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关于武汉历史文化的一系列名词的解释
武汉的历史文化 一、武汉历史 武汉市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北效黄陂县有近几年才发现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约3500年前的商代方国宫城。
三国时期，在武昌和汉阳筑有江夏和却月古城，唐代已是著名商埠，明清时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三镇遍布革命胜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首义于此，现存有起义门旧址，武昌阅马场的红楼是当时的指挥中心，现存有孙中山的纪念铜像。
最负胜名的景点有：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国家级风景区东湖，以五百罗汉、玉佛及悠久历史著称的归元寺，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古琴台等。
☆江城的由来 和山城重庆、蓉城成都、春城昆明一样，武汉市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别致的名字——江城。
也许大家要问：长江从上至下，流经了大大小小为数不少的城市，为何此称独钟武汉
其原因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武汉游玩，与史郎中在黄鹤楼上饮酒，边饮酒边欣赏音乐，喝到了兴头上，李白诗兴大发，于是题下一首诗，诗名叫做《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
诗是这样写的：“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 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武汉人非常喜爱“江城五月落梅花”中的“江城”这一佳名，于是自号为江城人。
除江城之外，武汉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这些名称的来源反映了武汉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源源。
☆武汉三镇的由来 武汉有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其发展的历史、规模、速度各有不同的特色。
武昌之名始于东汉末三国初，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武昌之名是与今鄂州市互换的。
从考古发掘来看，武昌在新石器时代的水果湖放鹰台和南湖老人桥、洪山区花山乡的许家墩和棋子墩等处，就是古人栖居之地。
旧时的舞场手工业发达，以造船、冶金、铸造钱币为主，武昌的陶瓷名叫影青瓷。
另外，，在武昌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黄鹤楼的屡次兴废，从三国时代至今已历十余次，每次重建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反映出各个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和特点。
汉阳一名的来历与汉水密切相关，古语“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称阳，故名汉阳。
公元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
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
汉阳，特别是鹦鹉洲一带，历来是长江中游商船集散的地方。
唐宋元明各朝代，商业手工业很是繁华。
同时，汉阳还是游览胜地，位于汉阳的归元寺是武汉市佛教丛林保护得最好的一处，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昌和汉阳筑城起始于同一时期，约有1800年历史。
历史上，汉口，汉阳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同步发展的。
直至明代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汉水改道（汉水在历史上改道不下8次）从龟山北麓入江以后，汉口才独立发展，仅有500多年的历史。
汉阳、汉口很早就筑有城墙，分别被当作过县治之所在。
汉口后来迅速成为一座新兴商埠，名声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武昌和汉阳，，明末清初，汉口已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海外誉为“东方芝加哥”。
汉口的港口贸易运输业颇为发达，成为我国内河最大的港口，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吴琪诗）状其景，“居民填溢商贾辐楼，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颇能反映其繁盛。
清乾隆年间，汉口更盛于世，仅“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
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5年在汉口修筑张公堤。
这条堤对逐年降低后湖一带的水位，使荒湖野洲形成陆地，对起初狭小的汉口扩建面积提供了方便条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
今天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市”，其历史只有74年。
☆火炉之成因 为什么夏天的武汉给人的感觉十分难熬
