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聚会的流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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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聚会，是在圣殿里敬拜神；各地聚会的形式（流程）不尽相同，基本的步骤如下： 1、敬拜：由一个人带领，唱赞美诗，唱诗前先由一到两个人祷告；选唱几首诗歌有顺序地歌唱；每首赞美诗中间用感恩的话语串联起来；所选的诗歌要和本次聚会的的讲道内容结合起来。
有的教会有专职的唱诗班，有的没有，就是大家一起歌唱。
敬拜一般在讲道前的30分钟开始，正式讲道时结束。
2、祷告：由一到两个人（最多三个人）祷告，为本次的聚会讲道献上祈祷； 3、讲道人祷告； 4、讲道（讲课）开始； 5、讲道结束；讲道人祷告； 6、听课代表祷告（回应祷告）；聚会结束。
聚会时要注意：手机要关机或调到静音状态；不要随便走动；不要交头接耳；不要大声喧哗；要认真听课，做好笔记。
哈利路亚
社会学的核心问题
简介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偏理。
它从过去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组织、风俗习惯的人类学，倾向变为以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中的组织性或者团体性行为的学科。
在社会学中，人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群体或机构的成员存在。
编辑本段概观 社会学作为对现代性突出矛盾的回应出现于19世纪。
这个现代性矛盾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个人的世界经验却变得越来越分裂和分散。
社会学家不但希望了解什么使得社会团体聚集起来，更希望了解社会瓦解的发展过程，从而作出“纠正”。
（这种观点主要是社会学中涂尔干学派所持的观点，而其他派别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探索对社会的救治，因为他们认为对社会病疾提出的救治方案，往往是以一个小群体的观念强加到绝大多数人的身上，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问题加重） 今天，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的研究，包括对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到细如家庭结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
社会学系分成更多更细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离婚，在微观方面例如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家还常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从数量上来描述一个社会总体结构，以此来研究可以预见社会变迁和人们对社会变迁反应的定量模型。
这种由拉扎斯费尔德（Paul F. Lazarsfeld）倡导的研究方法，现在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论之一。
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另外一个流派是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基于扎根理论、内容分析等定性资料的分析方法。
从事定性分析的部分社会学家相信，这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为这可以加强理解“ 离散”性的社会和独特性的人文。
这种方法从不寻求有一致观点，但却可以互相欣赏各自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并互相借鉴。
主流的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这两种研究方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
编辑本段历史 孔德发明了社会学一词。
“社会学”是一门新的学术范畴。
它横跨经济、政治、人类学、历史及心理学。
它的意义在于寻找混合了人类知识及哲学的源头。
“社会学”一词是由孔德(Auguste Comte)首创的，他试图使用一种物理学的方法来统一所有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心理和经济学，从而建立经得起科学规则考验的学科，原本他用“社会物理学”来称呼这个新的学科。
他的贡献主要是他使得社会科学终于脱离了人文领域。
他的社会学理念是典型18世纪的：他相信所有人类活动都会一致地经历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一个社会可以抓着这个阶段，它就可以为社会病开出有效的药方。
第一本以社会学为题目的书是19世纪中期的英国哲学家 赫伯特·斯宾塞所著。
在美国，1890年 肯萨斯大学的“社会学元素”是社会学第一个课程[1],[2]，1892年 芝加哥大学由艾比安·斯摩尔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独立大学学院，他也创立了“美国社会学学报”[3]。
1895年，法国 波尔多大学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社会学学院。
1904年 伦敦经济及政治学院成立了英国第一个社会学学部[4]。
1919年 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成立第一个社会学学部。
1920年Florian Znaniecki在波兰成立第一个社会学学部。
第一次关于社会学的国际合作发生于1893年。
当时 René Worms 成立“社会学国际小学院”，最后与创立于1949年的国际社会学家协会合并[5]。
1905年成立的美国社会学协会是今天世界最大的社会学家协会。
19世纪至20世纪有一群古典社会学家冒起，例如：卡尔·马克思、Ferdinand Toennies、埃米尔·涂尔干、帕累托及马克斯·韦伯。
正如孔德，他们都不会自视为社会学家。
他们的工作涉及宗教、教育、经济、心理学、道德操守、哲学、神学及其他学术范畴。
当然他们在社会学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特别是卡尔·马克思更是经济学重要巨头。
早期由孔德带出的理论研究方式是模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相同的方法学来探讨社会现象。
强调以经验、实证和科学方法为社会学扎实的基础。
这个方法学称为实证主义。
19世纪早期以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手法来研究社会生活受到了德国的狄尔泰、海因里希·李克尔等新孔德主义派哲学家的质疑。
他们认为自然世界跟社会世界是不同的，人类社会有独特的范畴如意义、符号、规则、道德规范及价值。
这些元素产生了人类文化。
马克斯·韦伯根据这个观点发展出“反实证主义”的诠释社会学（Interpretive Sociology），强调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行为的主观意义。
它跟反自然论有密切关系，使社会学研究特别关注人类及文化价值。
这导致难以为主观客观研究分野的争论并影响了诠释研究。
因特网时代也催生了社会学的新分支－公共社会学。
最后，自然科学实际上并没有取代其他的社会科学，而是变成强调对象和方法的另一种形式。
今天，社会学家通常通过比较法来研究人类组织和社会制度，特别是在复杂的工业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中。
从20至21世纪来看，社会学的研究也应该是突飞猛进的时代。
编辑本段社会学中的科学与数学 社会学家研究时常常分析群体，如社会组织、宗教组织、政治组织及商业组织。
他们研究社会群体间的互动、跟踪源头及发展过程、分析群体活动对各个成员的影响。
社会学家关心社会群体的特征、群体间或成员间的互动影响及社会特征（例如：性别、年龄、种族）对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效果。
这些社会研究结果能够协助教育家、立法者、行政人员、社工等解决社会问题并制定公共政策。
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有多项专长，例如社会组织、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种族关系、教育、家庭、社会心理学、城市、农村、政治及比较社会学、性别角色及关系、人口地理学、老年学、犯罪心理学及社会学应用。
今天，社会学研究人类组织、社会群体、社会互动等等都使用大量比较方法。
社会学的发展对其它科学带来额外的需求，这对研究现代工业社会是十分重要。
近年，得到了人类学的启示，加速了对多元文化及多元国民的研究。
另一方面，社会学朝着微社会结构发展，例如：种族、社会阶级、性别及家庭。
因为有很多罪案发生、家庭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压力，急需要社会学来寻找解决方法。
社会学家透过量性研究来研究社会关系以预测社会变动。
他们希望透过质性研究，如面谈及小组讨论，对社会运作有更深入的理解。
有些社会学家正辩论着从中作出平衡填补两者之间的空隙。
例如：量性研究描述大型社会现象而质性研究描述个人如何理解大型社会现象。
编辑本段主要学说 社会理论当中常常用一些抽象和甚至复杂理论框架来解释和分析社会样式和宏观社会结构。
社会理论总跟经典的学科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关系，就是大部分的重要社会学家从未担任大学职务。
现今社会理论被认为社会学分支，涉足多个科学区域譬如人类学、经济、神学、历史等等。
第一种社会理论几乎跟社会学同时诞生。
社会学之父－孔德创立第一社会理论－社会演化理论。
在19世纪，三大社会理论分别是社会进化论、社会周期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虽然它们现在被认为是过时，但是它们却产生了新理论，像新进化论、现代化的社会生物学、后工业化的社会理论及多边理论。
跟客观的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理论家很少使用科学方法及其他事证方式来证明论点。
反而，他们面对非常大型的社会走势时候都使用一些假说。
可是，这些假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证明。
这正是反对者所批评的重点。
对于解构主义者及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更质疑所有的研究及方法都是错误地承袭下来。
很多时候，社会理论被认定为不可证明的。
可是，社会理论是构成社会学的最大部份。
客观的科学研究经常支持社会理论家的解释。
建基于科学方法的统计研究发现妇女和其他人虽然执行同样职业，但是收入出现严重收入差距。
这成为女权主义的复杂社会理论的大前提。
总之, 特别是对于纯净的社会学的追随者，社会理论曾有这样的呼吁因为它的焦点从个体移到社会本身及一些能控制我们生活的社会力量。
这社会学的洞察多年来都集中在学生和对现状不满意的人是因为它假定社会结构和样式是任意或受到具有力量社会群组所控制。
这暗示了变动的可能性。
这暗示了在社会底层的人士受到不该受的压迫。
编辑本段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会用各种方法搜集经验实证，包括问卷、面谈、参与者观察及统计研究。
不同的方法所面对的困难是它们都根据研究员各自采纳的理论基础来解释及了解社会。
作为功能主义者，艾弥尔·涂尔干喜欢以社会大规模结构来解释任何东西。
如果他是符号互动者，他便专注人们如何理解别人。
马克思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把什么都化作阶级斗争。
现象学家只是思考大众对现实如何建立自己的意义。
当各方都面对现实社会问题时，常常争论谁对谁错，而实际上会把不同方法学结合。
因特网是社会学家的兴趣所在，原因有四：一）它是研究工具。
例如网上问卷调查代替纸张问卷。
二）它成为讨论平台。
三）它本身是研究课题。
因特网的社会学研究网上社区、虚拟社区。
四）因为因特网而产生社会组织上的改变，例如由工业社会转型到知识社会的大型社会改变。
编辑本段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 在二十世纪早期，社会学家及心理学家曾对工业社会作出研究，对人类学作出了贡献。
要留意一点的是人类学家都曾对工业社会作出研究。
今天社会学及人类学主要分别在于研究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对象。
社会生物学是综合社会学及生物学的一门新科学。
虽然它很快获得接受，但仍然有很多争论的地方因为它尝试使用进化及生物过程来解释社会行为及结构。
社会生物学家常被社会学家批评过份倚赖基因对行为的影响。
社会生物学家却说在自然之间和哺育存在一个复杂关系。
故此社会生物学跟人类学、动物学、进化心理学有密切关系。
这仍然是其他科学所不能接受的。
一些社会生物学家像Richard Machalek要求使用社会学来研究非人类社会。
社会学跟社会心理学有关系，前者关心社会结构，后者关心社会行为。
