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捐赠仪式主持词
扶贫捐赠仪式主持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以无比激动的心情隆重举行承德新兴建筑有限公司资助贫困生仪式。
为此，我谨代表黄土梁子初级中学全体师生员工对出席此次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老师们、同学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前来参加仪式的各位领导，他们是：承德新兴建筑有限公司刘建国总经理...。
老师们、同学们，在此，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表达我们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本次捐赠仪式共有五项议程，下面首先进行第一项：请杨宗昌校长致欢迎词。
杨校长的欢迎词，不但表达了对各位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且还概述了建校三年来建筑公司对我校的莫大贡献。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情和敬重之意! 接下来仪式进行第二项：由我宣布一下新兴建筑有限公司救助贫困生名单这六名同学是：七年一班孙宁，七年二班周艳春，七年四班张颖，七年六班赵美茹，七年八班孙宏霞，七年十六班王景上。
下面请公司刘总为他们颁发每人一千元的救助金。
承德新兴建筑有限公司救助贫困生的阳光雨露今天照耀滋润在我们这里。
为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表达我们公司救助贫困生敬仰之情。
老师们、同学们，过河不忘修桥者、吃水不忘挖井人。
承德新兴建筑有限公司的深情厚谊应该永远激励着我前进，下面仪式进行第三项，请受资助学生代表孙宁
求一篇《国家资助伴我成长》演讲稿2~3分钟
国家 伴我国家资助政策就像阳光一样温暖着我的心房，我无所顾虑的在梦想的自由的飞翔。
因此，我要像树木对大地滋养的感恩而奏起落叶飞扬的乐章，像白云对蓝天哺育的感恩而展现思缕飘荡的晴空。
—题记 漫长的求学之路犹如漫漫长夜，虽算不上非常艰苦，但迫于家中的窘况，仍饱含了许许多多的辛酸。
一路跌碰地走着，一路坚持。
让我看到了我的世界也有了美丽的色彩。
是这笔助学金，它真正震撼了我的心灵，改变了我的价值观，知道了生活并不是没有希望，知道了这个社会充满了爱。
是这笔助学金，让我有了追逐梦想的机会，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并且带着一份坚持的关爱一直走下去。
所以，我非常感谢国家和学校的各位领导、老师对我们贫困生的关注，并给予我们 以实际的帮助与支持。
由于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我们可以更专心、更放心的学习，一样 可以积极洒脱的追求自己的理想。
在此， 我代表我们这些贫困生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感谢，向国家、向学校的各位领导老师还有同学深致谢意。
对于我来说，一个来自农村家庭的孩子，深知求学之不易，对于自身而言，这点艰辛不算什么，最为不易的是在身后默默付出的父母。
我叫郭冬燕，是南京林业大学2010级的一名学生。
我来自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县的一个小农村。
父亲是泥匠，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父亲每天在工地上都干的满头大汗，母亲差不多每天都干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
其中的辛酸只有他们体会最深。
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供我上学。
他们常说只要你学习好，再苦再累我们也值。
带着父母的期许，我考上了大学，可是大学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对于他们来说虽不是天文数字，但也要差不多花尽他们一年的积蓄。
因此，我看见学校的国家助学金就申请了。
记得当初我申请国家助学金的时候，母亲让我不要申请了，她的理由是申请这个会让我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怕我会被同学瞧不起，甚至怕被老师瞧不起。
听完她的话，我的眼泪不自觉的流了下来，我觉得父母把我保护的太好了，让我觉得亏对于他们。
所以，后来我决定还是申请助学金，会不会被同学老师瞧不起我不管，我只想为父母减轻一些负担。
如果因为我的家境而瞧不起我，那么这个同学也就不知的交为朋友。
当我拿到国家助学金时，感觉很荣幸和激动，同时也多了分忧虑。
因为我想起了辅导员对我们的教导，你们获得了国家的资助，一是要怀着感恩的心，回报社会。
二要合理计划，把钱花在值得的地方。
我对自己说我会有条理有计划地利用国家给我的助学金，让它在我手中发挥最大的效用。
做到勤俭，决不奢侈浪费。
就是这份忧虑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是感激，是鼓励，是爱心，也是责任。
助学金，仅仅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它给我带来了言之不尽的鼓励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使命感。
于是我更加明白我的任务是什么，我不会轻易放弃，一定要更加努力，不让国家和学校失望，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爱。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虽然我无法选择出生，但是我们能选择改变自己的命运。
国家助学政策为我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使我们能更顺利的成才、成长。
祖国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让我有了今天。
人生中总是不能避免沧桑，但爱心总能给荒芜的沙漠播下新的希望；生活中总是不能一帆风顺，但爱心总能给失落的心灵以坚强的力量。
也许只需一滴水，饥俄的树苗就不在枯萎；也许只需一丝暖，受伤的翅膀就偏偏高飞。
因为有人伸出双手，多少无望的眼睛从此看到辉煌；因为有人敞开胸怀，多少无助的心灵从此告别悲伤；因为有人献出一份爱，共同托起满天星斗，无望的眼睛从此看到光辉，无助的心灵从此告别伤悲
安东尼 罗宾曾经说过“成功的第一步，就先存一颗感恩的心，时时对自己的现状心存感激，同时也要对别人为你所做的一切怀有敬意和感激之情。
”本着这种信念，我的大一并没有浪费，虽然没出去打工，但我凭借我优秀的成绩，我拿到了国家5000元的励志奖学金。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父母时，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想我没有辜负父母，辜负国家对我的期望。
今后我仍会继续努力，尽自己全力来回报父母以及国家对我的栽培。
国家助学金或许不能从更本上解决我经济上的问题，但能让我知道我并未被社会所抛弃，还是有人会关心我，让我变得有自信了。
让我知道这世界没表面上那么冷漠，那么现实。
父母的爱和国家的助学政策让我懂得要感恩，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回报，去帮助更多的人。
更成为了我平时学习和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警醒。
每当我对自己放松要求时，我就会想到助学金，我不能对不起那份助学金。
然而，新的一学年又开始了，新一届评选贫困生也开始了。
上一学期，班主任就提过说这一学年的贫困生会适当减少，要把助学金给那些真正贫困的学生。
如果这一学年我没被评上，我也无所抱怨。
因为我觉得或许有比我情况更糟糕的同学需要它。
但我的信念是不会改变的，我还是会坚持我的使命，我的责任，还是会抱着感恩的心去回报社会。
因为不管是不是贫困生，作为当代大学生，本来就肩负着祖国未来强盛的使命。
只是作为受国家资助的贫困生来讲，这种使命感变得更强烈了而已。
