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请家长上台送锦旗给老师的主持词该怎么说
宴会在宾礼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因此宴会也不局限于宾礼活动中，《仪礼》中就有“乡饮酒礼”、“燕礼”“公食大夫礼”，都是指不同宴会的场合中所应遵从的礼节。
其实，只要有宴会的场合都会有礼节的存在。
这里就介绍一些古代宴礼的知识。
说到宴会恐怕最重要的要数迎送和座次了，这方面的礼数相当繁琐，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古人特别讲尊卑之别造成的。
就迎宾之礼来说，如果主人与客人的地位尊卑相同的话，那么他要到大门外边去迎接；如果主人身份要尊于客人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在门内迎接。
如果是君臣之间，那么他们都只需要站在房屋门口的台阶上，君主要在这里，臣子还要向台阶下降一级。
古代的房屋都是建在台上的，出门就有台阶，像故宫内的房子都保留了这个习惯。
其实故宫就是一个放大的标准庭院，午门就是大门，太和殿就是房屋。
跟我们平常说的大门不完全相同。
如果客人是不请自到，那么他到大门的时候要“请事”，然后主人才好迎接。
进门的时候也有礼节，宾客要从左边的门进，主人则从右边的门进，要让主人先进门。
如果是大臣见了帝王，则应从右门，意思是臣子不能以宾客的身份自居，因为凡宾客都是要受到尊敬的，而帝王的情况是最特殊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臣子尊敬主子的份儿。
进门后还有“三揖”的礼节，即曲揖、北面揖和当碑揖。
《仪礼•士昏礼》中说“揖入，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
”这里出现了一个庙门，需要解释一下，古代正式的会见是在宗庙中的，这是庭院最尊崇的地方，供奉着祖先的地方，凡家族最重要的活动都会在这里举行，也相当于一家之公共场所。
后来演变为正屋，祠堂则另辟地方。
所谓的三让是指到庙门之前的台阶时，要相互谦让三次。
之后，如果尊卑相同时，则要一起上，如果尊卑有别，则尊者先。
送客的时候似乎没有这么繁琐，主人送于门外，要拜两次，客人不需要答拜，离开就行了，注意，客人离开前行时，不应该回头。
段祺瑞是个什么样的人
段祺瑞的一生就不多说了，随便百度都能找到。
不能简单的用军阀俩字来总结，的确做过很多事，但终究是个政客。
信佛吃素，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大批围棋手（包括吴清源），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还好打牌；段祺瑞喜用私人，刚愎自用，在军事上并无出色战功和理论，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善于利用政治手腕和军事手腕维护自己的统治，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和讨伐张勋复辟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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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是清代的经学家、史学家、诗人和思想卓绝、锐志进取的改革家。
他的著作很多，有《古微堂内外集》、《古微堂诗集》、《诗古微》、《书古微》、《元史新编》、《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其中尤以后二书最著名，影响也最深远。
本书详细介绍了魏源的传奇一生。
本书详细介绍了魏源的传奇一生。
全书叙事清晰，脉络一贯，以魏源家世、生平、主要事功为纲，以著述、思想、师友交往为翼，夹叙夹议，有条不紊，特别是对于魏源诗歌与写作背景的结合，令人有不愿释卷之感。
内容简介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
他是清代的经学家、史学家、诗人和思想卓绝、锐志进取的改革家。
他的著作很多，有《古微堂内外集》、《古微堂诗集》、《诗古微》、《书古微》、《元史新编》、《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其中尤以后二书最著名，影响也最深远。
魏源早年在家乡读书，后至京师进修，刻苦攻读，潜心著述。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考中进士，开始从幕僚出任州县官，历任江苏东台、兴化知县、高邮州知州等职，所至政绩卓著。
但他终因同情太平军，“迟误”军报，而为清政府免官。
综观魏源一生，他从理学家转而为汉学家，从幕友转而为亲民官，从解经笺诗的通儒转而为关心水利盐漕的实干家，从忧时忧民的学者转而为放眼世界的先驱，都充分显示他是一名真挚的爱国者。
他因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时时以湔洗国耻为念，提出“后王师前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他的结论是：积弊多年的清政府，非彻底进行庶政改革不可；积弱多年的中国，非向先进国家学习、以臻富强、以自立于列国之林不可。
他以“法祖”、“师夷”思想为基础，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富国强兵、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和方策，成为他论明臣所说的“劳臣荩士，蒿忧瑰画”了。
可惜的是，魏源生不逢时，腐朽保守的清政府，并不重视这位“积感之民”可以“奉赞大猷”的著述。
“为问河汾太平策，刍荛何以献天聪。
”魏源以他的“太平策”不为世用而灰心怅恨。
这使得志士暮年不愿再做冒险的风帆，皈依佛法是他的必然归宿。
这甚至使曾经受过他影响的日本明治维新志士也为之惋惜。
日本盐谷世弘在《翻刻海国图志序》中说：“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
”可悲的还在于像这样有伟大贡献的人才，百年来竟未得到应有的评价，直到解放后的六七十年代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的改观。
湖南岳麓书社有鉴于此，特将乡贤魏源的全部著作整理为《魏源全集》编辑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魏源提供了充分的资料。
而随着《全集》出版，首先写成《魏源传》的是《全集》执行主编夏剑钦同志。
