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侮辱残疾人小品叫什么名字
怎样看文艺作品中的残疾人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文艺作品中的残疾人问题，在社会上都存在着很大争议。
“某些作品讽刺残疾及有生理缺陷的人”的说法非常普遍，很多学者及观众、读者也皆持此观点。
毋庸置疑，文艺作品以恶意嘲讽残疾人为目的，是绝对应该受到指责甚至诉诸法律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作品中出现残疾人就一定意味着恶意取笑。
那么，什么才是文艺作品表现残疾人题材的尺度呢
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厦门大学文学博士、戏剧评论学者于海阔，从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及其他多种生理残障等方面，围绕国内外文艺作品中的残疾人表现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分析。
一、表现智力残疾人的文艺作品 1.曲艺和戏曲 中国曲艺和戏曲很多作品以傻子为题，尤其傻子的婚恋、拜年、拜寿等一直都是喜剧作品的重要素材。
京东大鼓、上党潞安鼓书、曲剧、豫剧当中都有同名剧目《傻子相亲》。
表现娶妻的作品有：黄梅戏《傻子挑老婆》《傻子娶妻孝母》《傻丫头找婆家》，赣南抚州采茶戏和豫剧同名剧目《傻子娶妻》，京剧和越剧同名剧目《一缕麻》，评剧《傻柱子接媳妇》，庐剧《傻子招驸马》等。
傻子的新婚之夜向来受到关注，如：粤剧《傻子洞房》以及安徽民间小调《傻子结婚头一夜》《傻子学嫂子入洞房》等。
表现拜寿的有曲剧和安徽推剧（又名四句推子）同名剧目《傻子拜寿》、福建莆仙戏《孔安祝寿》。
表现拜年的有：西河大鼓和山东快书同名曲目《傻子拜年》，武安快板《傻三拜年》，天津快板《傻姑爷拜年》等。
安徽民间小调更是傻子题材的“重灾区”：《傻子瘸子拾老婆》《傻子看丈人》《傻子走亲戚》《傻子接小姨》《傻子戏靓妹》《傻子走四川》《傻子卖蛋》《傻子上学》等。
其他还有：河南坠子《傻子认匾》，湖南花鼓戏《傻子孝母》，曲剧《傻子唱戏》《傻子串亲》等。
2. 相声和小品 相声和小品作为重要的曲艺形式，因影响力巨大，特专门论述。
相声《傻子学乖》《赞马诗》《吃月饼》说的是“呆女婿”或“呆儿子”的故事，《傻子转文》《山东斗法》《豆腐侍郎》《知县见巡抚》说的则是蠢人丢丑的故事。
各种以傻子为题材的相声中，传统群口相声《训徒》影响最大，说的是傻子拜师学习相声，结果因不懂“贵庚”等词的含义引人发笑的故事。
这个相声有多种版本，内容大同小异，马季、赵炎、兰成、李金斗、方清平、奇志、大兵等著名演员都表演过。
很多小品以傻子为题材。
赵连甲、李建华表演的小品《五毛钱俩》当中的傻子卖咸鸭蛋时吆喝“五毛钱俩，一块钱不卖”，令人开怀大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奇志、大兵表演的《傻子卖鸡蛋》也有类似内容。
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的主题为傻子参加万国运动会，陈佩斯说哥哥叫大傻，自己叫二傻，父亲叫老傻，母亲叫串傻，言谈举止令人忍俊不禁。
此类作品还有：温州话小品《傻子学剃头》、闽南话小品《傻子上学》、潮汕小品《傻子相亲》等等。
3. 电影和电视剧 黎北海导演的香港喜剧电影《傻仔洞房》讲述傻仔迎娶新娘，洞房之夜傻仔本欲殷勤侍奉老婆，但却傻头傻脑地闹出不少笑话，从而大出洋相的故事。
电影《洗澡》中的刘二明是个弱智，语言举止令人大笑不止，如把父亲去世说成“牺牲”，将自来水管拿上舞台等等，该影片中傻子的形象却代表着人性中的纯真和美好。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傻子”的角色虽然总共只有三句台词：“古伦木
欧巴
傻X
”，但喜剧色彩非常浓厚，导演通过傻子之口表达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电视剧《傻儿师长》《傻儿军长》《傻儿司令》《傻儿传奇》均以“傻子”为题，是以抗日将领为原型，表现的是带有几分傻气的人物。
4.故事、笑话和小说 智力残疾人也称愚人，自古以来，以愚人为主题的笑话和故事数不胜数，有些至今在民间仍广为流传，比如《傻女婿学相马》《傻女婿挨打》等民间故事。
《战国策》中画蛇添足，《韩非子》中守株待兔，《庄子》中刻舟求剑，《笑林》（邯郸淳编）中长竿入城、一叶障目等都是与愚人有关的寓言故事。
大量著名的古代笑话集也以痴憨呆傻之人为题材，如三国时期魏国的邯郸淳编写的《笑林》；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艾子杂说》；明代冯梦龙的《古今笑史》《广笑府》《笑府》，陆灼的《艾子后语》，江盈科的《雪涛谐史》，无名氏的《笑海千金》；清代“游戏主人”及程世爵合编的《笑林广记》，石成金的《笑得好》，陈皋谟的《笑倒》，小石道人的《嘻谈录》等等。
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些笑话津津乐道，口口相传，经常在茶余饭后将其作为谈资。
在浙江江山，关于傻子“娜细”的笑话更是有多种版本，经久不衰。
有些晚会上评书演员也常讲愚人笑话烘托气氛。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的“傻子”形象，如曹禺《原野》中的“白傻子”、田汉《获虎之夜》中的“黄大傻”。
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如劳马）在小说中都写到了“傻子”，代表性的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四十一炮》《檀香刑》；贾平凹的《秦腔》《古炉》；阎连科的《黄金洞》；迟子建的《雾月牛栏》《疯人院里的小磨盘》《采浆果的人》《雪坝下的新娘》《伪满洲国》《青春如歌的正午》；苏童的《罂粟之家》《三盏灯》《1934 年的逃亡》；余华的《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王小天的《樱桃》；王彪的《哀歌》《身体里的声音》《在屋顶飞翔》；墨白的《梦游症患者》；党益民的《喧嚣荒塬》。
作者通过傻子的故事来带领读者从独特的视角去认识这个世界，对社会上很多不良现象进行了讽刺，大多带有强烈的喜剧色彩。
二、表现其他类型残疾人及生理缺陷者的文艺作品 精神残疾人又称为精神病患者，情况同愚人相似，很多文艺作品将其言行作为笑料：2004年大兵和赵卫国在湖南卫视春晚表演了相声《寻找精神病》，从精神病人的视角讽刺了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
2006年央视春晚的湖北小品《招聘》中就有表现精神病人的桥段：某经理开公司，为将狡猾、媚俗的人淘汰掉，专门造出一个字来为难应聘者，谁料最后选中的唯一说实话的竟是个精神病人。
另外，中央电视台“周末喜相逢”播出的相声《竞选村长》中也以精神病人当笑料。
电影《谁说我不在乎》中精神病人的台词“我抽出她裤衩里的猴皮筋，做个弹弓打你们家玻璃”成为重要笑点。
电影《大腕》也有关于精神病患者的搞笑桥段。
其他四类残疾人一般被称为盲人、聋人、哑人、肢体残疾人（包括侏儒、瘫痪者）。
