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总结结束语
学生会是为同学服务的窗口，是老师与同学交流的纽带，我们深知肩上责任的重大，深知自身的不足。
收获是喜悦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新的学期，新的征程，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断发现自身的不足，找出差距，取长补短，认清自己的目标，明确我们的发展方向。
我们相信通过努力，在新的征程中一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在国教学生会这块锻炼我，磨练我，激励我，成长我，成熟我的沃土上，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这其中有苦，也有甜，但更多的还是充实!非常感谢国教学生会给了我这个可以展示自己，锻炼自己的平台
当然，我前进的步伐不会因在学生会遇到一些挫折、打击而停止；相反，我会迎着风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继续扬帆前行
屹立于世纪之巅，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学生会如何在日益走向开放的校园中发挥基层学生会的作用，为我校的升本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将会不断的努力与探索，扬长避短，使学生会的各项工作在稳定中创新，在创新中稳步前进，逐步走向完善，我们也坚信：只要我们以积极的心态主动的工作，无悔的付出，一定会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更多克艘“总结王-zongjiewang”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叫什么
在那里
起源--身世之迷两千三百年前，一位诗人同时又是哲人的士大夫在洞庭湖畔徘徊。
他时而低首思索，时而仰天咏叹。
在珠走玉盘级的诗句中，他把积郁在心头的那种疑惑一泻而出：那远古的初态，是谁传告下来
天地还未成形，凭什么来考证
日夜水分，一片黑暗。
有谁能分辨极限
天气运动，克盈无形。
如何可以识得天地
禹用应龙。
如何沟通江海
应龙怎样以尾划地
江河流向海洋，有何经历
日光无处不到，烛龙如何再照
太阳尚未升起，神树为何闪耀光华
这位士大夫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
上面的诗句来自他的《天问》。
在诗中，屈原一口气提出了百余个问题，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传说，他都大胆地提出了怀疑，自然，“龙”这个神物也没逃脱他那敏锐的目光。
因为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曾有应龙（一种有翼的龙）以尾划地，为禹指出疏导洪水的路线，于是才有后世江河的浩荡......--------------------------------------------------------------------------------龙的发展——气象万千(一)：龙的图腾形象自商代形成后，随着悠悠岁月的流转，其形象也在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历史的一流一脉都在龙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商代，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
它那令人可怖的、幻想的形象给人强烈的神密感和一种狞厉的美，显示出龙有超越世间的神的权威。
商代的龙主要铸造刻饰在青铜礼器上，线条错落凸突，深沉雄健，再加上青铜礼器那厚重沉稳的造型，使龙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折射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宗教理念。
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纪被周王朝取代。
周人的原始宗教中，人文的色彩较为浓烈，这是因为周伐商并推翻商王朝的理由是商王朝无德害民，周人是代表天来对商进行惩罚。
因周人有“德”，得以配天，夺取了天下。
周人打败商人后，不但夺取了体现商人通天权力（实际上是统治权力）的鼎器，而且在新铸的礼器中，突出了自己的宗教观念。
据说周人伐商之时，曾有一巨大的赤色的凤，口衔玉硅（也有记载说是口衔丹书）落在周的社庙，代表上天降瑞应给周，所以在周代的礼器上，凤的形象更为突出，龙的形象趋于弱化，甚至在一些图案中，将凤的冠状物安到了龙的头上，龙的体态少了那种张扬和狞厉，失去了商代龙的摄人气势，变得比较平和，更趋于艺术化与图案化。
龙施雨沛中国龙文化中，龙的另一项功能是司水布雨。
南宋诗人陆游所作的《龙湫歌》勾画了湫龙行云施雨的壮观场面：环湫巨木老不花，渊沉千尺龙所家。
爪痕入木欲数寸，欢者心掉不敢哗。
去年大旱绵千里，禾不立苗麦垂死。
林神社鬼无奈何，老龙欠伸徐一起。
隆隆之雷浩浩风，倒卷江水倾虚空。
鳞间出火作飞电，金蛇夜掣层云中。
明朝父老来赛雨，大巫吹箫小巫舞。
词门人散月娟娟，龙归抱珠湫底眠。
龙何以被当作司云布雨的神灵
这与龙的摹写原型有密切的联系，也与远古的农业经济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龙虽然是由多种动物的形体结合，并经过艺术的夸张和变异而成，但这些动物大都是与水有关，如鱼、鳄、鲵、蛇等，某些与龙的起源有关的自然现象，如云、虹、闪电等，也与水或雨有密切的联系。
这样，龙很容易被远古的先民想象为一种下可潜于渊、上可腾于天、行有从云雷电、可影响川泽云雨的神兽。
《易经》中就认为云从龙，凤从虎。
东汉的学者王充说：“龙听到雷声而起。
龙起必有云相伴随，夏季则多有雷雨，龙多登云，乘云雨而行走。
”龙有司水布雨的功能，又是神的助手，因此在上古传说中，龙也成为神与神之间斗争的工具。
《山海经》中记载了一则黄帝与蚩尤作战的故事，故事中说蚩尤率军队进攻黄帝，黄帝命令应龙在冀州之野抵抗蚩尤的进攻。
应龙受命后用它司水的本领将水蓄积起来，造成缺水，以图阻止敌人。
但蚩尤请来风伯和雨神，纵风下雨。
黄帝又从上天派下一名称作魃的女神协助应龙，止住了风雨，最后将蚩尤击败。
但应龙与魃也无法回到天上，于是地上大旱。
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也有龙的活动。
据说大禹治水前，有应龙以尾画地，为禹画出应开挖的浚水导水的水道线路，也有传说说禹治水时疏导河川、挖去山岩，有应龙在前曳尾，有玄龟在后挖泥，当疏导到巫山县时，一条应龙画错了水道，被禹处死。
巫县现在仍有错开峡和斩龙台两处地名。
传统中的应龙是一种有翼的龙，颈细腹大，鳞身。
脊上有棘礼四肢强健，而且喜欢独处。
古人曾有诗咏应龙：“应龙未起时，乃在渊底藏，非云足不踏，举则冲天翔。
譬彼野兰草，幽居常独香，清见播四远，万里望芬芳。
隐居可颐志，自见焉得彰。
”这首诗实际上是借应龙而指人，借题发挥了。
从上述传说中可以看出，布雨还不是应龙所独有的功能，因为蚩尤也请来了正规的神抵——雨师。
但应龙有布雨的本事则是无疑的。
据说黄帝战胜蚩尤后，由于应龙不能再上天，所以先民们用上造出一条状如应龙的“土龙”，同时施以巫术，才使得上天降下了甘霖。
于是以“土龙”呼风唤雨就成了祈雨的必不可少的内容。
而且，虽然上古时代的雨师有多种名目，但随着龙崇拜的普及，其它雨师的形象乃至名称都弱化、模糊了，只有龙的布雨形象日益强化，所以龙也就成了雨师。
龙的司水与布雨形象的鲜明，又与祈雨巫术的发展有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在远古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天气的阴晴旱涝、雨雪冰霜都对农业生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农业收成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先民们的命运，所以祈雨就成了最重要的巫术。
在上古的祈雨活动中，虽然离不开龙，却不以龙为主角，因为上古时期龙是沟通神与人的工具，是天神的助手，本身还不是神，所以在祈雨巫术中，龙还只是布雨的工具。
那么，上古祈雨是什么样子呢
据文献记载，上古祈雨巫术主要是焚人祭天。
当作牺牲而被焚烧的是两种人：巫和魍。
巫在原始宗教中是天神的使者，所以要用火焚死，使其能升天向天神介绍旱情，求天降雨，魍是一种残疾之人，据说身躯矮小、腹部高耸，总是仰面鼻孔朝天。
天哀怜这种人，怕下雨雨水流进魍的鼻孔，所以不肯降雨，造成干旱。
这样，魍就成了一名召致旱魔的不祥人。
所以要在巫术中焚烧魍，是因为在远古先民看来，既然上天哀怜其病不肯降雨，自然也会哀怜其被焚而降雨人间。
在这个仪式中，要使用龙状的祭器和“作土龙”，用龙来通神，求上天降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文明的进步和人文精神的兴起，上古时那种残酷的焚人祭天的祈雨方式有了重要的变化，不再焚人，而改为曝晒。
担任祭司的巫和作为牺牲的魍要在炎炎烈日下曝晒数日。
但这种作法也已受到怀疑和指责。
《礼记》记载说，有一年大旱，鲁穆公召见县子商量。
穆公问道：“天久旱不雨，我想准备一场祭天曝晒的仪式，你以为如何
”县子回答说：“天不下雨，您却去曝晒残疾之人，如此施虐，是不可以的呀
”穆公又说：“那么我举行祭天曝巫的仪式是否可以
”县子说：“靠巫这种愚蠢的妇人来祈天降雨，难道不是自己的疏忽吗
”这段对话显示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是曝晒巫和魍这种求雨巫术也已受到冲击，被视为是虐待和愚人之术。
战国以后，祈雨的仪式更多地转向用龙，并将阴阳五行的内容融进了仪式之中。
如在汉代，春旱求雨时，地方官要选择水日祭把社稷山川，不得斩伐山林名木。
在城邑的东门外建四通之坛，坛方八尺，周围树立八面黑旗，以水官之神共工为神主。
祭祀之时，用八条生鱼和玄酒（一种用来祭祀的清水），并准备清酒和大块的肉脯。
用洁净善言的巫人主持祭把，要连续三夭举斋。
巫要穿黑色衣，先向神主祭拜，然后念祝词，祝罢再拜。
祝词是：“上天生五谷用来养人，现在五谷受到旱灾的危害，难以成熟结出果实。
诸神享受清酒与肉脯，拜请神灵降雨。
雨降而大地湿润后，我门就奉献牲物再表感谢。
”在水日作一条8丈长的苍龙，置于中央，作7条4丈长的小龙，龙头皆向东方。
各相距8尺。
再选小童8人，食斋沐浴3日，穿青衣而肃立。
把祭祀土神的“社”与闾外的沟挖通，用5只蛤蟆放在社中央方8尺、深1尺的池内，注以水。
然后再准备清酒肉脯，斋戒3日，穿上黑衣向神祝祷。
用3岁的公鸡与雄猪，将其作为祭神用的炙肉，在四通神的供室中炙烤。
谕令百姓关闭南门，门外放置盛水的容器，开北门，村内放一口雄猪，北门之外的集市里也放置一口雄猪，听到鼓声响起后就炙烤猪尾。
间里周围如有未掩埋的骸骨要埋于地下，沟峪有草木壅塞的，用火将柴草烧掉，如河沟已被桥道堵塞，要疏通。
求得雨后，向林献一口猪及酒、盐、黍等物。
作龙必须要在水日，必须要用洁净的上。
还要在庚子日令吏民夫妇同居，以取阴阳调和之意。
在汉代的祈雨仪式中，龙的地位与作用已与远古时期有了差别，汉代祈雨用龙，主要的不是用龙来通神乞雨，而是因为龙本身就可以招云，云从龙，有云自然易于降雨。
汉以后，祈雨的仪式复杂化了。
这是因为汉之后佛教渐次传入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初具规模。
这两种宗教在中国立足后，便成了祈雨活动、特别是民间祈雨活动中的主要角色。
但传统的以龙祈雨的方式并没有消失，而是与佛、道的祈雨逐渐结合，不过国家祈雨把典中，还主要地是通过敬天求天神降雨，巫术的成分减少，甚至不再使用巫砚，但以土龙招雨的作法还很常见。
隋代专有祈雨的祭坛，当第一次祈雨后不见灵验时，皇帝则下令禁屠、迁走集市，官员不得打伞用扇，让居民造土龙，皇帝自己还要穿素衣，不坐正殿或干脆露天办公，还要减少御膳的数量，撤掉乐队。
