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孝道主持词
中华孝道主持词【篇一：主持词孝道文化】张桥镇“践行孝道文化”演讲比赛主持词开场白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隆重举______________________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不管社会如何进步，经济实力如何发达，这种美德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孝道是古今社会永恒的主题，弘扬传统孝道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敢有伤。
父母给予了我们生命，含辛茹苦将我们抚养长大。
羔羊知跪乳，乌鸦会反哺，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做一个尽孝的人。
结束语“孝，乃百行之本，众善之初也。
”孝不分老少、富贵贫贱，是人人可行可做的。
愿我们能牢记这些话。
及时把握行孝的机会，切莫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恸，至此追悔已迟。
朋友们，让我们从今天做起吧
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建筑心中永恒的爱的殿堂，共同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抽出一点时间，把孝心带回家，让父母和长辈们沐浴最温暖的爱的阳光
【篇二：弘扬中华孝道示范基地揭牌仪式主持词】“弘扬中华孝道示范基地”揭牌仪式主持词（2014年12月20日）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上午好
今年9月21日，秦栏镇寿昌广场被全国敬老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确定为全国“弘扬中华孝道示范基地”并授牌，全国共有14家单位获此殊荣。
今天，我们在寿昌广场隆重举行“弘扬中华孝道示范基地”揭
求歌词：日落西山家家户户把门关
落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
老虢森林奔，麻雀家巧檐。
五爪的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
大路断了行车辆，小路断了行路难。
10家商了九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
叫老乡，听我言，点起了8柱香请神仙哪，唉唉艾艾呀~~左手拿起文王鼓，右手拿起赶仙鞭。
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奔的儿鼓，刨的圆，横三竖四8根弦，还有那乾坎艮震迅离坤兑8个大铜钱哪，唉唉唉唉呀~叫老乡，听我言，或是灰，或是黄，或是短来或是长，或是哪咤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
悠然蓝溪旅游景区的游
墨子故里，位于山东省滕州市，因境内泉水腾涌而得名，城市位于山东省南部，面积1485平方公里，总人口170万，为中国76个四线城市之一。
地处黄淮冲积平原之上，遥望龙山，荆河穿城而过与美丽的微山湖相连，京沪铁路、京沪高速铁路、京台高速公路、岚曹高速公路、104国道、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
滕州还是中国文化旅游名城，境内著名景点有古滕八景、微山湖红荷湿地、微山湖古镇、墨子纪念馆、鲁班纪念馆、龙泉塔、毛遂墓、滕国故城、薛国故城等。
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历史上以“儒墨”并称，影响极大。
然而，同这位古代世界的伟大思想家、科学家的姓名一样，他的出生地也仍是一个谜。
一说宋国人。
《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附载墨子事迹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
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这篇二十四字的传记颇为简略，只说他是宋大夫。
后世学者据此推测他是宋国人，出生地也当在宋国。
此说一直流行到清代。
一说楚国人。
清毕沉注《墨子》时，根据《吕氏春秋》高诱注墨子为鲁人，以及墨子与鲁阳文君有关系，主张鲁应作楚鲁阳，墨子的故里当在鲁阳。
上述两说曾遭到梁启超的批驳。
他在《墨子学案》中，根据《墨子。
公输》“归而过宋”语，力证他不是宋国人。
又《墨子。
贵义》说：“墨子南游于楚。
” 如果墨子是楚国鲁阳人，那么不应该说“南游于楚”，而应该说“游郢”。
此后方授楚《墨学源流》、张纯一《墨子鲁人说》都对墨子宋人说、楚鲁阳人说，作了进一步批评。
一说印度人。
本世纪二十年代胡怀琛撰《墨翟为印度人辨》、《墨子学辨》等论著，从哲学、科学、文学、文字、风俗、器物，姓名、肤色、弟子等八个方面进行论证，大胆地提出“墨子出于印度”、“墨翟为印度人”的看法，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关注和争鸣。
一说鲁国人。
晚清学者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并附作《墨子传略》，始提出墨子为鲁人。
主要根据是，《贵义》“墨子自鲁即齐”、《墨子。
鲁问》“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
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等语，证明墨子为鲁国人。
近年来，张知寒连续发表《墨子原为滕州人》、《墨子里籍新探》等数篇论文，进一步明确指出，墨子的出生地应为古代邾国的“滥邑”（在今山东滕州境内），滥邑后来归属鲁国，故可以说墨子是鲁国人。
其主要理由有：墨子是宋国贵族公子目夷之后，史载滕州东南有目夷亭；墨子学说继承了邾娄文化的传统；邾娄号称“百工之乡”，而墨子的科技成就正是从工匠的实践中总结而成；墨子的生活习俗，从所穿的衣服鞋履来看，都是邾娄族所制。
此外，滕州境内尚有与目夷相关的文物古迹，目夷、墨翟应是同音之转。
墨子故里究竟在何处，仍是一个疑问。
墨子故里 - 河南墨子故里河南省墨子学会 “墨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墨子故里河南省鲁山县举行 2008年11月21～23日，由河南省墨子学会、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中共鲁山县委宣传部承办的“墨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墨子故里鲁山县举行。
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
来自日本、越南等国家和中国“墨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北京、上海、吉林、山东、福建、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原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河南省墨子学会名誉会长葛纪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锐，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河南省墨子学会会长赵保佑，中共河南省委外宣办副主任张保栓，平顶山市政协主席、河南省墨子学会顾问裴建中，中共平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阎红心，中共鲁山县委副书记杨红旗，中共鲁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向泉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
赵保佑副院长主持了大会开幕式。
张锐院长在开幕式上致辞。
张院长在致辞中谈到，本次会议是墨子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又一次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
墨子是中原文化孕育出来的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世界级的伟大的思想家。