口吃、肥胖、偏矮、偏瘦之人应算作生理缺陷，尚不构成残疾，但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其放一起论述。
从古到今相关笑话数目繁多，明代浮白斋主人编的《笑林》、清代“游戏主人”及程世爵合编的《笑林广记》等古代笑话集曾大量收录。
戏曲、影视、相声中有关作品更是不胜枚举，报刊、网络、微博、微信上更是层出不穷并大量转载。
1987年央视春晚中，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打岔》内容为聋子听不清别人说话，用谐音打岔，引发出一系列的笑话，此作品被列为经典相声。
传统相声《绕口令》以“哑巴和喇嘛打架、哑巴开口说话”作为包袱逗观众发笑，姜昆、唐杰忠等著名相声演员都曾演过，2006年央视春晚台湾演员刘增锴、朱德刚表演的《新说绕口令》就改编自这个段子。
传统相声《学聋哑》更是通过模仿聋哑人逗观众发笑。
这些相声至今仍广为流传，在北京、天津、广东等地的相声俱乐部等场所经常上演。
大量文艺作品以结巴为噱头。
李金斗和李建华合说的相声《费劲》以“大舌头”和结巴等语言障碍患者为题材。
电视剧《相声演义》《阳光路上》《浪漫的事》以及电影《求求你表扬我》《有话好好说》《天下无贼》中都有以结巴患者为笑料的情节。
20世纪80年代潘长江在小品《对缝》（《皮包公司》）中出演结巴，导致全国有将近四千儿童都学成了结巴，为此他特别在报上登出一封道歉信。
有很多知名演员常拿自己或他人的生理特点当作包袱娱乐观众：冯巩说潘长江“底盘太低”；巩汉林常拿自己的偏瘦身材开玩笑，在小品《打工奇遇》中说自己喝玉液酒、吃宫廷菜大补，赵丽蓉说他“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湖南女笑星何晶晶的多数作品均以自己的肥胖身材当作笑料，在湖南小品《元宵来约会》中说“我不是胖，只是瘦得不太明显”，在小品《小薇》中甚至说自己和两头种猪被人误会成“三头猪”和“桃园三结义”。
央视春晚小品《减肥变奏曲》中，香港演员沈殿霞等一大群肥胖者做出各种滑稽动作逗观众发笑。
湖南小品《新点秋香》中男演员说女演员长相恐怖，女演员则自称“大家丑才是真的丑”。
风糜全国的胖美人组合“千金组合”，虽以歌舞为主要特色，不可忽略的是其肥胖身材才是真正噱头。
2015年央视春晚小品《喜乐街》和相声《我忍不了》均拿演员的肥胖身材作为包袱，《喜乐街》中贾玲因身材发胖甚至被称为“气囊”来逗观众发笑。
1986年，铁岭民间艺术团集体创作的拉场戏《大观灯》（改编自《瞎子观灯》）火遍全东北。
该剧目讲述的是盲人白莲灯在正月十五与其“借光亲家”瘸腿和尚互相帮助去看花灯的故事，这个百年老戏源于河北梆子《瞎子观灯》，在山西朔州秧歌、河北蔚县秧歌里也有同名剧目，内容大同小异，多年来久演不衰，铁岭民间艺术团的《大观灯》因编导成功、表演出色影响更大，创下连演几百场的纪录。
众多地方戏曲中类似的剧目还有很多，如越剧、淮剧、扬剧也有《瞎子观灯》，二人台（注：非二人转）中有《瞎子拐子观灯》，讲述的是另外的故事，同样充满喜剧色彩，将这些解释成拿残疾人取乐显然过于牵强。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大量与残疾人和生理缺陷之人有关的歇后语和谜语、成语，充满强烈的喜剧色彩，人们日常生活中还经常使用，在各种文艺作品中也十分常见，有些甚至出现在儿童智力开发网站上。
可见，对此问题应灵活分析，不能因为出现残疾人就视为丑化和挖苦。
例如：始创于清代顺治八年（1651年）的“王麻子刀剪”创始人姓王，因脸上有麻子而被称为“王麻子”，现今“王麻子”不但是闻名海内外的中华老字号，还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以残疾人及生理缺陷者为题材的外国文艺作品 外国也有很多以残疾人及生理缺陷之人为题材的文艺作品。
古天竺高僧伽斯那编写的《百喻经》（全称《百句譬喻经》，原名《痴华鬘》，南朝萧齐天竺三藏法师求那毗地译）收集了大量愚痴之人的故事，借助这些幽默可笑、滑稽荒诞的故事来帮助读者参悟佛教的道理。
美国有很多表现残疾人的电影：《我的左脚》讲述的是一位脑瘫患者的励志故事，主人公全身麻痹，无法用肢体或语言表达情感，靠唯一能动的一只左脚进行绘画和文学创作并取得出色的成就，影片带有一定的幽默色彩；《闻香识女人》讲述了一名预备学校的学生为脾气暴躁的盲人退休军官担任助手时发生的故事，充满喜剧色彩；喜剧影片《妙眼妙耳闯天下》讲述的就是一个聋子和瞎子联合起来，共用对方的视力和听觉四处旅行的故事，让人忍俊不禁；《阿甘正传》的主人公是弱智，其言谈举止均令观众捧腹；《雨人》的主人公是一位自闭症（精神障碍）患者，经常有一些类似于痴呆的做法，相关情节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当阿呆遇上阿瓜》《阿呆和阿瓜》《阿呆和阿瓜2》这三部电影是由著名喜剧明星金?凯瑞（Jim Carrey）和杰夫·丹尼尔斯（Jeff Daniels）主演的系列喜剧影片，讲述是的两个弱智人士的故事。
《甩肉舞林大会》（Dance Your Ass Off）是美国Oxygen电视台2009年推出的一档舞蹈比赛真人秀节目，只有明显超重的肥胖人士才被获准参赛，以肥胖症患者跳舞为噱头来吸引观众眼球。
英国著名喜剧电视剧《憨豆先生》的主人公就患有智力障碍，通过其迥异于常人的思维和做事风格逗得观众大笑。
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的经典表演动作是模仿患“外八字”足疾的人走路，他的表演风格却风靡世界。
侯宝林的著名相声《醉酒》里醉汉要爬手电筒光柱的情节，其实也脱胎于两个欧洲笑话，讲述的是关于精神病人的故事，侯宝林将其巧妙改编成相声，取得成功。
西方有关愚人的传说、儿歌、故事众多，愚人话题源远流长。
愚人文学作为重要的文学范畴，最初产生于15世纪，最初以塑造智力低下的傻瓜形象为主，后发展为揭露愚昧和丑恶的广义愚人文学。
例如：德国作家塞巴斯蒂安?布朗特的叙事诗《愚人船》（1494），荷兰作家伊拉斯谟的《愚人颂》（1509），英国剧作家乔治?查普曼的喜剧《全是傻瓜》（1605），德国作家君特?拉格斯的小说《铁皮鼓》（1959），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1967）。
此外，还有美国女作家安娜?科拉?莫扎特的剧作《时髦》（1845），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929）、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1957）、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愚人之死》（1978）等等。
这些作品从愚人角度叙事，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让人们在笑声中对人生与社会进行深刻思考，具有独特的文学艺术价值。
四、如何正确看待文艺作品中的残疾人问题 由以上可知，国内外以残疾人为题材的喜剧作品举不胜举，用“浩若烟海”形容都不过分。
某些学者对此视而不见，而单把矛头指向个别演员显然是“厚此薄彼”，无法自圆其说，属于“选择性愤怒”和“选择性失明”。
这种批评明显是建立在偏见基础之上，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结果。
假如非要上纲上线，认为这类作品都是“把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恐怕从苏轼、冯梦龙到今天大量的戏曲、影视编导人员都难逃干系。
