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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国卫 推进会主持词

时间:2020-04-14 09:13

查中国历史上一个皇帝

看看百度百科,100%是他宋徽宗 赵佶 登基时之25岁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

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每年以诗词做题目曾刺激出许多新的创意佳话。

如题目为“山中藏古寺”,许多人画深山寺院飞檐,但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房屋,只画了一个和尚在山溪挑水;另题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花卉,只画了一人骑马,有蝴蝶飞绕马蹄间,凡此等等。

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画意境的发展。

宋徽宗赵佶他创造的“瘦金书”,颇得书法家重视,用这种字体书写的崇宁大观等钱币是收藏家至爱的珍品。

《书史会要》评价说:“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

”他的绘画重视写生,尤善画花鸟画,极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

婉约派的所有代表人物及资料

代表人物  综述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闺语”:李清照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别恨”:晏殊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情长”:柳永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愁宗”:李煜  温庭筠  (约812年—866年)   中国晚唐词人。

原名岐,字飞卿,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温彦博之裔孙,中国古代著名词人,两《唐书》有传。

温庭筠虽为并州人,但他同白居易、柳宗元等名诗人一样,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

据考,温庭筠幼时已随家客游江淮,后定居于雩县(今陕西户县)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尝自称为杜陵游客。

  关于温庭筠的生年,史籍无载。

温集旧注断为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夏承焘《温飞卿系年》以为生于元和七年(812年)。

近年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云生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O1年)。

梁超然《唐才子传校笺》同意陈尚君所考。

以温庭筠生干贞元十七年算,卒于咸通七年(866年),则他享年66岁。

  温庭筠少敏悟,同其他有成就的诗人一样,自幼好学,苦心砚席,除了善鼓琴吹笛外,尤长于诗词。

《旧唐书》本传中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

在当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

《北梦琐言》说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所以时人称为“温八叉”。

在中国古代,文思敏捷者,有数步成诗之说,而象温庭筠这样八叉手而成八韵者,再无第二人。

  这样有才华的人,却数举进士不中第。

今可考见者,开成四年(839年),温庭筠年将40时开始应举,未中,只在京兆府试以榜副得贡,连省试也未能参加。

究其原因,大约是受宫中政治斗争之害。

因为杨贤妃的谗害,庄恪太子左右数十人或被杀,或被逐,沙汰殆尽,随后庄恪太子不明不白地突然死去。

温庭筠被卷进这起政治斗争中,没被祸已算不错了,哪还指望中进士。

在他步入科场前,便注定了不能及第的命运。

开成四年应举不第后,温庭筠在雩郊住了两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二年抱疾,不赴乡荐试有司”。

当时是真病,还是畏祸呆在家里,不得而知。

温庭筠41岁时,到淮南与李绅相见。

早在温庭筠8岁时,便与李绅相识,可谓自幼为友。

到55岁那年,温庭筠又去应试。

在这之前曾几次应试,每次都名落孙山。

这次应试,是大中九年(855年),沈询主春闱,温庭筠搅扰场屋,弄得满城风雨。

搅扰场屋的原因,是温庭筠有“救数人”的绰号,即在考场帮助左右的考生,因此这次沈询将温庭筠特别对待,特召温庭筠于帘前试之。

温庭筠因此大闹起来,搅扰场屋。

据说这次虽有沈询严防,但温庭筠还是暗中帮了八个人的忙。

当然,这次考试又没能中。

从此之后,也就是说从56岁起,温庭筠便绝了这门心事,不再涉足名场。

  考场救人,虽属不该,但从这里可看出温庭筠的才能。

同考场救人一样,温庭筠还帮过相国令狐陶的忙。

温庭筠出入令狐馆中,待遇甚厚。

当时唐宣宗喜欢歌《菩萨蛮》,令狐暗自请温庭筠代己新填《菩萨蛮》词以进,嘱咐温庭筠千万不要泄漏出去,而温庭筠却将此事传了开来,令狐陶大为不满。

温庭筠看不起令狐陶的才学。

宣宗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让未第进士对之,温庭筠“玉条脱”对立,宣宗很高兴,予以赏赐。

令狐陶不知玉条脱之说,问温庭筠。

温庭筠告他出自《南华经》,并且说,《南华经》并非僻书,相国公务之暇,也应看点书,言外之意说令狐陶不读书,又尝对人说“中书省内坐将军”,讥讽令狐陶无学。

令狐陶因此更加恨他,奏他有才无行,不宜与第。

由此可知温庭筠一直未中第,非其才学不高,皆因当权者所嫉也。

不仅才高不第,反倒落下了品行不好的坏名声。

又相传温庭筠在传舍遇到微行至此的宣宗,因不识为皇帝,曾傲语诘之。

  温庭筠搅扰场屋后,贬随州随县尉,当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

后徐商镇襄阳,辟为巡官,此时温庭筠已56岁。

在襄阳,温庭筠与皮成式、周繇等交游酬唱。

在襄阳呆了几年时间,徐商诏征赴阙,温庭筠随后也离开襄阳,去了江东,此时已经61岁了,62岁那年冬回又到了淮南。

此时的温庭筠,虽诗名颇著,但已自潦倒,不检行迹,与贵胄裴减、令狐高等蒲饮狎昵。

当时令狐陶出镇淮南,温庭筠因其在位时曾压制过自己,虽是老相识,也不去看他。

后来,温庭筠因穷迫乞于扬子院,醉而犯夜,竟被巡逻的兵丁打耳光,连牙齿也打折了。

他将此诉于令狐陶,令狐陶并未处置无礼之兵丁。

兵丁极言温庭筠狭邪丑迹,说他品行怎么坏。

因此有关温庭筠品行极坏的话传了到京师。

63岁老翁,被打折了牙齿,并且落了更坏的名声,温庭筠只好亲自到长安,致书公卿间,申说原委,为己雪冤,随后即居于京师。

  咸通六年(865 年),温庭筠出任国子助教,次年,以国子助教主国子监试。

曾在科场屡遭压制的温庭筠,主试与众不同,严格以文判等后,“乃榜三十篇以振公道”,并书榜文曰:“右,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进,堪神教化,声调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

