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教育专科行政管理专业《秘书学》形成性考核册 答案
中国人在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取得优秀成绩 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XXI Olympic Winter Games）是第21届冬季奥运会，从2010年2月12日开始，到2月28日结束，历时16天。
口号是：“从海洋到天空的比赛”，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是根据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神话传说所创作的3个卡通形象。
温哥华冬奥会给中国人带来极大兴奋，在冰雪运动项目上，中国已经攀升至冬奥会金牌榜第七位，奖牌总数列第八位。
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国人又一次为竞技体育的成就激动不已。
2010年西南五省市旱灾 2010年初，中国西南地区正遭受着60年来最为严重的特大干旱。
去年秋季以来，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等地降水量较常年偏少三至五成，平均气温偏高1℃以上。
这场始料不及的特大旱灾导致地缺墒、人缺水，截至3月10日统计，全国耕地受旱面积9215万亩，西南地区旱情极为严重，其中云南省尤最，其耕地受旱面积4678万亩，占全国的51%。
多月持续无雨，不仅人民生活受严重影响，而且多种农作物枯萎，收成大减，很多农业经济专家已提出预警。
中国西南地区遭逢百年大旱，东南亚国家也陷入严重干旱。
菲律宾从去年11月以来没有下过一场雨，泰国76省里有52省成为旱灾区，东南亚六国6500万人口视为生命线的湄公河的水位，更降至20年来最低点。
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及越南的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
由于2009年雨季提前结束，加上雨季降雨量锐减，泰国境内某些河段的水位已降至仅30公分。
4·14玉树地震 青海省玉树县2010年4月14日晨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
截至4月20日10时，玉树地震遇难人数为2046人，失踪193人，受伤12135人，其中重伤1434人。
。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2010年4月20日国务院决定，2010年4月21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中国2010上海世界博览会 2010年世界博览会（Expo 2010）是一个筹备中的世界博览会，2010年在中国上海市举行，也是历来首次由中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
主办机构预计吸引世界各地7000万人次参观者前往，总投资达450亿人民币，超过北京奥运会，是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
2010年江南暴雨 在人们印象里，江南的初夏总是伴有绵绵的细雨。
然而，今年的雨水来得格外早，雨势也十分猛烈。
5月13日，江西省多地迎来今年入汛以来范围最广的一场特大暴雨天气。
188个乡镇出现100至250毫米的大暴雨。
在新余市，历史罕见的降水造成交通要道严重积水，新余市火车站附近的立交桥通道，积水深度在6米以上。
不仅仅是江西，连日来，南方多省暴雨倾城。
湖南、广东、贵州、江西等南方省份相继出现强降雨天气。
水漫街面、要道阻塞，一座座城市仿佛浸泡在水中。
进入5月以来，中央气象台频频拉响暴雨预警，江南、华南已进入名副其实的雨季。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实况监测，13日5时至14日5时，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和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50至90毫米的暴雨，湖南娄底、湘潭、株洲，江西宜春、新余、抚州、鹰潭降雨量有100至130毫米，局部地区达160至180毫米。
“今年以来，江淮江南降水异常多、汛情早，南方强对流天气出现早、频次多、影响广、致灾重。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分析说，今年1月1日至3月16日，江淮、江南降水频繁，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5省区域平均降水量达313．0毫米，平均面雨量有289．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1％，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3多。
5月5日至11日，江南大部、华南东部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水天气过程，造成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省局地发生洪涝灾害。
中国煤矿事故 7月16至18日，全国煤矿连续发生了5起较大以上事故，共造成59人死亡和被困。
这5起事故分别是： 7月16日，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七里乡乱石沟煤矿发生一起中毒窒息事故，死亡6人。
该矿为乡镇煤矿，属于资源整合矿井，低瓦斯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在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擅自安排2人到被整合的七里煤矿(已关闭)井下查看情况，造成2人中毒窒息死亡；事故发生后，又盲目组织4人入井施救，全部中毒窒息死亡。
7月17日，河南省郑煤集团汝州公司新岭煤矿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死亡8人。
该矿为郑煤集团整合兼并矿井，技改初步设计已获批复，安全专篇正在报批过程中。
事故发生在该矿西井井下，巷道着火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造成作业人员死亡。
7月17日，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市小南沟煤矿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死亡28人。
