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一百年前，在伟大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一、哪些因素催生了辛亥革命 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尤其是在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列强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
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提供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利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目标。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在华利益竟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
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在中国东北地区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
在日、俄相斗之时，英国也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
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
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十几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4倍之多。
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次被追加，巧立名目，新税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中饱私囊，以致民怨沸腾。
正是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
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
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
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这些情况说明，随着晚清政局的演变，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内外交困之时。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
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1905年明令废除科举制度。
迫于内外压力，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君主立宪的方案，并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但是，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
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
正如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目的。
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借立宪之名不断加强皇权。
1911年5月，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责任内阁，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
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
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出来的。
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试图采取和平手段推进中国进步。
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但被拒绝。
这对孙中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他后来谈到，自己原本也赞成“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但经过现实的教训，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同年，他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筹划发动反清起义。
1904年，他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
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 20世纪初，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歌颂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
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纷纷成立。
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
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
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封建帝制的覆灭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广州起义。
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革命党人大部分牺牲。
七十二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故是役史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同时借此“劫夺”商股。
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反对最强烈。
清政府在铁路利权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和反抗，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立宪派本来主张把保路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之内，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
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在同盟会会员的参与下，掀起了全四川的武装起义。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
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
革命军在3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
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包括上海)及其他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
“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政治制度。
三、 革命党人反对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斗争 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就夭折了。
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和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派，并命其党羽联名通电，宣称“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帝国主义列强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为袁世凯助威，并攻击孙中山“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
在革命高潮中附和革命的立宪派、旧官僚等则从内部施加压力，大造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的舆论，力主袁世凯上台，以便早日结束革命。
一些革命党人甚至也主张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应该让他当大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
袁世凯在得到这些许诺后，加紧“逼宫”。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
2月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呈，但附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
袁世凯不肯离开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以迫使革命派让步，革命派再次妥协。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随后，临时参议院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
首先，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
