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影响
屈原的影响一、崇高的地位汉代以来，屈原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日渐崇高，影响愈加深远。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少不了屈原，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少不了屈原。
屈原的伟大，一是他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
二是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20多首诗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
据，从屈原生活的时代起，至西汉末年的300年间，模仿屈原辞赋创作新篇的有66家，771篇，另有杂赋作者12家，133篇。
除注释的宋玉、景差、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作品外，紧随其后者有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庚信《哀江南赋》等名篇，继承了屈原创作风格，把楚辞创作发展到新的阶段。
从汉代以来至清朝末年的两千年间，解释《楚辞》的注本虽然很多，但大多亡佚了。
流传下来的注本，游国恩认为较有影响者有以下10种，即：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17卷、《楚辞考异》1卷，南宋朱熹《楚辞集注》8卷、《楚辞辩证》2卷，明汪瑗《楚辞集解》8卷、《蒙引》2卷、《考异》1卷，明清之际王夫之《楚辞通释》14卷，钱澄之《楚辞屈诂》不分卷，清林云铭《楚辞灯》4卷，王邦采《离骚汇订》4帙、《屈子杂文笺略》2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6卷、《余记》2卷、《楚辞说韵》l卷，戴震《屈原赋注》10卷、《通释》2卷、附汪梧凤《音义》3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注本和研究论著更多。
关于屈原作品的评价，王逸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
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刘勰说：“故《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
故能气往轹（利）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李白盛赞“屈平词赋悬日月（屈原的诗歌像高悬在天空的太阳、月亮一样光芒万丈）”。
杜甫立志“窃攀屈宋宜方驾（我要努力攀上屈原、宋玉诗词的高峰同他们并驾齐驱）”。
北宋邵博说：“《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
”苏轼说：“吾文终其身企幕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
”明蒋之翘说：“予读《楚辞》，观其悲壮处，似高渐离击筑，荆卿和歌于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凄婉处，似穷旅相思，当西风夜雨之际，哀蛩（穷）叫湿，残灯照愁；幽奇处，似入山径无人，但闻猩啼蛇啸，木魅山鬼习人语来向人拜；艳逸处，似美人走马，玉鞭珠勒，披锦绣，佩琳琅，对春风唱一曲《杨白华》；仙韵处，似王子晋骑白鹤，驻缑（勾）山最高峰，吹玉笙作凤鸣，挥手谢时人，人皆可望不可到。
”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
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且。
”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原其人也。
”鲁迅先生说：“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
逸响伟辞，卓绝于世。
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肯定《史记》史学价值的同时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记》具有同等价值的是《离骚》。
郭沫若先生对屈原和屈原作品的评价，本书随处可见，下面的这段话更加耐人寻味，道出了屈原及其作品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
……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
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
”历代文人歌颂屈原的文艺作品，大量的诗词之外，小说、戏剧、美术作品都有，以沈亚之《屈原外传》，睢景臣《屈原投江》，陈洪绶《屈子行吟图》，萧云从《离骚图》，门应兆《补绘离骚图》较有影响。
当代歌颂屈原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以郭沫若哈姆雷特式史剧《屈原》为最有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公演，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
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以后，屈原研究活动蓬勃兴起，从个体研究到群体研究、专门机构研究，从总体的综合性研究到具体的专题研究，关于屈原的生卒年月、身世根底、思想品格、时代特征、政治生涯、诗歌创作等，无不成为研究课题，其火热程度遍及中国，波及全球，使屈原从一个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方文明古国走向全面开放的西方世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权威的“使者”。
1982年端午节，由湖北省社科院、社科联、文联发起，邀请全国18个省市约120多名屈学专家和作家、艺术家在屈原故乡秭归举行第一次全国性“屈原学术讨论会”。
1983年8月、1984年5月分别在辽宁大连和四川成都举行两次全国性“屈学研讨会”。
1984年端午节在武汉成立全国第一个屈原研究团体——湖北省屈原研究会（后更名学会）。
1985年4月在岳阳成立湖南省屈原学会。
同年端午节在楚国郢都遗址，今湖北省江陵县召开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姜亮夫教授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另一位楚辞研究专家汤炳正教授当选为会长。
至1998年5月，中国屈原学会先后在浙江富阳、湖南汨罗、贵州贵阳、山西临汾、湖北江陵和广东深圳召开了6次年会。
除全国性活动外，各省市屈学研究活动也方兴未艾，仅湖北省屈原学会便先后在武汉、黄石、襄阳、恩施、江陵、宜昌等地召开了多次年会，获得多项研究成果。
1999年端午节，中国屈原学会再度回到屈原故里秭归、学会会长褚斌杰教授莅会主持，为20世纪的屈原研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前苏联著名汉学家H·T·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
