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帝住的宫殿都叫什么
你去网易音乐里找 搜索：背景音乐 电台音乐 类似的关键词应该可以找到你想要的背景音乐找到的话记得给我采纳噢对了是网易音乐里的歌单
列举几项体现中国特色的文化成果
婚礼有什么注意事项?一场婚礼的过程复杂又辛苦，还有相当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可是，婚礼上的那些注意事项除了长辈外，大多数新人是不了解的。
所以，今天就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婚礼上需要注意的那些繁琐事项吧……婚礼有哪些注意事项1、 婚礼现场的音乐一定要选择柔和舒缓类型的。
婚宴上一定有一大半都是长辈或是老年人，所以音乐的音量也要控制住。
2、婚礼现场难免都会有些小状况，比如话筒没声音或是音乐突然停掉了，新人们都要冷静面对，不要一遇到事就手足无措。
处理问题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安抚宾客们的情绪。
3、婚礼结束宾客离场时，为了表示感情，双方的长辈和亲戚们一定要亲自送别。
如果有车接送的安排一定要妥当。
有时候因为宾客太多，很多宾客还没有轮到新人们敬酒就已经离场了，所以这时候在送别宾客时，一定要表示招呼不周的歉意，下次有机会再邀请客人吃顿饭之类的话。
小编结语以上是小编列出来的几点关于举办一场完整婚礼的注意事项。
举办婚礼这件事情既幸福又繁琐，其中是有着不少需要新人们注意的细节，如果新人们对于这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还不是特别清楚的话，可以先来看看小编的整理哦。
故宫祭祀
摘 要：通过对殷卜辞的大量考证，并结合历史的框架阶段，论证了“ ”（黄）“黄尹”即是黄帝。
这在殷代就已成为远古史上的大人物，受到高规格祀典，是确证无疑的。
史学界那种认为三皇氏（伏羲、神农、黄帝）只是“神话”或“伪史”的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确证黄帝氏在殷前之存在，即可将中华民族之文明史大大提前。
关键词： ；黄；黄帝；祀典；衡 笔者于1963年曾在殷卜辞中发现有关于“虎、 山、黄”即虑牺、神农、黄帝的祀典。
计黄帝不下百条，虑、农约二十条。
1987年郑振坤研究员之《周易起源与发展之管见》曾对笔者虑、列山说加以引用，但未及论证过程（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五期66—70页）。
今特将其第三大氏，即《易系辞》所述黄帝氏，这个至今大家普遍认识的“黄”字，原为祭祀对象的大人物，做一简明论证，以求教于甲骨学专家和关心中国历史的广大读者，以及遍于全世界的炎黄子孙。
（黄）卜辞举例（约占有关黄帝卜辞的十分之一）。
1、贞：于黄告。
（乙2472） 2、王占曰：其于黄尹告。
（合集3473） 3、贞：于黄尹卫（卫）（乙6394） 4、[王]占曰：其卫（卫）于黄示。
（续5.9.2） 5、 （饫）于黄尹，十伐（杀），十牛。
（乙8204） 6、 乎（呼）黄，多子出牛， 于黄尹。
（合32555正） 7、 壬午卜争贞：黄入岁（胙），翌癸□用。
（战后南北1.53） 8、 壬申卜：步。
癸酉卜：步。
甲戌卜：步。
丁丑卜：步（ ）黄，‘虎来’（合文）（乙4549） 9、 丙寅卜争贞： 于黄 （袖、偶）二羌。
（天36） 10、 丙辰卜 ：立（莅） （黄）事。
（铁88.4） 11、 丙辰卜 ：立（莅） （黄）事。
（罗氏撼片与《铁》同辞异卜。
） 12、 乎（呼） （黄）凡（盘） （仕）。
（乙4516） 殷墟卜辞中，只“上帝”、“虎（ ）帝”称帝（根蒂），后来殷末的帝甲等王死后拔高称帝（意为上宾于天、在上帝左右）。
黄帝本非帝（始祖），不像 牺被称为人祖，故卜辞中根本不可能出现黄帝一词。
黄帝之帝的尊号，是周代人才给追加上的。
有人认为在卜辞中发现了“黄帝”字样，那是误“步黄 （虎来）”为 黄帝（原义是把 礼时献祭黄帝的虎送来）（参阅文例8），而忽略了君（尹）、王、帝、皇称谓的时代性。
直到汉代，儒者还知道黄帝本无“帝”称，没有谥号，可以直呼一个“黄”字。
因为“古者质（质朴），生死同称……名‘黄’，[号]有熊也”（《白虎通义•谥》）。
在殷卜辞中，正是可以见到黄帝的只单称一个黄字的一些例子（见前文例之1.4.8.9.10.11诸条）。
《白虎通义》是后汉初全国名儒在白虎观讨论经史政治制度时公认见解的总结性记录，仅从正确阐释黄帝本自名黄这一点来说，亦是很可宝贵的。
在卜辞中除称“黄”之外，也被加以官称“黄尹”。
尹，君也，官也，但还没有后世的“王”大。
“黄”和“黄尹”本该很容易地读为后代所尊崇的黄帝，但是为什么偏偏做不到呢
从1899至1999百年来的实际学术表现来看，我觉得可能是以下内个主要原因所促成。
