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建堂庆典祷告词
感谢我们神的恩典，感谢主的丰盛，感谢主所赐的能力，让这荣耀神的圣殿完工了。
主啊，你是有能力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愿爱神的人常常聚会在这里仰望你，赞美你，敬拜你
愿这殿充满神的荣耀，让来这里寻求神的人得着神的恩典，得着神的喜乐和平安，得着神赐给的能力和智慧
愿你的仆人得着你恩赐的能力和口才，能够按着《圣经》传讲你的真理，行在真理的道上不偏左右，传道行道有能力。
主啊，求你和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在世上做光做盐，为荣耀神的名而散发出基督的香气。
主啊，愿神的福音传遍千家万户，家喻户晓，人人都传说赞美神的大能和恩典。
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何理解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拉丁语：trinitas），又译为三一真神、上帝圣三、三一神、圣三一、三一神论，基督教神学术语，对於基督宗教的神YHWH（新教常汉译为上帝耶和华，天主教常汉译为天主雅威）的学说，建立於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的《尼西亚信经》，是基督教三大派别的基本信条。
而阿里乌斯派、波兰兄弟会等某些基督教派别反对这一学说，因此被主流教会指为“异端”加以残酷迫害。
由于三位一体是后世教会对于圣经的解说，而不见于圣经本身，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一位论派等一些教派仍旧否认三位一体学说。
三一论主张，圣父、圣子、圣灵（天主教会译为圣神，东正教会和新教则译为圣灵）为同一本体（本性）、三个不同的位格，他们以希腊语：homoousios 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关连。
三位格为同一本质，三个位格为同一属性。
通俗地说，仅有独一的天主；圣天父完全是耶和华上帝，圣子完全是肉身降世的耶稣基督，圣灵是在末后时期降临的再临基督；《新约圣经》并没有明确使用“三位一体”一词，该教义是后来在公元325年5月20日，在君士坦丁亲自主持尼西亚大公会议上所确立的。
（摘自《不列颠百科全书》（1970年，英语）第6册386页）
包豪斯对现代设计的贡献和影响
包豪斯的发展对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参与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艺术设计、、工业造型等各个领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包豪斯”的影响，或多或少有其设计理念的意识存在，如“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产品的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辩证关系等。
德国包豪斯（Bauhaus）学院，成立于1919年，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是由德国著名建筑师与的奠基人（Walter Adolf Georg Gropius，1883—1969）建立。
“包豪斯”一词是从中世纪的“土木行会”转化而来的，其意思是建立像中世纪匠师们那样通力合作的关系，力图打破纯艺术和工艺技术之间的界限，团结艺术家和工艺技师一起创造出精神和物质合一的、完美的美术作品，其实质是推进现代新技术下造型艺术的创造。
包豪斯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建筑工业设计学校，它的诞生是现代建筑工业设计的一个里程碑。
①根据其校长的任期，包豪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任校长的1919—1928年，迈耶任校长的1928—1930年和米斯•凡德罗任校长的1930—1933年。
校长的作用对包豪斯具有重要的意义。
②根据校址的三次迁移，包豪斯经历了魏玛时期（1919—1924年），迪拜时期（1925—1930年）和柏林时期（1931—1933年）。
在学校构成、教学思想、专业课程设置、师资制度及设计理念等方面，包豪斯学院发生过许多重大变化。
即的理想主义与其浪漫的乌托邦精神，迈耶的共产主义政治目标，米斯的方向与严谨的工作方法。
所有这些虽都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烙印，但同时也成就了包豪斯精神内容的丰富性、文化特征的复杂程度，这为教育奠定了基础，对现代建筑及工业设计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对世界文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1919年4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包豪斯正式在魏玛成立，格罗皮乌斯亲自拟订并发表了，在宣言中他提出：“完整的建筑物是视觉艺术的最终目的……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们，我们应该转向应用艺术……艺术不是一门专门职业，艺术家与工艺技术人员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家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不存在使得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起很大障碍的职业阶段观念……”③在中，格罗皮乌斯的核心思想：一是打破艺术种类的界限。
二是将手工艺人的地位提高到艺术家的层次。
这就是格罗皮乌斯所说的“艺术和技术——新的统一”的含义。
约翰内斯•伊顿（Johannes Itten,1888—1967）是一位瑞士画家，是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位系统地创造现代设计基础课程的人，是包豪斯预科基础课程的第一位主持人。
在基础课程中，他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对形态、色彩、材料、肌理的深入理解与体验，包括平面与立体形式的探讨与理解。
二是通过对绘画的分析，找出视觉的形式构成规律，特别是韵律和结构两个方面的规律，逐步使学生对自然事物有一种特殊的视觉发展的敏感性。
同时，伊顿也是最早开设现代色彩系统教学的教育家之一，但是伊顿醉心于早期基督教哲学和中国哲学，具有敏感力和浓厚的宗教意识。
所以，其教学方式与内容往往是将科学视觉形式与神秘主义精神混作一体，有些干扰了正常教学，从而遭到了很多批评和抨击。
最终他于1923年离开包豪斯，去苏黎士从事艺术创作，并继续研究中国哲学。
1922年10月份，拉兹罗•莫霍里•纳吉（Moholy Nagy,1895—1946）接替了伊顿位置。
他年轻活跃，才华横溢，曾被格罗皮乌斯誉为“在建立包豪斯教育中最活跃的同事之一，包豪斯的许多建树都是他的功绩”。
④纳吉使包豪斯预科摆脱了哲学倾向，具有明显的技术倾向。