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断华藻。

并仰榜出,以明无私。

”将所试诗文公布于众,大有请群众监督的意思,杜绝了因人取士的不正之风,在当时传为美谈。

而此举又给温庭筠带来了不幸。

他完全以文判等,且榜之于众,已遭权贵不满,又所榜诗文中有指斥时政,揭露腐败者,温庭筠称赞“声调激切,曲备风谣”,更为权贵所忌很。

所以,宰相杨收非常恼怒,将温庭筠贬为方城尉。

因主持公道而招忌被贬,所以纪唐夫送其赴方城时,诗云:“且饮绿(酉录)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

”遭受此次打击,再次被贬,年事已高的温庭筠在这年冬抑郁而死。

《唐才子传》云“竟流落而死”。

未知到方城后不久而死,还是未到方城便死了。

一代才子,困顿失意而死,千载而下,人共憾之。

他恃才傲物,蔑视权贵。

所以纪唐夫送他赴方城诗又云:“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

”   当时权贵,可以排挤、压制温庭筠,使他仕途多舛,生活坎坷,却压制不了温庭筠的才华四溢。

温庭筠终于成为文学史上千古不朽的诗人。

  作为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诗词俱佳,以词著称。

温庭筠诗词,在思想意义上虽大多无较高的价值,但在艺术上却有独到之处,历代诗论家对温庭筠诗词评价甚高,被誉为花间派鼻祖。

王拯《龙壁山房文集忏庵词序》云,词体乃李白、王建、温庭筠所创,“其文窈深幽约,善达贤人君子恺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论者以庭筠为独至。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

飞卿下语镇纸,端已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

”又载张惠言语云:“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

飞卿蕴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

”“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

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

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

”刘熙载《艺概》更云:“温飞卿词,精妙绝人。

”温庭筠在词史上的地位,确是非常重要的。

  《花间集》收温词最多达66首,可以说温庭筠是第一位专力填词的诗人。

词这种文学形式,到了温庭筠手里才真正被人们重视起来,随后五代与宋代的词人竞相为之,终于使词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成蔚为大观,至现在仍然有着极广泛的影响。

温庭筠对词的贡献,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

  温庭筠的诗,写得清婉精丽,备受时人推崇,《商山早行》诗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不朽名句,千古流传。

相传宋代名诗人欧阳修非常赞赏这一联,曾自作“鸟声茅店雨,野色板桥春”,但终未能超出温诗原意。

  温庭筠诗词集,据《新唐书·艺文志》,当时曾有《握兰集》三卷,《金荃集》10卷,《诗集》5 卷,《汉南真稿》10卷,又有与段成式、余知古等人诗文合集《汉上题襟集》10卷,知其创作颇丰。

可惜其集不传,今所见温庭筠之诗词,唯《花间集》、《全唐诗》、《全唐文》中所保存者。

  除诗词外,温庭筠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学者。

据《新唐书·艺文志》,温庭筠撰有小说《乾巽子》3卷、《采茶录》1卷,编纂类书《学海》10卷。

可惜全部亡佚,现在无从探知其详。

尤其是《学海》10卷的亡佚,实在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

如果《学海》能保存下来,必然会对学术研究和辑佚等工作大有贡献。

  作为晚唐著名诗人、中国词史上的重要人物,温庭筠诗文集的亡佚,是十分令人痛惜的,实在是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大损失。

不但诗文集亡佚,连有关温庭筠的重要史料也亡佚了,以至现在难以考知温庭筠的详细情况,《唐才子传》所载温庭筠传,也时序颠倒,舛错支离。

虽经有关专家的研究,也只能知其大概。

虽则如此,温庭筠还是在文学史上大放光辉,名垂千古。

  李煜  (937年-978年)   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汉族,在位时间(961年-975年),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

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人。

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

开宝八年,国破降宋,俘至汴京,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

后为宋太宗毒死。

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

李煜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

内容主要可分作两类:第一类为降宋之前所写的,主要为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题材较窄;第二类为降宋后,李煜因亡国的深痛,对往事的追忆,富以自身感情而作,此时期的作品成就远远超过前期,可谓“神品”。

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皆成于此时。

此时期的词作大都哀婉凄绝,主要抒写了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对“往事”的无限留恋。

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

对后世影响亦甚大。

他继承了晚唐以来花间派词人的传统,但又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意境,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

李煜文、词及书、画创作均丰。

其词主要收集在《南唐二主词》(中有其父李璟之作)中。

  李煜才华横溢,工书善画,能诗擅词,通音晓律,是被后人千古传诵的一代词人;本无心争权夺利,一心向往归隐生活的李煜能登上王位完全是个意外,无奈命运弄人,也是刻于历史卷宗上的亡国之君,他痛恨自己生在帝王家。

功过是非,已成历史之轨迹……   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多次入宋朝进贡,苟安于江南一隅。

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

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

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

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据宋人王至《默记》,盖为宋太宗赐牵机药所毒毙。

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他精于书画,谙于音律,工于诗文,词尤为五代之冠。

前期词多写宫廷享乐荒废的生活,风格柔靡,但是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多为空虚无奈;后期词反映亡国之痛,题材扩大,意境深远,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极富艺术感染力。

后人将他与李璟的作品合辑为《南唐二主词》。

后主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

国亡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

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

后主本有集,已失传。

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李煜在艺术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

最有名的词是虞美人和浪淘沙令. 书画他能书善画,对其书法:陶谷《清异录》曾云:“后主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

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世谓‘撮襟书’”。

对其的画,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曰:“江南后主李煜,才识清赡,书画兼精。

尝观所画林石、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

惜无书画传世于后。

词李煜的词的风格可以以975年被俘分为两个时期。

他前期的词风格绮丽柔靡,不脱“花间”习气。

根据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和风花雪月的男女情事,如《菩萨蛮》,《相见欢》 他后期的词由于生活的巨变,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