这是因为武汉地区江河湖泊众多，水域面积大，白天太阳暴晒，水汽大量蒸发，空气湿度增大，团团热气像一个巨大的罩子将整个城市罩住，一方面使地面的热量向空中辐射的速度减慢，室内气温持续不降；另一方面使人体表面不易散热，宛如桑拿室，故汗出如浆，闷热难耐，号称“火炉”。
二、武汉地名及由来 ☆集家嘴的由来 据《汉口丛谈》载：明嘉靖元年(1552)，世子朱厚燠从钟祥出发， 经此赴北京继承皇位，因此后人把皇帝经过 的这个渡口称为“接驾嘴”，后来因这里码头多作转运粮食之用，改称 “集家嘴”。
☆卓刀泉的传说 相传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曾驻兵于武昌伏虎山麓一带。
当时部队缺乏饮水，“羽用刀卓也”，于是“水涌成泉”，故名卓刀泉。
明朝初年，楚昭王朱祯喝过这儿的泉水，极为赞赏，于是筑井台建井亭，并手书“卓刀泉”三字。
☆广埠屯的由来 明太祖时：要求诸王护卫军屯田护卫；明成祖时更是要求发展农业生产。
楚王积极响应，他命令驻扎在东门外交通孔道口的护卫军置屯耕戍。
明太祖时赐给诸王的仓库名称都以广字开 头，楚王的仓库名广埠，因而护卫军屯垦之地就称为广埠屯。
☆兰陵路的由来 现今兰陵路一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俄租界，战后收回时将带有俄国色彩的街道统一改名。
曾以任两湖巡检使兼湖北督军和省长的萧耀南的郡望(某姓世居某地为当地所仰望之 意)定名。
萧姓的郡望为浙江兰陵，故称兰陵路。
此路名沿用至今。
? ☆“六渡桥”的民间传说 六渡桥位于汉口中山大道与三民路相交的地带，原有一桥，名六渡桥，又有六度桥、绿豆桥、六道桥、六斗桥、陆渡桥等多种称呼。
名源亦不止一说。
一般认为是三百多年以前成河的玉带河上的三十多座渡桥中的一座。
传说一：传说现六渡桥一带为水洼之地，一老人的独生儿子在此不慎失足落水，老人遂募捐修桥，募到六斗米，并带动其他人捐钱捐物，很快修好了桥，故名“六斗桥”，即为现今的六渡桥。
传说二：旧时汉口四面临水，居民常有水灾之度。
明崇桢八年(公元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昌在今长堤街一线筑堤防水，取土处凹陷成河，环绕如带。
为便交通，多处建桥。
但也有人考证其名源于附近原有大度庵，故名六度桥。
此桥随河在清末湮没，但其名作为这一带的泛称留传至今。
现在，三民路南段的西侧有条长仅54米的小街，原为桥头通道，仍叫六渡桥街。
☆宗关·水厂 宗关和水厂都是汉口汉水铁桥至江汉三桥一带的泛称，几乎是同意语，但又名有自己的来历、所指。
宗关俗称上关，与下关汉口汉关对称，和武昌关，汉阳朝关一起，同属旧江汉关监督署，是过去的征税机构。
名源“江汉朝宗”的“宗”字。
清代在这一带没关收税。
民国以后，征税作用渐小，三十年代以后仅为码头、渡口。
水厂即宗关水厂。
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汉口巨商宋伟臣等筹办既济水电公司(取“水火既济”之意)，在宗关兴建水厂，是武汉市最早的自来水厂。
水厂建成后，四周多为农田菜地或荒地，只有水厂较为显著，人们便以水厂作为这一带的泛称，相沿至今。
☆水果湖的由来 水果湖泛指武昌城区东北部滨临东湖的大片地区，现为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水果湖并不产水果。
原是一片荒丘野岭，沟壑纵横，连农田菜地也不多。
每逢下雨时，丘岭上的雨水顺着沟壑汇集到这里的湖汊里，由此出口流入东湖，人们便把这个东湖的湖汊称为水口湖。
日久讹变，谐音转化为水果湖。
☆丹水池的由来 丹水池是汉口城区东北部京广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名称。
丹水池得名于一场误会。
传说清未有位老人在这里江边端水，有人问他此地叫什么名字，他以为问他在千什么，随口答道，端水吃。
问话人只听到三字的字音，以为当地名叫丹水池，沿用至今。
现为仓库区。
☆四官殿的由来 四官殿是汉口沿江大道四宫殿码头至民权路口一带的泛称。
四官殿原是一所庙宇，供奉天、地、水、火四官，建于清初。
附近人烟稠密，住的多是板房茅舍，易起火灾，居民惶恐，乞灵于四宫殿中的火官，祈求火神祝融保佑平安，所以又把四官殿称为火神庙。
但火神不灵，连他自己的庙宇也保佑不了，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从此没有四官殿，但这一带却仍称四官殿至今。
☆姑嫂树的由来 姑嫂树是汉口新华下路与京广铁路相交处以北至张公堤一带的泛称。
这一带是汉口后湖地区的高地，附近有陈家河。
有个姓刘的船民在陈家河上以撑船为生，他和他的妻子、妹妹在此筑墩建屋居住，称为刘家墩。
刘家姑嫂在家，除种地外，还在农闲时到墩西的余家塘埂上摆摊卖茶、卖稀饭。
为了便于过往行人歇息，她们在塘埂上种了一棵棠梨树。
此树长大后，枝繁叶茂，粗壮高耸，不仅可为行人歇息时遮荫，而且成为这一带水陆通道的显著标志。
从此，人们称这一带为姑嫂树，而不再称刘家墩。
☆阅马场的由来 阅马场位于武昌城区的中部，东至蛇山洞延伸出来的武昌路，南至阅马场小学，西至湖北剧场，北至蛇山南麓，东西长100米，南北宽300米，是个知名度很高的广场。
清代初年，巡抚刘兆麟在明代楚王府之东辟建练兵演武的校场，场上有演武厅，是举行武科考试的场所，名阅马厂。
解放后在书写时改“厂”为“场”，己经约定俗成。
☆积玉桥的由来 积玉桥泛指武昌解放路北端以东之中山路南北两侧地带。
这一带原来有座桥，每年夏季湖水上涨时，附近的居民就在桥孔处捕鱼捞虾，所捕之鱼多为鲫鱼，遂称此桥为鲫鱼桥，并泛指附近之地。
后来这里成为运送铸造铜元材料的车辆至铜元局的必经之地，便取堆金积玉之意，将鲫鱼桥谐音雅化为积玉桥。
积玉桥作为区片名称则沿用至今。
三、名人及与其有关的地名 1、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
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
出生于农民家庭。
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
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
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并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