在艺术设计中，他使美学适应于结构逻辑，他为预科学生安排了三组课程，即工艺类、艺术类、科学类，使学生了解材料的属性，掌握形式表面、结构、容积、空间和运动等概念的内容，学会使用手动工具和生产设备，熟悉造型表现的原理，让学生的形象知觉和理性思维结合起来。
纳吉是一位把包豪斯的艺术概念运用到工业和建筑上去的主要理论家，是继格罗皮乌斯之后，成为包豪斯思想传播和发展最有影响的人物，影响了整整一代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
[next] 包豪斯预科的第三位主持人阿尔伯斯(Joset Albas,1888—1961)，同样具有理性思维的教学倾向，但比纳吉更具有实践性。
他十分强调学生认识材料及工艺特性，使学生在制作工业产品上完全贴近实际任务。
阿尔伯斯经常和学生一起讨论、分析作品。
他认为，双向交流比教师单向讲授更有助于发展学生的结构思维。
画家克利（Paul Klee,1897—1940）与抽象绘画开拓者（Vassily Kandinsky,1897—1944）也是包豪斯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们对完善学院的教育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克利的理论知识丰富，是现代艺术中敏感性极强的人。
他所关注的不是抽象与具象的分野，而是如何把所有元素从统一规范中解放出来，分解、组合、重建，构成多声部的整体，通过动态平衡，造就永恒的和谐，使之接近创造的核心。
⑤克利的“自然现象的分析”“造型、空间，运动和透视研究”这几门课程，从造型的作用说起，论述自然与物理、数学的关系，以及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
他尽量把理论简单化、明确化，注重形式的分析，并善于将元素进行组合研究，强调感觉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
是一位伟大的大师，现代的先驱。
他的教学是从完全抽象的色彩与形体理论开始，然后把这些抽象的内容与具体的设计联系起来。
其关于点、线、面的论述在包豪斯的基础课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这些内容已成为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中平面构成的先声。
包豪斯强调造型艺术的结合，提出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思想；强调新的工业产品的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辩证关系；强调使用新的物质材料、新技术和实用功能决定的现代抽象形式；强调艺术设计才能与工艺制作劳动相结合；强调艺术家之间的协作和打破艺术家与匠师之间的壁垒。
包豪斯奠定了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基础，其课程结构与教学方式成为世界许多学校设计教育的出发点，培养的杰出设计师把现代设计推向了新的高度，其精神、观念与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被奉为现代主义的经典。
包豪斯在设计中提倡自由创作，反对模仿因袭、墨守成规，提倡在掌握手工艺的同时，了解现代设计的特征，大力开展国际、国内之间的交流合作，培养具有现代设计文化性格的新型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力，集艺术、工艺、设计于一身的新型人才。
包豪斯的设计思想为现代设计思想的拓展和完善提供了可遵循的依据和准则，使现代设计思想更趋于系统化、规范化。
包豪斯所提倡的功能化的设计原则，使现代设计对产品功能的物质载体重新加以探索，有效地利用载体，使载体多功能化，对材料、造型、使用环境等诸要素也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包豪斯的发展是坎坷的、短暂的，但其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却是巨大的，我们在吸收包豪斯的设计理论和教育思想的同时，应该结合现实中具体的问题，将科学探索精神及现代审美意识与本民族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现代设计的发展。
如今，人类已进入21世纪，现代设计如雨后春笋，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并渗入到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跨越众多学科门类和体系。
虽然仅开办14年的包豪斯已经过去了86年，但是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对现代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 ①张彤.整体地域建筑理论框架概述[J].华中建筑，1993（3）：22. ②凌继尧，徐恒醇.艺术设计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③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142. ④张夫也.外国工艺美术史[M].北京：中国翻译出版社，1999：525. ⑤汪炳璋.包豪斯的工业设计及其发展研究[J].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12):36.
有关丹麦的天文学家弟谷的故事、以及他的徒弟
（Tycho Brahe），1546年12月14日生于斯坎尼亚省基乌德斯特普（今属瑞典）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是律师。
自幼喜欢观察星辰。
1559年进学习法律。
1562年入。
1563年8月他作了第一个天文记录——木星合土星。
1565年以后，到欧洲许多地方游学。
1572年11月11日他发现在仙后座里出现了一颗新星。
经过长期观测，他认为这是一颗十分遥远的星（现已测知是银 第谷河系的一颗超新星）。
1576年在丹麦王的资助下，他在汶岛上建立一所宏大的天文台，他称之为天文堡。
在那儿他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天文观测。
1597年离开汶岛。
1599年到布拉格，任鲁道夫二世的御前天文学家。
第二年，他邀请开普勒来当助手。
1601年10月24日第谷逝世。
在最后日子里，他将自己生平积累的观测资料赠给开普勒。
第谷曾提出一种介乎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和的日心体系之间的宇宙体系。
他认为地球在宇宙中心，静止不动,行星绕太阳转,而太阳则率领行星绕地球转。
这个体系在欧洲没有流行，但在十七世纪初传入中国后曾一度被接受。
第谷是卓越的天文仪器制造家，曾制造过许多大型、精度的天文仪器。
赤道式装置在欧洲的流行是与他的工作分不开的。
他多年精心观测得到的资料，为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准备了基础。