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们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
他们制定《暂时新刑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剥夺《临时约法》规定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种政治权利。
1914年3月，袁世凯公然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
不久，他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可以推荐继承人。
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政权，而且还可以将其传子传孙。
至此，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
袁世凯统治时期，出卖路权、矿权，大肆借款，并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
他未经国会同意，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用盐税作抵押，使列强实现了控制和监督中国财政的愿望。
1915年5月，为了让日本支持复辟帝制，他竟然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
第二天，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
31日下令以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举行登基大典。
帝制复辟活动遭到举国反对，袁世凯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3日只当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
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废帝溥仪复辟。
这一次复辟的时间更短，仅12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破产了。
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
反对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斗争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许多革命党人以为，推翻封建帝制、建成共和政体，革命大功告成，从而丧失了革命意志。
他们中有的人热衷于追逐个人的官职和利禄，甚至投靠军阀，迅速蜕化为新的官僚、政客。
有的人埋头经营实业，为自身牟取经济利益。
有的人热心于搞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甚至主张劝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
还有的人在革命受到挫折时，意志消沉，隐遁山林，或者移居海外，以逃避国内的政治斗争。
孙中山起初也一度受到袁世凯的欺骗，表示“十年不预政治”，以修铁路、发展实业为己任。
1912年8月，宋教仁为实现责任内阁，在北京正式组建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毅然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
由于北洋军阀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国民党方面缺乏兵力和财力，内部意见又不一致，结果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失败了。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武装斗争。
由于中华革命党提不出能够动员群众的革命纲领，入党者又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带有强烈的宗派性，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参加的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
1915年12月25日，即袁世凯准备“登基”前一周，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很快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
次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惧而死。
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在这种局面下，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帜,但“护法”的口号在群众中缺少号召力。
由于孙中山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也不掌握军队，遂不得不依靠与皖系军阀有矛盾的西南军阀。
而西南军阀则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对抗北洋军阀，扩大自己的实力。
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并出师北伐。
不久，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擅自实行停战，并且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
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
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想依靠南方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是行不通的。
四、 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正如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第三，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
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革命政府还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
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行跪拜礼；男子以“先生”、“君”的称呼取代“老爷”等的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
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
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
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说辛亥革命失败，主要在于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
辛亥革命的失败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尽管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季玲整理） “开启历史新纪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知识竞赛”启事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辛亥革命是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覆亡，成为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富强的历史新起点。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受过辛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洗礼和启蒙的先进分子随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有了最初基础。
应该说，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对于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与北京日报社于2011年8月上旬至9月下旬举办“开启历史新纪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知识竞赛”。
竞赛利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与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两大平台，实现报网互动，优势互补，旨在通过生动活泼、群众参与性、互动性强的知识竞赛活动，把辛亥革命知识的学习宣传引向深入。
竞赛办公室设在北京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和《北京日报》理论部，竞赛热线电话：68006063、68008808、85202852。
此次竞赛设一等奖10名，奖金1000元（税前，下同）；二等奖20名，奖金700元；三等奖30名，奖金500元；纪念奖100名，价值50元的精美纪念品一份；组织奖10名，颁发获奖证书和价值1000元的精美奖品一份。
为便于读者答题，理论周刊和宣讲家网站（）今日刊出竞赛辅导内容。
8月15日，理论周刊和宣讲家网站将刊登竞赛试题。
9月中旬，举办知识竞赛抽奖仪式。
获奖名单将在宣讲家网站和本刊公布。
试题答案在宣讲家网站上公布。