该矿为乡镇煤矿，属资源整合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副斜井动力电缆被运送材料的矿车撞断，短路着火并引燃井下木支架等可燃物，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造成矿工中毒窒息死亡。
7月18日，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金源矿业公司芨芨台子煤矿发生一起透水事故，死亡5人、被困8人。
该矿为乡镇煤矿，属新建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掘进过程中打透老空区积水，导致事故发生。
7月18日，辽宁省南票煤电有限公司大窑沟矿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死亡4人。
该矿为国有重点煤矿，低瓦斯矿井。
初步分析，该矿西翼回采工作面采空区大面积垮落，造成回风顺槽堵塞，致使工作面瓦斯积聚，遇到火源后发生爆炸。
学历门事件 2010年7月1日晚上8时20分，曾创办中文网、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的科普作家方舟子一连在自家的微博上发出21条记录，把矛头指向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著名的“打工皇帝”唐骏。
唐骏提供学历照片[1]在这一系列微博中，方舟子针对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透露的其个人学位、求学及工作经历，提出了多个质疑，并出示了部分查证证据，提出“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假的，是不 是也要大家跟着复制如何造假
” 方舟子接着怀疑唐骏所读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是一家著名的卖文凭的野鸡大学，此校在夏威夷注册，没有得到美国认证机构的认证”。
随着唐骏的“学历造假”风波愈演愈烈，其曾经就职过的微软、盛大、新华都等多家公司也可能受到“牵连”。
其中，盛大的招股说明书中提到的唐骏的学历更是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
让唐骏也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母校因此而迅速成为昨日的网络热词——这所被网友称为“野鸡大学”的美国高校，竟被网友翻出了一大批博士毕业生名单。
国内多家国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赫然在列。
TOP集团 CEO是谁
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宋“要想看见光明，也许得先经历黑暗。
”发明犯罪预警系统的海妮曼博士在《少数派报告》里对约翰·安德顿说。
“上帝想让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西谚也说。
但宋如华不信这些。
他认为，自己可以创造一个完美的资本神话，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打破那些宿命。
在托普这件事上，他就是神，就是上帝。
宋如华这位生于1962年4月的浙江绍兴人，是一位少年才子———他1983年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时年仅21岁，1989年，宋获理学硕士学位，次年即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那年他28岁。
原同事、现电子科大一教授表示，宋如华在教师岗位上表现相当出色，他思想活跃，演讲极富煽动性，曾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
1992年，当他抛下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的身份，以5000元资本下海8年后，托普集团总资产已经膨胀到号称的100亿元，年销售额达50多亿元，先后收购了上市公司原川长征(后改名为托普软件)、金狮股份(后改名为炎黄在线、炎黄物流)，还在香港创业板运作上市托普科技，在全国设立了27个软件园区，拥有1.4万余亩土地，成就了一个商界传奇。
宋甚至公开提出，要打造一个“托普经济帝国”
一切就像一个完美的童话。
只不过，它太完美了，就像《少数派报告》里那个天才般的预防犯罪系统，不由得奉命调查此事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威特沃再三追问：“难道它就没有一点漏洞
从不出错
”再完美，童话终究只是童话而已。
如此，不得不佩服宋如华心思之深沉机巧———直到2005年4月，宋如华已远遁美国近一年，托普旗下所有企业几乎都分崩离析，总额近30亿元的债务黑洞横亘在托普面前，人们仍然无从得知真相。
有关托普经济帝国的一切，仍像一道铁幕。
但事事有意外。
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被控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出庭受审，宋如华因运作收购托普软件及增发而向高勇行贿，此案被四川省检察院反贪局查实，在检察院起诉书中，在高勇、托普相关人员的供诉中，宋如华和托普谜案的真实面目终于掀开了一角。
宋如华是2011年主动回国的，一入境便被逮捕。
2013年4月1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原托普集团董事局主席、四川托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宋如华，涉嫌挪用资金及合同诈骗罪一案。
检方称，2000年6月，宋如华与杨宇、鲁安利等8人，以各自名义作为股东设立浙江普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普华），但均不出资，宋如华未经托普集团董事局和托普软件的同意，挪用托普软件1亿元作为8名股东的注册资本金，其中，宋如华占该公司股份64%；2000年8月，宋如华再次从托普软件挪用1.86亿元至浙江普华账户，使浙江普华注册资本金增加至3亿元，宋如华个人持有该公司股份比例增长至88%，之后浙江普华将上述款项以从事投资活动及往来款名义在托普集团、浙江托普公司等单位之间转款。
除了被控挪用资金外，公诉人还指控宋如华合同诈骗罪。
宋如华当庭表示，指控与事实有重大出入。
