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清明节活动信息稿(10篇)
学校清明节活动信息稿（10篇）（篇一）清明将至，翠柏凝春。
为深切缅怀革命烈士，教育学生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培养爱国情怀。
4月2日上午，凤阳工人子弟小学三（2）班师生及家长，赴烈士陵园开展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祭扫革命烈士活动。
上午8点，全体学生穿着整洁的校服，佩戴红领巾,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学校步行出发，怀着对烈士无限崇敬的心情来到烈士陵园，伫立在傲然耸立的烈士纪念碑前。
首先，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少先队员代表向烈士墓敬献花圈，全体师生及家长向烈士鞠躬默哀。
少先队员代表向大家发起号召，一定要好好学习，继承先烈遗志。
接着，少先队员们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主持祭扫仪式的老师，教育同学们要珍惜幸福生活，树立远大理想，发奋读书，掌握本领，并嘱咐同学们要时刻准备着，长大后用自己情、自己的才智，把家乡建设得更美，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让先烈开创的事业在祖国大地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整个过程中，同学们静静地肃立着，细心聆听，深刻领会。
随后，全体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绕墓碑一周，依次将白花摆放在烈士墓前，并深深鞠躬，表达对烈士的敬意与怀念。
最后，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参观了烈士纪念馆。
“此次系列活动的举办将进一步引导团员青年牢记中华民族历史，牢记家族历史，在慎终追远、缅怀先辈的情怀中认知传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增进爱党、
家庭聚会开场白
家庭春节聚会主持词尊敬的各位长辈们，以及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侄男甥女们：1、大家中午好
首先让我们当晚辈的给在座的各位长辈说出我们的衷心的感谢和新年的祝福。
今天是2013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们郝家至亲欢聚一堂，共叙亲情。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福我们这个大家庭枝繁叶茂，福旺运旺，业兴财盛，幸福安康
和顺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
希望我们大家庭中的每位成员能够一年四季行好运，八方财宝进家门，更希望我们的亲人们能够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
首先有请我们的掌门人舅舅登场致辞。
2、在这里，感谢我们的长辈们，给予我们如此团结的大家庭，没有他们的以身作则，我们晚辈也不会互相搀扶，有了喜悦一同分享，有了困难一起面对，我们都是一家人，在这里我想代表我们这一辈还有小一辈说一句：“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会把家里的美好传统发扬下去。
”下面有请大姐把一首《家和万事兴》带给大家。
3、在这里，我们感谢老一辈给了我们太多的爱
她们一辈子勤勤恳恳，耕耘岁月；忙忙碌碌，酿造幸福。
他们总是把繁琐的事务理得顺顺当当，总是把平常的日子磨得亮亮光光。