唐代除了传统的祈雨仪式外，又出现了画龙祈雨的新花样。
唐代民间的祈雨近乎于直接向龙祈求，并保留了巫术的某些形态。
据《全唐诗》记载，唐代民间祈雨时，用土填满大瓮，用木制的蜥蜴放人土中，然后用穿青衣的小童手持青竹，围瓮边唱边舞：“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
”由于蜥蜴是龙的原型之一，所以在仪式中当了龙的替身，如同用土龙一样。
小童且歌且舞，显示出巫的流风余韵。
宋代民间祈雨也用此法，不过略有不同，求雨时各街巷以大瓮装满水，上插杨柳枝，将活蜥蜴放入水中，也有青衣小儿环绕而歌。
宋代还有一种龙虎祈雨法，用长绳系一虎头骨，投入据称是有龙的水潭之中，使人不断牵动长绳，虎头骨就在水中摇摆不定，于是就会有云起潭中，随之雨降。
这种祈雨仪式取的是龙虎相斗之意，引龙出渊，从而降雨。
唐宋后，国家的祈雨仪式上常有最高统治者参加，明世宗朱厚璁曾亲到郊坛祈雨，得雨后赋诗：“烟雨腾腾述苑林，老龙惊起状千寻。
三农此时欢樯秀，百谷成时喜赋吟。
嘘呼还本原阳气，震荡须资雷雨临。
莫谓尔君六事否，且喜思霖抵万金。
”龙在上古时代，具有原始宗教的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龙的宗教意义淡化，世俗化的趋势加强。
但汉以后，龙又重新被注入了宗教的内容，龙也由原来的神兽变成了充分人格化的龙王。
龙的这一身份变化源于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创立。
佛教是公元前五六世纪由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的。
这个王子就是佛教里所称的释迦牟尼佛祖，也称如来佛。
佛教创立后，经西域渐渐传播到中国内地。
在传播过程中，为能在中国立足，佛教大幅度地中国化，其中包括对中国传统神柢和巫术的吸收。
佛经在传入中国时，也在概念和术语上尽量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
在佛经中，有一个名叫“那迦”的神兽，这种神兽长身无足，在水中称王。
实际上，那迦的原型是南亚热带雨林中的蟒蛇。
那迦在佛教中是佛的护卫者，按佛经的说法，佛降生后，那迦护卫在佛的左右，吐一温一凉的净水为佛洗浴，并在空中歌舞赞礼，散各种妙花。
那迦的数目在佛经中说法不一，有五位、七位、八位、八十一位、一百八十五位等不同说法，每位又有眷属千百。
那迦可兴云布雨、决江开渎、致福却灾，居于海川沼渊之中，显然，佛教中的那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佛经转译为中文时，那迦顺理成章地被译为龙，而中国的百姓原本就以龙为神灵，对佛教中的龙也就慨然接受，并以中国文化中的龙来理解佛教中的龙了。
在佛教中，龙是护法八部神抵中的第二位，神通广大，被称为“龙王”。
据佛经记载，龙王在居住的海中有庄严华美的宫殿，佛曾到海底龙宫中宣讲佛法。
这些内容对中国龙王及龙王传说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提供了素材。
道教形成于东汉未年。
它是在中国上古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和升仙思想发展而来。
因而，上古的鬼神观念和龙的观念都被道教所摄取。
上古神话中龙是通天神兽，是升仙的坐骑，道教对此说全盘继承。
道教中的神仙也多以龙为脚力，道教的法术中有一种为“乘峤”，即乘坐神兽飞行于空中，与神仙往来，所乘的神兽有三种，即龙、虎和鹿，分别称为龙峤、虎峤和鹿峤。
三种之中，以龙峤为最上，因为龙能上天入地，穿山潜水，能助修炼之人混杳冥而通大道。
据道教经典所说，乘龙断者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都不敢侵犯，无论到何地，都会有神祗出迎。
早期道教，尽管不否定龙的施云布雨的功能，但为龙所规定的基本职责是供得道仙人驭乘。
那么，为何道教后来特别重视龙的施水功能，以致后来也出现了龙主这一“神”呢
这主要是因为早期道教与佛教曾有过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是双方争相拉拢封建君主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就是尽量附和民众心理，取得民众的认同。
所以，当佛教关于龙王的内容日益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产生社会影响后，道教也奋起直追，把道教中的龙也附会为王，而且后来居上，名目的繁多超过了佛教，主要有四海龙王，东海敖广、南海敖闰、西海敖钦、北海敖顺；五方龙王：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
此外尚有清净、大地、法海，日月、星宿、天宫、龙宫等各种名目的龙王数百位。
上古原始宗教中的龙虽有神性，但并不占地一方，但道教的龙则均有守土之责，诸天有龙，四海有龙，五方有龙，三十八山有龙，二十四向有龙，渐至凡有水之处，无论湖海河川．还是渊潭池沼，甚至井、泉之内，莫不有龙王驻在。
由于道教是本土宗教，道教的龙也就更为中国化，比佛教的龙更为世俗，更适合中国民众的心理。
道教的龙不但能降雨除旱，而且还可救火，当龙降临时，还可以在祈雨的同时捎带提一些其它方面的要求，如求福、长生、官职、疾病，住宅凶吉等，“无有不吉”，大有包打天下的气概。
道教中龙的施雨也更有人情味和传奇色彩。
《太平广记
》曾记有一位名叫释玄照的人在嵩山修炼讲法。
听众中有三位须发皆白、相貌奇异的老者从无缺席，虚心听讲。
一日，三老臾谒见玄照，称三人皆为龙，得闻大道，非常感激，无以为报，请玄照指使。
于是玄照说：“今天下久旱，如能行云致雨，润万物而苏民困，功德非浅。
”三老臾回称：“施雨不难，但天帝雨禁森严，擅自行雨，于系非小，恐有杀身之祸。
不过有一方法可行，我等闻听少室山处士孙思邈德高望重，仁德无量，其所传《千金翼方》惠济万世，其名已录仙籍。
如得孙处士一言相庇，定保我等安然。
”于是将相庇之法告诉给玄照。
玄照即赴少室山孙思邈处，请庇护三龙，使龙能召云致雨。
孙思邈问以何法，玄照答以三龙降雨之后，即避于思邈居室后的池沼中隐蔽。
如有异人拘拿三龙，请思邈劝谕释三龙之罪。
孙思邈允诺。
于是三龙行雨一昼夜，千里雨足。
次日，玄照赴孙思邈处，二人对谈之际，忽见一骨状奇特之大汉径奔室后池沼，大声叱咤，须臾间便有三只水獭浮出池面，大汉以赤索将三獭捆定，准备离去。
孙思递急趋前拦住大汉说：“三物之罪，死不足以赎，但擅自行雨是出于贫道之意，还望开释三物，并请上达天帝，恕三物之罪。
”大汉听毕，即解开绳索而去。
事后三龙赴孙思邈处，意有所酬，孙坚拒。
三龙又向玄照致谢，再三为请。
玄照不得已，遂请三龙作法将观前障路山峰移走。
于是三龙作法，将山以雷霆击碎，观前豁然开朗，数里坦平。
故事中的孙思邈为隋未唐初名医兼名士，有千金方传世，当时颇有名气，被道教牵扯入内，反映道教不仅能使龙致雨，还能救龙之命，龙与神仙的感遇富有人情味。
孙思邈救龙故事不止一端，《酉阳杂俎》记孙思邈在终南山隐居，时天大旱，一名来自西域的胡僧在昆明他结坛祈雨。
七日后，池水缩数尺。
池中之龙化为一老者至孙思邈处求救。
孙说：“我知道昆明池有仙方三十篇，将方予我，即可救你。
”龙答称仙方天帝不准妄传，但事急已顾不了许多，遂将仙方奉上。
孙思邈大喜，嘱龙不必忧虑。
自此果然池水渐涨，甚至溢出池岸。
胡僧祈雨不成，羞奎而死，这个故事中的孙思邈没有仁圣的色彩，颇有乘人之危、且不顾天下而念一已之私的意味，但表现了在龙问题上的佛、道之间的竞争。
佛、道两教争相对龙宣传，刺激了民间对龙的崇拜，传统的龙也由一神兽而成神。
于是大江南北，龙王几乎无水无之。
封建帝王也对龙神发生兴趣，唐代就有祭五龙之制，宋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下诏封天下五龙神为王爵。
明清两代帝王也有封龙为王之举。
帝王的褒扬，抬高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本来在佛、道二教中，龙虽为神，但都没有显赫的地位，因此无论佛寺还是道观，都不供奉龙，龙但是宗教建筑的装饰，至多不过是佛、仙的坐骑，但在中国民间，龙却扬眉吐气，成为一种信仰最众、独立于佛、道之外的神祗。
各地龙王庙林立，龙王庙与城隍庙、土地庙成为中国到处可见的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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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故事
孙中山先生与洪门 在加拿大温哥华市华埠片打西街1号，即《大汉公报》对面的一座建筑物，便是昔日洪门致公堂的会址，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来温哥华时，曾在这里居住过。
洪门是旧中国的秘密帮会之一。
“洪”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的“洪”。
其目的是反清复明，特别强调会员对组织的效忠，尤其是义气，非常重视。
传说他们的始祖是少林僧徒，因满清毁少林寺，僧众逃脱而创立会社。
这些会社，主要是流行于福建、广东及长江流域一带。
天地会发展于西北，洪门等秘密会社组织也渐渐蔓延至南洋及美国各地。
远在1863年，在卑诗省埠仔BARKERVILLE(俗称金山)，不少中国人被“卖猪仔”到这里做矿工或淘金沙。
他们多数是只身在外谋生，孤独无靠，难免受白人欺负，因此便组织帮会，名洪顺堂，后改名致公堂，此乃是洪门的支派之一，亦是卑诗省最早的一个中国人团体。
孙中山先生在美洲奔走革命，得力于这些帮会不少。
1903年他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后更被推为堂主。
孙中山先生曾三次来温哥华奔走革命，向华侨筹款，并得到当地帮会很大帮助。
第一次是在1897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乘船来加拿大，在满地可登岸，然后乘火车抵达温哥华，他停留在域多利市达十日之久。
第二次是在1910年2月，孙中山由三藩市乘火车抵达温哥华，并转往加拿大各城市向华侨演讲，鼓吹革命，此次筹款运动甚为成功。
第三次是在1911年2月，这是最盛大的一次。
孙中山由三藩市抵温哥华，当他抵火车站时，受千万华侨欢迎。
他向华侨演讲连续四日，鼓吹革命，大受当地华侨支持。
他此次筹款超过7万元，域多利市的致公堂甚至将其会馆按揭给银行，得3万多元来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1]，原名孙文（1866-1925）。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革命的旗帜，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
被尊称为国父。
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
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
他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
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
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应是共识。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
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
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
广东香山（中山）翠亨村人，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
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称他为“革命先行者”。