他本人编制过一份精密的星表，研究过大气折射，发现的变化和月亮运动中的二均差，还重新测定岁差常数，得数为每年51〃。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第谷14岁时被送到哥本哈根的大学读书。
他的家庭希望他成为一个律师，但是第谷并不热心。
1560年，通过一次日偏食的观测，使15岁的第谷的注意力转向了天文学，认真攻读了一年左右的托勒玫著作，对托勒玫著作的思想体系有了初步了解。
1560年8月，他根据预报观察到一次日食，这使他对天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562年，第谷被送到莱比锡，本来是当律师作准备工作的，但第谷仍继续努力钻研天文学理论，此后第谷长期精确测量行星在星空的方位。
当时望远镜还没有发明，第谷和他的助手靠那双锐利的眼睛和惊人的机械操作能力和技巧测量行星的运动。
1563年第谷写出了第一份天文观测资料，记载了木星、土星和太阳在一直线上的情况。
1565年第谷开始到各国漫游，并在攻读天文学。
从此他开始了毕生的天文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谷的一生在天文观测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为近代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谷的最重要发现是1572年11月11日观测了仙后座的新星爆发。
前后16个月的详细观察和记载，取得了惊人的结果，彻底动摇了的天体不变的学说，开辟了天文学发展的新领域。
1576年，丹麦国王召见了他，聘他为皇家天文学家，赐给他汶岛，并出资为其在岛上兴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全、装饰最华丽的天文台。
他设计并由他的工匠们制造了当时最精密的古典天文仪器 ，如方位仪 、纪限仪、三角仪、象限仪、墙式象限仪、赤道浑仪、大浑仪、天球仪等。
应用这些仪器，他带领一批训练有素的助手们作了长达21年的高精度的天文观测。
发现了月球运动的二均差，编制了一部最精确的恒星表（原收入777颗星，后又补充223颗未经最后核对的星），并积累了大量行星运动的观测资料。
直到1579年，第谷一直在这里工作20多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创制了大量的先进天 第谷文仪器。
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提高观测的精确性，终身坚持准确细致的实地观测。
他不断改进天文仪器，使其加大加重加稳，有的置于地平面之下以避免风的影响，从而增加了读数的长期可靠性与标度的精确性。
他还仔细确定了大气折射等引起的误差改正量等等。
他的观测结果一般误差不超过0.5角分，最多为2角分，比的准确20倍，几乎达到望远镜出现前的肉眼观测极限。
其中最著名的有1577年以二颗明亮的彗星的观察。
他通过观察得出了彗星比月亮远许多倍的结论，这一重要结论对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天文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
1588年，他在一部讨论彗星的著作中发表了一个介于托勒密地心体系和日心体系之间的宇宙体系——第谷宇宙体系：地球静止于宇宙中心，五大行星绕太阳运行，而太阳带着它们绕地球运行。
1599年丹麦国王弗里德里赫死后，第谷在皇帝鲁道夫十世的帮助下，移居布拉格，建立了新的天文台。
1600年第谷与开普勒相遇，邀请他作为自己的助手，次年第谷逝世，开普勒接替了他的工作，并继承了他的宫廷数学家的职务。
第谷的大量极为精确的天文观测资料，为开普勒的工作创造了条件，他所编著经开普勒完成，于1627年出版的《鲁道夫天文表》成为当时最精确的天文表。
编辑本段成就 1．第谷对天文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通过长期观测积累的有关行星运行的大量数据资料，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天文观测家，获得“星学之王”的美称。
1582年，在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主持下，完成了对基督世界延用了一千多年的儒略历的改历工作，颁行了格里高里历。
2．1572年11月11日夜间，第谷仰望繁星闪烁的天空，突然发现仙后座中有一颗前所未见的“新星”。
第谷在一篇论文中首次发明了“新星”（Nova）一词，并指出，星座一成不变的说法是错误的。
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颗新星叫做第谷星。
3．第谷对彗星所作的观测，是他取得的又一个成就。
此外，第谷还发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如黄赤交角的变化，月球运行的二均差，以及岁差的测定等。
编辑本段逸闻趣事 第谷晚年发现、培养了开普勒，这是他对科学作出的最大贡献。
开普勒没有辜负恩师的苦心培育和殷切期望，在科学阵地上纵横驰骋，相继创立了行星运动三定律，在科学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597年，年轻的开普勒写成《神秘的宇宙》一书，设计了一个有趣的、由许多有规则的几何形体构成的宇宙模型。
1599年第谷看到那本书，十分欣赏作者的智慧和才能，立即写信给开普勒，热情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还给他寄去了路费。
开普勒来到第谷身边以后，师徒俩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结成了忘年交。
业务上，第谷精心指导；经济上，第谷慷慨相助。
第谷由衷希望开普勒这匹千里马早日飞奔。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开普勒受多疑的妻子的挑唆，突然和第谷决裂了。
他忘恩 第谷负义地公开散布第谷的坏话，最后留下一封满纸侮辱性言语的信，不辞而别。
开普勒的离去，使爱才如命的第谷非常伤心。
他意识到这完全是一种误会，马上写信给开普勒，胸怀宽广地请他回来。
开普勒读了第谷的诚挚友好的来信，惭愧得无地自容。
他热泪盈眶地提笔写了忏悔信，彻底承认错误。
当两人重修旧好的时候，开普勒不由自主地又检讨起来，第谷立刻制止说：“过去的还要说什么呢
你是我的好朋友。
现在我们又在一起研究了，这就够了
”第谷不记旧怨，不但把才华出众的开普勒推荐给国王，而且把自己几十年辛勤工作积累下来的观测资料和手稿，全部交给开普勒使用。
他语重心长地对开普勒说：“除了火星所给与你的麻烦之外，其他一切麻烦都没有了。
火星我也要交托于你，它是够一个人麻烦的。
”编辑本段评价 第谷，是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他的学生约翰尼斯·开普勒也是一位很杰出的天文学家。
第谷在一次决斗中失去了鼻子，因此安装了一个著名的金鼻子。
编辑本段第谷发现新行星天文学兴趣 1546年第谷·布拉赫生在丹麦的斯甘尼亚省的一个律师大家庭，他的祖籍是瑞典，但在丹麦定居了很多年了。
他从小受到他伯父左治的关爱和影响。
在第谷13岁时，他被送到哥本哈根去读书，他的伯父，1560年，通过一次日偏食的观测，使十四岁的第谷迷上了天文学，但是他的伯父不希望第谷研究天文学而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律师，可是第谷并不热心于此。