编辑本段发迹1992年，已破格当上副教授两年的宋不再满足：“我们的老师非常好、非常可贵，但他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等着别人来加工资。
”这年5月，宋如华以5000元开设了一间名为“教授电脑”的铺面，当年，有个朋友让宋如华代买三台电脑终端。
宋如华骑着一辆三轮车去找实达电脑成都办事处负责人，刚好赶上对方搬家，宋一到即跑来跑去地帮着搬家，结果三台终端人家预收款都没收就让他拿走了，宋充分利用实达电脑方面对他的好感，拿下了实达西南地区独家代理权。
这是宋如华真正赚钱的开始。
后来，四川建设信托投资公司红庙子证券营业部想搞电子显示屏，打电话到电子科大询问，接电话者将此信息转给了宋如华。
彼时的宋如华根本不懂什么电子显示屏，但他居然一口就应承了下来，从内蒙古、深圳买材料，几个人10天10夜加班才弄好，这次收入是34万。
1994年，成都金牛区税务局向托普订购几台电脑，后来担任过上市公司托普软件董事长的戴礼辉负责送货安装，在安装时他偶然看到局长桌子上的一份文件，里面提到了“金税工程”，即引入一整套软件系统，对增值税的监控管理，戴立即飞报宋如华。
宋则马上赶到金牛区税务局洽谈合作事宜，最终得到了这笔大单，实际上签单时托普手头什么软件也没有，回头再找电子科大的技术人员开发。
发现这个商机后，宋如华一鼓作气拿下四川省内多个“金税工程”项目。
宋如华从巨大的成功中总结出了一条秘不示人的生意经：要做成大生意，就得和政府合作，政府机关庞大的采购“盘子”是一个巨大的生意来源。
事实证明，这被中国企业家运用得极为娴熟的手法在短期内虽然有效，却有着致命的缺陷。
那位资深副总裁总结说，这使托普形成了痼疾———过度依赖政府，对政府的能力过度迷信，而忽视了对市场本身的分析、了解，最终的危险是使企业的决策可能与市场大趋势背道而驰。
编辑本段资本狂人1998年前后，金钱，权力，帝国，派头，成为宋如华的关键词。
1 宋如华997年前后，宋如华就已经醉心于“弄一个上市公司”，并曾多次找四川省一位领导，但得到的回复是“不可能”。
宋不死心，多次“反复汇报”，该领导发话说：“托普的宋如华还是一个干事情的人，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给他。
”宋又找到张育仁，张是原省体改委主任、省股份制试点领导小组副组长、省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
1997年下半年，托普以极低代价，获得了上市公司这一当时极为宝贵的融资平台。
这年7月，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正式成立，原凉山州副州长高勇空降到成都证管办任副主任，主管上市公司监管处和稽查处。
高氏到任后曾参加四川省组织的30家重点民营企业座谈会，由此认识宋。
宋随后到高勇办公室“汇报工作”，双方往来渐密。
托普软件增发的报告交到中国证监会后，高勇受命率队核查，眼光犀利的高马上发现了问题，认为，这个公司不应该被批准增发。
宋如华与他的助手、后来亦曾担任过托普软件董事长的李智，先后多次到证管办楼下的茶楼找高勇喝茶，到高勇办公室汇报。
此后，宋如华先后通过金雕广告公司支付给高勇78.6万元，部分以广告费名义、部分以赞助高勇出书名义，部分以购买高勇著作的名义。
高勇就此成了宋如华的“高参”，不仅没有阻拦托普增发，还帮助托普“润色”增发报告，在证监会对此有些踌躇之时，高勇还带着宋如华到北京遍访其通过人脉关系打通的高层，终于使托普增发通过。
增发前几个月，一位小股东给托普公司董事会写了封信，该信刊登在2000年1月5日的《中国证券报》上，信中提了3个问题：“投资那么多的项目，铺那么大摊子，是否有必要
能否真正产生良好的效益
作为投资人，风险实在太大了，不知你们替投资人考虑了没有
”在那个记录着蛇鼠一窝与IT激情张扬的年代，托普光环四射，谁也阻挡不了托普战车“前进”的步伐。
2000年5月，托普软件以每股28.91元的高价增发了3380万股新股，实际募集资金9.54亿元，计划投资项目10个。
据宋如华资深副总裁说，钱到手后，宋曾长叹：“如愿以偿”。
资本市场的热钱和国内IT概念的膨胀，终于让宋失去理智。
增发圈钱近10亿元不久，当年下半年，托普声东击西，借壳江苏常州金狮股份，填进“炎黄在线”的IT概念；2001年初，托普科技分拆至香港创业板上市。
至2002年，托普即宣称集团总资产超过100亿元。
编辑本段成功之道事业腾飞所谓“身正为师，学高为范”，宋如华在本职的教师岗位上发挥得相当出色。
他在任教期间于《中国激光》、《光学学报》、《通信学报》、《Proc.SPIE》等中外学术杂志、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部分论文被国外权威刊物索引摘录，部分论文先后获国家、省光电学会、科协优秀论文奖。
1992年7月，宋如华率领两名青年教师以5000元资金创办托普公司。
按照宋如华自己的话说，自己本来是“一辈子吃粉笔灰”的命，没想到“一不留神”，便“溜下了海”。
宋如华原来只是想把高校的一些项目外包到企业，腾出点时间精力自己搞科研，谁知他和托普刚巧赶上了90年代我国本土IT基础产业发展的契机，托普的事业开始腾飞。
托普一路从原来的应用电子项目起家，从一家只卖电子显示屏的小公司开始，宋如华经过九年的苦心经营托普集团集合硬件、通信、网络、精密数控机械等技术与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融合系统集成、技术咨询与IT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集团。
90年代初中国本土企业自我掌握知识产权的专业软件前景并不明朗。
1994年，宋如华借鉴了海外的一些软件发展的经验，领导托普率先将目光转向软件开发，并研发出自主版权的税务软件，一炮打响。
不久，企业的营销渠道就从成都推广到了全国市场。
从“四五个人七八条枪”偏于成都一域的民营企业，发展今日拥有近30个软件产业基地、50多家核心企业的大型应用软件供应商之一，宋如华带领托普集团在十年内累计销售收入逾百亿元，累计上缴利税近4亿元。
仅2001年一年，托普就完成产值55亿元，实现利税6.86亿元。
随后，宋如华进入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资本运作。
1995年，托普实行股份制运作，企业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业务领域也急剧扩大。
宋如华作为一个技术人才是个老手，作为资本运作却是个新手，但是黄莺初啼，托普前进的歌声却也是可圈可点。
1998年4月，托普闪电入主上市公司“川长征”，借壳上市，出现了“托普软件”。
企业业务重组后股价一路攀升，令行家和分析师大跌眼镜；2000年，托普旗下“炎黄在线”再次在深市买壳上市；2001年4月，“托普科技”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托普形成了三家上市公司和另外七家核心企业为中心，总资产59亿，净资产35亿的大型企业集团，在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印度、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机构。
