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演讲比赛的主持词
赞颂党的十七大诗歌 一颂党的十七大，承前启后意义大， 成绩不当包袱背，艰难险阻踩脚下； 二颂党的十七大，政治逐步民主化， 差额选举得民心，党章修改得升华； 三颂党的十七大，代表阵容年轻化， 新生力量更充实，开拓进取后劲大； 四颂党的十七大，指导思想理论化， 古今贤哲成一统，旗帜鲜明大步跨； 五颂党的十七大，解放思想重文化， 弘扬传统抓德育，国民素质不用拔； 六颂党的十七大，特色道路明朗化， 科学发展奔小康，改革开放不逞霸； 七颂党的十七大，面对问题讲真话， 任务措施想得全，惩治腐败决心大； 八颂党的十七大，国防建设魄力大， 自卫反恐有实力，内乱外侵都不怕； 九颂党的十七大，统一祖国决心大， 遵循港澳两制路，承认一国皆容纳； 十颂党的十七大，党的建设有规划， 执政为民宗旨明，全球和谐效中华 ------------------ 十七大诗歌,党旗颂——献给党的十七大 您是中华民族用理想编织的大旗， 无惧疾雷风暴，枪林弹雨。
劳苦大众紧紧追随着您， 铁锤与镰刀所向披靡。
您是无数志士仁人用鲜血漂染的大旗， 86个春秋光亮如火，鲜红似血。
中华儿女与您共命运同呼吸， 万水千山，南疆北国，铁流奔腾不息。
您是共和国永恒的太阳， 从您喷薄而出的那一刻起， 就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光芒与深情温暖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今天，举世瞩目的十七大胜利召开， 长江黄河，高山大海，颂歌响彻环宇。
党旗，您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 异口同声高唱振兴中华的交响曲
上下五千年，繁荣盛事庆今日，听钟乐和鸣，八方共饮复兴酒；纵横九万里，锦绣中华兴未来，看龙狮劲舞，四海同吟发展歌。
——张军 我们的道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宽广；我们的视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阔；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幸福；我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红火。
一切，只因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繁盛的年代。
——欧阳晟 和谐是诗，唤醒内心的浪漫；和谐是画，描绘社会的和平；和谐是钟，敲响互助的声音；和谐是雨，滋润繁荣的盛景。
——龙海 红石榴，凝聚千丝万缕的柔情，祝祖国平平安安；花下藕，连接春夏秋冬的爱恋，祝祖国快乐连连；宝塔灯，采撷夜空璀璨的星宿，祝祖国前程似锦；团圆饼，包裹甜甜蜜蜜的祝福，祝盛会圆满成功
——胡锐 开训动员，保卫和平家园的誓言响彻在山川似锦的初春；匍匐前进，爱军精武的热情展现在万木繁茂的盛夏；和谐发展，祖国繁荣的歌谣唱响在硕果累累的金秋。
——向君 “点击”十七大的主页，“弹出”和谐的篇章，“浏览”祖国的河山，“复制”经典的辉煌，“粘贴”真诚的祝福，“重命”响亮的名字，“刷新”骄人的业绩，“新建”明日的辉煌。
——江斌 军营的和谐，像一朵彩云，飘落于你的心田；军营的和谐，像一汪清泉，流泻进你的心湖；军营的和谐，像漫天红霞，飘入你的眼帘；军营的和谐，像千缕清芬，扑入你的心房。
——王毅忠 一颗红心永向党，二话没说扛起枪，三军将士保边疆，四海为家军歌亮，五句话语指方向，陆海空军练兵忙，齐心协力强国防，跋山涉水不叫苦，九州大地和谐扬。
——王小波 头顶明月，脚踏河山，用铮铮铁骨筑起中华的脊梁；肩扛星辰，身披云霞，用拳拳之心托起民族的希望；身在军营，喜迎盛会，用猎猎军旗树起对党的忠诚。
——李小林 把一颗孝心献给父母，用一颗诚心善待朋友，让一颗爱心连接世界，取一颗忠心染红军旗，拿一颗欢心期待盛会。
——王千军 昌明时代，山水腾跃诗画里；和谐年头，人民欢笑歌舞中；九州日丽，国趋强盛人趋富；中华崛起，盛会召开又起航。
——李智勇 回眸发展的足迹，扬起时代的风帆，迈开前进的步伐，绘出和谐的画卷，迎接盛会的到来。
——姜志锋 祖国的命运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贡献与奋斗。
我们应该时时想想我为祖国做些什么，而不是从祖国母亲那里索取些什么，热爱祖国决不能只靠一句空话。
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一定要爱祖国的满腔热情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爱岗敬业，求实奉献，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的兴旺添砖加瓦，为企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明确而具体的目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意义是多么的深刻，特别对我们部队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而紧密，我们打开的国门不仅让世界先进的科技浪潮涌了进来，同时也把一些腐朽没落的残渣和糟粕挟了进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给我们部队也同样带来了许多各方面的困难。
尤其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在改革过程中有时可能要牺牲一些局部利益，会暂时造成一部分人民群众生活产生困难，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一些工人下了岗、失了业，生活处于较为贫困状态，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某些不完善造成许多学校或明或暗的乱收费，教育成本增长过快使得有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求学的机会，或者出现了供出一个大学生全家从“吃肉到吃糠”的现象，医疗制度改革的措施不到位，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很多人民群众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迟缓使得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到了比较危险的地步，以上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思潮。
面对这改革前进中出现的曲折有的人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信人民政府，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取得胜利，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团结奋进；有的人则信神、信鬼，信异端邪说，拜金主义至上，崇洋媚外，为一己之私而出卖祖国的利益，出卖民族的利益，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自私自利，一切行为和动机皆物质化。
面对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来进行拨乱反正，社会急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就像指航的明灯一样，使我们有了正确的工作方向和行动指南，使我们对社会生活中的是是非非有了更加明确的分辨能力，为我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背叛祖国为耻。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最低道德底线，与人交往，看一个人是否可交是否对人真诚，看什么，应该看他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人如何、孝顺与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他又能爱谁呢