1562年，伯父把第谷送到莱比锡大学，要他学习法律，还派了一个比第谷大四岁 第谷的家庭教师米德尔一同前往，伯父要这位教师一方面监视第谷，不让他研究天文学，另一方面教他辞令学，为当律师作准备。
但是，第谷没有接受伯父的劝告，继续努力学习数学和天文学理论，夜里经常偷偷地起床观测天象。
其实一个人的兴趣在他的一生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他专门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研究行星。
通过对行星的星空方位的观察和计算，他发现当时记载行星运动的通用星图有严重的错误。
为了学到更多的关于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他又去罗斯托克的大学学习。
发现新行星 19岁时，风华正茂第谷得到了伯父给他的一笔很大的遗产，一心想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事。
他一度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在星相学和炼金术上，但机遇最终降临到他的头上。
1572年11月的某夜里，他与他的马夫都看见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仙后星座中的一个新星，第谷兴奋极了，他这样记录道：“晚间太阳落山以后，按照习惯，我正观看睛空上的繁星，忽然间我注意到一颗新的异常的星，光亮超过别的星，正在我头上照耀，因为自从孩子的时代以来，我便认识天上所有的星星，我很想知道在天空中的哪一个区域不会有星…”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恒星几乎是不变的。
他起初甚至怀疑亲眼所见的是否真的，但以后每晚都出现了，他才相信自己没有搞错，开始仔细地观察记录。
这颗星体先是越来越亮，直到远比金星更亮，甚至在白天也看得见，然后，慢慢地暗淡不去，最后在视野中完全消失。
当时，望远镜还没有发明，第谷的细心观察使得他得到了回报
1573年，他发表一篇论文——《新星》。
这颗新星的发现，动摇了亚里士多德天体不变的学说。
精确的科研态度 这时，他在瑞士的巴塞尔结了婚，并接受了丹麦腓特立二世邀请，留在丹麦工作。
丹麦腓特立二世为他在哥本哈根附近的胡思岛建成了天文台，该天文台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拥有四个观象台，一个图书馆，一个实验室和包括一个印刷厂在内的附属设施。
第谷自己设计制造了观象台的全部仪器，其中较大的一台是精度较高的象限仪，被称为第谷象限仪。
第谷对观测精度要求十分严格，不断改进仪器和测量方法，因此他所进行的天体方位的测量，其精度是比较高的，是哥白尼的20倍。
第谷想精确测量出长时期从地球上所看到的星体的位置，并想由此而给出一幅星体位置确实的天体图来。
他测量了777颗恒星的位置，其误差不多于四弧分；第谷还测量了行星的运动，发现了许多新的观象，如月球运动的二均差，赤夜角的变化，以及岁差的测定等；他对1577年出现的慧星也很感兴趣，他曾在相距甚远的两地对慧星的观测数据进行比较，发现没有差别，而对月亮的观测数据时有差别，由此便断定慧星比月亮远很多。
在这以前，慧星被认为可能在近处，也许就在地球的高层大气之上。
当时望远镜还没有被发明，观测所使用的仪器很简单的，第谷能观测如此之多的星体、达到如此高的精度，可以想象他是怎样一位超群出众了不起的观察家了，可以说第谷是一位近代天文学的创立者。
自己制造的仪器，自己就能准确把握、巧妙应用、严密控制，哪怕是粗糙的设备，只要把极限的潜力全部发挥出来，就可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珍贵资料，奠定科学创新的基础。
第谷工作的天文台吸引了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也得罪了一些人。
有一次，第谷得罪了前来参观的未来新国王——丹麦王子基利斯，当基利斯即位以后，就开始了对第谷的报复，先是掐断天文台的经济来源，后来又肆意攻击和否定第谷的工作，1590年，第谷被迫离开工作了二十年的胡恩岛，愤怒地离开了丹麦，到布拉格的天文台工作。
第谷只在布拉格工作了六年，便慧眼独具地发现了开普勒。
1607年，重病的第谷，把开普勒请到床边，作了临终的瞩托，第谷说：“我一生之中，都是以观察星辰为工作，我要得到一份准确的星表…现在我希望你能继续我的工作，我把存稿都交给你，你把我观察的结果出版出来，题名为《鲁道夫天文表》…”这样开普勒有幸继承了老师辛劳一生留下的全部观测资料和设备。
这对开普勒后来取得巨大成就，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谷的亲属对开普勒占有上述资料一直耿耿于怀，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批资料落入开普勒手中，可以说是上帝的安排。
这本天文表，经开普勒的精心整理和千方百计地筹集印刷资 第谷金，直到1627年才正式出版，在以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航海学家们都乐于采用《鲁道夫天文表》，因为它是有史以来最精确的一份天文表。
第谷一直有丰厚的收入，以保证他的生活和研究。
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天文学家，而是职业的占星术士，当时的占星术具有很高的地位。
评价 第谷在天文历史上以观测精密而著称，是一个善于“看”的人。
清醒地知道要认识行星运动的规律，积累高度精确测量数据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测出了大量的原始精确的数据。
第谷却提倡地心说，并试图改进它，未能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
在他的地心说里，行星绕着太阳转，而太阳又绕着地球转。
但是，第谷坚持不懈，一丝不苟地进行科学观察的精神，将永远地载入科学史册；他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留给开普勒的大量资料，推动了天文学向近代科学发展。
第谷这种对现象和事实进行准确观察和记录的精神，是现代科学思想的典范。
科学上最重要的是对真实世界详尽、周密、透彻的观察，至于理解和解释，只能尽力而为。
要充分理解一个问题往往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而今天我们能把握的只有得到真实、可靠的事实。
如果不能创新和突破，就认真地积累真实的资料，为他人和后人奠定基础。
低学历的名人
比尔·盖茨：没学历如今是美国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全名威廉·亨利·盖茨（William Henry Gates，1955年10月28日－），美国微软公司的董事长。
他与保罗·艾伦一起创建了微软公司，曾任微软CEO和首席软件设计师，并持有公司超过8%的普通股，也是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
1995年到2007年的《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中，比尔·盖茨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