就拿2013年央视春晚蔡明和潘长江主演的小品《想跳就跳》来说，女演员几乎句句“毒舌”，讽刺主持人脸型，嘲弄男演员身材，如“站起来就象没站起来”、“人是微缩的，心是猥琐的”、“人越磨越短”。
2015年他们主演的春晚小品《车站奇遇》延续了这种风格：女演员说男演员长得太惊悚、站着象蹲着、系安全带怕勒脸、开车应安宝宝椅、需要穿童装，大量包袱都是围绕着男演员的相貌和偏矮身材取乐。
然而潘长江曾说，“侮辱我没关系，只要观众开心我就成功了。
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过年就是逗大家一笑，又不是在教育人。
” 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喜剧作品以残疾人或生理缺陷之人为题材呢
这些作品有的是借愚人和精神病患者之口讽刺时弊、教育民众，有的纯粹为逗人一笑，无任何寓意，搞笑段子同剧情关系并不紧密，只为增加喜剧色彩而设置。
愚人和精神病人思维方式与普通人迥异，是世界上最容易引人发笑的人。
普通人在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要以假面示人，而愚人和精神病人则通常讲实话，其言行在普通人看来就成了笑话，如大兵、赵卫国等表演的小品《向领导汇报》就通过“蠢得死”这一形象讽刺了官场的不良现象。
很多创作者表达的是：世人有时麻木，傻子反而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这对社会常构成一种微妙的反讽。
这些对社会习俗不明就里的愚人常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不能迅速理解和融入社会，其行为举止常与具体情景发生错位，话语不合时宜，既不知“潜台词”为何物，也不懂得钻营升迁之道，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为电视剧《蠢得死传奇》。
有些愚痴之人自有一套思想方法和处世规则，有时明明是谬误却自以为高明。
其他残疾人或生理缺陷之人言行举止不同常人，其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往往很独特，因而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误会，引人发笑。
作为生活的弱者，他们眼中的是全新的世界，引领人们进入一个非理性世界，令其更清醒地认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多数表现残疾人和生理缺陷之人的文艺作品有的是剧情需要，有的则是编剧特意安排博人一笑，并无伤害之意。
例如：《曲苑杂坛》特别节目《中国好人--长春篇》中刘红星、姜盼盼表演的二人转《大爱守望心灵美》讲述了曹丽辉收养几百个精神病患者的故事，演员在剧中模仿精神病患者惟妙惟肖，充满喜剧色彩，但整个剧情的基调是歌颂道德楷模，感动了无数观众。
2007年全国农民春节联欢晚会中的小品《送戏》说的是演员送戏下乡到敬老院慰问的故事，剧中虽有残疾人出现，但编排真实自然，充满了正能量，并无任何丑化。
拉场戏《摔三弦》（1982）虽有盲人算命的情节，但主题却是宣传科学，反对迷信。
可见，“只要出现残疾人就等于恶意嘲讽”的观点是不理智、不客观的，犯了以偏盖全的主观主义错误。
从表面上看，某些学者似乎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那么，这些人真的是发自内心地维护残疾人权益吗
中国共有8500多万残疾人，现实问题十分严重，教育、就业、医疗、住房、治安，所有这些普通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都与他们密切相关，反映到他们身上时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
大量农村残疾人处境艰难，残疾人的权益经常得不到保障，残害残疾人的事件屡禁不绝。
新疆化工厂非法雇用并虐待智障工人，陕西和山西犯罪团伙诱杀智障女出卖尸体配阴婚，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多名智障女被强奸拐卖，四川山区一些村民“圈养”智障人，待其长大后推下矿井骗取政府赔偿，多个地区发生的不法分子控制“残疾人丐帮”进行偷窃，这些都是近年发生的案件。
在很多城市，无障碍设施形同虚设，盲道被占用，残疾人专用电梯和卫生间长期上锁。
中国首位残奥会冠军平亚丽都曾面临生活无着、沦落到差点卖金牌为儿子交学费的悲惨境况。
这些问题较少听到这些学者义愤填膺地呼吁解决，说明了其缺乏应有的诚意。
有人表面上对文艺作品很敏感，但对实际生活中真正的残疾人权益保障却默不关心，反映了内心的伪善。
每年国际残疾人日（12.3）来临时，很多学者对此未发一声，与一些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指责文艺作品不尊重残疾人的现象构成鲜明的对照。
对文艺作品中的残疾人问题不宜动辄上纲上线，任意将其贴上“丑化”的标签是一种简单化思维，于逻辑上行不通。
当然，文艺工作者也应照顾到残疾人士的情绪，在喜剧创作中应尽量避免伤害残疾人士的自尊心，即便是以残疾人为题材也应客观谨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来源：《中国艺术报》《健康报》）
李叔同是在哪里创作的骊歌
1915年，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写了这首著名的《送别》。
它属于李叔同早年创作的“学堂乐歌”。
送别》实际上是用无所明指的象征，传达出李叔同送别朋友，感悟人生、看破红尘的觉悟。
所以，《送别》不仅仅是朋友之间挥手相送的骊歌；而是李叔同即将告别人间、弃世出家的“前奏曲”。
1921年 (辛酉 民国十年) 42岁 正月，自新登返杭州，居玉泉寺，披寻《四分律》，始览诸先师之作。
春，曾在闸口凤生寺小住，丰子恺游学日本前夕曾前往话别。
3月，自杭州赴温州，居庆福寺。
撰 《谢客启》，掩关治律。
6月，所撰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初稿成。
1922年 (壬戌 民国十一年) 43岁 正月初三，在家发妻 (俞氏)病故于天津本宅，俗家仲兄文熙来信嘱其返津一次，因故未成行。
仍居庆福寺。
1923年 (癸亥 民国十二年) 44岁 2月，在上海与尤惜阴居士合撰《印造经像之功德》。
赴上海途中曾在上虞白马湖、绍兴、杭州等地停留。
6月，为杭州西冷印社 《弥陀经》一卷刻石。
9月重至衢州，居莲花寺。
1924年 (甲子 民国十三年) 45岁 4月，由莲花寺移居三藏寺。
不久，取道松阳、青田抵温州。
5月，至普陀山，参礼当代善知识中最膺服之印光大师。
6月，返温州整理《四分律》，8月完稿。
赴杭州，因交通有阻，暂止宁波，居七塔寺。
应夏丐尊之请，至上虞白马湖小住。
10月返温州。
1925年 (乙丑 民国十四年) 46岁 春，云游宁波七塔寺、杭州弥陀寺、定慧寺。
应夏丐尊之请，至上虞白马湖小住。
不久返温州庆福寺。
1926年 (丙寅 民国十五年) 47岁 春，自温州至杭州，居招贤寺，从事《华严疏钞》之厘会、修补与校点。
夏丐尊、丰子恺曾自沪至杭专程拜访。
夏初，与弘伞法师同赴庐山，参加金光明法会。
