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涤平生平
（1887—1935），湖南宁乡人，高级将领，曾任湖南省主席，因逼迫退出湖南，任江西省主席，后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34年11月13日，总经理在沪杭道上遇刺身亡，负责调查此案，就在此案初露端倪时，却于1935年1月31日突然病故，其妾室沙夫人也坠楼身亡。
有人认为，遇刺案系高层策划，而鲁涤平为侦破此案不遗余力，内部恐其查出案件真相，因而将其灭口，其妾室沙夫人发现丈夫鲁涤平死因有异，也被人推下楼身亡。
鲁涤平(1887年-1935年)，字咏庵，湖南宁乡人，行伍出生，1903年11月入湖南陆军兵目学堂。
毕业后在湖南新军服役，辛亥革命时为湘军排长，营管带。
参加过反清之役，民国初年又参加过护国、护法诸役，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23年拥护孙中山，率部到广东。
后任湘军独立第三旅旅长、第二师师长，中任副军长，后升任军长，是湘军元老谭延闿的嫡系将领，后任第四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序列上为第四集团军总指挥李宗仁麾下。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由于鲁涤平没有追随桂系参加反蒋活动，取得蒋介石的好感，逐渐得到提拔，1928年出任主席。
湖南省清乡督办，后被桂系迫走，并引发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蒋桂战争。
后来在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中，鲁涤平又在中央军第三军朱培德的军中任第十八师师长。
之后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9年，鲁涤平转任主席兼第九路军(即湘军旧部)总指挥，负责围剿中共中央苏区。
下辖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和路孝忱的第七十九师等，并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与张辉瓒相同，鲁涤平和当时正在井冈山的也是老相识了。
1925年11月上旬，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等7人，组成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任书记，负责领导此前成立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当时，曾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一同，访问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以及副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支持在武昌开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此后，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
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阀何键与鲁涤平，联手发动了第三次对井冈山的“会剿”。
1月14日，率红军主力下山，欲将敌军引离井冈山。
但红军在赣南数战不利，直至2月11日，才得以在大柏地歼灭了赣军刘士毅两个团，打破了危局，这也是赣南和闽西的红军根据地创建之始。
后来重经大柏地时，欣然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词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又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
当时鲁涤平任“江西剿匪总指挥”，他率领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和邓英新十三师的陕军，进攻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
结果，又被“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打得一败涂地，其手下的两员大将张辉瓒、谭道源一俘一逃，或全军覆没，或溃不成军，国民党参与“剿匪”的将领们个个面如死灰，谈“红”色变，鲁涤平也脸色无光。
不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了他的地位，以南昌行营主任的身份赴江西，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几近破裂的国民党内部达成了“宁粤合作”，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告下野，下台前把鲁涤平调往自己的故乡浙江任省府主席。
因参加“剿共”惨败而大丢脸面的鲁涤平匆匆率部上任，使得原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毫无准备，以至于当时杭州城里传出“张难先终究难先”的谑语。
张主席只好拱手让出湖滨“澄庐”的官邸，把权力移交给领兵前来的鲁涤平。
显然，鲁涤平是因“剿共”无力铩羽而来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蒋介石的老巢担任“父母官”很不容易。
于是，他索性采取“无为而治”的对策，大半时间他是在距杭州不远的“清凉世界”——莫干山上养疴和避暑。
在他任职的时期，浙江有这样的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嫖三年，民政厅长醉三年，各有千秋。
”鲁涤平担任浙江的省府主席，其实是被架空的，重要部门都掌握在蒋系人物的手中，例如教育厅长是陈布雷、建设厅长是曾养甫、财政厅长是周骏彦、保安处长是宣铁吾和俞济时等等，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或是“二陈”即“CC”的重要成员。
鲁涤平晓得其中的“游戏规则”，凡事听命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而已，以南昌的命令马首是瞻。
于是，鲁涤平在浙江的“政绩”，大概除了滥发公债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加上当时鲁涤平的旧部以及刘珍年客军的给养，都是由中央供给的(蒋介石下野后乐得让汪精卫政府出钱)，也没有给浙江人民增添什么新的捐税。
借着鲁涤平“无为而治”的这个机会，国民党军统的戴笠，以其在杭州的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加速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心腹。
后来这所学校的校长赵文龙就是他的“铁杆”，也是不久之后相继发生的史量才遇刺案和鲁涤平猝死案的关键人物。
1934年离任。
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1935年病逝南京。
蒋介石曾作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死亡之谜编辑鲁涤平到浙江履新不过三个年头，1934年忽然又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可是不久，他却奇怪地猝死。
鲁涤平的猝死，其中疑窦甚多。
一是他致死的原因：当时报纸上说是因脑溢血而毙命的，后却有人说是军统特务下毒所致；二是他死亡的地点：一说是死于其新上任之地南京，一说却是死于其在杭州梅花碑省府中的官邸内，且此前省府内外已是戒备森严，对外的口风是鲁涤平中风病危，需要安静，禁止行人喧哗等；三是在鲁涤平死后，其“爱妾”在开丧前夕，竟然跳楼殉夫，这时已是民国，不是做烈女的时代了。
这更为这桩悬案平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其实，鲁涤平与其小妾的离奇之死，是史量才案的“一水涟漪”。
原来，史量才一案的内因，是因为蒋介石嫉恨史量才，并且不肯降服于蒋。
当时，史量才已逐渐获得中国报业托拉斯巨子的地位，拥有《申报》、《时报》、《新闻报》等，这对国民党“一党**”的舆论和宣传构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等人，布置和策划一桩旨在消灭史量才的凶杀案，由国民党特务来充当凶手(具体执行的人是军统上海特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等6位“黑衣人”)，并由国民党杭州警察局局长兼警官学校校长赵文龙配合执行。
这一行动的计划是，在史量才一行从杭州返回上海之际，行动人员抢先一步在公路上做好准备，进而实施突然的刺杀。
尽管事前史量才得知杨杏佛遇刺后也有所防范，如配置了防弹汽车和防身手枪等，但毕竟不是精于黑道的国民党特务的对手。