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
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
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
☆与孙中山相关的地名：与辛亥时期有关的地名，首推汉口的中山大道、武昌的中山路，都是纪念孙中山的，此外，在汉口的桥口路南端以东，有两条南起沿河大道、北止汉正街的街巷，一名中山大巷，一名中山小巷。
清末时其近处有座三庙码头，辛亥革命后码头改名为中山码头，这两条街巷也因此易名。
2、黄兴——近代民主革命家，字克强，长沙人。
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1898年进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度，赴日本留学，1916年病逝于上海，归葬长沙岳麓山，有《黄兴集》行世。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但具体组织国内起义的，则是他的战友黄兴。
特别是黄花岗、武昌两大起义，黄兴都直接指挥，并亲自参战。
所以有人说，孙是一面旗，黄是一把剑，二人并称”孙黄”，都是辛亥革命的领袖。
或者说，黄兴是辛亥革命中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
黄兴故居是一栋普通的泥砖青瓦平房，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
故居原来规模较大，有两进两横，左右有披厦、厢房，构成一座四合大院，大小房间共有32间。
为筹集钱款到国外购买武器，黄兴毅然卖掉了家乡凉塘的大片田产和部分房产，故居的房间现只剩下12间，占地约1400平方米。
☆与黄兴相关的地名—黄兴路：赫赫有名的黄兴也有经其名字命名的街道，位置在汉口车站路西，那条从胜利街到友谊街与垂直行的马路即是黄兴路。
此路原在法租界内，形成于清末民初，两侧多是钢结构二至三层的红砖房，是军阀吴佩孚和一批富商的产业，法国人命名为巴黎街，抗日胜利后更名。
3、蔡锷——中国军事家。
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长沙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
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兵，失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
1904年归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
1911年（宣统三年）擢云南三十七协协统。
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
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接任贵州都督。
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暗加监视。
1915年11月潜出北京，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与袁军激战于四川泸州、纳溪。
袁世凯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因病赴日本就医，不治逝世。
有《蔡锷集》、《蔡松坡集》。
楹联主要收于《蔡松坡先生联语》。
☆与蔡锷相关的地名—蔡锷路：纪念讨袁名将的蔡锷路在汉口车站路下首，东南端为滨江公园粤汉码头。
原在法租界内，称为福熙大将军街，1945年后易名。
4、张自忠——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
字荩忱，山东临清市唐元村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1911年考入天津法政学校，次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
1914年，他投笔从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并先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市长。
抗日战争暴发后，他率部南下抗战。
1940年5月1日，在枣宜战役（枣宜改自忠）中英勇殉国。
1940年5月28日，重庆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
8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张自忠追悼大会，、周恩来、朱德分别送了挽词。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与张自忠相关的地名—张自忠路：在沈阳路下首有条张自忠路，原为日租界内之成忠路，与沿江大道、中山大道垂直。
5、岳飞——南宋军事家，民族英雄。
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
少时勤奋好学，并炼就一身好武艺。
19岁时投军抗辽。
不久因父丧，退伍还乡守孝。
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开始了他抗击金军，保家为国的戎马生涯。
传说岳飞临走时，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
☆与岳飞相关的地名—岳飞街：现存唯一一条以古人之后命名的街道是岳飞街。
原在法租界内，与车站路垂直交叉，上起黄兴路，下接中山大道。
这条路原名霞飞将军街，是以法国征战亚非的将领霞飞命名的。
6、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 ☆彭楚藩——原名家栋，字青云，湖北鄂城人。
