指派官吏或商绅主持完成。
此多属较大的桥梁；四是全由官府拨款施工兴建的。
所以，我国古桥遍布各地，连穷乡僻壤也多建桥。
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居世界首位。
三、桥的发生与发展 在人为桥梁之前，自然界由于地壳运动或其他自然现象的影响 ，形成了不少天然的桥梁形式。
如浙江天台山横跨瀑布上的石梁桥，江西贵溪因自然侵蚀而成的石拱桥（仙人桥）以及小河边因自然倒下的树干而形成的 “独木桥”，或两岸藤萝纠结在一起而构成的天生“悬索桥”等等。
人类从这些天然桥中得到启示，便在生存过程中，不断仿效自然。
开始时大概是利用一根木料在小河上，或氏族聚居群周围的壕沟上搭起一些独木桥（桥之所以始称“梁”，也许便是因这种横梁而过的原故），或在窄而浅的溪流中，用石块垫起一个接一个略出水面的石蹬，构成一种简陋的“跳墩子”石梁桥（后园林中多仿此原始桥式，称“汀步桥”、“踏步桥”）。
这些“独木桥”“跳墩子桥”便是人类建筑的最原始的桥梁，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由低级演进为高级，才逐渐产生各种各样的跨空桥梁。
我国的桥梁，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西周、春秋为主，包括此前的历史时代，这是古桥的创始时期。
此时的桥梁除原始的独木桥和汀步桥外，主要有梁桥和浮桥两种形式。
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多数只能建在地势平坦，河身不宽、水流平缓的地段，桥梁也只能是写木梁式小桥，技术问题较易解决。
而在水面较宽、水流较急的河道上，则多采用浮桥。
第二阶段以秦、汉为主，包括战国和三国，是古代桥梁的创建发展时期。
秦汉是我国建筑史上一个璀灿夺目的发展阶段，这时不仅发明了人造建筑材料的砖，而且还创造了以砖石结构体系为主题的拱券结构，从而为后来拱桥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
战国时铁器的出现，也促进了建筑方面对石料的多方面利用，从而使桥梁在原木构梁桥的基础上，增添了石柱、石梁、石桥面等新构件。
不仅如此，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由此而使石拱桥应运而生。
石拱桥的创建，在中国古代建桥史上无论是实用方面，还是经济、美观方面都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石梁石拱桥的大发展，不仅减少了维修费用、延长了桥的使用时间，还提高了结构理论和施工技术的科学水平。
因此，秦汉建筑石料的使用和拱券技术的出现，实际上是桥梁建筑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故从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约莫在东汉时，梁桥、浮桥、索桥和拱桥这四大基本桥型已全部形成。
第三阶段是以唐宋为主的，包括两晋、南北朝和隋、五代时期，这是古代桥梁发展的鼎盛时期。
隋唐国力较之秦汉更为强盛，唐宋两代又取得了较长时间的安定统一，工商业、运输交通业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十分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东晋以后，由于大量汉人贵族官宦南迁，经济中心自黄河流域移往长江流域，使东南水网地区的经济得到大发展，经济和技术的大发展，又反过来刺激桥梁的大发展。
因此，这时创造出许多举世瞩目的桥梁，如隋代石匠李春首创的敞肩式石拱桥--赵州桥，北宋废卒发明的叠梁式木拱桥--虹桥，背诵创建的用筏形基础、植蛎固墩的泉州万安桥，南宋的石梁桥与开合式浮桥相结合的广东潮州的湘子桥等。
这些桥在世界桥梁史上都享有盛誉，尤其是赵州桥，类似的桥在世界别的国家中，晚了七个世纪方才出现。
纵观中国桥梁史，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和成就，以及能争世界第一的桥梁，都是此时创建的。
第四阶段为元、明、清三朝，这是桥梁发展的饱和期，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创造和技术突破。
这时的主要成就是对一些古桥进行了修缮和改造，并留下了许多修建桥梁的施工说明文献，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文字资料。
此外，也建造完成了一些像明代江西南城的万年桥、贵州的盘江桥等艰巨工程。
同时，在川滇地区兴建了不少索桥，索桥建造技术也有所提高。
到清末，即1881年，随着我国第一条铁路的通车，迎来了我国桥梁史上的又一次技术大革命。
四、桥的类型与形式 桥的类型，若以建桥的主要材料分，便有木、石、砖、竹、藤、铁、盐、冰桥等之别。
木桥是最早的桥梁形式，我国秦汉以前的桥几乎都是木桥。