而我作为一名军人也同样如此，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如母亲般的祖国都不热爱，他又会热爱这世界上的什么呢，又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热爱呢。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说她古老是因为她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说她年轻是因为中国只是现今世界上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百业待兴，万事待举。
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治理起来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吧，要使得13亿人口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车行，有医疗，有教育，国富民强，这对任何一个政府和执政党来说都是件世界之最的挑战，而这个世界上能战胜这挑战使13亿人民安居乐业的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从远古到如今，中国经历了多少朝代兴衰变幻，可给百姓带来的是“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的生活，就是封建王朝的盛世之年也不过是让百姓稍微过上温饱之日，减轻拉一些战争和劳役之苦；而中国的近现代则饱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与蹂躏，割地赔款给列强，遭受侵略与奴役，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推翻了压在人民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广大民众才得到了彻底的翻身与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从“一穷二白”到现在逐步走向富强，从“东亚病夫”到“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步入世界强国之列。
过去，我们吃着粗粮淡饭，缺鱼少肉，缺油少盐，今天，我们吃着新鲜的蔬菜，餐餐白面大米，顿顿有鱼有肉；过去，我们衣衫蓝缕，今天，我们穿着时尚，衣着光鲜；过去我们住着潮湿低矮的土房，漏雨透风，今天我们住着宽敞明亮的楼房，冬暖夏凉；过去我们只能听听广播，今天我们看着彩色电视，通过各种媒体来了解世界；过去我们大多数只能接受中等教育，今天我们有很多机会读大学，考研究生，读博士。
今天，党和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安排好人民的生活，解决矛盾，建设和谐社会。
我们生活在这温暖的祖国怀抱中，我们感受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怎能不从心底发出由衷的热爱之情。
祖国的命运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贡献与奋斗。
我们应该时时想想我为祖国做些什么，而不是从祖国母亲那里索取些什么，热爱祖国决不能只靠一句空话。
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一定要把爱祖国的满腔热情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爱岗敬业，求实奉献，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的兴旺添砖加瓦，为企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没有企业的发展，就不能保证企业员工的收入，就会使得群众的生活没有保障，就无法让群众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带来的实际好处，就不能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经济是基础，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为国家多上缴利税，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富强。
个人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企业是个人才华施展的天地，是个人理想实现的平台，人人努力工作，企业才能兴旺发达，企业发展的好，个人才能有发展的空间，有强大的祖国做坚强后盾，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才能有保障。
如今，我们赶上了这改革开放的年代，赶上了祖国走向富强的时代，就让我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为企业的经济繁荣，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辛勤工作，努力奋斗，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把一切都献给党和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
求“与祖国共奋进 与时代同发展” 为主题的演讲比赛的主持词
祖国的命运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贡献与奋斗。
我们应该时时想想我为祖国做些什么，而不是从祖国母亲那里索取些什么，热爱祖国决不能只靠一句空话。
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一定要爱祖国的满腔热情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爱岗敬业，求实奉献，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的兴旺添砖加瓦，为企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明确而具体的目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意义是多么的深刻，特别对我们部队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而紧密，我们打开的国门不仅让世界先进的科技浪潮涌了进来，同时也把一些腐朽没落的残渣和糟粕挟了进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给我们部队也同样带来了许多各方面的困难。
尤其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在改革过程中有时可能要牺牲一些局部利益，会暂时造成一部分人民群众生活产生困难，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一些工人下了岗、失了业，生活处于较为贫困状态，教育体制改革中的某些不完善造成许多学校或明或暗的乱收费，教育成本增长过快使得有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求学的机会，或者出现了供出一个大学生全家从“吃肉到吃糠”的现象，医疗制度改革的措施不到位，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很多人民群众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迟缓使得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到了比较危险的地步，以上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思潮。