在大学余下的时间里，用心学习，各方面不断充实自己，为以后的工作打好坚实得基础，在工作生涯中创造财富，回报社会，回报学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我绝不会向困难低头。
我会牢记新时代大学生的使命，刻苦钻研，勤奋进取，顽强拼搏，矢志不渝，以更加优异的学习成绩回报祖国和社会。
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我，愿为祖国贡献光和热，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承诺。
我会怀揣感恩，自立自强，用智慧和知识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
我为生活在这样拥有爱的国度而自豪。
在这里，我要真挚而虔诚地说一声：谢谢
寻找词语
王光美最后一揖 -------------------------------------------------------------------------------- 2006年11月07日9:48:00 刚刚去世的王光美老人，在临终前已经无法说话，但眼中仍流露出期盼之情，最了解妈心情的刘亭亭，知道妈妈最割舍不下的是她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心疼地对母亲说：“请妈妈放心，‘幸福工程’的事，我一定会帮你做下去。
”此时，王老用赞许欣慰的目光望着女儿，还十分吃力地抱起瘦弱的双拳，作起揖来。
刘亭亭抱着妈妈骨瘦如柴的身躯，眼泪夺眶而出：“您别作揖，我承受不起，‘幸福工程’是您做的事，也是我应该做的事
” 光美老人生前做过许多好事、善事、有意义的事、伟大的事，都很让人感动，使人缅怀，而尤以临终前那一揖最感人。
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因为“死去元知万事空”，他不需要有什么隐瞒了，他表述的肯定是自己最牵挂的事情。
一个人的风节、操守、精神、追求，往往在这最后的牵挂时最容易得到体现。
《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临终前最关心的是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因而迟迟不肯闭眼，一个吝啬鬼的形象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生为抗金收复失地的陆游，弥留之际最牵挂的是“但悲不见九州同”，殷切盼望着“王师北定中原日”，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形象因此而震烁古今。
大科学家阿基米德在敌人的屠刀已架在脖子上了，还在惦记着他那没有最后计算完的数学公式，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科学家就这样彪炳史册。
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临终时还在惦记着兰考人民的治沙脱贫：“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更是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平心而论，王光美老人临终前饱含期盼的那一揖，足以与许多志士仁人的临终嘱托相媲美，虽然她已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此处无声胜有声”。
因为她的晚年，几乎全部献给了“幸福工程”，始终没有离开过“行善”和“募捐”两个词。
为此，光美老人不仅到处募集经费，而且身体力行，几乎捐了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直到后来，儿女们都不敢再把钱直接给她，因为她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儿女的孝顺费捐出去，有多少就捐多少。
在她的带动下，“幸福工程”已经在中国设立了38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三亿一千万元，惠及人口69万多人。
所以，她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临终前在病榻上那一揖，也是她的感情非常合乎逻辑的自然流露，是她伟大爱心的最后表现。
如果说光美老人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慈悲为怀的一生，那么，在她临终前那重如千钧的一揖，那深情无限的托付，更使她的形象空前高大，震撼人心。
她生前全力主持的“幸福工程”，已经并正在造福成千上万的母亲，帮助她们走出贫困；她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也将感动更多的人，成为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陈鲁民 用“爱”说话 我忽然想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老话，看看自己写下的这个题目，我不禁自笑：我是不是老了
或者是快死了
否也。
我只不过是发现用“爱”说话，自己内心更柔软、自己也更舒适。
过去，我们的表达中“爱”太少了，我们充满了紧张、担忧，以致产生太多的负面语言。
如果我们常常地柔软地看待这个世界，我们自己会舒服很多。
我要每天多多地练习“爱”的语言。
一个将死未死的人”的博客读后感 今天打开我的博客，发现我的博客家园又来了好几位陌生的朋友，好奇心让我点击了他们的头像，当然我更大的目的还是希望能认识他们，看能否和他们做一朋友
当我走进“一个将死未死的人”的博客家园时，一种好奇心让我连读了他两篇博文。
也许真验证了那句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所以，有很多人给他留言，其大意不外乎是一些安慰、鼓励性语言
可不知为什么，我看过他的博文后却有一种异样的感受
受这种心里因素的影响我便即兴也给他留了一段话，事后当我回忆起来这段文字时自我感觉挺有趣，于是我便把这些留言记录了下来，以下便是我写给“一个将死未死的人”的博客留言。
其实，要我看来你应该算得上是最幸福而又最幸运的人了
因为最起码你已经知道自己就要到天堂去了
而我们这些人的最可悲之处就在于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要在这个世上受多少磨难
相信你也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你想想看，自从你懂事到现在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界真的一切都很开心，很快乐吗
如果你真这么认为那我只能把你当白痴了
因为这个世界只有白痴才会认为自己很快乐
自己活得无忧无虑
正常人都应该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享受的
事实上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来修行的
所谓修行就是吃苦受难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
你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人的一生那是要承受太多的磨难和打击啊
这包含来自社会和家庭的种种精神和物质的磨难，还有来自自然界的种种危害和威胁
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诉不尽的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想想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很幸运吗
因为你就要抛开所有这一切烦恼，不再承受任何痛苦和磨难，拍拍屁股你就可以一走了之了
从此以后，一切的一切都与你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牵无挂
这难道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吗
再说你还可以把这种离别权当是一次天堂旅行嘞
这样一来你的心情该有多愉快啊
好了，我不再说了
否则你一但顿悟，偏不信我所说，偏就要留在这个世上再多吃几十年苦
说不准就这一耽搁，上天一糊涂就不批准你这次旅程了，不让你走了，那岂不是将会“坏了”你的“好事”不成......