以研究内容为标志区分，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E·A·谢列勃里雅可夫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稻畑耕一郎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土·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首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施奈德的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
稻畑耕一郎教授专程来华出席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许多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古代的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
屈原精神作用于古代，也作用于当代。
爱国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检验个人行为的试金石。
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他离开楚国。
凭他的才华和声望，列国君王都求之不得。
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人才的流动具有广泛的市场。
许多有识之士在本国得不到重用，便去列国谋求发展。
特别是那批以游说为业的纵横家，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
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
他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
屈原精神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
“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在他自身的行为中坚持不渝。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屈原之后，如北宋的杨业，南宋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史可法，南明的夏完淳，清朝的林则徐、邓世昌，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林祥谦、施洋、夏明翰、吉鸿昌、江竹筠等，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站在他们面前的刽子手吓得发抖。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恨不为国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爱国主义的旗帜在他们手里越举越高，使他们成为民族的象征，为理想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真的猛土。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屈原长眠九泉两千多年，居然在20世纪中叶“活”了过来，登上“波音’飘洋过海，潇洒地走进号称文明国度的西方世界，闯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书斋，磁铁般地吸引他们拥抱他、崇拜他、研究他。
这是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文化的拓展与延伸，超越时空的世界性传播，所有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
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的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二、人民的怀念屈原投江以后，楚国百姓难过极了，愤怒极了。
时隔不久，楚人南公便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吼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仅在位12年。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即爆发了陈胜、吴广和项梁两路农民大起义，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使秦朝只在中国统治了15年。
项梁起义拥戴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也称楚怀王，建都盱台（江苏省盱眙市东北）。
顶梁战死后，他的侄子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继承项梁的事业，企图恢复楚国旧制。
然而，历史是不可逆转的。
不久爆发了楚汉之争，汉刘邦获胜建立西汉王朝。
屈原在汉朝备受尊重，人民因此更加怀念屈原，关于屈原的传说越来越多，越说越神。
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5年），长沙有个名叫区（欧）回的人，大白天忽然看见了三闾大夫屈原，向他诉说着粽子被蛟龙窃走的事，告诉他以后再做粽子，必须怎样包裹。
区回把这次奇遇告诉了乡民，乡民们含着泪水，按屈原的吩咐精心制作粽子。
这传说后来被梁朝文学家吴均写成一篇志怪小说。
收在《续齐谐记》里，原文是：“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
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
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
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
回依其言。
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
”沈亚之《屈原外传》引述了这段话。
端午节本是中国古代农家的一个节日。
闻一多在《端午考》一文中，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吴越。
吴越人以龙为图腾，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每年五月五日致祭，将粽子和其他祭品投入水中供龙享用，不让龙伤害自己的子孙。
吴越人很早以前就有纹身的习俗，身上刺着各式各样的“龙”，挑选纹过身的青年男子去划龙舟，使赛龙舟成为图腾祭礼中一个重要项目，一种带有社会性、宗教性和娱乐性的群体活动。
在南方，夏历五月在节序上届夏收夏种后的小农闲，农家庆祝丰收，调节一下生活，姑娘回娘家探亲，使端午节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西晋周处《风土记》说：“仲夏端午，烹鹜角黍”。
鹜即鸭，角黍即粽子，说明江南水乡过端午节的盛况。
这风俗一直流传至今，中国南方尤其盛行。
招魂端午节跟屈原连在一起是一种巧合，因为屈原投江的日子恰恰是端午这天。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
”把驾舟拯救屈原与端午赛龙舟隐隐约约地联系起来。
《隋书·地理志》把这种联系的来龙去脉和活动盛况记得更详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
因尔鼓楫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