2008年6月27日正式退出微软公司，并把580亿美元个人财产尽数捐到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 。
2011年9月，《福布斯》美国富豪榜发布，盖茨以590亿美元居首。
戴尔·卡耐基：学历不高却成为钢铁大王戴尔·卡耐基出生于1888年11月24日，逝世于1955年11月1日，享年67岁。
他一生结过两次婚。
他的第一任夫人，是法国的一位女伯爵， 1921年与他结婚，十年后离异。
他的第二任夫人姚乐丝．卡耐基于1944年和他结婚，是他的门徒和事业的继承人，并给他生一女孩，取名朵娜。
1888年11月24日，戴尔·卡耐基诞生于密苏里州玛丽维尔附近的一个小市镇。
父亲经营一个小小的农场。
家里非常穷，吃不饱，穿不暖。
由于营养不良，小卡耐基非常瘦小，却长着一对与头部不很相称的大耳朵。
卡耐基上的小学校名很浪漫，叫玫瑰园，却非常简陋，只有一间教室。
他在学校可不是一个听话的家伙。
因戴尔 卡耐基(13张)为调皮捣蛋，搞恶作剧，他几次差一点被学校开除。
他那双又宽又大的耳朵是同学们嘲弄的对象。
有一次，班上一名叫山姆·怀特的大男孩与卡耐基发生了争吵，卡耐基说了几句很刻薄的话，怀特被激怒了，便恐吓道：“总有一天，我要剪断你那双讨厌的大耳朵。
”他吓坏了，几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害怕在自己进入梦乡以后被怀特剪掉了耳朵。
当卡耐基成名以后，仍然没有忘记山姆·怀特。
他归纳出了一番人生哲理：“要想别人对你友善，要想与同事和睦地相处，处理好上下级关系，那就绝不能去触动别人心灵的伤疤。
”卡耐基还发现，他具有与生俱来的忧郁性格。
他曾向朋友倾诉：烦恼伴随着我的一生。
我一直想弄明白自己的忧虑来自何处。
有一天，我帮母亲摘取樱花的种子时，突然哭泣起来。
母亲问：“你为什么哭
”我边哭边答：“我担心自己会不会像这种子一样，被活活埋在泥土里。
”儿时的我，担惊受怕的事情真的不少：下雷雨时，担心会不会被雷打死；年景不好时担心以后有没有食物充饥；还担心死后会不会下地狱。
稍大以后更加胡思乱想：想自己的衣着、举止会不会被女孩子取笑，担心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我。
但后来我发现，曾经使我非常担心的那些事情，99%都没有发生。
”一个如此没有自信，几乎被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忧虑缠绕的小伙子，最终成为给别人自信、让人们乐观的心理激励大师，这中间需要经历多少磨砺，就可想而知了。
卡耐基16岁时，不得不在自家的农场里干更多的活。
每天早晨，他骑马进城上学。
放学后便急匆匆地骑马赶回家里，挤牛奶、修剪树木、收拾残汤剩饭喂猪…… 在学校里，瘦弱、苍白的卡耐基永远穿着一件破旧而不合身的夹克，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有一次上数学课时，卡耐基被老师叫到黑板前解答问题。
他刚走上讲台，就听见身后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下课后才明白同学们笑话他的原因。
班上一名捣蛋鬼坐在他背后，在他的破夹克的裂缝处插了一朵玫瑰花，还在旁边贴了一张字条，写着：“我爱你，瑞德·杰克先生。
”在英语中，瑞德·杰克与破夹克是谐音词。
卡耐基非常难受。
回家后他对母亲说：“同学们老是笑话我穿的破衣服，我不能集中精力听课。
”妈妈说道：“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们因佩服你而尊敬你呢
不必伤心，今年秋季，我一定给你买套新衣服。
”卡耐基在童年时代受到他母亲很大影响。
母亲生性乐观，百折不挠。
一次大水灾，洪水冲出了河堤，把农场的所有农作物冲得不见踪影。
父亲用绝望的声音喊道：“上帝，你为什么老是和我过不去
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困境
”而母亲却十分镇静，她哼唱着歌，将家园重新收拾好。
母亲对卡耐基寄予厚望，一直鼓励他好好读书，希望他将来做一名传教士，或做一名教员。
1904年，卡耐基高中毕业后就读于密苏里州华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
这时，家里已把农场卖掉，迁到学院附近。
卡耐基负担不起市镇上的生活费用，就住在家里，每天骑马到学校去上课。
他是全校600名学生中五六个住不起市镇的学生之一。
他虽然得到全额奖学金，但还必须四处打工，以弥补学费的不足。
卡耐基发现，学院辩论会及演说赛非常吸引人，优胜者的名字不但广为人知，而且还被视为学院的英雄人物。
这是一个成名和成功的最好机会。
但他没有演说的天赋，参加了12次比赛，屡战屡败。
三十年后，卡耐基谈及第一次演说失败时，还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是的，虽然我没有找出旧猎枪和与之相类似的致命东西来，但当时我的确想到过自杀…… 我那时才认识到自己是很差劲的……”经历失败后，卡耐基发奋振作，重新挑战自我。
1906年，戴尔·卡耐基一篇以《童年的记忆》为题的演说，获得了勒伯第青年演说家奖。
这是他第一次成功尝试，这份讲稿至今还存在瓦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的校志里。
这次获胜，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他在后来的回忆中不无自豪地说：“我虽然经历了12次失败，但最后终于赢得了辩论比赛。
更为激励我的是，我训练出来的男学生赢了公众演说赛。
女学生也获得了朗读比赛的冠军。
从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我该走怎样的路了……”1908年，卡耐基仍旧很贫穷，但与两年前进入师范学院时已有天壤之别了。
他成了全院的风云人物，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赛中大出风头。
全院的师生对他刮目相看；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走出学院去扩大自己演讲的影响了。
他原先的目标，是想在学校里获得学位，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学校里去教书。
但在快毕业的那年里，他发现同班的一个同学在暑假为国际函授学校推销函授课，每周所得的钱，比他父亲的辛勤所得还高出四倍。
因此，他在1908年毕业后，便赶到国际函授学校总部所在地的丹佛市，受雇做了一名推销员，后来他又到南奥马哈，为阿摩尔公司贩卖火腿，肥皂和猪油。
他的这个推销工作虽然很成功，但在1911年，他却到纽约《美国戏剧艺术学院》学习演戏。
一年以后，他感到自己并不具备演戏的天才，于是又回到推销的行业里，为一家汽车公司当推销员。
但这些工作都不合他的理想。
他为没有实现在大学里梦想生活，这比赚钱更重要。
他决心白天写书，晚间去夜校教书，以赚取生活费。
他想为夜校教公开演讲课，因为他认为，大学时代他在公开演说方面受过训练，有所经验。
这些训练和经验，扫除了他的怯懦和自卑，让他有勇气和信心跟人打交道，增长了做人处世的才能。
于是他说服了纽约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同意他晚间为商业界人士开设一个公开演讲班。
从此，他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成人教育事业。