编辑本段主要的社会学主题 群体组织方面：家庭－社区—乡村－集镇－城市－部落－民族－团体—文化.. 群体与组织 初级社会群体 家庭 邻里 儿童游戏群体 社会组织 科层制 社会制度方面：亲属－婚姻－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化－体育.. 社会过程方面：合作－竞争－战争－改革－革命－社会舆论－社会价值观－社会一体化.. 社会化 社会角色 规范与越轨 社会变迁 分层与流动 城市化 现代化 社会问题方面：就业－民族分裂－犯罪－环境污染－人口－移民－种族歧视－暴力—贫困..编辑本段社会学主要人物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埃米尔·涂尔干 赫伯特·斯宾塞 卡尔·马克思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滕尼斯 齐美尔 曼海姆 帕累托 马林诺夫斯基 斯金纳 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 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 弗洛里安·兹南尼基(Florian Zrannecki) 帕森斯 默顿 斯梅尔瑟 甘斯 米尔斯 米德 刘易斯·科塞 霍曼斯 布劳 爱默生 戈夫曼 舒茨 哈罗德·加芬克尔 阿多诺 埃里希·弗洛姆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于尔根·哈贝玛斯(Jurgen Habermas) 米歇尔·福柯 利奥塔 吕西安·斯费兹 布迪厄 安东尼·吉登斯 埃利亚斯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人类学者，Clifford Geertz） 费孝通编辑本段社会学理论 社会有机体论 社会发展论 社会公平论 社会交换论 社会互动论 社会进化论 社会均衡论 社会认知论 社会唯名论 社会唯实论 社会学习论 社会控制论 结构功能论 冲突学说编辑本段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团体，无论从代表人物的数量，还是从其成员理论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可以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众多，著述丰富，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又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与卢卡奇、布洛赫等人是同龄人，而它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人至今依旧健在并十分活跃。
1923年，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卢卡奇、科尔施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新反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内部建立起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研究所。
研究所创办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杂志，它的第一任所长由属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格律伯格（Carl Crunberg 1861－1940）担任。
格律伯格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中持某种中立的态度，他对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等西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持同样的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了西方和东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它所办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对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一视同仁，既发表新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稿，发表伯恩施坦等人的文章，也发表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的文章。
可以说，格律伯格担任所长时期，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尚未形成我们今天所称谓的法兰克福学派。
1930年，霍克海默接替患病的格律伯格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
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1930年至1949年的幻年间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时期和早期，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活动地域来讲，这一时期主要是该学派的美国时期。
霍克海默与格律伯格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不把社会研究所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仅仅当作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交汇或对话的场所，而是为社会研究所的成员确定了明确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建立社会批判理论或批判的社会理论。
霍克海默在就任所长时所做的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而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
由此，霍克海默一方面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他为这一研究引进和组织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杰明等人，这些人或是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或是成为研究所新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的撰稿人，由此而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强大阵营。
然而，事隔不久，法西斯上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持激进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犹太人，因而无法继续在德国活动。
社会研究所被迫于1933年迁往美国，先后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
在此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逐步发展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批判。
其间，霍克海默于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明确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概括为批判理论。
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发表了许多阐述批判理论的重要著作，如霍克海默的《独裁主义国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弗洛姆的《逃避自由》、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等。
1949年至60年代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重新回到德国，在西德活动的时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鼎盛时期或黄金时代。
1949年，应西德政府的邀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回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二人分别担任研究所的正、副所长。
不久，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后又赴美讲学，实际上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主要由阿多尔诺主持。
这一时期，不仅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无论是回到德国还是留在美国）继续建构与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且一批年轻的理论家，如哈贝马斯、施密特、内格特等人开始崛起，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
在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
他们进一步强调辩证的否定性和革命性，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现代社会的物化结构，特别是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异化的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并制定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战略。
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的文化批判理论在6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学生和青年造反运动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主要代表人物已成为十分著名、十分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
代表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和《爱欲与文明》、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等等。
从7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自己的发展晚期，这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学派开始走向解体的时期。
60年代末席卷全欧洲的学生运动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但此后法兰克福学派很快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进程。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相继谢世，阿多尔诺于1969年去世，霍克海默于1973年去世，马尔库塞于1979年去世，弗洛姆于1980年去世。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和施密特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由此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
施密特被视作法兰克福学派的正统继承人，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依旧有效，而哈贝马斯则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同现代社会条件的不适应性，他开始致力于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主张以交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的核心地位，从而以交往行动理论重建 历史唯物主义。
这些分歧反映在施密特的《论批判理论的思想》、《作为历史哲学的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与社会进化》等著作之中。
理论上的分歧破坏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间的合作。
1969年，哈贝马斯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但很快，由于同施密特之间关系的恶化，哈贝马斯曾于1971年退出社会研究所。
1972年施密特开始担任研究所的所长。
1983年哈贝马斯返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
虽然社会研究所还依然存在，但哈贝马斯等人更多地是作为单独的思想家而活跃于国际学术界，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学派的历史基本上已经终结。