其迅楫齐驰，歌乱棹响，喧振水陆，诸郡率然，而南郡尤甚。
”屈原与端午节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屈原的终日与端午巧合；在距今两千年的东汉初期，屈原与端午吃粽子、投粽子联系起来；在距今约1500年的南北朝时期，屈原与赛龙舟联系起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信仰图腾崇拜，端午节成为中国民间纪念屈原的一个专用节日，其热度和气氛仅次于春节。
不管这种联系有没有内在根源，它反映了人民对屈原的缅怀之情，标志着图腾崇拜、偶像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应该崇拜自己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先驱。
闻一多考证了端午节的来源，但他并不反对端午节这天纪念屈原。
1942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指导的进步文艺团体“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公演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轰动了山城重庆。
当年端午节，一大批进步文艺家在重庆聚会，即席赋诗，敦促国民党停止反共，一致抗日。
大家一致通过，将端午节这天定为“诗人节”。
新中国建立后，对屈原的纪念活动更加热烈。
每年端午节，许多地方都要举行诗会和龙舟竞渡，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也举办龙舟竞赛活动。
在中国，龙舟竞渡已经由群众性纪念活动发展为群众体育。
近年来，又发展为竞技体育，定期举行全国性龙舟大赛，并逐步向世界范围推广。
屈原将登上龙舟再度远涉重洋，誉满全球。
三、屈原故里的纪念方式 屈原诞生在秭归，秭归人民对屈原的缅怀之情重于任何地方，纪念方式胜过任何地方。
每年端午节的前几天，西陵峡两岸的千家万户便开始泡糯米，杀鸡鸭，扫庭院，修龙舟，渐渐显露出节日的气氛。
端午节那天，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要挂上菖蒲和白艾，有的还挂上蒜头，餐桌上少不了鱼肉和盐鸭蛋，大蒜炒苋菜和雄黄酒，有人还要吃马齿苋。
马齿苋又名“长命菜”，清热解毒，包含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然少不了粽子。
秭归人包粽子有个特殊的讲究，在糯米中间放颗红枣，流传着《粽子歌》，是屈原人格和遭遇的写照：有棱有角，有心有肝。
一身洁白，半世熬煎。
看龙舟是秭归最大的群众性集会，锣声一响，《招魂曲》一唱，随着“我哥回”的声声呼唤，四乡六里的人民群众便聚到了西陵峡两岸，用泪水和欢声笑语寄托故乡人民对屈原的深情。
龙舟竞渡屈原诞生地有个农民诗社——秭归县三闾骚坛诗社，成立于1982年，每年端午节，诗社在乐平里举行“端午诗会”，继承屈子遗风，有时还邀请县内外诗人赴屈原诞生地举行“端午诗会”。
他们的诗词流传国内外。
诗社社长谭光沛被接纳为湖北省屈原学会会员，被推荐为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候补代表，他是个地地道道耕耘绿野的泥巴杆子诗人。
近20年来，骚坛诗社创作的旧体诗词达2000多首，已出版诗选多集。
屈原故里秭归最具引力的是多处永久性纪念物，特别是屈原祠、庙，唐宋以来有文字记载者达5处，于今留有2处。
屈原祠 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右神策将军王茂元出任归州刺史，喟叹屈原“诞灵是所，庙貌无睹”，便在州城东5里的屈沱建了一座屈原祠。
“神像章服，悉遵唐制”，并作了一篇《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
这大约是秭归最早的一座屈原祠。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赵顼封屈原为“清烈公”，归州百姓集资在屈沱修了一座“清烈公祠”。
祠宇为硬山顶，四合院式，由山门、配房、大殿、后殿组成，建筑面积350平方米，坐坡朝江，面对楚台山。
屈原祠元泰定初年（公元1324年），归州知州王秃哥不花对清烈公祠进行修葺，拖了很久没有完工，祠宇近乎偏废。
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知州密儿哈吗提议再修，并将自己的俸银拿出一部分率先倡导，乡绅富户纷纷赞助，于第三年将新祠建成，密儿哈吗提议改为“清烈公庙”，请湖广儒学提举黄清老作了一篇《清烈公庙记》。
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知州孙鹤年，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知州王景阳，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湖北学政凌如焕，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知州王沛膏，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知州李 火斤 相继维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20世纪60年代曾两次维修。
后因葛洲坝水利工程的兴建，库区水位升高，1976年7月迁建于秭归县城东3里的向家坪，祠宇占地20.7亩。
主体工程于1977年2月动工，1982年6月25日建成，更名“屈原祠”。
新祠山门保持清烈公祠原貌，扩大规模，有高17米的牌楼，配房向左右扩展7米。
牌楼盖琉璃瓦，一级屋角为鳌鱼，二级为卷龙，三级为草龙，正中脊饰为宝瓶。
牌楼正面，中为天明堂，左右为二龙盘柱，中嵌郭沫若题“屈原祠”三字。
额枋为襄阳王树人题“孤忠留芳”，门匾为武汉张秀题“光争日月”．祠内塑赵朴初题对联：“大节仰忠贞，气吐虹霓，天问九章歌浩荡；修能明治乱，志存社稷，泽遗万世颂离骚”。
整体建筑气势磅礴，耸立在橘树丛中。
一级屋脊正中绘以蓝天、红日、大海、波涛，二级屋脊下塑有变形夔龙，三级屋脊下饰飞凤。
天明堂下为松鹤延年，两旁为麒麟吐玉书，墙面花边为卷草、汉纹、回纹等。
整个彩绘以红、黄、绿、蓝四色调配，相映生辉。
东西配房为硬山顶，滚龙脊，饰龙凤图案。
是内可供游人题诗作画，品茗小憩。
屈原祠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庄严的屈原铜像，矗立在祠院正中的草坪上。
基座为花岗石，高2.5米。
铜像高3.92米，袍袖周长5米。
人物造型为“低头沉思，顶风徐步”，着力刻画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思想境界。
形象庄重，主题鲜明。
祠内还陈列着一尊国内今存最早的屈原石雕像，高103厘米。
像座一侧有铭文曰：“荆州府归州桐油沱信人曹端福，善同妻朱氏四（子），发心舍造屈原相公一尊，入于白狗峡庙中。
永镇四方，保安家犬。
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丁酉三月吉旦。
同男：田中、执中、秉中、守中立。
匠人陈伯伏。
”此石像原安放于小青滩屈大夫庙内，当地老人介绍说，曹端福是个船主，带他妻子和四个儿子驾船下宜昌，木船在白狗峡（今兵书宝剑峡）失吉，他全家获救，多亏屈原大夫保佑，于是捐赠了这尊石像。
永远寄托着归州百姓对屈原的感情，“家犬”是对他四个儿子的贱称。
祠内还建有东西两座碑廓，面积171.5平方米。
镌刻着屈原作品与插图，历代名家题咏屈原的诗词。
屈原们内还有一座“屈大夫墓”，是一座衣冠冢。
据北宋邵博《闻见后录》：“归州屈沱，屈原故居也。
上有屈原祠、墓。
”按邵博生活的年代推算，此墓极有可能与北宋清烈公祠同时修建。
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归州知州王景阳重修。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湖北学政吴省钦再修。