一、 忽视了《白虎通义》关于黄帝本自名“黄”的提示。
这由想在卜辞中寻找“黄帝”这一名号可知。
同时，也忽视了最高统治者称谓有古今变化的前人议论（诸如秦始皇、顾炎武、崔述等）。
二、 在古文字学上，没有解决“ ”实为黄帝黄亦即黄色的本字，在卜辞中，“ 黄”并出而常借黄为 。
并不知黄字的造字本议（详后），故误将“黄尹”读为衡尹，以至与为阿衡官的“伊尹”（亦是卜辞所常见的）混而为一。
三、 在古文字学上，没能解决“虎、 ”之为古今字；也不明确“ ”即列山氏合文，“ ”即神农氏——没想到或不敢想到关于三大氏远祖的传说及其祭祀，延至殷代仍然巍然灿然地存在。
中华民族一直保有远祖历史的真传，即旧石器时代渔猎之与 牺、新石器时代农业之与神农、青铜时代文明之与黄帝相当的这一铁的客观事实，这是问题的关键、立论的分水岭。
以上三者更深层次的思想根源，当是在于对三皇氏历史，视为“传说”或“茫昧无稽”，或视为“伪古史系统”而抹煞，或视为“神话”而不论究。
这些复杂的原因，便形成了一股疑古思潮，冲荡学界，乃是漫不考古求实的空论，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
不然，何至于百年时音，总不明白“虎帝、列山、黄尹”或“虎、 （农）黄”之为 牺、神农、黄帝呢
绝非才力、学力不足，而是有了先入偏见。
这种偏见，会把人们引向历史虚无主义甚至民族虚无主义。
因此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断地进行历史的探究。
以上算是绪论，下面回到卜辞文字分析及其文句内容的考察上来。
在卜辞中，“黄”用为黄色字，如“黄牛”“黄羊”“黄吕”（黄铜料块），这是人所共知。
自然“黄尹”就是黄色之君（尹、君同源）——黄帝了。
这本来是顺理成间的妥贴解释。
但是百年来，学者们并不这样认为，而认为这是伊尹的另一称谓“衡尹”（前已提出及），对不对呢
显然不对。
下文一一辩证： （一）“黄偶”（黄帝夫人）就不能解作“衡”之配偶，阿衡是官名，是通名，不限定必是伊尹的配偶；而且不合卜辞祭称人名之定例，按例祭祀对象必举其个人专名（包括庙号），即一定标明是某人的配偶。
由此一“黄偶”的祭祀对象的名称，也足以反证“黄”是人之专名，不是“黄”假借为衡，凡祭“黄”之辞都是祭阿衡官。
况且只祭祀某一官职而不举个人专名，卜辞并无此例。
显然，卜辞里的“黄”字本不该读为衡字的。
黄，既已借为 ，就不能再借为衡。
（二）何况在整个卜辞中（可据《殷墟卜辞综类》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来对比）“黄尹”与“伊尹”在祭祀规格上的不同，也显然是二人，不可混为一人。
据卜辞，黄帝在祭礼时有武士的仪卫（文例3“于黄尹卫”，4“卫于黄示”黄帝神主），祭品有时多到三五十、百牛，人牲最多十伐（伊尹不超过一伐），甚至杀虎以祭（文例8“虎来”）。
这与合集20706正“勿疋才（载，祀也）王母虎获”（别等祭王母的虎捉着）都是属最高的君王规格。
总的看，伊尹和殷王都没有如此高的待遇。
这证明“黄”必是黄色之君黄帝，黄不可读为衡。
（三）黄尹：尹原意为君，后世分化。
章太炎《文始》说：“《春秋》君氏亦作尹氏。
《荀子》君畴，《新序》作尹寿。
则尹、君一字也”。
卜辞中有些字加“口”与不加“口”无别，如启、启、石厂（ ）、商 ，均是一个字，君尹当不例外（参据赵诚《甲骨文简明辞典》60、176页）。
黄尹，此人君位而名黄，非黄帝而何
在殷前古史上绝无第二个名黄的人可与黄帝齐名，即使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也没有。
殷时伊尹，官耳臣耳，居王之下；“多尹”，一王，同一尹称，实有昔君今臣之异。
君（尹）、王、帝、皇，后来居上。
黄尹、伊尹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正因为尹位的臣化，失去原意，周代才不用黄尹一词，改称曰黄帝，居于后王之上。
这个历史变化，前人忽略了，误改读为衡尹。
（四）由黄帝的故国“黄”，后裔亦称“黄”氏看，黄也不该读为衡而释为伊尹。
读下面一文例就可明白：“乎（呼）黄（国名，黄帝后裔氏名）、多子（商族子姓）出牛， （饫）于黄尹。
”这自然不能读为“呼阿衡饫祭于衡尹。
因为，有衡氏、司马氏，而无阿衡国防大学司马国。
此辞之“黄尹”（见前文）“黄”为其国、氏之称，无可疑者， （五） 字，前人未释，今按“ ”为黄色本字，如红紫外线绀 的结构。
按《说文》籀文，可知糸部首的字，本亦从丝，如幽 （ ） （缁） （ ）。
是郑重写法，“黄”是常用的同音假借的简体（见前出文例10、11、12从丝）。
“丙午卜， ：立（莅） 事。
”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十三年）。
这是说殷王武丁隔一两天后（即戊日或已日，于五行属土，符合黄帝土德）亲临主持祭祀黄帝的大典。
综观上列诸卜辞，君王规格而以黄色为名，值得殷王亲祭的当属殷人远祖范围的突出显赫人物，中国古史上非帝莫属。