但是，并不是目前一帆风顺，以后也是。
戴尔·卡耐基经过19个月的服役，回到祖国之后，惊愕地发现，自己的事业也不受人所重视，现在的年轻人，那些有梦想的人，那些等待着心灵被开启的人，被困在了失业的困境中。
失业队伍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地壮大起来。
但是，卡耐基是谁
卡耐基是不畏困难和刁难的人
他重整旗鼓，终于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如日中天”的事业，他，撑起了成人教育、心理学家、心灵教父的半边天。
第二任妻子桃乐丝很支持他的事业，他们的关系一直很融洽。
在卡耐基63岁时，桃乐丝为他生下了一名女婴，取名朵娜·戴尔·卡耐基。
高尔基：学历低却成为著名文学家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耶维奇·彼什科夫。
1868年3月28日生于下诺夫哥罗德（曾名高尔基城）。
父亲是木工，在高尔基4岁时去世。
高尔基后随母亲寄居外祖父家。
11岁开始走向“人间”，曾当过学徒、搬运工、面包工人等。
19世纪80年代在喀山参加持民粹派观点的知识分子秘密学习小组，1888年开始过流浪生活。
1892年，在《高加索报》上用高尔基的笔名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从此专心从事写作。
1895年写的《依则吉尔的老婆子》和《鹰之歌》是出色的作品。
1898年，他的第一个作品集《随笔与短篇小说集》问世，引起国内外广泛注意。
在其早期创作中，既有浪漫主义作品，也有现实主义作品。
浪漫主义作品有《少女与死神》《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海燕》等。
这些作品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革命、自由的渴望，也表达了作者对光明未来的憧憬，特别是1901年创造的海燕形象，被认为是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的象征，给人们极大鼓舞。
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有《切尔卡什》《奥尔洛夫夫妇》《柯诺瓦洛夫》《沦落的人们》《草原上》《因为烦闷无聊》《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主要批判资产阶级世界和市侩的卑鄙龌龊，同时也表现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觉醒，表达他们对剥削制度的愤怒和抗议。
20世纪初，高尔基的创作转向戏剧方面，以最迅速、最直接的形式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
1901－1905年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等许多重要的社会政治剧本，其中有的反映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人民的生活，有的揭露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市侩的精神空虚。
在《小市民》一剧里作者第一次描写了先进工人尼尔的光辉形象。
这些剧本的上演，受到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引起沙皇政府的惶恐不安。
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高尔基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同列宁会晤。
1906年高尔基写出了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母亲》和《仇敌》，使他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
《母亲》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主人公巴威尔和母亲尼罗芙娜的形象概括了20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
列宁称赞这部小说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提出它对俄国工人有“很大的益处”。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一度接受造神说，发表错误作品长篇小说《忏悔》，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
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还写了许多重要作品：《夏天》《三人》《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以及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1922年高尔基出国养病，病中完成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
1928年回国后，目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景象，热情高涨。
晚年除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特写、政论、评论文章外，还著有史诗型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
1934年高尔基主持召开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主席。
林肯：小学没毕业当上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 ）,美国第16任总统。
1809年2月12日，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和当时大多数美国农民一样，有很大的地需要辛苦耕种同时还要做这做那，曾经做过鞋匠、伐木工人和木匠等。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童年是“一部贫穷的简明编年史”。
小时候，他帮助家里搬柴、提水、做农活等。
父母是英国移民的后裔，他们以种田和打猎为生。
1816年，林肯全家迁至印第安纳州西南部，开荒种地为生。
9岁的时候，林肯的母亲就去世了。
一年后，父亲与一位寡妇结婚。
继母慈祥勤劳，对待前妻的子女如同己出。
林肯也敬爱继母，一家人生活得和睦幸福。
由于家境贫穷，林肯受教育的程度不高。
为了维持家计，少年时的林肯当过俄亥俄河上的摆渡工、种植园的工人、店员和木工。
18岁那年，身材高大(1.93米)的林肯为一个船主所雇佣，与人同乘一条平底驳船顺俄亥俄河而下，航行千里到达奥尔良。
在25岁以前，林肯没有固定的职业，四处谋生。
成年后，他成为一名当地土地测绘员，因精通测量和计算，常被人们请去解决地界纠纷。
在艰苦的劳作之余，林肯始终是一个热爱读书的青年，他夜读的灯火总要闪烁到很晚很晚。