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

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

如《虞美人》,《浪淘沙令》 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而且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

此最后一句乃是针对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所道:“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

王氏认为此评乃扬温、韦,抑后主。

而学术界亦有观点认为,周济的本意是指李煜在词句的工整对仗等修饰方面不如温庭筠、韦庄,然而在词作的生动和流畅度方面,则前者显然更为生机勃发,浑然天成,“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李煜词摆脱了《花间集》的浮靡,他的词不加雕饰,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用情真挚,亡国后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超过晚唐五代的词,成为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后世尊称他为“词圣”。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其主要成就表现在: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

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

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

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

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

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

《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

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

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

”(《渌水亭杂说》) 李煜本有集,已失传。

现存词四十四首。

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

《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

《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

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

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

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

詹安泰的《 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

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柳永  (987年

~1053年

)   中国北宋词人。

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

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

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馀杭县令、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

后官至屯田员外郎,世故称“柳屯田”。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

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

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

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

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

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

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

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

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

词至柳永,体制始备。

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

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

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

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

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李清照  (公元1084年~1151年

)   中国宋代词人。

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人,两宋之交杰出的女词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人称婉约派的一代词宗。

  李清照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精通经史,长于散文,母亲王氏也知书能文。

在家庭的熏陶下,她小小年纪便文采出众。

李清照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无不通晓,其中以词的成就为最高。

夫赵明诚,为吏部侍郎赵挺之之子,金石考据家。

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裕,工书能文,通晓音律。

婚后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整理,编写了《金石录》。

金兵入据中原,清照举家南逃。

后明诚病故,战乱中书籍文物大部分散失,孤独一身,各地漂泊,境遇极其悲苦。

据传清照曾改嫁,后世学者对此颇有争议。

其晚年生活情况缺乏资料记载,仅知她曾作《打马图经》及自序,还曾携米芾墨迹访米友仁求题跋。

  李清照的词委婉、清新,感情真挚。

前期的词,主要描写少女、少妇的生活,多写闺情,流露了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别离相思的痛苦。

她后期的词,多悲叹身世,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以表达她的爱国思想。

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居婉约派之首,对后世影响较大,在词坛中独树一帜,称为易安体。

  她曾作《如梦令》,描述她少女时代在济南的欢乐生活: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宋时,济南城西确有溪亭”。

  另外一首《如梦令》,讲述了主人公因怜惜花儿而痛饮后作了另外一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   李清照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

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

一年重阳,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

据《嫏环记》载,赵明诚接到后,叹赏不已,又不甘下风,就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日三夜,写出五十阙词。

他把李清照的这首词也杂入其间,请友人陆德夫品评,陆德夫把玩再三,说:只三句绝佳。

赵明诚问是哪三句,陆德夫答: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仓皇南逃。

李清照夫妇也先后渡江南去,第二年,赵明诚死于建康(南京)。

  李清照独身漂泊江南,在孤苦凄凉中度过了晚年。

词人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所作词章更为深沉感人。

比如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   李清照在南渡之初,还写过一首雄浑奔放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刺徽宗高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李清照工诗,能文,更擅长词。

其创作以北宋、南宋生活的变化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

  李清照前期的词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了自然风光和别思离愁。

如[如梦令]二首,活泼清新,语意隽秀。

  南渡后的词也与前期风格迥异,变清丽明快为凄凉沉痛,抒发了伤时念旧、怀乡悼亡的情感。

如[菩萨蛮]、[蝶恋花]以及慢词[永遇乐]等,寄托了强烈的故国之思。

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

如[武陵春]、[声声慢]、[清平乐]等,将亡国之痛与个人孤苦凄惨的生活晚景融为一体,悲伤愁绪渲染极致,可以说这是时代的苦难与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秦观  (1049年-1100年)   中国北宋词人。

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

高邮人。

北宋文学家。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

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

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

他与黄庭坚、晁补之、张来号称为“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

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

20岁,作《浮山堰赋》。

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

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

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

”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

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

《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

《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

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生平详见《宋史》卷四四四。

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

又辑《扬州诗》、《高邮诗》。

其《蚕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

又善书法,小楷学钟、王,姿媚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真、行学颜真卿。

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

高邮文游台、秦观读书台、《秦邮帖》石刻、扬州云山图、“淮东第一观”石刻,保存至今。

宋词婉约派代表人物???

汉字经过了6000多变化,其演程是: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 楷书 → 行书(商) (周) (秦) ) (魏晋) 草书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 “汉字七体”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

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

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

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

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

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

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

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

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

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

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

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

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

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

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

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才逐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字都有着与众不同独特的民族、民风的内涵,中国的文字史里处处深深地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勤劳。

然而,现今有些人对本国文字了解甚少,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投入极大的热情,却依然是个半调子。

文字是国家的灵魂,为了了解祖国文字的变迁,祖国的历史,祖国的灵魂,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

中国文字的发展,经过秦统一中国后,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

汉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

其中,篆书又有大篆、小篆之分;隶书则有秦隶、汉隶之别。

由此可知,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都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

总体来说,楷书形成后,中国文字已基本定型(表一)。

(表一:汉字书体的演变)1甲骨文秦统一文字前,中国的汉字,不论从字体、应用角度而言,还是混乱的。

古文广义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的讲,指中国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

这里采用狭义的古文概念。

古文包含甲骨文与金文;其中,前者被人们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为商朝后期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

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会意的造字原则,形声字只占20%。

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满朱砂,也有直接朱书墨书的。

因文字多为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

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殷代图像金文:先秦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彝器款识。