路经上海时曾与弟子丰子皑等访旧居城南草堂等处。
冬初，由庐山返杭州，经上海，在丰子皑家小住，后返杭州。
1927年 (丁卯 民国十六年) 48岁 春，居杭州吴山常寂光寺。
7月移居灵隐后山本来寺。
秋，至上海，居江湾丰子皑家。
主持丰子皑皈依三宝仪式。
期间与丰子皑共同商定编 《护生画集》计划。
是年春，丰子皑等编《中文名歌五十曲》出版，内收李叔同在俗时歌曲13首。
丰子恺在序言中说：“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
据我们所知，中国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
” 1928年 (戊辰 民国十七年) 49岁 春夏之间，在温州大罗山诛茆坐禅。
秋至上海，与丰子皑、李圆净具体商编《护生画集》。
冬，刘质平、夏丐尊、丰子皑、经亨颐等共同集资在白马湖 筑“晚晴山房”，供大师居住。
1929年 (己巳 民国十八年) 50岁 正月，自南安小雪峰至厦门南普陀寺，居闽南佛学院，参与整顿学院教育。
春，返温州，途经福州，在鼓山涌泉寺藏经阁发现《华严经疏论纂要》刻本，叹为稀有，发愿刊印。
9月，在“晚晴山房”小住，10月重至厦门、南安，与太虚法师在小雪峰寺度岁，并合作《三宝歌》。
是年2月，《护生画集》第一份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50 幅护生画皆由大师配诗并题写。
大师在跋中曰：“我依画意，为白话诗；意在导俗，不尚文词。
普愿众生，承斯功德；同发菩提，往生乐国。
”并云：“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
”是年，夏丐尊将所藏大师在俗时所临各种碑帖出版，名《李息翁临古法书》（上海开明书店）。
是年，仲兄李文熙卒，年62岁。
1930年 (庚午 民国十九年) 51岁 正月，自小雪峰至泉州承天寺，与性愿法师相聚。
4月赴温州，后至白马湖“晚晴山房”。
秋赴慈溪金仙寺，讲律两次。
11月赴温州庆福寺。
时人称弘一大师为孤云野鹤，弘法四方。
1931年 (辛未 民国二十年) 52岁 2月，自温州过宁波，旋赴白马湖横塘镇法界寺。
发愿弃舍有部律，专学南山，从此由新律家变为旧律家。
9月，广洽法师函邀大师赴厦门。
同月在金仙寺作“清凉歌”。
岁末在镇海伏龙寺度岁。
1932年 (壬申 民国二十一年) 53岁 是年在镇海龙山伏龙寺为刘质平作书法。
年底，至厦门，住山边岩 (即万寿岩)，在妙释寺讲《人生之最后》。
法师从1921年初次来温至1932年最后一次离温，虽然中间来来去去，但在温先后长达12年之久。
哎╮(╯▽╰)╭有没有关于描写民风民俗的作文啊
正月初一为春节，旧称元旦。
是日，人们早起，着新衣、戴新帽、穿新鞋，以示辞旧迎新。
谓穿未下过地的新鞋，新的一年可脚轻手健。
男主人起床，口念吉词先开门，放炮仗于门口，称“开门炮”。
开门炮一般放三个，要“带四放三”，留一个作“备炮”，宁波话“备炮”出典于此。
炮仗放得越高越响，示意新年吉利。
若是“吹、吹、吹”的哑炮，则示为不吉，要马上就说：“哦，吹吹响，今年会发财。
”并立即补放一个。
大族、大户人家供奉祖先遗容画像于祠堂或中堂（堂前间），一般悬五代之内的祖宗像，称为“供帧子”、“供影子”、“供金紫(昔绘像皆金冠紫衣) ”，均同义。
有的宗祠族规，男子l6岁才可拜祭，女子不在内。
由轮着当办者分发麻饼(亦称吉饼)一双或碗两只。
各家幼者依序拜尊长，称“拜岁”。
除夕夜巳分“压岁钱”，用红纸包起来压在幼者枕头底下，故谓“压岁”。
是日，早上吃汤团(汤圆)，寓意团团圆圆。
有些人家全家吃素一天。
这天习俗最大特点是让家里日用器物“休息”一天，也即让家庭主妇休息，不扫地、不乞火(不向别人点火、点香烟)、不杀牲、不动刀剪、不倒马桶、不洗涤衣服，也不打骂孩子、不讲不吉利的话。
早晨见面忌说“早”字，谓说了要招来今岁跳“蚤”多。
走路如跌跤，要马上说：“哦，元宝一跌。
”此晚，未昏即眠，不点灯火，谓点灯将招来今岁蚊蝇多。
睡前，放“关门炮”。
晚上不出门，俗称过“太平夜”。
初二至初七八，迟的到十五，各家出门走亲戚“拜岁”，一般先至亲后远亲，少拜长以婿拜翁、甥拜舅、侄拜姑等为重，互相款待酒席，称“岁饭”、“岁酒”。
初五，为财神日，经商人家最重此日，“请财神”后才开门营业，称“开市”。
信佛者，有的于初七夜走七座桥，且不走回头路，初八拜八个寺院，俗称“走七桥”、“拜八寺”。
其间，民间娱乐活动有舞龙灯、跑马灯、大头和尚等。
与别地稍异者有“佯扫地”，即乞丐(此时称“发财人”)背负筐，手握缀有红球的扫帚，佯作扫地状，口唱俚歌：“撩起大元宝使箩抬，小元宝使船载。
” 建国后，贺年等习俗不变，迷信色彩多已消失。
机关团体举行团拜，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慰问老干部、老工人、老教师、老科技人员、敬老院老人和春节期间坚持生产、工作的职工。
路上熟人相逢，拱手或握手，互祝吉祥。
中国节日风俗
春节 春节，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传统节日。
100多年前，民间艺人“百本张”曾在他的曲本中这样写道：“正月里家家贺新年，元宵佳节把灯观，月正圆，花盒子处处瞅，炮竹阵阵喧，惹得人大街小巷都游串。
”这是历史上关于岁首春节的生动写照。
相传尧舜时期，我国就有了这个节日。
殷商甲骨文的卜辞中，亦有关于春节的记载，有庆祝岁首春节的风俗。
但当时的历法，是靠“观象授时”，是否准确，尚难确定。
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我国人民创造了“太初历”，明确规定以农历正月为岁首。
从这时起，农历新年的习俗就流传了2000多年。
直到新中国成立，改用公元以后，这个节日就改为春节。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
正月为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
又称为“上元节”。
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节日夜晚，天上明月高悬，地上彩灯万盏人们观灯、猜灯谜、吃元宵合家团聚、其乐融融。
元宵节起源于汉朝，据说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
汉惠帝刘盈死后，吕后篡权，吕氏宗族把持朝政。
周勃、陈平等人在吕后死后，平除吕后势力，拥立刘恒为汉文帝。
因为平息诸吕的日子是正月十五日，此后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夜，汉文帝都微服出宫，与民同乐以示纪念。
并把正月十五日定为元宵节。
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在正月十五。
司马迁在“太初历”中就把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
龙抬头节 民间传说，每逢农历二月初二，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从此以后，雨水会逐渐增多起来。
因此，这天就叫“春龙节”。
我国北方广泛的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的民谚。