编辑本段社会学学派及分支 历史社会学派 社会统计学派 社会学分支 社会学史 教育社会学 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统计学 实验社会学 数理社会学 应用社会学 职业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环境社会学、青年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犯罪社会学、越轨社会学、妇女问题、种族问题、社会问题、社会群众及分层问题、社区、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微观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发展社会学、人口社会学 比较社会学 社会地理学 文化社会学 艺术社会学、知识社会学、道德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 军事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史、实验社会心理学 公共关系学 社会人类学 组织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 福利社会学 人口学 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学说史、人口史、人口地理学、人口生态学、区域人口学、人口系统工程、人口预测学、人口规划学、人口政策学、计划生育学 参看： 心理学 -- 情报学 -- 政治学 -- 社会主义 -- 社会发展规律 -- 社会结构 -- 人才学编辑本段相关文献 韦伯（德）,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7563352058 叶至诚，《社会学是什么》，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ISBN 9578187181 乔治．瑞泽尔（美）,《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301087985 乔纳森·特纳（美）,《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ISBN 957551498X John J. Macionis, Sociology (10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2004, ISBN 0131849182 Piotr Sztompka, Socjologia, Znak, 2002, ISBN 8324002189 Stephen H. Aby, Sociology: A Guide to Reference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3rd edn. Littleton, CO,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2005, ISBN 1563089475 Anthony Giddens,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Polity, Cambridge, 1998. 对古典社会学作很好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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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社会性别机制的起源，社会性别机制是否有改变的契机更为重要
传统人类学中的妇女研究包含婚姻家庭、亲属制度、性别角色的研究，女性人类学 者米德、本尼迪克特，大多被视为实践者而非理论构建者。
70年代以女性主义和文化决 定观结合为前提的女性人类学，论析文化多变性与社会因素对性别行为和观念的影响， 开始了社会性别（两性差异）的探讨，改变了传统人类学的女性研究，使社会性别成为 妇女人类学研究的真正起点和贯穿始终的重要课题。
主要包括：社会性别与妇女地位， 社会性别与人类起源、进化及社会生物学研究，社会性别与亲属制度，社会性别与劳动 力分工，社会性别与语言行为，社会性别与国家和殖民主义的研究，其基础的研究主要 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妇女生活地位成为社会性别研究的始点，涉及到女性概念、角色、身份和认同，包 括对“妇女不洁”观念的批判，对母亲角色的反思，对“家庭：社会＝妇人：男人”逻 辑的批判和妇女性低下地位的认同等。
认为，文化将女性定义为生儿育女的母亲角色， 正是女性附属地位形成的社会基础，两性差异普遍存在，其社会历史根源复杂而深远， 并且不仅仅是家庭范畴，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对社会性别史的回顾还追溯了19世纪巴巴 拉·韦尔特（Barbera Welter）的成果：社会性别分工割裂了男女，社会价值观以男性 为准则。
开始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研究其与男性地位的差异，美国妇女学者提出 需要修订通常的历史分期，以使妇女生活得以纳入正史（琼·凯利 1977），英国的妇 女人类学，讨论妇女作为沉默的群体的地位，伦敦妇女人类学小组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 响，探讨不同经济社会妇女生育生产问题，法国则中心研讨性别歧视与压迫。
性别歧视 成为男性批判的热点，它是男女不平等事实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其集中表现即暴力强奸 。
妇女人类学对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1、 关于“人”的观念的质疑， 指出有史以来人（man）与人类（human）均可以男人（man）一词来代替、函括、等同使 用，不仅是文字， 而且绝大部分图示图像、刊物杂志、教科书、博物馆陈列，都以男性 形象来表征人类，“人类起源”实际陈述为男人的起源。
2、由于用男性代表人类进化过 程，因而女性的这一作用、权力被淹没，导致以往有关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等概念、过 程只是男性能力所达的成果，男性自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者、生产活动与提供者，女 性只是被动参与接受者。
3、 向社会生物学挑战，强调雌性动物的积极地位，认为自然 选择对雌性动物同样增加适应力，表明雌性类人猿在社会互动（社会合作，家庭组合） 中起着不少于雄性的作用。
4、 人类学史前研究将女性作为生产过程和精神文化创造者 ，并开始研究史前人类性别的文化关系如何产生，以及各种历史形态性别角色关系如何 被定义、协调和操纵。
亲属制度与婚姻家庭仍然是妇女人类学研究的课题，旨在了解女性在由婚姻和生育 而产生的亲属关系中的位置。
80年代中期后人类学逐渐对“亲属制度”提出质疑，认为 亲属称谓作为接受或排除一部分人的条件或标准，并非在任何文化或社会都是一样，否 定虚构亲属制度概念，并产生结果，许多人类学研究课程不再将之作为重点。
关于劳动力分工，早期妇女人类学受马克思有关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影响，认为男女 分别主要从事与生产和家庭有关的劳动；80年代末女性主义人类学开始修正和补充恩格 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认为男女分工自然发生的看法过于绝对化 （注：罗萨林德·考沃德（Rosalind Coward）：《父权的先例》，伦敦，1984年，第 146 －149页。
），妇女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不仅是生育， 且并非所有女性都承担这一 角色；人的再生产不是妇女自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人口的素质（注：AnnAna gnost：《之后的人口和国家的理性》，《再生产政治中的地方与全球交叉点》。
加利福利亚大学，1994年。
），突破了传统女性与两性关系的研究局限。
妇女人类学关于语言行为与社会性别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如何反映社会性别、 特别是女性意识，语言行为、社会性别与社会交往和政治的关系。
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 语言行为与权力运用关系，是女性人类学的一大贡献。
妇女人类学一以贯之的领域还在妇女与国家的调查。
70年代李柯克、雷特和沙克丝 的报告认为，国家的出现限制了妇女的活动空间。
80年代希维布莱特分析了国家形成的 不同，并非以同等方式带来妇女的历史地位（1988）。
凯利还考察了殖民主义对性别关 系的影响，即资本主义传入非等级社会，瓦解了原亲属关系制度，带来了妇女的隶属地 位（1987）。
学科的产生伴随着新的解释方法，70年代广为应用的两性不平等分析模式为《女性 、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自然＼文化，家内＼公共（领域）二元说。
欧特娜（Sherry Ortner ）以自然＼文化解释两性关系，认为男性从事的生产、技术与理念发明，高于 女性的自然文化创造，因而其价值和地位被认为优越于女性。
罗萨多提出，母性意识和 “女性的家庭定位”把女性局限于家庭空间，这使男性更多地活动于公众领域营求政经 资源，构成了两性的家内＼公共格局。
另外，以男性生产和女性生育角色框建的生产／ 复制二元说，也解释于两性支配／附属关系。
这一模式显然接纳了60年代末广为传播的 列维·斯特劳斯以思维类比解释社会的方法，并使女性附属性得以强调和普遍认同。
80年代初上述解说受到跨文化论点的颇多质疑。
斯琴利格、布里格丝及沙克丝都提 到，两性在享有同等生产资源和方式的初民社会，其地位平等。
李柯克等论陈，一些社 会原居民的两性不平等，是欧洲殖民改变当地经济形式形成的。
麦克玛（Carol Maccor nack ）和史翠珊（Marilyn Strathern）《自然、文化与性别》指出， 两性角色的自然 ＼文化观是西方式的，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二者没有截然或优劣之分或一致联系， 如新几 内亚Kaulong人以自然?br> 饕鸦檎撸?幕?馕椿檎摺＜夷冢芄?材信??郑?脖恢赋鑫鞣绞?BR>家庭为次等的偏解，家庭制度下二者非上下分立，家庭的亦是公共的，且男性是家庭领 域重要角色。
显然上述解析模式因标准单一未虑及文化差异与变迁而限制了研究，也说 明了人类学结构主义二元论的局限。
同时不论是自然＼文化或复制＼生产，都呈现出传 统文化观的沿袭，将女性活动归于单向生殖，限制其劳动范围和价值，以其对家庭的责 任来确定其角色地位；而跨文化的评释似乎意味着存在即合理，这只利于文化传统的认 定而不是改变，这些则反映出功能主义静态范式本身的局限。
功能主义强调社会文化的 实际作用和适应现状，认为一种社会秩序起作用，是因为文化规范及绝大多数成员履行 其社会地位职责，因而保持社会结构，展现事物的面貌是功能学者的主旨，主张文化认 为妇女怎样，她就怎样和应该怎样，而无须有其它选择。
然而男女分工和不平等的传统 恰是人类文化的长期产品。
功能主义忽略矛盾、差异和变迁，它解释两性差异如何存在 ，但未揭示两性不平等形成的文化条件，未能解释其为何持续存在，没有研究在远离两 性角色起源的现代多样化社会，决定两性关系的复杂社会因素。
于是一些学者转向历史 分析，考察不同时期妇女的地位，以解释妇女历史变化的中心环节（E·P·托马斯）和 其地位改变的可能。
同时，否认功能主义文化整体观的心理动力学民族志，指出社会对 思维模式形成的作用；新结构主义关于社会与文化形式间的权力形态说（道格拉斯）， 结构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关系与意识形态的支撑，及文化逻辑与社会现实、权力结构联 系的主张均产生了影响。
妇女人类学在延伸文化视野的同时，开始联合历史学、社会学 等研究，关注到两性地位与生产方式、社会权力、阶级、种族意识等关系，形成了两性 关系的社会历史建构，代表作为《自然、文化与社会》（注：Carol MacComaor,Marily n Strathem：《自然、文化与社会》，剑桥，1980年。
）；继之受到政治经济学派论说 影响，外来因素对传统社会文化的渗透、改变引起注意，突出研究了全球资本主义对原 住民和土著社会两性文化生活的冲击；另外一些学者受冲突论影响，开始关注以经济不 平等引起的两性不平等（注：伊恩·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北京，1994年 ，第417－418页。
）；女性研究开始置于更深广的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内涵中。
二、关于妇女社会地位 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阶层，不只具有性别归位，应有多重社会位置，而不平等使 其难以获得多种社会地位。
女性整体上处于政治之外。
20 世纪初美国妇女才取得投票权， 在100名参议员中只 占两位，在总统顾问团中只占一位， 全国只有一个女州长，至美国第96届国会，女性只 占参议员的0.6％，占众议员的0.9％，律师和法官中只占9％。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女 议员只占4.7％（注：罗琼：《妇女解放问题基本知识》，人民，1986年，第19页 。
）。
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20世纪前主要是低收入家庭，60年代美国高校毕业从业 女性为56％（比斯康蒂1974），70年代妇女占整个劳动力39％（H·阿斯廷1976）。
在欧 共体中1970－82年男子失业人数增加1倍，而妇女增加 7 倍（注：陶春芳：《女性的过 去与现在》， 北京，1985年，第83页。
）。
女性职业分布与男性差异显著，妇女 多就业于工时长、报酬低的纺织、印刷、服装和食品加工行业，或从事医护，妇女占登 记护士的94.6％，占护理员的89.8％（注：《妇女与发展》，天津师大，1987年，第14 8页。
）。
其次，从事初等教育的女性占84％， 图书管理员占82％，服务业占55％，勤 务工作占74％，家务劳动占96.5％，而充任经理的只占17％。
（奥本海默1972）。