北京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 北京日报理论部 2011年8月8日 宣传辛亥革命的一个窗口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作为对在职干部进行基本理论和形势政策教育培训常设机构的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在各类宣讲活动中，十分重视历史教育，尤其是近代史教育，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大众了解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活动的成败得失，认识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反思辛亥革命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在具体生动的史实中展示出历史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市委讲师团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经市委批准于1985年5月恢复建制。
党的十六大以来，市委讲师团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为宗旨，先后打造了辅导报告精品超市、宣讲家网站、大讲堂、百姓宣讲、部委基层主题联学、市民理论学校、理论宣讲示范基地、“宣讲家杯”优秀报告党课评选、辅导报告专家库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九大宣讲品牌。
宣讲家网站开播于2006年10月，是运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扩大理论宣讲影响力和覆盖面的创新尝试，是市委讲师团九大宣讲品牌的集中展示。
网站日浏览率最高达3300多万次，每天有10多万独立IP同时在线学习收看报告和讲稿，页面点击量累计达25亿次。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网站上传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谈谈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等10多部报告视频，并将在10月改版后的首页设立“辛亥百年”专栏。
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谁
叶适(1150～1223) 南宋哲学家、文学家。
字正则，号水心。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
淳熙五年(1178)进士。
历仕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权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
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
南宋大臣韩侘胄伐金失败，叶适以宝谟阁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敌军锋锐。
金兵退，他被进用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边防。
后因依附韩适胄被弹劾夺职。
卒谥忠定。
叶适在哲学上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他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
在诗文创作上,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
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
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
与永嘉四灵（见四灵体）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如在中说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
他的诗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
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
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
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
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
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
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
认定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
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
著有29卷,16卷,有本、影嘉业堂藏明黎谅刊本。
1961年中华书局将、合编并加校点，为新版《叶适集》。
又有《习学记言》50卷，辑录经史百家，各为论述，有《四库全书》本，《习学记言序目》50卷，有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思想家。
字元晦，号晦庵。
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
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
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生平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
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
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
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
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
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
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
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
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
”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
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 学家交往甚密。
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
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
”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
”其父大惊。
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
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
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
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
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
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
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
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
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
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
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
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
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
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
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
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
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
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
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
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
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
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
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
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