1906年入湖北新军，后考入宪兵学校，毕业后在宪兵营任班长，先后加入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文学社和共进会，是起义总指挥部的军事筹备员。
☆刘复基——字尧澄，湖南常德人，21岁时加入黄兴创立的华兴会。
在日本流亡期间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先后在长沙、上海、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入湖北新军后，加入文学社，被推为评议部长。
他有胆有识，足智多谋，被称为“小诸葛”。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大会委任他为起义总指挥部的常驻军事筹备员。
☆杨宏胜——字益三，湖北鄂城人，在湖北新军当兵期间，加入文学社。
根据起义总指挥部的决定，退伍离营，在中和门正街开一小杂货店作掩护，传递情报、联络同志。
筹备起义时为交通员，负责起义时的弹药运输。
☆相关地名—彭刘杨路：从武昌造船厂东大门往北，有一条从平湖门至阅马场的东西行马路，叫做彭刘杨路。
这条路是纪念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烈士的。
1931年在他们献身的湖广总署东辕门旧址，现在武昌造船厂东大门内建立了三烈士亭，亭中立石碑一块，上书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9个大字。
1991年值武昌首义80周年之际，武昌区人民政府举办首义文化节，在武昌阅马场树起了彭刘杨三位烈士的塑像，让后人瞻仰和缅怀烈士的英雄勋业。
四、地方文艺 1、汉剧 汉剧为湖北主要地方戏曲剧，也叫“汉调”，俗称“二黄”，辛亥革命前后改称“汉剧”。
汉剧的主要声腔为“西皮”、“二黄”。
“二黄”来自安徽形成于鄂东与安徽毗邻地区，主要由汉调艺人创造、发展，并与“西皮”合奏，从而开创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皮黄声腔系统。
“西皮”一词，最早见于清代张亨甫《金台残泪记》（著于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谓：“甘肃腔”曰“西皮调”。
西皮源出陕西梆子。
西皮、二黄合流，最早见于清代叶调元《汉皋竹枝词》(成书于清道光三十年，即公元1850年)：“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黄，倒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
”说明当时不仅是西皮、二黄合奏，腔调板式已渐趋完备。
汉剧在嘉庆、道光年间进入兴盛时期，科班迭起，名角辈出。
并依流行地区划为襄河、府河、荆河、汉河四个路子。
汉剧分十大行：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
汉剧有上千个传统剧目，现存剧目仍有660多个，主要演出历代演义及民间传说故事。
清代在汉口刊行的《新镌楚曲十种》收有老汉剧本《英雄志》、《祭风台》、《李密降唐》、《临潼斗宝》、《青石岭》等。
汉剧唱腔以板腔体的西皮、二黄两类声腔为主，兼有歌腔、昆曲、杂腔、小调等。
西皮、二黄在传统演唱中，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专用调和特定腔。
如：襄阳调，用于《雷神洞》中，唱腔近似小调，可与西皮连接演唱。
“黄反腔”，拉二黄弦，唱西皮腔，俗称“黄反”，《祭江》、《四郎探母》中均用此腔。
汉剧还有很多杂腔小调和丰富的曲牌。
如《七句半》、《又名罗罗腔》、《耍孩儿》、《银纽丝》、《凤阳歌》、《鸳鸯鸟》、《过关调》等数十余种。
传统的演唱和器乐曲牌有四百多首。
《大赐福》、《*场会》、《五才子》等，则是专唱曲牌的剧目。
汉剧锣鼓经十分丰富，打法多样，大体上可分为“大打”、“小打”和“串打”。
“串打”很有特色，配以马锣，节奏鲜明，气氛强烈，如：《马武闹馆》、《扎高围滩》、《双卖武》等花脸、武生戏中，均用“串打”来衬托*莽英雄洒脱粗犷的性格，颇见效果。
2、楚剧 楚剧旧称“黄孝花鼓”、“西路花鼓”，1926年改名“楚剧”。
流行于湖北，约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在黄陂、孝感一带的竹马、高跷等民间歌舞及鄂东的“哦呵腔”的基础上发展形成。
原是人声帮腔，锣鼓伴奏。
1920年进入武汉后，受到汉剧、京剧的影响，逐步发展提高，1923年改为丝弦伴奏。
解放后，音乐上有所革新，丰富了板式，发展了“小调”，吸收了“高腔”，形成了“迓腔”为主的板腔、高腔、小调三大腔系。
经过整理的传统剧目《葛麻》、《百日缘》、《泼粥》、《狱卒平冤》和现代剧《双教子》、《追报表》等影响较大。
3、湖北评书 湖北评书是用湖北方言讲故事。
由一人表演，只说不唱，以一块木头为道具，情节每到关键时刻，猛击一下醒木，听众为之一振。
湖北评书流布于武汉、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城市，与之相近的荆州、孝感、黄岗、宜昌等地区也有一些艺人从事演出活动。
湖北评书的兴起，据前辈艺人说，并参考民国初年《夏口县志·建置志》记载，明崇祯八年(1635)，汉阳通判袁焻在夏口(今汉口市区)督修拦水长堤期间，有艺人胡某在民工、船夫中说书，很受欢迎。
从此说书在这里打开了门户。
湖北评书的繁荣发展开始于清同治年问。
至光绪年间，洋务派在武汉建立大型工业，修建京汉铁路，市镇经济有了发展，人口骤增，使评书有了大量听众。
当时武汉三镇的茶馆都争相邀请评书艺人演出。
当时汉口以说书驰名的有任春山、顾轩南，后来他们各收艺徒，各立门户，流传范围逐渐扩大。
湖北评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两类书目：一是根据演义小说讲述的“底子书”和在这种基础上加工发展的“雨夹雪”，如《三国》、《水浒》、《隋唐》、《岳飞传》等；一是艺人自编自演的“路子书”，如《王莽忠孝图》、《八门斗智》等。
只求情节惊险热闹的“路子书”的崛起，妨碍了对一些名著的加工钻研，说“底子书”的也逐渐减少。
但由于“路子书”是自编自演，艺人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自如，促进了艺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