男女 同工不同酬，美国近20多年妇女平均工资为男职工的3／5，1970年女售货员工资为男性 同行的43％（注：J·A谢尔曼，F·L登马克：《妇女心理学》中国妇女，1987年 ，第97页。
），日本女工工资为男工的58％（注：富士谷笃子：《妇女学入门》，中国 妇女，1986年，第164页。
）。
英国、爱尔兰、希腊、卢森堡，妇女工资为同行男 子的2／3，法国女工工资是男工的3／4。
妇女与贫困化相连，美国贫困户及儿童半数以 上都在无丈夫或父亲家庭。
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多层面性，意味着女性地位多层面性，其构成因素是多重的，包 括社会阶级、文化教育、职业婚姻、角色年龄、族群国家等；而这些因素起作用时或有 关联，或各自产生影响，因而地位关系又非绝对。
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Carroll Smith Rosenberg ）关于女性领域特点的研究，曾形成“女性群体”概念，而跨文化研 究则打破了女性文化的一体性。
怀特曾做93个前工业社会的泛文化比较，找出52种可能 影响女性地位的因素，而每组因素不超过5个， 认为没有一套通用标准或最重要因素可 以衡定女性地位，女性间也有差异，并无统一地位。
朱迪思·贝特纳则指出不同种族、 民族、阶级的女性有不同文化、利益观念（注：朱迪思·贝特纳：《女性主义和历史》 ，《社会性别和历史》，1989年秋季刊。
）。
一般构成女性地位的负向指标有：父权制 下的从夫居、早婚、包办婚、男子继承权、女性歧视与隔离、多妻、男子初夜权、守寡 、家务、禁止社会活动、失业率、非正式职业、男女不同酬；正向指标为：妇女财产继 承和支配权、婚姻自由、夫妇平等、妇女资助、就业与教育机会、政治参与；中性指标 有：财产使用权、管理权，父母、丈夫的地位、职业及收入等。
一般，学者讨论女性地位主要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
前者如李柯克与珊代，以经 济获得自主为女性高地位标准。
李氏认为资本主义和采猎社会男女权益差异，正是基于 二者参与社会劳动的程度不同。
珊代也以女性是否参与社会经济生产和是否有产品控制 权为其地位重要指标，同时还提到社会赋予女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和女性团体是否致力于 谋求女性社经利益。
还有许多学者从观念层面，认为声望可以赋予高地位，亚非拉美社 会母亲角色（尤其是老年）的高地位，是精神的而非经济上的（布朗、肯恩）。
按马克 斯·韦伯的阶级分层方法（1946），政治地位（权力）与经济地位（财富）和社会地位 （声望）相并列，而且事实上它是地位的重要成因，经济地位在政治场合有时没有意义 。
许多收入不低的妇女并没有摆脱家庭束缚和不平等关系。
家庭与阶层背景对女性的成就机会、价值观有重要影响。
个人的阶层位置往往取决 于其父母社经地位、尤其是父亲的经济来源，父亲属于工人阶层，本人受过良好教育者 ，其正向发展机会和父亲属于中产阶级而本人未受教育者相同（罗伯逊 1994）。
父母 有社会固定职业的女性可以体会到婚姻与事业的结合，并有助于创造性的启发，而尚未 自立就成为母亲或做母亲就离开社会的女性则无益于子女学业的成长。
社会下层往往传 统两性观念深厚，不同教化方式影响着其阶层和家庭的女性个性。
文化对女性职业、教育的限制，仍是影响女性地位的现实因素。
职业是女性参与社 会的重要标尺，而大文化认为女性不宜竞争，职业是男性的领域，女性的成败则在于婚 姻。
大多数女性不愿做出职业妇女的自我归属（奥本海默 1972），而且当某种职业被 说成适于男子，女性会自动放弃信心和选择。
青年女性大都先考虑传统职业而非发挥创 造性，女生学业领先让位于男生的现象随年龄而增长，成年女性（包括学有所成者）大 都自动降低青春期职业志向（贝尔德 1973）。
得到男子（和多数女性）的肯定是婚姻 的关键，避免不被认可的行为成为通则。
妇女择业的真实缘由即，职业选择以婚姻的选 择为前提，妇女的创造力只在“女性气质”下发挥作用。
这与专业化职业要求的基础和 经验积累相分离。
兼顾婚姻和就业是已婚妇女的现代选择，生育造成的不连续性已非妇 女的从业障碍，丈夫的态度和家务则构成其婚姻与职业的冲突。
妻子一般比丈夫干家务 多3倍时间（佩奇 1974）；在择业抽样中， 男性从未有婚姻的顾虑，而41％的妇女认 为婚姻是就业的主要矛盾（戴维丝1964）。
马尔维（1963）妇女职业生活研究展示出， 妇女择业即对二者的选择：或婚姻第一、工作第二，或工作第一、婚姻第二；就业类型 主要为：婚后不就业，中断的就业，婚后再谋业，稳定职业型（独身）。
但恩鲍姆（19 71）妇女研究结果有三类：传统型（婚后不从业），已婚职业类（先婚再谋业），单身 职业类（从业不结婚）。
津伯格（1973）阶段研究模型为：女性气质的培育→结婚→谋 业，集中说明了女性择业对传统婚姻的妥协，即使就业从职的妇女亦未能坦然无视传统 角色，结婚并非能解除其对妇女的压力。
职业、教育的性别框定，障碍着女性从业、成就的信念与机会。
不断提高的职业技 能要求就业者相应的受训、受教育程度，然而，职业分布是教学结构的反映；社会控制 机制使妇女很难得到创造性活动的鼓励、训练或从事之；高校毕业女性同样受限，美国 女教授的工资是男教授的2／3（罗琼 1986），苏联女医生工资不及技术工人的2／3（ 罗伯逊1994）；有创造成就的男性大都居于社会较高层部门，而1／3的创造型妇女没有 固定的职业位置（J·A·谢尔曼 1986）。
不平等待遇致使知识女性相对低的自我估价 ，并导致社会进一步轻视受教育者、教育者和教育本身。
一些行业的生产或效益性有体 能要求，然而性别角色社会化扩大并加重了这种差异，造成劳动力使用的偏见性政策来 源。
求职妇女的总失业率比男性高1／3（同上），在工作效绩与晋升中也施予女性不平 等的机会。
人的认知方式形成于外在世界所获经验，如果逊顺无争成为女性之谓女性的条件， 如果女性对社会排斥的顾虑、畏惧源于真实，那么不改变非合理的两性价值观，便不能 期望改变女性成功的内在认识障碍。
妇女在许多社会场域都受到冲突标准压抑：职业、 家庭负荷要求妇女自强、有能力，包括精神、心理健康都以男子型为理想，而“正常” 、“成熟”的女性又不能脱离传统模式。
在她们遇到压力时也不能象男子般采取行动。
一般，非传统女性比传统女性有较高的成功可能，受教育程度与此直接相关。
在职业妇 女中，大学毕业已婚女性为27－57％，而更高教育程度者为66％（伯恩鲍姆 1971）。
并且高教育程度有助于婚姻与职业的协调。
欧内斯特·W·伯吉斯和伯纳德·S·科特雷 尔大量研究指明，女性的婚姻和谐随着他们受教育与职业训练的增加而增加，这些女性 比顺应女性气质的女子更具责任感、自立心，她们从业并非主要出于经济需要，而为获 致一种社会地位和自主。
女性整体自我意识的更新，对妇女地位至关重要。
妇女长期的自律心态强化着男性 社会的秩序，未曾试图要求其改变生活方式。
现代社会提供女性比传统社会多样的角色 、机会，妇女往往仍自限于传统身份、形象，即使高校知识女性中仍存在着消极自然观 ，自我抑制观和个人实用观，不利于女性地位的整体改观。
罗珀（1980）美国民意测验 中，有1／3以上妇女反对为改变其地位而付出努力，好几个州关于男女平权的建议因妇 女的反对而败终。
妇女在摆脱主妇定位时，会遇到其他主妇们的指责或鄙视，对男性在 家照顾子女有69％的妇女给予否定（哈里斯1971）。
反映出性别歧视与偏见已成为女性 自身意识的一部分，构成女性自身变化内在障碍，而这种障碍需要认识和克服的强度， 不亚于来自男性的压力，甚至比男性的态度更具限制作用。
妇女的真正对立面不是男性 而是深入内心的传统原则。
女性内心的期待被社会化为“异常行为”，而异常的最积极 意义则在于变迁。
但只有大量妇女从社会边缘走入主流社会才会重新安排妇女。
三、关于妇女权力与自主 就业本身并不代表妇女地位的改变，它可能成为一种附加角色，意味着妇女承担双 份劳动压力。
只有当妇女拥有择业的自主权，它才是一种结构变量。
在衡量两性关系是 否平等时，“权力”常与地位概念交替使用，可知它亦有多种来源和层面，且两性权力 关系并非固定。
权力不只存在于公共领域，也存在于家内领域，不只有正式的法定权力 ，也有非正式的个人权力。
关于权力的定义，史密斯（Michael Smith ）认定为“有效 地对人事采取行动的能力”；罗吉斯（Susan Rogers）认为它包括影响力和对资源的控 制与资讯的掌握，这些资源包含政治、经济、宗教或人际任何可供利用的内容。
因此， 女性除了母亲的权力外，还常用舆论为争取自身保障，对男性主持的公众事务抗议、批 评、论说。
这些虽然表现为弱者的权措，但显现着一个事实，女性并非只被动地接受文 化安排，也会主动营求权力，是行动的主体，个人对文化可有反作用。
80年代始地位不 平等批判似使妇女成为消极的主体而不再是热点，两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成为妇女研究 的重心，并认识到其与民族、种族、阶级等相联，在不同情境下会发生变化，在此女性 自主性凸显其价值。
同时对功能主义整体观的否定，也否定了公共象征的决定性，注重 表现人格、场域的多样化，突出了主观、自我和人观；80年代中期人类学实践论与权力 论，阐明实践并非都复制文化体系而可促生不同社会模式，社会性别理范对实践的约束 力有差异，为妇女自主性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
80年代中期后女性的自主性成为妇女研 究的瞩目课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以自主概念补充女性的“权力”。
认为即使在父权极端 发展的社会，女性也有出自其意愿的行动能力，对其活动有某种程度的掌握。
朱迪思· 贝特纳指出社会体制不同妇女社会境遇不同，有被压迫和歧视，也有能动和反抗。
随之 出现以女性为主的民族志，如弗瑞德（Erika Friedl）著述即使在伊斯兰社会的伊朗迪 卡妇女，也擅于创造出他们的文化哲学，反映出两性文化的动态性。
女性的自主也在妇 女团体的组织与运动上显现出来，80年代初欧洲即由玛丽亚·迈斯提出，妇女研究应对 妇女行动与运动有所贡献，并开掘这一新的领域。
许多研究注意到妇女将联合争取政经 资源改变其地位，其正式组织透过社会和政治参与，影响男性中心社会的权力重新分配 ；非正式组织在社区网络提供抵制男性的经验。
在此，女性权力与国家、少数种族及民族妇女地位与权力、女性身份差异研究具有 代表性。
女性权力与国家的研究注意到在两性不平等社会，政治权力、资源分配、社会 价值均反映出国家的男权本质，官员及国家制度、政策、宣传与妇女直接相联，并 且男性特权可独立于国家体制，二者对女性劳动的控制同时维持对国家和家庭的权力。
提出关注的几个问题：有关妇女的社会福利与保健；国家如何使国家思想体系对妇 女产生影响；国家政体中妇女与男性的同等参与机会；国家对妇女组织的态度。
人类学 的研究还把妇女和国家的关系定位到具体的历史、文化条件中，认为妇女不是一个统一 的概念，存在着族群、种族、宗教、阶级以及认同等差异。
（注：Irene Silverblatt ：《解释国家中的女性：新女性主义民族史》，米卡拉·特李欧纳多，1991年，第140－ 171页。
） 随着第三世界女性人类学者在本国研究的展开，以及一批美籍非洲裔女性人类学者 如邦迪、邓汉、戴格斯、格林、德洛尔等人的崛起，80年代有色妇女学者开始批评白人 女学者忽视种族、阶级文化限制下的性别定位，将其研究同其父辈家园和族属连结起来 ，妇女人类学开始关注少数种族妇女地位与权力，并以非西方文化反思西方中心主义视 角，构成了妇女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受此影响，欧洲90年代初女性权力研究注意与人权 的结合，及对少数民族妇女的探讨。
英国一些黑人女性学者考察移民妇女生活，并提出 挑战性问题，但尚未公诸学术界，法德荷比等国出现个别对移民、难民妇女的分析，但 少数民族妇女研究，还未成为妇女人类学多种声音的一种（注：闵冬潮：《妇女研究在 美国、西欧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同③，第198页。
）。
亚洲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曾 隶属于史学和民族学，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妇女研究本身正在形成中；女性主义影视 、艺术作品及其艺术节正不断问世。
80年代后期，受到后现代主义质疑传统经典、注重大众社会、重视不同思想和结构 因素等影响，人类学重新思考异文化的解释性，反思田野研究与写作是否、如何和多大 程度地制造着非西方社会
以再造和再表现异文化维持西方文化权益
否定以超地域模 式涵盖地域模式，否定文化的异族化及对被研究者个性的隐抑，提倡研究者的主观性与 对权利霸权的批评。
予以女性自我和权利意识积极的影响。
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得 到研究。
女性人类学家提出：“反思性民族志只有与女性主义结合，才有可能更敏锐地 意识到人类学的定义，研究和再表现其他文化中所存在的内在的不平等（衡）性”（注 ： Judith Stacey：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rography
《能否有一种女性主 义民族志》Women's Words：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New York，19 91年，第115－171、第115－117页。
）。
女性学者的双重身份与写作方式的讨论，成为 实验的新“女性主义民族志”的主要手法，注意吸收边缘社会和社区的女性主义作品， 补充分析研究者自我文化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主张认识到女性身份的部分一致性。
“认 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self）可能包含多种认同，他者身分（other ）可 能是自我的一部分，以突破自我与他者、主观与客观的禁锢”。
（注：丽拉·艾布：《 能否有一种女性主义民族志》，《女人与表现》，1990年，第5卷第1期，第25页。
）为 新女性主义民族志应以参与而非主导方式，来表达各种妇女的声音，研究各种个体及其 关联而非一般化，以具体再现不同的文化政治，对此最具表性的研究是卡麻拉·维斯卫 斯瓦朗的《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1994）。
人类学本土与人观的研究，指出了传统理论范式的非普适性，然而容易忽略可能存 在于不同文化和族群间的人类共同性，因而社会文化与人的关系的探讨，无一需要一种 多元、多向度的取向与互动，妇女研究尤其如此。
80年代末，妇女人类学对于女性地位与权力的关注的一项重大现实成功是：妇女人类学走进传统系科的课程表。
