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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有“世界第一运动”的美誉，是全球体育界最具影响力的单项体育运动。
标准的足球比赛由两队各派10名球员与1名守门员，共11人，在长方形的草地球场上对抗、进攻。
比赛目的是尽量将足球射入对方的球门内，每射入一球就可以得到一分，当比赛完毕后，得分最多的一队则胜出。
如果在比赛规定时间内得分相同，则须看比赛章则而定，可以抽签、加时再赛或互射点球（十二步）等形式比赛分高下。
足球比赛中除了守门员可以在己方禁区内利用手部接触足球外，球场上每名球员只可以利用手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控制足球（开界外球例外）。
足球，一项运动，是以脚支配球为主，两个队在同一场地内进行攻守的体育运动项目。
它是世界上最受人们喜爱、开展最广泛、影响最大的体育运动，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
以脚支配球为主，但也可以使用头、胸部等部位控球（除守门员外，其他队员不得用手或臂触球；守门员只能在己方禁区内，能用手或臂触球，不可以在大禁区外用手接球），每次有两个队、每队最多有11名成员在同一场地内进行攻守的体育运动项目。
1863年10月26日，英国足协在伦敦成立，现代足球运动诞生。
从1900年的第2届奥运会开始，足球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女足比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但它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
1904年5月21日，国际足联在巴黎成立。
1930年起，每4年举办一次世界足球锦标赛（又称世界杯足球赛），比赛取消了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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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France，La Republique Francaise) 国庆日：7月14日（1880年议会立法确认攻克巴士底狱日为国庆节以纪念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遗产日：9月的第三个周六和周日（1984年正式开始，最初的活动在9月的第三个周日举办，在当时的文化部长雅克·朗的推动下，诸多深宫中的历史文化遗产敞开大门向公众开放，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进而保护人类历史和文化遗产，最初名称为“国家文物开放日”，到1992年，开放时间延长为周六和周日两天。
）>>> 国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3∶2。
旗面由三个平行且相等的竖长方形构成，从左至右分别为蓝、白、红三色。
法国国旗的来历有多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巴黎国民自卫队就以蓝、白、红三色旗为队旗。
白色居中，代表国王，象征国王的神圣地位；红、蓝两色分列两边，代表巴黎市民；同时这三色又象征法国王室和巴黎资产阶级联盟。
三色旗曾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据说三色分别代表自由、平等、博爱。
国徽：法国没有正式国徽，但传统上采用大革命时期的纹章作为国家的标志。
纹章为椭圆形，上绘有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标志之一——束棒，这是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用的权标，是权威的象征。
束棒两侧饰有橄榄枝和橡树枝叶，其间缠绕的饰带上用法文写着“自由、平等、博爱”。
整个图案由带有古罗马军团勋章的绶带环饰。
国歌：《马赛曲》 国花：鸢尾花 国鸟：公鸡 国石：珍珠 国家元首：总统希拉克（Chirac），1995年5月当选，2002年5月连选连任；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Dominique de Villepin) ，2005年5月任职；外交部长米歇尔·巴尼耶 (Michel Barnier )，2004年3月任职；国防部长阿利奥－马里(Michele Alliot-Marie )，2002年5月任职；国民议会议长让－路易·德勃雷 (Jean-Louis Debre)，2002年6月当选。
自然地理：面积为551602平方公里。
位于欧洲西部，与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安道尔、摩纳哥接壤，西北隔拉芒什海峡与英国相望，濒临北海、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四大海域，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是法国最大岛屿。
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平原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主要山脉有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汝拉山脉等。
法意边境的勃朗峰海拔4810米，为欧洲最高峰。
河流主要有卢瓦尔河（1010公里）、罗讷河（812公里）、塞纳河（776公里）。
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是法国最大岛屿。
边境线总长度为5695公里，其中海岸线为2700公里，陆地线为2800公里，内河线为195公里。