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创建的过程中，墨子思想与其他先秦诸子的思想既互相分立，又互相补充，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成为中华文化及其哲学的渊源和主流传统之一，并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精神特质，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墨子思想在海外的传播，墨子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
时代呼唤墨子及其墨家思想，时代需要墨子及其墨家思想。
相信这次研讨会一定会将墨子思想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一定会将墨子的思想学说进一步发扬光大。
河南省墨子学会、河南省墨子研究中心和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也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哲学与中原文化所副所长、河南省墨子学会秘书长高秀昌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中华孔子学会和武汉大学朱传�教授的贺信。
高秀昌研究员主持了学术报告会，中国人民大学孙中原教授、原人民出版社编审金春峰教授、日本崎玉工业大学冈本光生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斌峰教授和我院萧鲁阳研究员作了大会发言。
孙中原教授认为“和”与“兼”是墨家和谐世界论的基本范畴；“和”是对立和谐，“兼”是整体兼赵保佑副院长主持开幕式容，二者是墨家和谐世界论的主要观点。
我院萧鲁阳研究员认为墨家和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墨家思想的整个体系，就是和谐体系。
高秀昌副所长主持学术报告会 在大会分组讨论中，赵保佑副院长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兼爱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道德基础，是商品经济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伦理原则。
我院高秀昌研究员就《墨家的“兼爱”精神：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程有为研究员就《试论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葛景春研究员就《墨子对儒家思想的反思》、安继民副研究员就《论墨家的义利观》、祁雪瑞副研究员就《墨子法哲学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齐建英就《墨子思想中的“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袁永飞就《试论墨子“兼爱”与启蒙“博爱”在中国现代思想的碰撞历程》分别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赵保佑副院长在闭幕式上致闭幕词。
他在致辞中首先对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为本次会议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还对今后的墨学工作提出了希望：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继续深入研究墨家思“墨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想，挖掘其现代价值，为我们积极应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形势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持；希望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相聚，进一步研究探讨墨家思想，推进墨学研究。
高秀昌研究员对这次大会进行了学术总结，认为这次会议在六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对墨子和谐思想的新探索，二是对墨子兼爱思想的新探索，三是对墨子逻辑思想的新探索，四是对儒墨思想的新论辩，五是对墨子政治与法律思想的新分析，六是对墨子故里在鲁山的新考证。
我院科研处副处长毛兵、王宏源，办公室副主任李英平，哲学与中原文化所副研究员宋艳琴做了大量筹备、组织工作，为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积极贡献。
墨子故里揭幕 28日上午，“墨子故里”碑揭幕仪式在河南省鲁山县尧山镇二郎庙村举行。
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耀出席仪式，并和鲁山县领导一道为“墨子故里”碑揭幕。
墨子名翟，公元前480年生于楚鲁阳尧山二郎庙村，公元前389年逝于尧山东麓今熊背乡黑隐洞，享年91岁。
墨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创立的墨家学说是包含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思想体系，对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等都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墨子故里”碑系汉白玉雕刻，重达11吨多，碑身高3米、宽1.2米，正面为“墨子故里”4个大字，背面系鲁山县人民政府立的碑文。
碑座高1米，宽1.6米，周围刻有墨子著名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贵义”等政治主张。
碑帽系龙凤图案。
墨子电影拍摄基地 由鲁山县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和河南大象影视公司联合拍摄的大型系列数字电影《墨子》，于2008年6月23日在墨子故里河南省鲁山县尧山镇龙潭峡景区开镜。
大型数字电影《墨子》拍摄基地电影《墨子》剧照故事讲述的是战国时期因朝中奸臣篡位，宋太子及公主等人被公子特惨杀，原宋宫太保鲁直救下公主幼女鲁阳燕后，和自己的爱徒墨翟（墨子）以及公输般（鲁班）等人隐居深山。
十几年后，公子特闻知此事后派人追至深山，对鲁阳燕和鲁直惨下毒手。
公输般决定杀掉公子特。
墨翟不愿世代结仇，从中极力相劝……该片由著名导演贾钢执导，男一号墨子由曾在《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王强的演员张立饰演，女一号鲁阳燕由董晴饰演。
墨子故里 - 山东墨子故里墨子故里山东滕州说法 墨子鲁国人。
晚清学者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并附作《墨 子传略》始提出墨子为鲁国人。
主要根据是，《贵义》“墨子自鲁即齐”、《墨子・鲁问》“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
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等语，证明墨子为鲁国人。
近年来，张知寒连续发表《墨子原为滕州人》、《墨子里籍新探》等数篇论文，进一步明确指出，墨子的出生地应为古代邾国的 “滥邑”（在今山东滕州境内），滥邑后来归属鲁国，故可以说墨子是鲁国人。
滕州墨子纪念馆 墨子纪念馆由东、西、北三部分组成，东院为展厅，主要有序厅，以墨子塑像和伟人评墨子为主；综合走进墨子纪念馆（20张）厅，展示墨子的思想与墨学研究成果，以及历届墨学国际研讨会盛况；科技厅，展示墨子光学、力学、时空观、声纳原理等，部分可演示；圣迹堂，主要绘有《墨子圣迹图》；军事厅，重点展示墨子军事思想及防御措施，其亮点是城防、连弩弓演示等。
西院建有目夷亭和名人题词碑廊。
北部为图书资料楼，收藏国内外墨学研究图书资料。
是游客了解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学习墨学知识，掌握古滕文化的最佳场所。
墨子纪念馆坚持保护性开发利用墨子文化资源，积极组织协调专家学者对墨子文化进行研究发掘，利用实物场景再现研究成果，在科技厅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到墨子时空观的博大，可以亲身体验墨子关于声音直线传播的实验。
在小孔成像室游客可以体验墨子小孔成像原理的奥妙，在军事厅游客可以体验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场景等。