用言行教给了我们诚实和勤劳，用心血将儿女养育成人，她使我们懂得了应该坚强，是她们让我们具备了成熟的人格；使她们让我们懂得了思考，使我们具有了坚韧不拨的意志而受用一生„„朴实的家风，永远是子子孙孙做人的榜样。
4、今天，我们欢聚在一
袁了凡有几个老婆
■袁越峰 我于年出生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我、父母、祖父母、姑姑还有曾祖母。
他们零星的叙述成为我回忆先人的碎片，这些碎片总能穿过时间的长河，拼成一幅幅昏黄的图景。
一个后代子孙眼里的家族精神 “重义轻利、匡时济世”是袁家精神最突出的特征。
袁黄数次用私产赈济灾民以至自家药铺难以为继，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宝坻百姓自不必说。
袁祥（袁黄的祖父）在妻子亡故后，丈人与他不睦，他不争家财独处偏室孑然一身，连肉都吃不上。
一日他为人治愈沉疴后，却退掉50两银子的酬金，只收了7文成本费。
高祖袁三省，仗义疏财，为打抱不平以至于家道中落。
先人们在义与利的选择中，义总是压倒利。
在我小时候，总会被祖父叫上阁楼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
他会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生锈的饼干桶，取下那个有两个洞的盖子（祖父少年时用来敲打货的“锣鼓”，见左下角），开始讲述他和叔公们凄苦的童年。
讲到袁三省时，常是一阵长久的沉默——祖父作为袁姓子孙无疑受到了家族精神的影响，内心深处的认同和现实的矛盾，让他在长久的沉默后发出一声叹息。
童年时代的我很害怕接受这种教育，没有人喜欢沉重，但瘦削的袁三省“一袭长衫、一把折扇、指天划地、切切而论”的场景却如此清晰而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奋发有为、淡定从容”是袁家精神的另一种色彩。
袁黄先搏击宦海后闭门著述，完成了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清晰地实践了家族的精神。
而袁祥则寓“奋发有为”于“淡定从容”之中，如奔腾的溪流，时而跃出山涧，时而盘旋谷底，进退有度，潇洒自如。
他读书的态度一开始是淡泊的，故他只得其理、不得其词，惹得未来的丈人很是生气。
婚后随父读书3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于是“天文地理历法算术兵法水利无不熟谙”。
袁祥的这种于淡泊之中的奋起还表现在：数月习得丈人医术、婚后治学齐家等。
尤其是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只身在南京求索两年，居然写成3本评述靖难之变的专著。
最让我这个后人感动的，不是先人的博闻强学，而是对待生死的态度。
袁黄的父亲袁仁去世前曾言“飘然今喜谢尘缘”，一“喜”一“谢”，何其潇洒。
现实生活中，“奋发有为”相对容易，“淡定从容”似乎也不难。
难的是奋斗时不急功近利，失败时不一蹶不振。
而“重义轻利、匡时济世”怕是袁家精神最难实践的部分。
现代社会对“义”的追求早已让位于“利”。
《袁氏家乘》说先人袁顺“豪侠好义，尚气节人”、“勇于为善而奔义若赴”，不说“乐于”而说“勇于”，可见做好事是要付出一定的勇气的。
关于家传历史和目前研究的一些疑问 目前关于袁黄和袁家历史的研究与曾祖母口述的家史多少存在一些出入。
我将这些出入列出，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资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关于“代皇18天”。
曾祖母告诉我“祖宗做过兵部的头，曾当过18天代理皇帝；因为当时的皇帝做错了事情，下了罪己诏，居内宫思过，命袁黄代理他18天；清康熙帝因此对袁黄有较高的评价，就写在《康熙字典》里。
”万历帝下罪己诏的事是有的，也知道他居深宫不上朝，但以臣子代己似乎有些离谱。