如最早出现的独木桥、木柱梁桥。
约商周时便出现浮桥，战国前后又出现排柱式木梁桥和伸臂式木梁桥。
但因木材本身的特性，如质松易腐以及受材料强度和长度支配等，不仅不易在河面较宽的河流上架设桥梁，而且也难以造出牢固耐久的桥梁来，因此，南北朝始遂为木石混合或石构桥梁所取代。
石桥和砖桥。
一般是指桥面结构也是用石或砖料来做的桥，但纯砖构造的桥极少见，一般是砖木或砖石混合构建，而石桥则较多见。
到春秋战国之际便出现了石墩木梁跨空式桥，西汉进一步发展为石柱式石梁桥，东汉则又出现了单跨石拱桥，隋代创造出世界上第一座敞肩式单孔弧形石拱桥，唐代李昭得造出了船形墩多孔石梁桥。
宋代是大型石桥蓬勃发展的时期，创造出像泉州洛阳桥和平安桥那样的长达数里横跨江海交汇处的石梁桥，以及像北京芦沟桥和苏州宝带桥那样的大型石拱桥。
竹桥和藤桥。
主要见于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
一般只用于河面较狭的河流上，或作为临时性架渡之用。
早期的主要是一种索桥，南北朝时称竹质的溜索桥为“笮桥”。
后来出现了竹索桥、竹浮桥和竹板桥等。
铁桥，在古代包括铁索桥和铁柱桥两种。
前者属于索桥类，较多见，约在唐代便出现；后者属于梁桥类，实为木铁混合桥，极少见，在江西见一例。
盐桥和冰桥。
主要见于特殊的自然环境中。
前者主要见于青海盐湖地区，后者主要见于北方寒冷地区。
若以桥梁的结构及外观形式分，则主要有梁桥、浮桥、索桥和拱桥这四种基本类型。
梁桥。
又称平桥、跨空梁桥，是以桥墩做水平距离承托，然后架梁并平铺桥面的桥。
这是应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桥，在历史上也较其它桥形出现为早。
它有木、石或木石混合等形式。
先秦时梁桥都是用木柱做桥墩，但这种木柱木梁结构，很早就显出其弱点，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因此，起而代之的是石柱木梁桥，如秦汉时建成的多跨长桥：渭桥、灞桥等。
约在汉代时桩基技术发明，于是出现了石桥墩，标志着木石组合的桥梁能够越跨较宽大的河道能经受住汹涌洪浪的冲击。
但由于石墩上的木梁不耐风雨侵蚀，于是便在桥上建起了桥屋，保护桥身，此桥型（廊桥）后多见于南方，但最早都见于黄河流域。
中小型的石梁或石板桥，构造方便，材料耐久，维修省力，是民间最为喜用的一种桥形，尤其是南宋后，在福建泉州地区十分盛行，创造了许多长大的石梁桥。
梁桥若中间无桥墩者，称单跨梁桥；若水中有一桥墩，使桥身形成两孔者，便称双跨梁桥；若两墩以上者，便称多跨梁桥。
浮桥。
又称舟桥、浮航、浮桁，因其架设便易，常用于军事目的，故也称“战桥”--一种用于数十百艘木船（也有用木筏或竹筏连横于水上的）连锁起来并列于水面，船上铺木板供人马往来通行的桥。
若按严格意义上的桥：是以跨空和有柱墩为标志的话，那它还不是十足意义上的桥。
浮桥主要建于河面过宽及河水过深或涨落起伏大，非一般木石柱梁桥所能济事的地方。
浮桥两岸多设柱桩或铁牛、铁山、石囷、石狮等以系缆。
隋大业元年在洛阳洛水上建成的天津桥，是第一次用铁链连接船只的浮桥。
浮桥目前在我国南方如江西、浙江、广西等地方仍常见用。
浮桥的优点：一是施工快速，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军围攻武昌，只用一夜时间就建成两座横跨长江的浮桥。
二是造价低廉，明代邹守益在《修凤林浮桥记》中，曾对石桥与浮桥做过比较：“若用石梁桥，要费千金，而用浮桥，则费五百金便可，可根据需要而定。
”三是开合随意，拆除和架设都很方便。
缺点是载重量小，随波上下动荡不定，且抵御洪水能力弱，常需及时拆撤，并要人照看，管理繁琐，舟船、桥板与系船的缆绳要经常修茸和更换，维护费用昂贵。
因此，很多浮桥的最后归宿，都向木梁桥、石梁桥或石拱桥发展。
索桥。
也称吊桥、绳桥、悬索桥等，是用竹索或藤索、铁索等为骨干相拼悬吊起的大桥。
多建于水流急不易做桥墩的陡岸险谷，主要见于西南地区。
其做法是在两岸建屋，屋内各设系绳的立柱和绞绳的转柱，然后以粗绳索若干根平铺系紧，再在绳索上横铺木板，有的在两侧还加一至两根绳索作为扶栏。
始见于秦汉，如秦李冰曾在四川益州（今成都）城西南建成的一座笮桥，又名夷里桥，便是座竹索桥。
现存著名的有建于明清时的泸定铁索桥、灌县竹索桥等。
过索桥感觉非常惊险，正如古人形容过索桥的那样：“人悬半空，度彼决壑，顷刻不戒，陨无底谷。
”唐代和尚智猛称：“窥不见底，影战影栗。
”其实真正渡之还是安全的，正如《徐霞客游纪》对贵州盘江桥评价的那样：“望之飘然，践之则屹然不动。
” 拱桥。
在我国桥梁史上出现较晚，但拱桥结构一经采用，便迅猛发展，成为古桥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种桥型，即使在今天，它也仍有继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拱桥有石拱、砖拱和木拱之分，其中砖拱桥极少见，只在庙宇或园林里偶见使用。
一般常见的是石拱桥，它又有单拱、双拱、多拱之分，拱的多少视河的宽度来定。