搞好墨子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使旅游与人文和谐融为一体，对于传承墨学文化，弘扬墨子精神，繁荣历史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要建筑有展室：墨子圣迹堂、墨堂、科技堂、汇文堂。
东院，有墨子讲学石雕胸像、《墨子》石刻、名人题词碑刻，此外还有角楼、回廊、目夷亭等景观。
整个建筑皆平脊挑角，方吻扣檐，宝顶高耸，碧瓦粉墙，黑色大理石台基，庄重古朴；门阔窗高，嵌以蓝宝石玻璃，恢宏壮观；厅连廊通，道曲径环，名花异草，绿树成荫，是现代化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园林建筑群体，体现了学术研讨、图书资料收藏、参观游览三大功能，既是旅游观光的人文景观，也是滕州市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墨子圣迹堂里，展出的是高2.5米、长85米的巨幅壁画，表现了墨子光辉的一生。
墨堂里，“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二十个大字，概括了他的思想主张。
义利堂，介绍了他在物理、数学、光学、军事上的成就。
图书楼则是国际上唯一的墨学研究资料中心。
滕州 国际墨子文化节及祭墨大典 2011年4月18日，山东省滕州市政府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为期3天的第四届中国（滕州）祭墨大典国际墨子文化节定于5月18日开幕，期间将举办辛卯年祭墨大典、“百工拜鲁班”暨鲁班纪念馆开馆仪式等重要活动，弘扬“兼爱包容，诚实守信”的文化精神。
滕州是古代思想家墨子和“工匠祖师”鲁班的故里。
近年来，滕州市修复重建了墨子纪念馆、墨砚馆、鲁班纪念馆等一大批人文景观。
从2008年至今，滕州市已连续成功举办了3届墨子文化节，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滕州市委、市政府对鲁班和墨子文化的研究高度重视，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的工作，继墨子纪念馆之后又建了鲁班纪念馆、墨子文化产业园，为青少年提供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
更为重要的是，把“爱心做人，创新做事”的传统文化精髓，熔炼成了“兼爱包容，诚实守信，敢为人先，开放创新”的新时期“滕州精神”，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密切结合的地域主题文化。
滕州市建立了墨子鲁班两大门户网站，使中国墨子网、中国鲁班网成为公布墨子鲁班研究信息，宣传滕州文化研究的重要窗口。
成功注册“墨子故里”中文域名。
出版发行《班墨传奇》图书和光盘，充分利用传统手段宣传墨学。
拍摄了《千年墨学中断之谜》、《传说中的鲁班》两部电视专题片，全方位地诠释了两位圣人博大的精神内涵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墨子、鲁班、伏羲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科技界人士，建筑业专家学者，客商代表等1500余人共襄盛举。
墨子电影墨攻拍摄基地 墨攻电影名称 《墨攻》
天龙屯堡的旅游指南
考试——考查知识或技能的一种方法，有口试、笔试、现场作业等方式。
考试一词最早见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在此以前，“考”与“试”是意义相近的两个概念，皆有考查、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
当“考”与“试”舍为一个词后，其含义便有了双重性：一是指对官员的考核和试用；二是指对个体掌握具体知识、能力等效果的一种检验、测度和评定。
第二层含义更接近于我们今天经常所言的考试。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考试是文明的象征。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也是世界公认的考试起源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实行考试的国家，这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事实。
曾有人将考试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指出，尽管中国公元前165年就已经使用书面考试来测验官职候选人，但是任人唯贤制度直到19 世纪才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使用。
孙中山先生在谈到中国古代考试时曾经指出：“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
”“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
” 有的人说考试可追溯到上古时期，有的人说考试一词出现是我国考试的开始，也有的人说公元605年进士科考试开始是我国考试的起源……近年来，对于科举考试的研究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已经形成了科举学、科举文化学、科举牌匾文化等研究热点。
考试起源是从事考试工作首要面临的理论问题。
由于历时久远、文献佐证较少，考试到底创始于什么时期、什么地方
主创人是谁
都不是十分清楚，于是学术界众说纷纭、广征博引，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山顶洞人说。
距今约1.8万年前处于晚期智人阶段的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劳动和生产技能，有了部分生产、生活方面的经验性知识积累。
出于自身及社会生命特续的需要，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成年男女会向新生一代传授工具制造、猎捕、捞鱼、缝制衣服等方面的经验和技能，并逐步由自然形态的模仿发展成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并在传授过程中进行观察、试探、检验，看对方是否真正掌握。
此项观察活动，即是中国的考试。
二是尧舜说。
当尧在位七十载欲选择接班人时，便召集四岳部落首领，要求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为继。
四岳都推荐了虞舜，说他自小受继母、父亲和弟弟的虐待，其“父顽、母嚣、弟傲”，但他却“不失子道，孝而兹于弟”，享有好名声。
尧答应“吾试其哉”。
于是，尧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并让自己的 9个儿子和舜一起生活，以便作进一步观察。
即所谓“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
尧还“试舜五典百官”，结果是“五典能从”“百官时序”。
又使舜“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
最后，尧禅位于舜。
可见，经过一系列考察、试官考验，舜才取得了部落首领的地位。
三是西周说。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鼎盛时期。
西周时期的选士制度在先秦文献中记载较多。
当时，选士已明确地要求简单的程序和负责主持考选的各级官员。
主要测试项目为射箭。
先在泽宫初试，然后在谢宫举行大射典礼，由周天子主持，国君和公卿大夫均参加。
另一种测试是御车测试，就是驾车测试。
西周时期的乡举里选虽然很盛行，但仅限于作为士、府吏和胥徒等的选拔，大夫以上仍是世袭，不在选举之列，不具有代表性。
四是管仲相齐说。
鲁庄公九年的冬天，也就是公元前685年。
考试地点：齐国；考场：宫廷；主考官：齐桓公；参加考试的考生只有管仲一人，目的是任用管仲进行政治改革。
齐桓公问：“齐国国情不好，襄公在位时喜欢建高台子、楼堂馆所。
美女比贤人的地位高，倡优的地位比将士们的地位高。
管仲先生，对于齐国这样的现实，你想怎么办呢
”管仲说：“先立其志。
”这是设问国家之患的考试，现在在电视和小说中经常看到。
这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有文字可考的口试的最早记载。
也有人认为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面试的起源。
据了解，欧洲在这种形式上晚于中国1900余年。
五是汉代说。
西汉文帝刘恒于公元前165年举行的贤良方正科考试，是汉代选拔人才的科目之一，也是我国不定期举行的特科考试的开端。
有人认为汉文帝既是我国特科考试的创始人，也是我国考试制度的创始人。
六是隋唐说。