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台湾地区的民主象征。
[编辑本段]国父名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逝世，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
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但是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在不同的场合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或是国父
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自此之后，孙中山即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其“国父”的地位。
汪精卫于南京建立的亲日政权也尊崇孙中山，并作出了一系列规定。
1941年5月29日，在汪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的，由陈公博提出的“手创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应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的议案，即属一例，同时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
不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推翻中华民国大陆政权前或后，都尊称孙氏是“中共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民间则有人沿袭民国时代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的这一做法。
另外孙中山先生之夫人宋庆龄女士，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享有较中华民国时期更崇高的地位，有时也被人进而尊称为“国母”。
中共的[20024]号文件，2002年11月修订的《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中，规定“对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不直接称谓，可称台北中山纪念馆。
”另外台湾的教育部也在2007年建议修改不适当用词，如“国父孙中山”应该为“孙中山先生”。
有些人认为是台湾民进党政府进行去中国化。
[编辑本段]家系 孙中山家族的祖居地有“紫金说”和“东莞说”两种说法。
“紫金说”由广东学者罗香林在1920年代提出，他认为孙中山的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紫金县公馆地区，与翠亨的孙氏不同宗。
“东莞说”为孙中山故乡的翠亨孙氏所提出，此说认为孙氏为汉族，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主要依据为孙中山家族的族谱。
罗香林的“紫金说”提出之后，一直与“东莞说”针锋相对，故而产生了关于孙中山祖居地的争论。
“东莞说”一直是被社会主要接受的说法，现在孙氏家族的长子嫡孙孙满等亲属后代均亦认同。
虽有“紫金说”与“东莞说”两种学说的争议，但孙中山的祖先从东莞迁居到珠江口西岸的香山翠亨村的情况，则是被公认的。
3 家族 祖父孙敬贤（1789年~1850年）， 祖母黄氏（1792年~1869年）， 父亲孙达成（1812年~1888年）， 母亲杨氏（
年~1910年）。
3 兄弟姊妹 长兄孙眉， 姊孙妙茜， 妹孙秋绮， 另有一兄一姐早殇。
3 妻妾 首任妻子卢慕贞（1867年~1952年），（1884年与孙中山结婚、1915年离婚。
) 妾陈粹芬。
妻宋庆龄 （被尊称为国母）（1893年~1981年），（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 3子女 子孙科（1891年~1973年） ，长女孙娫 ，次女孙婉（又作孙琬） 。
三人都是卢慕贞所生。
[编辑本段]名字由来 孙文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
除了下列实际使用的名字外，孙文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
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孙氏本人于所有公私档案均以“孙文”署名。
在西方，孙氏以“Sun Yat-Sen”（即孙逸仙的粤语的英文音译）之名闻于世。
[编辑本段]早年生涯 孙中山在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季子。
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
孙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
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
之后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
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于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
次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
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 孙中山最初未言革命，尝于1894年《上李鸿章万言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
失望之余，孙中山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企图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准备筹划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目标。
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
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先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
孙中山以志业相近，遂与辅仁会社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于是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
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编辑本段]革命生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兴中会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当时称为伯理玺德天，即 President），孙为秘书。
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
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
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作收，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
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并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
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
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个清廷陷阱。
而后李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
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
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
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
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
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
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
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
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
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
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
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再今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
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
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
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
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
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绕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
此外又先后发动包括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咸起响应。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
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
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据《凤凰周刊》说当时的孙中山还在那里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编辑本段]出任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
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
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
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
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