西部属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南部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中部和东部属大陆性气候。
平均降水量从西北往东南由600毫米递增至1000毫米以上。
人口： 6200万 （2004年1月），包括400万外国侨民，其中150万人来自欧盟各国。
通用法语。
居民中90％的人信奉天主教，另有约400万穆斯林及少数新教、犹太教、佛教、东正教徒。
首都：巴黎(Paris) ，市区人口217万。
行政区划：分为大区、省和市镇。
省下设专区和县，但不是行政区域。
县是司法和选举单位。
法本土共划为22个大区、96个省、4个海外省、4个海外领地、2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地方行政区。
全国共有36565个市镇，其中人口不足3500人的有3.4万个，人口超过3万人市有231个，人口超过10万的市有37个。
22个大区是：阿尔萨斯、阿基坦、奥维尔涅、布尔高涅、布列塔尼、中部地区、香槟－阿登、科西嘉、弗朗什－贡岱、巴黎大区、朗克多克－鲁西翁、利姆赞、洛林、南比利牛斯、北加莱海峡、下诺曼底、上诺曼底、卢瓦尔地区、皮卡尔迪、布瓦图－夏朗德、普洛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罗讷-阿尔贝斯。
4个海外省是：瓜德鲁普、马提尼克、法属圭亚那、留尼旺。
4个海外领地是：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法属南半球和南极领地。
2个地方行政区是：马约特岛、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
简史： 公元前高卢人在此定居。
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高卢人总督恺撒占领了全部高卢，从此受罗马统治达500年之久。
公元5世纪法兰克人征服高卢，建立法兰克王国。
10世纪后，封建社会迅速发展。
1337年英王觊觎法国王位，爆发“百年战争”。
初期，法大片土地被英侵占，法王被俘，后法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于1453年结束百年战争。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形成中央集权国家。
17世纪中叶，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
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废除君主制，并于1792年9月22日建立第一共和国。
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夺取政权，1804年称帝，建立第一帝国。
1848年2月爆发革命，建立第二共和国。
1851年路易·波拿巴总统发动政变，翌年12月建立第二帝国。
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于1871年9月成立第三共和国直到1940年6月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德国，至此第三共和国覆灭。
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巴黎公社。
同年5月底，被法国军队残酷镇压。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遭德国侵略。
1944年6月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戴高乐 （右图 ）担任首脑，1946年通过宪法，成立第四共和国。
1958年9月通过新宪法，第五共和国成立，同年12月戴高乐当选总统。
诺曼底登陆 政治：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任期5年（2000年6月改为5年），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总统有权任免总理和批准总理提名的部长；主持内阁会议、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有权解散议会；可不经议会将某些重要法案直接提交公民投票表决；在非常时期，总统拥有“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必要措施”的全权。
在总统不能履行职务或空缺时总统离职期间由参议院议长代行总统职权。
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拥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通过预算，批准宣战等权力。
国民议会共有577个议席，任期5年，采用两轮多数直接投票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根据2003年7月法国民议会通过的参议院改革法案，自2004年起参议员任期由9年缩短至6年，2010年总席位由321人增至340人，每三年改选一半。
由国民议会和地方各级议会议员组成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
1995年7月31日，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
这项法案使总统有权更多地使用公民投票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法国总统在政府或参议院、国民议会的建议下，可将所有事关公共权力组织、法国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改革方案交由公民投票表决。
总统府——爱丽舍宫，总理府——马提翁宫，国民议会——波旁宫。
巴 黎 歌 剧 院 经济：法国经济发达，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
主要工业部门有矿业、冶金、钢铁、汽车制造、造船、机械制造、纺织、化学、电器、动力、日常消费品、食品加工和建筑业等。