旧墓建在原清烈公祠左侧。
新墓建在今屈原词祠后缘，按清代墓室扩建，外形庄严壮观。
墓室二进，青石盖瓦，鳌鱼翘角，青狮白象跃然石面。
墓门三层，上嵌墓名横额，中为墓志铭，下为拜台。
门前四根立柱，八字开扇，两侧镶对联三副，其一为：“泪水沉冤千古遗憾；归山枕岫万世流芳”。
拜台正中陈一“寿”字形石香炉，左右石狮雄踞。
墓门后为石砌墓圹，有内外二室。
内室设红漆楚棺，置于一巨型莲花台上；外室隔墙中有小孔，可以窥见内室“烛光”融融，“香烟”袅袅。
墓志铭为：大夫名平，字曰灵均。
太岁在寅，诞生乐平。
皇考伯庸，帝高阳之苗裔；始祖屈瑕，以封邑而为姓。
大夫一生，忧国忧民。
内举贤能，外御强泰。
适张仪入楚，郑袖弄权。
大夫罹难，披发行吟。
山河破碎，汨罗冤沉。
呜呼
大夫一生，正道直行。
逸响伟辞，文苑丰碑；高风亮节，焜焜耀炳燐。
怀沙赴渊，鬼哭神惊。
传神鱼负尸，归瘗故里，实衣冠之冢，乡里父老之情。
而今水回千里，墓室蒙泽。
择地迁葬，永慰忠魂。
公元一九八二年夏吉日立。
屈原庙 屈原诞生地乐平里原有两座屈原庙。
一座位于屈原村的香炉坪，明代始建，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重修，后废；一座位于北峰村的界限垭，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归州知州魏国磷建，后废。
新建屈原庙位于乐平里北沿降钟山麓，建筑面积264平方米，仿清代民居式建筑复原，小青瓦砖木结构，由山门、配房。
大殿组成。
庙前立石狮一对，有石阶67步。
庙宇依山为两段，硬山顶，猫拱式山脊，青瓦粉墙。
彩绘淡雅素净，具民间寺庙风格。
新庙于1980年首建于墓岭，1983年迁建降钟山，1984年10月15日落成。
“屈原庙”题名为郭沫若1965年手迹，正殿内有屈原塑像，清乾隆以来石碑7块及名人书画。
三闾骚坛诗社农民诗人谭光沛、杜青山撰《重修三闾屈原庙记》碑文：楚三闾大夫屈原，公元前三四0年寅月寅日生于归乡乐平里之香炉坪。
公自幼躬耕勉学，壮而出仕，官居左徒，明“举贤授能”之治，奉“联齐抗秦”之策，身事怀襄，行廉志洁。
孰料君王昏聩，奸佞进谗，孤忠见妒，累遭放逐，于公元前二七八年五月五日冤沉汨罗。
公文思高远，辞章瑰丽，著《离骚》等二十余篇，抒忧国之志，哀民生之艰。
历朝推尊孤忠，谥号清烈；乡里父老，立祠面祀。
人民政府彰公乃中华民族不朽之诗魂，重修屈原庙，以志人民感公之伟烈耳。
公元一九八0年孟秋吉日立。
屈原故里牌坊 位于原秭归县城东迎和门外，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
重檐木结构，琉璃瓦盖顶。
上有郭沫若1965年10月25日题书“屈原故里”。
右侧并立巨型石碑两座，题：“楚大夫屈原故里”、“汉昭君王嫱故里”乐平里牌坊 位于屈原诞生地乐手里的人口处，与屈原庙隔溪相望，建于 1983年1月。
水泥结构，四柱三门，高 9米，宽 8米，台基四周有石阶三级，将牌坊平地托起，前后各有石狮一对。
牌坊雕塑精美，色彩斑斓，气势雄伟。
“乐平里”三字为川南苏原题书。
乐平里牌坊屈原纪念馆 馆舍于1979年建成，位于屈原祠内。
歇山大屋顶，翠绿琉璃瓦，褐色墙壁，风格典雅。
馆内有上下展厅，上为“秭归出土文物展览”，下为“屈原生平事迹展览”。
1980年2月，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成立，为秭归县文物、博物和名胜古迹的管理机构，接待中外游客的事业单位。
四、屈原遗址与传说 返回顶端屈原去世后，他的诞生地乐平里和投江处汨罗江，留下许多有关屈原的遗址与传说。
乐平里的屈原遗址有：香炉坪、屈原宅基、读书洞、照面并、玉米田、擂鼓台等，汨罗江的屈原遗址有：玉笥山、独醒亭、赏心悦目“濯缨桥、骚坛、屈潭等。
有的遗址与传说并存，有的只有遗址没有传说，有的只有传说没有遗址，有的遗址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传说。
香炉坪 又名“屈坪”。
位于乐平里正南，背负向王寨。
坪上是一片月牙形的台地，中间凹进两端凸出，像个剖开的巨型香炉，故名。
台地周围种植着片片柑橘树，中间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坪下茂林修竹，响鼓溪在谷底潺潺流淌。
坪对面是居高临下，状如卧虎的伏虎山，天山毗连处，一字儿排开三座挺拔奇秀的山峰，与香炉坪遥相呼应，因名“三星捧月”，又名“三星照半月”。
相传屈原故居建筑在香炉坪这块钟灵毓秀之地。
屈原宅基 位于香炉坪正中。
庚仲雍《荆州记》和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所载“屈平故宅”即指此故墟。
读书洞 又名“洞辟书堂”。
位于伏虎山麓的响鼓溪畔。
洞室高约2术、宽4米、深3米。
上负陡岩，下临清溪。
洞口藤萝垂帘，花草馨香。
洞中有石案石凳，洞顶有钟乳石，犹如一组倒悬的莲花灯。
四周景色静中有动，西侧为响鼓岩，岩顶有圆形石台，传为屈原吟诗处，故名吟诗台。
南为响鼓溪，急流飞泻，落入石潭，状如迸雪，声若击鼓。
《归州志·山水》载：“州城东北百二十里三闾乡，相传屈原读书洞，遗址尚存。
”诗人吴丈蜀《题读书洞》诗：“一洞离尘百仞余，骚人把卷淡云舒。
干年谁可知公意，不悔平生错读书。
”农民诗人杜青山《步吴丈蜀先生题读书洞原玉》：“古洞专攻十岁余，一腔壮志笔端舒。
若非隔世苦吟诵，焉有《离骚》几页书。
”农民诗人谭光沛《读书洞》诗：“传闻高洞旧攻书，屈子干年系我思。
昔日藜燃明月处，此生管写古风词。
琢磨精进山应见，吟咏工夫石有知。
敲壁摩苔增感慨，余音仿赋《离骚》时。
”照面井 位于伏虎山腰，由银灰色龙骨石砌成。
井口直径80厘米，井深60厘米，井水粼粼如镜，清甜可口，相传为屈原幼年照影梳洗之处，一丝微尘也躲不过“井镜”的明察。
井台上立着一块石碑，正中刻着“照面井”三个大字，碑文曰：“预白遐迩人等，此系屈公遗井，特遵神教重新整顿，以后切勿荒，。
倘有故违，定遭天谴。
此株青树永世勿得砍伐。
三闾合坛弟子同修，皇清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立。
”照面井碑石左右长着一株四季长青的青树和一株阔叶浓阴的柞树，像两个威风凛凛的卫士，日夜守卫着屈公遗井，把“神”和“天”搬出来维护屈公遗井，表达了故乡百姓对屈原的景仰之情。
井下砌着一堵半径4米，高约5米的半圆形台地，台沿上有石砌雕花栏杆，立着13根立柱。
石柱一高一矮，错落有致，高者雕着八棱帽头。
石柱中间有12孔，各分三层，上层是四楞方正的条石栏杆，中层是刻着多层图案、花纹的片石栏板，下层是长扇形的枕式栏底，栏杆外是刚劲挺拔、馨香宜人的古松古柏，形如伞盖的排排垂柳，把照面井掩映在伏虎山腰。
骚坛社员李盛良《照面并》诗：“并堪照面独称奇，一股清流万古诗。
莫道西湖灵隐寺，大夫遗水胜瑶池。
”玉米田 又名“屈田”、“玉米三丘”。
位于屈原宅基右侧，相传屈原少年时代曾躬耕于此，又传屈原被放逐之后曾回乡务农，忍辱负重经营三丘稻田。
《屈原外传》描述屈原，“蒙谗负讥，遂放而耕，吟《离骚》，依耒号泣于天。
时楚大荒，原堕泪处独产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
”这几丘田里的稻子红梗红穗，乡民们说那是屈原泣血而染，故名“金粳稻”。
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屈原
吕剧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小戏和单中出戏，如《小姑贤》、《小借年》、《王定保借当》等，这是它的基本戏；另一种是连台本戏，多根据鼓词。
如《金鞭记》、《金镯玉环记》、《五女兴唐》等。
吕剧现代戏《李二嫂改嫁》首拍成电影，影响遍及全国。
（1）特色介绍：吕剧，是山东省最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