这符合于《庄子盗跖》所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
”看 字就极清楚，不用加帝字就可定论。
、黄既用为一字，黄不能读衡明甚。
（六）以殷代卜辞“盘龙”地名至今不改，亦足以补助考证。
“乎（呼） （黄）凡（盘）龙 （仕）。
”（乙4516）动员黄帝后代到盘龙（今湖北黄陂县）地方去为殷王当差。
1974年在盘龙镇发掘出殷代诸侯级的宫城遗址，遗址该不是偶然的。
盘龙地处黄陂县，这“黄”字当与卜辞的“呼 ”（即黄帝后裔的黄氏）有其渊源。
（七）卜辞中，黄尹，伊尹的区别是分明的。
今再举一祈雨事实补充证明。
“ 、伐于黄尹。
亦 于 （女蔑合文，依于省吾说）。
”（前1.52.3）按蔑下从伐，伐魃同声，女蔑即《山海经•大荒北经》的“黄帝女魃”，“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故二者连祭。
“其又（侑）蔑（魃） 伊尹。
”（甲883）女魃与伊尹为何连祭
《齐民要术》引《 氾 胜之书》“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
”卜辞祭女魃是求免旱灾，祭伊尹是求保佑抗旱多收。
这里，也足见黄尹即黄帝，与伊尹比，也是一高一低截然二人，黄帝高于魃，而魃又高于伊尹，高下有序。
这种地位的显示，与上文所证完全相符，可以互补。
（八）按卜辞，“黄”字作“ ”二型 ，皆人体之简笔象形字，从“大”加“口”或“ ”，，口 象人体之躬即胸腹主干膨大部位。
“大”上加“口”象人之首。
总称曰躬，由内而言曰腔（穹）。
黄，本义是“躬、腔、 ”，引申为身体魁梧之美。
“黄”纯属人体之形，并非佩珩（衡（或为玉环之形。
亦与 字、交字无涉（参看《甲骨文字诂林》1236页）。
前八项，都是由卜辞内在联系得来的本证（内证），证明殷代之“ （黄）”，“黄，黄尹”即周代之黄帝，无可移易，而读衡说则项项与之抵牾，读衡说如此舛误何故
下面就读衡说的脱离实际、颠倒附加予具体分析。
（一）选错了决定性证据而黄字被牵强读为衡。
郭沫若先生的读衡说以为西周金文“赤市（ 、绂，围裙）幽黄”即是《礼记玉藻》“赤 幽衡”（这是正确的）；并以为“黄”为璜的本字（误），璜字后代亦作珩、衡（是）；因引出殷代亦已“黄假为衡”（错觉），但中限于把“黄尹”改读为“衡”尹，即“即阿衡伊尹也”的牵强可怪之说。
——其实不然。
后来，唐兰据《师 鼎》黄字作 ，说这是本字，从 （绂）不从玉，可知是指绂（蔽膝、围裙）的绶带，用皮革比麻可染成不同颜色，不是指的佩玉（黄珩衡）。
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以为卓见，批语郭老的固执旧说。
今按：此字，并非数十例皆用黄字“无一例外”，《 簋》作“赤 幽亢”（参看金文编706页；清末已著录，郭氏《大系图录》亦著录）。
亢—— ，象形人足加羁绊（脚镣一类）。
亢与 （ ）为古今字。
《周礼》“亢恶马”，亢一作纲，亦是绳系之意。
足见亢， 同为索义（或其动词拴系义）。
以音与义求之， 当即后代“ 、 ”字。
是“黄、 、亢”三者实同源词，意为绳、索、维、带。
因而黄字即使出现四十余次，也依然不失其为假借性质，不是本字，不起决定作用。
“ 、亢”虽然各出现一与三次（第三次称“金钪”，则益见其不从玉），但它是本字，起决定作用，因此看问题，要看实质，以为黄是本字，实乃似是而非。
在周汉两代，黄与衡都是借以代 （或亢）用的，黄衡之间只在借给特定短语中的 字用时才发生（隔着古今的）间接关系，在一般行文中二者从未发生过共时的、直接的假借通用关系，即从无以黄代衡或以衡代黄的事实（查高亨编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会典》276、277、285页可知）。
不能把黄衡的间接关系篡改为直接关系，暗换了性质。
以为殷卜辞“黄尹”的黄“假（借）为衡”，是把周汉两代的黄、衡的间接关系，硬搬到殷代变为直接关系，纯属逻辑错乱，混淆了古今时差，使思维进入混沌状态。
（二）读衡说与读黄色“约定俗成”的矛盾，未见自圆其说。
卜辞“黄牛、黄羊、黄犬、黄吕”皆读黄色，何独“黄尹”读衡
没有论证。
按前述卜辞本证看，读衡说是错的，杜撰的。
一个字无同时二借自造混乱（既读黄、又读衡）之理。
卜辞亦无读衡之证。
若读衡黄色之君黄帝就从卜辞（即殷代文献）中消失了，这是争论的焦点。
解为黄帝，一了非当，还其真面。
因为“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合证的黄帝史是（中国文明初期的中或下段的）真历史，并非“可无论矣”的“神话”。
既使神话，也应从中看出真实历史影子，更何况古来诸子百家一直承认有黄帝其人。
既然地下发掘出青铜文明阶段的遗物遗址，自然有其人群社团及其代表老黄帝的存在，没有怀疑余地。
