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江海，书籍林泉”这句话出自哪里
这是对联中的一个，原联如下：文章似江海书籍如林泉
早茶，下午茶，晚茶的意思
广东 喝早茶 英国，法国 喝下午茶 1、英国：英国人有300年饮红茶历史，是红茶的爱好国家，加糖、牛奶，往往成为餐后的必备饮料，因此英国是红茶消费量最多的。
可以说还没有一个国家对红茶的品尝水准，有英国的专业。
茶影响着英国的各个阶层，英国人在晨起之时，要饮早茶，他们早餐就以红茶为主要饮料。
到了上午11点，无论你是空闲在家的贵族,还是繁忙的上班族，都要休息片刻，喝一杯，他们称之为早上11点左右的便餐。
到了中午，吃了午餐之后，少不了配上一杯奶茶。
而后在下午3点半至4点左右还要来一杯下午茶。
英国人在喝茶时总要配上小圆饼、蛋糕和三明治等点心。
一般的家庭主妇都很擅长做这类糕点，正式的晚餐中也少不了茶。
2、日本：日本茶道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隋唐以前，两国已有文化交往。
以后，随着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茶文化也同时传到了日本。
饮茶很快成了日本的风尚。
日本茶道即是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们进行一种礼法教育和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
日本茶道有20多个流派，代代相传，沿袭至今。
现代日本茶道一般在面积不大、清雅别致的茶室里进行。
室内有珍贵古玩、名家书画。
茶室中间放着供烧水的陶炭（风）炉、茶锅（釜）。
炉前排列着专供茶道用的各种沏茶、品茶用具。
日本茶道的规矩比较讲究，友人到达时，主人在门口恭候。
待宾客坐定，先奉上点心，供客人品尝。
然后在炭炉上烧水，将茶放入青瓷碗中。
水沸后，由主持人按规程沏水泡茶，依次递给宾客品饮。
品茶时要吸气，并发出吱吱声音，表示对主人茶品的赞赏。
当喝尽茶汤后，可用大拇指和洁净的纸擦干茶碗，仔细欣赏茶具，且边看边赞“好茶
”以表敬意。
仪式结束，客人鞠躬告辞，让人跪坐门侧相送。
整个过程，都洋溢着“敬、和、清、寂”的精神。
3、俄罗斯：俄罗斯是从16世纪开始传入中国饮茶法，到17世纪后期，饮茶之风已普及到各个阶层。
19世纪，俄国茶俗、茶礼、茶会的文学作品也一再出现。
如普希金就曾记述俄国“乡间茶会”的情形。
还有些作家记载了贵族们的茶仪。
俄罗斯上层社会饮茶是十分考究的。
有十分漂亮的茶具，茶炊叫“沙玛瓦特”，是相当精致的银制品。
茶碟也很别致，俄罗斯人习惯将茶倒入茶碟再放到嘴边。
玻璃杯也很多。
有些人家则喜欢中国的陶瓷茶具。
式样与中国壶相仿，花色亦为中国式人物、树木花草，但壶身有欧洲特色，瘦劲、高身，流线形纹路带有金道。
是典型的中西合壁的作品，虽不十分精致，但很能说明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
俄罗斯上层饮茶礼仪也很讲究。
这种茶仪决不同于普希金笔下的“乡间茶会”那样悠闲自在，而是相当拘谨，有许多浮华做作的礼仪。
但这些礼仪，无疑对俄罗斯人产生了重大曩，俄罗斯民族向以“礼仪之邦”而自豪，他们学习欧洲其他国家贵族们的派头，也对中国的茶礼、茶仪十分有兴趣。
所以在俄罗斯“茶”字成了许多文物的代名词。
有些经济、文化活动中也用“茶”字，如给小费便叫“给茶钱”。
许多家庭也同样有来客敬茶的习惯。
去俄罗斯旅行，列车上还要以茶奉客。
老舍简介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夫人胡絜青（1905-2001）。
中文名： 舒庆春 别名： 老舍 国籍： 中国 民族：满族（正红旗）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899年2月3日 逝世日期： 1966年8月24日 职业： 作家 主要成就： 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 代表作品： 《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
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猫》，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人生经历 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
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工作经历 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路小学）、中学教员（北京市第一中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任教5年。
笔名来历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
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新春、前景美好之意。
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
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
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 老舍，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 闽剧情缘 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
福建省闽剧代表队晋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闽剧《钗头凤》中的“赠钗·泣别”一折。
生角名宿李铭玉饰陆游，名旦郭西珠饰唐蕙仙，“福州之梅博士”林芝芳（此雅号是郁达夫称的）反串陆母。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文艺专家出席观看。
老舍看后大加赞赏。
十年后的1962年，老舍偕同戏剧活动家田汉、戏剧家曹禺、剧作家阳翰笙、戏剧理论家张庚来闽视察，路过福州时，五老在省交际处礼堂观看了原福州闽剧院一团演出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
“闽剧三宝”之一林务夏饰马贻顺，著名小生邱少峰饰陈春生（后由著名小生陈小言饰陈春生），名旦严美丽饰林春香，头牌老生洪深饰王绍兰，名旦傅玉凤饰白恭人，名彩旦黄碧岩饰道士婶。
名丑林务夏的表演自然含蓄，清淡脱俗，雅中含趣，成功地塑造了闽剧舞台上的“悭吝人”。
五老对他的表演十分赏识。
演出结束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天，五老邀请林务夏老师一道上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座谈会。
会上，他们对剧团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十分满意，予以很高的评价。
老舍先生欣然赋诗一首赠给林务夏老师。
诗曰：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
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澜春波。
1987年9月下旬，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赴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
林务夏老师为随团顾问，其弟子朱善根在《贻顺哥烛蒂》中饰马贻顺，他深得老师的艺术真谛，大受港台观众欢迎。