但既有字典为证，代皇一事又似有之。
对于这点，我的看法是有这样几种可能性：1．此事不见于正史，康熙帝据野史而评论。
2．万历帝对上朝深恶痛绝，用代皇这种作秀来应付朝臣的非议。
3．当时朝内党争很厉害，万历帝不用重臣而用无甚瓜葛的中小官员代皇。
但袁黄任兵部主事，应是五品司局级（所谓兵部的头，我认为是袁黄冤案后朝廷追赠为少卿，应该有三品部长级），品阶实在太低，而且毕竟是兵部的人，难逃派系嫌疑。
但有资料说袁黄还做过拾遗，那就有这个可能了，拾遗这个官职本身没有派系属性，而且可能四品副部级的职位。
二、关于“袁龙门”。
曾祖母告诉我“袁黄从朝廷回乡的时候，请求皇帝赐几个字给自己即将建造的宅院，皇帝题了‘袁龙门’3字给他”。
按理说“龙”是皇家专有的东西，龙门即皇族，即便真有代皇18天的事，皇帝也不可能慷慨到这个程度，说袁家是龙门，那等于是说袁姓可以当皇帝了。
但祖父说陶庄有很多老人知道“袁龙门”的说法，发生火灾后才改叫“火烧场”。
我想或许有以下两种可能：1．袁黄遭诬陷罢归故里，自己肯定是不能向皇帝有所要求的。
但后来昭雪，“袁龙门”是朝廷为抚慰袁黄后人所赐。
2．袁姓子孙登科及第中举者颇多，古人称考取功名为“鲤鱼跳龙门”，故民间称袁姓族居的袁家汇大宅院为“袁龙门”。
三、关于“袁家大坟”。
祖父告诉我他小时候时常随父亲摇船去惠民祭扫袁黄的墓，也去位于袁家埭的一个大坟祭扫。
这个坟不高，但范围大，听说埋着不止一名袁家的人，却没有墓碑。
这个墓周围有36亩租田，还有几间空屋，叫坟堂屋。
袁家大院的子孙每年轮一家去收这些田的租金，清明时主持祭奠，前去扫墓的后人每人可得10文钱，超过60岁的可得文钱，并在坟堂屋里摆上筵席。
祖父的叙述应该是真实的，但对此我有很多疑问：这坟里埋的都有谁
既然有那么多后人前往祭扫，又为什么不立碑
温馨家族一周年祝福语
楼主，您好。
如家族兴旺、人丁兴旺、广纳百福、财源广进、望族等。
一家庭不但是社会最基本细胞，也是家族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家族势力的日益壮大。
传统上的所谓“家庭”通常是指在一位家长的主持下，共同居住共有财产的血亲组织。
古代家庭结构，一般是由父子两代或父子孙三代构成，其人口数如战国时期孟轲所说的有“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
汉代晁错在分析自耕农生活水平时，也是以“今农夫五口之家”来计算。
他们的说法常被后代作为推算古代户口的主要依据，可见两代人或三代人所构成的家庭是古代社会比较常见的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家庭”。
宋代以前福建也有大姓人家，如林、黄、陈、郑等，但是否存在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不见史籍记载，宋代时，朱熹弟子许俭，闽清人，因“三世不分异，庭无间言”，而被时人誉为“孝友”，只三代同居就赢得孝义的美称，可以想象当时福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并不多见，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值得考虑，就是唐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接连不断的大批难民渡江入闽，这些移民自身缺乏形成大家庭的客观条件，因为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明代时，福建有大家庭始见史书记载，连江县的杨崇家庭，六世同居，男女老幼有70口人，饮食一道，财产共有。
南平廖氏，五代同居，也同耕共食。
大田县吴氏六世同居，男耕女织，不分彼此。
福清县王荣也是六世同居，大小家人七百余口，不曾折箸争吵过，而且这个家庭一直发展到清代，是福建历史上受明清两代封建王朝表彰而名扬一时的大家庭。