湖北评书善于塑造玩弄权贵豪强于股掌之间的*莽英雄形象，每部书中都有一个或几个这种类型的重要人物。
湖北评书讲述风格幽默酣畅，语言流畅、华丽，描绘景物时常用韵律回旋有致的骈体，与叙述、对话时使用的生动口语辉映成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北评书逐步整理了一些传统书目，并上演了《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林海雪原》等一批新书，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短篇书目，如《智闯鄱阳》、《芒种喂马》、《挂牌成亲》等，使湖北评书得到发展。
何祚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共党员，一级演员。
1959年毕业于武汉一师，1963年调入武汉市说唱团任评书演员，1993年调任武汉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文化部及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省曲协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发表出版作品200余万字：长篇评书《杨柳寨》获全国优秀曲艺（南方片）观摩演出创作一等奖，短篇评书《挂牌成亲》获全国优秀曲艺作品一等奖。
武汉地区两届十佳演员，获湖北省首届文艺明星奖，大型戏剧《穆桂英休夫》获1996年曹禺戏剧文学评奖提名奖，由创作小说改编的同名戏剧《养命的儿子》获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
4、湖北大鼓 湖北大鼓与湖北评书不同，以唱为主，夹以说白，以鼓板为主要乐器，演员边击鼓边唱说，风趣幽默，通俗易懂。
张明智——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擅长湖北大鼓，国家一级演员，有着五十年的舞台生涯的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
语言幽默，表演泼辣大方，演唱优美而富于韵味，雅俗共赏，独树一帜；拥有众多的观众和追星族，在湖北地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录制了四十多盒磁带和五十多部MTV，畅销省内外，并在多部喜剧电视剧中担任主要角色，曾被评为湖北省及武汉市劳动模范、慈善大使、湖北省文艺明星、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北省及武汉市优秀专家。
现任湖北省曲艺协会副主席，武汉市红金龙说唱艺术团名誉团长、艺术总监。
是一位公认的德艺双馨的曲艺艺术大师。
不懂点吃的文化和历史，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吃货
第一、五千年文化有什么用
答案，经受五千的变迁这个文化还依旧在这个世界存在，不像很多其他古文化已经被这个时代淘汰，一时的兴看的是科技，恒久的兴看的是文化。
历史上很多国家因为一时的科技发达成为那个时代的标杆，但没有文化最终也是没落在无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还存在，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我们传承了五千年文化吗
你把我们传承下来的文化看的太狭隘啊，首先不要走进一个误区，把汉文化当成华夏文化，汉文化是指汉民族的文化主要体现在汉代、唐代、宋代等，所以你感觉我们传承的文化都是汉代和唐代的。
我们这里说五千年的文化是指华夏文化或者叫中华文化，而非狭义的汉文化。
第三、文化大多都是传承下来的，你发现一些不适合这个时代发展需要的不被重视，一些适合的你又发现不了。
例如吃，我们依旧是以粟米为主。
例如居住，我们依旧是户（家）为单位。
例如交流，我们交流依旧用象形文字。
第四、五千年传承的文化太多了，千万不要以偏概全，这些文化是顺着时代在被改进和淘汰的，这才是我们的文化
秋瑾为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什么贡献
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字璿卿，后来又以鉴湖女侠、旦吾、竞雄、汉侠女儿等为字号。
1875年出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今绍兴）的一个官宦家庭。
父亲秋寿南是个举人，当过湖南常德县厘金局总办。
秋瑾自幼工诗词，善骑射，性豪爽。
1890年，秋瑾的父亲到湖南做官，她随父入湘。
1896年，奉父母之命嫁与湖南富商之子王子芳。
因愤于封建家庭的压迫，不甘于“米盐琐屑终其身”，她毅然离开“铜臭纨绔”的丈夫。
她曾以诗词抒发当时心境：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
俗子胸襟谁识我
英雄末路当磨折。
莽红尘何处觅知音
青衫湿
” 自此，她不仅经常身着男装，出入朋友家中；而且四处奔走，变卖首饰，筹措经费。
待安顿好一双年幼的儿女，便买船票东渡，踏上了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1904年7月4日，秋瑾抵达日本东京，开始了留学生涯，她先在中国留学生会馆设立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一个月后进入东京实践女校师范科学习。
学校课程有日语、教育学、心理学、理科（包括理、化、生物、生理卫生等）、地理、历史、算术、图画、体操、唱歌、汉语等，每周设33课时，再加6小时的自修课。
秋瑾除完成繁重的功课外，还每天坚持做体操，练习骑射等。
留学期间，秋瑾时刻不忘救国重任，她在赴日后不久曾写道：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己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 抱着为救国而寻找“知音”的目的，秋瑾除在校学习外，还广交留学生中的志士仁人，如周树人（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