哈哈!! 听朋友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男人被医生确诊为肝癌后，才回到几年未回的家。
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是不能挽回丈夫的生命。
丈夫在弥留之际用无力的手把妻子的手放在自己的嘴边笑着亲了两下后就闭上了眼睛 …… 听到这，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 我想这无声的语言能把时间留住。
化解妻子这么多年的怨与恨、悲与伤……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最后的一幕是留恋、知足、遗憾、内疚、感谢、拜托…… 但这无言的绝别也许能伴随这个女人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生命是脆弱的，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带着对逝去亲人的伤痛和怀念，随着袅袅升起的香烛火 ，随着时光渐深，那些生命凋零时的不同状态却越发的清晰起来，点点滴滴，铭心刻骨，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逝者的无奈与辛酸，生者的体悟和思考。
逝者如斯，不论他生前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或以何种方式告别人世，我们都不能也无权作任何评价。
这些生死离别的事，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在上演，多得让人麻木。
但我们似乎应从中悟出点什么，生与死的距离，长是一生，短是一瞬，不论长短，过程应是将生命这本书轻松的向后翻阅而已。
助学政策助我成才范文3000字左右
助学政策,助我成才\ 寒冷的冬季到了。
但我所感受的却是融融暖意。
这个冬天，我收到了雪中之炭——助学金。
感受着学校、社会、国家的温暖，冬天里的美丽阳光，暖和着我的脸庞，也温暖着我的心灵。
\ 助学金的帮助不但大大减轻了我的家庭经济负担，让我的生活与学习得到了物质保证，让我能够更加安心与专心地学习，而且还增强了我的感恩心，让我更加懂得知恩图报，培养了我的生活自信心，增强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坚定了我报效祖国与人民的信念。
我要怀着感恩的心，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珍惜时间，拼搏奋斗，励志成才，努力成为祖国未来合格的建设者与接班人，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最大的贡献。
\ 从贫寒的家庭走出，背负着学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求学的艰辛，铭心刻骨。
然而国家的资助政策让我不仅圆了学习梦，还让我找到了生活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 其实所获助学金对我而言，并不纯粹是金钱物质鼓励，它最重要的本质是给我一种莫大的肯定、鞭策和希望，这些都是金钱难买的!\ 每当我对自己放松要求时，我就会想到助学金，我不能对不起那份助学金，作为当代学生，应该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把自己的命运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前途联系起来，国家针对学生的助学政策，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也赋予了国家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我们当然不能辜负国家的期望。
\ 可以说我是幸运的，虽然我出生在贫寒的家庭,但是,在这一路上有很多人在帮助我，正是这些关爱，鼓励和支持才使得我没有被困难击倒，反而变得更加坚强，父母的爱让我懂得了对父母要孝顺，国家的助学政策和学校老师的关爱使我学懂得要感恩，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回报，去帮助更多的人。
\ 美国前总统林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也能负。
责任，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责任，是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是一种敢于担当的使命。
作为学生，一个深受国家、社会关怀的当代学生，我深知社会、家庭对我的期望：刻苦努力，学习到真本领，成为人才，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虽然我无法选择出生，但是我们能选择改变自己的命运。
国家助学政策为我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使我能更顺利的成才、成长。
国家的助学政策，使贫困的学子们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爱和人间的温暖。
我相信他们也会像我一样，不忘祖国的恩情。
我也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建设的更加美好，我们也会更加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政策，争当祖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 在社会中，有很多人是值得我们去感谢，去感激的。
感激抚养你的人，因为他们使你不断成长。
感激帮助你的人，因为他们使你度过难关。
感激鼓励你的人，因为他们给你力量。
感激教育你的人，因为他们开化你的蒙昧。
感激藐视你的人，因为他觉醒了你的自尊；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会了你该独立。
凡事感激。
学会感激。
感激一切使你成长的人
\ 当我们懂得感激时，我们便能够生活在一个感恩的世界里，我们就有怨，没有恨，只有和谐、尊重、平等、博爱。
学校这次给我们提供助学金是为了给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来学习，学好知识以后能贡献于社会，做有用的人。
我认为我们应先学会感激，只有先拥有感激的心才会有回报的行动。
其实很多时候，感恩也并不在于回报什么，而是在自己与社会、他人之间创造一种互相影响的友善的氛围。
老师和同学在帮助我们时，并不是希望我们以后能回报他们什么，他们只想将心中的那份关爱传递给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将这份爱继续传递给别人。
\ 助学金从表面上来看是对贫困生物质上的帮助，但就我个人意见来看，它对精神上的帮助更不容小觑，包括个人生活压力，学习压力，家庭压力。
因为多方压力的下降促使我们这些贫困的孩子更加专心的学习，抽更多的时间读书，勤工俭学固然很好，不仅增加自己的社会经验，还能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
但作为学生，第一要务当然还是学习。
助学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它让我们物质上有所获得，精神上同时也受益多多，能把自己的更多精力投身于学习之中，在学习知识的道路上成长。
\ 助学金在表现出帮助别人的人的高尚品质的同时，也教育了那些受助的学生以及那些参与此次活动的人。
作为一名受助者，我在受到别人帮助的同时，深深感到了社会无比的温暖，并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像帮助我们的人一样去帮助另一批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我明白获得帮助之后的那份喜悦，明白那份帮助给我生活的巨大影响，所以我也要尽力让需要帮助的人体味到那份喜悦，并也由此想到助人为乐之举。
我想：这也是助学金对于社会团结互助的伟大作用吧。
它启迪我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启迪我们“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思想上助学金助我成长。
\ 人生中总是不能避免沧桑，但爱心总能给荒芜的沙漠播下新的希望；生活中总是不能一帆风顺，但爱心总能给失落的心灵以坚强的力量。
也许只需一滴水，饥俄的树苗就不在枯萎；也许只需一丝暖，受伤的翅膀就偏偏高飞。
试述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1647 更新时间：2006-10-17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的若干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公益事业发展史的西方模式 两种“第三部门”观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一概念如果按它的提出者T.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的定义，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那末它就应该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
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人们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
而且严格说来，“民族国家”在西方被认为是近代现象，在中国固然“国家”早熟而且形成了前近代世界罕见的官僚机构，但其组织的发达也不能与现代国家相比。
而“私营企业”的严格定义几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时代，其广义的所指尽管可见于古今中外，毕竟也以近代为繁荣。
所以从逻辑上讲，如上定义的“第三部门”应当是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才对。
我们的祖先（西方人的祖先也一样）活动在“衙门与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
就是在加上附加条件（如必须是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等）之后也如此：毕竟那个时代如果有“公共产品”的话，也恐怕更不能指望衙门与公司来提供的。
然而，通常人们都是把“第三部门”作为一种现代（近代）现象，乃至“后现代”现象来描述的。
其中有的主要把“第三部门”的成长与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退缩和公民自治、社会自治的扩张联系起来，因而非常强调它的“现代性”意义或“市民社会”意义——这两个词在这种语境中一般都是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西方现存社会相联系的。