1985年美国人类学会通过了“妇女人类学教学计划”和新 的人类学基础课教学指南与文献目录，随后出版了《社会性别与人类学》（1989）基本教程，包含妇女人类学基本观点方法和所有重要课题，以及全世界性别研究信息。
继之 成立了美国人类学会妇女人类学协会，并出版系列刊物和资料，致力于女性问题方案研究
女人过去50年在社会中地委的改变
传统人类学中的妇女研究包含婚姻家庭、亲属制度、性别角色的研究，女性人类学 者米德、本尼迪克特，大多被视为实践者而非理论构建者。
70年代以女性主义和文化决 定观结合为前提的女性人类学，论析文化多变性与社会因素对性别行为和观念的影响， 开始了社会性别（两性差异）的探讨，改变了传统人类学的女性研究，使社会性别成为 妇女人类学研究的真正起点和贯穿始终的重要课题。
主要包括：社会性别与妇女地位， 社会性别与人类起源、进化及社会生物学研究，社会性别与亲属制度，社会性别与劳动 力分工，社会性别与语言行为，社会性别与国家和殖民主义的研究，其基础的研究主要 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妇女生活地位成为社会性别研究的始点，涉及到女性概念、角色、身份和认同，包 括对“妇女不洁”观念的批判，对母亲角色的反思，对“家庭：社会＝妇人：男人”逻 辑的批判和妇女性低下地位的认同等。
认为，文化将女性定义为生儿育女的母亲角色， 正是女性附属地位形成的社会基础，两性差异普遍存在，其社会历史根源复杂而深远， 并且不仅仅是家庭范畴，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对社会性别史的回顾还追溯了19世纪巴巴 拉·韦尔特（Barbera Welter）的成果：社会性别分工割裂了男女，社会价值观以男性 为准则。
开始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研究其与男性地位的差异，美国妇女学者提出 需要修订通常的历史分期，以使妇女生活得以纳入正史（琼·凯利 1977），英国的妇 女人类学，讨论妇女作为沉默的群体的地位，伦敦妇女人类学小组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 响，探讨不同经济社会妇女生育生产问题，法国则中心研讨性别歧视与压迫。
性别歧视 成为男性批判的热点，它是男女不平等事实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其集中表现即暴力强奸 。
妇女人类学对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1、 关于“人”的观念的质疑， 指出有史以来人（man）与人类（human）均可以男人（man）一词来代替、函括、等同使 用，不仅是文字， 而且绝大部分图示图像、刊物杂志、教科书、博物馆陈列，都以男性 形象来表征人类，“人类起源”实际陈述为男人的起源。
2、由于用男性代表人类进化过 程，因而女性的这一作用、权力被淹没，导致以往有关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等概念、过 程只是男性能力所达的成果，男性自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者、生产活动与提供者，女 性只是被动参与接受者。
3、 向社会生物学挑战，强调雌性动物的积极地位，认为自然 选择对雌性动物同样增加适应力，表明雌性类人猿在社会互动（社会合作，家庭组合） 中起着不少于雄性的作用。
4、 人类学史前研究将女性作为生产过程和精神文化创造者 ，并开始研究史前人类性别的文化关系如何产生，以及各种历史形态性别角色关系如何 被定义、协调和操纵。
亲属制度与婚姻家庭仍然是妇女人类学研究的课题，旨在了解女性在由婚姻和生育 而产生的亲属关系中的位置。
80年代中期后人类学逐渐对“亲属制度”提出质疑，认为 亲属称谓作为接受或排除一部分人的条件或标准，并非在任何文化或社会都是一样，否 定虚构亲属制度概念，并产生结果，许多人类学研究课程不再将之作为重点。
关于劳动力分工，早期妇女人类学受马克思有关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影响，认为男女 分别主要从事与生产和家庭有关的劳动；80年代末女性主义人类学开始修正和补充恩格 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认为男女分工自然发生的看法过于绝对化 （注：罗萨林德·考沃德（Rosalind Coward）：《父权的先例》，伦敦，1984年，第 146 －149页。
），妇女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不仅是生育， 且并非所有女性都承担这一 角色；人的再生产不是妇女自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人口的素质（注：AnnAna gnost：《之后的人口和国家的理性》，《再生产政治中的地方与全球交叉点》。
加利福利亚大学，1994年。
），突破了传统女性与两性关系的研究局限。
妇女人类学关于语言行为与社会性别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如何反映社会性别、 特别是女性意识，语言行为、社会性别与社会交往和政治的关系。
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 语言行为与权力运用关系，是女性人类学的一大贡献。
妇女人类学一以贯之的领域还在妇女与国家的调查。
70年代李柯克、雷特和沙克丝 的报告认为，国家的出现限制了妇女的活动空间。
80年代希维布莱特分析了国家形成的 不同，并非以同等方式带来妇女的历史地位（1988）。
凯利还考察了殖民主义对性别关 系的影响，即资本主义传入非等级社会，瓦解了原亲属关系制度，带来了妇女的隶属地 位（1987）。
学科的产生伴随着新的解释方法，70年代广为应用的两性不平等分析模式为《女性 、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自然＼文化，家内＼公共（领域）二元说。
欧特娜（Sherry Ortner ）以自然＼文化解释两性关系，认为男性从事的生产、技术与理念发明，高于 女性的自然文化创造，因而其价值和地位被认为优越于女性。
罗萨多提出，母性意识和 “女性的家庭定位”把女性局限于家庭空间，这使男性更多地活动于公众领域营求政经 资源，构成了两性的家内＼公共格局。
另外，以男性生产和女性生育角色框建的生产／ 复制二元说，也解释于两性支配／附属关系。
这一模式显然接纳了60年代末广为传播的 列维·斯特劳斯以思维类比解释社会的方法，并使女性附属性得以强调和普遍认同。
80年代初上述解说受到跨文化论点的颇多质疑。
斯琴利格、布里格丝及沙克丝都提 到，两性在享有同等生产资源和方式的初民社会，其地位平等。
李柯克等论陈，一些社 会原居民的两性不平等，是欧洲殖民改变当地经济形式形成的。
麦克玛（Carol Maccor nack ）和史翠珊（Marilyn Strathern）《自然、文化与性别》指出， 两性角色的自然 ＼文化观是西方式的，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二者没有截然或优劣之分或一致联系， 如新几 内亚Kaulong人以自然?br> 饕鸦檎撸?幕?馕椿檎摺＜夷冢芄?材信??郑?脖恢赋鑫鞣绞?BR>家庭为次等的偏解，家庭制度下二者非上下分立，家庭的亦是公共的，且男性是家庭领 域重要角色。
显然上述解析模式因标准单一未虑及文化差异与变迁而限制了研究，也说 明了人类学结构主义二元论的局限。
同时不论是自然＼文化或复制＼生产，都呈现出传 统文化观的沿袭，将女性活动归于单向生殖，限制其劳动范围和价值，以其对家庭的责 任来确定其角色地位；而跨文化的评释似乎意味着存在即合理，这只利于文化传统的认 定而不是改变，这些则反映出功能主义静态范式本身的局限。
功能主义强调社会文化的 实际作用和适应现状，认为一种社会秩序起作用，是因为文化规范及绝大多数成员履行 其社会地位职责，因而保持社会结构，展现事物的面貌是功能学者的主旨，主张文化认 为妇女怎样，她就怎样和应该怎样，而无须有其它选择。
然而男女分工和不平等的传统 恰是人类文化的长期产品。
功能主义忽略矛盾、差异和变迁，它解释两性差异如何存在 ，但未揭示两性不平等形成的文化条件，未能解释其为何持续存在，没有研究在远离两 性角色起源的现代多样化社会，决定两性关系的复杂社会因素。
于是一些学者转向历史 分析，考察不同时期妇女的地位，以解释妇女历史变化的中心环节（E·P·托马斯）和 其地位改变的可能。
同时，否认功能主义文化整体观的心理动力学民族志，指出社会对 思维模式形成的作用；新结构主义关于社会与文化形式间的权力形态说（道格拉斯）， 结构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关系与意识形态的支撑，及文化逻辑与社会现实、权力结构联 系的主张均产生了影响。
妇女人类学在延伸文化视野的同时，开始联合历史学、社会学 等研究，关注到两性地位与生产方式、社会权力、阶级、种族意识等关系，形成了两性 关系的社会历史建构，代表作为《自然、文化与社会》（注：Carol MacComaor,Marily n Strathem：《自然、文化与社会》，剑桥，1980年。
）；继之受到政治经济学派论说 影响，外来因素对传统社会文化的渗透、改变引起注意，突出研究了全球资本主义对原 住民和土著社会两性文化生活的冲击；另外一些学者受冲突论影响，开始关注以经济不 平等引起的两性不平等（注：伊恩·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北京，1994年 ，第417－418页。
）；女性研究开始置于更深广的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内涵中。
二、关于妇女社会地位 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阶层，不只具有性别归位，应有多重社会位置，而不平等使 其难以获得多种社会地位。
女性整体上处于政治之外。
20 世纪初美国妇女才取得投票权， 在100名参议员中只 占两位，在总统顾问团中只占一位， 全国只有一个女州长，至美国第96届国会，女性只 占参议员的0.6％，占众议员的0.9％，律师和法官中只占9％。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女 议员只占4.7％（注：罗琼：《妇女解放问题基本知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
）。
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20世纪前主要是低收入家庭，60年代美国高校毕业从业 女性为56％（比斯康蒂1974），70年代妇女占整个劳动力39％（H·阿斯廷1976）。
在欧 共体中1970－82年男子失业人数增加1倍，而妇女增加 7 倍（注：陶春芳：《女性的过 去与现在》， 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83页。
）。
女性职业分布与男性差异显著，妇女 多就业于工时长、报酬低的纺织、印刷、服装和食品加工行业，或从事医护，妇女占登 记护士的94.6％，占护理员的89.8％（注：《妇女与发展》，天津师大，1987年，第14 8页。
）。
其次，从事初等教育的女性占84％， 图书管理员占82％，服务业占55％，勤 务工作占74％，家务劳动占96.5％，而充任经理的只占17％。
（奥本海默1972）。
男女 同工不同酬，美国近20多年妇女平均工资为男职工的3／5，1970年女售货员工资为男性 同行的43％（注：J·A谢尔曼，F·L登马克：《妇女心理学》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 ，第97页。
），日本女工工资为男工的58％（注：富士谷笃子：《妇女学入门》，中国 妇女出版社，1986年，第164页。
）。
英国、爱尔兰、希腊、卢森堡，妇女工资为同行男 子的2／3，法国女工工资是男工的3／4。
妇女与贫困化相连，美国贫困户及儿童半数以 上都在无丈夫或父亲家庭。
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多层面性，意味着女性地位多层面性，其构成因素是多重的，包 括社会阶级、文化教育、职业婚姻、角色年龄、族群国家等；而这些因素起作用时或有 关联，或各自产生影响，因而地位关系又非绝对。
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Carroll Smith Rosenberg ）关于女性领域特点的研究，曾形成“女性群体”概念，而跨文化研 究则打破了女性文化的一体性。
怀特曾做93个前工业社会的泛文化比较，找出52种可能 影响女性地位的因素，而每组因素不超过5个， 认为没有一套通用标准或最重要因素可 以衡定女性地位，女性间也有差异，并无统一地位。
朱迪思·贝特纳则指出不同种族、 民族、阶级的女性有不同文化、利益观念（注：朱迪思·贝特纳：《女性主义和历史》 ，《社会性别和历史》，1989年秋季刊。
）。
一般构成女性地位的负向指标有：父权制 下的从夫居、早婚、包办婚、男子继承权、女性歧视与隔离、多妻、男子初夜权、守寡 、家务、禁止社会活动、失业率、非正式职业、男女不同酬；正向指标为：妇女财产继 承和支配权、婚姻自由、夫妇平等、妇女资助、就业与教育机会、政治参与；中性指标 有：财产使用权、管理权，父母、丈夫的地位、职业及收入等。
一般，学者讨论女性地位主要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
前者如李柯克与珊代，以经 济获得自主为女性高地位标准。
李氏认为资本主义和采猎社会男女权益差异，正是基于 二者参与社会劳动的程度不同。
珊代也以女性是否参与社会经济生产和是否有产品控制 权为其地位重要指标，同时还提到社会赋予女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和女性团体是否致力于 谋求女性社经利益。
还有许多学者从观念层面，认为声望可以赋予高地位，亚非拉美社 会母亲角色（尤其是老年）的高地位，是精神的而非经济上的（布朗、肯恩）。
按马克 斯·韦伯的阶级分层方法（1946），政治地位（权力）与经济地位（财富）和社会地位 （声望）相并列，而且事实上它是地位的重要成因，经济地位在政治场合有时没有意义 。
许多收入不低的妇女并没有摆脱家庭束缚和不平等关系。
家庭与阶层背景对女性的成就机会、价值观有重要影响。