（三）读衡，牙根儿不能成立：把晚到汉朝才出现的“以衡代 ”，错以为以衡代“黄”（一误）；又把这提前到殷代（二误）；作为当时已经有了“以黄代衡”的证据（三误）；并且把“以衡代 ”颠倒过来，又改成“以黄代衡”（四误）；以上可见，在错误判断基础上，颠倒字的概念，时的古今，左变右幻，牵强混乱，又明知周汉两代黄衡“不相紊”（不通用），反将子虚乌的“黄假为衡”强加到殷代，古今无证，“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五误）；现存卜辞中虽不见“衡”或其古文“ ”字，但殷代应有此字（阻挡通行的衡，度量“衡”、平“衡”、车之“衡”而且在概念上也不允许黄衡二字相混不分（六误）；隐去卜辞中的“黄尹”黄色之君黄帝（七误）；而又幻生出一位本不存在的“衡尹”（八误）；而这个怪称是阿衡（官名）加尹（官名），两个官职称谓迭连一起，实卜辞所不见（九误）；把黄尹即黄帝压后一千年，视为殷人，是划地自牢，先验地断定卜辞不祭远祖黄帝（十误）；看到黄字，偏不往黄帝身上想牵强改读为衡在对古史体系的损坏上，似与疑古派同路（十一误）；一笔勾销了（伏羲、神农）黄帝之为真史，思想根源在于脱离了考古学（旧、新石器、青铜器）三阶段分期，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观点而谈古史（十二误）。
总之，改字读经，滥用通假，将黄帝勾销，把黄帝变为伊尹，是郭老古史研究中的一失，不能为贤者讳的。
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在理论上没有象范文澜先生那样对三皇史用考古学来印证的准确认识。
王国维《古史新证》（1925年）用甲骨证明殷史可信，用周金文证明夏朝之“禹”王有理。
郭氏却认为“有没有夏代还是一个问题”，即使有夏代也不过是野蛮高级阶段，把中国文明的开端拖后太晚（违背了考古实迹），当然就排除了黄帝文明时代之为事实。
郭氏到晚年修订过早年的甲骨文考释的一些局部，但没有改变读衡说，亦即坚持卜辞中无有黄帝祀典，这对中国学述研究来说，实在可惜。
读衡之说，确乎误导，应予纠正。
读衡说提出已廿十年，期间基本无人质疑和提出拓证，只见孙海波《甲骨文编》（1965年版523页）持不同见解，表现出在卜辞中求索黄帝祀典的可贵努力和独立思考的进取精神。
五十年代，范文澜教授曾发表专文，论三皇氏传说符合考古事实，表现了社会发展知识，认为属于信史，这无疑是对古史的不可缺少的再认识。
本文是用甲骨文黄帝祀典材料对于这种再认识的一份补充，以见古史伪造说之确为不当。
这伪造说，只见“纸上材料”之变之伪，不见“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古史框架相符）之真及其亘古不变的核心部分，陷入“见其伪而不见其真”的片面、极端，脱离了地下材料与考古学以生产工具质料分期的理论。
清初辨伪经学家闫若璩说过“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
”在甲骨文中求索三皇祀典，是向“地下材料”求“源头”的行为之一。
不然，就是重今本（战国和汉代文献的唐宋传本）而轻考古了。
惯于“钻故纸堆”，宜乎疑古派对“甲骨文的发展”“开辟了中国学述研究的新纪元”（今人王宇信引申郭沫若“旧说的新纪元”一语）这一点，缺乏敏感与重视，更别说向甲骨文中探求殷前古史体系知识的反映了。
这简直成了他们的“禁区”。
因为这方面的任何证实，都将使顾颉刚先生的“层累的造成古史”说从根动摇。
他根本不向甲骨、金文中去作“史源学”（陈垣）的追求。
舍源而逐流，把三皇氏史真传框架当作“孟姜女故事”般地逐时逐地而逐渐变异，把黄帝打入神或“伪史”。
这种学术思想是在甲骨文中发现黄帝名号以及伏羲神农名号的真正阻力。
按世界考古学的实践所已确证的人类猎、农、文明三大历史主流进程看，三皇氏历史是绝对地确确实实客观存在过，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
那种历史发展无规律论，是只见其偶然性而不见其总体有规律的片面极端观点而已。
我们把《礼运》、《中论•制役》、《唐律》的奴婢部曲峻别联系在一起细读，就知道“原（始）、奴（隶）、封（建）”发展阶段论之为正确，是先于唯物史观的出现就存在于中国的事实。
不深谙此理，就必然忽视和脱离三皇史真传——考古三分期——生产发展阶段论三者之为一物（一体）而陷入永劫不复的迷惘。
不能较快地辨认出地下的三皇氏实迹，以之印证三皇史之为真传，只是一个史观问题。
当代吕振羽、范文澜先生一些新史学家唯物史观就较完整系统，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
可惜吕、范诸家多不自力钻研甲骨文，否则，早该发现卜辞中的三皇氏名号了。
再看，中国人是敬祖重史的，而历史文化又自古未曾中断，直传至今。
与夏周两代相比，“商人尚鬼”，即突出重视祭祀祖先，如本朝近世的先公先王，并追远到始祖。
按理，不可能不在以占卜祭祀为主的王室甲骨文中，没有祭祀三皇氏的记录的出现。
