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宴请宾客一般用什么词
宴会在宾礼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因此宴会也不局限于宾礼活动中，《仪礼》中就有“乡饮酒礼”、“燕礼”“公食大夫礼”，都是指不同宴会的场合中所应遵从的礼节。
其实，只要有宴会的场合都会有礼节的存在。
这里就介绍一些古代宴礼的知识。
说到宴会恐怕最重要的要数迎送和座次了，这方面的礼数相当繁琐，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古人特别讲尊卑之别造成的。
就迎宾之礼来说，如果主人与客人的地位尊卑相同的话，那么他要到大门外边去迎接；如果主人身份要尊于客人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在门内迎接。
如果是君臣之间，那么他们都只需要站在房屋门口的台阶上，君主要在这里，臣子还要向台阶下降一级。
古代的房屋都是建在台上的，出门就有台阶，像故宫内的房子都保留了这个习惯。
其实故宫就是一个放大的标准庭院，午门就是大门，太和殿就是房屋。
跟我们平常说的大门不完全相同。
如果客人是不请自到，那么他到大门的时候要“请事”，然后主人才好迎接。
进门的时候也有礼节，宾客要从左边的门进，主人则从右边的门进，要让主人先进门。
如果是大臣见了帝王，则应从右门，意思是臣子不能以宾客的身份自居，因为凡宾客都是要受到尊敬的，而帝王的情况是最特殊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臣子尊敬主子的份儿。
进门后还有“三揖”的礼节，即曲揖、北面揖和当碑揖。
《仪礼•士昏礼》中说“揖入，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
”这里出现了一个庙门，需要解释一下，古代正式的会见是在宗庙中的，这是庭院最尊崇的地方，供奉着祖先的地方，凡家族最重要的活动都会在这里举行，也相当于一家之公共场所。
后来演变为正屋，祠堂则另辟地方。
所谓的三让是指到庙门之前的台阶时，要相互谦让三次。
之后，如果尊卑相同时，则要一起上，如果尊卑有别，则尊者先。
送客的时候似乎没有这么繁琐，主人送于门外，要拜两次，客人不需要答拜，离开就行了，注意，客人离开前行时，不应该回头。
中国古代文明礼仪
华世奎 智能天津网 华世奎(1863-1942)近代天津著名书法家。
字启臣，号璧臣、思暗。
祖籍江苏无锡，后迁居于天津。
1864年生于天津老城厢东门里。
汉族。
天津“八大家”之一。
因家资丰厚，家中常聚各方名士吟诗谈词。
16岁时得中秀才。
19岁时中举人由内阁中书考入军机处，荐升为领班章京。
1911年奕劻组亲贵内阁，又被升任清内阁阁丞。
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时，升正二品。
“百日维新”后，以省亲为名弃官隐居天津，在意租界购置房产，以清朝遗老自居，自号“北海逸民”，终生不剪辫子，不用民国年号，不再入仕，不再参与政事，惟以诗文、书法自娱。
华世奎作为名书法家，订有“笔单”，往年天津各南纸局多代收书件。
在当时与孟（广慧）、严（修）、赵（元礼）并称为四大家。
因自小父亲对他寄望颇高，4岁时就指定书目让他学习，经常站立书写，腕力、臂力达到超人程度，为日后成为津门四大书法家之首创造了条件。
华世奎的书法，真、草、隶、篆诸体，无有不精。
而最能代表其书法风格的要算他的楷书作品，走笔取颜字之骨，骨力开张，功力甚厚，有馆阁气魄。
手书的“天津劝业场”五字巨匾，字大1米，苍劲雄伟，可谓其代表作。
被国家定为中华历代名匾。
东北角的“正兴德”茶庄、估衣街的“德昌公”等著名商号匾额招牌题字也都是他的手笔。
华世奎经过长期的书法实践和探索，将苏东坡的巧结构和篆隶的笔法与颜的拙字相结合，形成了拙巧相间的“华体”书法；而且在理论上总结出了富于自己个性内涵的六种笔法，即“提、按、顿、挫、内颤、外颤”。
他为人写了许多牌匾和碑记、墓志铭等，在天津留下了不少可资纪念的文物。
书法作品小至蝇头小楷，大至径尺以上榜书，结构都很凝重舒放，晚年更加苍劲挺拔。
著有《思暗诗集》留世。
他的书法作品也被各美术出版社相继出版，如《津门华世奎孝经帖》等等。
华世奎对天津的文化事业十分关心，经他主持的有“崇化学会”、“国文观摩社”、“城南诗社”等文化团体，并长期作文庙主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而且在做人方面可谓楷模，在他身上体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程克任天津市长时，因受商震嘱托，每月从市财政局给华世奎拨出千元，用以其生活之需，被他坚持拒绝。
于是后来每月拨出600元为崇化学会经费，余款400元为文庙修缮费，直至日本侵入天津为止。
1942年春夏之交，华世奎故于天津里第，终年79岁。
其家属及在津遗老联名向伪满溥仪请谥，得赐予“贞节”谥号。
吴佩孚 (1873-1939)北洋军阀首领,山东蓬莱人,近代书画家,工书,擅墨.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
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
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
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
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
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
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
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
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
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
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
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