面对这改革前进中出现的曲折有的人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信人民政府，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取得胜利，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团结奋进；有的人则信神、信鬼，信异端邪说，拜金主义至上，崇洋媚外，为一己之私而出卖祖国的利益，出卖民族的利益，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自私自利，一切行为和动机皆物质化。
面对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来进行拨乱反正，社会急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就像指航的明灯一样，使我们有了正确的工作方向和行动指南，使我们对社会生活中的是是非非有了更加明确的分辨能力，为我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背叛祖国为耻。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最低道德底线，与人交往，看一个人是否可交是否对人真诚，看什么，应该看他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人如何、孝顺与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他又能爱谁呢
而我作为一名军人也同样如此，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如母亲般的祖国都不热爱，他又会热爱这世界上的什么呢，又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热爱呢。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说她古老是因为她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说她年轻是因为中国只是现今世界上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百业待兴，万事待举。
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治理起来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吧，要使得13亿人口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车行，有医疗，有教育，国富民强，这对任何一个政府和执政党来说都是件世界之最的挑战，而这个世界上能战胜这挑战使13亿人民安居乐业的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从远古到如今，中国经历了多少朝代兴衰变幻，可给百姓带来的是“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的生活，就是封建王朝的盛世之年也不过是让百姓稍微过上温饱之日，减轻拉一些战争和劳役之苦；而中国的近现代则饱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与蹂躏，割地赔款给列强，遭受侵略与奴役，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推翻了压在人民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广大民众才得到了彻底的翻身与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从“一穷二白”到现在逐步走向富强，从“东亚病夫”到“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步入世界强国之列。
过去，我们吃着粗粮淡饭，缺鱼少肉，缺油少盐，今天，我们吃着新鲜的蔬菜，餐餐白面大米，顿顿有鱼有肉；过去，我们衣衫蓝缕，今天，我们穿着时尚，衣着光鲜；过去我们住着潮湿低矮的土房，漏雨透风，今天我们住着宽敞明亮的楼房，冬暖夏凉；过去我们只能听听广播，今天我们看着彩色电视，通过各种媒体来了解世界；过去我们大多数只能接受中等教育，今天我们有很多机会读大学，考研究生，读博士。
今天，党和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安排好人民的生活，解决矛盾，建设和谐社会。
我们生活在这温暖的祖国怀抱中，我们感受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怎能不从心底发出由衷的热爱之情。
祖国的命运也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祖国的发展与富强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贡献与奋斗。
我们应该时时想想我为祖国做些什么，而不是从祖国母亲那里索取些什么，热爱祖国决不能只靠一句空话。
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一定要把爱祖国的满腔热情落实到自己的日常实际工作中，爱岗敬业，求实奉献，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的兴旺添砖加瓦，为企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地工作，这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没有企业的发展，就不能保证企业员工的收入，就会使得群众的生活没有保障，就无法让群众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带来的实际好处，就不能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经济是基础，只有企业发展壮大，为国家多上缴利税，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富强。
个人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企业是个人才华施展的天地，是个人理想实现的平台，人人努力工作，企业才能兴旺发达，企业发展的好，个人才能有发展的空间，有强大的祖国做坚强后盾，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才能有保障。
如今，我们赶上了这改革开放的年代，赶上了祖国走向富强的时代，就让我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为企业的经济繁荣，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辛勤工作，努力奋斗，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把一切都献给党和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
保险公司晚会主持词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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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红十字会会员,谈谈你对红十字会组织的认识,作为一名会员,对学校红十字会有何建议和意见