这种观点往往直接指出“第三部门”之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关系、与福利国家的消亡之关系，并把它看作是“官方的替代物”、“非计划的（个人志愿）合作”与“制度化的私有化”等等。
（Kramer [et al],1993）相反地，有的人则主要强调“第三部门”的成长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私人企业等“市民社会”古典原则的否定，把“第三部门”的兴起与社群主义、合作主义、“新社会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趋向”联系起来。
这种观点往往把非私有（当然，也非官办）经济当作“第三部门”的主要构成，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英国的工合运动与费边主义经济直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公社，都被视为“第三部门”的事例。
有人还归纳出了“第三部门”的三种类型：“合作经济”、“混合经济中的合作成份”和“与利润分配相结合的参与制中的合作利益”。
（Clayre,1980） 显然，这两种“第三部门观”是非常不同的，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
它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事实判断、包括“什么是第三部门”这一判断的差异。
象前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与以色列的基布兹这类虽非私有但仍是“企业”、虽未必追求利润极大化但绝对具有法人经济效益目的的“部门”，在克莱尔眼中是第三部门的典型，但在克莱默看来恐怕是根本不能列入第三部门范畴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为新左派的第三部门观与新右派的第三部门观，或者“非个人主义”的第三部门观与“非国家主义”的第三部门观。
按玛利琳·泰勒的说法，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途径：在公共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方面，新左派（书中称为“福利多元主义”）期待于“志愿部门”，而新右派期待于“具有志愿部门社会保障网络的赢利部门”。
在财政来源方面，前者期待于政府而后者期待于私人来源。
在规则方面，前者主张按政府与作为“中介结构”的志愿部门的规矩，后者则主张按市场规则通过个人交易来进行。
当然，有别于这二者的是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它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只期待于政府。
（Gidron [et al],1992:150） 可见，如今人们讲的“第三部门”具有时代之根（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和结构之根（政府和企业之间，或更本质地说，是国家与个人之间）。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日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即个人主义的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二元格局的结果。
也正是作为这种二元格局中的一种“中介”组织和对二元紧张的现代社会症状的一种治疗尝试，“第三部门”中才会存在“非国家主义”与“非个人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这样两种方向。
从“共同体”公益到“国家+市场”公益 而在近代以前的传统西方，这种二元格局是不存在的。
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F.滕尼斯曾指出：“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
前近代的传统文明中没有“社会”而只有“共同体”，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缘集体纽带，它不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
只是到了近代化过程中，一方面交往的发达突破了共同体的狭隘界限，发育了大范围的（地区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一方面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发达起来，于是形成了“社会”。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的联合体”。
共同体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共同体是相对狭小的群体，而社会则大至与民族国家相当，并由此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
“共同体是古老的，而社会是新的”。
（滕尼斯，1999） 滕尼斯的这种分析，我以为是大体符合西方社会史的实际的。
在这一进程中既然国家与“社会”（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的二元格局是近代（现代）化的产物，那么这二元之外（或之间）的“第三”部门也只能是近现代的产物。
而在传统的“共同体”时代既然没有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这“二”元，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三”部门。
因此尽管西方传统时代也存在着“衙门与公司之外”的组织（即“共同体”），存在着由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即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但现代第三部门并不是它的后继。
而“第三部门史”的研究者在论述当代第三部门发育的时代、社会根源的同时，也很少要涉及它的“历史根源”。
当代史学对西方（乃至日本、印度等其他各国）前近代的公益、慈善事业或“社会工作”事业的历史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如J.B.施尼温德等对西方博爱与救济意识演进史的研究（Schneewind,1996）、A.E.C.麦坎茨对17-18世纪荷兰自治市阿姆斯特丹等地市民慈善组织与孤儿救助事业的论述（McCants,1997）、M.道顿等的英国公益慈善史探讨（Dauton,1996）、W.K.约尔丹的1480-1660年间伦敦慈善团体研究（Jordan,1960）、S.卡瓦罗对1541-1789年意大利都灵地区慈善医院文献的考证（Cavallo,1995）、T.M.萨弗利关于德国奥格斯堡地区济贫抚孤公益事业历史的描述（Safley,1997），P.加维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贫儿、弃儿与孤儿养济院的研究（Gavitt,1990），等等。
从这些研究看，西方近代以前的传统时代慈善、公益事业除技术上的落后特征（活动领域狭小，主要限于救济孤儿、施舍医药等等）外，在观念形态与社会组织层面更有明显的特点：在观念上慈善过份依赖于宗教意识，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与”（Giving），不可能形成“公共物品”的概念。
（Schneewind,1996）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而且往往被纳入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保护关系中，施舍者与被施舍者间形成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如16世纪都灵地区“慈善与权力”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捐助者建立免费医院的目的往往是以之作为通往统治者地位的桥梁。
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慈善机构英诺森养济会，则是直接受庇于教皇的。
它虽然也由教会募捐来支持，但那时的认捐属于对教会尽义务，并无“志愿”性质。
西欧以外不少其他民族的传统公益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共同体”性质，束缚——保护纽带而非志愿合作纽带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如俄国传统的米尔公社除了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劳动组合、连环保等经济职能外，还有十分发达的社区公益职能。
米尔专门预留有“共耕地”，其收获用作公益金（即各家在共耕地上出工相当于公益捐助），诸如老弱病残、意外灾难的补助、公医、公匠、公牧的雇请、节庆典仪的开支等，均可承担（Figes,1986）。
日本传统时代的町与印度的村社，也有类似的公益职能。
（吉田久一，1994；Wadia,1968）。
然而进入近代化过程后，传统共同体趋于解体，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包括相当一部分原由传统共同体提供的“公共物品”。
于是许多国家的人们在由“共同体的附属物”变成自由公民的同时便“享受”到了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
传统共同体的公益职能一部分由新兴的国家机器来承担，一部分则成了市场交易物而改由赢利部门来提供。
至于公共物品供求中的“搭便车”问题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引起太大注意的。
原因很简单：在由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时代向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过渡时由于旧的身份、等级、特权、共同体等壁垒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比比皆是，因“搭便车”而造成的“失灵”因而易于被掩盖。
只有到旧时羁绊已不存在、交易自由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机制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完全市场”的状态下，那些不是因为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市场逻辑本身的固有缺陷所致的“失灵”才会凸显。