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
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
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编辑本段]二次、三次革命 1912年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
”，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嫌疑为原凶。
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称为二次革命。
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
孙中山被通缉，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
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
部份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有加入。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
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孙中山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
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
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
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
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
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
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
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于1922年6月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离粤退居上海。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
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
（注：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
近年王尔敏先生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照孙中山的演讲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注：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
关于孙中山回应世界主义的所指，海内外学人较少直接论及。
2000年11月在中山翠亨的“孙中山与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就此提问，无人能够具体回答。
一般相关著述主要是正面阐述民族主义。
），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
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派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
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缠绕之间所做的两难选择，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编辑本段]联俄容共 第二次护法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
孙、越会面曾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年初，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孙中山得以在3月回粤。
12月29日，孙中山落实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政策。
在苏联援助下，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并以蒋介石为校长。
11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惟健康已急转直下。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同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此时的孙中山已是重病缠身，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
孙中山先生1924年11月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
12月4日到达天津，受到两万群众欢迎。
由于一路颠簸和北地严寒，先生旧病复发，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准备22日入京。
18日，先生得悉“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大失所望，遂病情加剧。
段祺瑞又来电相催，说:“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先生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
”孙中山先生12月31日抵京，受到两万多群众欢迎，随后入住北京饭店。
孙中山1925年1月抵京后即开始病发，1925年1月26日，先生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
2月18日，先生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先生自知不起，由夫人扶腕，在《孙中山国事遗嘱》、《孙中山致苏联遗书》上签字。
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8岁，孙中山临终时同意汪兆铭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
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 孙中山的死讯：“孙文吐呕大作。
不能进食。
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
呼吸十八次。
极危险。
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
终夜不离。
戴天仇为孙草遗嘱。
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
腹胀加增。
克礼为之打针放水。
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
当弥留时。
戴天仇代草遗嘱。
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
”1920年孙中山在上海 同日，胡汉民饬令各地停止宴会：“十二日午一时胡汉民接汪精卫来电、谓孙中山于十二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病终京寓，胡汉民即分饬各大小机关、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并令公安局分饬市内酒楼、即日起停止宴会、市民停止七天、在职人员则停止一个月、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兵士及各机关职停员缠黑纱一月。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
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弥留之际，孙中山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北京签名吊唁者74万多人，参加送殡者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治丧处成员并敬献长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他在三份遗嘱上签署。
今日中国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孙中山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
他当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
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孙中山过去一再推迟为遗嘱签字，此时在宋庆龄附助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名。
所谓1928年，国民政府的国语投票是否史实
以下内容来自维基百科，相信：满清入主中原然定满语为国语，[12]但全国通行的实语，汉官多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满族人进入北京后学说汉语北京官话，又把自己的满语音韵和发音习惯、特色文化词汇带入自己的满式汉语，于清末形成满汉语言成分融合的京腔旗人话，使其成为现代标准北京语音的前身。
[13]现代汉语标准语定命于清朝的“官话”体系。
北平音系的声调，为阴平、阳平、上、去之四声，而没有入声。
[14]。
雍正6年（1728）8月6日，雍正上谕内阁曰：“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
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言语，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盛也。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
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
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
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语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为编氓，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
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道，庶几历久可通。
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达矣。
”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书馆，教授官话。