时人回忆，她常身着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人相往还”，急切讨论救国大业；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爱国、革命团体。
她先是加入留学生组织的“演说练习会”，以期掌握演说技巧这个宣传和发动革命的武器。
据说，每次留学生集会，她都要登台演说，“其词悲感激切，荡人心魄，人之闻者，未尝不泣数行下，而襟袖为之渍也”。
秋瑾1904年，又加入了冯自由奉孙中山之命组织的反清革命团体“三合会”，担任该会“白纸扇”（军师），在“推翻清朝，恢复中华”的宗旨下进行革命活动。
同一时期，秋瑾还积极参与创办《白话》杂志，“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俗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
”她以“鉴湖女侠”等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抨击清朝官场丑恶，宣传男女平等，号召救国。
她写道：“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
当初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它反对。
”“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的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的事情，尽力去做，……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
字里行间，充满了妇女解放的激情。
1905年，秋瑾从与陶成章的结识交往中，获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光复会已在上海成立，遂于三四月间离日回国，前往探访。
经陶成章和徐锡麟介绍，在上海加入了光复会，并宣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从这时候起，秋瑾由一般的爱国、进步青年正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同年8月20日，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由国内重返日本不久的秋瑾，在同盟会成立后，即经宋教仁、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填表登记，宣誓加入了同盟会。
她是浙江籍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人。
由于她斗争立场鲜明，工作态度积极，被推举为同盟会评议员、浙江主盟人（分会长）。
于是，秋瑾由一般的革命志士和革命党人，成长为主持一省革命之责的革命党领导人，成为自觉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著名女革命家。
同盟会成立3个月后，在日本发生了中国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颁布了《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日语“取缔”即约束、管制之意），对中国留学生实施种种无理限制。
中国留学生立即掀起了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运动，秋瑾一如既往地全力投入。
12月5日，数百名留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举行集会，她作为全体女留学生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痛陈女留学生的爱国之情，严斥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压制，力主全体留学生罢课抗议。
集会后，留学生组织了敢死队，推举她担任指挥，率敢死队维持罢课秩序。
12月8日，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的迫害而蹈海自杀，留学生们反响强烈。
秋瑾在留学生集会上要求大家同心同德，一致行动，坚决主张留学生全体回国。
1905年12月25日，她登上从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离开日本，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
回国后，秋瑾在上海全力赞助创办中国公学，以安置归国学生，并奔波于上海、绍兴之间，从事革命活动。
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她决定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提出创办的宗旨，是要“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
为此，她四处奔走募捐求援，筹集办报经费。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第一号终于在上海问世，秋瑾在“发刊词”中说明办《中国女报》是为了“中国前途”，“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
3月，第二号也出版发行。
秋瑾对此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在这两期上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勉女权》等文章、诗作。
文章都用白话文，字字血、声声泪，控诉了封建制度及各种纲常伦理、旧习恶俗对广大妇女的残酷压迫与束缚，愤怒驳斥了封建统治者鼓吹压迫妇女的种种谬论，热情洋溢地号召妇女们行动起来，为自身的自由、解放，为男女平权进行斗争。