每当春龙节到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天早晨家家户户打着灯笼到井边或河边挑水，回到家里便点灯、烧香、上供。
旧时，人们把这种仪式叫做“引田龙”。
这一天，家家户户还要吃面条、炸油糕、爆玉米花，比作为“挑龙头”、“吃龙胆”、“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布雨，五谷丰登”，以示吉庆。
清明节 清明扫墓祭祖 4月5日前后为清明节。
清明节古时也叫三月节，已有2000多年历史。
公历四月五日前后为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在二十四个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
清明节原是祭祀祖先的节日，而如今更多的是在这一天开展祭扫烈士陵墓、悼念先烈的活动。
清明时分，天气转暖，草木复萌，人们常常结伴到郊外踏青、放风筝、欣赏春光，所以清明节有时也被称做踏青节 端午节 端午节是我国较为古老的传统节日。
每逢阴历五月初五这天，人们都要在江河湖海上举行赛龙舟，还要吃粽子、戴香袋、踏青采艾蒿等，这些活动已成为千古不变的习俗，从古至今一直在沿续着。
若说到端午节的来历，人们首先就会想到爱国诗人屈原。
相传战国时，楚襄王宠信奸佞，屈原因仗义直言遭革职放逐。
秦国趁机进攻楚国，楚地千里疆域毁于一旦。
眼见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屈原是有心报国而无力回天，愤然之下，屈原抱巨石投汩罗江而去。
当地百姓闻听屈原投江，纷纷前来救助，他们顺流而下，一直追到洞庭湖，也未寻见屈原的尸体，湖面上舟船往来穿梭百舸争游的场景蔚为壮观。
这一日正是阴历五月初五日。
后来，每逢这一天，人们就在江河上赛龙舟，意在怀念屈原。
人们还把粽子投入水里，只为了喂饱鱼龙虾蟹，保全屈原的尸身不被吞食。
七夕情人节 七夕节又称为“乞巧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相传，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是天上“织女”与“牛郎”相会之时。
“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
鬼节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盂兰盆节”，也称“中元节”有些地方又州俗称“鬼节”，“施孤”。
本是印度一种佛教仪式，佛教徒为了追荐祖先举行“盂兰盆会”。
中秋 阖家团员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又称“团圆节”。
八月十五居秋季之中，故名中秋。
中秋节最早源于古代帝王秋天祭月的礼制。
魏、晋、唐、宋以来，逐渐演变成赏月的风俗。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一书，而真正形成全国性的节日是在唐代。
据传这个中华民族重要节日的形成与“唐明皇梦游月宫”的故事有关。
在古代，每逢中秋人们就用精制的糕饼祭奉月神；祭奉之后，全家人分吃，表示合家团圆欢聚。
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重阳 登高敬老 重阳节为农历九月初九，是魏晋以后兴起的节日。
“重阳”、“重九”之名，肇于三国时代。
主要有五种传统习俗。
一是登高，此时秋高气爽、景色宜人，正是游历的好季节，既可以陶冶情趣，又有益于健康。
二是插茱萸，可驱秋蚊灭虫害。
三是饮酒赏菊。
农历九月正是菊花盛开之时，观赏千姿万态的秋菊，喝几盅菊花酒，也重阳节的乐事。
四是食重阳糕。
人们把粮食制成白嫩可口的米糕，谓之重阳糕，而“糕”又与“高”谐音，食之谓可步步高升。
五是开展敬老活动，从古至今重阳敬老之风绵延不绝。
腊八 农历十二月（又称腊月）初八，俗称腊八。
早先传说这天是释迦牟尼成道的日子，寺院都要煮粥祭佛，后来成为民间习俗，以示五谷丰登。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
故宫祭祀
平遥县衙按照封建社会多年形成的惯例，官府必位于城的正中轴线上，北京的紫禁城就位于老北京城的正中子午线上，山西巡抚衙门（现省人民政府址）也位于旧太原城的正中线上。
大约因为皇帝贵为天之骄子，替天行道，理当居中。
各地命官受“天子之命”，领一方水土，牧一方子民，官府位居正中，当仁不让。
再者衙门居中庸之位置，乃公平断事之所也。
县衙大门外隔道相对原有一照壁，本系循民俗所建，所以照壁以南称为“照壁南街”。
县衙大门外右侧有“申明亭”，原修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
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州、县修申明亭，凡民间婚姻、田产、地基、斗殴等纠纷，须先在申明亭由各里长调解，调解无效者方可具状击鼓。
实际上申明亭就是一个民事调解处。
申明亭的设立也是明朝初年对诉讼程序的一项改革，解决了千百年来县太爷被民事纠纷所困，无法脱身去整治、发展一县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业的陋习。
大门廊下架设登闻鼓，立于洪武初年，百姓可击鼓上闻，申诉冤屈。
大门外东原有“彰瘅亭”一处，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现已恢复。
是彰善瘅恶、端正社会道德风化之所。
县衙署大门以里，仪门以外，两厢为赋役房。
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平遥县志》载，原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何其智在东侧修“寅宾馆”3间。
万历四十八年（1620），知县杨廷谟在仪门外两旁修赋役房七间，应共计10间。
光绪八年（1882）版《平遥县志》的“县治图”上，也绘着赋役房，每侧为5间。
近年来县有关部门复修时竟错修为12间，东西两侧各6间。
既不符合封建时代建房用奇数的礼制，又没有历史记载作为佐证，使游人一踏入衙署大门内，就心生疑问。
这种不尊重历史文化内涵而单纯加速古迹景点复建的商业意识，只能遗患后世，贻笑大方。
赋役房，即县衙收取赋役钱粮的办事处。
明清时期国家财政来源于向农民收取的田赋和丁银，田赋按农户拥有的土地以亩计收，丁银按人口计收。
明清时期平遥城内分10个坊，农村分30个里、224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
清康熙年间全县共有土地1016427亩，共有人口104822人，田赋折白银64177两，丁银7882两。
多数农民只能交纳粮食，无法折交银两。
国家征收赋役钱粮集中在秋收以后，当时收交数额大，运输工具落后，只能肩挑、马驮、车推，为了尽快完成，县衙事先排定各坊里上交赋役的日期，集中在此办理。
赋役房以北，两侧各修小房一间，东为灶火，西为柴炭，供衙役人等自己烧水、做饭。
仪门即礼仪之门，建于明万历四十七（1619）年，是一座强化封建礼制的建筑物。
按照封建社会儒教伦理，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必须上下有别，贵*有等，不可乱礼逾制。
在衙署中出入门庭也须遵循礼制。