隋朝统一全国后，废除了以门第取士的九品中正制和辟举制，选士既不需州郡的荐举，也不经中正的评定，而是由朝廷用公开考试的方法甄别选用，不分出身和民族，参加考试者地位一律平等，按考试成绩选拔国家官员。
这标志着科举制的诞生。
这一年是公元605年。
一般认为，这是我国科举的起始年。
七是其他之说。
例如，“夏后氏以射造士”之说。
由于夏朝没有文字记载，这种说法缺乏证据。
还有春秋面试选官、孙膑通过问兵法测试被录用为师等等之说。
考试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考试的发明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无数代人不懈探索和努力的结果。
中国是考试的发祥地，考试制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
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二字组成，“考”与“试”二字连用，始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该书《考功名篇》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
诸侯月试齐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
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
前后三考而黜陡，命之日计。
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子更彻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
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怎么样
简介： 山西艺业学院前始建于1951年的山西省艺术学校人民艺术著名版画家力群为首任校长。
1958升格为本科层次的山西艺术学院，此后几经分合，几度易名。
1998年，与山西省电影学校合并成立山西省文化艺术学校。
2000年，与山西职工文学院联合改制为山西艺术职业学院，是全国第一所高职类艺术院校，这是山西艺术教育的里程碑，学院由此步入开拓创新、跨越发展的新阶段。
学院校本部位于并州东街，占地面积32.5亩，另有西华苑校区。
目前在校生3000多人，在编教职工300多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人，于平、余秋雨、张继钢、廖昌永等在内的客座教授80余名。
学院设有8个党政管理部门、16个教学系部、3个教辅机构、2个群众团体，有2个附属事业单位、2个文化公司。
有本科、专科、中专三个办学层次，开设5个本科专业、13个高职专业。
有中央财政支持重点专业建设项目2个、实训基地建设专业1个、省级特色专业3个。
有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6门省级精品课程，15门院级精品课程。
学院教师承担多项国家和地方重点科研项目，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论著10多部，省级出版社出版论著20余部，在国家级报刊杂志发表论文近百篇，在省级刊物发表论文200多篇，编著出版《山西民间舞》等10多部艺术专业教材和舞蹈音像教材。
学院坚持出人才，出作品，服务社会，成绩突出，学院被文化部确定为“全国艺术教育改革试点单位”“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荣获“山西省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山西省职业教育先进集体”“山西省文化产业创新活动先进集体”、“精神文明标兵单位”等国家级和省级集体荣誉近百项，师生在各类教学、科研、艺术赛事中荣誉近500项。
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办学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改制建院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省文化厅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院师生员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广大教职工拿出自己的房产证作抵押筹措资金，学院主要靠自筹资金先后建起了办公楼、音乐楼、美术楼、公寓楼、实习剧场等，改造校园环境，增加教学设备，建起文化墙，完善标识文化、橱窗文化，校园艺术特色鲜明，育人环境优美，获“平安校园”“绿色校园”称号， 坚持发挥优势、深化内涵，构筑了结构合理层次完整的艺术教育体系。
学院立足音乐、舞蹈、美术等传统专业教育优势，不断拓展专业领域，注重内涵建设，做精做优专科教育，做强本科教育，逐年扩大本科招生规模。
2011年成立的学院附属中专，通过省教育厅“管理四星级学校”评估。
学院已形成一个以专科教育为主体，以本科教育为龙头，结构合理、层次完整的艺术教育体系。
坚持开拓创新、实践优先，探索高职艺术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全国艺术教育领域的标杆和范例。
学院是文化部确定的全国第一个艺术教育改革试点，坚持实践优先，通过打造剧目探索育人模式。
出品电视剧《小村风景》获“飞天奖”三等奖，与太原电视台联合拍摄电视剧《生死之恋》获“飞天奖”中篇电视剧一等奖，填补了省内空白。
与央视、太钢集团联合拍摄电影《李双良》入围电影“华表奖”，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国内10部优秀影片。
承办大型交响音乐会《矿工大合唱》走进北京音乐厅。
打造舞剧《一把酸枣》和《粉墨春秋》获得巨大成功。
通过打造剧目、演学结合，锤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探索出一条“课堂教学—艺术创作—舞台实践—市场检验”高职艺术人才培养模式，2007年获第二届文化部“创新奖”。
2012年7月30日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于平司长撰文《实践优先的艺术职业教育--从两部舞剧看一所高职的育才追求》专版登载在《中国文化报》，充分肯定学院在全国艺术职业教育领域走出了新路，树立了楷模。
几年来，山西省教育厅对学院先后进行了两次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均取得优秀，成为艺术人才培养的理想摇篮。
坚持敢为人先、打造剧目，为山西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突出贡献。
学院抢抓山西文化强省建设机遇,立足艺术教育资源优势和山西深厚传统文化积淀, 成功打造舞剧《一把酸枣》荣获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文化部“文华剧目奖”和“优秀出口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一等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先后赴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巴林等国进行文化交流，是第一部登上美国国家文化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民族舞剧，目前演出千余场。
打造舞剧《粉墨春秋》荣获2011-2012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中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大奖”等，先后新加坡、法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进行文化交流，2012年赴澳大利亚参加中澳建交40周年中国文化年闭幕式演出，是中国第一部走进悉尼歌剧院的舞台剧，其精彩舞段亮相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参加了中泰建交40周年及泰国“欢乐春节”和香港“欢乐春节”演出，目前演出近二百场。
两部舞剧作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走进世界顶级演出场地，在国内外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和文化感召力，已经成为山西文化、中华文化的靓丽名片，学院成为山西文化走出去的领头雁，多次被中央电视台宣传报道。
坚持彰显品牌、服务社会，学院社会形象和影响力达到新高点。
学院参与了建国6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10余项(次)国家重大活动演出和对外文化交流等任务。