十年艰苦创业路，宋如华本人一路行来，吃尽苦头，也收益满满。
凭借企业的软件概念和中国庞大的市场容量，宋如华的身价扶摇直上。
例如托普集团在深圳上市的子公司中，宋如华拥有26%的股份。
这些股份在.com高峰时期，就曾经为这位普通的大学教师创造了价值5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近6亿的“纸上富贵”，宋如华也因此受到了《福布斯》中国富人排名的注意。
与很多人名利双收后甚嚣尘上不同，宋如华面对财富保持着一份平静的心态。
《福布斯》排名公布后不久，他即向媒体指出，《福布斯》中国富人排名存在估算上的缺陷——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他并没有那么高的身价。
“《福布斯》实在太高抬我了。
”他说。
在中国现代民营企业的探索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个字眼：儒商。
结束体脑倒挂的创业时代，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和技术产权、无形品牌入股出现在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宋如华就是其中的代表。
作为托普集团重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宋如华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其中包括不少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长年的企业经营实践中中，宋如华还实现了从一名技术专家向企业家、管理专家的成功转变。
宋如华倡导“以人为本，以技为魂，以市场为源，以管理为纽带”的管理理念，顺应市场的发展，企业不断实施“超越式发展”。
同时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造，他提出“一体化管理”的模式。
他提出的建设中国软件产业带的思路及其逐步实施方略，对推动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
从圈钱到圈地，从圈地再到圈钱，“资本新人”宋如华晋身运作高手的速度快得惊人。
从1994年6月开始，托普一口气在北京、杭州、天津、武汉等城市设立了8家办事机构；1995年底，托普的销售收入达到4000万元，5年之后，集团的销售收入达到20个亿；2001年，托普通过了SW-CMM3级国际认证，企业跻身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无声无息之中，宋如华和托普将产业做大，企业开始了多元化。
除了软件产品被广泛运用在税务、医保等公用事业部门及房地产行业,托普也涉足广告业和房地产。
几乎是遵循所有多元化企业成长的惯例，托普也进入了金融服务业。
2002年6月28日，由托普集团、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四川金融租赁股份、三通高科等股东共同投资1000万元，非常低调地成立了普盛保险代理公司，这是四川省首家获得保监会同意开业的专业保险代理公司。
金融产业链到位之后，宋如华一偿夙愿，构想中的五大托普集团核心业务成型。
托普集团公司，主营业务为计算机应用软件；迈托普公司，主要发展“TOP”品牌产品；柯尔公司，主要向国内外IT产品制造商提供信息技术增值服务；托普教育公司，拥有托普大学、四所信息技术学院和一所培训学院；托普金融公司则是以金融机构或内部金融机构为载体，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实现投资收益和资本增值，构建托普集团的资本平台。
世上有三种“稀缺”资产：钱、土地和人。
宋如华和托普不缺土地也不缺钱，唯独缺的是企业自己培养的子弟兵，大举招兵买马亦是势在必行。
尽管步子是稍微快了一点，显得不太稳健，但是无论如何，绕了一圈，宋如华又当上了“教师”——孔子有“弟子千人”，其中“贤者七十二”，宋如华则收了“门徒”五千，其中也必有不少精英，堪与孔圣人媲美了。
编辑本段泡沫破灭打击广告 高勇被逮捕在宋如华心中，托普之败，最大的罪魁祸首是媒体，而不是自己膨胀的盲目扩张心态、急于圈钱的躁动。
2002年，托普四处打广告，声称要招聘5000名工程师———这是牛气如微软之流都不敢轻易出手之举，随即引来媒体广泛质疑，由此引发银行警觉，托普资金链断裂。
宋曾说，托普并非媒体质疑的那样，没有核心竞争力，“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圈钱，圈地，圈人，最终圈市场”。
通过上市圈钱，通过出钱建软件园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以投资换市场”，通过高薪圈住国内最好的软件业人才，“托普经济帝国庶几可成。
”事件解析看起来完美的逻辑链条，组成一个完美的乌托邦。
这个链条中，颠倒了因果关系———托普借壳川长征上市没花多少钱，其时家底如何很难查证，但2000年托普开始在全国大建软件园时，启动资金居然只有不可想象的200万元
要命的是，托普内部还掀起了“有钱就摆阔”的富贵病。
宋如华资深副总裁透露，2000年托普集团仅一个月的财务支出就需要上千万之巨，各种贪污公款、卷款私逃、公然吃回扣等现象屡禁不止，金额之高、辐射范围之广远超出外界的想象。
但市场已经不再是那个市场。
2001年5月，光大证券就托普软件股票发行发布的回访报告称，托普软件10个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约5.1亿元———单个项目投资额最多的是9225万元，最少的是914万元。
2000年托普软件实现净利润8729.38万元，超出盈利预测11.71%。
2000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50，826.41万元，上年27，422.14万元，增长85.35%。
然而，到2004年，托普突然报告，这些项目几乎无一成功。
面对群涌而至的质疑，2003年的一天，宋如华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反问记者，“我们那个时候认为(这些项目)都是对的，也没有提供虚假数据，现在达不到预期目的……这个世界本来变化比较多，对不对
”2002年媒体风波骤起，引发的连锁反应把托普推向崩溃边缘之际，“曾经紧握的手，突然反变成拳头。
”原来的合作伙伴纷纷倒戈，银行、地方政府与托普划清界限、保持距离，托普高层内部的矛盾也公开化，局面已经不可收拾。
请辞2004年3月，宋如华将托普软件大股东之位，以2元钱价格卖给老部下，同时辞去托普软件董事长之职。