这类传统大家庭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累世同居，二是财产共有，三是饮食合，整个大家庭事无巨细，全由家长定夺，大家庭的日常开支基本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正如陈支平教授在《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一书指出的那样：这种理想化、模式化的大家庭制度，只是个别的、临时性的，不可能是普遍的、永久性的。
因为这种大家庭制度严重束缚了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抑制了个人私欲的追求，不符合绝大多数人要求发展自己个体经济的愿望，也不切合实际，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是无法为庞大的家庭经济生活提供长期保障的。
所以，这样的大家庭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难于全面推行，一旦父母去世，兄弟间分家析产就在所难免，分裂为众多的小家庭，以明万历六年福建省人口为例，户数515307，人口1738793，平均每户的有3．3人。
可见明清两代福建社会还是以小家庭占大多数。
当然在闽西南山区，一部分客家人流行聚居一楼的生活方式，即人们所熟知的客家土楼现象。
每座土楼基本上是累世同居，平均居住人口上百个，房间也多达上百间以上。
以邮票上的永定县古竹乡的“承启楼”为典型代表，四环同心圆楼，康熙四十八年动工，历时三年才告竣工，现已居住第十一代人。
目前在福建已知的客家土楼达四千座左右，其聚族而居，历代相沿已成俗例。
客家土楼具有累代同居的特点，但不具备实行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有的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客家人没有形成四世、五世同居共灶的大家庭，而是分门立户”。
宋代以后，福建社会小家庭始终占主导地位，尽管封建王朝不遗余力地旌表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收效甚微，寥若晨星，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两代人或三代人构成的小家庭生活方式。
通过家庭的不断裂变，也使得家族团体不断扩大，同姓不同宗，同宗不同房的家族团体愈分愈细，越来越多，这都与明清时期小家庭的广泛发展管切相关的。
二福建人早在宋代就有零星开发台湾地区的举动，明代荷据台湾时，又有大批闽南人应募入台耕作，其中有的人随后回乡搬善过合安家。
如记载颜开誉就有迁家入台的事例。
记录此时也有郭一程在台娶妻立家。
但估计在台安家立业的人并不会太多，据1649年台湾荷兰长官费尔堡在一封信中所说，纳税的汉人有11339人，其中妇女有838位。
占8％左右，移民台湾的家庭不是很多。
时，有一批家属随郑军渡海入台，根据施琅说，明郑汉移民中，十人中有五、六个没有带家眷，男女比例比荷据时期要改善些，有家庭的人数占近一半，这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争迫使许多妇女逃离大陆，后来清王朝统一台湾后，有一半以上的台湾汉民家人返回大陆祖籍地，又使台湾社会的家庭数量急剧减少。
清领台湾后采取禁止搬眷人台的措施，进一步扩大了移民中的矛盾。
可见乾隆以前，台湾男女不成比例确实很严重。
清代台湾由于男女数量前后期反差比较大，因此台湾社会的家庭结构就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如果以道光年间为界，其家庭组合的类型就有所不同。
在前期，台湾社会除了一部分传统的以夫妻为主的小家庭外，更多的是其他类型的家庭，如移民时期，单身男子占大多数，造成家庭结构的不正常，有父子移民台湾，构成父子家庭，有兄弟同往台湾，组成兄弟家庭。
说有的兄弟同居长达数世之久。