同样道理，在“民族国家”职能初具、政府干预力量还未充分施展之时，“政府失灵”的问题也是难以凸显的。
直至“二战”以前的情形的确如此。
那时“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一样处在上升期。
从19世纪英国的迪斯累里、德国的俾斯麦分别建立福利国家的雏形（即“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保守的福利国家”和“父权式的托利党社会主义”）、20世纪的美国新政、北欧社会党福利体制、英国劳合乔治与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德意法西斯的“法团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直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欧美的左派（社会党）、右派（保守党）、极左派（共产党）与极右派（法西斯）都出台了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
另一方面，传统的共同体公益日渐衰落，如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传统社区捐赠基金与教会慈善基金尚处在“黄金时代”，但18世纪后因“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出现了“财政上的保守与文化上的慷慨”，而“朋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日显，传统慈善基金制度随即衰落了。
（Mccants,1997）在英国，原由教会主持的慈济诊所与药房在18世纪大都世俗化，转由世俗政府及企业支持，当时在约克、利兹、赫尔、设菲尔德等地的这类医疗公益还带有行会性，到19世纪这种行会性也趋于消除。
如在哈德菲尔德的纺织业慈济诊所中，1841年还有57%的病人是纺织业雇员，到1871年这一比例降至22%；但诊所超越行会性而向社会开放的同时，慈善性也逐渐为商业性所取代了。
（Barry and Jones,1991:149-169）19世纪法国的传统社区互助协会在摆脱村社、行会、教会的色彩后也发展迅速，其数从1852年的2488个发展到1902年的13673个，会员由23.9万增至207.4万。
但同时其慈善色彩也大为减退。
到1910年，这类协会总预算收入达6298万法朗，然而其中只有1189万，即18.8%来自捐赠、遗产赠与及成员的自愿奉献；另有1172万（18。
6%）来自政府资助，3936万（62.5%）来自带有自惠性的入会费或会金——而这部分取之会员，用之会员的资金作为入会条件实际上是一种交易。
（同上，172-186）。
总之在欧美社会“走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共同体基础逐渐为国家+市场（或政府+“社会”、国家+个人）基础所取代。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时期公益组织的特征是“非制度性的自由捐助作用很小，大多数组织处于政府的监督下”。
法国在1882-1902年间“经批准的”公益会社成员增加了100万，而“自由的”公益组织成员只增加10万。
解释很简单：国家的资助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能使用。
而若无国家支持，极少有组织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因此从国家与私人（市场）那里得到收入并不是“非正常”的。
这一时期“互助主义”（mutualism）公益的实践实际上是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序幕，“它使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条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道路”。
（同上：184-185） 对于西方历史上从传统公益向现代公益的演变，以往学者有多种表述，如“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Weaver,1967:14），“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渡”（Barry and Jones,1991;190），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Alvey,1995），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发展（同上；26）等等。
但从根本上讲，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失灵”所导致的对国家与对市场的二元崇拜。
西方的现代公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国家+市场”公益到第三部门：否定的否定
现代公益模式的形成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传统慈善观念的变革。
西语中“慈善（harity）”一词现在的辞书中都释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
但实际上它早于前基督教的古典文明时代已经流行，在早期拉丁语（caritas）及希腊语（charis）中，它首先都意味着一种珍贵的情怀与高尚行为，它与恩惠及感恩相联系，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这个词都从不用来表达一个家庭（家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是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自己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之善意行为。
可见，这时的慈善虽然含有受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但也反映了一种突破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局限之意图。
（Weaver:6）这时也已经出现了西方公益史上著名的“近似原则”（cy-pres doctrine）：这一原则认为施主的直接救助目标不能达到时，有势力的组织者可以征集其所施并用之于“近似于施主原意的其他目的”。
（Alvey;8）这就为慈善信托基金的发展开了路。
但到19世纪，与感恩相联系的慈善观念已越来越为两个方面所排拒：对弱者而言，他们“对于受惠的民主化预期”已使“慈善”变得像是“对贫穷阶层的侮辱”（Barry and Jones,1991:190）。
对于强者而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对所谓不争气者的一种“维多利亚式的厌恶”；而倾向于“对受惠者更具选择性的博爱”。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烈·里德所言：“它不打算帮助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浪荡子、二流子或纯粹的贫民，土地法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东西。
它只打算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意神旨以不可抗拒的突发灾难挡住他们的路”。
新的博爱要帮助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习惯于工作，他们拒绝成为穷人，因为他们已经为更好地生活而追求了独立性”。
（Alvey,1995:26） 由于这种“福音主义”拒绝救助所谓“自已弄穷的人”，而并非“自己弄穷”的真正的不幸者（如残疾人、孤弃儿等）的救助又被认为应当是当时职能日趋发达的国家的责任，因而19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则是20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与宗教的关系上表现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中世纪西方慈善事业的最大施主是教会，“教会资助社会事业”是那时的传统。
但英国在16世纪、荷兰在18世纪、其他西欧国家大致也在此期间都出现了来自宗教的慈善基金日益减少的趋势。
由大笔私人遗产（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捐赠而设立的世俗基金取代之而成了救济事业的支柱。
（Alvey:1995:12,19）但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这类事业逐渐转由国家主办，民间世俗基金便更多地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
基督教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虽然仍是西方人捐助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但教会本身已由施助者变成了主要是受助者。
“教会资助社会事业”遂为“社会事业资助教会”所取代而成为现代公益的一大特征。
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80%来自个人捐赠，而在公益开支中宗教占了将近一半（49%），为其最大端，以下依次是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
（Weaver,1967:62-65） 在传统慈善的重要领域医疗事业中，“父爱主义”的施医舍药也逐渐变成了“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的医学研究资助。
1888年法国出现的巴斯德研究所便被视为“20世纪医疗慈善事业所继承的模范”。
这个私人投资、吸纳志愿捐助的非赢利机构除以一系列科研成就闻名于世外，还开展了预防白喉（1894年起）等社会公益活动并为狂犬病等患者提供免费医疗。
但它的主办者始终认为科学是“消除贫困与疾病之根”的希望，而慈善则是次要的。
它开创了此后一大批类似机构之先河，如法兰克福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保罗·埃里克研究所等。
与此类似，传统的施舍济贫也发展成以民间公益组织扩大就业机会的努力，工合运动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
（Barry and Jones,1991:195-196） 现代公益的另一重要活动领域是教育。
随着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市场规则运作的“教育产业”和国家主办的“教育事业”同时勃兴并排挤了传统时代以教会、村社为主角的共同体教育。