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

金文填实的写法,使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

甲骨文是商代书写的俗体,金文才是正体,显示了正体多繁,俗体趋简的印迹(如表二)。

(表二:甲骨、金文对照表)甲骨文因多为刀刻在龟甲兽骨上,故其文字带有坚硬的笔法(如图3)。

这种如刀刻的笔法,亦有被运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上(如图4)。

(图3)(图4)2大篆在中国文字史上,夏、商、周三代,就其对文字学的贡献而言,以史籀为最。

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别创新体,以趋简便。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

因其为史籀所作,故世称籀文。

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

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3小篆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等人所整理出的标准字体。

由大篆简化而成。

又名玉筋篆,因其具有笔力遒劲之意。

小篆之形体结构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作了改换归并。

与大篆相比较无象形性。

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其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图5)。

(图5)4隶书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第一步,最显着的变化是从婉曲的钱条变为平直的笔画,从无 角变成有 角。

一般人认为隶书是指有波磔的、一横一捺都拖着像刻刀一样的长长尾巴的隶书,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隶书主要有秦隶和汉隶,秦隶是隶书的早期形式;汉隶则为隶书之成熟字体。

通常所说的隶书是指汉隶中的八分而言(图6)。

八分是在秦隶之后,渐生波磔。

隶书发展到八分,已经是姿致成熟。

隶书因其字较方正、厚实,故带有刚正不阿的严肃感(图7)。

图8虽为英文字母,但其有菱有角的字体,有隶书的〃味道〃。

(图6) (图7) (图8)5楷书“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

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之字属之。

包含了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及章草之简捷等。

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且为世人所喜爱。

楷书有一种稳重而衍生出宁静之感;文字因个人书写的方式、性格之异,而有不同风格的同一字体(图9、10)。

图11与宋徽宗的瘦金体同样是以细线条勾勒出文字,但因转折处以圆滑的方式表现,呈现出与瘦金体截然不同的视觉感。

(图9) (图10) (图11)6行书“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字)体。

行书不同于隶、楷,其流动程度可以由书写者自由运用。

行书表现出浪漫唯美的气息(图12)。

(图12)7草书“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

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

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

今草大部分较章草及行书更趋于简捷。

草书给予观者豪放不羁、流畅之感(如图13、14、15)。

(图13)(图14) (图15)8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

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日本人称其为明朝体。

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9电脑字体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

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如 下图(其由左至右依序为:迭圆体、综艺体、古印体、勘亭流及海报体)汉字的起源是一个未解之谜。

说到汉字,不得不提甲骨文,得到考古支持的商代甲骨文最早出现在3300年前,这比古埃及的文字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都要晚近2000年。

至今共发现了5000个以上的甲骨文单字,其中可以认识的约有1700字。

从一定程度上讲,同样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没有理由落于人后那么多

思索的同时,我们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会意和形声成分,在这些甲骨文中,“会意字”不到80%,形声字占20%多。

这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等其他早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不如古埃及、古希腊文明。

在古埃及人早已经用巨大的石块建造宏大的金字塔时,中国却只有夯土建筑。

在古埃及人已经在坚硬的石头上刻下精美的象形文字图案时,中国却只能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出粗糙的划痕。

但是看看中国的甲骨文的抽象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古埃及那些具象的图形。

似乎汉字直接跨越了早期象形文字的早期阶段,直接进入了一种更抽象的较高级阶段。

汉字发展经历的象形阶段:表意—形声的途径中,象形阶段几乎没有,所谓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被高度抽象了。

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汉字更不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了,当希腊人建造帕台侬神庙的精美雕塑,罗马人建立万神庙的巨大穹顶时,中国还只有秦汉时期夯土的长城,和陶制的殉葬兵马俑,但是秦朝的小篆已经是一种全国统一的规范文字了,汉朝的隶书与今天的汉字已很接近。

无论是跳跃着前进的文字?

书法有哪几种体,有哪些人是大书法家

楼上说的有跑题之嫌

书法书体:楷、行、隶、草、篆五大书体。

另:魏碑、章草等。

至于书法家,就多了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因为宗教或者意识形态而爆发冲突的

初期佛教在提倡四“平等同时,千方百计打击婆。

阿摩昼经:“佛告摩纳。

汝姓尔者。

则为是释迦奴种。

时彼五百摩纳弟子。

皆举大声而语佛言。

勿说此言。

谓此摩纳为释迦奴种。

所以者何。

”在创教之初,佛教并非否定种姓制度,而是有所保留地肯定种姓制度,世俗世界刹帝利在统治,精神世界不容婆罗门凌驾。

以后的变化是以后的事情。

佛经里面再三强调它不重视种姓差别,一入佛教,就如众流归海,一切差别不复存在。

这样一来,又怎样理解沙门和婆罗门的对立呢

不重视种姓差别这件事实本身就是对婆罗门的反抗,因为婆罗门教是十分重视种姓差别而且是只代表婆罗门的利益的。

但是,佛教也并不是真对一切种姓一视同仁。

它当然首先就会反对婆罗门。

在婆罗门教的经典里,四姓的顺序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在佛教的经典里则是: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

释迦牟尼自称是刹帝利。

释迦族原来不大可能有什么种姓制度,这只是受了婆罗门教的影响而模拟出来的。

他们自称是刹帝利,据我看,这也是冒牌货。

不管怎样,既然自称为刹帝利,就必须为刹帝利辩护,竭力抬高它的地位。

《长阿含经·阿摩昼经》就是一个例子。

新兴的国王(其中也有一些是冒牌的)也努力抬高刹帝利的地位,于是一拍即合,他们也就信奉起、支持起佛教来了。

异教一词在一些宗教中被使用。

例如佛教称佛教以外的婆罗门教、耆那教、顺世论、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非佛教的思想流派、宗教都称为异教或外道。