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
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
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
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
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
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
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
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
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
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
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
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
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
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
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
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
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
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
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
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
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
“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
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
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
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
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
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
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
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
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
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
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
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
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
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
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
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敬乡楼丛书本。
陆九渊(1139～1192) ，号象山先生，字子静。
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江西抚州金溪人。
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
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
他以“心即理”为核心，创立“心学”，强调“自作主宰”，宣扬精神的动性作用。
他的学说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正宗理学相抗衡。
1145年4月，他与朱熹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会晤，研讨治学方式和态度。
朱熹持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持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所谓“心即是理”，毋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地费功夫。
双方赋诗论辩。
陆指责朱“支离”，朱讥讽陆“禅学”，两派学术见解争持不下。
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鹅湖之会”、“鹅湖大辩论”。
陆九渊的思想经后人充实、发挥，成为明清以来的主要哲学思潮，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
著名学者郭沫若、马一浮都认为深受陆九渊思想的影响。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50岁的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
次年九月初三，陆九渊千里迢迢从江西到荆门上任。
当时，金兵南侵压境，荆门地处南宋边防前线。
陆九渊看见荆门没有城墙，认为这个行政区域位于江汉平原，道路四通八达，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守护随州、钟祥，西面扼守宜昌；荆门巩固，四邻才有依靠，不然就会腹背受敌。
于是，下决心修筑了城墙。
陆九渊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的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
外地的商贩纷纷前来荆门做生意，使荆门的税收日增。
他推荐或提拔下属，并不看重资历与出身。
他认为，古代录用地方官员，由于不受资历和出身的限制，表现好坏便容易区别，后世斤斤计较资历和出身，有无政绩就不容易判明。
陆九渊清正廉明，秉公执法。
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
断案多以调解为主。
如控诉的内容涉及隐私、违背人伦和有伤风化的，就劝说告状人自动撤回上诉，以便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厚。
只有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和屡劝不改的才依律惩治。
所以民事诉讼越来越少，到上任第二年，来打官司的每月不过两三起。
陆九渊在象山东坡筑亭，宣讲理学，听众往往多达数百人。
荆门原先闭塞的民风和鄙陋习俗显著改变。
各级主管部门交相列举陆九渊在荆门的政绩奏报朝廷。
益国公、左丞相周必大曾强调，荆门军治理成效突出，可作地方长官“躬行”的榜样。
1193年初，陆九渊在荆门病逝，棺殓时，官员百姓痛哭祭奠，满街满巷充塞着吊唁的人群。
出殡时，送葬者多达数千人。
他死后，谥为“文安”。
为纪念陆九渊，后人将荆门蒙山改称象山，在荆门城西象山东麓当年陆九渊受理民事诉讼和讲学的象山书院遗址兴建陆文安公祠（俗称陆夫子祠和陆公祠）。
中国南宋思想家、教育家。
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县人，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
“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
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第。
他承认王安石英才盖世，不合流俗，但认为王安石学术上没有触及根本，不苟同其政治改革。
对“靖康之变”胸怀复仇雪耻的大义，故访求智勇之士，共谋恢复失地。
任地方官时，政绩颇著，并不忘教育，常授徒讲学。
去官归里后，他在学宫内设讲席，贵贱老少都赶来听讲，据《象山年谱》称，“从游之盛，未见有此”。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但朱属於客观唯心主义，而陆属於主观唯心主义。
陆学直接於孟子的“万物皆备於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
学的目的就在於穷此理，尽此心。
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
修养功夫在於求诸内，存心养心。
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
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
至於读书，则最重视 《大学》、《中庸》、《论语》 和《孟子》，要求联系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注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
他和朱熹常相辩难。
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於约，以陆的教法太简易，陆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朱的教法为支离。
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
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