但“教育产业”与官办“教育事业”之间仍有很大的空缺需要第三种力量来填补，这是工业化时代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的结果，因此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较早兴起了新的公益组织形式。
19世纪前期，英国出现了拥有数千捐助人的“要求关心穷人教育的皇家慈善委员会”、布罗哈姆委员会等组织，从事对学校与对学生的教育资助。
当时一份调查显示，英国有4100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16.5万。
在另外约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有31万交费生与16.8万慈善资助生。
受资助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33.4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
除此之外，在主流教育系统之外的非英国国教徒中还有许多受资助的初级学校，分别由战憟教徒、犹太人与胡格诺教徒建立（Alvey,1995:28-31）。
教育、宗教、科研领域的这些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家+市场”被寄以最高期望的“走进现代化”时期西方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民间公益力量。
它无疑是当代第三部门的先驱。
无疑，就西方文化的继承性而言它与前近代传统文化并不是毫无瓜葛，正如保尔·魏德林所说：基督教人道主义遗产与更早时代商业主义的大众参与到工业时代“与其说被拒绝了，不如说是在更现代的指导下被改造了”。
（Barry and Jones,1991:190）但如果就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资源、动员方式与行为规则等方面看，父爱主义与理性福音主义、共同体慈善组织与公民公益组织、“教会资助社会”与“社会资助教会”等区别的断裂性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
正如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旦（Nathan）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提到的：“我们历史中最悲壮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所作出的努力。
尤其是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由私人努力来提供学校、医院、施药所、济贫院、孤儿院的普遍服务、发放养老年金、以及救济其他范畴的‘应当贫穷者’（deserving poors）”。
而历史证明民间的这些努力终结了，“如今国家的法定服务——新的或旧的——现在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于是）困扰委员会的基本问题是：慈善者还有什么事可做
” 但委员会主席、英国著名律师与议会法学家拿但认为旧慈善的终结恰恰意味着新型志愿行动的兴起。
有趣的是：他在论证这一点时并未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而恰恰论述了志愿行动与这二者的契合。
他认为志愿服务与国家服务相互排斥的观点已经过时，这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历史上（民主）国家行为就是志愿行为的结晶与普遍化”，“如所周知，如果没有志愿服务的渠道相配合，民主国家很难有效地发挥职能”。
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进行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与之相比，赢利部门虽然也有“实验的自由”，但其实验的目的是产出私人物品，因此即使实验成功，国家也无法“接着干”。
反过来讲，志愿部门因其不具强制性，其实验如果失败，也不致造成严重后果，而国家如果胡乱搞“实验”，那就要酿成灾难了。
换言之，志愿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而国家若搞乌托邦就可怕了——有过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应当比拿但更有体会——这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肯定志愿部门。
若从“积极自由”的角度志愿行动当然就更值得肯定。
因为这种自由观不仅讲“有权做什么”，而且更讲“应当做什么”，而志愿者的利他向善、服务公众显然是“应当做”的。
可见，拿但委员会眼中的志愿部门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在“积极自由”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它以（民主）国家有效、市场有效为前提，即它首先是（民主）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然后才在一更高层次上体现其非国家主义、非个人主义的色彩，发挥其弥补“国家失灵”、“市场失灵”缺陷的功能。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社会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过去的好心能更自由地服务于现时变化了的新需求”。
（Alver,1995:38） 因此，现代西方的志愿部门或第三部门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无论它的创新实验是成功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还是流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它与前公民社会的传统慈善都已判然为两。
只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传统慈善的若干特点有时会“复归”，如“近似原则”如今已成为志愿捐助信托基金的通行准则。
依靠这一原则，分散的捐助者的个人意志既得到尊重，又可以把这些捐赠整合为统一的资助意向并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目标。
古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的这一原则在“理性福音主义”时代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那时更强调遗嘱自由和对捐赠者特定选择的尊重。
但在战后，第三部门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要求突破捐赠者个人意志分散的局限，“近似原则”也就日益扩大了适用性。
如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公益捐助人、也是大政治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3年建立的北美最早公益组织之一“富兰克林基金”（正式名称为美国仁爱协会），以富兰克林捐赠的遗产为本金，富氏原定的资助对象是：波士顿、费城两地“有优良声誉的已婚青年发明家”。
但到1962年，富兰克林基金会终获法律许可，在cy pres的原则下把最初专为青年发明家而设的这笔钱用于资助医学院学生及医院职员，而在此以前，基金的一部分已用于支持开办富兰克林学院。
（Weaver,1967:21-22） “近似原则”赋予民间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动员志愿捐赠资源用于事前并未设想的各种公益目标的权利，明显地扩大了志愿部门的能量。
可以说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今天的第三部门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但委员会曾主张：如果志愿的公益应受到鼓励的话，则公益信托基金必须被赋予“它们的古代特权”（指cy pres等）。
（Alvey,1995:38）但这种“古代特权”已经是公民社会条件下经过二次创新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了。
二、公益事业发展史的中国模式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 如上所述，共同体——（个人本位）社会的纵向二分法与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横向二分法是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有效模式。
因而从传统共同体公益向近现代国家+社会（个人、市场等）公益转变，再从国家与市场之外发展出第三部门便成了西方公益事业发展的主线。
然而中国的情形则全然不同。
正如笔者曾论证的（秦晖，1998-9），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滕尼斯所讲的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但地缘、血缘等“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也并无西方中世纪那样发达。
在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下无数小农的个体家庭直接作为“编户齐民”而隶属于皇权及其下延权力组织（吏权）。
在这种结构中，小共同体无法取得本位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性自由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恰恰相反，正是早熟的集权国家作为一个大共同体的强控制使小共同体权利的成长都成为不可能，就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成长了。
于是在微观层面，传统中国因缺乏强固的小共同体纽带而呈现出与西方近代化过程以个人本位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之后的状况具有某种表面相似的“伪个人主义”状态，“编户齐民”之间无法发生广泛的横向依附（如西方中世纪在村社、采邑、教区、行会与宗族等类群体中所见的那种依附），因而彼此间显得很“自由”，中国也因此很早就产生了西方直到近代化过程开始后才习见的许多现象如“自由租佃”、“土地私有”、“自由交易”等等。
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自由”却以宏观层面上的某种“普遍奴隶制”为前提。
(
关于情感方面的
急急急，十万火急
我朋友跟一个女孩相亲
一、高度重视、完善制度。