阿育王曾将以万计的不肯信佛的分那婆陀那国的外道屠杀,甚至将异教徒全家活活烧死屋中;亦曾因佛教僧侣不与外道一起和合说戒,而屠杀了都城内的佛教僧侣。

佛教徒赞美他的暴行为拯救,斩罪业而非斩人。

让异教徒早日获得解脱。

据记载因为此事导致阿育王的老师亦被当是外道屠杀了,于是阿育王后悔了。

之后的他也再没有迫害其它教派的具体记载。

所以后来的人都认为阿育王强调宽容和非暴力主义。

与其他政教合一的国家一样,佛教在佛教国家里也无法避免地卷入政治冲突之中,如中世纪的东南亚国家蒲甘王国、素可泰王国和波隆纳鲁沃区的古国等。

现代斯里兰卡的僧侣也经常卷入国家政治斗争。

继孔雀王朝而兴起的巽伽王朝,领域曾北抵锡亚尔利特,南到纳尔巴达河,成了恒河流域强有力的统治者。

这个王朝一改阿育王利用佛教的政策,掀起了复兴婆罗门教的运动,佛教无人信仰被迫从它的故土,向南北两方转移。

公元前1世纪中,一直在东南戈达瓦里河与克里希纳河生活的案达罗人,建立了娑多婆汉那王朝(亦称“案达罗王朝”)。

它消灭了已经衰落的巽伽王朝,把自己的统治区域向北推进到马尔瓦,向南抵达卡纳拉,东西两面临海,一度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娑多婆汉那王朝依然信奉婆罗门教,但也容许佛教自由传播。

它的南边诸国,也大体施行这种方针。

这一形势,使佛教在恒河流域恢复了一定活力,在南印,则有机会与海外的思想文化交流,尤其是发展同斯里兰卡的交往。

由于佛教还得不到当权者在整体上的支持,它不得不进一步向中下层群众寻找信徒,其中与海上贸易有关的商人富户,以及由于社会动荡而不断产生的政治上的失势者,可能成为新信徒的中坚成分。

公元前1世纪初,在杜陀迦摩尼王(前101一前77在位)率领居民驱逐入侵者朱罗人的战争中,得到了佛徒的支持。

朱罗人信奉婆罗门教,同佛教徒在信仰上本来是对立的,加上民族间的战争,把宗教对立推到极端尖锐的程度。

相传杜陀迦摩尼王获胜以后,曾因为战争杀人数千有违佛教教义而深表悔恨。

但一个已得罗汉果的僧人劝他不必如此,因为所杀实为一个半人,即一个是皈依三宝的佛徒,半个是持五戒的人,其余都是“邪见者”,与禽兽无异,杀之无罪。

后被当作一种教义也在某些大乘经典中表现出来。

晋宋之际译出的《大般涅檠经》,反映了南天竺的一些国家的情状,也发挥过类似的观点。

其中公然提倡诛杀异教徒无罪。

阿拔斯王朝时,来自中亚印度的佛教徒多次打着圣战的名义西征。

在印度,佛教徒也曾与伊斯兰教徒发生战争。

在日本佛教徒也曾发生战争。

在中国南北朝,也曾发生过众多战争。

直至南北朝快要结束,仍然南有梁武帝下诏合道事佛,就连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躲在深山修炼,也要在道馆两旁各修青坛和佛塔一座,以表两教双修,死后更是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殓,陪葬器物。

北有齐文宣帝高洋崇信佛教,于天保六年(555 年) ,齐文宣帝高洋便灭道兴佛,强迫道士 削发为僧。

据《资治通鉴》记载,高洋下令境内穿黄衣的道士要么归俗为民,要么剃度为僧,并连杀四位抗拒者,自此之后,北齐境内再无道士踪迹。

在隋唐,佛教徒也曾与苯教徒发生冲突。

在五代道佛二教的影响都很大,都有大量的信奉者,一些虔诚的卫教者,常以过激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信仰。

如《宣室志》中的尹君,是一长寿的仙道,隐居于晋山,不食粟,常饵柏叶,为北从事冯翎严公迎至府庭,尽心侍奉,“终日与同席”。

他的女弟事佛,曾曰:“佛氏与黄老固殊致”,怒其兄与道士游,遂密以菫斟致汤中,以献尹君。

尹君故意装死,实际尸解而去。

后年于晋山出现,宣示着自己的胜利。

元代大一统之后,在接受佛教的蒙古人中,西蒙古人中的准噶尔人也不乏与回教的哈萨克、基督教的沙俄及佛教的西藏等势力的多次战争。

元初成吉思汗崇尚道教,初以道教为国教对于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各教在社会上,遂得同等传播的机会。

后元代统治者改变政策,应该指出,《化胡经》仅是引起这次释道之争的导火线和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则是全真道势大。

与之相联系,这次佛道大辩论,并不在判定《化胡经》之真伪,而在于佛教要扩大影响以及要彻底消除初期佛教通过赴会老子传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才是这次释道斗争的本质。

据刘基曰:”元者祥迈等,妒中国道教之经典,皆天章龙文之书,琅函玉笈之典,时儒者多尚之,释氏归道者十有七八,祥迈乃论胡主忽必烈,尽焚中国道藏经书,其令有曰:敢有收执片纸只字者,勿赦。

自是中国道藏经书始绝,时值宋遇倾圯,胡虏乱华,离明有晦,幽阴侵阳,故也。

自靖康徽钦北狩,当金虏乱华之日,羌胡乃作,灭中国大道之书,至胡元二百七十二年之问,所作妖书九十卷,假以唐人道宣、道世、玄疑、智升、法琳等所作,而灭中国之道,其辩伪录有曰:使大罗玉帝魂惊於九天之中,元始天尊胆落於三清之上,万天教主羞赧难神,九府洞仙惭惶无地,毁天帝,灭孔老,眨黄帝之恶,言不可尽书。

盖黄帝乃继天立极之始祖也,老子乃唐之祖也,安有当时之人自灭时君之祖,岂中国人自灭中国之道,实辽金胡元之人所作。

宋理宗端平间,因胡寇钞边,乃得是书一二卷,帝览书叹曰:纵尔百千万卷,只以中国夷狄之道论之,其高下不待辩而可知矣。

“然而发生这种境况也于道教把经典秘而不宣,这种形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次修藏的意义也等于是全盛时期的全真道举全教之力提前搜集道家经典孤本帮助佛教集中毁版。