于是，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段，发生了史量才被刺案(死三人、伤两人)。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
“史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
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的文件。
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
为了应付舆论，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了。
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
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
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
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
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于是，他获知了一点案情中的“案情”，也就是整个“史案”中的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校长)、赵文龙(公安局长)、俞济时(保安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嫌疑了。
当然，这时的省主席鲁涤平也就“危乎殆哉”了。
却说“史案”发生之后，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的哀挽录题写了“哲人其萎”的题词。
其他国民党的高官们如孙科等，均一一题字，表示悼念，鲁涤平也献了一副“舆论同悲”的挽联。
而在上海的追悼会上，却有一副最醒目的挽联，不啻是给他们一记耳光——“死亦寻常，忍此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业在，复何遗憾”。
与此同时，蒋介石煞有介事地给案发之地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记了一个大过，并责成他10天缉凶破案，后来又借口他“破案不力”，逾期未能破案而调离职务。
对此，鲁的心情显然是不愉快的，加上杭州的一批国民党“地头蛇”乘机兴风作浪，一面以“鲁主席即将荣迁”为由，对他假意逢迎；一面以冷眼相窥，暗中捕捉他抱怨的口实。
鲁涤平的一番牢骚，经过他们的捕风捉影和添油加醋，上报给了蒋介石。
蒋原本就恼怒戴笠等人在“史案”过程中手脚做得不干净，给人抓到了把柄，命令戴笠暗嘱赵文龙，在鲁调离浙江之前，先“做”了此人。
据说，就是在鲁主席频频出席的下属欢送宴会上，他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药。
于是，他半夜毒发，一命呜呼，时1935年1月31日。
“史案”和“鲁案”，真正的元凶是蒋介石和其属下的特务。
尽管鲁涤平曾因参加讨桂战争而获得过蒋介石的青睐，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
此时的蒋介石，忧心于全国舆论对“史案”的关注，同时又惧怕先因不知杀史内情、继而又获知情由的鲁涤平会认真侦查破案，这样难保会有弄假成真的麻烦。
于是，他就以办案不力为借口，将鲁调离浙江，接替陈调元，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
而鲁的原职，就由黄绍竑来担任了。
为了“作秀”，蒋把浙江海宁县长也撤职了，一些杭州的公安人员也被记了大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鲁涤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静安和爱妾沙佐安的疑心。
原来，鲁涤平是一位“美食家”，大概湘军的首领都喜吃鱼翅之类，中国著名菜系之一湘菜的菜单中，居然也有鲁涤平的“作品”，那就是所谓“三层套鸡”的传统湘菜，其实那是长沙名厨柳三和最擅长的名菜之一。
据说鲁涤平主湘之时，沙夫人患有头痛的顽疾，当时医生推荐了一个方子：用麻雀、斑鸠、乌骨母鸡和天麻套蒸，饮其汤来治病。
后来柳三和借用这个配方，在母鸡肚子内放入鸽子，鸽子内再放入麻雀，麻雀内又放入天麻、枸杞之类的药材，用此三物套蒸，制成了所谓的“三层套鸡”，不久就名噪一时。
鲁涤平非常讲究饮食，他还有专职的私人厨师。
好吃加上他身材肥硕，就有了“中风”的几率，所以鲁涤平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的消息，当时一般人是信以为真的。
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却不这么看。
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主子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怀疑，一定是在酒席宴上中了毒。
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案”的不同寻常。
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更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堪，尤其是在他临死时的喃喃中，断断续续地吐露出的一些隐情也被她们听到了。
然而，身处高墙深院中的鲁涤平的妻妾们，却不知“江湖”的凶险，她们居然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当众喊冤。
已经因“刺史”不力被上峰责骂的赵文龙，听到这个消息自然不免慌张起来，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硬给戴上一顶红帽子，说她私通共产党，逼得她跳楼自杀。
再“做”了这些女人。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鲁涤平开丧的时候，他的小妾跳楼的一幕(当时称她是哀思鲁涤平，痛不欲生为主子殉身)。
从此之后，史量才一案和鲁涤平及其小妾之死，都不了了之了。
后来，史量才被安葬在杭州西湖的茅家埠天马山，当年他为其爱妾沈秋水建造的“秋水山庄”，依然是西湖边最靓丽的一座建筑物。
而鲁涤平呢?有人说他于1936年春被葬在了杭州，也有人说灵柩被运回湖南安葬了。
据说，曾有人为了“纪念”这位省主席，在西湖边的孤山上建造了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亭子。
当然，这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今天那座亭子早已无处可觅了。
关于尊干爱兵演讲稿
尊干爱兵--革命处理内部关系的态度目的要求：通习了解我军尊干爱兵的优良传引导官兵懂得尊干爱兵是我军处理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密切官兵关系、增进战友情谊、增强部队凝聚力的重要前提。
军官要切实端正对战士的根本态度，自觉尊重、关心、爱护士兵，坚决防止和纠正打骂体罚士兵、侵占士兵利益等现象；战士要不断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自觉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共同营造健康纯洁的内部关系。
尊干爱兵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性质和宗旨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具体体现。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不管你来自何方，哪个民族，也不管你年龄大小，职务高低，都是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聚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奋斗，相互之间是一种纯洁的、平等的、高尚的新型同志关系。
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之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在军队中存在多种内部关系，有兵兵关系、官官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友邻关系、新老关系，等等。
在这些关系中，官兵关系体现军队的性质，是军队成员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在人际交往中的集中体现。
官兵关系处于各种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对其它关系起到决定和示范作用。