4月16日，托普软件第一次集中披露了涉讼和担保事项。
同年7月8日，托普软件又披露了一批未及时予以公告的涉诉案件，涉诉金额4.6亿余元。
公司公告称，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涉诉金额(本金)179704.19万元，占200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79.79%。
炎黄物流也披露了2002年11月至2004年1月期间发生的重大违规担保事项，涉及金额28600万元。
炎黄物流还自查出12项未披露诉讼事项，大多与托普软件相关，公司因连带担保责任被牵涉，涉及金额1.6亿元左右。
香港创业板公司托普科技，上市募集资金除了零头外，全被抽空。
具有历史幽默感的是，宋如华曾经在1997年探望过的史玉柱成功翻身，反过来派健特高层到东部软件园访问，安慰宋如华。
内外交困的宋如华为寻求心理解脱，还曾经到普陀山烧香拜佛，一次就掏出20万元的香火钱。
此时，宋如华已经很难找到心理的片刻安宁。
编辑本段拯救托普拯救托普 漫画宋如华是在2004年正式决定长居美国的。
在此之前，他一直在深圳、美国奔波，企图拯救托普。
第一方案是江苏炎黄物流10配6。
这一方案原定2003年实施，旋即破产。
第二方案是将托普目前盈利的教育产业、健康保健产业分拆上市，然后以售股资金填补托普系的黑洞。
但香港托普科技前车之鉴，已经让托普在资本市场上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宋奔走良久，并与新加坡投行接触多次，最终无功而返。
第三方案是将托普打包出售，寻找大买家，微软就是其中之一。
据称宋曾多方努力，甚至委曲求全，此事还是不了了之。
这时，宋如华明白，拯救托普已经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结束托普2004年3月，宋如华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主持了托普控股集团最后一次董事局会议。
会议很短，气氛压抑而沉重。
宋感叹：“现在外界都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说我带走了8000多万美金，但一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我感到非常痛心。
”5月底，托普控股集团直属董事局办公室等“留守”员工以现金方式领取了最后一次工资，30余人集体到黄山旅游，正式结束了在托普的职业生涯，搬出上海东部软件园，去了“炎黄通用”图书公司，原董事局办公室主任方烨出任董事长，总经理为原董事局办公室副主任詹俊武，原主管信息化建设的两个副总裁、原董事局办公室(上海)一干人员包括司机等悉数在册。
据说这是宋如华个人借钱给他们注册的公司，业务自己做。
而宋自己，亦在美国开了一家中文书店。
还会回来宋如华他在走的时候说：“我一定会回来的.宋的老家绍兴最出名的人物，是越王勾践。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在惨败后20年终于一雪前耻打败了吴王夫差；宋如华能像他的老乡一样，东山再起吗
《少数派报告》里那个关键证人阿加莎说：“我累了，我对将来的一切感到累了。
”一个托普集团的资深员工赠与宋如华一段《金刚经》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
2011~2012近期十大重要新闻 很急，好的加分，谢谢各位
这就是人类发展的结果，动物界是没有鬼神的，因为人有编制故事的能力，而这个故事能够被人所信服，有了共同的基础，人们才能产生更大数量的合作关系，动物界的合作关系超不过100.而人类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产生成千上万的合作关系，更加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可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调解处理条例吗
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6年121日由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5月1日起施行。
本人就《条例》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及特色亮点进行初步的学习解读。
一、《条例》出台的背景（一）领导重视、亲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014年8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湛江市一些市县政府在处理集体土地、林地纠纷时，居然以“双方均无权属证明”为由，违法将集体性质的土地、林地收归国有，近年来引发多起纠纷。
省委《值班要情专报》第225期对此转载。
省委主要领导作出“要及时研究，依法依规，提出指导意见”的批示精神，建议省林业厅、国土资源厅归纳梳理全省不同山林土地纠纷的类型，并由省林业厅牵头，联合起草《全省土地山林纠纷调解处理适用法律规范》，由省府办公厅印发全省，分类指导各地准确适用法律规章。
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果断行动，突出问题导向，经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条例》补充列入了2015年年的立法计划，明确由省人大主导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安排由常委会法工委牵头组织实施。
《条例》的起草，省人大黄龙云主任亲自部署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时任省人大肖志恒副主任带队调研、多次提出起草重点，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省林业厅领导亲自主持调处部门《条例》研讨会，出席、列席条例起草评估会等，对有些条款作出具体修改意见的批示。
（二）现行调处规章不规范，不适应新常态对调处工作的需求。
一是原《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滞后于形势的需要。
目前，已实施了八年的省政府规章《调解处理办法》局限性显而易见，该《办法》存在没有规定政府处理期限，对政府确权行为的责权利、对当事人争山抢林的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模糊等问题，造成许多纠纷久调不决、成为历史积案，矛盾不可调和，引发不少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需要。