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编辑]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展了“言文一致运动”以及文字改革运动，提倡废止汉字。
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语改変主义者上田万年在日本作了《国语与国家》的演讲，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的三位一体国语观，鼓吹“国语是国家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
他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机关“国语调查委员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语辞典》，通过国民教育在日本推行标准日本语。
不论‘国语’或‘普通话’，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称。
[15]1892年，受日本和西欧等国语言统一、教育普及的影响，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提出用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
[16]1898年，卢戆章的老乡林辂存向光绪上书建议“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国，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十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
”。
[17] 百日维新失败后，礼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摹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国书（满文）十二字头之法，创制官话合音字母为北京话注音，[18]出版了《官话合声字母》一书。
王照的京师拼音官话书报社，定官话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韵，四声，辗转相拼，得二千余音。
包括京师语言，其取音用合声之法，与国书字头相表里。
而字体则取汉字笔画，相合而成。
[19]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学政回国，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主张以京城声口统一天下，以一统国民。
[20]吴汝纶称道王照的注音字母“尽是京城口声，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而得劐当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
光绪28年（1902），张百熙奏陈所拟学堂章程，奉准颁行，史称《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汉语的国语地位。
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满清制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
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
”《圣谕广训》的宣讲使北京官话在全国通行。
通行本《圣谕广训直解》在官办新学课堂“中国文学”学科中，已被指定为“习官话”的教材，因“其文皆系京师语”，每星期应学习一次。
[21]这是北京官话和白话文得以推广的前提。
学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制订的《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已明确将“宣讲所”纳入各厅、州、县必须设立的劝学所建制中。
有关规定也强调了与宣讲《圣谕广训》的衔接，内容要求与天津成例亦相近：“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
……宣讲应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讲圣谕之时，应肃立起敬，不得懈怠。
……其学部颁行宣讲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概在应行宣讲之列。
”[22]则《圣谕广训》的白话解读本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一条线索。
[23]1910年10月，学部基于尚书荣庆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学堂在国语教科之外，增设官话教科。
1905年，劳乃宣将王照的官话字母加以修正,作《简字谱》一书。
1906年，卢戆章也赞成用京城语音统一语言。
[24][25]卢懋章的“京音”方案有字母63个（声母21个、 结合韵母42个）。
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
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1910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摄政王，官话合音字母被清政府禁止传习。
从19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到1910年清朝摄政王查禁官话字母,推行了10年,遍及13省,编印书籍6万余部。
1910年，资政院议员满人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窃维官话简字，旧名官声字母，本国书合声之制，取首善京音为准，发现于天津，实验于各处。
拼音不过两母，故较东西各国拼法为易学易记；四等不分于韵母，故较中国韵学旧法为直截了当。
”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
连署此说帖的有严复等32人。
此案通过提交学部。
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上通过了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其中包括“以京音为主，审定标准音，以官话为主，审定标准语”。
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并提出语音以京音为主，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语词以官话为主，择其正当雅训者。
但章太炎指责北京音为“金元虏语”，为方言争地位。
[26]吴稚晖认为“南人则杂有苗蛮之音，然北人亦未尝不离胡羌之声……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
”[27] 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黎锦熙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为了团结各民族，提倡国语运动，政府公报出现《教育部征求各处方音广告》，提到“本部现拟编定国语音韵标准”云云，广告多次发布。
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计划成立读音统一委员会。
12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及任务为：一、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二、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审定所有音素总数；三、采定字母，每音素均以字母表之。
次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北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
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吴稚晖任议长，王照任副议长，网罗全国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之权威专家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
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
最终参与表决的共44人。
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的争吵打架，是明清南北两派正音传统的最后一次冲突。
王照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大战。
[28]这个会开了三个月，争论很激烈，结果是制定了三十九个字母，称为“注音字母”。
字母的形式是采用笔划最简而音读与声母韵母最相近的古字。
[29]拼音官话书报社的编译员、各号官话字母义塾的教员、教习、经理、赞成员等111人向资政院的说帖提道：“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
千百年荟萃磨练，而成此一种京戏话，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
且原与京话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江苏、安徽之两半省矣。
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
为高因陵，为下因泽，岂有舍京语而别事矫揉之理哉
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
”最后读音统一会决定以“每省区为一表决权，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
读音统一会从清人李光地《音韵阐微》中选出6500多个常用字，以表决方式审定国音，编成《国音汇编草》，并拟订了一套注音字母。
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的同音字，采取较为常用者，隔夜印发各会员，以便分省商定音读，用会中预备的“记音字母”注于字单上。
次日开会每省提出一张记音字单，由注音员逐字比较各音的多少，而以该字最多数的音为会中审定的读音。
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
满文十二字头“合声法”标音的《音韵阐微·凡例》说：“世传切韵之书，其用法繁而取音难。
今依本朝字书合声切法，则用法简而取音易。
”[30]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
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
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国音”。
[31]教育部令第75号：“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
经该会会员议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以代反切之用，并由会员多数决定常用诸字之读昔，呈请本部设法推行在案。