在青年时代，林肯通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读了《美国历史》，还读了许多历史和文学书籍。
他通过自学使自己成为一个博学而充满智慧的人。
在一场政治集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政治演说。
由于抨击黑奴制，提出一些有利于公众事业的建议，林肯在公众中有了影响，加上他具有杰出的人品，1834年他被选为州议员。
两年后，林肯通过自学成为一名律师，不久又成为州议会辉格党领袖。
1834年8月，25岁的林肯当选为州议员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同时管理乡间邮政所，也从事土地测量，并在友人的帮助下钻研法律。
几年后，他成为一名律师。
积累了州议员的经验之后，1846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员。
1847年，林肯作为辉格党的代表，参加了国会议员的竞选，获得了成功，第一次来到首都华盛顿。
在此前后，关于奴隶制度的争论，成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在这场争论中，林肯逐渐成为反对蓄奴主义者。
他认为奴隶制度最终应归于消灭，首先应该在首都华盛顿取消奴隶制。
代表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蓄奴主义者则疯狂地反对林肯。
1850年，美国的奴隶主势力大增，林肯退出国会，继续当律师。
1860年，林肯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11月，选举揭晓，以200万票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但在奴隶主控制的南部10个州，他没有得到1张选票。
1865年4月14日晚10时15分，林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遇刺，次日身亡。
5月4日，林肯葬于橡树岭公墓。
林肯领导美国人民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促进了美国历史的发展，一百多年来，受到美国人民的尊敬。
由于林肯在美国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人们称赞他为“新时代国家统治者的楷模”。
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第 16 任总统，是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领导了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制度的伟大斗争。
人们怀念他的正直、仁慈和坚强的个性，他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人景仰的总统之一。
尽管他在边疆只受过一点儿初级教育，担任公职的经验也很少，然而，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意识，使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徐熙媛：毕业于台北某艺校今成一线女星徐熙媛，绰号“大S”，毕业于台北市华冈艺术学校，是徐熙娣（小S）的姐姐。
为“金星娱乐”经纪人公司旗下艺人，俗称伟忠帮。
17岁以一首《十分钟的恋爱》出道，后与小S主持八大“娱乐百分百”。
2001年，演出《流星花园》中杉菜一角，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奖。
早期主持节目与唱歌，近年活跃影视演出。
2008年1月，大S和F4成员周渝民宣布分手。
2010年10月，大S和内地饮食业商人汪小菲闪电订婚。
2010年11月16日徐熙媛与汪小菲在北京登记结婚。
2011年3月22日，与汪小菲举行婚礼。
2011年10月，因小S成功怀上第三胎将休假，大S有望代班《康熙来了》古天乐：中学学历今为影视巨星古天乐，香港艺人，中学学历，华人地区著名影视巨星，自1993年签约无线后，凭《神雕侠侣》演活亦正亦邪的杨过，备受注意。
2001年凭《寻秦记》达到他电视剧时代的巅峰，之后开始将工作重心放入电影。
代表作有《神雕侠侣》《一个好爸爸》《宝贝计划》等。
2008年11月4日成立古天乐慈善基金，并先后在中国大陆创建了近10间学校，为社会各界捐款和物资超过1亿港元，2009年，古天乐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授予“爱心大使”荣誉称号。
古天乐在94年入行后不久，就被踢爆在90年11月因行劫被法庭定罪，仅18岁就被判入励敬导所服刑22个月。
不过，这不良记录并没有影响他的星途，不到7年他就成为影歌视三栖红星，而且成绩不俗。
06年，更赚入超过1000万港元。
而热爱玩车的他，单法拉利跑车就花了250万港元。
梁咏琪：没毕业的“高材生”论学历造假,梁咏琪肯定是这条道上的鼻祖,就在众人还忙着扒分的年代,她就打着“玉女+高学历”的招牌出道了。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梁咏琪除了身材高挑,还是香港理工大学的高材生,属于典型的“胸不大但有脑”类型。
但没过几年,这一假象就被狗仔揭穿了,其实梁咏琪在香港理工大学只读了两年,至今都没有拿到文凭。
事已至此,梁咏琪只好通过经纪人表示,她早在1997年发行第一张粤语专辑的时候,就因为“演艺事业”中断了学业:“后来一直想回到学校深造,但工作时间实在是排得太满。
”据说,后来梁咏琪还试图去美国一所大学镀金,但对方忌惮她有“诈学”前科,所以婉拒了。
周迅：毕业于浙江艺校今成一线女星周迅:虽然只是毕业于浙江省艺校,后来还在杭州酒吧驻唱过,但周迅还是红进了一线女星的行列。
她告诉圈里人,高学历并不是处处管用。
（本文来源：中国网）
加尔文是个什么样的人
加尔文 （1509—1564年） 是瑞士宗教改革家，新教加尔文宗创始人。
他生于法国。
16世纪30年代，他参加巴黎的宗教改革运动，由于法国政府对新教徒的迫害，逃往瑞土，发表其主要神学著作《基督教原理）。
从40年代起，他在瑞士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和市政工作。
他废除主教制，代之以共和式的长老制；简化宗教仪式；鼓励经商致富，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贷钱取利，同担任教士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
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在许多方面与路德宗相同，如强调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根据和权威；主张因信称义等。
但加尔文还主张“预定论”：认为人的得救与否，贫穷与富贵，早已由上帝“预定”。
加尔文宗又称归正宗，“归正”一词译自英文reformed，意指经过改革复归正确。
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在日内瓦逝世，当时的教皇是庇乌士四世 (Pius IV, 在位1559-1565)。
他当然不会哀悼，却真诚的说：“那持异端者[加尔文]的能力，在于金钱对他全无吸引力。