1996年，82岁高龄的林务夏为了庆祝福建省闽剧老艺人之家建家十周年，重施粉黛，再演《贻顺哥烛蒂》中的“说亲”，名旦周淑琴（大扁）饰道士婶。
务夏师的风采不减当年，博得领导、专家和同行的赞美。
1997年三月，福州西子湖畔春光明媚。
福建省电视台正为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老师拍摄专题片。
笔者有幸与剧作家陈明锵先生（《贻》剧二稿作者，原著邓超尘）及林老的学生杨铁城、朱善根应邀参加。
专题片需要将老舍先生赠林务夏老师的诗，书写成中堂。
我自告奋勇，书写一幅。
后因务夏师要我用草书再写一幅挂在卧室，我实在不擅草书，就是楷书也不堪补壁，只好向我省著名书法家、擅写草书的陈清狂老师索求墨宝。
幸蒙清狂老师示复：“光耀兄，遵嘱书中堂一幅。
老舍为我国文学大师，务夏师亦我闽剧名丑，二人均名闻天下。
弟随骥尾，欣然作书。
润笔随意，不可因市场经济忘了老朋友也
匆此，即颂，文礼。
弟陈清狂5·30”不几天，清狂老师大作问世。
务夏师满意之余，向我们致以感谢之忱
于今，这幅老舍先生的诗仍挂在已故的林务夏老师的房间。
家庭成员 妻子：胡絜清，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
大女儿：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儿子：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女儿：舒雨，教授；小女儿：舒立。
个人作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如《我们家的猫》《北京的春节》等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 老舍在伦敦大学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老舍的写作风格： 1、北京的风俗文化、市民形象、的人生步履与作者的主观情愫水乳交融，三位一体，调配出老舍小说特有的“北京味儿”。
2、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是老舍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这一特色是狄更斯等英国讽刺小说中夸张、廓大、漫画化的讽刺手法与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打哈哈”两者糅合而成得。
这种幽默既是以笑代愤，又是一种自我解嘲，即老舍自己所说的把幽默看做生命的润滑剂。
3、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特色是以北京市民语言及俗文学语言为原料，加以煅烧锤炼的结果。
语言平易而不粗糙，俗而通雅，清浅而又韵味十足。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定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 《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 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告别妻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 《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 老舍在写作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 《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 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备注：这是本人的研究哦
苏轼的科举生涯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宗景祐三年十十九日 （1037年1月8日）出生州眉山，是初唐苏味道之后。
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
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
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 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
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
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
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
”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
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
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
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
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
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
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
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
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
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
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20]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
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
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
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
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
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
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
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
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
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
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
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21]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