中门平时关闭，只在县太爷出巡、回衙、恭迎上宾、重大庆典时方才开启。
平时走两侧便门，两侧便门东为“人门”，西为“鬼门”。
一般人两门皆可出入，惟提审、押解犯人，必须走鬼门。
穿过仪门，就到达了大堂院。
此处庭院宽敞，配有月台的大堂巍然高耸于正面。
东西两庑各有房11间，统称“六部房”。
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六部房之名源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三省六部”制。
即隋唐以来，在皇帝专制下的中央政权机构内，设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负责立法，尚书省负责行政，门下省负责监察。
明清时期更突出了尚书省的职能，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正职称“尚书”，副职称“侍郎”。
各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为皇帝执掌不同方面的统治职权。
使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井井有条。
为适应这种完善而严格的行政程序，各省巡抚衙门、府、州、县衙，都按六部形式设置对应的办事机构，即“六部房”，也称“六房”。
这种制度使封建统治明细化，提高了国家机器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增强了皇帝对统治机构的驾驭效率，使封建制度及形式发展至顶峰。
“六部房”按照“左文右武”的礼制，东边是吏、户、礼房，一般由县丞分管，西边是兵、刑、工房，由典史分管。
清代中期后，县级“六房”已不再单设机构了，虽不成建制，但吏员对六房之事仍各有专司，衙署中的各种文札、档案、账簿、器物等，仍按部别分别存放保管。
六部各房在明清时期各有所司。
吏房 明清两代朝廷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办理官员的任免、升降、调派等手续。
县衙的吏房则不同，主要职责有四：其一是整理记录本县历任官吏的政绩和本县的特大事件，及时呈报上峰，当然是上天言好事了。
同时，协助知县对本衙佐杂人员进行考核，奏销工食银等。
其二是调查登记在籍进士、举人、贡生等的家庭出身、品端德行、学识造诣等，上报府台，有的还可能转至督抚衙门、吏部衙门等，供叙用、候铨、即补官吏时参考，使各种人才能够引起朝廷的注意。
其三是调查本县人士在外为官的情况，以便载入史册，为本邑在外为官者出具给假、丁忧、服满复任等证明文书。
同时也便于同其在乡近亲协调好关系，相互予以关照。
其四是承办捐纳官衔、封荫等事务。
户房 职责有四。
首先是稽核全县各里甲的土地、人口，分配及收缴田赋丁银。
收缴的钱粮按照布政使或府台指令，大部分征解上交到指定地方。
留存本县部分移交“钱粮库”（大堂左侧），由县丞管理，知县支配。
其次是负责本县常平仓、丰备仓等县直粮仓的藏贮调用。
组织各乡里交*检查各村的社仓、义仓，管理集市，缉查私盐。
第三是保管朝廷钦定的度（尺、步弓）、量（升、斗）、衡（秤、戥）具标准件，管理社会经济贸易秩序。
当时的秤是每市斤十六两制，早年的计算口诀为“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等，就是用于十六两制秤的交易，即如果某物每斤的价格为一元，则每两合六分二厘五毫，二两是一角二分五厘。
俗传旧秤每斤十六两象征十六星宿，即“南斗六郎，北斗七星，再加福、禄、寿三星”。
经商者缺斤短两，就会自折其寿、其禄、其福，以此警示世人，倡导良好商德，也显示了古人的睿智。
此等规制十分繁琐，解放后已改用十两制秤，现又改为公斤秤。
但古版书籍及传统中医经典著作中，所用剂量仍是十六两制，切勿混淆。
户房对收回的零散银两，上交前要熔铸为官银元宝，一般分五十两、十两两种，铸造模具户房保存，成色也由户房监制。
然而明清两代铜钱币不得在县衙浇铸，由中央户部“宝泉局”统一浇铸，清康熙年间又特准各省设局铸造。
第四是根据知县指令，办理赈灾恤贫事宜。
礼房 主管礼制、庆典、科考等事宜。
第一是主持、组织全县的重大庆典、迎诏迎宾仪礼，组织文庙、武庙、城隍庙、邑厉坛、社稷坛等官祭仪式。
组织乡饮酒礼、迎春神牛酒席等常规礼仪。
第二是安排“县试”的后勤工作。
县试即童生考取秀才的考试，朝廷对各县派有教谕（正八品）、训导（从八品）等命官，专司教育科举。
他们主管县试的命题、阅卷、录取。
还主管县学及全县的社学、义学，监督教学情况，端正生员礼仪。
礼房胥吏在这里仅听从他们调派而已。
但学田学产归礼房掌管。
第三是联系生员参加府台复试、省城乡试，安排廪膳生员的廪粮、赴考费用。
派人为中式生员家中赶送喜报，组织为公车会试举子的送行仪等等。
第四是随时在彰瘅亭张榜斥恶扬善，强化儒教礼制，引导社会风气，制定乡规民约等。
为进士、举人、义士、孝廉、烈女、节妇等进行申报、树立旗杆、修建牌坊、镌刻碑铭等，以彰优笞劣。
承办捐纳功名手续。
兵房 明清时代平遥没有常驻兵营，只在城西南40里的普洞关设有巡检司（后改铺兵司），由一名巡检（从九品）统领，有铺兵49名，均为本邑青壮年。
他们守护关卡，盘查行人，维持社会治安。
由兵房胥吏联系他们。
偶有军队过往，也由兵房接洽。
兵房还负责监造兵器并负责“武备库”（大堂西侧）的保卫工作。
一旦政局不稳，县衙奉命办团练，也由兵房承办具体事务。
“三班衙役”的管理操练、选送武举人员，也属兵房负责。
刑房 刑房不是对犯人行刑之房，其主要职责有：第一，负责审案文书的记录，负责整理归档，为知县查找国家刑典中的适用条款。
根据县太爷指令，书写对有关人犯的拘传、查抄、起赃、传唤证人、封产、判决书等有关文札，以及大案初审的上报案宗。
第二，管理监狱（重狱、轻狱、女狱），监造并保管刑具、戒具。
第三，誊写朝廷新颁的法令、禁令及上司下达的通缉令等，张贴于城门、市井、交通要卡，晓谕百姓。
第四，组织医学值司人员为人犯诊断，核实伤情病情。
率领仵作（法医）验尸取证。
工房 主要职责为组织维修衙署、城池、官祀之庙宇坛台，修造官立牌坊，监修重大水利、桥梁、关隘工程。
承办官银元宝浇铸，打造兵器、刑器。
派员带领民工赴上级指定的重大工程工地完成劳役。
六房的职能基本上概括了明清时期知县的主要职责。
以往不少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封建社会知县的职责只是审案断狱而已，其实知县职责大致可以归纳为10条：管理田丁，征收税赋，劝导农桑，兴修水利，维护礼制，兴学育人，审案断狱，赈灾恤贫，维持治安，镇压反叛。
《清史稿·职官三·县》载知县之职责为“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
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
看来要造福一方，当好忠君爱民的父母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在整个县衙署建筑中，规模最大，上限最高，是衙署的中心和主题建筑。
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
平遥县衙大堂为五楹厅堂，中间三楹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有官阁，也称“暖阁”。
阁上方悬有匾额，书“明镜高悬”。
该匾之语，似为历代官阁之通用语。