”但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
“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胡适以及反对新文学的胡先骕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 ，在于民智不开。
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
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国语。
，其《成立缘起》指出：“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仁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
……同人等到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
惟既以白话为文，则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国语研究会五项任务为：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编辑国语刊物。
黎锦熙的国语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联合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校长出席指导。
随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中提出：“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1917年，吴稚晖依据《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将《国音汇编》改编为《国音字典》。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颁布第七五号令指出：“查国语统一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
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
”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笔划简单的古汉字，音节的拼写采用声、介、韵三拼法。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
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胡适则表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
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
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
吴稚晖仍然坚持主张用世界语代替汉语，反对用罗马字拼音。
傅斯年针对吴稚晖的观点，发表一篇长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主张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写汉语。
中华民国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
1919年，国语运动与言文一致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吴敬恒、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蔡元培、许地山、汪怡等人。
经教育部指定张一聋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会员有刘半农及钱玄同。
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等议案。
9月，吴敬恒等人将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七千二百个汉字的国音和没有审定的同音字六百五十余个，总共一万三千七百余字，编成一部《中华民国国音字典》出版并由教育部公布。
教育部同时明示：“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与普通音不合，且与北京人读书之正音不合，此类土音，当然舍弃，自不待言。
”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于上海，议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意见，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定《国音字典》，即行颁布。
”[32]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并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被教育部以《训令第五十三号》颁发实行。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33]《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
”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支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
黎锦熙的弟弟黎锦晖担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干事，编写了《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并出任“国语专修学校”的校长等职，创作歌舞，亲自向儿童们普及国语。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
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
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连注音字母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其办法是：一、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就是定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二、由教育部主持，请有真正科学的语音学训练的人去研究标准语里头所用的音，分析之后，先用科学的方法记下； 三、由教育部主持，请语音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制配字母。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国音字典附录》:“凡遇原来注音有生僻不习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于普通音者。
当然在采取之列。
”《国音字典》只将声母和韵母拼定字音,不但没有指定何种方言可以作口头上标准之声调，就连纸片上的四声点也没有点进去。
由于平上去入各地调値不一，在民国初年的“国语”及《国音字典》虽然有各汉字的声韵拼法，但对于声调的表现法却莫衷一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
在京音派持续鼓吹其主张之际，黎锦熙等人开始提出以北京声调为准则的意见。
连原来主张废除五声的人也出来呼吁教育部从速公布国音声调的标准，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最好就用北京调为国语的声调标准”。
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
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读书音。
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阴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就有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
1922年8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出版以后，创制拉丁字拼音方案的风气更达到高潮。
钱玄同式两种，赵元任式一种（1922），周辨明“中华国语音声字制”一种（1923）。
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以及《理想的国语》，强调国语的文化建设功能，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倡议国民全体用国语。
[34][35]瞿秋白则批评这种现代汉语是“非驴非马”的新文言。
翻译西方文学对国语的语法影响至深。
[36]鲁迅也认为接近欧化文法是必要的。
[37]国语是一种不同于古代汉语的新的语言体系。
[38]国语研究会出版会刊《国语月刊》。
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文学革命已大胜。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钱玄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又把社员叶谷虚提出的《请审定一种罗马字拼音制度案》转送筹备会。
于是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国语统一筹备会另组成一个叫做“国浯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推举了钱玄同、 赵元任、黎锦熙等十一位当委员,负贵起草和拟订方案。
1924年至1925年，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人每月在东方饭店聚会研讨，最终发明了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这是最早的汉语拼音。
[39]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何以故
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
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著作，提出“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仿造英语语法。
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出版。
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
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
1925年9月，刘复在赵元任家发起组织在京的音韵学家学术讨论的“数人会”，成员是：刘复、赵元任、林语堂、汪怡、钱玄同、黎锦熙。
除刘复外，其余的都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