出现，是正常的；不出现，才是怪事。
果然，三皇氏的名号、祀典，“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若心里没有他们，自然就视而不见或张冠李戴。
所以古人强调不以肉眼而须以心眼视之，“心有灵犀一点通”。
否则“数典忘祖”，不认祖先的真传，实乃可怕、可悲
卜辞中有无黄帝名号出现，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无可回避的必然首先面对的根本性事项之一。
希望此文能引起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注意。
在河南都发生过哪些历史事件
（一）重要的古文化 1、 ：发现于河南南阳南召县的古猿人化石，证明在大约五六十万年以前南就有人类居住。
2、许昌人 ：距今约1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于2007年在河南许昌被发现。
它的发现，通过与其它遗址配合，为中国人不是起源于非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3、贾湖遗址： 距今约9000年左右，位于河南舞阳，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乐器、世界上最早的酒、世界上最早的类似文字的契刻符号等几项世界最早的文明成果，轰动世界，被认为是“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个门槛”。
4、裴李岗文化 ：距今约8000年左右，因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村而得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5、太昊伏羲陵： 距今约7000年，位于河南周口淮阳县，是位居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的陵墓，位居中华十八大名陵之首，始建于春秋，扩建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历代帝王51次御祭。
淮阳是伏羲定都和长眠之地，也是神农氏定都之地，被认为是中华姓氏文化、农耕文化和龙图腾的发源地，是华夏族和东夷族共同的圣地。
6、仰韶文化 ：距今约5000年至7000年，因发现于河南三门峡仰韶村而得名。
这是同时期影响范围最广最典型的古文化，仰韶村的考古发掘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端。
7、黄帝故里： 河南新郑是国内史学家公认的位居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出生、创业和定都之地。
中国人从春秋起开始在新郑轩辕丘祭拜人文始祖黄帝，一直延续至今。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也因全世界华人的广泛认同而成为中华第一大典，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8、二里头文化： 距今约4000年，因发现于洛阳偃师二里头而得名，被学界认为是夏朝的都城。
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
9、郑州商城： 位于今天郑州市区，是商朝早期比较重要的都城。
这是郑州成为古都的原因之一。
10、安阳殷墟： 因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和甲骨文而轰动世界，堪称20世纪人类10大考古发现之首，殷墟也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甲骨文是一种常用字在5000字左右的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是世界上四种最古老的文字中唯一流传下来的文字。
“十一五”期间，我们国家要在安阳建设世界上唯一的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
11、白马寺： 位于洛阳，建于东汉，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12、龙门石窟： 位于洛阳，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
它既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龙门石窟产物。