因此，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官兵关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尊干爱兵都是处理我军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
（一）尊干爱兵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 尊干爱兵，就是官兵政治平等，军官爱护士兵，做士兵的表率，以深厚的感情对待士兵，依法带兵，文明带兵；士兵尊重军官，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支持军官做好工作，形成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思想基础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红军时期，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这正是我军官兵关系的生动写照。
1、尊干爱兵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我军在创建初期就开始在内部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明确指出，反对军阀作风，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
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刑，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和自由。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官兵之间实行了政治上和生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述了红军内部关系的原则，首次从官兵平等角度对军官和士兵双方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第一次完整表达了尊干爱兵的具体内容。
《决议》指出：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以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员，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子。
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
尊干爱兵就是肃清封建主义、军阀主义，根除打骂现象，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官兵团结互助，同甘共苦，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爱护，团结奋斗。
朱德一条扁担的故事，就是当时军官以身作则，官兵同甘共苦的生动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官兵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度难关，使尊干爱兵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在《关于巩固部队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在部队中应强调关心战士与爱护战士，提倡干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更多地照顾到战士的切身利益，经常注意对其困难的解决，并不断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1944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全军每个部队都要进行尊干爱兵运动。
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我们在带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干爱兵活动的开展。
尊干爱兵就是说士兵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士兵。
这一活动，大大地加强了部队的团结，提高了官兵的积极性，使军队各方面的工作有了飞跃的进步。
从此，尊干爱兵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和政治工作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不断发扬光大。
解放战争时期，尊干爱兵工作在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其主要标志是我军开展的团结互助和新式整军运动，王克勤就是当时著名的团结互助模范。
他当班长期间，用他在两种不同军队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教育启发新战士的觉悟，创造性地实行了思想、技术、体力的三大互助活动。
他处处关心同志，亲自为新战士端水洗脸洗脚，并带出了一个紧密团结、屡建战功的战斗模范班。
在这个时期，我军官兵之间、新老战士之间的团结互助蔚然成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充实新内容，取得新发展，并通过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颁布实施，使这项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时期官兵关系出现的新问题，1986年，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情况做出了八个不准的规定，即：不准打骂士兵、不准接受士兵礼物、不准侵占士兵利益、不准对士兵罚款、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
这对于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传统，协调军队内部的关系，巩固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团结，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军各部队总结出了许多新经验、新方法，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典型事迹和模范个人，把尊干爱兵工作推向新高潮。
爱兵模范苏宁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
1991年4月21日，沈阳军区某炮团正在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
一名战士挥臂过猛，碰撞在堑壕石岩的手榴弹滚落下来，已拉开弦的手榴弹即将爆炸，苏宁冲上去奋力推开战友。
轰的一声，战友得救了，而苏宁却倒在血泊之中。
苏宁，这位年轻的团参谋长，为了战士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以自己的行动奏响了新时代爱兵的最强音。
2、尊干爱兵是加强新时期部队建设的本质要求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全面而深刻的伟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我军面临着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艰巨任务。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更加需要坚强的官兵团结。
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一传统，部队军阀习气就会抬头，官兵关系就会紧张，部队的战斗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就会削弱。
尊干爱兵是新时期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基本要求。
尊干爱兵是由我军性质决定的，是我军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
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各种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良倾向也会有所滋长。