剑钦同志学识渊博，工作认真，多年从事乡贤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此次主持《全集》工作，殚精竭虑，从编纂前的搜集魏源已刊未刊散佚资料做起，到编辑、校勘、考证、编写校点说明、全书后记以及《魏源研究百年回眸》等，对《全集》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对魏源生平事迹的探索，宏伟思想的钻研，编写文字的斟酌，疑难问题的处理以及后世对魏源研究情况的了解等，都为他撰写魏传准备了极好的条件。
因此，全书叙事清晰，脉络一贯，以魏源家世、生平、主要事功为纲，以著述、思想、师友交往为翼，夹叙夹议，有条不紊，特别是对于魏源诗歌与写作背景的结合，令人有不愿释卷之感。
这本书的出版，虽不会引起“洛阳纸贵”，但也相信一石击水，将会产生清波中无尽的美丽涟漪，其影响与效果将是可以想见的。
读者尤其是青年学子仔细阅读先贤传记，将会受益终身。
我以先睹为快，略写感想如是。
作者简介 夏剑钦，又名祖尧，1945年生，湖南浏阳人一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毕业，多年从事乡贤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研究。
近年主持编辑出版《魏源全集》以来，尤对魏源生平、著作和思想等方面深入探索钻研，创获良多；进而深入浅出，撰成《魏源传》一书 这是作者继上世纪为《祖国丛书》撰著《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以采的第二部湘贤人物传记，资料翔实，考据精审，语言流畅，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与可读性作者另有《通假字小字典》、《三湘纪胜》、《浏阳方言研究》及《同义词词典》等著作多种 现为岳麓书社编审，任《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目录 序 第一章 家世与少年时代 一 山川孕秀 天生异禀 二 邵邑醇良 金潭望族 三 名师教导 童试三捷 四 探究理学 著述伊始 五 游学岳麓 拔贡京师 第二章 十一载交游与求学 一 求学北上 满目疮痍 二 拜师访友 学问精进 三 友朋切磋 义重情深 四 返湘三载 喜结良缘 五 二上京师 初中副榜 六 再落汉谣 荣登南元 七 两度授馆 潜心著述 第三章 幕府佐治谋改革 一 贺幕编书 经世致用 二 龚魏齐名 诗会结友 三 代陶复书 倡行海运 四 薇垣名士 游览丰年 五 笺诗刻书 首次从军 六 守制苏州 四应礼闱 七 纵论水利 经营票盐 八 绝意科场 置宅絮园 九 为救时弊 再辑良方 第四章 参赞戎幕与战后的反思 一 议修族谱 痛悼陶公 二 浙海御敌 再次从军 三 泣挽定庵 梦中疏草 四 积感愤发 弘扬圣武 五 时代巨著 师夷制夷 六 辗转传抄 鸦战信史 第五章 亲民官的八载浮沉 一 “老女新妇” 甲辰会考 二 补行殿试 进士题名 三 初学“制锦” 东台受累 四 二修海志 畅游江南 五 兴化抗洪 淮扬保障 六 “简恕”为政 勤奋著述 七 被参革职 难隐同情 第六章 志士暮年的非凡之举 一 重编元史 创新体制 二 为赠亡友 诗笺汉唐 三 勤研佛经 向往“净土” 四 《尚书》古微 寂逝杭州 五 著述宏富 影响深远 附录 魏源世系表 魏源生平大事年表 征引书目 后记
李顺明成诗语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达到了极致，“好男不当兵”“学而优则仕”等俗谚都是出在宋朝。
在理学的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民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的发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优秀文人辈出，知识份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
其后中国由于蒙古的入侵并对文人采取敌视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与清朝文字狱严重压制学人思想自由发挥，中国除晚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象宋朝一样兴盛的文化景象。
宋学儒学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复兴，其与佛、道思想相结合，诞生了新的儒学思想—理学。
理学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要内容，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理”和“气”是并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后之分。
理是万物之源。
“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两方，人欲是一切罪恶之根源，应当去人欲、存天理。
经过二程与朱熹的发展，理学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南宋末年理宗时成为官方哲学。
之后，陆九渊又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
人们应当去人欲，存本心，到达清明寡欲的境界，陆九渊之思想经过之后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继承发展，成为新的哲学体系—心学，在明朝中叶以后占据了主导地位。
除了理学与心学之外，宋朝晚期还出现了第三种学术势力—浙东事功学派，其由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所组成。
史学与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学特别发达。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
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如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
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长达十九年（加上《通志》超过二十年），共二百九十四卷，叙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
采用编年体方法书写，为后人提供了一本系统广博的史书。
随后，另一史学家袁枢又对《资治通鉴》进行全面的整理，写成《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可谓《资治通鉴》的简略版。
史学家郑樵写成《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
此外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廿四史中薛居正等奉旨编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
