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 长沙 是哪一年写的来
求解答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化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
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
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历史上真正与许建业碰头的是地下党员高震明[1] 。
事实上出卖许建业的人，并非甫志高，而是任达哉。
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
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
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
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
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
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
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
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光辉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比如许晓轩。
[2] 《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而现实中徐远举没有请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
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
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
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而实际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
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
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
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
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
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
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
为塑造许云峰的形象，便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到了许云峰身上。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小说里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
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
李大荣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
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
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
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
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
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
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
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
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
而实际韩子栋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秘密杀害，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
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
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
那时韩子栋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
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
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
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
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
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
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在解放军的护送下韩子栋到了中央组织部。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
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
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
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韩子栋（小说中为华子良），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
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
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
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
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武装起义不幸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
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
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
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党的工作。
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
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主席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
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
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
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
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
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
《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
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
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
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
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
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
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
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
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
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
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
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任达哉（小说中甫志高）被捕。
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
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而任达哉却成了可耻的叛徒。
任达哉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
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
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
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
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怀孕住院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
随后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
”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
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
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和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
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
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
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
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
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
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
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
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
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被捕后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
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
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
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
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
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
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
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
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
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
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
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
”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求晚年的一首诗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注释赏析】 唯一的悼念元帅诗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五 木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了军衔制。
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
这十大元帅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叶荣臻、叶剑英。
其中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1902-1963），是众所周知的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
在十大元帅中，他的资历最浅，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未担任过战略方面的最高职。
同时，他又是十个元帅中学历最高、上过大学的元帅。
是最早一位离我们远去的元帅。
罗荣桓，湖南衡山县人。
曾参加过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30年起，历任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一军团、江西军区、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兼代理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罗荣桓因长期抱病工作，积劳成疾。
1962年，病情越来越严重，血压不稳，心脏也不好。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肾衰引起尿毒症，住进北京医院，进行腹膜透析。
、刘少奇、朱德对他的病情非常关注，指示医院大力抢救。
1963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罗荣桓与世长辞，终年61岁。
噩耗传来，举国悲恸。
消息传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正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会议的心情非常沉重，中断会议，领头起立默哀。
他说：“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事业，很不容易啊
”这是对罗荣桓一生的高度评价。
12月19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医院，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罗荣桓的遗体告别。
几天后，十分悲痛的讲话很少，像若有所思。
有一天，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仍然睡不着，躺在床上时而闭着眼睛不停地独自吟着，继而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首哀悼诗，诗云：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是唯一的悼念元帅、直接标明“吊罗荣桓同志”的吊唁诗。
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深切的哀悼与怀念之情。
首联：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追忆战争年代的战斗生活与深厚情谊。
与罗荣桓是湖南同乡，又是亲密战友。
因此，当罗荣桓辞世后，令追忆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是，在这里只写了两桩事。
一是“草上飞”，暗喻秋收起义及井冈山割据之时，红军在游击战争中机动灵活，英勇神速。
意味着矫健和胜利。
草上飞，借用相传为唐代黄巢的《自题像》：“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
”诗句（有人考证此诗为后人伪托。
）。
二是“每相违”，指在红军队伍里相见甚稀，彼此都有过遭排斥打击的经历，而心却是相通的。
每相违，语出唐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置酒长安道，同心与我违”，前人注：“同心，犹知己。
违，就是分离。
意为心虽同而行踪却相违。
”此处意思相近，讲“每相违 ”，实则把“同心”二字带了出来。
“每相违”，是诗词注释中的一大难点。
目前，对“每相违”的注释，有多种版本。
有注为：常有不同意见的争执。
有注为：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有注为：喻意见常不相合。
有注为：每：每每，往往。
相违：有二义，一谓人相分离，一谓意见相对立。
此处可作双关语理解，谓自己和罗荣桓同志在红军时期曾有两次因为党内军内发生意见分歧或路线斗争而暂时离别。
…… 有注为：常常互相见不到。
违，背离，不见面的意思。
有注为：指在红军队伍里相见甚稀，彼此都有过遭排斥打击的经历，而心却是相通的。
……我认为这种解释比较切合诗义。
颔联“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写罗荣桓的思想品德和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从而引发作者的深思。
长征不是难堪日，承首联写出，这是以退为进的写作方法。
长征，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艰苦的一次行军，在看来，长征尽管是“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但还算不上是什么最难忍受的日子，“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而罗荣桓也认为长征不是难堪日，这说明了罗与毛的心情是相同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这里，作者高度赞扬了罗荣桓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但是，作者在这里赞颂罗荣桓的同时，想到：长征是对革命者最严峻的考验，是最为困难最为危险的时刻，它象征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维系着新民主主义的成败。
如今，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又是什么呢
于是，作者自问自答：“战锦方为大问题”。
意思是说“战锦 ”则有所不同，这才真正是“大问题”呢
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战锦”喻指用枪杆子打下的锦绣江山。
“长征”是夺取江山，“战锦”是保卫江山，它们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
这就使我们联想到，作者在这里指长征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困难时日，是暗含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的意思。
战争胜利了，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大问题。
作者当时考虑的就是如何使中国不变色，中国党不出修正主义这样的大问题，战锦，当是用“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胜利后骄傲享乐，终于招致衰亡）的典故。
又陈毅《赣南游击词》中有句：“他年战场获锦归”。
说是古时用锦类织物奖赏沙场有功将士，有大功者朝廷还赐锦衣、锦带等，加官封爵。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恐怕也是诗词中最难解的诗句。
长期以来引起学者的争议。
也有不同的解释，其分歧点是涉及到了林彪与否。
长征不是难堪日，大多的注释为：指的是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林彪写信给中央军委，认为这样“走弓背路”，“造成疲劳”，会“拖垮部队”，要求改变军委领导，提出要下台。
林彪的这个要求，被政治局会议完全拒绝，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
战锦方为大问题，大多的注释为：战锦，指攻打锦州（1948、9—10），即辽沈战役的第一个关键性的大仗。
的作战方针是先打锦州，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找出种种理由，一再反对，不敢先打锦州，主张先打长春。
时任东北野战军政委的罗荣桓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的战略决策，中央又对林彪进行多次开导，所以攻打锦州取得了伟大胜利。
锦州之战对与解放战争的全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谓一战而关全局，故称之为“大问题”。
但有的学者对上述或类似上述的解释，予以否定。
胡为雄先生从多方考证认为，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指长征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困难时日，暗含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的意思。
战争胜利了，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大问题。
作者当时考虑的就是如何使中国不变色，中国党不出修正主义这样的大问题。
战锦，当是用“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胜利后骄傲享乐，终于招致衰亡）的典故。
（《诗词对联辑注》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是识得其中三味，悟出真谛。
（见《诗词鉴赏》红旗出版社2002年9月版）。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比较接近当时的思想，也贴近诗义。
颈联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赞扬罗荣桓的崇高与伟大。
斥鷃（yan）每闻欺大鸟，据《庄子·逍遥游》载：翱翔蓬蒿（hao）之间的小鸟斥鷃讥笑乘风直上九万里的大鹏鸟说，我腾跃而上不过几丈就落下来，而它究竟要飞到哪里去呢
斥鷃笑大鹏鸟飞得太高，认为自己在蓬蒿中飞翔，也是飞得最好了。
斥鷃，古籍中鸟名，亦称尺鷃、鷃雀等 昆鸡长笑老鹰非，见俄国克雷洛夫寓言《鹰与鸡》中说，鹰因为飞得低而受到鸡的耻笑，说鹰飞得跟鸡一样低。
鹰答道：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昆鸡，在中国史书上同鶤（kun）鸡、鷃鸡，属专用词，指一种大鸡。
《尔雅·释畜》：“鸡三尺为鶤。
”屈原《楚辞·九辩》有句：“鷃鸡啁（zhou）哳（zha）而悲鸣。
” 这两个典故中的尺鷃、昆鸡以喻小人，但不一定有所实指，大鹏鸟、老鹰则是喻罗荣桓之为人。
小人的作用是用以衬托罗荣桓，是说罗荣桓有高尚的道德、高远的情怀，就像大鹏鸟与雄鹰一样，不是一般小人能比拟的。
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点明吊唁之意，说明了罗荣桓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语意沉重真挚。
作者把追忆与评价、个人与国家、悲痛与惋惜，皆以浓厚的感情糅合在一起，成为全诗的一个自然总结。
君今不幸离人世，这一句朴实无华，似脱口而出，却充溢着诗人对战友“离世”的难以言状的悲痛伤感和令人心碎的惋惜。
一个“君”字，更是包含了无限的意蕴，是对战友的呼唤，又是痛惜中的自言自语。
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句诘问，是作者在呼唤离去的亲密战友的同时，想到过去，又想到现在和未来，接着冲涌而出的一种地呼天抢地的真情表露。
一腔忧患、一股苍凉情愫跃然纸上，流泻在字里行间，撼人肺腑，令人深思。
在这里，作者巧妙地把罗荣桓国之栋梁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同时，又把作者与罗荣桓非同一般的关系挑明了：罗荣桓是志同道合的亲密的革命战友，是一向敬重、值得赞颂与怀念的第一个远离我们而去的元帅。
这也许就是关心罗荣桓、亲自率领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医院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罗荣桓的遗体告别、继而在悲痛中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首哀悼诗的真正原因。
对罗荣桓的感情是真挚的。
大约在罗荣桓逝世不久，一天，同当时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谈到了罗荣桓，便对他念了一首《三言韵语·赞罗荣桓同志》，称赞罗荣桓的为人。
诗曰： 无私利，不专断， 抓大事，敢用人， 提得起，看得破， 算得到，做得完， 撇得开，放得下。
悼念罗荣桓沁人心脾的言情，令人深思，至今使人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