尤其是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它那“东方的微笑”将神性与人性、阳刚与阴柔很好地结合起来，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龙门石窟也因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3、少林寺： 位于登封，是禅宗和少林武术的发源地。
佛教传入中国后，少林僧人将它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创立了禅宗。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它迅速地传向全国各地及周边的日本、朝鲜、韩国和东南亚等地，对中国历史以及日本的花道、茶道、柔道、武士道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少林武术冠天下，天下功夫出少林。
少林僧人在交流中汲取天下武术之大成，总结出了少林拳、少林棍、易筋经、铁布衫等700多种武术绝技，并对其它武术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从少林拳派生出的拳术就有四五十种。
少林的积极入世使它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在南北朝、隋朝、唐朝、北宋和明等朝代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少少林寺林也因承担社会责任而成为“天下第一名刹”，少林武术也因此广播四方并在实战中进一步发展壮大。
少林的与时俱进、开放和积极入世，使它一直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在历经磨难后的今天，禅宗和少林武术依然生机无限。
今天的少林僧人又将互联网、营销学等现代文化融入少林文化，使少林迅速走向世界。
少林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典范，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华文化的代名词。
14、嵩阳书院： 位于登封嵩山，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范仲淹、程颐、程颢、司马光等大儒曾在这里讲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一部分就是在这里写的。
这里在洛阳附近，二程在这一带将儒释道三者相融合，初步创立了以后影响中国800年的理学。
15、应天书院：位于商丘（北宋时称应天府）睢县，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学子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说的就是应天书院。
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曾求学于此，在商丘落户，并担任应天书院掌学主教。
16、登封观星台： 建于元代，距今约有800年的历史，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台，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天文学遗址。
大天文学家郭守敬在这里取得了领先西方301年的天文学成就，由此制定的“授时历”被中国、朝鲜和日本沿用了360多年。
今天，我们国家正以此为依托，在这里建设“中国天文博物院”，以集中展示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
17、红旗渠： 位于河南安阳，是闻名于世的“人工天河”和“世界第八大奇迹”。
为了修建这条渠，10万人在崇山峻岭中的悬崖峭壁上辛辛苦苦地整整干了10年。
他们没有钱、没有粮食、没有技术、又不受政策支持，却靠着顽强的毅力削平了1250座山头，修建了上百座引桥，凿通了上百座隧道，最终将生命的河水引入到了干涸的土地。
红旗渠的总渠长超过4000公里，其土石方可以从哈尔滨到广州修一条宽2米高3米的石墙
红旗渠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杰作。
（二）定都在河南的朝代 1、伏羲氏： 伏羲位居三皇之首，定都和长眠于河南周口的淮阳。
2、神农氏 ： 神农氏是另一位重要的古代帝王，他也定都在淮阳。
3、轩辕氏 ： 轩辕氏即黄帝，位居五帝之首，他出生、创业和定都于新郑。
4、夏 ：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朝代。
夏曾多次迁都，主要国都有三个：洛阳偃师二里头，阳城（今郑州登封，也在洛阳附近），阳翟（今许昌禹州）。