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严格按照《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对家庭经困难学生进行评议和认定，对贫困生助学等进行认真的评选，帮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得到资助，顺利完成学业。
1、成立了学生资助工作小组。
由学校德育处牵头，班主任提供困难学生名单，最终由德育处全面负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分管领导监督和检查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及时检查学生资助经费、学生资助工作经费以及学生资助工作人员配备的落实情况，监督学生资助经费的使用情况。
2、班级评议认定工作小组负责传达学校有关资助工作的精神，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工作方法把握资助工作的政策和精神，对申请资助的学生进行初步的审核，并民主评议认定，及时向学生资助中心提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整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个人材料。
3、上榜公示，公开透明。
贫困学生确定后，为了使该项工作切实做到公平、公正，对贫困学生名单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张榜公示，并公示举报电话及信箱，主动接受广大师生及社会的监督；同时，由班主任组织各班进行讨论，征求学生意见。
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举报信息。
急
求三八妇女节演讲的串词 文章就是赞美女性和赞美母亲的比较多
尊敬的各位领同志们、姐妹们：春风，百花争艳。
伴融融的春意，满怀着新的与憧憬，我们迎来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4周年。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聚会，纪念属于自己的光辉节日 。
在此，我谨代表办事处妇联向在座的妇女姐妹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向为妇女事业发展不懈努力的各级妇女干部致以亲切的问候
向长期以来关心、重视、支持妇女工作的办事处党工委、行政、人大联工委表示诚挚的感谢
向即将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五好文明家庭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天这个会是欢庆大会，也是个工作会，主要是传达贯彻全国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和省妇女十一大会议精神，总结2014年的工作，表彰先进，部署2014年的工作，组织动员全办广大妇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昆办的经济发展建功立业。
下面我讲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2014年主要工作回顾2014年，我办妇联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国妇女十大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上级妇联及办事处中心工作,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妇女儿童中心工作不断调整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带领全办妇女积极参与五个文明建设，在全办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妇女十大会议精神，加强妇女组织自身建设全国妇女十大会议精神指导新时期妇女工作的行动指南，为今后妇女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办事处妇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为使各部门、各基层妇女干部能更好地为广大妇女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开展了各类培训活动，基层妇女干部学到很多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提升了工作业务水平，整体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提高，为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服务优、效率高的妇联干部队伍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新时期妇联干部的新形象。
我办妇联基层组织结构合理，新老结合，组织健全。
村、社区妇代会主任都热心热爱妇女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使昆办的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她们为昆办的妇女工作做出了贡献。
特别是铝南村的孔锡兰和杨金村的陈铁芳两位老妇女工作者，从事妇女工作十多年，一直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在妇女主任的岗位上不计报酬，不图名利，一心一意为妇女们服务。
年轻的妇女主任们也很不错，如红星社区的杨静同志和五里村的曾群辉同志都是2014年才进的村委班子，她们年轻有活力，肯钻业务，勤学好问，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适应了工作，努力带领本辖区的妇女们积极投入到昆办的经济建设中来，有效地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南津路社区的妇女主任贺辉煌同志、新坳村的妇女主任文湘莲同志在妇女工作中能独档一面，工作突出，是优秀的妇女带头人，“三八”红旗手。
二、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不断丰富广大妇女的生活，增强妇联组织的积极性妇女的进步从来都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紧密相连。
我办广大妇女以特有的聪慧、勤奋、创新、奉献的时代精神，锐意进取，自觉奉献，广泛参与“双学双比”、“巾帼建功”、“五好文明家庭创建”等活动，为全办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天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和五好文明家庭都是全办妇女群体的佼佼者、领头雁，她们用自身的贡献和作为证明，妇女是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新坳村周水立同志家庭积极配合村上的各项工作，村上集资修路她家出资3500元，把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节省下来的辛苦钱用于支持村上的公益事业，在她家的带头作用下，新坳村的村容村貌得以改观。
昆仑桥社区直四牌楼的李桂香同志,她的小儿媳贺香2014年曾经怀孕，身为社区计划生育信息员的婆婆李桂香，努力做儿子儿媳的工作，在她的耐心劝说下，贺香最终把四个多月的身孕做了引产，在儿媳引产后李桂香细心的照顾，使儿媳深受感动，没有为引产后悔。
现年59岁的李桂香，打破中国几千年来传宗接代传统思想理念，坚决支持儿媳响应国家号召，坚决按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办事，这种想法和行为实属难得。
南正街社区的易阳辉家庭、南津路社区的曾时英家庭，湘碱社区的陈江元家庭都能全家和睦相处，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大力弘扬家庭美德，团结邻里，积极帮助困难群众，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是典型的“五好文明家庭”。
在“三八”期间我办各级妇女组织均举办庆祝活动，召开表彰会、庆祝会、座谈会等。
每年全办各村、社区都要评选表彰“五好文明家庭”八十多户，“三.八”红旗手50多名。
南正街社区十多年来连续评选表彰“五好文明家庭”，被评选上的每户家门口都挂一块光荣牌，这样的评选活动使之“五好文明家庭”户达到 总户数的20%，社区文明程度和居民素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办妇联积极响应市妇联开展的“巾帼志愿者在行动”活动，成立了一支由十多人组成的“巾帼环保志愿者服务 队”，进一步传承“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中华美德，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妇女。
五月份在步步高前坪，市妇联举行了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授旗仪式，宣告着我办的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
授旗仪式后，我办的服务队热情地奔向涟水河边，进行保护母亲河的义务活动，对涟水河堤进行了清扫。
为保护母亲河奉献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积极参与上级妇联主办的各项活动，在湘潭市妇联、湘潭市教育局、湘潭市关工委共同举办的湘潭市“为国教子”家庭教育征文活动中，我办中心小学的邓乐颐老师所写的《父母是永不退休的班主任》一文获得优秀奖。
三、努力提高妇女健康保障水平，关爱妇女健康，充分体现上级部门对妇女儿童的重视和关心。
妇女病普查普治是保障妇女生殖健康的有效措施，我办将农村妇女病普查普治纳入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办事处妇联积极配合市妇联做好全办农村已婚妇女的清查摸底工作，总计我办农村已婚妇女有二千八百多人，为卫生部门的妇科病普查普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4年五月下旬昆仑桥卫生服务中心根据摸底情况对全办已婚妇女免费进行了一次妇女病的检查。
通过对妇女群众妇女病普查普治，普及了妇女生殖保健知识的宣传，降低了妇女生殖道感染率，降低了宫颈癌，乳腺癌患病率，提高了农村妇女的健康水平。
医卫方面优秀人才、“三.八”红旗手谭福平，1989年毕业于湘潭卫校的她，曾在原湘乡化工厂医务室工作，化工厂改制后，她毅然承担起湘碱社区卫生所的重任，团结依靠原卫生所的下岗职工，努力改善医疗条件，保证了社区卫生所的正常运转，极大地方便了社区居民看病就医。
五年来，她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守职业道德，得到了广大居民患者的认可，为下岗女职工再就业树立了榜样。