这些倾向会影响部队的建设，淡化一些官兵的尊干爱兵观念，影响官兵关系。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对士兵缺乏基本的感情，有的甚至把官兵平等、互爱、互助的关系看成庸俗的金钱物质关系，就是一种具体的表现。
这是与我军性质相背离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和平时期同战争年代相比，我军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军队的任务和官兵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根本宗旨没有变，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不能丢，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江主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爱护士兵的教育和工作极为重要，只能加强和改进，而决不可以忽视和削弱。
江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正确处理官兵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在继承我军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方法新经验，使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尊干爱兵是凝聚军心稳定部队的重要因素。
部队稳定的首要条件在于军心的稳定，而军心稳定的基础在于融洽的官兵关系。
官兵关系好，大家心齐气顺，团结一致，部队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
如果官兵关系紧张，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不仅完不成教育训练等各项任务，还容易导致官兵冲突甚至严重的对立，引发事故案件。
我军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军队不同之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达到军队内部真正团结。
尊干爱兵就是达到这种团结的坚强基础。
首先，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政治基础。
我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党指挥枪是我军的根本原则。
我党的政治主张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官兵的根本利益。
因此，广大官兵都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党的领导把官兵统一在共同的政治方向、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上，官兵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官兵之间的团结就是真正的团结，尊干爱兵就体现了官兵之间有共同的政治方向和目标。
其次，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思想基础。
我军的成员在战争年代大多来自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和平时期我军的成份大多是青年学生，要使他们在军队中形成一种真正的团结，不加强思想教育，不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官兵的头脑是不行的。
尊干爱兵正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内部关系，通过尊干爱兵的教育和活动，形成军队内部团结的坚强思想基础。
第三，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道德基础。
尊干爱兵是调节军队内部关系的一种重要道德规范，它要求官兵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种道德规范根源于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美德之中，也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名将用仁爱方式来调整军队内部关系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指导下形成的。
第四，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利益基础。
我军自建立以来，官兵之间就有着共同的利益。
战争年代，这种共同利益达到了空前一致，和平时期，官兵的价值观念虽然呈现出多元化，但根本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其他利益都是受这种根本利益的支配，官兵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就能产生增强官兵团结的巨大动力。
第五，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的感情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官兵之间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和信任，这种友谊和信任，为我军内部形成同志式关系、战友般情谊，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使尊干爱兵成为官兵的自觉行动。
3、尊干爱兵是我军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同志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我军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必胜的坚定信念，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主要是靠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激发官兵主人翁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
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平等，能充分调动和挖掘广大官兵的智慧，群策群力，圆满完成作战和其它各项任务。
我军的许多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都来源于军队基层的革命实践，许多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原则，都是官兵的发明创造。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能够减少内耗，产生巨大的协同力，保持部队的集中统一和稳定。
部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的力量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组合，群体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一心，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军官兵之间的团结互助，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协作，就是催生部队战斗力的无尽源泉。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
我军是在长期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都不能阻挡我军的前进步伐，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军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军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凝聚出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斗志。
正如毛主席说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败，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
只有官兵共同努力，巩固和发展我军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官兵关系，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在未来战争中打得赢。