个人的阶层位置往往取决 于其父母社经地位、尤其是父亲的经济来源，父亲属于工人阶层，本人受过良好教育者 ，其正向发展机会和父亲属于中产阶级而本人未受教育者相同（罗伯逊 1994）。
父母 有社会固定职业的女性可以体会到婚姻与事业的结合，并有助于创造性的启发，而尚未 自立就成为母亲或做母亲就离开社会的女性则无益于子女学业的成长。
社会下层往往传 统两性观念深厚，不同教化方式影响着其阶层和家庭的女性个性。
文化对女性职业、教育的限制，仍是影响女性地位的现实因素。
职业是女性参与社 会的重要标尺，而大文化认为女性不宜竞争，职业是男性的领域，女性的成败则在于婚 姻。
大多数女性不愿做出职业妇女的自我归属（奥本海默 1972），而且当某种职业被 说成适于男子，女性会自动放弃信心和选择。
青年女性大都先考虑传统职业而非发挥创 造性，女生学业领先让位于男生的现象随年龄而增长，成年女性（包括学有所成者）大 都自动降低青春期职业志向（贝尔德 1973）。
得到男子（和多数女性）的肯定是婚姻 的关键，避免不被认可的行为成为通则。
妇女择业的真实缘由即，职业选择以婚姻的选 择为前提，妇女的创造力只在“女性气质”下发挥作用。
这与专业化职业要求的基础和 经验积累相分离。
兼顾婚姻和就业是已婚妇女的现代选择，生育造成的不连续性已非妇 女的从业障碍，丈夫的态度和家务则构成其婚姻与职业的冲突。
妻子一般比丈夫干家务 多3倍时间（佩奇 1974）；在择业抽样中， 男性从未有婚姻的顾虑，而41％的妇女认 为婚姻是就业的主要矛盾（戴维丝1964）。
马尔维（1963）妇女职业生活研究展示出， 妇女择业即对二者的选择：或婚姻第一、工作第二，或工作第一、婚姻第二；就业类型 主要为：婚后不就业，中断的就业，婚后再谋业，稳定职业型（独身）。
但恩鲍姆（19 71）妇女研究结果有三类：传统型（婚后不从业），已婚职业类（先婚再谋业），单身 职业类（从业不结婚）。
津伯格（1973）阶段研究模型为：女性气质的培育→结婚→谋 业，集中说明了女性择业对传统婚姻的妥协，即使就业从职的妇女亦未能坦然无视传统 角色，结婚并非能解除其对妇女的压力。
职业、教育的性别框定，障碍着女性从业、成就的信念与机会。
不断提高的职业技 能要求就业者相应的受训、受教育程度，然而，职业分布是教学结构的反映；社会控制 机制使妇女很难得到创造性活动的鼓励、训练或从事之；高校毕业女性同样受限，美国 女教授的工资是男教授的2／3（罗琼 1986），苏联女医生工资不及技术工人的2／3（ 罗伯逊1994）；有创造成就的男性大都居于社会较高层部门，而1／3的创造型妇女没有 固定的职业位置（J·A·谢尔曼 1986）。
不平等待遇致使知识女性相对低的自我估价 ，并导致社会进一步轻视受教育者、教育者和教育本身。
一些行业的生产或效益性有体 能要求，然而性别角色社会化扩大并加重了这种差异，造成劳动力使用的偏见性政策来 源。
求职妇女的总失业率比男性高1／3（同上），在工作效绩与晋升中也施予女性不平 等的机会。
人的认知方式形成于外在世界所获经验，如果逊顺无争成为女性之谓女性的条件， 如果女性对社会排斥的顾虑、畏惧源于真实，那么不改变非合理的两性价值观，便不能 期望改变女性成功的内在认识障碍。
妇女在许多社会场域都受到冲突标准压抑：职业、 家庭负荷要求妇女自强、有能力，包括精神、心理健康都以男子型为理想，而“正常” 、“成熟”的女性又不能脱离传统模式。
在她们遇到压力时也不能象男子般采取行动。
一般，非传统女性比传统女性有较高的成功可能，受教育程度与此直接相关。
在职业妇 女中，大学毕业已婚女性为27－57％，而更高教育程度者为66％（伯恩鲍姆 1971）。
并且高教育程度有助于婚姻与职业的协调。
欧内斯特·W·伯吉斯和伯纳德·S·科特雷 尔大量研究指明，女性的婚姻和谐随着他们受教育与职业训练的增加而增加，这些女性 比顺应女性气质的女子更具责任感、自立心，她们从业并非主要出于经济需要，而为获 致一种社会地位和自主。
女性整体自我意识的更新，对妇女地位至关重要。
妇女长期的自律心态强化着男性 社会的秩序，未曾试图要求其改变生活方式。
现代社会提供女性比传统社会多样的角色 、机会，妇女往往仍自限于传统身份、形象，即使高校知识女性中仍存在着消极自然观 ，自我抑制观和个人实用观，不利于女性地位的整体改观。
罗珀（1980）美国民意测验 中，有1／3以上妇女反对为改变其地位而付出努力，好几个州关于男女平权的建议因妇 女的反对而败终。
妇女在摆脱主妇定位时，会遇到其他主妇们的指责或鄙视，对男性在 家照顾子女有69％的妇女给予否定（哈里斯1971）。
反映出性别歧视与偏见已成为女性 自身意识的一部分，构成女性自身变化内在障碍，而这种障碍需要认识和克服的强度， 不亚于来自男性的压力，甚至比男性的态度更具限制作用。
妇女的真正对立面不是男性 而是深入内心的传统原则。
女性内心的期待被社会化为“异常行为”，而异常的最积极 意义则在于变迁。
但只有大量妇女从社会边缘走入主流社会才会重新安排妇女。
三、关于妇女权力与自主 就业本身并不代表妇女地位的改变，它可能成为一种附加角色，意味着妇女承担双 份劳动压力。
只有当妇女拥有择业的自主权，它才是一种结构变量。
在衡量两性关系是 否平等时，“权力”常与地位概念交替使用，可知它亦有多种来源和层面，且两性权力 关系并非固定。
权力不只存在于公共领域，也存在于家内领域，不只有正式的法定权力 ，也有非正式的个人权力。
关于权力的定义，史密斯（Michael Smith ）认定为“有效 地对人事采取行动的能力”；罗吉斯（Susan Rogers）认为它包括影响力和对资源的控 制与资讯的掌握，这些资源包含政治、经济、宗教或人际任何可供利用的内容。
因此， 女性除了母亲的权力外，还常用舆论为争取自身保障，对男性主持的公众事务抗议、批 评、论说。
这些虽然表现为弱者的权措，但显现着一个事实，女性并非只被动地接受文 化安排，也会主动营求权力，是行动的主体，个人对文化可有反作用。
80年代始地位不 平等批判似使妇女成为消极的主体而不再是热点，两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成为妇女研究 的重心，并认识到其与民族、种族、阶级等相联，在不同情境下会发生变化，在此女性 自主性凸显其价值。
同时对功能主义整体观的否定，也否定了公共象征的决定性，注重 表现人格、场域的多样化，突出了主观、自我和人观；80年代中期人类学实践论与权力 论，阐明实践并非都复制文化体系而可促生不同社会模式，社会性别理范对实践的约束 力有差异，为妇女自主性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
80年代中期后女性的自主性成为妇女研 究的瞩目课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以自主概念补充女性的“权力”。
认为即使在父权极端 发展的社会，女性也有出自其意愿的行动能力，对其活动有某种程度的掌握。
朱迪思· 贝特纳指出社会体制不同妇女社会境遇不同，有被压迫和歧视，也有能动和反抗。
随之 出现以女性为主的民族志，如弗瑞德（Erika Friedl）著述即使在伊斯兰社会的伊朗迪 卡妇女，也擅于创造出他们的文化哲学，反映出两性文化的动态性。
女性的自主也在妇 女团体的组织与运动上显现出来，80年代初欧洲即由玛丽亚·迈斯提出，妇女研究应对 妇女行动与运动有所贡献，并开掘这一新的领域。
许多研究注意到妇女将联合争取政经 资源改变其地位，其正式组织透过社会和政治参与，影响男性中心社会的权力重新分配 ；非正式组织在社区网络提供抵制男性的经验。
在此，女性权力与国家、少数种族及民族妇女地位与权力、女性身份差异研究具有 代表性。
女性权力与国家的研究注意到在两性不平等社会，政治权力、资源分配、社会 价值均反映出国家的男权本质，政府官员及国家制度、政策、宣传与妇女直接相联，并 且男性特权可独立于国家体制，二者对女性劳动的控制同时维持对国家和家庭的权力。
提出关注的几个问题：有关妇女的社会福利与保健；国家机构如何使国家思想体系对妇 女产生影响；国家政体中妇女与男性的同等参与机会；国家对妇女组织的态度。
人类学 的研究还把妇女和国家的关系定位到具体的历史、文化条件中，认为妇女不是一个统一 的概念，存在着族群、种族、宗教、阶级以及认同等差异。
（注：Irene Silverblatt ：《解释国家中的女性：新女性主义民族史》，米卡拉·特李欧纳多，1991年，第140－ 171页。
） 随着第三世界女性人类学者在本国研究的展开，以及一批美籍非洲裔女性人类学者 如邦迪、邓汉、戴格斯、格林、德洛尔等人的崛起，80年代有色妇女学者开始批评白人 女学者忽视种族、阶级文化限制下的性别定位，将其研究同其父辈家园和族属连结起来 ，妇女人类学开始关注少数种族妇女地位与权力，并以非西方文化反思西方中心主义视 角，构成了妇女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受此影响，欧洲90年代初女性权力研究注意与人权 的结合，及对少数民族妇女的探讨。
英国一些黑人女性学者考察移民妇女生活，并提出 挑战性问题，但尚未公诸学术界，法德荷比等国出现个别对移民、难民妇女的分析，但 少数民族妇女研究，还未成为妇女人类学多种声音的一种（注：闵冬潮：《妇女研究在 美国、西欧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同③，第198页。
）。
亚洲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曾 隶属于史学和民族学，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妇女研究本身正在形成中；女性主义影视 、艺术作品及其艺术节正不断问世。
80年代后期，受到后现代主义质疑传统经典、注重大众社会、重视不同思想和结构 因素等影响，人类学重新思考异文化的解释性，反思田野研究与写作是否、如何和多大 程度地制造着非西方社会
以再造和再表现异文化维持西方文化权益
否定以超地域模 式涵盖地域模式，否定文化的异族化及对被研究者个性的隐抑，提倡研究者的主观性与 对权利霸权的批评。
予以女性自我和权利意识积极的影响。
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得 到研究。
女性人类学家提出：“反思性民族志只有与女性主义结合，才有可能更敏锐地 意识到人类学的定义，研究和再表现其他文化中所存在的内在的不平等（衡）性”（注 ： Judith Stacey：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rography
《能否有一种女性主 义民族志》Women's Words：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New York，19 91年，第115－171、第115－117页。
）。
女性学者的双重身份与写作方式的讨论，成为 实验的新“女性主义民族志”的主要手法，注意吸收边缘社会和社区的女性主义作品， 补充分析研究者自我文化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主张认识到女性身份的部分一致性。
“认 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self）可能包含多种认同，他者身分（other ）可 能是自我的一部分，以突破自我与他者、主观与客观的禁锢”。
（注：丽拉·艾布：《 能否有一种女性主义民族志》，《女人与表现》，1990年，第5卷第1期，第25页。
）为 新女性主义民族志应以参与而非主导方式，来表达各种妇女的声音，研究各种个体及其 关联而非一般化，以具体再现不同的文化政治，对此最具表性的研究是卡麻拉·维斯卫 斯瓦朗的《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1994）。
人类学本土与人观的研究，指出了传统理论范式的非普适性，然而容易忽略可能存 在于不同文化和族群间的人类共同性，因而社会文化与人的关系的探讨，无一需要一种 多元、多向度的取向与互动，妇女研究尤其如此。
80年代末，妇女人类学对于女性地位与权力的关注的一项重大现实成功是：妇女人类学走进传统系科的课程表。
1985年美国人类学会通过了“妇女人类学教学计划”和新 的人类学基础课教学指南与文献目录，随后出版了《社会性别与人类学》（1989）基本教程，包含妇女人类学基本观点方法和所有重要课题，以及全世界性别研究信息。
继之 成立了美国人类学会妇女人类学协会，并出版系列刊物和资料，致力于女性问题方案研究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和革命发展、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
到1921年，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具备。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①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宣传新文化的报刊大量涌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课程开始登上高等学校讲坛；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陆续翻译出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队伍逐渐形成。
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断扩大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2）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
五四运动中，他们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发挥了巨大威力，实现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党条件日趋成熟。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起，他们开始着手建党活动。
在中国最早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在上海成立。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4）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各方面给予的实际帮助，从外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人生百态出自于哪里? 又是什么意思?