还有许多是单身汉的家庭，在广大乡村中，四、五十岁仍未娶妻的男子为数不少。
这些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为了老有所靠，过有人祀，往往要设法抱养一个幼童作为继子，“盖台民无子者，买异姓为子，虽富家大族亦继异姓为嗣，谓瞑蛉儿。
”闽南人习惯把抱养异姓的孩童称“螟蛉儿”，有的移民特意返回原籍在亲戚间过继一个幼子，俗称“过房”，有的人到了垂暮之年，才考虑香火传承的问题，便出钱雇了一个青年入门招亲成家，继承家业和祭祀，有的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继子，就把产业托附给亲朋好友，请他们的后代兼顾烟祀，这就出现了绝嗣的家庭，在中所收录的一批托附字契就证实这一点。
移民的特定环境下，家庭的结构必然是形形色色的，而且来自不同的区域或不同的宗亲，在这种基础上构成的家族形式也与内地有所不同，那种以单纯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模式，在早期台湾出现得比较少，因为直系血亲关系的人数量有限，往往采取同姓合约式的联合形式，组成一定势力的家族团体，如时人所说：“台群聚族，鸠金建词字，凡同姓者皆与，不必其同技共派也”。
乾隆二十五年，清朝廷再次被迫允许移民携带家眷入台，使搬家入台成为新一轮移民潮的重要表现之一。
到了道光年间，妇女人数迅速增加，以夫妻为主的家庭逐渐普遍，传统的分家析产的习俗也随之流行。
如戴炎辉就认为：“清代台湾，以父祖死后即行分析为普遍现象”。
但那种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即使在后期也为数不多。
记载有八例，五世同堂有四例。
《淡水厅志节孝》记有张氏家庭六世同爨，算是代数延续比较久的大家庭。
其他县志罕见这类记载，在台湾，四世同食共财就可受到朝廷的旌表，但有清一代这类大家庭还是屈指可数。
三从以上有关清代台湾家庭结构演变的初步分析，就可以看出闽台血缘关系是非常密切，大量的福建移民冒险横渡海峡，入台开荒种田，等有了立足之地，又想方设法搬善过台，在台湾安家立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家族。
这些移民及其后代与祖籍地的家族有没有保持联系和交往呢
台湾学者尹章义先生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检阅的数千部族谱以及对台湾若干大族的研究报告中，都有记载与大陆家族的联系活动，有的家族与祖籍地租词的交往还十分密切。
台湾有的人认为清代后期台岛移民社会已向定居社会转型，台湾象族只是认同现居地的关系，而淡化了与祖籍地的祖源关系，这种看法显而易见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无论是在移垦时期，还是在定居时期；不论是第一代移民，或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后裔，都重视与祖籍地家族的联系，两地家族相互交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乡情族亲隔不断。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讲求宗亲合睦、互助互利的家族关系，不论你走到哪里，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是难以改变的。
福建新移民到台湾，总是投亲靠友，寻求乡亲族人的帮助。
为新来的乡亲排忧解难是宗亲间又不容辞的责任，这种事例在台湾各地开发史上比比皆是。
其二，两地经济互补。
明清时期台湾是一处新开发的海岛，生活物品与生产工具极为匾乏，如农耕工具、耕牛、陶瓷、布匹等，移民们都要从内地购置后想方设法带过去，在这方面也会得到家族的资助，而且一些家族比较有钱的人，还携巨资入台募民开垦土地。
其三，两地文化交往。