关于尊干爱兵演讲稿
尊干爱兵--革命处理内部关系的态度目的要求：通习了解我军尊干爱兵的优良传引导官兵懂得尊干爱兵是我军处理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密切官兵关系、增进战友情谊、增强部队凝聚力的重要前提。
军官要切实端正对战士的根本态度，自觉尊重、关心、爱护士兵，坚决防止和纠正打骂体罚士兵、侵占士兵利益等现象；战士要不断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自觉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共同营造健康纯洁的内部关系。
尊干爱兵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性质和宗旨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具体体现。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不管你来自何方，哪个民族，也不管你年龄大小，职务高低，都是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聚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奋斗，相互之间是一种纯洁的、平等的、高尚的新型同志关系。
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之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在军队中存在多种内部关系，有兵兵关系、官官关系、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友邻关系、新老关系，等等。
在这些关系中，官兵关系体现军队的性质，是军队成员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在人际交往中的集中体现。
官兵关系处于各种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对其它关系起到决定和示范作用。
因此，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官兵关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尊干爱兵都是处理我军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
（一）尊干爱兵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 尊干爱兵，就是官兵政治平等，军官爱护士兵，做士兵的表率，以深厚的感情对待士兵，依法带兵，文明带兵；士兵尊重军官，服从军官的领导和管理，支持军官做好工作，形成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思想基础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红军时期，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这正是我军官兵关系的生动写照。
1、尊干爱兵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我军在创建初期就开始在内部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明确指出，反对军阀作风，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
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刑，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和自由。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官兵之间实行了政治上和生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述了红军内部关系的原则，首次从官兵平等角度对军官和士兵双方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第一次完整表达了尊干爱兵的具体内容。
《决议》指出：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以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员，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子。
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
尊干爱兵就是肃清封建主义、军阀主义，根除打骂现象，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官兵团结互助，同甘共苦，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爱护，团结奋斗。
朱德一条扁担的故事，就是当时军官以身作则，官兵同甘共苦的生动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官兵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度难关，使尊干爱兵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在《关于巩固部队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在部队中应强调关心战士与爱护战士，提倡干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更多地照顾到战士的切身利益，经常注意对其困难的解决，并不断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1944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全军每个部队都要进行尊干爱兵运动。
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我们在带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干爱兵活动的开展。
尊干爱兵就是说士兵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士兵。
这一活动，大大地加强了部队的团结，提高了官兵的积极性，使军队各方面的工作有了飞跃的进步。
从此，尊干爱兵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和政治工作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不断发扬光大。
解放战争时期，尊干爱兵工作在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其主要标志是我军开展的团结互助和新式整军运动，王克勤就是当时著名的团结互助模范。
他当班长期间，用他在两种不同军队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教育启发新战士的觉悟，创造性地实行了思想、技术、体力的三大互助活动。
他处处关心同志，亲自为新战士端水洗脸洗脚，并带出了一个紧密团结、屡建战功的战斗模范班。
在这个时期，我军官兵之间、新老战士之间的团结互助蔚然成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充实新内容，取得新发展，并通过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颁布实施，使这项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为了解决新时期官兵关系出现的新问题，1986年，中央军委根据新的情况做出了八个不准的规定，即：不准打骂士兵、不准接受士兵礼物、不准侵占士兵利益、不准对士兵罚款、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
这对于继承和发扬尊干爱兵传统，协调军队内部的关系，巩固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团结，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军各部队总结出了许多新经验、新方法，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典型事迹和模范个人，把尊干爱兵工作推向新高潮。
爱兵模范苏宁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