“明镜高悬”之典故，首见于《西京杂记》（汉刘歆撰）卷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
其尤惊异者……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
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
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痛之所在。
又有女子邪心，则胆张心动。
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
”后人则以“明镜高悬”比喻官吏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或办事明察秋毫，公平无私。
官台是权威的象征。
延续至今的开会时所设的主席台，似也有此内涵。
座谈会则不设主席台，以示人人平等，可畅听欲言。
类似习俗，盖出于此。
官台上设案，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
当日知县升堂端坐，正好是升起朝阳的位置，表示日丽中天，王法公允。
观者对古人之设计构思，不禁油然而生钦佩之情。
大堂内陈列着七品正堂的部分仪仗，也称“执事”。
按照清代规定“知县，青旗四，蓝伞一，青扇一，桐棍、皮槊各二，肃静牌二”。
（《清史稿·舆服志四》）知县仪仗没有“回避”牌，因为封建社会的县衙，就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知县的职责便是处理本邑各种事务，无回避百姓之理由，知县应“与小民朝夕相处，勿使隔绝不通也”。
（丁日昌《牧令辑要》第七卷）知府以上官吏，一般不直接受理民事，出巡时才有资格用“回避”牌。
大堂内东西两侧分别为“钱粮库”和“武备库”。
大堂外东侧是“赞政亭”。
赞者参也，赞政亭也即参政之所。
知县常在这里接待各里坊耆老、乡绅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告老还乡的官员等，以示“体恤民情”，实则为官吏同地方势力结盟之所。
但清代不准未仕之有功名者过问政事。
清顺治九年（1652）诏曰：“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大堂外西侧是“銮驾库”。
銮驾是皇帝仪仗的别称，区区县衙，何来銮驾
查明洪武年间“迎接诏赦仪”规定：“凡遣使开读诏赦，本处官具龙亭、仪仗、鼓乐出郭迎。
”（《明史·卷五十六》）因此各府、州、县都要准备迎接和导引“圣诏”的龙亭和仪仗。
而这种仪仗即仿制皇宫之銮驾。
平时不用，存放于銮驾库。
清代仍沿用这种礼制。
“銮驾库”之设置，当源于此。
大堂背后之二堂，自成四合院落，且同后面内宅相通，所以二堂院门也称宅门。
看门差役称“门禁”，也叫“门子”。
门子日夜值守，闲人免进，有事求见大老爷，须烦门子通禀。
清代门子年俸银六两，但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赏其小费，这个职务当然是肥缺了。
现代人讲“走门子”一词，恐出于此。
知县除每日上午辰时（九时左右）升大堂署理公务外，其余时间主要在二堂办公，处理日常公务，个别召见下属，秘密询问案件，会见来客等，所以这里没有大堂那种森严的气氛。
引人注目的是二堂后墙东侧的一块“除暴安良”匾额，是清光绪八年（1882）邑人王希闵送给时任知县锡良的。
此匾为原物，一直藏在二堂顶棚内，近年翻修二堂屋顶时才发现。
这里有一段故事：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进士，光绪六年（1880）任平遥县知县，光绪八年（1882）调任阳曲县知县，同知衔。
后因屡有政绩，升迁京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由湖南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
光绪七年（1881）冬，平遥县落邑村古董商人王希闵，在走村串户收买古董时，收到一副“铜”象棋，实际是纯黄金制作的，可谓一夜暴富。
村中几名无赖听到风声，夜入王宅蒙面抢劫，未能得手。
留下匿名信一封，威胁其交出象棋，否则将招来灭门之祸。
王希闵急奔县衙告状后，锡良派人微服私访，反复查证分析，并派人蹲守，终于将这帮恶徒擒获，并审出他们以往犯下的累累罪行，对他们课以重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王希闵更是感动不已，于光绪八年（1882）正月县衙开印后恭送此匾。
东侧墙上悬挂的“张仲遗风”匾，也是原物。
是民国初年百姓赠给县知事（县长）吴洁己的。
二堂内东西耳房分别为“简房”、“招房”。
“简房”为县丞的办公处所。
县丞为知县之助手，正八品。
室内现陈列清代县衙作息制度，知县丁忧、俸满、封印制度。
旧时父母亡故，子女需回家守孝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称做“丁忧”。
为官者若遇父母亡故之事，需申报吏部开缺，居丧期满后，吏部将视情况而重新安排工作。
汉民族之儒礼以孝为本（百善孝为先），所以丁忧期间连科考都不准参加，否则治罪。
如子女身为武职，遇有紧急军情，或国难当头，或皇帝诏准，方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而遥拜致祭。
这里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中，汉民族儒教礼制对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
“俸满”即指明清时代官吏任职满一定年限，则依例升调的制度。
《清会典·吏部七·文选清吏司四》：“京官以历俸二年为俸满，外官以历俸三年为俸满，未俸满者不入俸深班推升。
”“封印”即知县每年春节前后有一个月的休假，届时，需停办公事而封印，封印日期由朝廷钦定。
《清稗类钞·十二月封印》：“京师大小官署，例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
”二堂内西耳房为“招房”，旧时为典史的办公场所。
明清时代的典史无官品，即“未入流”。
“掌稽检狱囚。
无丞、簿，兼领其事”。
（《清史稿·职官三》）典史职品虽小，但一般都由地方上之“闻人”充任。
俗称衙门中的“四爷”（排在知县、丞、主簿之后）。
有时知县外出或在封印期间，则由典史代行职权。
清代已不设主簿，使典史的权力更加膨胀。
有一首《十字令》，专门描写典史之虎威：一命之荣称得，二片板子拖得。
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
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
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
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典史出身杂流，常易专权，清代科举出身的知县对其提防甚紧，宁可信任师爷、书吏，不敢倚重典史。
“招房”现今向人们展示、介绍了清代的“养廉银”制度。
清初官吏薪俸低微，难以维持生计。
一品大员年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年俸银才45两。