一般正中的拱要特别高大，两边的拱要略小。
依拱的形状，又有五边、半圆、尖拱、坦拱等之分。
桥面一般铺石板，桥边做石栏杆。
拱桥的形象最早见于东汉画像砖上，是由伸臂木石梁桥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墓拱、水管等形状影响而产生的。
文献记载见于南北朝时的《水经注》中，现存最早的实物和最具代表性的是隋代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
石拱桥的发券，明以后，尤其在清代，则盛行用整券，即“桶状发券”。
此外，其它特种造型尚有飞阁和栈道、渠道桥和纤道桥，以及曲桥、鱼沼飞梁和风水桥。
“飞阁”，又称阁道、复道，即天桥。
古代宫殿楼阁间的跨通道。
《三辅黄图》：“乃于宫（指汉末央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
”秦汉皇宫楼殿间联以阁道通行，因上下有道，故称复道。
秦始皇筑阁道由阿房宫通骊山，人行桥上，车行桥下，堪称中国最早的立交桥。
“栈道”，又称栈阁、桥阁，单臂式木梁桥。
在山区陡峭的地方，架木铺成的道路。
“渠道桥”，既是引水渠道又作行人用的桥梁。
也即在桥上砌水渠以引水。
如建于金代的山西洪洞县惠远桥。
故今山西民间尚有“水上桥、桥上水”的俚语。
“纤道桥”，一种为便于拉纤而建造的、与河流平行的带状长桥。
多见于浙江境内的运河地区。
有的长达一二公里乃至五六公里，如绍兴阮社有一座“百孔官塘”纤道桥，建于清同治年间，桥长380余米，115个跨，桥面用三块条石拼成，底平接水面。
“曲桥”，园林中特有的桥式，故也称园林桥。
桥与径、廊均为园林中游人赏景的通道。
“景莫妙于曲”，故园林中桥多做成折角者，如九曲桥，以形成一条来回摆动，左顾右盼的折线，达到延长风景线，扩大景观画面的效果。
曲桥一般由石板、栏板构成，石板略高出水面，栏杆低矮，造成与水面似分非分、空间似隔非隔，尤有含蓄无尽之意。
五、 桥的材料与构造 桥梁的构造，除较原始的独木桥、汀步桥以及浮桥外，一般均由跨空部分和跨空支承部分构成，即桥墩与桥身组成。
（一） 梁桥，根据其所用材料和构造情况，可分为木梁桥和石梁桥。
“木梁桥”包括木梁木柱桥、木梁石柱桥、木梁石墩桥、木撑架桥，其中“木梁石柱桥”是从木梁木柱这种原始的木桥发展而来的。
“石梁桥”包括石梁石柱桥、石梁石墩桥、石伸臂桥（类似木伸臂桥）、三边石梁桥、漫水石梁桥、石板平桥（多见于园林“曲桥”和“纤道桥”）。
其中以“石梁石墩桥”最为常见。
这种桥比用石墩木梁又更进一步，避免了木梁桥面易于腐朽、常需维修的缺点。
桥梁中还有一种与浮桥相结合的桥式，即“开合式桥”。
其中间浮桥可根据需要开合启闭。
如潮安县的湘子桥。
其东西两端是石梁桥，中间则用十八只木船搭成浮桥相连接，以利排渲洪水，及“通巨舰，排放木筏”之用。
（二）拱桥，根据其构造情况以及拱券的圆弧和排列形式可分为：陡徒和坦拱式拱桥、尖拱和圆拱式拱桥、连拱和固端式拱桥，单孔和多孔式拱桥、实腹和空腹式拱桥，以及虹桥等等。
其拱券的圆弧则有半圆、马蹄、全圆、锅底、蛋圆、椭圆、抛物线圆及折边等形式，排列形式则有并列和横联两种，其中横联式应用最多，并派生出镶边横联券和框式横联券两种。
（三）索桥，根据其采用不同质地的绳索及过度和构造形式，可分为竹索、铁索、藤索和溜索桥、城防吊桥，以及单索、双索、多索网状桥、并列多索桥等。
六、 桥的艺术与文学 山水自然美，向为我国文学家和艺术家情有独钟。
正如明代大艺术家董昌其所说“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为诗为境。
”桥，是架设于山水之间的建筑物，它长期屹立于大自然之中，也就成为点缀和美化大自然的一员。
有山有水自然也就会有桥，桥梁本身也是实用与艺术的融合体，如桥梁的平直、索桥的凌空、浮桥的韵味、拱桥的涵影等，原来就摇曳着艺术的风采。
故英国李约瑟先生说：“没有中国桥欠美的，并且有很多是特出色的美。
” 我国桥梁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造型风格和装饰工艺。
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曲线柔和、韵律协调和雄伟壮观上。
而江南水乡的一些小梁细桥，则更使人联想到“小桥 流水 人家”的诗情画意。
桥梁装饰，在我国总的来说不算很发达，主要体现在石构桥梁中，其部位大致在人们易于驻足观瞻的地方。
如常见的有螭龙、凤、狮、象、犀牛，并间有兔、猴、马、狗、云朵、莲花、芳草等图案。
也有少数浮雕的河神像、武士像和人物故事形象。
如河北赵县永通桥山花墙上浮雕的河神头像，赵州桥栏板上浮雕的螭龙和望柱上的狮首像， 北京卢沟桥望柱上的石狮子等等。
这些石雕，工艺精细，并往往还与民间风情、神话传说有密切的联系。
如治水的蛟龙，分水的犀，降伏水怪的神兽等，从而形成我国桥梁艺术的独特风格。
此外，我国许多桥梁，往往在桥上或桥头上构建有许多附属建筑物。
桥上构筑建筑物，起自木桥的防腐和压基作用，后成为桥与建筑的结合物。
桥头构筑建筑物，是作为桥梁出入口的标志， 并兼有衬托、拱卫和装饰桥梁的作用。