承担了山西经济贸易洽谈会、平遥国际摄影节、华夏文明看山西等山西省重大活动演出和主持、礼仪服务等近40项(次)。
多次参加央视春晚演出、承担山西卫视大型晚会的策划、演出和舞美制作。
学院在“桃李杯”全国舞蹈大赛中多次摘取重要奖项，被誉为“开在八大院校外的奇葩”。
学院已发展为一所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艺术院校。
李力院长被评为“2006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2012年被文化部推荐当选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会长，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学院成为培养优秀艺术人才的丰沃土壤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
64年的发展历程中，学院扎根三晋沃土，主动融入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艺术人才、创建全国一流艺术院校为目标，构筑了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艺术人才的理想摇篮。
著名词作者张枚同，画家亢佐田，作家王东满，书法家陈巨锁、田树苌，电影导演宁浩，电视戏剧导演牛建荣，舞蹈家武巍峰，奥运会场标设计者王捷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改制建院以来，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超过85%。
我院华晋舞剧团是国内一流演出团队，星光剧院是省城文化艺术交流的主要场所，学院青年交响乐团、青年合唱团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演出、舞蹈系的精品小班教学、影视传媒分院的主持礼仪服务等都享有盛誉。
优秀的剧目、优秀的团队、优秀的场所，学院成为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
坚持抢抓机遇、攻坚克难，积淀了“探索、创新、开拓”的学院精神。
改制建院以来，从默默无闻到硕果累累美誉全国，学院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善于抓住机遇，敢于大胆创新，勇于实践拓展，基本建设、教学评估、剧目创排、60周年校庆、文明创建、对外交流等，每一个新突破都体现了勇于担当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每一步新跨越都凸显了顽强拼搏乐于奉献的团队力量，学院不仅出人才、出作品，还出思想、出精神，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坚定了追求卓越、超越梦想的发展信念，走出了一条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子。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在观看舞剧《一把酸枣》后指出：“《一把酸枣》体现了一种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开拓精神”。
这种精神始终贯穿于教育教学改革中，突出体现在服务社会的文化自觉和担当中，是学院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和宝贵财富。
学院将继续立足山西,服务社会，打造一流的艺术作品，创办一流的艺术教育，为山西转型跨越发展做出新贡献。
理论创新的三个方面包括理论与实践结合吗
课程理论与实践创新*──第六次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综述摘 要：在进一步深化我国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课程专业委员会于2008年10月召开第六次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课程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年会。
研讨会的主题是“课程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专题主要有四项：“课程研究与文化”“课程改革与反思”“教师与校本”“教学与评价”。
与会代表的发言和建树，将对我国课程改革的深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课程改革；课程研究；课程文化；教师教育与发展；校本教研；教学与评价10月15～18日，第六次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课程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年会在山东聊城大学召开。
会议由课程专业委员会主办，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共同协办，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
开幕式由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靳玉乐教授主持。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课程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吕达教授首先致开幕词，他指出，1997年，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兴未艾，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
11年来，课程专业委员会在促进课程改革实践、引领课程理论研究、带动课程学术繁荣、培养课程专业队伍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同时强调，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普通高中新课改也已进行5年，课程改革在课程理念、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管理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带动和促进并将继续深化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变革。
他进一步强调，今后的课程改革应从“坚持、反思、深化”三个层面进行。
他希望与会代表抓住机会，多讨论、多交流，在思想观点的碰撞交锋中激发创新思维，为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和更坚实的学术依托。
在开幕式上，聊城大学校长宋益乔教授致欢迎词，介绍了聊城大学及其教育学院的发展情况。
与会议代表有260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小学校、教研部门以及教育媒体，他们当中有国内课程与教学论界的领军人物，有某一具体方向的权威专家，也有实践界的优秀代表，更有后起的学术新秀。
代表提交学术论文有180篇，装订成集（分上、下两册），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学术内容前沿创新。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课程理论与实践创新”。
研讨会采取大会报告与分组讨论、主题发言与自由发言相结合的形式，就四项专题展开深入研讨，这四项专题是：“课程改革与反思”；“课程研究与文化”；“教师与校本”；“教学与评价”。
笔者将研讨会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课程改革与反思的新经验我国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不凡历程，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已有8个年头，改革过程中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有许多经验需要认真总结。
代表们对新课程改革的反思，不乏启发人的多视角、深层次的新建议、新经验。
整理课程改革与反思的新经验，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关于课程改革内涵的反思从学理上讲，课程改革是一个关键的基本概念，是我们反思课程改革实践活动的逻辑起点，也是制约课程改革走向的观念因素。