核能、石油化工、海洋开发、航空和宇航等新兴工业部门近年来发展较快，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
核电设备能力、石油和石油加工技术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航空和宇航工业仅次于美国和独联体，居世界第三位。
钢铁工业、纺织业占世界第六位。
但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的工业部门，其中钢铁、汽车、建筑为三大支柱。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逐步减少的趋势。
第三产业在法国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
其中电信、信息、旅游服务和交通运输部门业务量增幅较大，服务业从业人员约占总劳动力的70％。
法国商业较为发达，创收最多的是食品销售，在种类繁多的商店中，超级市场和连锁店最具活力，几乎占全部商业活动的一半。
法国铁矿蕴藏量约为10亿吨，但品位低、开采成本高，所需的铁矿石大部分依赖进口。
煤储量已近枯竭，预计于2005年关闭所有煤矿。
铝土矿储量约9000万吨。
有色金属储量很少，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石油储量只有3000多万吨。
天然气储量2500亿立方米，所需石油的99％、天然气的75％依赖进口。
水力资源约为1000万千瓦，能源主要依靠核能，水力资源和地热的开发利用比较充分。
森林面积约1530万公顷，占欧盟森林总面积的21.1％，人均拥有绿化面积0．3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8．2％。
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也是世界主要农副产品出口国。
粮食产量占全欧洲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农产品出口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随着法国人口城市化，农村人口不断减少，法共有耕地面积5491.9万公顷，其中61％为农业用地、27％为林业用地、12％为非农业用地。
农业用地的96％为家庭所有。
农业的传统地区结构为：中北部地区是谷物、油料、蔬菜、甜菜的主产区，西部和山区为饲料作物主产区，地中海沿岸和西南部地区为多年生作物（葡萄、水果）的主产区。
机械化是法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主要手段，法已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农业食品加工业是法外贸出口获取顺差的支柱产业之一。
欧洲前100家农业食品工业集团有24家在法国，世界前100家农业食品工业集团有7家在法国，法国的农副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市场的11％。
法国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国，平均每年接待外国游客7000多万人次，超过本国人口。
首都巴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风景区及阿尔卑斯山区都是旅游胜地，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名城、卢瓦尔河畔的古堡群、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渔村、科西嘉岛等。
法国一些著名的博物馆收藏着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
法国也是世界贸易大国，其对外贸易有两个特点：一是进口大于出口，造成贸易逆差，进口商品主要有能源和工业原料等，出口商品主要有机械、汽车、化工产品、钢铁、农产品、食品、服装、化妆品和军火等，法国葡萄酒享誉全球，酒类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一半。
法国时装、法国大餐、法国香水都在世界上闻名遐迩；另一是非产品化的技术出口增长较快，纯技术出口在整个出口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显要。
法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税收高于美、日等国，其中主要来自增值税，其它还有所得税、公司税、社会福利税等。
法国旅游胜地——埃维昂>>> 世界最高的桥梁——米约大桥 文化：17世纪开始，法国的古典文学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期，相继出现了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福楼拜、小仲马、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等文学巨匠。
他们的许多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
其中的《巴黎圣母院》、《红与黑》、《高老头》、《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已被翻译成世界文学作品，在世界广为流传。
近现代，法国的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颇有创新，不但出现了罗丹这样的雕塑艺术大师，也出现了像莫奈和马蒂斯等印象派、野兽派的代表人物。
从17世纪开始，法国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早已有目共睹。
有关实用美术、建筑、时装设计、工业设计专业的学校也早已凭借其“法国制造”的商业硕果而闻名海外。
法国人喜爱体育运动，比较流行的体育运动项目有足球、网球、橄榄球、地滚球、帆船、游泳、滑雪、和自行车环形赛等。