1991年4月21日，沈阳军区某炮团正在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
一名战士挥臂过猛，碰撞在堑壕石岩的手榴弹滚落下来，已拉开弦的手榴弹即将爆炸，苏宁冲上去奋力推开战友。
轰的一声，战友得救了，而苏宁却倒在血泊之中。
苏宁，这位年轻的团参谋长，为了战士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以自己的行动奏响了新时代爱兵的最强音。
2、尊干爱兵是加强新时期部队建设的本质要求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全面而深刻的伟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我军面临着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艰巨任务。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更加需要坚强的官兵团结。
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一传统，部队军阀习气就会抬头，官兵关系就会紧张，部队的战斗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就会削弱。
尊干爱兵是新时期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基本要求。
尊干爱兵是由我军性质决定的，是我军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
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各种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良倾向也会有所滋长。
这些倾向会影响部队的建设，淡化一些官兵的尊干爱兵观念，影响官兵关系。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对士兵缺乏基本的感情，有的甚至把官兵平等、互爱、互助的关系看成庸俗的金钱物质关系，就是一种具体的表现。
这是与我军性质相背离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和平时期同战争年代相比，我军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军队的任务和官兵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根本宗旨没有变，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不能丢，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江主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爱护士兵的教育和工作极为重要，只能加强和改进，而决不可以忽视和削弱。
江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正确处理官兵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在继承我军尊干爱兵的传统美德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方法新经验，使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尊干爱兵是凝聚军心稳定部队的重要因素。
部队稳定的首要条件在于军心的稳定，而军心稳定的基础在于融洽的官兵关系。
官兵关系好，大家心齐气顺，团结一致，部队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
如果官兵关系紧张，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不仅完不成教育训练等各项任务，还容易导致官兵冲突甚至严重的对立，引发事故案件。
我军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军队不同之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达到军队内部真正团结。
尊干爱兵就是达到这种团结的坚强基础。
首先，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政治基础。
我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党指挥枪是我军的根本原则。
我党的政治主张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官兵的根本利益。
因此，广大官兵都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党的领导把官兵统一在共同的政治方向、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上，官兵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官兵之间的团结就是真正的团结，尊干爱兵就体现了官兵之间有共同的政治方向和目标。
其次，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思想基础。
我军的成员在战争年代大多来自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和平时期我军的成份大多是青年学生，要使他们在军队中形成一种真正的团结，不加强思想教育，不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官兵的头脑是不行的。
尊干爱兵正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内部关系，通过尊干爱兵的教育和活动，形成军队内部团结的坚强思想基础。
第三，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道德基础。
尊干爱兵是调节军队内部关系的一种重要道德规范，它要求官兵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种道德规范根源于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美德之中，也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名将用仁爱方式来调整军队内部关系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指导下形成的。
第四，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稳定的利益基础。
我军自建立以来，官兵之间就有着共同的利益。
战争年代，这种共同利益达到了空前一致，和平时期，官兵的价值观念虽然呈现出多元化，但根本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其他利益都是受这种根本利益的支配，官兵能正确认识这一点，就能产生增强官兵团结的巨大动力。
第五，尊干爱兵是我军内部团结的感情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官兵之间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和信任，这种友谊和信任，为我军内部形成同志式关系、战友般情谊，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使尊干爱兵成为官兵的自觉行动。
3、尊干爱兵是我军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同志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我军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艰苦的岁月里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必胜的坚定信念，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主要是靠全体官兵团结一致，形成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战斗力。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激发官兵主人翁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
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平等，能充分调动和挖掘广大官兵的智慧，群策群力，圆满完成作战和其它各项任务。