代表们对课程改革内涵的理解，有不同角度与取向。
关注与分析不同的课程改革内涵，有利于发现、分析并解决课程改革中的基本问题。
有专家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角度认为，课程改革与教材改革和教学改革之间，既有联系又不能等同，更不能相互取代，它们之间互动互补。
有代表从理论层面认为，课程改革是一种概念重建和理论创新的动态过程；我国新课程改革是针对应试教育背景下课程观及其课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力图重建课程价值观及其课程实践体系，让课程要素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使改革最终走向“以人为本”的课程哲学方向与实践方式。
有代表从主体论的角度认为，课程改革过程，就是各种课程主体优化彼此间地位关系，并获得相应知识能力增长的过程。
有人从人学的角度指出，新课程改革是一种以人的培养为出发点和旨归的教育改革活动，课程改革要强调人的发展，突出人的作用，其流行的思想和理念中必然隐含着关于人的内核，并以此种观点为基础展开关于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
有代表从学校及其课程的层面主张，课程改革不能仅限于课程设计范围内，而应改革学校体系；学校能否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课程领导，面对新课程，校长要有准备；不仅如此，还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包括教师观念、教学方法、学生观、学习观、课程教材体系、课程设置、课程管理以及课程评价等多方面的改革；新课程改革也是各种形态课程的转换与课程落差调控的过程；课程改革要以学校为基地，以教师为重点，以学生为中心。
有代表从社会系统的视角指出，新课程改革是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涉及社会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它必然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必须营造良好的外围环境。
也有人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认为，课程改革不是推倒或颠覆教育文化传统，在文化空白上直接移植别国教育文化，而是在尊重、重视并深刻理解自己教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新的或外来的有益的文化元素的文化变迁过程（是渐变而非突变）；而且课程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课程改革实质上是课程文化的变迁，课程改革的性质不同，课程文化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也会不同；即使从学校文化来看，新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变革，课程改革的深化需要进行文化方面的思考，同时要看到，有的学校文化与新课程改革之间存在相左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课程改革的深化与学校内涵和特色的发展；从教师文化对课程改革的影响来看，构建一种新的适应的话语体系的教师文化也是课程改革的应有之义；文化的选择与建设是课程改革的核心话题，课程改革要更加强调组织文化的改革。
（二）关于课程改革基础的反思课程改革的基础制约课程改革的过程和结果。
人们对课程改革基础的反思，首先，集中在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方面。
有代表认为，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全面完整的改革蓝图，具有足够数量和优秀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及拥有较高素质和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是新课程改革的合理基础。
具体而言，关于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指导思想说”，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指导下生成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二是“理论基础说”，有相当部分的学者认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等；三是“结合说”，认为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与其他多样化的理论相结合。
讨论中，许多代表对诞生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颇有疑义乃至非议，他们认为，即使那些接受这种理论的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的英国的部分学校，在具体如何运用这种理论的问题上，也还在探索中，我们怎能盲目地把西方理论拿来当“令箭”用呢。
有代表对影响课程改革的理论，从其来源、性质及其适应性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当前课程改革要立足对影响教育的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基本方向和原理进行研究：哲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关注和审视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社会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透视和分析课程改革的合理性、公正性以及适应性；心理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对课程教材的内容选取、结构组织以及呈现方面等进行创新设计。
有代表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对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要加强课程改革动因的深层阐释，强调课程改革方案和实施措施的可行性论证，学会对课程改革成果的科学判断与评价，能够预见和把握、解释和应对新课程改革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做好课程改革的前瞻性研究。
其次，人们对课程改革基础的反思，体现在课程改革方案及其制订方面。
有代表认为，课程改革方案如果过于理想化，不符合我国国情，就不利于课程改革；要防止课程改革中的形式主义和“城市中心”倾向，课程标准的规定要最大可能地照顾广大农村学校的现实条件；新课程方案的制订程序力求严密，学科课程标准与课程目标的陈述力求规范、清晰并利于实践操作；课程评价方面要加强技术支撑。
有代表提出中小学课程标准修订与完善的建议，认为课程标准要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超越；课程标准是基本标准与最低要求；课程标准要做好学段的衔接；课程标准要关注“校本化”；课程标准要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作为基本保障。
最后，课程改革基础的反思，要落实到课程改革的工作机制和动力机制的建设上。
有代表认为，健全课程改革的工作机制和动力机制，形成课程改革的合力，是新课程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具体来讲，成立领导小组，落实课改实验工作责任制；制定课改实验工作管理制度、教师培训与奖励制度以及教研与科研制度等，为实验工作的规范、科学管理奠定较好的基础；研究制定课改政策，为课改实验提供必要的基本保障。
有代表认为，课程改革的有效运行，不仅基于合理的课程政策和科学的课程执行程序，还要构建课程运作系统中的动力机制，以激发人们参与课程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机制上防止课程改革的异化和变形。
（三）关于课程改革过程的反思课程改革过程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对新课程实施过程中问题的发现和分析。
首先，是教师教育的问题。