关于真.善.美.丑，给你发多篇文章，供你参考，其中包括：优美散文----让青春绽放真善美 ,真善美丑间的关系，如何避丑及向真善美发展，附带历届感动中国人物事迹及颁奖辞。
让青春绽放真善美 洁白的雪花，舞出冬天的旋律；飘零的柳絮，捧出春天的希望；累累的果实，亮出秋天的丰姿；青春的亮丽，展现出我们生活中的真善美。
——题记 我们已经步入了有声有色的年华——青春。
青春是我们必然的喧闹季节，青春风采的辞典拒绝收录沉寂喑哑的词条，它不甘寂寞，向思想的汪洋掀起一次次的海啸。
青春是我们必然的温和季节，青春拒绝集合烦躁不安的举动，它不喜爱残忍，向人体的血脉注射着一滴滴善良。
青春是我们必然的美丽季节，青春拒绝把它调教成花草，沉寂着美丽，那样只是徒增缺憾吧。
青春的你，如果你把那些奇思妙想甚至莫名其妙的念头蛰伏在心头，除了说明你思维锈蚀、灵性犯困，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不要拿缄默代表思想来作你畏首畏尾拙于启齿的挡箭牌，你只需表达出你真实的思想。
不要过于在乎你的音质是否有启人心智的冲击力、穿透力，是否有润泽庸俗之心的感召力，你只需唱出你真实的感情。
不要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想法，扔掉那些面目可憎心怀鬼胎的忌讳，放言指点世相人情，激扬挥洒少年意气，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真实。
青春的你，看着那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凄凄惨惨，你会悄然泪下，在心中默默地为他们祈祷，那就是一种善。
善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一种崇高的境界，是精神的成熟，心灵的丰满。
善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无上的福分，是对别人的释怀，也是对自己的宽厚。
善是青春以后所获得的那份从容、自信和超然。
“开口就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
”那又何尝不是善呢
富有善的精神的人，也必然是宽容的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不苛求于己，也不苛求于人。
所以与刻薄多忌的人相比，善的人必多人缘、多快乐。
青春的磨练带给我们的善，该是怎样的一种可贵
青春蕴涵着无穷无尽的思想和美的宝藏。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情美，“长风会破浪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哲理美，“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自然美。
青春的美，美得撩人，美得销魂，让你“沉醉不知归路”。
是青春天使打开了我们心中绚丽的景色，让我们谛听青春那迷人的天籁之音
我们站在青春靓丽的峰顶之上，世界也会为我们真实、喧闹而美丽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初介绍到我国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常用词，有学者还将21世纪视为人类的“新轴心时代”。
但是，真正利用这一学说来建构理论体系的论著却并不多见。
刘士林的新著《苦难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以下简称刘著)充分借鉴这一学说，建立了一个令人耳目 一新的美学体系，为中国学者参与“新轴心时代”的学术对话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前200年)是哲学的突破期，人类在此时期创造了精神生命进行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
这个框架包括中国孔子开创的儒学体系、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以及印度的佛教等。
此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复兴，总是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这一学说突破了黑格尔式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调，有助于打破西方强势话语的霸权局面。
刘著开篇重申了作者这几年倡导的“新道德主义”，以“援康德以补孔孟”的思路建立了作为全书基础的“新道德本体论”。
“道德高于知识”是作者从事文化批评的基本理念。
尽管和许多人一样，作者也把审美自由看做精神生命的最高境界，但作者更强调，只有道德本体才能真正区别开人与动物，只有首先从自然中再生产出人自身之后才能谈人的其他问题。
也就是说，假若没有道德本体这个精神生命的底线，那么一切所谓的审美自由和解放无一不是虚妄的。
在这种视野中，轴心时代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中“人禽之辨”得到了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掘，成为“新道德本体论”的直接来源。
这就为古代文论如何转化为现代文论建设的理论资源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刘著强烈的回归轴心时代的意识，正是对于雅斯贝尔斯的当代回应。
雅氏“轴心时代”的理论用心在于反思西方文明的困境，为未来世界哲学的建设提供思想基础，但它容易使人将轴心期与前轴心期割裂开来，也没有注意到轴心期转型的负面。
这两方面的缺陷在刘著中都得到了较好的弥补。
刘著以“轴心时代”为关键词为美学研究建构了一个“新二元论语境”，其主要内涵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就历史观而言，其中一元是与自然界高度统一的原始文化结构，另一元则是与原始文化结构截然不同的文明时代；就精神结构而言，其中一元是指作为人类原始思维而存在的、以“与物无对”或“与物浑然”为基本特色的诗性智慧，另一元则是指作为文明时代精神结构而存在的、以“主体化”与“对象化”为两大特征的理性智慧。
诗性智慧概念是维柯在其《新科学》中首先提出来的，但由于古希腊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断裂性文明，所以它对史前文化的继承远远少于遗弃，而且，维柯在阐释诗性文化时多有比附文明时代之嫌。
中国轴心期前后的典籍有着大量关于史前文化的追忆和记述，它们作为轴心期的精神结构，使大量的原始文化被继承下来，并发展成为以诗歌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表象系统。
有鉴于此，作者《中国诗性文化》(1999)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对象，阐释远古诗性文化在文明时代所走过的历史征程，将诗性智慧的特征总结为与理性智慧相对的“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从而为作者后来的美学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期以来，在文明中心论和理性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把精神活动划分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在这种旧二元论中，诗性智慧被阐释为理性智慧的初级阶段，原始文化被贬低为文明时代的低级形态。
所以这种理论既不可能找到人类精神生命发生的真实根源，也不可能真正解开人类的审美之谜。
新二元论为人类精神生命的发生和存在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阐释语境。
它一方面从历史和逻辑上彻底结束了原始结构和文明结构的相互混淆，从而使得对它们不同的本体内涵之分析和考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还确定了诗性智慧和理性智慧之间存在的一种深刻的结构关系，即由诗性智慧演化为真、善、美相统一的生命本体结构。
作者的《澄明美学》(2002)已经开始用诗性智慧来“澄明”美学理论，提出文明时代的审美活动只不过是原始时代诗性智慧的历史残留；《苦难美学》在此基础上又明确提出新二元论，在与理性图式和伦理图式的区分和对比中凸现审美图式的特征，运用近似于康德批判哲学的逻辑演绎方式，深入剖析了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聚合结构”以及三者矛盾斗争的“离散结构”。
由此可见，这个阐释语境一方面揭示了觉醒于轴心时代的精神生命的本体结构，另一方面指出了文明时代人类审美意识的根源及其变异的逻辑原因，无疑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一大重要而独特的理论收获。
“苦难美学”所要突出的是精神生命的苦难内涵，它之所以要重点批判当代大众文化中出现的纯粹消费欲望现象，是因为精神生命的“苦难内涵”在那里已经荡然无存。
而这正是作者所最为忧患而无法容忍的。
作者一贯认为，觉醒于轴心时代的精神生命是由死亡意识刺激而产生的一种痛苦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促使人类反思意识的觉醒，从而告别动物而成为具有精神内涵的大写的人。
因此，消除了苦难意识，必然导致精神生命的泯灭。
当代消费意识形态凭借现代高科技塑造了种种消费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方式，使当代消费者的本能快感得到极大满足，而快感追求又成为更大的消费动力。
感官快乐泯灭了所有的人文忧患，于是，真正的精神生命必然消亡了。
真正的人在消费文明中何以可能
或者说，轴心时代已经觉醒的精神生命在新轴心时代的复活是如何可能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刘著在创造性地阐释康德美学的基础上，将“趣味有、无争辩”视为“第五个二律背反”，明确将真正的审美心理机能规定为有别于“快感”的“痛感”，提出精神生命的心理机能只能在“痛感”中再现。
作者从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中发掘出了“痛苦先行”原理，将痛苦视为精神生命的前提条件：没有痛苦，我们就无法感到自己的生命，就会进入无生命状态。
作者十年前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的本名就叫《苦难美学》，而经过整整十年的苦苦思索，终于完成了一种以“痛感”为本体内涵的苦难型判断力之批判，以期拯救“死于安乐”的当代消费机器。
中国轴心时代的忧患意识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刘著展开的“纯粹欲望批判”，鞭辟入里地批判了当代消费社会对于人类文明的吞噬，试图通过对于诗性智慧的本体分析，使在消费意识形态中摇摇欲坠的精神生命找到真正的还乡之路，也就是从“反对象化”和“反主体化”的肉身沉沦中拯救精神生命本身，从而回答了“轴心时代的精神生命在新轴心时代的复活是如何可能的
”这一全书的主题，因此它理直气壮地宣布：“苦难美学是对轴心时代的真正回归。
”(P403) 相对于黑格尔式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调，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无疑更加符合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实际。
如果我们同意杜维明的观点而把二十一世纪看作人类的“新轴心时代”，那么，中国学者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回应这一让人百感交集的概念呢
怨天尤人只不过是怯弱无力的同义词，中国学术需要的是在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切实努力。
向真向善向美，和谐发展 每个人都在追求着，真善美，和谐发展…… 什么是真
不知从那里听到过这么一句：“茄子不开虚花，真人不说假话。
” 意思是茄子开的花,个个都会结果,没有虚花；真诚的人说的都是真话,没有假话。
这就是真。
于谦说：“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短短的十四个字，表达了诗人永留高尚品格在人间的追求。
这就是真。
什么是善
三字经中有一句：“人之初，性本善。
”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是善良的，感受到的一切东西，都是无邪的。
这就是善。
什么是美
有人说，美丽是通过外貌体现的；也有人说，美丽是心灵中的美。
《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外表是那么的丑陋，可他美丽的心灵仍然让他“流芳千古”，而没有因外表丑陋而“遗臭万年”。
这就是美。
有了真善美，人们还要追求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需要和谐发展。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明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中国早就有自己的“法规”：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