从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开了22次讨论会，“数人会”终于议决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9月14日，正式召开“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决议通过，呈交教育部。
11月9日，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作非正式公布。
布告中说：“罗马字母，世界通用，辨认拼切，已成国民常识之一”，因此，“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两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
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依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
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
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出现。
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
《宣言》第一次明确地宣告：“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
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
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论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
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京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
”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
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
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
”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制订并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布告决定推行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所修订的国语标准音，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
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1928年北师大教授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案”。
7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代理主席沈步洲指定王璞、张士一等27人为“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委员，逐字审改《国音字典》，正式采用北平地方音编成《国音常用字汇》取代《国音字典》。
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指示：“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以期全国语言相通。
” 1931年北京大学公布《国文学系布告》，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
胡适、周作人、余平伯担任担任散文指导教员；徐志摩、孙大雨担任诗歌教员；冯文炳担任小说教员。
新文学运动的老教授退出教学一线以后，罗常培和魏建功接棒从事国语推广，并在1936年合拟了文学系课程纲要。
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指定北平语音为国语拼音和声调的标准，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
《国音常用字汇》序言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说明，“所谓以现代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京中市井土语与京中通用之官话不同。
[40]193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国语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教育工作。
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国语辞典》由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出版。
1938年3月，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中国辞典编纂处，所长黎锦熙。
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准照国音的《中华新韵》。
往后的国语系统及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中华民国此时期的国语系统。
1948年《国语课程标准》：“指导儿童练习国语，熟谙国语的语气语调和拟势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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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主要 苗年节 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广水苗族自治县族聚居区。
过苗年的日期，各地不尽相同，但都是在收谷子进仓以后，即分别为农历的九、十或十一月的辰(龙)日或卯(兔)日或丑(牛)日举行。
过苗年的头几天，家家户户都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积极准备年货，如：打糯米粑、酿米酒、打豆腐、发豆芽，一般还要杀猪或买猪肉等等。
富裕的人家，还要做香肠和血豆腐，为家人缝做新衣服等等。
在苗年三十的晚上，全家都要在家吃年饭，守岁到午夜才打开大门放鞭炮，表示迎接龙进家。
在天刚拂晓时，每家都由长辈在家主持祭祖。
早餐后，中青年男子便上邻居家拜年，苗语称为“对仰”(donfniangx)，表示祝贺新年快乐。
在新年的头两天，家里有若干禁忌，如：不出外挑水，不上山砍柴、割草;不扫地;妇女不做针线活;有的地区，妇女不做饭，由男人代替;男人不外出拾粪等等。
苗乡的男婚女嫁，一般都选在过苗年的时间。
从第四天开始。
一些老年男女也纷纷挑着酒、肉、糯米粑等等走亲访友，或者在家忙于接待来宾;一些年轻男女或在各自的村子里吹笙跳舞，或跳铜鼓舞、斗牛;或者小伙子去别的村子游方场“游方”，男女丁互对歌，倾吐爱慕之情。
前后活动，历时9天左右才能结束。
这是苗族民间最隆重的节日。
春节 这是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欢度的传统节日。
在黔东南的苗族，把春节叫做“汉年 ”(niangx diel)与传统的“苗年”(niangx hmub)并存，和其他民族一共同欢度，尤其是那些不过苗年的苗族地区，主要是过春节，但不及苗族过苗年隆重，识汉字的苗族也贴些对联、门神之类，其余与过苗年相同，即增加了斗牛、赛马、走亲访友以及男女青年“游方”、对歌等民族特色的内容。
有的人家的男婚女嫁也选在春节举行。
湘西地区的苗族过春节，还举行规模盛大的“赶牛场”活动;广西融水县一带的苗族过春节，举行芦笙舞会，每年群众竟达数万人之多。
龙船节 编辑 这是苗族的一种水面划船比赛的传统节日，流行于贵州的台江、施秉两县交界处的清水江两岸，和注入这段河的台江巴拉河两岸，黔东苗语称为“哈仰勇”(qab niangx vongx)。
在这里的平寨、廖洞等六七十个苗族村寨，每家都有一至两条划船比赛用的龙船。
每年的农历五月五日，或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这五天，居住在河两岸的苗族群众轮流举行盛大而隆重的龙舟竞赛。
在湖南湘西的凤凰、泸溪、吉首、保靖、花垣等地，也流行划龙船，而且分男队、女队、男女混合队比赛，场面非常热闹。
苗族的龙船节，虽是以赛龙船为主要内容的节日，但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娱乐和青年男女进行社交活动，中老年人探亲访友、交谈年景和生产经验的节日。
四月八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贵州省的贵阳、黄平、松桃和湖南湘西等地的苗族的传统节日。
该节是由纪念苗族英雄亚宜发展而来的。
每逢节期，苗族同胞要蒸制花糍米饭，聚集到固定的地方吹笙，跳舞或对唱情歌。
在北京的苗族也过四月八节。
吃新节 主要流行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广西融水苗自治县地区。
每年农历六七月间，当田里稻谷抽穗的时候，苗族村寨家家户户在卯日(有的在午日或辰日)欢度“吃新节”。
到时，每家都煮好糯米饭、一碗鱼，一碗肉等，都摆在地上(也有的摆在桌上)，并在自己的稻田里采摘7—9根稻苞来放在糯米饭碗边上，然后烧香、纸，由长者掐一丁点鱼肉和糯米饭抛在地上，并滴几滴酒，以表示敬祭和祈祷丰收，然后把摘来的稻苞撕开，挂两根在神龛上，其余给小孩撕开来吃，全家人就高高兴兴地共进美餐。
第二天，各村寨的男女老幼者纷纷穿着新衣来观看芦笙会，参加跳芦笙会，参加跳芦笙舞;有的拉马来跑马场赛马，有的牵水牯牛来斗牛场斗牛，节期一般2天。
芦笙节 流行于贵州的凯里、麻江、丹寨各县交界的舟溪一带。
各地的节期不统一，一般在农历的正、二或三月;个别地区选在七月举行。
主要是祭祀祖先，庆祝丰收。
一般在节日之前要举行仪式，先由某村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祭祖，与此同时，各家各户都在自家自行祭祖，随后各村各寨的姑娘穿着盛装，佩戴银花银饰，小伙子们都各自带着芦笙，从四方八面向芦笙场地涌来，各村的男子青年都各自围成圆圈，吹笙跳舞，持续四五天，气氛十分热烈，是一种融歌、舞、乐于一体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
花山节 此节又名“踩花山”、“跳花场”、“踩场”、“踩山”等，流行于贵州黔西北、四川南部和云南东南部的苗族地区。
由于苗族住地不同，服饰有差异，因此，苗族过花山节的日期也不一致，节日的名称也不尽相同。
有的在农历正月，有的在六月，有的在八月。
在黔西北的铁盔一带，每年正月初六至初八跳年场，二月十四至十六日跳桃花场，七月十六至十八日跳米花场。
先选好接花种或接花秆。
所谓“接花种”，就是用三匹马挂红，去其他花场上驮少量的泥土来堆积在新场上，以示花种;“接花秆”是用长青树做成，高三至四米，立于花场的中心。
届时，四方八面的人盛装前来，由族长宣布跳场开始，小伙子们吹响芦笙，姑娘们围着花翩翩起舞，互相竞技。
在花秆的顶上悬有一幅两米长的红绸和一个红布小包，内装赏钱。
谁能一边吹笙，一边爬上花秆顶端，取下红绸(有的挂一壶酒)和红布小包，并且还能从秆顶吹笙下来，谁便获胜得赏。
有的地方还兼举行赛马、射箭及续麻针比赛等活动。
青年男女对歌，演奏芦笙、箫、笛、口弦等民族乐器，钟情者互赠绣花手帕、腰带等物。