释道之争自元宪宗五年(1255)开始,一直持续到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历时近三十年,经过了元宪宗蒙哥与元世祖忽必烈两朝皇帝。

从参加辩论会的阵容看,佛教的阵容已居压倒优势,不仅有汉地僧人,而且有大批西僧,包括多位被尊为国师的僧人,如那摩等,形成一种咄咄逼人的架势。

对全真道特别不利的是蒙古统治者的态度。

据《至元辩伪录》载,早在1256年,西僧那摩和少林长老福裕再上和林时(李志常未去,张志敬等也未会面),元宪宗即对僧人们说:“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

不归其本,各自夸衙,皆是群盲摸象之说也。

”①如果此记属实,表明宪宗完全倾向佛法,主持会议的忽必烈(宪宗蒙哥之弟)也必然持此态度。

统治者的这种态度基本上决定了这场辩论只能以全真道的失败而告终。

事实正是这样,当会上僧徒们对全真展开猛烈批驳之后,全真道徒毫无招架之功(可能有所辩驳,而被《辩伪录》作者削除了),而奉旨进行“证义”的姚枢等人立即宣布“道者负矣”。

一场规模很大的辩论会竟如此结束。

接着忽必烈宣布“如约行罚”,又下令焚伪经45部,归还佛寺237所。

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毁经事件,许多全真道宫观变为寺院。

全真道深受重创,元气大伤。

全真道遭到这次失败之后,处境更加困难;但此公案尚未了结,在时隔23年之后的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佛教徒又发起了第二次大辩论。

原因是佛教徒奏言保定、真定、太原、平阳、河中府、关西等处,仍有道藏伪经经板未焚毁。

王圻《续文献通考》将此事系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谓:“至元十七年二月有言道家伪经尚存者。

”大概佛教徒早在至元十七年二月已将上述事上奏朝廷,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八年才受理此案。

此时,江南已统一于元,道教一方,虽然加了正一天师和大道教掌教,但仍不能与元室崇信的佛教相匹敌。

因此,考证结果,仍不利于全真,认定道藏数千只有道德二篇为老子所著,其余皆后人伪,佛教徒因奏请“自《道德经》外,宜悉焚去。

”这次辩论之后,道教方所剩名山大川已经寥寥,然焚经的范围却大大扩宽了,除《道德经》之外,全部道书俱在焚毁之列。

至元十八年的第二次佛道大辩论,最突出的特点是焚毁道经(不再是名山大川之争)。

而且焚毁令的贯彻是较为坚决的。

即使因张留孙之请,使斋醮科仪书之焚毁得以稍弛:或因偏远地区禁毁不力,使少数经书得以藏匿而幸存,然而道藏经板和大部分经书皆未逃脱火焚之厄。

故经此一炬之后,道教的许多经书都失传了。

赵孟颐《玄教大宗师张公碑铭》云:“或以道家书当焚。

上(指元世祖)既允其奏,裕宗(世祖皇太子真金)以公(指张留孙)言请臼:‘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

’上始悔悟。

集儒臣论定所当传者,俾天下复崇其教。

”⑤张留孙)遂密启裕宗:‘黄老书,汉帝遵守清静,尝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愿殿下敷奏。

’后上大悟,召翰林集贤议定上章祠祭等仪注,讫行于世。

”虞集《张宗师墓志铭》也说:“上用言者焚道家经,裕皇以公言入告,上为集廷臣议,存其不当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废。

”据此,有关斋醮祠祭的道书允许保存,其余道经,特别是道家哲学义理、牵涉佛道关系的道书、传记、崇道书等,则须坚决焚毁。

在禁毁的道教经书中,有老子传记、哲学理论、帝王崇道记和佛道论战之书,另有混杂上述内容的道经也未能幸免。

如《历代皇帝崇道记》、《玉玮经》、《帝王师录》、《化胡经》、《出塞记》等。

被禁道经大多在此次焚经之后已不存。

从此记录历代佛道论战的典籍也只剩佛教单方面的记录诉述。

直到敦煌出土《道教诠理答难》才得窥见佛道论战真貌。

也是导致后世道教术多学少的原因。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云:“今本《阙经目录》,即明正统刊藏时校《元藏》所阙之目录。

”粗略统计,共阙794种2500卷,相当于半部明《正统道藏》被烧毁。

自此形成了如明《笠翁对韵》中所说的“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

”的现象。

关于姓李的历史和现状

李姓来源有三  一、为出自嬴姓,系皋陶之后  相传远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生有儿子大业,大业生子女华,女华再生子皋陶,传说皋陶也叫咎繇,是上古东夷族首领少吴氏的曾孙,生于曲阜(今属山东省),曾继任东夷族的首领,因曲阜为偃地,所以被赐为偃姓。

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曾选拔皋陶帮助治理天下;舜继尧为部落联盟领袖后,任命皋陶为大理。

大理也叫做“士”,是古时掌管刑狱的官,后来又称为理官。

皋陶以善理刑狱著称于世,曾制定墨、劓、剩、宫、大辟5种刑罚,根据犯罪者所犯罪行的性质、情节等进行公平处理,使天下人信服,因而安定了社会秩序。

禹继舜为部落联盟领袖后,认为皋陶最贤能,准备让皋陶做自己的继承人,可是还未来得及禅让,皋陶就病逝了。

  皋陶的子孙,世袭大理之职,到了商代,便以官职命名本族姓氏,称为理氏。

为什么称为氏而不称为姓呢?原来先秦时的姓与氏,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

母系氏族公社初期的人,以为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有某种血缘关系,往往以此作为本氏族的名称,即氏族的徽号,这就是图腾。

“图腾”系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明确指出:“图腾一词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

”有些图腾,后来转化为人的姓。

由于那时的子女只知道母亲而不知父亲是谁,所以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称号,也就是说,一个氏族名下的成员都出自一个母系祖先。