熊应栋的简历
（1913—1999）副主席,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湖南省津市人,1913年生。
1934年毕业后考入,与等同窗共读。
1939年从经济系毕业后,入昆明中央机器厂工作,随后受聘于中美飞机制造公司。
1940年入选高等考试院,任国家考试委员会襄试委员、会计局科员、简任科员、会计专员。
1943年入永利银行,任副总稽核。
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过从甚密,常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帮助地下工作者筹措资金,传递情报。
1949年8月,津市解放。
他到津市军管会领导下的津市工作。
1949年12月任西安大华纺织厂副经理,并任委员。
1957年任西安市工业局副局长、西安市轻工局副局长。
“”中受到冲击。
1977年当选陕西省。
1980年后,当选为陕西省第五、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先后任西安市工商联副主委、陕西省工商联副主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陕西省民建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兼任陕西省纺织工程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陕西省化工学会理事、西安经济技术学会名誉会长。
他是第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长期从事金融、棉纺、轻化等方面的工作,精通工业企业管理,具有丰富的经济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解放初期,在任企业负责人期间,他主持企业生产经营,取得显著成效。
在恢复纺织工业生产中,他参与组织从国外引进新设备,培养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改进企业管理,工厂面貌焕然一新。
当时,印度驻华大使到厂参观后大加赞赏。
在任工业局领导时,常下厂蹲点,帮助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难题,推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出以进养出、扩大出口、搞活经营的思路,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和视察活动,积极参政议政,提出议案。
60年代,在人大代表会上,他与其他代表就有关三门峡建设问题提出议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并指示有关部门连夜召集会议研究解决。
在省政协和人大工作时,关心地方经济发展,对地方立法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
他经常深入工矿企业和贫困地区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为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负责人,多年来,坚持与中共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50年代,积极参加陕西民建、工商联的筹备和成立工作。
1977年,民建、工商联恢复活动,又担负起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的重任。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联系海内外朋友,内引外联,引进资金,兴办实业。
他多次会见台湾、香港和外商、友人,为加强陕西民建、工商联的建设,振兴陕西经济、引进人才做了大量工作。
他是陕西省妇女儿童福利会名誉副会长、华泰国际经济技术贸易公司副董事长。
1980年后，熊历任陕西省第五、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是全国人大一至七届的代表。
熊应栋广泛联系海内外友人，主持创办华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担任副董事长。
熊多次会见台湾、香港及海外客商、友好社团人士，邀请在台的高层朋友到大陆观光，为促进海峡两岸统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熊应栋于1999年12月病逝于西安，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