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作品
除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以及做人的和写作等。
明种类就更多了，如孔子时期，还教六艺，以及治国，管家，修身之道，除了务农可以说什么都教，后来明清时期才缩减成四书五经，八股文的，以下是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私塾-源流发展 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
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
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
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
《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
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
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
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
塾是怎么得名的
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
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
”（《隶经杂箸》甲编卷下）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
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
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
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
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
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
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
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
《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
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
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
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
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
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
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
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
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
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
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
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
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
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
从全国范围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
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
私塾-教育方式 私塾乃中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
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学时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
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
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教材 中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
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教学方法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
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
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
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
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中国教育的传统。
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
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
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
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
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
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
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
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
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
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
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
这是极少数，只能教程度极低的蒙学，稍微高些就不成。
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
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
教育方法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
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
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
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
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
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
如《论语》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悦乎”，学生均跟着照读。
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
一般人如此读书，皇子也如此读书。
福格《听雨丛谈》记“尚书房”，“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
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
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
”可见皇子和民间读书情况是一致的。
叶圣陶的简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6师团师团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
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
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
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
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
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
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
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
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
“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
“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
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
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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