5、商 ： 商朝曾多次迁都，比较重要的有三个：洛阳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
6、西周： 西周的国都有两个，一个是镐京（在今陕西），另一个是洛阳。
7、东周 ： 东周定都洛邑（今洛阳），持续时间达数百年。
8、西汉： 西汉的主要国都是长安（今西安），但早期也曾短期定都洛阳。
9、东汉： 东汉定都洛阳。
东汉末年董卓把汉献帝挟持到长安几年。
10、曹魏： 曹魏早期定都许昌，后来曹丕定都洛阳。
11、西晋： 西晋定都洛阳。
西晋末年皇帝被挟持到长安几年。
12、北魏： 北魏早期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来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13、隋 ： 隋文帝定都长安，隋炀帝迁都洛阳。
14、唐： 唐的主要国都是长安，洛阳为东都。
晚唐时朱温把唐朝皇帝挟持到洛阳几年。
15、武周： 武则天篡夺李唐王位，建立武周，定都洛阳，称洛阳为神都洛阳。
15、后梁： 后梁定都开封，后迁洛阳。
16、后唐： 后唐定都洛阳。
17、后晋： 后晋定都开封，曾短期都洛阳。
18、后汉： 后汉定都开封。
19、后周： 后周定都开封。
20、北宋： 北宋定都开封。
21、金 ： 金曾定都北京，晚期迁都开封20年，直到灭亡。
（三）河南与“中国”的得名 河南不仅被称为“中原”和“中州”，在历史上还曾被称为“中国”和“中土”。
今天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但历史上最早的“中国”却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一带，这是史学界的共识。
“中国”一词，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之国”。
3000多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在洛阳附近)用土圭测度日影（今登封嵩山有周公测影台遗址），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并在附近营建了成周洛邑。
洛阳也因此被历代文人认为“居天下之中”。
大量的文献也可以证明“中国”一词源于河南。
“中国”一词，曾见于.《诗经•民劳》中：“中国，京师也”，而当时的“京师”正是东周国都洛邑（今洛阳）。
另见于《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也见于《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另由出土文物来看，“中国”一词，最早见于1965年陕西省宝鸡县所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
其文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 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ㄨ民。
”可以看出，这里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洛阳一带。
《史记•刘敬传》说：“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
”因雒邑成周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土”或“土中”，这应该也是后来河南地区被称“中州”和“中原”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一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
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今天河南一带）。
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
由于河南不仅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而且数千年都是这片广阔土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中国”一词渐渐成了正统国家的代称。
历史上无论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失掉中原的汉族政权，都自称“中国”而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