“姓”字最早的形体是由“人”和“生”组成,意思是人所生,因生而为姓;后来变为由“女”与“生”组成,意思是女子所生为姓,生而有姓。

因此,中国早期的许多古姓,如姬、姒、妫、姜、嬴等,都带有“女”字。

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姓衍生的分支,为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也就是说,只有贵族才能称氏。

姓是决定能不能通婚的依据——同姓不能结婚,氏是用来区别贵贱的。

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姓氏成为表明个人及所生家族的符号。

从此以后,或说姓,或说氏,或兼说姓氏,都是一个意思,即实际是专指姓。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沉湎女色,使诸侯和百姓都很怨恨。

皋陶后裔有个叫理征的人,出于一片忠心,直爽地说出纣王的错误,劝他改正,结果惹恼了纣王而被杀害。

理征的妻子契和氏听到消息后,便带着年幼的儿子利贞外出逃难。

契和氏本是陈国(今河南省淮阳)人,想逃回娘家,又怕连累娘家人,于是便往豫西逃,当走到今河南西部伊河流域的“伊侯之墟”(也就是伊侯曾经居住过而后已经荒废了的地方)时,母子二人饥饿难忍,疲惫不堪,尤其是小利贞,饿得奄奄一息。

可是,这一带荒无人烟,又怎能找到食物呢?幸好契和氏发现附近的树上结有一些“木子”,于是便采下来吃。

就这样,母子二人靠吃野果保全了性命。

然后,他们又到豫东,在离淮阳不太远的苦县(治所在今河南鹿邑县东)安家落户。

为了感激“木子”的保命之功,同时也为了躲避纣王的追缉,又因理、李同音通用的缘故,自利贞开始改理氏为李氏。

  二、为出自他族改姓  三国时,诸葛亮平哀劳夷后,赐当地少数民族赵、张、杨、李等姓。

  北魏鲜卑族有复姓叱李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汉化政策,改为汉字单姓李氏。

  唐李思摩,突厥颉利(东突厥)族人,原名阿史那思摩,其酋长称颉利可汗,名咄苾。

颉利曾屡次扰唐,咄苾与思摩于贞观四年(630年)扰唐时被唐将俘获并送往长安(今西安市)。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思摩忠诚可嘉,于是赐为李氏,令他统领颉利旧部驻守河南之地。

李突地稽靺鞨(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酋长,唐朝初建时即来唐朝贡,后曾击败进攻幽州的突厥兵,于贞观初年被唐太宗李世民任为右卫将军,赐为李氏。

李嘉庆 蛛鞘族人,本姓茹,名常,徙幽州,为朔方部将,以战功被赐姓李,更名嘉庆。

其子李怀光,唐德宗时被封为都虞侯。

  李国昌本为朱邪氏,名赤心,沙陀突厥酋长朱邪执宜之子。

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任太原行营招讨等职,因随从康承训击败庞勋起义军有功,升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被赐姓李名国昌。

  回族李姓:7世纪以来,少数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来中国并定居;13世纪以来,又有一部分中亚细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他们在与汉、维吾尔、蒙古族相处的过程中形成回族,又称“回回”。

回族散布面广,主要与汉族杂居,以西北地区及河南、河北、山东、云南、安徽、辽宁、北京等省、市分布较多,1982年统计约有721.9万人。

李姓在回族中所占比例较高,有些直接来自古波斯或阿拉伯,如五代前蜀词人李珣,其祖先就是波斯人,来中国后留居梓州(今四川省三台)。

  苗族李姓:苗族居住在南方,半数以上在贵州,其余分布于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湖北等省,与其他兄弟民族大杂居,小聚居,1982年统计约有503万人。

李姓在苗族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黔西威宁地区的苗族中为大姓之一。

汉姓李,苗姓为“孟恩路”,这是他们实行“子父连名制”的一种特殊写法。

苗族中的李姓,有些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有的已与李姓的原义无关。

例如,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由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中有个起义军将领叫李洪基,但他并不姓李,“李”系他的苗语名字“拟”的讹写,而“拟”在苗语中意为水牯牛,“洪基”为“弯角”之意,故“李洪基”即“弯角水牯牛”。

据有关学者考证,清代官府在登记户籍册时,用同音的汉姓代替男性户主的单舌苗名,因而形成了苗族汉姓。

苗族中的一些李姓,就是这样产生的。

  壮族李姓:壮族系由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成,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1982年统计约有1337.8万人,90%以上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少部分居住在云南、广东等省。

李姓在壮族中人数较多,曾出过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开芳、李锦贵、李文彩等,均为壮族李姓人。

  瑶族李姓:瑶族主要由古代“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发展而成。

1982年统计约有140万人,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5省区的山区,其中广西瑶族人数约占总数的70冤强。

李姓为瑶族主要姓氏之一,在瑶族原有12姓中居于第五位。

瑶族李姓根据血缘远近,分有若干“房”;各房都有称呼,辈分称谓有“本头”、“巴比”、“九古”等。

瑶族李姓具有反抗封建压迫的精神,清代有广东八排瑶民反清首领李英,还:有湖南瑶民起义首领李元发。

  白族李姓:白族自称“白子”、“白尼”,主要聚居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并散居于云南省碧江、元江、昆明、昭通及贵州省毕节等地,1982年统计约有113.1万人。

唐代史学家杜佑,曾任岭南节度使,熟悉南方少数民族情况,他所写的《通典》中记载有白族的姓氏:“其地有数十部落……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

”从中可以看出李姓是白族中的大姓,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再往前追溯,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在赐给世居云南的南蛮酋长龙佑那以张姓时,又赐各酋长杨、李、赵等姓。