女性团体安康保险工作我办在全市走在前列，办事处妇联在全办妇女中广泛开展女性系列保险工作，有关女性系列保险的政策和业务很受广大妇女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全年共计完成保额两万零捌佰捌拾圆整，圆满完成上级妇联交办的任务。
江岸村的妇女主任李曙辉同志，在村上身兼数职，从无怨言，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埋首苦干，她深知女性团体安康保险工作的重要性，抽出一定的时间走村入户，努力宣传，江岸村成为2014年全市第一个完成妇险任务的村，不仅为村上的妇女们保平安，还为2014年全市患妇科癌症的十多个姐妹贡献出了一份爱心。
关爱妇女健康，提高了妇女健康的保障水平，促进了和谐家庭的建设。
四、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突出重点，开创少儿工作的新局面6月1日上午，办事处分管教育领导彭坤南部长带队，组织妇联、关工委、团委、学区、信用社、派出所、三建公司、个私协、昆仑桥工商联分会等有关单位部门组成慰问团，到全办六所小学进行了慰问，共送去慰问金4500元，扶助贫困生14名，共解决学费2800元。
南津路社区居委会党组织在“六一”之际，发动党员干部捐款，为社区一名13岁的贫困女孩刘思佳送去了500元的爱心助学款。
这样的活动在办内各单位部门比比皆是。
真正体现了全社会关爱儿童。
注重实效，体现了各级部门对儿童的关爱。
五里村育苗幼儿园园长陈咏梅，艰苦创业，从事幼教工作十多年，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她以自身良好的品德让爱的种子在幼儿们心中生根发芽，她自己也在这平凡中收获了幸福，收获了成功。
将当时只有两名幼师20余名幼儿发展到现在已具规模的10余名教职工200多名幼儿的幼儿园。
她耐心细致管理，呕心沥血教学，真情永驻服务，昆办农村的幼儿教育事业因她而精彩
五、大力宣传各种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水平，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坚持以妇女群众的需求为服务导向，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妇女的维权意识。
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普及《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线，精心制定法制宣传教育计划，同时还采取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巩固学习成果，提高了广大妇女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积极进行“零家庭暴力村”的深入开展活动，进一步深化家庭文化建设，继续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高妇女的地位。
江岸村的王良平家庭、红星社区的潘虹家庭、铝南村的刘玉兰家庭、五里村的李桂珍家庭、杨金村的王谷英家庭爱国守法，热心公益；尊老爱幼，勤俭持家，为昆办的和谐家庭建设作出了榜样。
积极发动广大妇女订阅《今日女报》，让求知若渴的广大农村妇女们从报刊中汲取新的血液，增长新的见识，提高了她们的文化、技术、思想、政治素质，2014年订阅《今日女报》80多份，多年来都超额完成了上级妇联分配的任务。
六、以“双学双比”为动力，以帮助农村妇女增收为重点，提高广大妇女致富的能力和本领。
以基层妇联为依托，搞好新农村建设的有关宣传和学习，提高广大妇女群众对新农村的认识，激发广大农村妇女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热情，发挥半边天的作用，推进我办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铝南村谌水兰同志，抢抓发展机遇，在湘乡市区创建了生意红火的华泰大酒店，安排村民就业，带动村民致富奔小康，积极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她是昆办首当其冲的致富带头人，“三.八”红旗手。
拥有亿兰珠宝和张万福珠宝两家店的南正街社区黄亿兰，她感慨国家好的政策使她致富，她怀一颗感恩之心真情回报社会，她说：是该为这社会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于是，她这几年来连续参加了由振兴连锁超市举办的捐物拍卖救助贫困学生的活动；于是，她参加了昆仑桥工商联牵头组织的救助贫困生的活动；也于是，她参加了由服饰市场管理所牵头组织的为四川大地震灾民捐款捐物的活动，她说：她将会对祖国作出更多的贡献，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本次大会表彰的还有谭玲玲同志、杨雨春同志、曹建同志，她们都热心公益、积极投身于和谐昆办的建设，成绩突出，是当之无愧的三八红旗手。
第二个方面，2014年主要工作任务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湖南省十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精神。
张春贤书记在妇代会上对全省妇女提出了四个要求，对我们妇女寄予了极大厚望，我办妇女将以此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学习成效的重要标准。
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把着眼点放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谋求发展上，让实践充分证明，我办妇女成为全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真正的“半边天”，办事处妇联成为办事处党委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坚固桥梁和纽带，真正推动我办妇女儿童事业再上新台阶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展“巾帼创业”行动。
紧紧围绕增加农村妇女收入这个主题，深化“双学双比”，因地制宜组织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开展“巾帼创业”活动， 培养高素质妇女劳动者和创新型妇女人才，努力满足妇女对提高科技致富能力、提供增收致富项目的迫切需求。
激励广大妇女强化自主创新意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投身自主创新实践，为加快我办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三、引领妇女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促进和谐家庭建设。
以社会主义和新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
争创“省级文明城市”，大力配合市妇联的“巾帼文明行动”， “三.八”节期间,将积极配合市妇联组织巾帼志愿者开展“五车下乡”活动，推动城乡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积极推进和谐家庭创建工作，以家庭和谐促社会和谐。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使和谐家庭建设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结合起来，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昆办结合起来，促进家庭关系和谐融洽、家庭环境整洁舒适、家庭生活科学健康、家庭成员全面发展。
四、抓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积极创建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
办事处妇联将从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切实深入开展“巾帼维权”行动，切实帮助妇女儿童中的弱势群体解决最直接、最需要、最现实的问题，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继续为关爱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健康保障水平而努力，开展女性系列保险工作。
“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办妇联将开展慰问活动，为留守儿童、春蕾女童办实事、办好事，推动全社会关心贫困儿童的成长。
积极配合市里做好农村已婚妇女妇科病普查普治的工作和免费婚检工作。
继续加强法律宣传工作，向广大妇女宣传各种法律法规，动员办事处范围内妇女订阅《今日女报》，扩大她们的知识面，进一步提高全办广大妇女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水平。
维护社会稳定，积极进行“零家庭暴力村”的深入开展活动。
从而使维权工作逐步走向经常化、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五、坚持改革创新，全面推进自身建设。
2014年为湘乡市妇女素质提升年，我办将坚决响应省十一次妇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妇联的各项工作，积极促进“巾帼成才”活动的深入开展，组织各项活动，参加各类培训。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以改革的精神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扩大工作覆盖面，坚持“党建带动妇建，妇建服务党建”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把妇女凝聚在党和政府周围，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构建与党的群众工作规律相符合，与社会事业进程相协调，与妇女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化妇女工作体系，促进我办妇女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天高路远任驰骋，东风正劲再扬帆。
希望受到表彰的家庭和个人把荣誉作为起点，不断努力，开拓创新，再接再厉。
以家庭文明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一轮的机遇和挑战，让我们团结一心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勇往直前，共同创造昆办更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昆仑桥办事处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