以权谋私、挪借公款之弊难以根治。
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批准山西巡抚诺敏的奏请，把全国各地官府“火耗银”，全部收归国库，按官品补贴发给，以资养廉，故称“养廉银”。
不在任就没有了，相当于当今的“职务补贴”。
正七品知县养廉银每年为400两～2000两。
根据县邑大小、赋税总额等拉开档次。
官居边塞或不开化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区）者从优，也算一种激励机制吧。
二堂外两旁，分别是“钱谷师爷”房和“刑名师爷”房。
“师爷”既非官也非吏，是清代官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殊名目，实为长官的“幕友”，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门人”、“食客”。
清代从督抚衙门到州县官署，无处不有。
他们有着比官吏更为显赫的声望和地位。
他们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但实际上掌管着衙门中案件的审判。
县太爷称他们为“西宾”，他们尊县太爷为“东翁”、“东家”。
吏役、百姓尊县太爷为老爷，尊称这些幕友为“师爷”。
穿过二堂即为内宅，内宅是明清时期知县的生活区，正房五楹，中间三楹为客厅，两侧套间各一楹，为书斋及卧室。
客厅中正面悬挂匾额，上书“慎勉堂”，落款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知县杨廷谟。
其实这个堂名是布展者无视历史的编造。
清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中，载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杨廷谟为修县志所作的《重修平遥县志序》，文中结尾落款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岁在庚申孟秋吉旦。
敕授文林郎知平遥县事上谷杨廷谟沐手谨书于忠爱堂中”。
杨廷谟当时的书斋称“忠爱堂”，即忠君爱民之意，符合封建社会为官者之铭。
其实布展者当时若能稍微注意一下历史考证，就不会出此笑话了。
据《清稗类钞》云，明清两代，知县一律易地为官，不得携带家眷。
至清乾隆年间，皇帝才诏令此规可破。
因此以往知县五百里外易地为官，知府以上需到千里之外，就连教谕、训导也不得在本“府”境内任职。
家眷也一般不得到任所探视，加之社会观念封闭，知县在处理公务之余，只能在这块小天地里看书、做文、吟诗、抚琴，生活单调枯燥，难享天伦之乐。
不像当今之易地为官，每周五回府，周一上任，甚至每日驱车回家，早出晚归，充分发挥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优势，体会不到封建时代易地为官者的苦衷。
内宅的东、西房为客房，有上峰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做留宿之所。
但上级送公文的信使，则只能送至二堂，不得步入内宅，更不能留宿内宅，只能在“寅宾馆”或“公馆”食宿，这大概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吧。
平遥县衙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大仙楼”，上面供奉着守印大仙，即狐仙。
清代官衙奉狐仙为守印大仙，不知何故。
守印大仙木主为红底金字加云饰牌，带须弥座，外置神龛。
大仙楼是平遥县衙中仅存的原建筑物，故而地势偏低。
原名观云楼，即知县每日茶余饭后观察四乡天气云晴之所，反映了古代平遥农业在封建经济中的地位。
清代改称大仙楼。
县衙中轴线建筑，除仪门内至大堂的石牌坊外，尽管复建时出现了一些有悖于历史的错误，但基本上都重建起来了，重建历史遗址是很难不出错误的。
根据旧县志图示，西侧还有牢狱、督捕厅、洪善驿、马王庙等尚未重修。
东侧的土地祠、酂侯庙、粮厅、花厅、壮班房等已重修完毕，并向游人开放。
“壮班房”以及大堂月台下原有的“差役房”（东西对称，现暂未复建），是县衙里“三班衙役”之住所。
所谓“三班”即皂班、快班、壮班。
虽然都是衙署之差役，但其分工不同。
皂班即皂隶，主司站堂、报事、行杖等内职。
清代平遥县衙皂隶编制为知县用皂隶16名，县丞用皂隶四名，典史属下皂隶4名，洪善驿皂隶2名，接递甲皂20名。
每名皂隶年工食银一律6两。
快班即捕快，也分步快和马快，负责缉捕人犯。
清代平遥县署设捕快8名，年工食银及草料银共134．4两。
壮班即民壮，每年由当地百姓中轮派青壮年担任，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及衙署内劳务。
每人年工食银6两。
除此之外，明清两代平遥县衙还有狱卒、轿夫、灯夫、禁卒、伞扇夫、库子、斗级、仵作（法医）等杂役，工食银也是每人每年6两。
“三班衙役”和杂役，其地位比胥吏更低，除壮班为良民百姓派子弟轮流服役外，一律被社会视为*役，投充者多为当地市井无赖。
清代规定差役不得与良民结婚，其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得做官。
所以许多家族规定子孙不准充当差役，否则要削其族籍，不准入祠入谱。
差役们工薪低，待遇差，更无“养廉银”之说。
但他们凭着手中的“传票”、“铁链”为本钱，在缉捕人犯、堂上行杖、押解犯人、查赃、催科、验尸等执行公务时，可以到处敲诈勒索百姓。
真是“权之所至，不在大小”。
清朝的纪晓岚说：“在百姓眼里，差役只比天子差一等而已。
”清方大湜在《平平言》中列举捕役八大害：“豢贼分肥，纵贼殃民，勒索事主，妄拿平民，私刑吊拷，私起赃物，侵剥盗贼。
”捕役们常用“贼开花”的招数，即有盗案发生时，信口诬指些殷实人家为窝主，顺便拘押，逼迫他们出钱“洗贼名”。
也有借“起赃”为名去翻箱倒柜，顺手牵羊，甚于盗贼。
更有甚者，收盗贼为徒，三七分成。
通过对平遥县明清两代旧县衙的开发研究，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县级政权机构是直接接触老百姓的，其统治得力与否，关系着整个天下的稳定。
明清两代在县级行政统治方面已有了一整套完善的经验了。
首先是加强了正印官的权力，尽管下面设有佐贰官，如县丞、教谕等，各有所司，但政权最后都要统归于知县。
官、吏、役等的等级特别森严，不许混淆。
其次是从千百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办事机构，“三班六房”各司其职，还可聘用幕友，以保证知县统治权的有效运用。
对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之职责、招聘、任期、役满出路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第三是制订了完整的基层政权的法规条令。
除《会典》、《则例》中的有关条款外，清朝政府还特别编修了《州县事宜》、《牧令书》等，是专门针对州官、县官的政书，对州县正印官进行约束规范，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清代县级行政组织，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