这又说明1700多年前云南白族已有李姓。

三国以后,有不少李姓汉人徙居云南,久而久之,与白族融合在了一起,如唐朝贞观年间的“西洱河蛮”中的杨、李、赵等姓,都自称本来是汉人。

难怪有人说云南的李姓不容易分清谁是汉族还是白族。

在历史上,白族李姓曾涌现出一些比较著名的人物,如宋代大理国有大臣李紫琮,明代有文学家、史学家李元阳,清代有学者李倬云、李根云、李崇阶等。

现在,李姓仍为白族四大姓之一。

  畲族李姓:畲,意为烧榛种田,即在播种之前将田中的草木烧去,以灰作肥料。

畲族即因从事畲耕(即刀耕火种)而得名,他们自称“畲民”或“山客”,1982年统计约有36.8万人,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5省60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以福建、浙江两省为最多。

他们通用汉语,主要从事农业,长期和汉族人民杂居,关系十分密切。

福建霞浦县畲族族谱中记有“唐光启二年(886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道官,由海来闽”,这说明唐朝末年福建有畲族李姓。

元末有福建农民起义首领李志甫,据说就是畲族人。

  犹太人中的李姓  犹太人古称“希伯来人”,公元前13世纪曾在巴勒斯坦居住,用希伯来语(属闪含语系闪语族),公元前11世纪建立以色列王国,创犹太教。

公元1至2世纪罗马帝国统治期间,绝大部分被赶出住地,其中散入欧洲的受到迫害屠杀,或与当地民族结合。

犹太进入中国,约始于唐代;有较多的人来中国,是在北宋中叶。

北宋时进入中国的这一批犹太人,其先祖在公元前2世纪 70年代离开犹太本土,流徙到印度的孟买地区,在那里定居了1100多年之后,于 11世纪中叶或后叶,又循海道向东推进,到达了中国。

他们来到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向皇帝殷勤致意,并进贡西洋布。

皇帝接受了他们的贡品,同意他们“留遗汴梁”。

于是,这一支犹太人就在开封定居下来,并分别取了汉人的姓。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犹太人散居于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宁波、泉州等地,但人数最多是住在开封的犹太人。

住在开封的这一支犹太人移民,以李姓为首,共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聂、金、张、左、白等 17姓,其中两李、两金、两张为“同姓不同家”。

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他们在开封上市子东南(今南教经胡同)购置土地,建筑寺院,取“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之意,名为清真寺,通称礼拜寺,作为开封犹太人宗教活动的中心。

这所寺院,是中国历史上创建最早、保存时间最长、最为著名的中国犹太人的礼拜寺。

到了明代,开封犹太人进入鼎盛时期,教徒发展到500余户,约4000余人。

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明军掘黄河堤放水淹李自成起义军,使开封沦为泽国,开封犹太人逃亡各地,直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重建开封城时,幸存的犹太人才随同汉、回民返回开封,后又在寺院旧址上重建了清真寺。

  清初,开封犹太人有李、艾、赵、张、高、金、石7大姓,李姓仍居首位。

现在,开封犹太人尚有4姓,仍有李姓,他们已完全接受了中国文化。

  三、赐姓改姓  封建社会的赐姓,是最高统治者出于自己的意志,将别人已有的姓抹掉,换成另一个姓;因皇帝的姓最为尊贵,称为“国姓”,所以,皇帝赐给臣属的姓大都是自己的姓。

皇帝赐姓,往往出于褒赏、恩惠、笼络,目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被赐姓者来说,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会使全家全族感到无尚荣耀。

唐朝皇帝赐姓之风,盛于以前咨朝,自开国皇帝李渊开始,至末期的昭宗李晔,一直绵延不断。

  李勤(594-669),本姓徐,名世勋,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山东省东明东南)人。

家富有,初从翟让起义,参加瓦岗军,因功封东海郡公,瓦岗军失败后降唐,被唐高祖李渊任为右武侯大将军,封曹国公,赐姓李,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单名绩。

  李粲,滑州人,本姓丙,在隋朝任屯卫大将军,唐高祖李渊入关后,率众归唐,被授宗正卿,封应国公,赐姓李。

  李子和,蒲城人,本姓郭,原在隋朝做官,曾以罪徙榆林,唐高祖武德初年献款,被任为灵州总管,后又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刘黑闼起义,因有功,被赐姓李,封夷国公。

  李抱玉,河西人,本姓安,唐高祖时功臣安兴贵的后裔,原名重璋,善骑射。

唐玄宗李隆基以其战河西有功,为他改名抱玉。

安禄山叛乱时,安抱玉镇守南阳,上书朝廷,说耻与逆臣安禄山同宗,要求改姓,于是唐玄宗赐他姓李。

  李忠臣,蓟人,本姓董,名秦,少年时从军,憨直不通书,但努力奋斗,因有战功,被唐肃宗李亨赐姓李,赐名忠臣。

  李国臣,河西人,本姓安,膂力过人,积功升任云麾大将军,被唐肃宗李亨赐姓李。

  李宝臣,奚族人,原为范阳守将张锁高的养子,名忠志,字为辅,为安禄山、史思明的部属,随安、史叛唐。

761年,史思明死,他献恒、赵、深、定、易5州,唐代宗李豫升他为礼部尚书,赐姓李,赐名宝忠,封赵国公。

  李光进,其祖先为河曲(今青海省东南境黄河曲流处)羌族,姓阿跌氏,唐朝贞观中期内属,以其地为鸡田州,光进随从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有功,于大历年间被唐代宗李豫赐姓李。

  李元谅,安息人,本姓安,少为宦官骆奉仙所养,冒姓骆,名元光,勇敢有谋略,唐德宗时与李晟收京师,贞元年间因守备有方,避免了一次与吐蕃的战争,被赐姓李,赐名元谅。

  李全略,本姓王,名日简,以功累官横海军节度使、沧德棣州观察使,被唐穆宗李恒赐姓李,赐名全略。

  李茂勋,回鹘(即回纥)族阿布思后裔,降唐后,受到兵部尚书张仲武的重用,后因积功较多,被唐宣宗李忱赐姓李名茂勋。

  李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位的大姓,拥有人口一亿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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