为了加强本区学校红十字工作，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学校红十字会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红十字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红十字会工作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05]12号）精神，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促进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和青少年德、智、体的全面发展，现就推进本区学校红十字会工作提出以下意见：一、提高思想认识 开创工作局面红十字事业是一项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学校红十字会是区红十字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对学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学校开展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品德修养，更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关爱人的生命健康、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提高社会公德意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红十字会工作，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摆到学校工作议事日程上，认真贯彻《工作规则》，在人、财、物、活动时间等方面对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给予必要的支持，加大推进学校红十字会工作的力度。
二、加强组织建设 理顺管理体制学校红十字工作是以学生为主体、教职员工共同参加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在上级红十字会的指导下开展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活动。
各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做好红十字会的依法换届工作。
建议由各校分管领导担任学校红十字会会长，选派一名中层干部担任学校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或秘书长，选派一名老师担任学校红十字会干部，主持日常工作。
各校红十字会要按照《工作规则》的要求，认真做好学生申请入会、登记等工作。
要健全规章制度，狠抓落实，争取在较短时间内，使学校红十字会工作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三、加强信息传播 实施救护培训红十字运动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和国际人道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赋予各级红十字会的职责。
各校要重视“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和“国际人道法”相关知识的传播，为信息传播提供必要的时间及师资，积极参加市、区红十字会开展的师资培训、知识竞赛等活动。
各校红十字会要加大对红十字青少年进行初级救护和逃生能力的培训力度。
小学阶段要加强学生对小伤小病的简易处理技巧和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能力的培训，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志愿服务。
中学阶段要结合青少年青春期生理、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开展控烟、禁毒、预防艾滋病等的宣传教育，加强对学生的救护技能和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能力的培训，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服务。
四、增强创新意识 丰富活动形式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三个重要环节，各校要将红十字会工作与《上海市中小学生命教育指导纲要》结合起来，总体规划、扎实推进，使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制度化、规范化。
各校要充分利用红十字会的特有资源和优势，根据青少年的不同年龄，创新地开展与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有关的思想品德、卫生与健康等知识教育；在校内外开展不同形式的实践体验活动，例如，宣传动员、敬老助残、尊师爱幼、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捐资助学、志愿者行动等。
在活动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中华民族精神教育，进一步树立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五、积极宣传动员 做好基金工作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是由市红十字会、市教委、市卫生局联合举办的一项非赢利性的社会公益性事业。
它通过广大家长集资，实现全社会互助共济、风险共担，以减轻病孩家庭经济负担，为保障全市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各校红十字会要在校内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工作，营造少儿住院基金互救互助的和谐氛围，让更多的人了解少儿住院基金，让更多的少儿参加进来，让更多的生病患儿受益。
对于缴费有实际困难的少儿，学校红十字会应上报区红十字会，联合对他们进行救助，帮助他们参加少儿住院基金，力争全校学生参加率达到100%。
同时要善于挖掘和发现少儿基金管理工作中的典型事迹,区少儿基金办将开展少儿基金管理工作的先进评选，对于工作勤勉、成绩显著的工作人员给予一定的鼓励，用典型辐射全面，促进工作，带动全局。
六、规范会费收缴 保证财政投入学校红十字会的主要经费来源由“红十字会会员会费、学校行政依法给予的资助、有关单位和个人捐赠的款物”三部分组成。
各校要将红十字会工作经费纳入学校财政预算，依法给予一定的行政资助，专款专用，为学校红十字工作的开展提供必需的经费保障。
同时各校红十字会要规范会费的收缴制度，成人会员年度会费不低于5元，青少年会员年度会费不低于2元。
各校红十字会作为区红十字会的团体会员还应缴纳相应的会费，学校教职工人数200人以下的，年度会费不低于300元；200—500人的，年度会费不低于500元，团体会员会费，应从单位管理费中开支。
会费的使用和管理，按《中国红十字会会费收缴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七、认真总结经验 促进工作发展各校红十字会要及时总结经验，以点带面，不断丰富和活跃学校红十字工作，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落到实处，充分发挥红十字组织在社会教育和实践育人中的优势，共同推进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开创学校红十字会工作新局面。
区红十字会和区教育局将定期对全区开展学校红十字会工作的情况进行总结和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