她以淳朴生动的语言、优美悦耳的唱腔、丰富多彩的音乐语汇而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吕剧艺术的迅速发展，使吕剧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声望日高，在全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山东省其他各地、市、县的吕剧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至1960年，全省已有专业吕剧艺术表演团体29个；在国内其他地方如新疆、大连、哈尔滨、锦州等地市也相继成立了吕剧团。
1983年以来，省“音协”多次主持召开了吕剧音乐研讨会，其中一次吕剧音乐集成研讨会于1985年在吕剧故乡东营市召开，1986年，山东省文化厅举办了全省吕剧青年演员大奖赛。
吕剧艺术事业人才辈出，后继有人。
吕剧艺术之花将会在我国戏曲艺术园地中更加芬芳多姿。
（2）历史介绍：吕剧发源于原乐安县时家村（今东营区牛庄镇）一带。
吕剧自形成以来，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纵观吕剧艺术的整个历史演变过程，大体上是循“山东琴书（说唱扬琴）——化装琴书（又称化装扬琴）——定名为吕剧”之脉沿革和发展的。
山东琴书始称“小曲子”，后因其伴奏乐器主要是扬琴（早期称“洋琴”），故又被群众称为“唱扬琴的”。
山东琴书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最早流行于鲁西南一带地区，其产生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
说唱琴书的民间艺人进入较大的城市或到外省演唱，曾称为“文明琴书”、“山东琴书”等。
山东琴书演唱时两人搭挡对口，对唱和说为主，以表演为辅，唱说和表演紧密结合；演唱时以扬琴、坠琴为主要伴奏乐器。
演唱者同时也是伴奏者，典型地体现了曲艺形式的艺术特点。
这种唱、说和表演浑然一体的民间曲艺演唱形式，是山东琴书由说唱艺术形式发展成为戏曲艺术的基础条件。
根据《黄河志》记载，在1884年以前，黄河入海口处的广饶（当时为乐安县）北部和利津东部并无防洪大堤，每到洪水季节，黄河常常泛滥成灾，这一带的穷苦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以逃荒要饭谋生。
于是，以演唱当时民间流行“小曲”形式进行乞讨的难民逐渐增多。
以“唱曲”讨饭遂成为有些人养家糊口的主要手段，活动区域也不断扩大。
此间，牛庄、油郭一带以演唱民间曲艺为职业的艺人越来越多。
在众多的民间节人中，时家村艺人时殿元（外号时丫兰）、油郭乡东寨村艺人张兰田、张志田兄弟和油郭乡西商村的四平调艺人商秀岭脱颖而出，成为当地群众所说的“大角”。
1880年，山东琴书流传至乐安北部地区后，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尤其是在牛庄、油郭一带，学唱山东琴书者不计其数。
每逢农闲节日，或三五搭挡，或结帮成伙，就地拉摊演唱琴书者处处可见，真可谓“村村听扬琴、妇孺皆会唱”。
被当地群众称为“大角”的时殿元，是今东营区（原广饶县）牛庄镇时家村人，以演唱琴书和民间小调而著名。
约在1887年前后，时殿元远走河南边学艺边卖艺达半年之久。
从河南回来不久，便开始传艺授徒，并经常搭伙到各地演唱。
在艺术实践中他独辟新路而将山东琴书改进发展成为“化装扬琴”，成为首创吕剧艺术的主要艺人。
1900年前后，由时殿元首倡，崔心悦、崔心庆、谭明伦等人响应，开始对坐唱扬琴进行创造性的革新。
他们根据自己多年演唱琴书的实践经验，吸收了京剧、五音戏、东路梆子等剧种中可用的艺术表演程式，直接化用了“跑驴”这一民间舞蹈艺术形式，将琴书段子《王小赶脚》由坐唱形式改为化装演出。
演出时，他们用竹篾、纸、布等材料扎成驴形，并加以彩绘，使之栩栩如生；由崔心悦以青衣应功扮演二姑娘，手提包袱，身缚以驴形，做骑驴之形态；时殿元扮脚夫王小，头戴毡帽，腰系围裙，执鞭撵驴；琴师武春田等人伴奏。
随着音乐二人载歌载舞，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唱腔优美悦耳，语言幽默朴实，妙趣横生，使在场的观众耳目一新，兴趣盎然，时而开怀大笑，时而闭口静听。
整个演出，声、情、做、唱并茂，观众交口称赞。
初步尝试便获极大成功。
于是，一个新的独具艺术风格的地方戏曲形式——吕剧便由此而产生了。
在将琴书《王小赶脚》由坐唱形式改为化装演出获得成功、赢得赞誉以后，时殿元等人更是孜孜以求，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他们根据首次演出的经验，又陆续将琴书中人物较少的书目如《兰瑞莲打水》、《王汉喜借年》等改为化装演出。
继而又将角色较多、情节较复杂的《双换亲》、《白蛇传》等书目改为化装扬琴演出。
化装扬琴的出现，是吕剧艺术形成的开端，为现代吕剧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吕剧”这一称谓的由来，有多种说法。
主要说法是因首演化装扬琴戏《王小赶脚》时以纸糊驴为道具演唱，故被当时的群众称之为“唱驴戏的”，或直称为“驴戏”，“驴”字有失大雅。
因“驴”与“吕”谐音，遂演变为“吕剧”。
虽然“吕剧”这一称谓的由来说法众多，但在解放前，“吕剧”这一名称却从来没有被正式确定。
艺人们一般将自己演唱戏称为“化装扬琴戏”，大多数群众也以“化装扬琴”或“扬琴戏”称之。
1952年以后，在对化装扬琴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基础上，以原“山东省歌剧团”为基础正式成立了“山东省吕剧团”，“济南市鲁声琴剧团”也正式定名为“济南市吕剧团”。
至此，吕剧这一名称被正式确定。
新中国的成立，使吕剧发源地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吕剧再也不是民间艺人求生乞讨的方式和手段，而作为一种真正的舞台表演艺术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及广大群众的热爱。
以吕剧创始人时殿元的家乡时家村为中心的谭家、牛庄、陈官、斜里、斗柯、花官、大小宋等村镇纷纷成立了业余吕剧团。
每逢春节和丰收之后，这些业余的吕剧团都以演唱吕剧相庆贺，此俗延至今日而不衰。
1956年成立了广饶县第一个属民办公助的专业吕剧团。
1959年12月成立了广饶县吕剧团，该团成立后曾多次赴淄博、济南、河北等省市演出，为吕剧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79年在原垦利县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垦利县吕剧团。
1986年演出的小吕剧《考丈人》曾被山东电视台拍成艺术片在全省播放，并在全国电视艺术片评奖活动中获三等奖。
1988年，利津县京剧团也根据群众的要求改为利津县吕剧团。
1953年，山东省吕剧团《李二嫂改嫁》的改编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使山东吕剧在全国驰名，这是吕剧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一批新的优秀剧目如《姊妹易嫁》、传统戏《王定保借当》、《光明大道》分别获得了剧本奖、演员奖和音乐奖。
《李二嫂改嫁》和其它剧目曾多次晋京汇报演出，剧团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7年前后，《李二嫂改嫁》、《两垄地》、《姊妹易嫁》、《王汉喜借年》、《逼婚记》等剧目先后拍成电影艺术片在全国乃至国外放映，在此期间，一大批著名吕剧演员如林建华、郎咸芬、李岱江、李同庆等为广大观众所熟知和拥戴。
（3）旅游指南：有大型旅游团来东营旅游，可组织专场吕剧表演，每场一般在500元左右。
\ \ 吕剧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小戏和单中出戏，如《小姑贤》、《小借年》、《王定保借当》等，这是它的基本戏；另一种是连台本戏，多根据鼓词，如《金鞭记》、《金镯玉环记》、《五女兴唐》等。
纳兰容若，比较有名的是个........