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
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
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
”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
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
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
”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
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
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
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
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
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
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
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
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
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
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
夷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
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
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
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
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
张邦昌而弗恤。
”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
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
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
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
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
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
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
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
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
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
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
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
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
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
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
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大清的官服上的腰带起源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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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官服的品级，则不仅等级森严，更是尊卑分明，不容僭越。
官服的品级可由朝冠上的顶戴花翎和朝服上的补子分辨，补子有文、武之分。
清制文、武官顶戴由一品至九品依次为：一品红宝石顶、二品红珊瑚顶、三品蓝宝石顶、四品青金石顶、五品水晶顶、六品砗磲顶、七品素金顶、八品阳文花金顶、九品阴文花金顶。
花翎是朝冠背后横插的孔雀翎羽。
根据翎羽的目晕，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
无目晕的(曷羽)羽称为蓝翎。
清廷的花翎规定是：亲王、郡王、贝勒不代花翎；贝子戴三眼花翎；镇国公、辅国公戴双眼花翎；非宗室官员一品至五品戴单眼花翎；六品至九品官员戴蓝翎。
顶戴花翎是大清官员品级的重要标志，遇有朝廷革除、罢免在职官员的旨令时，必须摘除顶戴。
补子是绣在朝服胸前和背后标志等级的图像徽识。
清廷规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宗室列爵用园补子，绣龙蟒图像。
文、武品官用方补子。
文、武品官的补子各有类别，文官图像用禽纹，武官图像用兽纹，所以又有文鸟武兽之说。
文官一至九品依次为：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氵鸡)（敕鸟）、八品绣鹌鹑、九品绣练雀。
武官一至八品依次为：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六品绣彪、七品绣犀牛、八品绣海马。