以及王溥私撰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
著名的地方志有《太平寰宇记》、范成大《吴郡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
由于金石学和考古学快速兴起，也有一些相关史书诞生，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吴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等。
此外宋代编修了不少与史学相关的类书，著名的“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
补充： 文学宋朝文学事业发达，诗、词、散文都有伟大成就。
让宋朝散文走向兴盛并承接古文运动的大师是欧阳修。
欧阳修的散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平易自然，为宋朝散文的风格奠定基调。
三苏之中，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风雄奇劲简。
苏轼的文章洒脱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带些忧郁，前后《赤壁赋》等文章确定了他在文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他的弟子也颇有出息，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李膺号称“苏门六君子”。
南宋时期，苏轼的散文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而苏辙的文章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
曾巩忠实的追随欧阳修的风格，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
文风自然纯朴，少有华丽辞藻。
王安石也以议论文为长，风格雄健自然。
但是到了南渡之后，宋朝的散文就开始衰落了，其后的文人都无法同北宋六家相比。
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目前正在编撰的《全宋诗》收录宋诗作品达十六万多首之巨。
与散文相同，欧阳修也开创了宋朝的诗风，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就是其所著。
王安石诗风工练，比欧阳修更讲究修辞技巧与典故运用。
苏轼的诗变化多端，雄放洒脱。
其吸收了前朝所有诗人的手法，并长于各种诗体，尤其是古体与七言近体，可谓别开生面，奔放灵动，成为宋诗一代大宗。
黄庭坚虽出于苏门，但却开创了江西诗派，他的诗歌模仿杜甫，讲究炼字煆句，显得耐人寻味。
之后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褒，也堪与北宋三家相比。
杨万里的诗歌清新活泼，以天然风景为主；范成大的诗歌关心民生，诗风清丽秀婉；陆游的诗以爱国著称，他的诗对偶工整，后人言“好对偶被放翁用尽”。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也称长短句。
根据《全宋词》的记录，宋朝词人达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残篇总计达到两万零四百多首。
词是宋朝文学的标志性体裁。
晏殊被称为宋朝词家初祖，其词和婉明丽。
欧阳修的词也富于花间派之风格。
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词令人耳目一新，确定了长调的地位，充实了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作品广为大众喜爱以至于当时人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其后，苏轼又对宋词进行了彻底的革新，他创立了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选材范围，为后来的南宋爱国词奠定了基础。
周邦彦是格律派的始祖，其后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属此列。
在靖康之难后，忧患意识使得豪放派占据了词的统治地位。
其中以辛弃疾为大成。
此外，宋代“说话”（评书）非常流行，说话的内容就是话本。
最著名的话本有《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等；一些明清白话小说也是根据宋朝的话本改编。
追问：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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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论述啊。
谢谢了。
麻烦了回答： 宗教与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与汉化。
宋朝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于鸿胪寺。
各州府或大刹设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务。
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当于出家许可证，没有度牒就属于不合法的“私度”。
度牒制度原本是为了控制僧尼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
但是自神宗朝起，为解决财政短缺，政府开始将度牒货币化，度牒沦为国家的敛财手段。
其后度牒买卖始终参与国家财政运转，徽宗时期和绍兴年间尤为严重。
宋朝佛教宗派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兴盛。
而禅宗之中又以临济、云门二宗最为繁茂。
净土宗相对禅宗而言更为俗化。
原先艰深的理论被阐释的更加简单化与口号化。
与佛教相比，道教在宋朝变化繁多。
宋朝管理道教的机构是礼部所属的祠部。
宋朝道教出现了内丹派南宗、正一天师道、忠孝净明道和全真道等新的道教教派。
最后全国形成了真大道教、正一天师道和全真教三足鼎立的局面。
教育宋朝政府对文人之待遇在中国史上属于最高水平，由于宋代非常重视考生质素，教育事业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援。
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
宋代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