我军的许多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都来源于军队基层的革命实践，许多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原则，都是官兵的发明创造。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能够减少内耗，产生巨大的协同力，保持部队的集中统一和稳定。
部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群体的力量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组合，群体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一心，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军官兵之间的团结互助，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协作，就是催生部队战斗力的无尽源泉。
尊干爱兵、官兵一致，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
我军是在长期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都不能阻挡我军的前进步伐，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军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军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凝聚出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斗志。
正如毛主席说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败，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
只有官兵共同努力，巩固和发展我军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官兵关系，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在未来战争中打得赢。
鲁涤平生平
（1887—1935），湖南宁乡人，高级将领，曾任湖南省主席，因逼迫退出湖南，任江西省主席，后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34年11月13日，总经理在沪杭道上遇刺身亡，负责调查此案，就在此案初露端倪时，却于1935年1月31日突然病故，其妾室沙夫人也坠楼身亡。
有人认为，遇刺案系高层策划，而鲁涤平为侦破此案不遗余力，内部恐其查出案件真相，因而将其灭口，其妾室沙夫人发现丈夫鲁涤平死因有异，也被人推下楼身亡。
鲁涤平(1887年-1935年)，字咏庵，湖南宁乡人，行伍出生，1903年11月入湖南陆军兵目学堂。
毕业后在湖南新军服役，辛亥革命时为湘军排长，营管带。
参加过反清之役，民国初年又参加过护国、护法诸役，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23年拥护孙中山，率部到广东。
后任湘军独立第三旅旅长、第二师师长，中任副军长，后升任军长，是湘军元老谭延闿的嫡系将领，后任第四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序列上为第四集团军总指挥李宗仁麾下。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由于鲁涤平没有追随桂系参加反蒋活动，取得蒋介石的好感，逐渐得到提拔，1928年出任主席。
湖南省清乡督办，后被桂系迫走，并引发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蒋桂战争。
后来在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中，鲁涤平又在中央军第三军朱培德的军中任第十八师师长。
之后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9年，鲁涤平转任主席兼第九路军(即湘军旧部)总指挥，负责围剿中共中央苏区。
下辖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和路孝忱的第七十九师等，并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与张辉瓒相同，鲁涤平和当时正在井冈山的也是老相识了。
1925年11月上旬，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等7人，组成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任书记，负责领导此前成立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当时，曾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一同，访问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以及副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支持在武昌开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此后，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
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阀何键与鲁涤平，联手发动了第三次对井冈山的“会剿”。
1月14日，率红军主力下山，欲将敌军引离井冈山。
但红军在赣南数战不利，直至2月11日，才得以在大柏地歼灭了赣军刘士毅两个团，打破了危局，这也是赣南和闽西的红军根据地创建之始。
后来重经大柏地时，欣然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词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又开始大举发动对苏区的“围剿”。
当时鲁涤平任“江西剿匪总指挥”，他率领张辉瓒、谭道源的湘军和邓英新十三师的陕军，进攻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
结果，又被“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打得一败涂地，其手下的两员大将张辉瓒、谭道源一俘一逃，或全军覆没，或溃不成军，国民党参与“剿匪”的将领们个个面如死灰，谈“红”色变，鲁涤平也脸色无光。
不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了他的地位，以南昌行营主任的身份赴江西，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几近破裂的国民党内部达成了“宁粤合作”，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告下野，下台前把鲁涤平调往自己的故乡浙江任省府主席。
因参加“剿共”惨败而大丢脸面的鲁涤平匆匆率部上任，使得原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毫无准备，以至于当时杭州城里传出“张难先终究难先”的谑语。
张主席只好拱手让出湖滨“澄庐”的官邸，把权力移交给领兵前来的鲁涤平。
显然，鲁涤平是因“剿共”无力铩羽而来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蒋介石的老巢担任“父母官”很不容易。
于是，他索性采取“无为而治”的对策，大半时间他是在距杭州不远的“清凉世界”——莫干山上养疴和避暑。
在他任职的时期，浙江有这样的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嫖三年，民政厅长醉三年，各有千秋。
”鲁涤平担任浙江的省府主席，其实是被架空的，重要部门都掌握在蒋系人物的手中，例如教育厅长是陈布雷、建设厅长是曾养甫、财政厅长是周骏彦、保安处长是宣铁吾和俞济时等等，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或是“二陈”即“CC”的重要成员。
鲁涤平晓得其中的“游戏规则”，凡事听命于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而已，以南昌的命令马首是瞻。
于是，鲁涤平在浙江的“政绩”，大概除了滥发公债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加上当时鲁涤平的旧部以及刘珍年客军的给养，都是由中央供给的(蒋介石下野后乐得让汪精卫政府出钱)，也没有给浙江人民增添什么新的捐税。
借着鲁涤平“无为而治”的这个机会，国民党军统的戴笠，以其在杭州的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加速培植自己的亲信和心腹。
后来这所学校的校长赵文龙就是他的“铁杆”，也是不久之后相继发生的史量才遇刺案和鲁涤平猝死案的关键人物。