可是现在却不如从前了，许多人都在吃野生动物、乱丢垃圾……但是，我们这些21世纪的新少年，一定要从现在做起，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需要和谐发展，社会，也需要和谐发展。
建设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
和谐发展的社会，不一定是完美的社会，不免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但和谐发展的社会会尽可能的化解这些纠纷，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融洽起来。
和谐发展的社会，会有人勇于担负起责任。
非典来了，白衣天使不顾自身抢救病人，在第一线上不顾自己的生命……正是无数这样的人和事，构成了和谐发展的社会。
让我们高呼：向真向善向美，追求和谐发展
任长霞百姓心中一座丰碑 人物简介：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在执行任务中殉职的女警官 她是中原大地上的又一个女英雄。
扫恶打黑，除暴安良，她铁面无私；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她柔肠百转。
十里长街，白花胜雪，挽幛如云，那是流动在百姓心中的丰碑
一个弱女子能赢得百姓的爱戴，是因为，在她的心里有对百姓最虔诚的尊重
刘 翔不断超越永不言败 人物简介：跨栏运动员获得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金牌 12秒91，他就实现了一次伟大的跨越，100年来的记录成了身后的历史，十重栏杆不再是东方人的障碍，因为中国有刘翔，亚洲有刘翔
这个风一样的年轻人，他不断超越，永不言败，代表着一个正在加速的民族。
他身披国旗，一跃站在世界面前。
明正彬刀尖上跳舞的人 人物简介：云南省宝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在缉毒战线的最前沿经历无数生死考验 刀尖上的舞蹈，之所以能够夺人心魄，是因为那是铁与血的交响。
明正彬就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
在毒贩子面前，他吓不怕，买不动、难不倒。
而毒贩子在他手下，过不去、藏不住，逃不掉。
因为有他和他的战友，我们才能享受阳光的灿烂。
袁隆平让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 人物简介：中国著名杂交水稻专家、久负盛名的“杂交水稻之父” 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
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
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
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
徐本禹稚嫩的肩膀，扛住倾颓的教室 人物简介：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1999级学生，孤身到农村支教，一篇《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的网文引来25万多的点击率 如果眼泪是一种财富，徐本禹就是一个富有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让我们泪流满面。
从繁华的城市，他走进大山深处，用一个教室，扛住了贫穷和孤独，扛起了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
田世国用自己的肾延长母亲的生命 人物简介：律师，将自己的一只肾脏移植给患上尿毒症的母亲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是一个被追问了千年的问题。
一个儿子在2004年用身体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把生命的一部分回馈给病危的母亲。
在温暖的谎话里，母亲的生命也许依然脆弱，但是孝子的真诚已经坚如磐石。
田世国，让天下所有的母亲收获慰藉。
梁万俊生死八分惊天一落 人物简介：空军某部特级试飞员，试飞遇险保住新型战机 鹰是天空中最娴熟的飞行家，但是他却有比鹰还要优秀的飞行技能。
万米高空之上，数险并发之际，他从容镇静，瞬间的选择注定了这次飞行像彩虹一样辉煌。
生死八分，惊天一落，他创造了奇迹
为你骄傲
中国军人，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孙必干远离故土续写使命传奇 人物简介：原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组长，在战火中为祖国奔波 他于花甲之年临危受命，远离故土只为续写使命传奇。
为了达成和平，他游刃于战火之间，为了挽救生命，他斡旋在死亡边缘。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2004年，这个老人不知疲倦的奔走，前方，是他必赴的使命；身后，是让他骄傲的祖国。
牛玉儒让精神穿越时代而常青 人物简介：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感动了一座城市的好书记 名叫牛玉儒，人像孺子牛，背负着草原人的幸福上路，这幸福是他的给养，也是他的方向。
风雨人生、利弊得失，他兢兢业业地遵循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祖训。
为官一任，他给我们留下激情燃烧的背影，让精神穿越时代常青。
他让活着的人肃然起敬；他让天空成为雄鹰的故乡
桂希恩让温暖传递让爱心会聚 人物简介：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 他清贫而充实，温和而坚定。
仁者的责任让他知难而上。
他让温暖传递，他让爱心会聚，直到更多人向弱者张开双臂，直到角落里的人们看到春天。
他不惧怕死亡，因为他对生命有更博大的爱。
“感动”震撼心灵 几个月前的金秋，《感动中国》在全国寻找感动过你我的人。
2004年的11月底，以袁隆平为代表的20个候选人在众多媒体和推委团的支持中形成了2004的感动轮廓…… 2005年的正月初九，这是人们收拾起节日的心情开始忙碌的日子。
这一天，中央电视台一套晚间黄金时间播出了《感动中国·2004年年度人物评选》的颁奖盛况。
与任长霞同时入选“2004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还有9名个人和1个集体。
今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体育馆对这一活动进行了录制。
两个数字的震撼 “从2005年1月3日到1月15日，仅仅12天的投票期限内，网友、观众和读者的总投票数达到90万张。
如今《感动中国》单一节目广告标的金额就达到了1450万元。
这两个数字说明了‘感动中国’在人民群众和企业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
”《感动中国》节目的总策划、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编朱波表示，这两个数字让他感到了一种震撼的力量。
据朱波介绍，最初搞活动时，群众投票并不像如今这样踊跃，第一年甚至主要依赖的是推委会的委员、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合作媒体。
今年能有这么多群众热心于这一活动，充分说明了“感动中国”已经感动了大众。
朱波回忆起2003年第一次评选的情况。
当时活动是以“《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特别节目”的形式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的黄金时间播出，没有一个贴片广告。
如今《感动中国》因为节目强大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最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之一，单一节目广告标的金额就达到了1450万元。
对于《感动中国》主创班底来说，他们实现了“不可能不感动”的最初设想。
一首歌曲的温暖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这世界有爱才转动……”这首题为《感动》的歌曲是“感动中国”晚会的主题歌。
这么好听的歌曲，或许大家以为是出自哪位大家之手，其实不然，词作者是3年前刚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一个实习生喻江，谱曲并演唱的是著名歌手韩红。
如今喻江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编辑，而韩红在2005年新出版的个人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曲，并以此作为专辑的题目：“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一首歌曲；用所有春天的消息，为你写下传奇；用初次看见你时我的眼睛，流下幸福的泪滴。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这世界有爱才转动……”据活动组委会的边巍说，在为《感动中国》而彻夜难眠的日子里，他们的工作人员中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以至于在很多时候边录制边唱了起来，弄得导演不断叫停，否则就成了同期声的噪音了。
两位名嘴的真诚 这次在“感动中国”颁奖晚会现场，观众又一次领略到央视名嘴白岩松的智慧。
颁奖台上有10个展示入选者肖像的旋转道具，突然一个道具不转了，使得音乐停止后有近1分钟的时间大家盯着道具发愣。
这时白岩松说：“这是入选人物的事迹竟然感动了道具，也许它是沉浸其中一时不能自拔了，请后台的工作人员尽快上台帮它醒醒神，转一下看看下一个入选人物怎么个感动法
” 在活动进行的始终，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挥之不去———泪水。
他们往往成为首批被感动的对象。
敬一丹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主持人，主持过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晚会，在舞台上为无数人颁过奖。
然而据央视的工作人员讲，在连续两年主持《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中，她经常是声音哽咽，泪光闪闪，“我相信能感动我们工作人员，就一定能够感动我们的观众，感动大多数的中国人。
只有感动了我们自己，才能感动观众。
” 感动集体———女排 集体简介：获得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金牌 中国女排，曾经沸腾了一代人的热血，也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长达20年的期待。
2004年的一天，于无声处，绝地反击。
是她们，让最后的希望攀援着意志的臂膀上升，直到最后一记重扣敲开欢庆的锣鼓。
金牌唤回曾经的光荣，胜利开启崭新的梦想
“真善美丑”源自灵魂 ，如何去摆渡人生之舟，一个值得人一生去求索的问题 ，因为它引导着人去让灵魂绽放异彩
赞美班级美化的文章
昨天，我和妈妈、小姨、冯老师还有一些同学的家长一起装饰了我们的教室。
上课前，我已迫不及待地向每个同学报到了这个消息。
刚一下课我便和几个同学一起向语文办公室“飞”去。
只见妈妈、小姨还有马思源的爸爸正在埋头工作，她们画地画，剪地剪，忙得不亦乐乎，我开心极了，同学们也都和我一样万分激动。
准备工作大功告成了，开始正式装饰了，马思源的爸爸给我们带来了一张中国地图，我们把它贴在了黑板的右侧，上面贴上了我们的国旗。
接着我们装饰了教室的后墙，墙面上贴上了小姨画的柳叶、小花、蝴蝶和蜻蜓。
远远望去，墙面上仿佛柳叶随风飘动，花儿争先开放，蝴蝶和蜻蜓们一起翩翩起舞，欢声歌唱，好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
紧接着我们又装饰了教室的侧面，一面贴上了“巧手巧画”，它把同学们平时画的画展示了出来，另一旁则贴上了“欢乐之林”，上面贴上了许多可爱的小动物，有顽皮的小猴、可爱的松鼠、蹦蹦跳跳的小兔、树下还有一只正在昂首看着小鸟唱歌的长颈鹿。
看着它们，我也仿佛进入了“欢乐之林”。
接着，对面的墙上也被我们贴上了一些同学的国画作品和姚志远的一幅书法作品。
书法刚一上墙，我们便觉得颜色过于单一，不怎么好看。
这时，冯老师提议在书法的下面贴上一些含苞未放的郁金香和一些蝴蝶，于是大家便动手贴了起来。
果真如此，经过这一处理，原本色彩单一的书法即刻变得生动起来。
蝴蝶仿佛闻到了花香和墨香正在上面翩翩起舞呢。
不一会儿，教室便被我们装饰一新了，看着这个崭新的教室，我的心里别有一番滋味涌上了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