朝服的补子规定用彩色丝线绣织，无论在明处还是在暗处，图像都鲜丽可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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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八景是哪八景
江西赣州八大景点 唐代的赣州城，滨临章贡二水汇合处，位于宋代城区的最北端，面积仅有1平方公里左右。
唐末五代卢光稠扩城时，采用的是黄土历筑城墙，由于扩城后的城区东北部地势低洼，因而江水岁岁冲坏土城。
至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孔宗瀚任赣州知州时，便开始使用砖石修筑城墙。
后经过南宋、元、明、甭、民国历时900多年的不断修缮和维护，遂使赣州城形成了一道长7公里、高大雄伟的砖城，而且护城河、墙垛、城楼、警铺、马面、炮城等设施齐全。
尤为珍贵的是，在赣州古城墙上留有数以万计的带有文字的城砖，据市博物馆调查统计，现石城墙上共保留各种不同内容的铭文城砖种，最早的铭文砖系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最晚的一种系民国四年（1915年）。
这一块块带有铭文的城砖，犹如一部历史的巨著，记载着古代赣州城的兴衰嬗变。
赣州古城墙，是我国唯一保存至今的宋代砖城，是我国宋代文史古这中的一件孤品，它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和城墙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1996年，国务院将赣州古城墙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的赣州古城墙，从西津门起，沿章江至八境台，然后溯贡江经涌金门和建春门到东河大桥头（原百胜门），全长共3600多米。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和赣州市人民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古城墙进行了全面的修缮。
这座雄伟的古城墙，不仅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赣州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同时敢是游览赣州城风景名胜最佳的一条观光步道。
这条在全国独具特色的旅游观光步道，把赣州城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这些宋城明珠，串联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来到赣州城旅游观光，人们从西津门登上古城墙，沿途可以游鉴西津门、郁孤台、蒋经国旧居、八境台、涌金门、建春门浮桥、寿量寺，并可俯览二水环流，远眺玉虹塔和马祖岩。
最后，可通过灶儿巷与南市街历史街区、游览文庙与慈云塔。
西津门 赣州城的五大城门之一，城门滨临章江，城门外是渡江津口，故名西津门。
西津门建有瓮城，城门有两重。
1932年红军攻打赣州城时，西津门是攻城的主战场，两重城门均被红军炸毁。
现保存的西津门，是位于瓮城的外重城门。
1933年重建时，改建为带有欧式建筑风格的三门洞碉堡式的城楼。
西津门旁还建有炮城，炮城平面为不规则的半圆形，始建于咸丰四年（1854年），是为了防止太平军攻打赣州城而建。
郁孤台 位于赣州市旧城区西北部的贺兰山上，此地是赣州城的制高点，取其地树木葱郁，山势孤独而名郁孤台。
郁孤台在唐朝代宗进就已见于记载，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时到今日，郁孤台的楹柱上仍挂有代宗时赣州刺史李勉登临郁孤台里留下的联句：“郁结古今事，孤悬天地心”。
南宋淳熙初年（1174），著名词人辛弃疾在赣州任江西提典刑狱时，曾留有《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一词，郁孤台因此名扬海内，后人多有慕名来访乾。
登临过郁孤台的历史名人，在宋代有苏东坡、辛弃疾、岳飞、文天祥，明代有王阳明；解放后，郭沫若先生曾登临郁孤台，并作有《菩萨蛮》词一首。
1996年，****主席沿京九线视察来到赣州，也曾登临郁孤台。
郁孤台上有清代同治十年（1871）所建的全木结构楼台一座，1982年重建时改为钢筋凝土仿木结构，其形制外观均未改动。
仍为3层，高17米。
登上郁孤台，可俯瞰赣州城全景。
蒋经国先生旧居 位于赣州城北端的花园塘1号，此地原为赣州府府衙，1939年2月，蒋经国先生来到赣州任专员，在府衙旧址靠近章江的空地上建筑官邸一栋，并一直并一直居住于此，直到1945年2月离开赣州。
旧居为一凸字形的西式洋房，西邻章江古城墙，前有花园塘，遥对郁孤台，现为赣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对游人开放。
蒋经国先生执政赣州时，曾提出“建设新赣州”的口号，并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他还按照中国传统启蒙读物的形式，编写了《新赣南家训》一文。
八境台 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位于赣州城东北隅的古城墙上,和古城墙同时修建.发源于南岭山脉的章江和发源于武夷山脉的贡江,就在八境台下汇合成赣江. 登上此台,赣州八景一览无余,犹如身临其境,故取名八境台.此台建成时,主持建造的知州孔宗瀚曾将登台所见绘成《虔州八境图》，并请苏东坡按图题诗八首。
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岭南路经赣州时，曾亲临八境台，在遍览赣州的旖旎风光之后，深感原诗“未能道其万一”，遂补作后续一篇。
宋代孔宗瀚和苏东坡所见的赣州八景是：石楼、章贡台、白鹊楼、皂盖楼、郁孤台、马祖岩、尘外亭和峰山。
到了清代，由于景观发生了变化，在八境台上所见的八景是：三台鼎峙、二水环流、玉岩夜月、宝盖朝云、储潭晓镜、天竺晴岚、马崖禅影、雁塔文峰。
八境台建成后曾屡遭火灾，1984年重建时，改为钢筋凝土仿木结构。
新台于1987年落成。
共3层，高28米，斗拱飞檐，画梁朱柱，并采用琉璃瓦盖面；内疗装修有天花、藻井、彩绘，整个建筑溢彩流金，巍然壮观。