2015年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规制度，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
尤其强调落实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等方面的法规规建设。
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属行政确权的范畴，是政府的一项具体行政行为。
在实践中各地调处部门普遍反映，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律原则，必须对省政府规章《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予以修订，并独立升格为地方性法规，才能更好地依法执法，提高执法的权威性。
通过明确制定具体执法细则、裁量标准和操作流程，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强化程序约束，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做到步骤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程序公正。
三是部门规章存在适用范围不清问题。
对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确权案件，有部分市、县相关裁决机关认为，只有土地、林地权属证书才能“依法证明争议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但实例中部分规章又存在依照《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广东省林地林权登记换发证工作补充规定》等。
事实上，在处理山从山林权属争议时，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应当依照林业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不能依照国土行政管理法律、法规。
如混淆使用，属定性不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因此，出台《条例》，才有利于在调处实践和参与诉讼实践中，不易造成处理林地纠纷适用了处理土地纠纷的相关法规的矛盾，有利于在行政诉讼中获得“适用法律正确”的裁定，有利于当事人息诉罢访，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四是林木林地权属变迁的复杂性需要有健全法规来规范保障。
从山林土地权属确权的历史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山林土地权属历经了土地改革时期、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化时期、六十年代初的“四固定”时期、八十年代初的林业“三定”时期等多次变革调整，在分分合合中，存在大量山林土地历次改革均没有确权发证，已确权发证的又大量存在界址不清、权属不明、权属凭证缺失等问题，长期以来积存了大量的山林土地纠纷。
若没有健全完善而且具有强制约束的法规保障，就会导致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有偏差，群众的合法权益就可能受到侵害。
（三）严格立法程序，科学严谨起草《条例》。
一是成立起草小组、制定工作方案。
6月3日，成立了由省人大农委、常委会法工委、省法制办、省林业厅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组成的条例草案起草小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并报告常委会分管领导，全面启动起草工作。
二是密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条例》起草小组通过省内外的实地调研、召开林权争议案件审判法官专题等10多场座谈会，理清立法思路，突出重点，在现行的政府规章《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修改不下10次，形成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广泛全面征求意见建议。
多次向省编办、省法制办、国土资源厅、农业厅、林业厅，省法院、检察院等10多个单位征求意见，由省山林权属争议调处办征求了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调处机构的意见，向人大代表、律师、基层实务工作者、社会人士征求意见，通过省人大公众网平台向全省社会开放征求意见，据不完全统计，《条例》出台前共征求意见达到上万条之多，起草组认真研究吸收其好的制度设计和规定内容，将主要的修改意见均已采纳吸收。
三是开展重点制度规定的试点工作。
本《条例》立法项目是实操作性很强的程序性、实体性立法。
为检验《条例》是否接地气、有实效，实践是最有效的检验手段。
先后在选择在林情不同、山林纠纷案情不一、管理体制各异的连山、仁化、五华三县开展《条例》试点工作。
着重在试行公开聘请调解员参与调解制度及按照调处依据、调处程序和调处时限等规定试行调处。
通过为期三个月试行，为《条例》的完善制度创设提供了实践依据。
四是严格遵守立法规定，立法程序科学严谨。
《条例》是严格通过立法的程序要求，经过科学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及《条例》草案经过吸收了中山大学等9所地方立法研究与咨询服务基地、省法学会等4个地方立法社会参与和评估中心、66位立法咨询专家等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建议，经过了6次专题论证会、表决前评估会等，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共三次会议审议后，最终于2016年1月22日提请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因此，《条例》的出台，凝聚了省委主要领导以民为本、爱民之心、为民之要，凝聚了省人大领导敢于直面问题、为民当家作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凝聚了专家、学者、社会人士等积极参与立法良好法治氛围。