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是清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之一。
他的诗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以“纳兰词”在词坛占有光采夺目的一席之地。
他生活于满汉融合的时期，其贵族家庭之兴衰具有关联于王朝国事的典型性。
他虽侍从帝王，却向往平淡的经历。
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与背景，加之他个人的超逸才华，使其诗词的创作呈现独特的个性特征和鲜明的艺术风格。
流传至今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一富于意境的佳作，是其众多的代表作之一。
中文名： 纳兰性德 别名： 楞伽山人 国籍： 中国 民族： 满族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655年 逝世日期： 1685年 职业： 著名文学家、 词人 主要成就： “清词三大家” 代表作品： 《侧帽集》，《饮水集》，《渌水亭杂识》 人物简介 纳兰性德（1655年1月19日——1685年7月1日），满洲正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容若，号楞伽山人。
原名 纳兰性德(2张)纳兰成德，为避当时太子“保成”的名讳，改名纳兰性德。
一年后，太子改名为胤礽，于是改回成德。
顺治十一年生，死于康熙二十四年，年仅三十一岁。
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五年进士，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一生淡泊名利、善骑射、好读书、擅长于词。
他的词基本以一个“真”字取胜，写情真挚浓烈，写景逼真传神，但细读却又感淡淡忧伤。
相传为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
主要作品 人谓“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
主要作品有《侧帽词》《饮水词》《通志堂集》《画堂春》等。
人物生平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5年1月19日）生于北京，其父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相国”明珠，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
而其家族那拉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
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吉，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姐姐，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
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
因而可以说，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繁花著锦的。
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是“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
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
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纳兰性德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
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 准备参加会试，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
而后数年中他更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师。
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也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
他又把熟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识》，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
表现出他相当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各方面的意趣爱好。
1674年，与妻子卢氏结婚，并有一子，康熙十三年卢氏病逝，纳兰为此写下很多悼亡词。
编辑本段 纳兰风光 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考中二甲第七名。
康熙皇帝破格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
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
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
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出，著称于世。
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又著《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9首，编辑一处，合为《纳兰词》。
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 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
时人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
”可见其词的影响力之大。
纳兰性德 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落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等。
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象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得其住所渌水亭（现宋庆龄故居内恩波亭）因文人骚客雅聚而著名，客观上也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
究其原因，纳兰性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汉族知识分子学到他所倾慕的汉文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有着不同于一般满清贵族纨绔子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这就显然使得他的举动背离了社会主流，从而成为后世的一个研究焦点。
1674年，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赐淑人。
是年卢氏年方十八，“生而婉娈，性本端庄”。
成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新婚美满生活激发他的诗词创作。
但仅三年，卢氏因难产而亡，这给纳兰性德造成极大痛苦，从此“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
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在以后的悼亡诗词中一再流露出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
纳兰性德后又续娶官氏，并有侧室颜氏。
值得一提的是，传言纳兰而立之年，在顾贞观的帮助下，纳江南才女沈宛。
沈宛，字御蝉，浙江乌程人，著有《选梦词》。
纳兰性德作为一代风流才子，他的爱情生活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也有捕风捉影的各种市井流言，最为盛传的是表妹入宫一事，但终不可考。
编辑本段 词人性格 纳兰性德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
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
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合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
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7月1日）溘然而逝。
纳兰性德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他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
在当时词坛中兴的局面下，他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
然而与之区别的，纳兰性德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是不得不令人大为称奇的。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
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中的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倍受当时及后世好评。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
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24岁将自己的词作结集为《侧帽》后更名为《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
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
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此外，他的词也受《花间集》和晏几道的影响。
纳兰容若的详细资料
纳兰性德 求助编辑百科名片 纳兰性德画像纳兰性德（1655－1685），满洲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是清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之一。
他的诗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以“纳兰词”在词坛占有光采夺目的一席之地。
他生活于满汉融合的时期，其贵族家庭之兴衰具有关联于王朝国事的典型性。
他虽侍从帝王，却向往平淡的经历。
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与背景，加之他个人的超逸才华，使其诗词的创作呈现独特的个性特征和鲜明的艺术风格。
流传至今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一富于意境的佳作，是其众多的代表作之一。
中文名： 纳兰性德 别名： 楞伽山人 国籍： 中国 民族： 满族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655年 逝世日期： 1685年 职业： 著名文学家、 词人 主要成就： “清词三大家” 代表作品： 《侧帽集》，《饮水集》，《渌水亭杂识》 目录 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纳兰风光 词人性格 作品赏析 物性观照书法作品 风物起兴 纪念纳兰的诗词 诗词名句 纳兰性德作品集 纳兰故居地理位置 纳兰遗迹 纳兰世家家族溯源 纳兰性德 与“红学”研究的交叉纳兰与红楼 纳兰与曹雪芹的比较 相关影视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纳兰风光 词人性格 作品赏析 物性观照 书法作品 风物起兴 纪念纳兰的诗词 诗词名句 纳兰性德作品集纳兰故居 地理位置 纳兰遗迹纳兰世家 家族溯源 纳兰性德与“红学”研究的交叉 纳兰与红楼 纳兰与曹雪芹的比较相关影视展开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纳兰性德（1655年1月19日——1685年7月1日），满洲正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容若，号楞伽山人。
原名纳兰成德，为避当时太子“保成”的名讳，改名纳兰性德。
一年后，太子改名为胤礽，于是纳兰性德的名字改回成德。
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五年进士，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一生淡泊名利、善骑射、好读书、擅长于词。
他的词基本以一个“真”字取胜，写情真挚浓烈，写景逼真传神。
但细读却又感淡淡忧伤。
人谓“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
主要作品有长相思。
纳兰性德(3张)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5年1月19日）生于北京，其父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相国”明珠，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
而其家族那拉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
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姐姐，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
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