据史载，台湾在康熙二十六年，才有第一位的乡试举人，叫苏峨，泉州籍，应试以前移民台湾凤山县，后人议论地为冒籍举人，即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士子。
康熙三十三年，台湾始有第一个文进士陈梦球，祖籍同安，也被时人议为“冒籍”。
类似这种所谓“冒籍”应试的事例肯定还有不少，因为当时台湾刚刚开发，文化落后，福建一些家族生员，通过对岸族人的帮助，悄悄移民过去，利用台湾读书人不多的空子，以获取科举功名利禄。
乾嘉以前，台湾地方文化教育不发达，移民到台湾的福建人，大多也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民。
因此，在这阶段台湾大多数家族缺乏修编族谱的文化条件，而族谱是正源明宗反映家族来龙去脉的关键载体。
“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
各家族都非常重视修纂族谱，修族语也就成为两地家族间的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不少台湾家族是直接将故乡已编印好的族谱带过去，然后再增加台湾新家族的内容。
由此可见，两地家族同修纂族谱在清代已成惯例。
其四，两地祭拜祖宗活动，林其泉教授在《闽台六亲》一书中说：“以前，凡大陆去台人员，每年清明节前后，多派人回祖籍与留在祖家的同族房的人一起到山上祭拜祖宗坟墓，在清代几乎都这样做”。
可见闽台家族交往中最密切又最重要的是两地祭祖拜神活动。
正如台中简家祠堂的一副对联所表达的精神：千秋烟祀永在前，远可追，流可溯； 百世子引能继武，木有本，水有源。
八十年代以来，两岸人民交往日益频繁，家族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上坟后不能回头吗
上过坟后有人开始离开时不能回头看的管是谁，如果回了七那天回魂时，它会来找你，之后每年祭日晚会来找你，因为当所有人离开时，他会在坟前看着所有人离开，之后就禁固在坟里，不能离开，如果你回头，他就会留恋尘世停尸：人将死时或死而未僵，由子女等给穿殓衣（又称寿衣）。
无论冬夏，皆穿棉袄、棉裤、棉鞋、戴帽。
然后将死者抬到堂屋靠北墙临时搭的板床上，头南脚北呈仰卧姿式。
铺黄色棉褥，盖白色蒙殓布（或纸），取铺金盖银之意，头枕荷花绣枕，脚登土坯，并以五色线束足。
床前桌上摆点心四碟、倒头饭（谷子）一碗，打狗棒八支、打狗饼（面做）七枚。
并用灯烟熏黑。
时家人围尸痛哭，尸体安放就绪后，子女及媳侄等晚辈，男东女西，分别跪卧于床两侧守灵（俗称陪灵），并将死者殃榜（书死者姓名、家庭中身份、生卒年月日时）悬于门外。
报庙：停尸既妥，死者幼孙执灯前导，晚辈妇女携纸钱赴五道庙压纸招魂，焚纸拜祭。
子多者由长子妇抱纸在前，率众妇鱼贯而行，沿途痛哭泣，每日早、午、晚三次。
县城内男人报庙，不哭泣，妇女不去。
料理：一切停当后，由死者儿子，子多者由长子为首召集弟兄商量；独子自主，请来办理丧事的主管人俗称“总理”，安排报丧、待客宴席、丧事期间一切用具及用人等诸多事务，期间费用多少造出预算俗称“拉菜单”。
然后各种事项分别设专人具体办理。
报丧：即给亲友送信，过去有丧帖，其格式大致写明亡故日期，殡葬日期等，现在已无此帖。
报丧人在丧主指定的亲友家用餐。
境内有丧不报纸不吊之说。
孝头：死者之子、媳，不分地点场合，见人便磕头，亦不分长幼，俗称孝头无大小。
破孝：人死后，即请本家近支派中年妇女辈份较高者，主持为家人及亲友扯白布为孝衣、孝帽、孝带等，鞋也用白布包缝。
入殓：一般在两天内入殓。
院内搭起席棚，称灵棚，棚中央停放棺材。
所有亲人到齐后，棺底满洒柴灰一层，上覆纸张，然后用铜钱七枚摆成七星状，由长子抱头，众人托抬，移尸入棺，当尸体抬出屋门时，两旁数人举苇席遮住尸体（忌日月星光照射）。
尸体入棺后，由长子媳以新棉蘸水擦死者的面目，俗称“净面”。
并将打狗饼、棒置于死者手中，之后将棺木用钉封好，口中喊着死者躲钉，子女亲友痛哭。
守灵：入棺后，子女及家族中晚辈皆戴孝跪伏于棺之两侧，日夜轮守，凡有来吊祭者，叩头答拜。
死者女儿多在黎明前烧纸、哭祭，谓之烧“鸡鸣纸”。
辞灵：出殡前日晚，儿女、近亲在灵前祭奠；乡亲、邻里以水饺四盘（每盘四个—）祭灵，俗称辞灵。