比较有名的大学有巴黎大学、里昂大学等。
戛纳国际电影节是世界五大电影节之一，每年5月在法国东南部海滨小城戛纳举行，它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国际电影节之一，为期两周左右。
1956年最高奖为“金鸭奖”，1957年起改为“金棕榈奖”。
历史悠久的法国咖啡文化 新闻出版：主要报纸有《费加罗报》、《世界报》、《法兰西晚报》、《解放报》、《人道报》、《巴黎日报》。
地方报纸主要有《西部法兰西报》，它是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北方之声》。
主要周刊有《快报》、《观点》、《新观察家》、《巴黎竞赛画报》、《费加罗杂志》等。
法约有6000家出版社，其中较大的有331家。
通讯社有世界五大通讯社之一的法新社。
1835年创立。
法国国家广播公司成立于1975年，下设6个广播电台。
此外，还有国家广播公司和地方共同投资的17个独立的地方台。
为加强对外宣传，国家广播公司专设独立的法国国际台，对外广播几乎遍及全世界。
1982年政府通过法令，取消国家对电台的垄断，允许私人和团体设立电台。
目前，全国私营电台近1300家，主要有卢森堡电台、蒙特卡洛电台、欧洲一台等。
现有4家全国性国家电视台。
20多家中央或地方的有线电视台，另有许多可通过卫星接收的电视频道。
名胜：巴黎凯旋门 （L'arc de Triomphe）坐落在巴黎市中心星形广场（现称戴高乐将军广场）的中央，是法国为纪念拿破仑1806年2月在奥斯特尔里茨战役中打败俄、奥联军而建的，12条大街以凯旋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气势磅礴，形似星光四射。
工程由建筑师夏尔格兰设计，1806年8月奠基，历时30个寒暑，于1836年7月落成。
凯旋门高49．54米，宽44．82米，厚22．21米。
它四面有门，中心拱门宽14．6米，门楼以两座高墩为支柱，中间有电梯上下。
在拱形圆顶之上有三层围廊，最高一层是陈列室，这里展示着有关凯旋门的各种历史文物以及拿破仑生平事迹的图片；第二层收藏着各种法国勋章、奖章；最低一层则是凯旋门的警卫处和会计室。
图集：法兰西的华美乐章 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南岸，是世界上第一座钢铁结构的高塔，被视为巴黎的象征。
因法国著名建筑师斯塔夫·埃菲尔设计建造而得名。
建于1887—1889年。
塔高300余米，塔身重达9，000吨，分三层。
第一层平台距地面57米，设商店和餐厅；第二层平台高115米，设有咖啡馆；第三层平台高达276米，供游人远眺，底部面积1万平方米，在第三层处建筑结构猛然收缩，直指苍穹。
从一侧望去，象倒写的字母“Y”。
该塔由1．8万余个组成部件和250多万个铆钉构成。
有电梯或徒步登塔顶。
入夜，塔顶发出转动着彩色探照灯光，防飞机碰撞。
塔旁竖立长方形白色大理石柱，柱顶安放斯塔夫埃菲尔镀金头像。
卢浮宫 (Palais du Louvre)是法国最大的王宫建筑之一, 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右畔、巴黎歌剧院广场南侧。
原是一座中世纪城堡，16世纪后经多次改建、扩建，至18世纪为现存规模。
占地约45公顷。
早在1546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决定在原城堡的基础上建造新的王宫，此后经过9位君主不断扩建，历时300余年，形成一座呈U字形的宏伟辉煌的宫殿建筑群。
1793年8月10日，在推翻君主制的周年纪念日时，法国“国民公会”决定把昔日的皇宫辟为国立美术博物馆；同年11月18日，卢浮宫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其全部工程于1857年完成。
在卢浮宫口字形正殿的西侧，伸展出两个侧厅，中间的空地形成卡鲁赛广场。
宫的东侧有长列柱廊，建筑巍峨壮丽。
其画廊长达900英尺，藏有大量十七世纪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期间许多艺术家的作品。
馆藏品达40万件。
卢浮宫美术博物馆分为6大部分：希腊和罗马艺术馆；东方艺术馆；埃及 艺术馆；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雕像馆；历代绘画馆。
展览按不同流派、学派和时代划分。
一层展出雕刻。
二层油画，三层是素描和彩粉画。
八十年代初，法国政府实施扩建和修复卢浮宫的“大卢浮宫计划”。
巴黎圣母院 (Notre-Dame de Paris)是最著名的中世纪哥特式大教堂，以其规模、年代和在考古、建筑上的价值而著称。
巴黎主教莫里斯·德绪利曾设想将两座较早的巴西 利卡式（长方形）教堂合成一座大型教堂，1163年由教皇 亚历山大三世奠基，高圣坛于1189年举行奉献仪式，1240年唱诗班席、西立面和中堂竣工，门廊、祈祷室和其他装修在其后的一百年中陆续建成。
内部平面130×48米，屋顶高35米，塔高68米。
塔的尖顶始终未建。
教堂经过历代的损坏不得不 于19世纪重修，只有三个巨大的圆花窗仍保持着13世纪的彩色玻璃。
后堂的飞扶垛特别雄健优美。
巴士底狱遗址(Place de la Bastille)位于巴黎市区东部、塞纳河右岸，这里曾是公元1369—1382年建立的一座军事堡垒。
“巴士底”一词的法文原意是“城堡”。
这座古城堡拥有8座巍峨坚固的炮台，兴建之初是用来抵抗英国入侵的。
1380－1422年，这座城堡被改为王家监狱。
整座城堡占地2670平方米，四周建有一堵又高又厚的石墙和8座高30多米的塔楼，四周掘有宽24米的深沟，设吊桥进出。
早在16世纪，这里就开始关押囚禁政治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两次关押在这里。
在法国人民心目中，巴士底狱已成为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
1789年7月3日，巴黎人民奋然起义，14日，攻占了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1791年，巴黎人民拆毁了巴士底狱，在其旧址上建成了巴士底广场，并把拆下来的石头铺到塞纳河的协和桥上，供路人践踏。
1830年，法国人民又在广场中心建立起一座纪念七月革命的烈士碑。