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群众利益高度关注并极力维护，体现了政府依法行政、全力以赴推进山林纠纷调处工作，体现了全社会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责任与担当，将进一步推动山林纠纷调处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二、《条例》主要内容《条例》共有六章五十七条，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原则、调处依据、管辖与受理、调处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作了规定。
与原《办法》相比，增强新内容、创设了新亮点，突出“事要解决”的原则，着重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推进林区的平安边界建设，为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和谐氛围。
（一）重在调解，特别对民间调解制度作了设计。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目的是明晰产权、化解矛盾、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先通过调解方式来处理，而且通过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能实现案结事了。
为此《条例》将做好调解工作作为重点，放在制度设计的首要环节，力求通过调解解决大部分的林权争议。
一是在林权争议受理前，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先行组织调解；二是林权争议受理后，调处机构调解正式介入前，先由社会调解力量组织一次公正公开的民间调解；三是规定调处机构应当根据需要组织多次调解，只要有需要或者调解有可能解决争议，就应当组织调解；四是调处机构应当组织一次有利于增加公信力的调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专家、技术人员、有关社会组织和双方亲友代表参与，见证调解。
（二）强化责任，特别对限定调处期限作了突破。
为体现社会民众立法意愿要求，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条例》从几个方面强化了调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的责任：一是为强化调处具体工作的责任，规定了受理、调查、勘验、使用、处理、公告、送达、建档等各个时机应当进行的工作内容、程序和完成时限等；二是为强化管辖的责任，规定林权争议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就地处理的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依照管辖权进行受理，依法调处并作出决定；三是为强化提高自身能力的责任，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调处技能等培训；四是设置了法律责任，明确不作为将受到严惩。
（三）明确依据，特别对各类权属凭证作了规定。
为解决林权争议双方各持一词，证据界定困难的突出问题，《条例》将现有的各类林权凭证结合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了梳理，力求调处依据更加明确和清晰，通过凭证效力认定等工作解决大量类似的林权争议。
一是对法定林权凭证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有关材料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二是在规定不同时期权属凭证应当追溯权源依据的同时，又规定同一时期合法权属凭证处理的原则；三是在规定当事人凭证与所在地其他持证人属同一情形的予以认定的同时，又规定与发证机关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不一致的，以档案存根或者登记台帐为准；四是对鉴定凭证本身真伪作出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权属凭证所载实地四至范围的确定办法。
五是对登记发放、撤销、变更林权证作出指引性规定的同时，又规定了不能作为林权依据的情况。
（四）分类调处，特别对常见争议调处作了区分。
《条例》归纳分析了当前林权争议的不同种类，依据法律法规对其调处作了原则性、选择性规定，力求解决几类普遍存在的问题，或者解决某类争议共同的焦点问题，促成全省林权争议的批量解决。
在规定确认林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林业法律法规和本条例有关规定办理的基础上，对以下六类争议的调处作了规定：一是仅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发生争议的；二是因历史原因当事人对争议的林地均无法提出权属凭证，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经营使用事实的；三是可以按照林地权属和林木权属分离的原则进行调处的；四是国有单位与乡镇、村农村集体发生林权争议的；五是对当事人提供的权属凭证提出异议的，可以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真伪。
六是跨行政区域发生林权争议的等。
关于限定调处工作期限，《条例》有所突破。
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已经立法的兄弟省市只有福建设置了办理期限。
但从我省山林纠纷调处现实来看，必须对大量积存的林权争议及时调处，并争取通过制度保障来批量解决，决不能延办。
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包括：受理期限、审查期限、调解期限、处理和重新处理期限、公告期限，以及有关特殊情况下延长的期限和当事人配合有关调处工作的期限。
（五）完善程序，特别对调处关键环节作了细化。
林权争议调处工作需要一定的自主性、灵活性，《条例》对相关主体在几个关键环节应当遵循的调处程序进行了细化，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既体现《条例》要结合调处实际赋予适度自由裁量权，又要体现出法规的刚性约束及执行严肃。
一方面，细化当事人在申请环节的配合义务：一是规定当事人申请林权争议调处应当提交申请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二是规定申请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应当推选参加调处的代表并予以授权委托；三是规定行政村、居委会的法律顾问应当全程参加调处活动；四是规定被申请人提交书面答复书和有关证明材料等行为。