因而可以说，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繁花著锦的。
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是“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
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
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纳兰性德因生于腊月，小时称冬郎，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
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 准备参加会试，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
而后数年中他更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师。
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也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
他又把熟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识》，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
表现出他相当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各方面的意趣爱好。
编辑本段纳兰风光 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考中二甲第七名。
康熙皇帝破格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
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
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
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出，著称于世。
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又著《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9首，编辑一处，合为《纳兰词》。
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 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
时人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
”可见其词的影响力之大。
纳兰性德 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落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等。
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象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得其住所渌水亭（现宋庆龄故居内恩波亭）因文人骚客雅聚而著名，客观上也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
究其原因，纳兰性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汉族知识分子学到他所倾慕的汉文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有着不同于一般满清贵族纨绔子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这就显然使得他的举动背离了社会主流，从而成为后世的一个研究焦点。
1674年，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赐淑人。
是年卢氏年方十八，“生而婉娈，性本端庄”。
成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新婚美满生活激发他的诗词创作。
但仅三年，卢氏因难产而亡，这给纳兰性德造成极大痛苦，从此“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
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在以后的悼亡诗词中一再流露出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
纳兰性德后又续娶官氏，并有侧室颜氏。
值得一提的是，传言纳兰而立之年，在顾贞观的帮助下，纳江南才女沈宛。
沈宛，字御蝉，浙江乌程人，著有《选梦词》。
纳兰性德作为一代风流才子，他的爱情生活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也有捕风捉影的各种市井流言，最为盛传的是表妹入宫一事，但终不可考。
编辑本段词人性格 纳兰性德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
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
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合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
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7月1日）溘然而逝。
纳兰性德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他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
在当时词坛中兴的局面下，他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
然而与之区别的，纳兰性德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是不得不令人大为称奇的。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
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真的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倍受当时及后世好评。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
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24岁将自己的词作结集为《侧帽》后更名为《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
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
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此外，他的词也受《花间集》和晏几道的影响。
编辑本段作品赏析 纳兰性德著有《通志堂文集》二十卷，但大的的成就是在词上。
他的词清新婉丽，独具真情锐感，直指本心，在他生前刻本出版后产生过“家家争唱”的轰动效应。
在他身后，纳兰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第一学人”，清 纳兰性德 家词话和学者均对他评价甚高，王国维赞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 到了民国时候，纳兰还是很出名的才子早逝的典例。
有此为证：张恨水先生的《春明外史》中写到一位才子，死于三十岁的壮年，其友恸道：“看到平日写的词，我就料他跟那纳兰容若一样，不能永年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期里，研究界只关注社会性而忽略艺术性，认为纳兰性德的词，或写爱情或写友情，根本没有哪一首批评上层建筑，也没有哪一首关心劳苦大众，就连他那些描写边塞风光的词，也因笼罩着思乡怀人之愁郁，套不上“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套子。
所以，当代每个选本在评论纳兰词时都要说些“内容单薄狭窄”、“思想境界不高”之类的话；在当代人编的书里，纳兰与纳兰词成了文学史的花边，成了可有可无的一抹闲笔。
这样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被重新审视，纳兰词的艺术性得到广泛的认可与重视。
尤其自1985年值纳兰性德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之际，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成立，把纳兰研究推向一个高潮。
1997年8月由台湾历史文学学会和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共同发起组织的“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在承德举行，纳兰性德研究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交流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纳兰的家世、生平、思想及创作等得到日益全面而精深的研究。
而对于普通大众，纳兰性德与纳兰词更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与喜爱，甚至有人概括为“社会现象”之说。
钟汉良版纳兰性德(8张) 编辑本段物性观照 纳兰性德词 在纳兰性德的诗词中，写景状物关于水、荷尤其多。
首先其别业就名为“渌水亭”。
无论目前关于渌水亭所在地点的争议怎样，无论它是在京城内什刹海畔，还是在西郊玉泉山下，亦或在其封地皂甲屯玉河之浜，都没能离开一个水字。
是一处傍水的建筑，或是有水的园囿。
对于水，纳兰性德是情有独钟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水认作有生命的物质，认为是有德的。
并用水之德比君子之德。
滋润万物，以柔克刚，川流不息，从物质性理的角度赋与其哲学的内涵。
这一点被纳兰性德这位词人尤为看重。
明代定都北京后，许多达官贵人纷纷在城内外营造私人花园。
如城内的英国公花园、西郊皇亲李伟的清华园和漕郎米万钟的勺园，都是极负盛名的。
到了清朝，特别是王室在西郊大兴园林土木，自畅春园始，到圆明园之鼎盛，三山五园，几成中国古代造园史上的顶峰。
为了仿效，为了方便朝班，更是为了享受，王公大臣也在西郊购地，建起自己的园墅别业。
明珠就在畅春园咫尺之处，兴建“自怡园”。
取海淀、西山一带的山水之胜，构架了景似江南的私家花园。
而纳兰性德把属于自己的别业命名为“渌水亭”，一是因为有水，更是因为慕水之德以自比。
并把自己的著作也题为《渌水亭杂识》。
词人取流水清澈、澹泊、涵远之意，以水为友、以水为伴，在此疗养，休闲，作诗填词，研读经史，著书立说，并邀客燕集，雅会诗书——一个的道的文化沙龙。
就在他辞世之时，也没离开他的渌水亭。
与之相比，同在水泉丰沛的海淀，大将僧格林沁却造旱园，在园中起山神庙。
权宦李莲英于海淀镇闹市中置产业三处，方便起居却无水趣。
宗室商人萨利建宅通衢，招摇有余，风雅稍逊。
试想，如果这位伟大的以水为性，借水寄情的词人没有了水，他的情感激发和创作灵感的迸出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几近干涸。
如果以山为题、以山为怀，那他的艺术也定是另种风度了。
纳兰性德的诗词中，对荷花的吟咏，描述很多。
以荷花来比兴纳兰公子的高洁品格，是再恰当不过的。
出污泥而不染是文人雅士们崇尚的境界。
它起始于佛教的有关教义，把荷花作为超凡脱俗的象征。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梅、竹、兰、菊“四君子”和松柏、荷花等人格化，赋予人的性格、情感、志趣，使其具有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蕴。
郑板桥的竹、金农的梅、曹雪芹的石，都成了寄托文人心态、情感的文化图腾。
而纳兰性德却认定了荷花。
他的号为楞伽山人，有禅缘者，看重荷花，更在情理之中。
纳兰性德所居，所乐之处均有水存在，水中的荷花更陶冶诗人的性情。
瓮山泊畔有芙蓉十里，玉泉山下有芙蓉殿，渌水亭边碧水菱荷，皂甲屯明珠花园西花园遗址仍残留水沼，出土莲花纹汉白玉栏板……这无不说明它与纳兰性德的生活、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与词人的精神始终同在。
中国历代文人追求对物质性理的认识，并把它与人生观、世界观等哲学概念联系起来，指导生活、事业、并把它艺术化。
在哲学的理性与艺术的热情的交汇点上有所生发。
纳兰性德也不例外，他以诗词的形式，以杰出的艺术互为观照着他的哲学理念。
纳兰容若 书法对联 书法作品 风物起兴 纳兰性德的诗词中，有不少是因扈驾游历北京西山一带 纳兰容若的画像(7张)风景名胜时写作的。
这些地方至今几乎都有迹可寻，有史可稽。
这些因名胜古迹生发的感慨和情致出之有处。
通过对所写地方进行体察，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认识纳兰性德此类诗词创作的起因和他丰富的文史知识，以及对客观事物形象准确的感受。
纳兰性德曾随康熙幸游“八大处”宝珠洞。
他扈从玄烨凭高远望，写下《望海潮·宝珠洞》“漠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
白日空山，夜深清呗，算来别是凄凉。
往事最堪伤，想铜骆巷陌，金谷风光。
几处离宫，至今童子牧牛羊。
荒沙一片茫茫，有桑干一线，雪冷雕翔。
一道炊烟，三分梦雨，忍看林表斜阳。
归雁两三行，见乱云低水，铁骑荒冈。
僧饭黄昏，松门凉月拂衣裳。
”站在平坡山巅宝珠洞眺远亭上，宜南向、东向眺望。
南望，永定河一线漂渺如带似纱由它千万年泛滥冲刷形成的西山洪积扇，不但形成北京平原，在北京古地理上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至今在其两岸仍可见大片荒沙，累累土岗。
山下不远是八宝山、老山、田村山、石景山，两千年前的汉墓早以少为人知，山脚下元代翠微公主的陵墓湮没无寻，明代贵戚葬地已被清朝王公坟茔逐渐取代。