这座烈士碑高52米，碑身是用青铜铸成的圆柱体，人称“7月圆柱”，在柱顶端是一尊右手高举火炬的金翅自由神像，神像左手提着被砸断的锁链象征着获得了自由。
在监狱遗址前方立着一块牌子，上写：“大家在这里跳舞吧
”1880年6月，法国将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这一天定为法国国庆日。
先贤祠 (le Pantheon)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于1791年建成，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
它原是路易十五时代建成的圣·热内维耶瓦教堂，1791年被收归国有脱离宗教后，改为埋葬“伟人”的墓地。
1814年到1830年间，它又归还教会。
先贤祠中的艺术装饰非常美观，其穹顶上的大型壁画是名画家安托万·格罗特创作的。
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绘画的主题改变，先贤祠具有了“纯粹的爱国与民族”特性。
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和大仲马等。
至2002年11月，共有70位对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人享有这一殊荣。
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Centre National d'art et de Culture Georges Pompidou)坐落在巴黎拉丁区北侧，塞纳河右岸的博堡大街，当地人常也简称为“博堡”。
文化中心的外部钢架林立、管道纵横，并且根据不同功能分别漆上红、黄、蓝、绿、白等颜色。
因这座现代化的建筑外观极像一座工厂，故又有“炼油厂”和“文化工厂”之称。
这座设计新颖、造型特异的现代化建筑是已故总统蓬皮杜于1969年决定兴建的，1972年正式动工，1977年建成，同年2月开馆。
整座建筑占地7500平方米，建筑面积共10万平方米，地上6层。
整座建筑共分为工业创造中心、大众知识图书馆、现代艺术馆以及音乐音响谐调与研究中心四大部分。
>>> 巴黎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 in Paris)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是法国最著名广场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之一。
广场始建于1757年，是根据著名建筑师卡布里埃尔的设计而建造的。
因广场中心曾塑有路易十五骑像，1763年曾命名“路易十五广场”。
大革命时期又被改名为“革命广场”。
1795年又将其改称为“协和广场”，后经名建筑师希托弗主持整修，最终于1840年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23米高、有3400多年历史的埃及方尖碑，这是路易－菲利普于1831年从埃及卢克索 移来的著名文物，碑身的古文字记载着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事迹。
石碑两侧各有一座喷水池。
池中精致的雕刻也是希托弗的作品。
广场四周放置了8座雕像，分别象征着8座在法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城市：里昂、马赛、波尔多、南特、鲁昂、布勒斯特、里尔和斯特拉斯堡。
1793年大革命时期，巴黎人民奋起捣毁了路易十五的铜像，并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香榭丽舍大街 (Ave des Champs-Elysees)东起协和广场西至星形广场，全长约1800米，街道最宽处约120米，是横贯巴黎且最具特色、最繁华的街道之一。
在法文中“香榭丽舍”是“田园乐土”的意思。
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低洼潮湿的空地。
17世纪路易十四在位时，曾在这里植树造林，使之成为专供宫廷贵族游乐的禁区。
后来，图勒里公园的东西轴线向西延伸，在这里建成了近1公里长的林荫道。
以后又加扩展。
1709年才将其命名为香榭丽舍大街。
大街以南北走向的隆布万街为界，分成风格迥异的东西两段。
幽静的东段体现了田园风光，长约700米，一排排梧桐苍翠欲滴，街心花园夹在万木丛中时隐时现。
东端的星形广场中央有巍峨雄伟、遐迩闻名的凯旋门。
大街附近有波旁宫、玛德琳娜大教堂。
这里还有图勒里公园、卢浮宫、市府大厦和爱丽舍宫等名胜古迹。
西段长1100多米，西端的协和广场是巴黎的另一个交通要冲。
法国的一些重大节日——7月14日国庆阅兵式、新年联欢都在这条著名的街道上举行。
历史名人：法国剧作家莫里哀 ：1622年1月15日生。
本名为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莫里哀是他参加剧团以后用的艺名。
莫里哀10岁丧母，外祖父经常带他去看闹剧、喜剧和悲喜剧。
50年代，莫里哀开始编演一些闹剧及喜剧《冒失鬼》（1653）。
1658年回巴黎主要从事古典主义喜剧创作，一系列作品问世，如《可爱的女才子》（1659）、《斯卡纳莱尔》（1660）、《丈夫学堂》（1661）、《太太学堂》（1662）。
1664-1668年，是莫里哀的创作高峰阶段，主要剧作有《伪君子》（1664）、《唐璜》（1665）、《吝啬鬼》（1668）等。
1668年以后，莫里哀还写了一些讽刺作品。
莫里哀一生写了30多部喜剧。
他塑造人物性格适当引入了闹剧因素，充分运用日常语言等方面对喜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莫里哀于1673年病逝。
伏尔泰（ 1694－1778年）：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
原名弗朗索瓦玛利阿鲁埃，伏尔泰是笔名。