此后，儿女等晚辈在灵前哭祭，女儿磕岁头，按死者的年龄计算，一岁一头，活多少岁磕多少头。
开吊：殡前上午亲友吊祭，宾客每至，鼓乐齐鸣，摆祭、烧纸，哀声不绝。
送三：一般人家丧期以三日为限，出殡前将纸扎车、马、纸人、金银库等放于五道庙前，孝眷从庙中抬安魂纸，由长子背负，两旁诸子女扶持，势如搀扶其人，并呼唤招魂上车。
然后死者子女、亲友晚辈跪伏车后，依次到车马前磕头，有的洒奠酒三杯祭拜。
然后，由男亲读“路引”，其词叙述死者家乡住址、性别、家庭中地位，因病医治无效而故，享年多大......状如证明信。
读完，举火烧马眼、刀剁马脚、金银库等堆积火上，立时烈焰腾空，孝眷痛哭，意为亡者灵魂升天，亲友等送行。
过去多在傍晚送三，次早出殡，后改为午前送三，午后出殡，送三完了即开宴席，招待亲友，亲友多出礼钱。
席间孝子叩头谢孝。
装罐：临出殡前先装罐，乐师奏哀乐，由长子妇抱无上沿之柳升一只，跪于灵前，其他晚辈亲人轮用一双筷子，往升内装填供桌上的祭品，每人限夹三次，将筷子转交给别人装，依次人数轮完为止，此时两根筷子不齐，也不准在桌上戳。
最后用一大馒头封顶，并蒙上烧纸，再把筷子从顶部插入升内。
出殡：乡亲们将棺材抬出庭院，绑于杠上，上扣彩，杠分十六、二十四、三十二、四十八抬不等。
之后管事人喊起灵，跪在灵前的长子摔烧纸用的瓦盆，执幡率众孝男前导（无长子由长孙执幡）。
长妇抱罐率从孝女乘车或步行随于灵后（无长子妇由长孙妇抱罐）。
送葬队伍缓慢行进，途中管事人选好宽敞地点，由众亲友叩头祭奠俗称路祭，祭毕，送葬队伍继续行进。
沿街途中有人拦截，要乐师吹奏戏曲段落，孝子跪于道旁嚎哭，吹数曲后起行，行进中孝子不断转回身叩头，表示对抬杠人致谢。
队伍缓行，纸钱漫撒，哀乐低沉，哭声震野。
到墓地后，将长妇所抱之罐放于与棺材头相对的土壁窑洞中，众亲友随之往坑中扔钱币及所携供品。
当棺进入墓穴，未落实地之前，孝子行拜圹礼，并由亲友中懂地理者看正方位，而后将棺材落入实地。
长妇带头率众妇每人往坑内撒一把土便开始掩埋，及时把幡直立于棺材上，培土过程中幡长三次，由长子将幡折断抛于百步之外，其间不能回头看。
成坟后，子女及亲友叩头哭泣祭一番。
回家时由挖墓穴人告知挖坑时第一锨土存放处，众妇每人抢抓两把兜好，俗称兜财，各抢先回家放在炕席底下，俗传先到家者先发财。
圆坟：殡后三日，孝子早起，齐到坟前，在坟上添新土。
起方形土供桌，土桌内埋携来水饺一碗（连碗埋），还有的插秫秸为门。
坟头添土，以多为好，因三年内清明节不添土。
埋葬毕，从亡日算起，每七天子女上坟烧纸一次，四七举动较大，闺女、侄女及近亲友等均来坟前祭奠、哭拜。
百日也由子女及亲友坟前祭拜烧纸。
祭日：即死后一周年，近亲多来祭奠，如同办大事一样。
此外，旧时代富豪官宦人家，丧葬期长，礼仪繁多，请僧道诵经，超度亡灵，送三过后，停柩于闲院，众孝男轮流守护，到六十日烧船，卜葬有日，先期讣告亲友，殡前一日开吊，亲友来吊各给白花一朵，至灵前行礼跪拜。
奠仪有挽联、挽幛、银元、糕点、祭席等物。
功名家必有文事，预期请礼宾数人，俗名“相”。
早晨先行开灵礼，由礼宾宣赞，孝子麻衣、麻冠。
午时对灵题主，换吉服，题主官请文科甲人（举人以上功名，俗称接官点主，即：在已写好的灵牌王字上，用笔蘸朱砂点上一红点成“主”字）。
晚行家奠行三献礼，申祭文、礼仪有定式。
殡前用红绸书死者官爵、生辰于上，俗曰铭旌，发引前前至墓前祀后，祀后官请武科甲人，发引时孝子在灵前行迁柩礼，执魂幡在柩前导行......以下步骤与一般同。
但坟墓多用砖垒砌如扣锅形，上盖土以显示坟墓高大，超出一般。
也有孝子在坟前搭芦席棚守孝百日者
古代宴请宾客一般用什么词
宴会在宾礼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因此宴会也不局限于宾礼活动中，《仪礼》中就有“乡饮酒礼”、“燕礼”“公食大夫礼”，都是指不同宴会的场合中所应遵从的礼节。
其实，只要有宴会的场合都会有礼节的存在。
这里就介绍一些古代宴礼的知识。
说到宴会恐怕最重要的要数迎送和座次了，这方面的礼数相当繁琐，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古人特别讲尊卑之别造成的。