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说： “唉
二万万的男子，是人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
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
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
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 她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立志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男女平等。
据说，许多妇女看到这些文章后，感动得流出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
秋瑾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要把它作为“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
她还把争取妇女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紧地联结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
她在《勉女权》歌中写道：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
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
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等。
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
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她号召妇女们“奋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
由于经费无来源，《中国女报》仅出了两期便被迫停刊。
除了公开的思想宣传外，秋瑾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秘密筹划武装起义的工作上。
她刚从日本回国，便参加了光复会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
她曾奔走各地，联络革命同志，千方百计筹款购买武器，也曾在上海租屋制造炸弹。
1906年12月，湖南革命党人筹划萍浏醴起义，光复会也积极准备江、浙、皖地区起兵响应。
决定由徐锡麟主持安徽的起义活动，而浙江的武装起义活动则由秋瑾担任指挥。
秋瑾从上海动身回浙，在杭州白云庵，与正出发赴皖的徐锡麟会面商定，浙皖两地分头活动，同时举兵。
这时，正逢她母亲病故，秋瑾强忍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起义筹备工作中。
她在杭州的新军和弁目学堂、武备学堂中发展光复会组织，亲自往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
1907年1月，得知萍浏醴起义失败，浙江的起义活动被迫停止。
悲愤之余，秋瑾、徐锡麟等决定江、浙、皖地区独立举行起义。
2月，秋瑾被公举为绍兴大通学堂督办。
大通学堂全称为“大通体育师范学堂”，是1905年徐锡麟、陶成章等人所创办的、光复会培训革命骨干的学校。
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承担起以大通学堂为中心，组织浙江革命力量准备起义的重任。
她首先整肃学堂纪律，再扩大招收各地的会党骨干入学，接受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
第一批招生80名，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光复会会员。
她以学校上军训课的名义，经绍兴知府批准，从上海购得250支步枪、20万发子弹，并从革命党中选派了几十名教官。
每天清晨，当号声响起，学员们奔向操场时，身着军衣、怀藏手枪、跨马佩刀的秋瑾，早已英姿飒爽地等候在操场上了。
她和学员们一起跑步，督促学员们一起训练。
她把大通学堂办成了革命党的军事干部学校，和聚集革命力量的大本营。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会党，把会党力量纳入革命武装斗争的轨道，秋瑾于1907年3、4月两次前往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联络会党。
几乎每天跋山涉水五六十里，10多天中马不停蹄地奔走联络几个县。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宣传、发动工作，秋瑾与浙江各地的会党建立了广泛亲密的联系。
此外，秋瑾还多次赴杭州，在白云庵、西湖游船、客栈等处与驻杭新军及武备学堂、弁目学堂中倾向革命的官兵会面，动员并吸收他们加入革命党，发动他们参加起义。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秋瑾在会党、新军中吸收了600多人加入光复会，扩大了浙江的革命力量，为发动武装起义准备了基本队伍。
1907年4月以后，秋瑾开始了起义军的编制组织工作。
她先把从缙云到金华府各县，直到绍兴府嵊县等地的会党，统一编组为16级，以“黄河源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的七绝诗中，从“黄”字到“使”的16个字，代表16个等级，举徐锡麟为统领，秋瑾自任协领，另为分统、参谋等等，各级人员还发给嵌入表示自己职衔的那个字的金戒指作为标记。