登台凭江远眺，城外的山水田园之美，城内的亭台楼阁之秀，皆可尽收眼底。
二 水环流 发源于崇义聂都山的章水，从赣州城西而来；发源于武夷山的贡水，从赣州城东而来；两水夹城而过，在赣州城北的八境台下汇合，而成为赣江。
这一恢宏的景观被誉为二水环流。
赣江在八境台下形成以后，迳直北去，流经吉安、南昌，然后在永修县的吴城城镇注入鄱阳湖，最后在湖口汇入长江。
赣江干流全长511公里，号称千里赣江。
赣州城便是千里赣江第一城，八境台就是千里赣江第一景。
赣州城因位于赣江的源头，因而得名为赣，又因赣江纵贯江西省全境，江西省亦简称为赣。
玉虹塔 位于水西乡三联村境内章、贡两江合流后的赣江西岸，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
同治《赣州城府舆地志》载：“玉虹塔，在城北西岸，明万历间，都御史谢杰从士民请建，取坡公‘水作玉虹流'句为名，塔下旧有玉虹桥。
”现有相当多的塔砖上都还保留有“万历宝塔”的铭文，与文字记载相符。
玉虹塔是一座楼阁式塔，底部设有1米多高的红石须弥座，平面为6边形，三面辟门，共9层，高30米。
塔的6面外墙均粉有白灰，故俗称白塔。
此塔的结构为壁内折上式，即在塔身的夹墙中设有盘旋而上的梯道，可直通塔顶。
此塔的结构设计合理，特别是外墙采光窗与梯道巧妙相对应，不失为明代砖塔的佳作。
1987年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马祖岩 位于赣州城外贡水东。
据载，唐代禅宗教大师马祖道一曾驻锡于此，故称马祖岩。
至宋代，马祖岩已是赣州著名的游览胜地，除建有佛日寺外，还依山建有尘外、云端、驹岩、一憩、吸江5亭。
苏轼、文天祥都曾游于此并留有诗句。
马祖岩的寺庙建于巅顶，从唐代一直沿续到现今。
寺庙前的岩壁上原有宋以来的题刻6品，现仍保存元、明、清题刻4品。
马祖岩巅顶是观看赣州城的最佳之处。
苏东坡诗词描述道：“却从尘外望尘中，无限楼台烟雨蒙，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寻孤塔认西东”。
马祖岩现已辟为森林公园。
建春门浮桥 全长约400米，桥面宽5米，构造方法系每三只木舟为一组（个别的为2只木舟一组），然后在木舟上架梁，梁上再铺板，整座浮桥用了33—35节（视水位高低而增减）约100只木舟组合而成。
每3只木舟为一节的长度是12米，木舟宽度2米，长9米。
浮桥这一古老的交通设施，在赣州一直沿用了九百多睥，构成了今日赣州城物特有的人文景观。
寿量寺 位于市区中山路建春门附近。
唐末五代后梁时，百胜军防御使卢光稠为感其恩，遂捐赠东宅花园建寺，名卢兴延寿寺，后改圣量寺，宋代祥符年间改名为寿量寺。
元朝末年该寺毁于兵火，明朝洪武年间僧人荣安重建，解缙为该寺题写了《寿量寺中兴碑词》。
寺内原有一尊高达6米的铁铸观音大士像，也是卢光稠出资所造，是江西省最大的铁造像，但在“文革”时期被毁。
现寿量寺保存的建筑物建于清朝，近年来已由佛教协会进行了修缮，并在大殿内重新雕塑了一尊高达6米的木质观音大士像。
寿量寺前殿有韦驮，后殿有地藏菩萨，东侧偏殿有伽蓝、药师菩萨，西侧偏殿有毗卢佛和千手观音，二楼存放有香港心明法师赠送的大藏经书一套。
“祖国在我心中”演讲稿
最佳答案祖国在我心中 在爬满甲骨文的钟鼎之上，读祖国童年的灵性；在布满烽火的长城之上，读祖国青春的豪放；在缀满诗歌与科学的大地之上，读祖国壮年的成熟…… 我想说又不愿说，我也曾看到祖国的孱弱，在圆明园烧焦的废墟之上，我看祖国是一滩血；在邓世昌勇猛的“致远舰”上，我看祖国是一团火。
但我的祖国没有沉没，在亚细亚的东部，用宽厚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将炎黄子孙揽于怀中，用茅草和土砖修复残缺的岁月，用野菜和稀粥喂养饥饿的生活。
中山先生，在黑夜里开始规划治国方略，，在贫瘠的土地上，支撑民族的血肉与骨骼；，把饱经沧桑的瞳仁放大，指引多灾多难的祖国，从世纪的风雨中神奇地走过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过壶口，闯关东，走三峡，奔大海。
在河西走廊，华北平原，我看祖国的富饶与辽阔，看祖国千里马般日夜兼程的超越；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看祖国崇高与巍峨，看祖国繁荣的霓虹灯日夜闪烁，灿若银河…… 给我肤色的祖国，给我智慧与胆略的祖国。
尽管在乡村，还有辍学孩子渴望的目光；尽管在城镇，还有下岗女工无奈地诉说，但我知道，更有改革的浪潮迭起，冲破旧的观念，旧体制的束缚，迎来新世纪磅礴的日出
这是一个除旧立新的祖国。
这是一个沸腾上升的祖国；这是一个如日中天的祖国。
我的话语多得成一部历史，我的话语多得可组成一片星河，但是说得最多最动情的一句，便是——腾飞吧祖国、祖国吉祥，吉祥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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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毛主席的＜七律 长征＞全文
《七律•长征》（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是在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时写下的一首诗。
全诗生动地概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程，赞颂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这里的“三军”，专指“红军第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
在写这首诗时，红军二、四方面军正在行军途中，还未越过岷山。
但希望并想念他们定能战胜天险，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完成长征的任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所以，“三军”一词，充分表达了对红军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殷切希望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