就迎宾之礼来说，如果主人与客人的地位尊卑相同的话，那么他要到大门外边去迎接；如果主人身份要尊于客人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在门内迎接。
如果是君臣之间，那么他们都只需要站在房屋门口的台阶上，君主要在这里，臣子还要向台阶下降一级。
古代的房屋都是建在台上的，出门就有台阶，像故宫内的房子都保留了这个习惯。
其实故宫就是一个放大的标准庭院，午门就是大门，太和殿就是房屋。
跟我们平常说的大门不完全相同。
如果客人是不请自到，那么他到大门的时候要“请事”，然后主人才好迎接。
进门的时候也有礼节，宾客要从左边的门进，主人则从右边的门进，要让主人先进门。
如果是大臣见了帝王，则应从右门，意思是臣子不能以宾客的身份自居，因为凡宾客都是要受到尊敬的，而帝王的情况是最特殊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臣子尊敬主子的份儿。
进门后还有“三揖”的礼节，即曲揖、北面揖和当碑揖。
《仪礼•士昏礼》中说“揖入，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
”这里出现了一个庙门，需要解释一下，古代正式的会见是在宗庙中的，这是庭院最尊崇的地方，供奉着祖先的地方，凡家族最重要的活动都会在这里举行，也相当于一家之公共场所。
后来演变为正屋，祠堂则另辟地方。
所谓的三让是指到庙门之前的台阶时，要相互谦让三次。
之后，如果尊卑相同时，则要一起上，如果尊卑有别，则尊者先。
送客的时候似乎没有这么繁琐，主人送于门外，要拜两次，客人不需要答拜，离开就行了，注意，客人离开前行时，不应该回头。
结婚出发前祭祖程序
结婚祭祖，是中式传统婚俗重要流程之一，百姓大多看重并且恪守。
这一源远流长的风俗，给百姓家喜庆热闹的婚礼，增添了几分庄严和肃穆的色彩。
归纳起来，结婚祭祖有三种情形： 一是新郎祭拜自己的家族先人。
旧时，结婚的前一天傍晚（也有的在结婚的当天早晨），喜主（新郎的父亲或长辈）备好香、纸、蜡等祭品，领着新郎来到家庙祠堂或祖坟上香、烧纸、磕头，并由喜主念叨：“某某结婚，请列祖列宗回家吃喜面、喝喜酒”等等。
其实，这也是“请列祖列宗保佑家族后人婚事圆满顺利”的一种愿望。
“文革”期间家庙祠堂被拆毁，表面上看此俗已废，但在当时的确有一些家庭，子女成婚之日依然在家里偷着祭祖，只是不让外人知道罢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此俗逐渐恢复，有的按旧俗到祖坟地上香烧纸磕头祭拜，有的在家谱或先人的遗像前鞠躬祭拜。
二是新郎祭拜女方的家族先人。
老辈子年间，结婚的当天上午，新郎迎娶来到女方家里后，即在“毡迎客”（男方）和“送亲客”（女方）的陪同、指引下，郑重地跪拜女方的家谱或先人牌位。
新郎作为“半拉儿”的身份，祭拜女方家族宗亲，既表明自己从此正式成为女方家庭的至亲，也是敬重和缅怀女方先人的一种形式，无可非议。
改革开放以来，旧俗尽管依然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村子发生的变化也比较大，现在不少的新郎进门以后，已由过去的上香磕头祭拜，简化为“三鞠躬”。
当然，新郎进门以后究竟祭拜与否，关键要看女方的家里是否有祭拜的准备，有则拜，无则免。
三是上喜坟。
所谓“上喜坟”，就是在结婚的头一天傍晚，或在结婚的当天早晨，喜主领着新郎，携带红色或粉色祭品，在亡故的亲人坟头上压红色或粉色纸，在坟前上红色香，烧红色或粉色纸，“浇奠”红酒。
蓬莱境内的北沟、大辛店一带，有些村子将这种祭奠称之为“上喜坟”。
上喜坟的风俗现在尽管不普遍，但在乡间仍见其踪。
结婚祭祖，同清明节扫墓一样，并非封建迷信，而是借婚姻大事之机，缅怀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教育儿女不忘自己的“根”，这完全在情理之中，也是中华传统在民间婚俗中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