另外，对当事人维护林权争议现状和依法参加、配合调处工作等管理重点作了规定。
另一方面，细化调处机构在调处环节的工作规范：一是对调查核实工作进行细化，规定通知勘验人、当事人、见证人及有关人员到场，并制作调查勘验笔录；二是规定签订《林权争议调解协议书》应有的附件和手续；三是规定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书》后，送达、公开、归档等工作均应规范办理；四是规定一般只有五种情形才能中止调处；五是林权争议调处期间有三种情形之一的，调处机构可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终止调处；六是规定对争议林地林木必要的管理措施以及补偿提存发放措施等。
三、《条例》创设的主要特色亮点《条例》的制定坚持了以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省委有关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系列指示，从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的实际出发，通过搞好制度创新和设计，规范相关行为，落实有关主体责任，调整相关利益诉求，着力解决林权争议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引导集体组织和人民群众运用法治方式、通过法治途径解决林权争议问题，为我省改革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法制保障。
出台的《条例》主要特色亮点体现在“五有”：（一）林权争议“有人受理”，解决了当事人“出路”问题。
《条例》降低了门槛、放宽了山林纠纷调处申请条件，凡是当事人认为有权属争议并能提供证据材料的，向当地调处部门提出申请，政府调处部门必须先接受，经审查后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在林木林地所在地予以公告。
这一宽进制度设计，解决了群众诉求有人理、申请有人管的问题，畅通了渠道，方便了群众，体现了政府要“以民为本、主动服务”的行政工作要求。
（二）林权争议“有人调解”，解决了权属争议“源头治理”问题。
引入民间调解，是《条例》制度设计的首创，“多元调解、民间参与”也是最大限度发挥群众自治的力量。
一方面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聘请熟悉林权历史和现实情况，既有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人士作为民间调解员，组织专门的履职培训，并向社会公布名单，充实调处力量。
另一方面规定，民间调解员由当事人自主选择，政府不强加给当事人，尊重了公民自由选择权。
还规定民间调解员参与调解的交通劳务费由调处机构支付。
这一创设条款，既充分尊重民意，传承中华民族“和为贵”理念，又积极引导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化解矛盾，从源头上突出主动治理，减少了政府的因行政裁决的行政成本，达到了权属争议的“案结事了”、“案清人和”。
（三）林权争议“有限期结案”，解决了权属争议“久拖不决”的问题。
林权争议千差万别，调处工作有其特殊性、复杂性，上位法没有对调处工作限定期限。
但是，广泛存在的林权争议不能因此延办，否则以后更加难办。
尤其是对目的全省积存着已受理未办结的案件达7841宗，因山林纠纷引发的信访量仍居高不下，这些矛盾纠纷、权属争议就象是埋在林区“地雷”，若不及时排除，将成为影响林区和谐稳定的老大难问题。
因此，为夯实政府调处机构的责任，合理加快问题的解决，《条例》规定了调处工作各个时段的期限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及行政高效原则，从原来没有时间限制到现每宗案件必须在15.5月时间内限期办结案件，否则将受到行政问责或承担法律责任，这从制度设计上防止了政府不作为情形，避免了争议案件从原来的只受理没期限解决处理规定，造成了当事人想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都没有法律救济途径，减少或者杜绝出现案件的“堰塞湖”现象，保障了争议案件解决有出路。
（四）林权争议“有规范程序”，解决了权属争议调处程序问题。
调处林权争议是政府法定行政行为，属于程序和实体的裁决，既要充分依据证据、准确适用法律作出实体的裁决，又要严格依照调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将因程序不规范等情况被撤诉。
从调处实例中，就有不少案例因程序问题被法院撤诉，需要政府重新作出的处理决定。
因此，《条例》在制定时已充分考虑、作了周全安排，严谨了调处程序、细化了工作规范、明确了各环节内容，同时条例颁布施行后，将对调处工作标准进行统一规范，以实现与正在进行相关政策改革相衔接，与可能进入的司法程序相衔接，尽可能减少因程序出错被法院撤诉的风险。
（五）林权争议调处“有问责追究”，解决了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
《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是“未按照规定时限调解和处理林权争议造成不良后果的”；以及“行政机关负责人负有领导责任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明确了调处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具体工作期限，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若没有在规定期限结案，不仅调处具体工作人员、而且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制度上解决了调处人员及地方政府应当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依法行政的要求，减少或杜绝了机关工作人员懒政、不作为现象出现，压实了责任，提高林权调处的效率，实现了林木林地争议“定纷止争、案清人和”调处目的，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推动了我省平安林区建设。
当然，同时《条例》也规定了对林权争议调处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体现责任、权、利对等原则，将更好地调动调处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机关工作人员的“有为则奖、无为就罚”管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