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讲诚信与善意的谎言（总结陈词讲诚信）
你说剧本是《雷雨》吧，这个作者是曹禺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
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
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
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
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 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
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
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
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的结果。
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
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内容则大受攻击 ① 。
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
也可以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
青年曹禺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清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
“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姓氏“万”的繁体字的“草”字头谐音“曹”）。
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
曹禺的妻子李玉茹是著名京剧旦角演员。
作者生平 曹禺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
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
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更值得称道的是剧作的语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观众(读者)能听(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语言带有浓烈的抒情味--它的语言发自人物的肺腑，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某些场合的台词(如第三幕周冲对四凤畅谈未来理想的台词)本身就是没有分行的抒情诗。
《雷雨》以自己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话剧这门“说话的艺术”的魅力。
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
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
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
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
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
曹禺雕像 曹禺率清华大学抗日宣传队在保定育德中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了《月亮上升》等话剧。
这部描写东北松花江群众掩护抗日武装队员过江的话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育德中学附近有个铁厂，曹禺与工厂的工人们座谈，工人们纯朴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曹禺在车上遇到的那位姓赵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鲁大海。
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在清华园的小河边，曹禺为创作《雷雨》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
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创作。
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
这时是1933年8月，曹禺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受聘赴保定育德中学任教。
在育德中学期间，他将此剧本进行了最后的完善。
育德中学是同盟会员陈幼云1907年11月在原直隶讷公祠公立高等小学堂基础上创建的一所完全中学，1917年增设留法勤工俭学等工艺预备班，1931年又增设高级普通科，全校高初中合计有20个班左右，学生1000多人。
学校要求理科教师要用英语授课，让学生毕业时达到大学预科程度，这样，英文课就颇为重要。
曹禺被育德中学聘为英文教员，为学生讲授林语堂开明英语读本，英文经典，英文论说文范等课程。
他在到育德中学任教之前，将《雷雨》的剧本送到了《文学季刊》。
一部《雷雨》让他苦苦构思了近5年，苦心写作半年，五易其稿。
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靳以。
靳以与巴金共同负责《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文学季刊》的主编是郑振铎。
靳以人很正直，他觉得曹禺是他的好朋友，就没好意思将《雷雨》剧本向主编推荐，稿子一直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
这期间，曹禺一直在育德中学尽心教学，但他始终放不下心爱的戏剧创作，于是，半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深造。
直到他离开育德中学，他的《雷雨》还是石沉大海。
1934年7月的一天，靳以与巴金一起谈论《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巴金说：我们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面要宽一些。
靳以便将曹禺的《雷雨》交给巴金。
巴金当晚就读完，被深深打动，把剧本推荐给主编郑振铎，在当年《文学季刊》的第三期发表。
之后很快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日本东京上演，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了《雷雨》的日译本，成为畅销书。
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正在东京的郭沫若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后亲自为《雷雨》的日译本作序说，《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
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曹禺夫人 曹禺作为文明戏观众的历史，是从母亲（继母）的怀抱里开始的。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元洪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
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
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
曹禺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曹禺是爱美剧的业余演员，但他作为业余演员的历史，则早在爱美剧出现之前就开始了。
1915年，5岁的曹禺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
1920年结束私塾学习，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爱美剧”作为一个运动，出现在1921年以后。
1922年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
1923年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
1925年，15岁的曹禺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6年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
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
其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
1927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曹禺作为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的作家，虽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
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
同年夏天，曹禺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
9月，曹禺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
年底，与钱锺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曹禺女儿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
曹禺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
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
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
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
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
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4年9月，应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
1936年，在曹禺尚未写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时，《雷雨》即作为《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
《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杨刚、荒煤和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国通谢迪克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
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1936年8月，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
11月，在南京导演话剧《镀金》。
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随剧校迁往重庆。
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
1939年春，随校迁往江安。
暑假期间，创作《蜕变》。
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
初冬率剧校师生赴重庆演出《蜕变》，蒋介石看后下令禁演。
1940年秋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
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夏，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
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
1946年，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
1947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
1948年底，到香港。
1949年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曹禺纪念馆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
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951年自编《曹禺选集》，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
同年任《剧本》、《人民文学》编委。
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成立，任院长。
同年，为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1954年开始创作，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
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并就剧中的若干史料问题请教沈从文，沈从文回长信详细叙说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后又对该提出修改意见。
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
文革期间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
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
1975年参加第四届人大。
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
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
1996年12月13日逝世。
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