如果我有些这样的仆人，我的疆域必然会扩展，从这海到那海。
” 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是宗教改革运动第二代最杰出的人物，也影响教会最深。
于1509年七月十日， 生在法国的诺阳(Noyon)，在巴黎以北约一百哩。
那是一个古老的小城，但有宗教名胜。
父亲是主教的秘书。
六岁时，显示他的天才，得收纳在当地侯爵的府第，与贵族子弟同受教育。
十三岁时，父亲送他去著名的巴黎大学芒太谷学院(College de Montaigue)，预备将来修读神学。
那是一所管理严格的学院，学生过着如同修院的生活。
每天要时常自我省察，而且要公开认罪。
在那里，他在逻辑学和修辞学上，打好了基础。
他的父亲看到律师的收入丰厚，改变了主意，要他学法。
因此，他照父亲的意愿，赴巴黎以南六十哩的奥良(Orleans)大学，修读法律。
加尔文修读民法。
虽然奥良大学不像巴黎大学在罗马教严格控制之下，但他在那里学得了教会历史，教义，并对基督论有深入的认识；接受了从旧约的预言，到新约的教训，所有的神学知识。
并法学上的婚姻，离婚，遗产，财产，争讼等，都是源于圣经。
他在巴黎的时候，德国宗教改革的风已经吹到那里；那火焰的修道士马丁路德，把他的作品经过印刷，传遍了欧洲，学生和商人都在议论，加尔文也难例外；但无疑的，在奥良他更深入思考。
当加尔文在奥良的时候，从所结交的朋友，接触到宗教改革信仰。
其中有悟勒玛(Melchior Wolmar)，教导加尔文的希腊文。
还有比他大三岁的表兄罗柏特(Pierre Robert)，因为马丁路德在1522年，把圣经译成德文，他受感动立愿译法文圣经，而常深宵不寐，外面总看得见他窗上的灯光，就给他起名叫奥理维坦(Olivetanus)，意思是“夜半灯油”，他是全心全意的改革信仰。
后来悟勒玛在奥良不安全，移去步尔集(Bourges)在那里，受玛格瑞特(Marguerite)的庇护。
玛格瑞特是法王弗朗西斯(Francis I)的姐姐，倾向改革信仰；而且那里也有大学。
那时，在巴黎有些同情宗教改革的教职人员及学者。
其中有考璞(Nicolas Cop)，父亲是法王的御医，考璞只比加尔文大四岁，对加尔文的归正大有影响。
不久，加尔文就开始传播宗教改革，许多人来向他求教。
1533年十一月，考璞受任巴黎大学校长。
他的就任演讲，由加尔文撰稿。
主题是耶稣基督的“至福”(太五：1-12)。
其中表现人文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和马丁路德的观点：鼓励研读圣经原文，以清洁教会，着重靠恩典得救恩和因信称义；结论更主张对福音信仰的改革者容忍。
大学教授间因信仰分争，和权贵间的钩心斗角，使事件扩大。
朋友们劝告考璞：“逃命要紧
”他逃离巴黎，到瑞士的巴瑟(Basel)。
他们先到司陶斯堡。
暂住后，于1535年一月，到了瑞士的巴瑟。
在那里，他自己研读圣经和神学。
1536年三月，加尔文的重要著作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or, Christianae Reilgionis Institutio)初版隐名出版，倒不是怕迫害，而是怕知道的人多了，要来领受他的教导，使他不得安静。
其书原是扩充的教义问答，阐明宗教改革的主要信仰。
出版之后，立即被认为是有系统的权威信仰解释。
以后，继续修订，至1560 年成为定本。
依照早期教父护教著作的方式，基督教要义是献给法王弗朗西斯，期望他能了解并同情改革，改变对罗马教的效忠；不过，并没有恳求宽容，只是要求公义。
在另一方面，为了在真理上建立信从福音的基督徒。
1536年八月，加尔文要往司陶斯堡去。
因为他的表兄奥理维坦(本名Pierre Robert, 1503-1538)，在瑞士的法语区居住工作。
因为发生战争，路途受阻，必须转道日内瓦。
他原想在旧友梯宜特的地方，只借住一夜，然后继续行程。
梯宜特并没有为他的客人守秘密。
法锐勒知道了加尔文在那里，就直接进到他的住处，要他留下来，一同进行宗教改革。
加尔文吃了一惊，像杰里迈亚一样，他声明自己畏怯怕事，不能胜任领导改革工作，只想找个安静角落，读书写作，对教会或许更有帮助。
但法锐勒坚持不让，劝说无效，他如雷一般的命令，并且加上咒诅说，如果他不参与这重要的事工，神必不赐福他。
他说：“这是甚么时候
你还想置身事外
莫想神赐福你的写作
”加尔文可能想到“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的话。
他退让了，以为那是神的呼召。
奥理维坦已经完成了法文圣经翻译。
他虽精于希伯来文，但自知希腊文的造诣较差，请加尔文校核新约翻译部分，并为他作序。
1539年，奥理维坦染病去世，只有三十二岁，临终把藏书赠予加尔文。
从到日内瓦那天，加尔文的生命和事奉，就与日内瓦连在一起了。
不过，他第一次的居留时间，并没有太长，只制订了教义问答；担任教导圣经。
因为纪律问题，市政领袖们意见不同，而致法锐勒和加尔文同被逐出日内瓦。
1539年，天主教的红衣大主教塞杜徒 (Cardinal Jacopo Sadoleto) 写信给日内瓦，劝说他们回到罗马旗下。
由于其人博学善文，日内瓦无法辩答，想起了加尔文，只得转向以前驱逐出境的人，请求他代表写信回复。
他就写了复塞杜徒书，以律师的技巧，有系统的说明宗教改革的神学立场，是极好的护教作品。
日内瓦议会甚为满意，把那书信印刷了许多份，普遍发布全欧洲各地。
马丁路德读后说：“我很欢喜神兴起这样的人来。
” 1540年，他出版了罗马书注释，是神学上的重要著作。
有人看了，以为其书析理清楚，态度中和，认为如果不是其生也晚，或可调停慈运理(Ulrich 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和路德在圣餐问题上的争议，有助于宗教改革者的合作；其实，加尔文有时在激烈辩论间，也会失去自制而发怒。
不过，他对路德甚为尊敬，只是二人未见过面。
后来，在1545年，加尔文把他出版的近作请路德看，并附一封信，对路德极尽恭维，称他是“基督最杰出的仆人，我最尊敬的父”。
但那时路德病痛缠身，特别是胆石，使他更加暴躁。
墨兰顿覆信说，路德不耐烦与他相异的见解，所以未给他过目。
加尔文不满，回信说：虽然我们都受惠于他的领导宗教改革，但指责路德过于喜爱雷霆，形同自是的暴君，实在是教会的不幸。
不到一年，路德逝世了。
加尔文自己经历患病的焦躁，自省过去是高傲的自尊，太易感受伤害，后悔不及。
他说：“即使路德骂我是‘魔鬼’，我仍然认为他是神的仆人
” 1840年，加尔文与爱德丽(Idelette de Bure)结婚，特地邀他的好朋友法锐勒主持婚礼；新娘是有两个孩子的寡妇，敬虔爱主，二人志同道合，相爱甚深。
爱德丽也很能照顾丈夫的生活，在事奉上是很大的帮助。
那里的领袖们，感觉无以应付动荡的局势，需要加尔文的领导，劝说他回日内瓦。
加尔文记得从前在那里，分争和被逐的不愉快经验，他写信给法锐勒说：“我宁愿面对死亡一百次；如果我可以自由选择，我愿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作任何的事。
”他实在不愿再踏上那块土地。
是甚么改变了他的意见
是他相信并顺从神的主权。
他说：“我把我的心作为祭物献给主。
”加尔文的印记就是手捧着一颗焚烧的心，也是他一生的目标。
1541年九月十三日，是加尔文生命的转折点，也是宗教改革史上重要的一页：他回到了日内瓦，并且在那里事奉了二十三年，直到离开世界。
礼仪中手应该怎么放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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