绝大多数代表认为，教师素质是新课程实施成功的关键，但是教师的整体素质与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之间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广大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在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
新课改以来，教师要面对应试的高升学率与新课改的专业发展的双重压力，现有的教师教育、教师培训、课程资源开发以及考核评价制度还存在滞后、不平衡、不健全以及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课堂教学“穿新鞋，走老路”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有代表建议，要建立教师发展机制，并作为课程改革和课程活动中长久性的工作（不是局限于“应付改革需要的新观念的培训”），以帮助教师掌握足够的课程知识，具备较强的课程实施力，从而最终成为真正的课程主体。
其次，是对课程改革中其他诸多重大问题的混同认识的反省。
课程改革中自然出现的问题，有的是“社会因素”导致的发生在教育内部乃至课程改革过程中的问题。
有代表认为，课程改革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而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尽管发生在教育与课程领域，但它们决不仅仅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或课程问题，而很多是属于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应试教育”“教育公平”“教育均衡发展”等等；从问题产生的历史时间来看，有些问题在新课程改革之前早已有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有些问题是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才出现的。
我们在反思课程改革时避免混淆问题性质及症结，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客观、理性与辩证的分析，切忌一味地带有情绪化地质疑甚至非议新课程改革。
（四）关于课程改革方法论与大原则的反思对课程改革的反思，不仅仅有改革什么的再认识，也有如何改革的深思，这就涉及我们对课程改革方法论与大原则的再思考。
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讲，大家经过课程改革实践的历练，更加坚定、更加深刻这样的认识：新课程体系的变革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它需要以以往的课程体系为基础，通过扬利与除弊、继承与发展、重构与完善的变革方法而逐渐形成；这要求我们联系历史更好地、更理性地看待目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该明白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改造什么和怎么改造，从而走出一条科学可行、充满生命力的创新之路。
这方面的反思，是课程改革方法论与大原则上要面向现代化与教育创新的问题。
从本土与国外的关系讲，主要反思的是课程改革中新概念术语的规范、接受与使用问题。
有代表认为，学习外国是必要的，但切忌追风逐流与照抄照搬，切忌迷失或缺失本土优秀教育传统。
诸如“对话”“校本”“文本”等等都是译介而来的外来术语，属于舶来品，而中国本土的约定成俗的传统术语却慢慢消失，这难免给具有悠久教育历史的国度的教师在一些概念的理解与使用上造成一定的混乱。
有代表认为，我国新课程改革从基本理念到一些举措有过多“西方化”的东西，而新中国历次课程与教学改革一些成功之处和好的经验却没有进行科学到位的总结与推介，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本土优秀的教育思想在新课程改革中要到位而不缺位。
这方面的反思，是课程改革方法论与大原则上要凸显本土特色与和而不同的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联系讲，课程改革中出现重“文本解读”，轻“文本本身的理解”和真实实践的考察，以至于导致对新课改的曲解、歪解乃至误解。
文本解读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指出，有些课程专家、学者对新课程改革文本的解读带有明显的个人立场和倾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的新课程改革政策及文本，而且对文本的过度诠释容易导致理论与实践上的混乱；同时要注意一些所谓“边缘化”学者发表的“情绪化”言论中的可取与不可取的意见和建议。
课程理论研究者要祛除头脑中拍出的“假问题”，要勇于并善于从课程改革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提出“真问题”。
因此，有代表建议，对课程改革问题的反思，要回归文本与真实的实践，应当回到官方政策及其文本的理解上，回到真正的、本原的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上来，而不是依据“对国家政策文本的解读”来观照新课程改革。
不仅如此，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要克服教育学一元化视角的单一与局限，还要学会从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多元化的视角反思课程改革。
这方面的反思，是课程改革方法论与大原则要实现理论求真与实践科学的问题。
二、课程研究与文化的新拓展课程研究是发展课程理论的主要渠道，是服务课程改革实践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大大地拓展了课程研究的领域，促进了课程研究与文化结合。
从课程研究广义的范围来看，课程研究与文化的新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改革开放30年课程研究的历史性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课程研究十分活跃，课程论研究经历了理论研究恢复储备期、独立时期与研究的全面深化期，并在研究的思维方式、理论体系构建、学科建设、课程论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需要正确认识课程论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借鉴与批判、继承与创新、单一取向与综合取向、本土与世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问题。
为了使我国的课程论研究在未来取得突破性进展，有代表认为，我国未来的课程论研究应形成整体论的方法论理论体系、构建科学的课程理论学科体系、凸显课程研究的本土化、促进课程理论之间的对话、觉醒研究者的反思意识以及注重对课程的未来研究等。
（二）课程研究在诸多学科领域中的拓展学校课程是人类诸多主要学科领域的浓缩，课程研究自然离不开其他学科领域研究与借鉴的支撑。
目前，课程研究所拓展的学科领域主要有以下若干方面。
其一，哲学的视角。
有代表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视角：一是把哲学当成一种方法论，对课程与教学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二是试图把课程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
其二，社会学的视角。
有代表认为，早期的课程社会学研究集中在探讨国家是如何自上而下地实现对课程的控制，并最终使课程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载体；后期研究更多地转向探讨在国家实现对课程的社会控制过程中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地试图对这种控制进行抵制。
其三，教育学的视角。
有代表认为，哲学认识论的知识立场对解决教育领域中的知识问题具有局限性，教育工作者要确立知识的教育学立场。
从教育学的生命立场、过程取向和价值关怀的角度看，教育中的知识是基于前人的认识成果，通过师生互动而产生的新的意义系统。
其四，心理学的视角。
有代表认为，多年来，国内学者对课程心理学基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对课程教材的实际意义；学习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与课程教学的关系；以及课程研究的心理学范式与不同形态课程的心理学基础等。