1934年离任。
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1935年病逝南京。
蒋介石曾作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死亡之谜编辑鲁涤平到浙江履新不过三个年头，1934年忽然又被调到南京，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是一个闲职。
可是不久，他却奇怪地猝死。
鲁涤平的猝死，其中疑窦甚多。
一是他致死的原因：当时报纸上说是因脑溢血而毙命的，后却有人说是军统特务下毒所致；二是他死亡的地点：一说是死于其新上任之地南京，一说却是死于其在杭州梅花碑省府中的官邸内，且此前省府内外已是戒备森严，对外的口风是鲁涤平中风病危，需要安静，禁止行人喧哗等；三是在鲁涤平死后，其“爱妾”在开丧前夕，竟然跳楼殉夫，这时已是民国，不是做烈女的时代了。
这更为这桩悬案平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其实，鲁涤平与其小妾的离奇之死，是史量才案的“一水涟漪”。
原来，史量才一案的内因，是因为蒋介石嫉恨史量才，并且不肯降服于蒋。
当时，史量才已逐渐获得中国报业托拉斯巨子的地位，拥有《申报》、《时报》、《新闻报》等，这对国民党“一党**”的舆论和宣传构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等人，布置和策划一桩旨在消灭史量才的凶杀案，由国民党特务来充当凶手(具体执行的人是军统上海特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等6位“黑衣人”)，并由国民党杭州警察局局长兼警官学校校长赵文龙配合执行。
这一行动的计划是，在史量才一行从杭州返回上海之际，行动人员抢先一步在公路上做好准备，进而实施突然的刺杀。
尽管事前史量才得知杨杏佛遇刺后也有所防范，如配置了防弹汽车和防身手枪等，但毕竟不是精于黑道的国民党特务的对手。
于是，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海宁翁家埠段，发生了史量才被刺案(死三人、伤两人)。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
“史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
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的文件。
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
为了应付舆论，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了。
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
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
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
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
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于是，他获知了一点案情中的“案情”，也就是整个“史案”中的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校长)、赵文龙(公安局长)、俞济时(保安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嫌疑了。
当然，这时的省主席鲁涤平也就“危乎殆哉”了。
却说“史案”发生之后，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的哀挽录题写了“哲人其萎”的题词。
其他国民党的高官们如孙科等，均一一题字，表示悼念，鲁涤平也献了一副“舆论同悲”的挽联。
而在上海的追悼会上，却有一副最醒目的挽联，不啻是给他们一记耳光——“死亦寻常，忍此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业在，复何遗憾”。
与此同时，蒋介石煞有介事地给案发之地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记了一个大过，并责成他10天缉凶破案，后来又借口他“破案不力”，逾期未能破案而调离职务。
对此，鲁的心情显然是不愉快的，加上杭州的一批国民党“地头蛇”乘机兴风作浪，一面以“鲁主席即将荣迁”为由，对他假意逢迎；一面以冷眼相窥，暗中捕捉他抱怨的口实。
鲁涤平的一番牢骚，经过他们的捕风捉影和添油加醋，上报给了蒋介石。
蒋原本就恼怒戴笠等人在“史案”过程中手脚做得不干净，给人抓到了把柄，命令戴笠暗嘱赵文龙，在鲁调离浙江之前，先“做”了此人。
据说，就是在鲁主席频频出席的下属欢送宴会上，他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药。
于是，他半夜毒发，一命呜呼，时1935年1月31日。
“史案”和“鲁案”，真正的元凶是蒋介石和其属下的特务。
尽管鲁涤平曾因参加讨桂战争而获得过蒋介石的青睐，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
此时的蒋介石，忧心于全国舆论对“史案”的关注，同时又惧怕先因不知杀史内情、继而又获知情由的鲁涤平会认真侦查破案，这样难保会有弄假成真的麻烦。
于是，他就以办案不力为借口，将鲁调离浙江，接替陈调元，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
而鲁的原职，就由黄绍竑来担任了。
为了“作秀”，蒋把浙江海宁县长也撤职了，一些杭州的公安人员也被记了大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鲁涤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静安和爱妾沙佐安的疑心。
原来，鲁涤平是一位“美食家”，大概湘军的首领都喜吃鱼翅之类，中国著名菜系之一湘菜的菜单中，居然也有鲁涤平的“作品”，那就是所谓“三层套鸡”的传统湘菜，其实那是长沙名厨柳三和最擅长的名菜之一。
据说鲁涤平主湘之时，沙夫人患有头痛的顽疾，当时医生推荐了一个方子：用麻雀、斑鸠、乌骨母鸡和天麻套蒸，饮其汤来治病。
后来柳三和借用这个配方，在母鸡肚子内放入鸽子，鸽子内再放入麻雀，麻雀内又放入天麻、枸杞之类的药材，用此三物套蒸，制成了所谓的“三层套鸡”，不久就名噪一时。
鲁涤平非常讲究饮食，他还有专职的私人厨师。
好吃加上他身材肥硕，就有了“中风”的几率，所以鲁涤平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的消息，当时一般人是信以为真的。
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却不这么看。
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主子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怀疑，一定是在酒席宴上中了毒。
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案”的不同寻常。
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更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堪，尤其是在他临死时的喃喃中，断断续续地吐露出的一些隐情也被她们听到了。
然而，身处高墙深院中的鲁涤平的妻妾们，却不知“江湖”的凶险，她们居然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当众喊冤。
已经因“刺史”不力被上峰责骂的赵文龙，听到这个消息自然不免慌张起来，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硬给戴上一顶红帽子，说她私通共产党，逼得她跳楼自杀。
再“做”了这些女人。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鲁涤平开丧的时候，他的小妾跳楼的一幕(当时称她是哀思鲁涤平，痛不欲生为主子殉身)。
从此之后，史量才一案和鲁涤平及其小妾之死，都不了了之了。
后来，史量才被安葬在杭州西湖的茅家埠天马山，当年他为其爱妾沈秋水建造的“秋水山庄”，依然是西湖边最靓丽的一座建筑物。
而鲁涤平呢?有人说他于1936年春被葬在了杭州，也有人说灵柩被运回湖南安葬了。
据说，曾有人为了“纪念”这位省主席，在西湖边的孤山上建造了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亭子。
当然，这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今天那座亭子早已无处可觅了。
七律长征分（）联，颔联，（）联，尾联。
《七律长征》是一首古诗词，分为首联俄联，颈联，尾联四联。
全诗生动地概出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