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学为明代王守仁(阳明)所发展，世称“陆王学派”，著有《象山全集》行世。
------------------------------------------- 陆象山，名九渊，字子静，南宋金溪青田人，是与朱嘉双峰并峙的理学大师、中国“心学”的创始人。
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
陆象山是宋明两代主观唯心主义一般所谓“心学”的开山祖。
这种“心 学”，有其所从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有其理论上的一定承传关系。
宋元学案 论陆象山的学术渊源，有如下一些记载： “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盂子。
……程门自谢上蔡（良佐）以 后，王信伯（苹）、林竹轩（季仲）、张无垢至于林艾轩（光朝），皆其前 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
”（宋元学案卷五八象山学案全祖望 语） “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
……复斋却尝从襄陵 许（忻）氏入手，喜为讨论之学。
宋史但言复斋与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 之言，则梭山亦然。
”（同上卷五七梭山复斋学案全祖望语） “刘静春曰：陆子寿兄弟之学?淖谖薰浮
保ㄍ?希? “黄东发（震）曰：复斋之学，大抵与象山相上下。
象山以自己之精神 为主宰，复斋就天赋之形色为躬行，皆以讲不传之学为己任，皆谓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掀动一时，听者多靡。
……（复斋）遂与象山号二陆。
”（同上） “梓材案：黄氏（宗羲）本从梭山为金溪学案之一，复斋为金溪学案之 二，谢山则并称之曰梭山复斋学案。
”“黄氏本以是卷为金溪学案之三，谢 山则称为象山学案。
”（宋元学案卷五七、五八） “宗羲案：（象山）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 则以‘道问学，为主。
……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
两家之 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
”（同上卷五八象山学案）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到三点认识：（一）同时与朱学并成为学术宗 派的象山之学，是一个以陆氏家族为其核心的独立的学派；（二）这个学派 的前趋是程门的上蔡、无垢等接受禅宗思想较深的一些唯心主义者，其远源 则为孟子，也就是说，从师承上看，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流派有其洲源：（三） 三陆子之学（或二陆之学），有其共同之处，所谓“和而不同”，所谓“启 之”、“昌之”、“成之”，所谓“皆以讲不传之学为己任”，所谓“兄弟 之学，颇宗无垢”者是。
黄宗羲原拟并称之为“金溪”学派，列为金溪学案， 不是没有缘由的。
因此，研究陆象山的思想，必须联系到他的兄弟梭山和复 斋。
如果说程朱之学更多地接受华严宗的影响，那么陆氏家学则更多地接受 禅宗的影响。
陆象山名九渊，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公元 一一三九年），卒于光宗绍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
陆象山的八世祖陆希声曾相唐昭宗。
五代末，陆希声的孙子德迁避地金 溪，解囊中装，买田治生，赀高闾里”（象山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 二七全州教授陆（九龄）先生行状），这是金溪陆氏之祖。
可见陆家原是品 级性地主，但是到陆象山的时候，陆家迁金溪已及二百年，经济情况早已有 了变化。
象山叙述其家的经济情况说： “陆氏徙金溪，年余二百。
……先君子居约时，门户艰难之事，（九皋） 公所当。
每以条理精密，济登平易。
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 千数，仰药疗以生。
伯兄总家务，仲兄治药疗，公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馈， 补其不足。
……杜子美北征诗谓：‘海图折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 颠倒在短褐。
’公妻子无海图可折，无天吴紫凤可依。
然‘旧绣移曲折’， ‘颠倒在短褐’，则有之矣。
”（全集卷二八陆（九皋）修职墓表） “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
……一家之衣食百用尽出于 此。
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
……后虽稍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供 数月之粮。
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
……当穷约时，公之子女，衣 服敝败特甚。
”（同上宋故陆公（九叙）墓志）这个食指数以千计的大家族 虽然走向没落，但仍保持着宗法世家的遗风：虽然到了宋代没有列入“官户”， 但在乡里的权力甚大。
陆象山兄弟六人，情况如下： 陆九思，字子强，与乡举，封从政郎，有家问，训饬其子孙，总家务。
陆九叙，字子仪，处士，总药肆事。
陆九皋，字子昭，与乡举，授徒家塾，又教授番阳许氏书院。
居家“时 时杖策徜徉畦陇阡陌间，检梭种刈”。
晚为乡官，办理金溪赈恤，终修职郎。
学者称庸斋先生。
陆九韶，字子美，不事场屋，兄弟共讲古学。
与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极 图说非正。
奏立社仓之制行于乡。
号梭山居士。
有梭山日记。
陆九龄，字子寿，尝与乡举，补入太学，登进士第，后授全州教授。
曾 主家乡保伍，领导地主武装，备御“湖之南”之“寇”，“郡县倚以为重”。
学者称复斋先生。
陆九渊，……最后守荆门军。
以上情况说明，陆象山的一家，以宰相后 裔迁居金溪以后，当初还是豪族地主的家庭。
但是二百年来，经济情况发生 了变化，到陆象山的时候，占有的田地不太多，兼营其他产业，如先世经营 的药肆。
同时，从全州教授陆先生行状所叙述的家世情况来看，陆家自象山 的高祖以下，都没有登仕牒的。
可见，这个地主的家庭，经过五代和北宋的 改朝换代，经济和政治的地位是下降了。
但是，陆家在乡里还是有势力的， 虽居穷约，在宋室南渡之顷，“建炎虏寇之至”，陆象山的族子陆谔曾起义 兵，后来就掌握“保聚捍御”的地主武装，对付农民起义。
陆谔死后，由象 川之兄陆九龄继续掌握这部分武装。
象山之兄成为教授与乡官，或奏立社仓， 仍然在乡里保持着宗法世家的权力。
为了保护这样的一种聚族而居、食指以 千数的大家族的利益，他们荒年则主赈恤，金人南侵则起义结保伍，对农民 起义则又进行镇压。
从陆氏家族的封建性质看来，陆氏兄弟在乡里依然占据 着家族长的特殊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虽然没落，而在乡里的势力依然保持着 豪族的传统精神。
作为家族长的陆氏兄弟利用乡里的特殊权力，对生产事业 的管理颇为精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对乡里赈恤颇为“关心”，同时时农 民起义则又利用家族组织，以坚决的镇压者自任。
请看他们的自述： 陆九叙“独总药肆事，……子弟仆役，分役其间者甚众。
公未尝屑屑于 稽检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
商旅往来，咸得其欢心。
不任权谲计数，而人 各献其便利，以相裨益。
故能以此足其家而无匮乏。
”（全集卷二八故宋陆 公墓志） 象山先生言：“吾家治田，每用长大镬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 许外，方容秧一头。
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
以他处禾穗数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
以 此中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余粒。
每一亩所收，比他 处一亩不啻数倍，盖深耕易耨之法如此。
”（全集卷三四语录）可见陆氏家 族组织的严密，在陆氏兄弟的家族长“独总”之下，能使“子弟仆役，分役 其间”，表面上虽温情脉脉，但剥削关系是掩盖不住的。
“淳熙丁未，江西岁旱，抚为甚；抚五邑，金溪为甚。
…… （陆九泉）公为乡官，于是乡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权以牟 利。
明年赈粜行，出粟、受粟，举无异时之弊。
里闾熙熙，不知为歉岁，而 俗更以善。
”（全集卷二八陆修职墓表） “莫若兼置平籴一仓，丰时籴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缺时粜之，以摧 富民闭廪腾价之计。
析所籴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岁，代社仓之匮，卖为 长积。
……偿得二千缗，可得粟二千硕，乡斗于官为一千硕。
来岁粜一千硕， 存一千硕，为后年之备。
逐年更粜之，可与社仓俱广，为无穷之利。
”“前 岁梭山所掌社仓，……向来社仓，赵丈欲行之，……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 人，……社仓……诚得如陆梭山者为之，乃可久耳。
……其后，梭山兄因得 以平籴之法，条具五利。
”（全集卷八与陈教授一及二）可见陆氏兄弟掌握 乡里的极力是连官吏都不敢制约的。
当然这种赈恤族员乡里的方式是一切带 有农村公社性质的共同特征。
“湖之南，有寇侵轶，将及郡境。
……旧部伍愿（陆九龄）先生主之。
……
企业劳动法职业道德培训会主持词
同志们：为了推进公司“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主题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进一步加强组织系统自身建设，按照在公司全员开展读书学习活动的统一安排，今天我们特邀党校高级讲师、教务科长、县管拔尖人才高峰老师为大家作职业道德专题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