未来研究应放眼于课程研究的心理学范式与课程心理化。
其五，脑科学的视角。
有代表论证了脑科学与课程教学相结合的脑理根据，分析了进行脑与课程学际研究的重要意义。
其六，美学视角。
有代表认为，课程美学研究的核心，是把课程视为一种美学文本，通过课程对人的学习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中的情感进行探索，是对学习生命精神愉悦的一种追求。
人种志研究是课程美学研究的常用而有效的研究方法。
关于文化学的视角，由于代表提交这方面论文比较丰富，在下面另列题目论述。
（三）课程研究在文化视域中的拓展近年来，由于课程研究与文化息息相关，在课程研究领域兴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学校文化”“课程文化”“文化自觉”等词语，流行为人们谈论的热词，课程文化研究日益成为课程研究的热点。
本次课程学术研讨会上，有近三分之一的论文直接或间接研究文化，课程研究的文化问题，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之一。
有代表就课程研究与文化的亲密关系，对课程、课程文化、课程文化自觉三者之间联系进行了描述，认为课程是教育的核心，课程文化是课程的轴心，课程文化自觉是课程文化的靶心。
这从文化学的视角说明了课程文化与课程文化自觉在学校教育和课程实施中的意义。
1．课程文化对学校课程研究的意义有代表从课程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分析指出，课程文化的内在本质决定了课程内容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课程知识以主流文化为主，课程政策强调国家的教育方针与政治方向，课程实施以优秀的文化来教化人。
因此，课程研究不可能摆脱课程文化的影响。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课程内容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而且更多地关注隐藏在知识中的文化内涵。
课程文化的“以文化人”核心价值与学校课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育人目标具有一致性，所以有代表认为，课程价值观是新课程文化的核心内涵，其核心理念是“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
2．课程文化自觉对课程研究、课程文化建构及人的发展的意义有代表认为，课程文化自觉不是所谓的“课程理论的文化自觉”，而是人的自觉，是人的生命自觉、人文自觉以及性向自觉。
课程文化自觉对于课程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让课程理论研究者觉悟自己从事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走向一条螺旋上升的自觉之路，即从课程学术研讨的学理，走向课程实践的义理，最后迈向课程研究所要实证的真理。
有代表认为，课程文化自觉的策略有三个方面：传统课程文化寻根，国际课程文化理解，以及本土课程文化生成。
这既对课程理论研究在处理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关系时具有借鉴意义，也对课程改革和课程实施中出现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有代表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反思，认为新课程文化的建构是一个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的过程，只有从文化上理解别人，从文化持有者的立场来解释人的行为，才能更好地认识别人、学习别人与发展自己。
有代表认为，课程文化自觉有时表现为一种新课程文化的建构。
有代表把多元文化冲突与适应背景下的课程文化建构概括为三个维度：从时间维度上看，课程文化的建构是一个动态性与发展性的过程，是一个延续历史文化血脉、丰富与创新现实文化并孕育未来文化胚芽的过程；从空间维度上看，新课程文化建构是一个塑造兼容性与独立性文化品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放弃文化“自我区域”而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公共区域”怀抱的冲动；从主体维度上看，新课程文化建构是一个增强主体文化自觉性与创造性的生命创生过程，而不是使主体被动接受文化价值观念、丧失文化鉴别力的异化过程。
（四）课程研究的拓展思路课程研究旨在探求课程本质与规律、指导课程实践、完善研究者自身，对课程研究的思路拓展是基于课程研究本身特点的客观分析。
首先，课程研究的理论作用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其次，不同视角下的课程研究，其理论作用的发挥是不一样的；再次，课程研究理论作用的发挥受到人与环境因素的影响；最后，课程研究不可能概括与解释所有的课程现象、课程问题，需要借助上述学科研究视角与文化的启示，同时还需要拓展课程研究新思路。
课程研究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思路来拓展。
一是课程本土化研究的恢复与发展。
有代表认为，课程的本土化研究，是课程研究中课程主体意识和课程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体现，更是课程理论走向发展与成熟的体现。
目前学者们主要是从科学认识我国基础教育的国情、正确理解课程研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本质、确立我国课程研究的原点等方面来探索课程研究本土化的方向。
有代表考察了课程研究的文化本土性失语，建议我们的课程研究实现其内在文化由“虚无”向“实体”的转向，着力从传统文化的渊源中探寻自身内在生长点。
有代表把课程研究分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
“纵向研究”是指课程历史的研究，目的在于建立本土特色的课程理论，有利于解决改革方案与学校改革实验过程之间的“偏移”问题，有助于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课程研究的历史、特点与发展趋势，促进课程研究的国际化，有助于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观点；对当下课程领域的状况从横向的维度进行解释就是课程的“横向研究”。
二是把握课程研究范式的时代走向。
有代表认为，课程研究中存在课程开发与课程理解两种范式。
课程开发范式由于其“技术理性”的控制价值观、“程序主义”的探究逻辑以及注重效率与结果的运作机制导致其内在张力的贫乏和紧缩而走向实践领域的无力与难为；课程理解范式以其“解放理性”的主体性价值观、“多元主义”的课程文本解释以及注重过程与探究的意义生成的行为倾向则利于课程建构性的发展。
在新时期，课程研究路径要走向课程开发和课程理解两种范式的有机整合。
三是课程统整研究的加强。
近年国内课程统整研究逐渐升温，有代表认为，在课程研究中如何从我们自身特有的文化角度出发，挖掘课程统整的具体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适合国情和需要的课程统整模式，是课程研究的努力方向；关于课程统整模式的研究，应该超越简单的不同向度之间课程取向的拼接，而做到一种“融合”。
根据“以人为本”的思想，课程研究与文化的新拓展，必然集中在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方面，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是课程研究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三、课程改革中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的新途径教师是新课程改革舞台的主角，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是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
从某种角度讲，课程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的过程。
因此，新课程改革在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上要有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