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
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
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制订太学三舍法 （内舍、外舍、上舍）。
学校会于每年按成绩升舍，在上舍成绩优秀时，可免州试和礼部考试，并特赐及第。
有宋一代，各地书院式私学盛行，主要由于自唐朝以来，印刷业发达，书籍增多，民间可掌握的教育资料也开始增加，又因五代时战乱四起，教育中断，想学习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学识的学者的周围，既而形成书院。
宋朝时，官方为了对私人办学进行管理，对私学“赐匾”、“赐书”、“赐学田”，给予承认，于是书院形成了以私学，半官办，官办私学等多种方式。
另外由于当时有学识有威望的学者，比如朱熹、陆九渊都喜欢在书院讲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书院式私学的威望。
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茅山书院。
南宋时期，书院规模扩大，学生增多，逐步在社会上形成另一种办学和上学的风气。
书院也从最初的教学场所变为兼顾研究的学术机构。
宋朝政府还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至元丰元年（1078年）、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三次进行兴学运动，以改革教育制度，提高人文品质，这三次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宋代改良科举制度也促成教育的发展，新的措施包括殿试的设立，防弊措施的增加，放宽应考条件，并增加了取士数量等等。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
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
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
通过者在宫内由皇帝主持殿试，在宋代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
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补充： 由于到了宋代士族门阀到唐末已经没落，科举考试制度真正得到广泛应用，对社会真正产生重大影响。
科举制度使大量过去贫寒的读书人一跃成为士大夫阶级，使政府与社会有了紧密的联系，也打开了平民入仕为官的管道。
透过科举入仕的知识阶级在宋朝时已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优势地位，在法律上也拥有许多特权，因而社会大众以中举任官做为读书的首要目标，社会也就衍生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尚。
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透过社会、乡约、族规、家礼等各种方式深入民间，推广于全社会。
中国自宋代以后也得以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普及的文化社会族群。
而基层知识分子，构成基层乡绅，并成为村镇百姓与官府的桥梁。
他们指导公共工程、支援学校与书院、编纂地方地志、参加地方祭典、纠集赈灾工作、招募地方自卫武力、提供村镇行为规范。
宋、元、明、清时期，透过科举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阶级，是一个同时拥有政治权力、经济优势、学术文化素养的新兴族群。
优势条件的结合促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普遍发达的时代。
因此，总体而言，到了宋朝，经济上除了一些皇亲国戚、富商大贾外，社会已无明显的阶级之分。
宋朝的都市商品经济特别发达。
北宋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
包括开封、洛阳、临安（杭州）、大名、应天（今商丘）、镇江、平江（苏州）、江陵（今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
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
宋朝打破了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了夜市与晓市。
南宋首都（称“行在”）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
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瓦舍（也叫瓦子、瓦肆、瓦市）是重要的庶民游乐场所，内有勾栏，专供大众娱乐。
东京的瓦舍见于《东京梦华录》的就有十座。
临安的瓦舍见于《武林旧事》的有廿三座。
瓦舍的演出内容呈现商业化、专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新趋势。
演出的内容主要包括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
其形式多样，深受大众的好评。
而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
廿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
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
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 ；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
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
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
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
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妇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
贞节观在宋朝得到了发扬，在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出卖肉体的工具，且花样繁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