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伏尔泰经历了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封建王朝的统治，目睹了封建专制主义由盛转衰，一亲身感安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和反动。
青年时代因发表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作品，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
1725年出狱后，旅居英国三年。
他主张“开明君主”统治，实行君主立宪。
伏尔泰创作了许多著作，他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迷信，宣扬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主张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主要著作有：《哲学辞典》、《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路易十四时代》等。
还写过有关中国的历史剧《中国的孤儿》。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
生于日内瓦钟表匠家庭。
当过仆从、秘书、家庭教师、乐谱抄写员。
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认为私有制是人民群众遭受社会压迫的根源，但不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
主要著作有《社会契约论》（旧译《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忏悔录》等。
拿破仑 ·波拿巴（1769－1821年）：法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8－1814年）。
生于科西嘉岛阿雅克修城。
毕业于巴黎军事学院，曾任炮兵少尉、少校。
1793年土伦战役中立下战功，破格提为准将。
督政府时期率军进攻意大利（1796年）和埃及（1798）。
1799年11月发动政变，成立执政府。
1804年称帝。
1812年对俄战争溃败，帝国瓦解。
1815年在滑铁卢战败。
被流放到大西洋中圣赫勒拿岛。
雨果（1802－1885年）：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雨果于1802年2月26日出生在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军官家庭，他才华横溢，创作力经久不衰，文学生涯达半个世纪之久。
人道主义是贯穿于他作品的主线。
雨果出身于军官家庭。
童年时随父到过意大利、西班牙，1814年定居巴黎。
青年时代他走上了为社会进步而斗争的道路。
1831年发表的小说《巴黎圣母院》，表现出作家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
1848年“二月革命”开始时，雨果已成为坚定的共和党人，并当选为制宪会议的成员，成为法国国民议会中社会民主左派的领袖。
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
雨果立即发表宣言进行反抗，不幸遭到失败。
同年12月，雨果被迫逃亡到布鲁塞尔。
在长达19年的流亡生活期间，雨果始终坚持对拿破仑三世独裁政权的斗争，并坚持写作。
186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雨果返抵故土。
1872年完成了他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1885年5月22日病逝于巴黎。
雨果一生追随时代步伐前进，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61年，当雨果得知英法侵略者纵火焚烧了圆明园后发出了满腔义愤。
他义正辞严地写道：“法兰西帝国从这次胜利中获得了一半赃物，现在它又天真得仿佛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似的，将圆明园辉煌的掠夺物拿出来展览。
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清洗罪责，把这些财富还给被劫掠的中国。
” 毕加索故居博物馆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
勿忘国耻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6师团师团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
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
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
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
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
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
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
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
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
“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
“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
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
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