接着，秋瑾定革命军名为“光复军”，亲自草撰《光复军军制稿》，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个字为代号，将会党力量、以及所有在浙江的光复会员，统一改编为8个军，每军设置大将、副将、参谋、副参谋、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13个军职，并规定以白底黑色“汉”字为军旗，以内书黑色“复汉”二字，并盖上图章的黄色小三角旗作为顺旗；还具体规定了军服、肩章等式样。
秋瑾还起草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告，用于起义后张贴发布。
文告中痛斥了清王朝的罪行，号召人民愤而响应起义。
这些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秋瑾亲往上海，会见她与徐锡麟之间的联络人陈伯平，通过陈伯平与徐锡麟约定：7月6日先由金华府起兵，处州府响应，以引出杭州的清军前往镇压；而绍兴方面则乘省城空虚之机，派起义军渡钱塘江袭击杭州城；在杭的革命党人则伺机从内部响应，里外配合，夺取省城；若此举未能奏效，则起义军即刻返回绍兴，经金华府、处州府而入江西、安徽，与安庆的徐锡麟会合。
在浙江革命党人举起义旗的同时，徐锡麟也在安庆发动起义，两地互为呼应，先夺取两省要地，再联合直取南京。
尽管起义计划颇为周密，但绍兴与安庆之间紧锣密鼓地筹措起义，引起了清政府方面的注意。
同时，由于起义军内部违反纪律，以及叛徒的出卖，嵊县、武义、金华、兰溪、汤溪、浦江等地的起义组织遭到破坏，起义计划泄露。
正当浙江起义活动危急之时，安庆的徐锡麟也被迫于7月6日仓促起事，虽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徐锡麟等惨遭杀害。
绍兴方面，已侦悉起义计划的胡道南也向知府贵福告密。
于是，大通学堂及秋瑾的身份和起义计划完全暴露。
7月10日，秋瑾从报纸上得到安庆起义失败和徐锡麟牺牲的消息，陷入巨大的悲痛，她“执报纸坐泣于内室，不食亦不语”。
她预料敌人会立即来搜捕，便迅速将光复会的秘密册籍、来往函电及枪械武器等全部转移或销毁。
12日，杭州的革命党人送来密报：清政府已从省城派出300多人的军队，前来绍兴逮捕秋瑾等人。
周围的革命同志和亲属一再劝她赶快撤离，但她毅然做好了慷慨赴难的准备，她在给徐小淑的绝命诗中写道：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
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
不需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
” 抱定“牺牲尽我责任”的秋瑾，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和脱身之策，临危不惧地采取保护革命力量的种种应变措施，继续沉稳疏散人员。
7月13日下午4时左右，绍兴知府贵福带领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面对清朝统治者血腥的魔爪，秋瑾最后一次拒绝了逃离学堂的劝告，让学生和办事人从前、后门分别出逃，自己与教师程毅等数人坚守。
当清军围攻之际，她勇敢地举枪抵抗。
最后清军从前门攻入学堂，秋瑾等人被捕，她双手反缚，被清兵推拥着，押送到知府衙门。
知府贵福当夜即提审秋瑾。
贵福升堂就坐，厉声喝令秋瑾招供同党。
秋瑾不予理睬。
贵福指着摆在案桌上从大通学堂搜查来的枪支、文告等，问道：“这些是什么
”秋瑾理直气壮地回答：“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
”贵福不甘心地又问：“你在大通学堂同哪些人有往来
”秋瑾即反驳说：“你也常到大通，并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的对联，同在大通学堂里拍过照相
”狼狈不堪的贵福，只得宣布退堂。
次日上午，改由山阴知县李钟岳审讯秋瑾，他在县衙的花厅设案讯问，企图让秋瑾说出革命党的秘密，但仍没有问出什么名堂，只得令人取来纸笔，要秋瑾写笔供。
秋瑾握笔蘸墨，沉思片刻，写下了“秋”字，又停笔凝思。
李钟岳连连催促，秋瑾遂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便掷笔案上。
这七个字，是她交给清政府的唯一的“笔供”，表达了她对起义未成功的惋惜，对祖国前途的愤忧。
贵福对李钟岳不用刑讯极为不满，又派幕僚余某，再对秋瑾严刑逼供，在各种刑具残酷地逼供下，秋瑾忍受肉体剧痛，始终不吐露任何革命机密。
连续三次审讯，或严刑逼供，或以利诱之，秋瑾始终坚贞不屈，不改其志。
1907年7月15日凌晨，黑暗笼罩下的古城绍兴一片沉寂。
突然，衙役们凶狠地叫开了山阴县牢大门，秋瑾望见牢门开启处灯火通明，一队清军荷枪实弹正在等候，她知道自己就要赴难了，就在白色汗衫外，套上黑色生纱绸衫裤，脚穿西式皮鞋，从容走出牢房。
被反缚双手，戴着脚镣，昂首走向轩亭口…… 秋瑾被害后，浙江及全国舆论纷纷谴责清政府的残暴。
她的事迹传扬后，激起了人们的觉悟，尤其是妇女同胞，勇敢地加入了革命行列。
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烈士。
在秋瑾遇难的第二年，秋瑾的密友、同志们即遵照烈士生前遗愿，将烈士灵柩移葬至杭州西湖边的西泠桥畔，与她所景仰的民族英雄岳飞、于谦、张煌言的庙祠、坟墓相邻。
她的生前好友和同志数十人还成立了“秋社”，自1908年后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日（秋瑾遇难日）都举行纪念烈士的活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到杭州视察时，亲莅致祭，并题赠“巾帼英雄”匾额。
1939年，周恩来同志亲临绍兴时，也在题词中写道：“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 如今，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女革命家、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的汉白玉全身塑像矗立在西泠桥畔的青山碧水间，受到人们的瞻仰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