东南望，辽金残毁的城垣尤在，元大都址上的明清北京城紫气东来。
辽宋于会城门北、紫竹院一带进行了“高梁河会战”辽军铁骑的驰援，使宋军大崩溃。
金兵攻陷辽幽州城，在其上建中都城。
元人将金中都付之一炬后，东移城廓建大都城。
历史变迁，王朝更迭，都邑兴废，引发了纳兰性德的无限感慨。
纳兰性德从驾到西山黑龙潭，写下《忆秦娥·龙潭口》“山重叠，悬崖一线天疑裂。
天疑裂、断碑题字，古苔横啮。
风声雷动鸣金铁，阴森潭底蛟龙窟。
蛟龙窟，兴亡满眼，旧时明月。
”黑龙潭位于画眉山北，在山嘴处东北石崖下。
这里石色青黑，树木萧森，荫浓苔滑。
泉水従深潭底冒出， 编辑本段纪念纳兰的诗词 玉蝴蝶·悼容若 ——丁昊 桥下长虹映水，晴雨初收，露沾青衫。
风卷流云，寂寞声里春残。
落红处，临风纵笔。
持《饮水》，一种心酸。
恨无端，深情公子，难续红笺。
江南，寻常巷陌，谁家楼阁，仍唱花间
扇底桃花，空教惆怅转无眠。
记得当时风流客。
听玉漏，初晓更寒。
向灯前，轻依粉黛，浅画眉弯。
菩萨蛮 百花独一枝-祭纳兰 文\\\/老街味道 梅香不染冰心在 冰心尽是真真爱 奇秀自然痴 百花独一枝 相思无可籍 雁字谁人写 风落好文章 可怜春叶黄 秋末题纳兰饮水集（三首） ——周青崖 其一：冬郎元是月中身，憔悴三生碧海邻。
一样名香惆怅句，不如侧帽照词人。
按：容若小名“成哥”，盖满人无“郎”命名之习俗。
其「填词诗」云：“ 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
此冬郎即义山诗“雏凤清于老风声”者也，然冬郎二字诚风雅，容若填词诗即以自许，邃以此意取之。
——青崖注 其二：为问秋光镜里人，香台何事遣青春
一生长对三生貌，红板桥前是旧身。
其三：有时风月故人肩，窈窕曾教掌上怜。
更立桃花千万树，春风无复到眉边。
编辑本段诗词名句 休为西风瘦，痛饮频搔首。
旧欢如在梦魂中，自然肠欲断，何必更秋风。
莫恨流年似水，恨消残蝶粉。
闲愁总付醉来眠，只恐醒时依旧到樽前。
不如前事不思量，且枕红蕤欹侧看斜阳。
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
当时领略，而今断送，总负多情。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
断肠声里忆平生。
粉香看又别，空剩当时月。
月也异当时，凄清照鬓丝。
我是人间惆怅客 静数秋天，又误心期到下弦。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
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
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一往情深深几许, 深山夕照深秋雨。
纳兰性德的诗词风格.
纳兰性德（1655－1685），满族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是清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之一。
他的诗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以“纳兰词”在词坛占有光采夺目的一席之地。
他生活于满汉融合的时期，其贵族家庭之兴衰具有关联于王朝国事的典型性。
他虽侍从帝王，却向往平淡的经历。
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与背景，加之他个人的超逸才华，使其诗词的创作呈现独特的个性特征和鲜明的艺术风格。
流传至今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一富于意境的佳作，是其众多的代表作之一。
兰性德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655年1月19日）生于北京，其父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明珠，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
而其家族那拉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
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姐姐，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
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
因而可以说，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繁花著锦的。
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是“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
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
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纳兰性德因生于腊月，小时称冬郎，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
纳兰成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 准备参加会试，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
尔后数年中他更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师。
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也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
他又把熟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识》，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
表现出他相当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各方面的意趣爱好。
纳兰风光 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考中二甲第七名。
康熙皇帝破格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
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
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
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出，著称于世。
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又著《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9首，编辑一处，合为《纳兰词》。
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 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
时人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
”可见其词的影响力之大。
纳兰性德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落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等。
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象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得其住所渌水亭（现宋庆龄故居内恩波亭）因文人骚客雅聚而著名，客观上也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
究其原因，纳兰性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汉族知识分子学到他所倾慕的汉文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有着不同于一般满清贵族纨绔子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这就显然使得他的举动背离了社会主流，从而成为后世的一个研究焦点。
1674年，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赐淑人。
是年卢氏年方十八，“生而婉娈，性本端庄”。
成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新婚美满生活激发他的诗词创作。
但仅三年，卢氏因难产而亡，这给纳兰性德造成极大痛苦，从此“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
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在以后的悼亡诗词中一再流露出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
纳兰性德后又续娶官氏，并有侧室颜氏。
值得一提的是，传言纳兰而立之年，在顾贞观的帮助下，纳江南才女沈宛。
沈宛，字御蝉，浙江乌程人，著有《选梦词》。
集中悼亡之作“丰神不减夫婿”。
可惜他们的爱情因纳兰性德的家庭原因以悲剧告终，沈宛回归江南。
纳兰性德作为一代风流才子，他的爱情生活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也有捕风捉影的各种市井流言，最为盛传的是表妹入宫一事，但终不可考。
诗人性格 纳兰性德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
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
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合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
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7月1日）溘然而逝。
纳兰性德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他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
在当时词坛中兴的局面下，他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
然而与之区别的，纳兰性德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是不得不令人大为称奇的。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
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真的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倍受当时及后世好评。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
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24岁将自己的词作结集为《侧帽》后更名为《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
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
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此外，他的词也受《花间集》和晏几道的影响。
编辑本段作品赏析 纳兰性德著有《通志堂文集》二十卷，但大的的成就是在词上。
他的词清新婉丽，独具真情锐感，直指本心，在他生前刻本出版后产生过“家家争唱”的轰动效应。
在他身后，纳兰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第一学人”，清 纳兰性德家词话和学者均对他评价甚高，王国维赞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 到了民国时候，纳兰还是很出名的才子早逝的典例。
有此为证：张恨水先生的《春明外史》中写到一位才子，死于三十岁的壮年，其友恸道：“看到平日写的词，我就料他跟那纳兰容若一样，不能永年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期里，研究界只关注社会性而忽略艺术性，认为纳兰性德的词，或写爱情或写友情，根本没有哪一首批评上层建筑，也没有哪一首关心劳苦大众，就连他那些描写边塞风光的词，也因笼罩着思乡怀人之愁郁，套不上“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套子。
所以，当代每个选本在评论纳兰词时都要说些“内容单薄狭窄”、“思想境界不高”之类的话；在当代人编的书里，纳兰与纳兰词成了文学史的花边，成了可有可无的一抹闲笔。
这样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被重新审视，纳兰词的艺术性得到广泛的认可与重视。
尤其自1985年值纳兰性德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之际，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成立，把纳兰研究推向一个高潮。
1997年8月由台湾历史文学学会和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共同发起组织的“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在承德举行，纳兰性德研究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交流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纳兰的家世、生平、思想及创作等得到日益全面而精深的研究。
而对于普通大众，纳兰性德与纳兰词更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与喜爱，甚至有人概括为“社会现象”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