老年人则趁机拜访亲友，互相谈心，活动一整天，甚至到深夜结束。
赶秋节 流行于湖南湘西和贵州桦桃一带的苗族地区，每年的立秋之日举行，为期一天。
开始为每年农历“立秋”，青年男女聚集村寨、山场，唱歌跳舞，寻求伴侣。
首先，由穿着古老民族服装的一男一女扮成“秋公秋婆”，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分别擎着一个饱满的玉米棒和一把金黄的稻穗，来到秋千架下，向人们报告一年的收成，祝贺庄稼获得丰收。
接着，青年人争先恐后地涌上秋千。
秋千架有10 多米高，呈纺车形状，有相互错开的八架车辐，每架可坐一人。
送秋人用力推动，秋千旋转起来，越转越快，人们发出阵阵欢呼。
突然，送秋人用力顶住秋千横木，秋千嘎然而止，上面的人纷纷往下跳。
按习惯，最后被停在秋千上的人要高声唱歌。
有的青年人有意停在上面，趁机用歌声向恋人吐露心曲。
苗族赶秋节在每年“立秋””。
赶秋节赶秋原来的意思是赶秋“千”，关于这一节日的由来，有一段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很早以前有一个叫巴贵达惹的英俊苗族青年。
他不仅聪明勇敢为人正直，而且乐于帮助别人，苗家人很喜欢他。
巴贵达惹还没婚配，媒人们络绎不绝的来到他家说亲，九十九寨的姑娘们都暗暗地爱着他，可惜的是他一直没有中意的。
他心中的姑娘在哪里呢?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巴贵达惹正在山里打猎，忽然他看到一只老鹰抓着一件东西飞了过来，便弯弓拉箭将老鹰射下，仔细一看，原来老鹰抓的是一只漂亮的绣花鞋。
巴贵达惹想，能绣这么漂亮鞋子的姑娘，一定聪明美丽、心灵手巧。
巴贵达惹便决心要娶到这位群威群胆。
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制造了一种可坐人的秋千，让附近的姑娘们来荡秋千玩。
这时，他拿着花鞋到秋千场去逐一核对，终于找到了这位美丽的姑娘，于是和她结为连理。
巴贵达惹寻找姑娘的秋千演变成了人们有趣的娱乐工具。
踩鼓节 流传于贵州的凯里、丹寨、雷山等县的苗族地区。
在每年农历二月的第一个猪场天，苗族青年男女自动聚集于当地规定的歌场上踩鼓。
这种鼓是用实心楠木挖空、两端绷以牛皮作成的。
届时，由一个有威望的老人，将放在他家的楠木鼓和鼓架一齐搬进鼓场，并用力敲鼓，人们都闻声前来翩翩起舞，年轻人趁机择偶;老年人也穿着新衣，围着楠木鼓唱古歌。
舞毕，姑娘们便拿出亲手编织的花带，敬献在楠木鼓上，表示对楠木鼓的感恩。
人们尽情欢唱，直到天黑才离开鼓场。
最后，由鼓主把楠木鼓抬回家，端放于楼上。
每逢节日还要用鱼肉敬祭楠木鼓。
祭尤节 “祭尤节”苗语叫“农尤”，“农”意为吃或祭，“尤”为人名，族名。
其意为祭一位叫尤的先祖。
据腊尧寨祖传口碑：很久以前，腊尧人的一位祖先，天生怪异，勇猛异常，曾在部落之间的征战中威震一方。
但后来，被其他的部落设计诱杀了，活着的人们只得逃命，一路不停地迁徙，他们有的来到了现在的黔东南，来到了丹寨，腊尧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腊尧人祭尤就是为了祭奠那位遇难的祖先”。
过祭尤节的时间为农历10月的第二个牛场天。
过节当天，家家都要备上糯米粑粑、甜酒、鱼、菜叶、树叶，请祭师念祭词，举行祭祀仪式。
祭桌上摆9个碗、9块粑粑、9堆菜肴供与9个祖公，这与史书记载的：“九黎共有九个部落，其酋长是蚩尤，他有兄弟81人，即81个民族酋长”，相应。
“祭尤节”祭师在诵祭词时，分别念8段相应的内容，每段都分别供上九碗酒。
这些现象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远近四方的亲戚朋友都纷纷走来，共同赴宴欢度。
使整个地方完全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
祭尤节是苗族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它具有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宗教学等研究价值。
又是促进民族地区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进步、文化交流发展的节日。
蒙古族节日 那达慕 “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蒙古族人民物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每年七、八月牲畜肥壮的季节举行“那达慕”大会。
这是人们为了庆祝丰收而举行的文体娱乐大会。
“那达慕”,蒙语的意思是娱乐或游戏。
“那达慕”大会上有惊险动人的赛马、摔跤,令人赞赏的射箭,有争强斗胜的棋艺,有引人入胜的歌舞。
大会召开前,男女老少乘车骑马,穿着节日的盛装,不顾路途遥远,都来参加比赛和参观。
大会第一项一般是摔跤比赛,摔跤手脚登高筒马靴,下身穿宽大的绸缎摔跤裤,上身穿“昭得格”(一种皮革制的坎肩),在脖颈上围有五彩缤纷的饰物“江戈”,仿古代骑士跨着大步,绕场一周。
赛马也是大会上重要的活动之一。
比赛开始,骑手们一字排开,个个扎着彩色腰带,头缠彩巾,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赛马的起点和终点插着各种鲜艳的彩旗,只等号角长鸣,骑手们便纷纷飞身上鞍,扬鞭策马,一时红巾飞舞,如箭矢齐发。
先到达终点者,成为草原上最受人赞誉的健儿。
射箭比赛也吸引着众多牧民。
技艺高超者可百发百中,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那达慕”大会又是农牧物资交易会。
除了工业和农副产品外,还有具有民族特色的饮食,如牛羊肉及其熏干制品、奶酪、奶干、奶油、奶疙瘩、奶豆腐、酸奶。
春节 过春节,蒙古族人民叫做“大年”。
古时候,将春节称为“白节”。
如今,人们将农历正月叫做“白月”。
原来,蒙古族人以“白”为吉祥。
据说与日常饮用洁白的奶食有关,包含着恭贺新春、吉祥如意之意。
“白月”也是人们相互交往聚会的时节。
节前,人们要做件好看的蒙古袍,备下羊肉和各种奶制品,加上几坛上好的美酒,然后开始“调马”。
除夕,合家席地坐在蒙古包中央,午夜,开始饮酒进餐,按常规要多吃多喝一些。
除夕人们还纷纷地向长辈人敬“辞岁酒”,围坐吃饺子,俗称“黄馍馍”或“扁食”,耍“嘎拉卡”(下棋),还要听艺人说书,通宵不眠,沉醉在欢乐之中。
初一, 一大早身着各色服装的男女,跨上早已调好的骏马,三五成群奔向“浩特”(村镇),挨个地串蒙古包。
串包中,先要给长辈叩头祝愿,接着主人家的女婿为前来串包的客人敬酒,习惯上这种敬酒每敬必喝,有的还边歌边舞,串包男女利用这个机会赛马,尤其是青年男女各不相让,他们大都以“浩特”之间距离为比赛距离,开始男女追逐。
马奶节 蒙古族传统节日,以喝马奶酒为主要内容,故名。
流行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鄂尔多斯的部分牧区。
通常在农历八月下旬举行,日期不固定,为期一天。
为欢庆丰收,彼此祝福,除准备足够的马奶酒外,还以“手扒肉”款待宾客,并举行赛马活动、请民间歌手演唱祝词、向老蒙医献礼等。
据传,那达慕盛会即源于此。
? 燃灯节 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待夜幕降临,家家点燃酥油灯以示欢庆。
今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额敏县多数蒙古族已不过燃灯节;乌苏市蒙古族在燃灯节的一天多不燃灯,代之以各种娱乐形式。
娱乐活动蒙古族传统的娱乐活动有赛马、赛骆驼、摔跤、射箭射击、拔河、民间歌手弹唱,马头琴演奏《江格尔》演唱、民间舞蹈。
土尔扈特蒙古族舞蹈有群舞、独舞、男女对舞,还有随歌伴舞,舞姿飘逸豪放,显示出草原民族独有的特色。
侗族节日 1.花炮节是侗族的传统节日，流行于广西三江、龙胜和湖南通道等地，以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花炮节最为热闹，主要活动是各村寨组织抢花炮。
2.年节除夕之夜，他们讲究每人喝一碗稀饭，表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还有一个“舀水”习俗：姑娘们抢着舀水，以舀到井水起白泡为最吉利。
新年里，侗族同胞盛行“打同年”。
这种活动类似汉族的“团拜”。
当“打同年”的队伍到达一处时，那里的妇女就排成队伍，用唱歌的形式向对方提出各种问题，对方则要迅速作出回答，就象电影《刘三姐》中的对歌一样，一唱一和，很有趣味。
3、赶社侗家有赶社的习惯。
赶社不在寨里，而在野外，如放牧坪或田坝里，作为社场。
每年到社日这一天，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赶赴社场。
小孩看热闹，大人买东西，交换农副产品。
姑娘和后生们穿上新衣裳。
姑娘戴各种银饰，系上绣花围腰和编带，手提刺绣荷包，包里装着酸鱼酸肉和糯米饭，三五成群，满面春风，在社场上请后生共进午餐。
后生则买糖果送给姑娘。
初次相识的对歌结情，早有交往的则重叙旧情，约定下次相会的时间。
晚上，后生还请姑娘到寨上作客吃社饭。
饭后男女青年走进歌堂对歌。
如今，赶社变成青年男女交往的节日，而社场就成为定情的场所。
4、斗牛节每年农历二月与八月的亥日。
侗族喜欢斗牛，每个村寨都饲养有专供比赛用的“水牛王”。
“牛王”的圈多建在鼓楼附近，干净通风，称为“牛宫”。
牛王有专人割草担水拌料伺候，还要经常供给蜂蜜、猪油、米酒等食物。
“牛王”体格硕大而健壮，浑身滚瓜流油，犄角粗壮尖利，象张开的钢杈。
5.播种节聚住在湘、桂、黔交界边境的侗族人民，每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都要举行传统的播种节盛会。
6.姑娘节 7.尝新节 “六月六，早禾熟”。
侗族地区把这一天作为尝新节，有的地方择吉日尝新。
8、赶歌会农历七月二十日，是贵州省剑河县高坝地区侗族人民的盛大节日——赶歌会。
这一天，姑娘、小伙子们打整得利利落落，约上伙伴，三三两两赶赴高呗歌场。
在这之前，青年们一般会把农活提前干完，同时积极收集、改写或新编大量山歌或情歌;以便届时同歌中强手匹敌。
中午，赶歌会的中心——高坝寨头的绿草坡变成了人山歌海。
曲调别致的盘歌、情歌、山歌声此起彼伏。
男女青年们借歌会寻找自己的新友故交，道情表心，谈天论地，或者交替唱起令人陶醉的情歌，直到第二天黎明。
有不少青年人是通过歌会成为幸福伴侣的。
传说，高坝赶歌会是为了纪念一个忠于爱情的侗族女歌手而兴起的。
9、过冬节也就是“冬至”，这天所有侗族地区地人们都过侗年，相当于过春节，各地区活动热闹非凡，有赛芦笙、多耶、侗戏、对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广西南宁没能回家过侗年的朋友，每年的“冬至”这天在南宁的很多侗族同胞们都会聚集在一起欢歌、交流。
维吾尔族节日 古尔邦节 古尔邦节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宰牲”或“血祭”。
维吾尔民族的古尔邦节同汉族的春节一样，节日气氛特别浓郁。
关于古尔邦节的起源，民间流行着一则古老的宗教传说：先知易卜拉欣要按真主安拉的“启示”牺牲自己的儿子伊斯玛仪作祭礼，当他正要举刀宰杀时，安拉派遣的特使牵着一只公羊从天而降，示意以宰羊代替杀子，这一天正是阿拉伯太阴历12月10日。
伊斯兰教创立后，穆罕默德将太阴历12月10日定为伊斯兰教的节日之一，这个日子恰恰是麦加朝觐活动的最后一天。
这样，古尔邦节逐渐成了从11世纪初开始改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民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
古尔邦节前，人们要做各种准备，特别是作为“献牲”的牲畜要预先买好。
节日的早晨进行沐浴全身的“大净”，然后盛装到清真寺参加聚礼;再后，人们直接上麻扎尔(墓地)为亡故的先人祈祷。
最后还要“换哈达”，即拔去坟头上的枯木，栽根新枝，浇些水再回家。
按传统，节日聚礼之后早晨是献牲祭祀，取悦安拉的最佳时机。
通常，人们把血祭的牲畜宰好入锅之后，男子们开始互相拜节，妇女们则留在家里炖肉，摆节日食品，烧茶等，准备迎接客人。
节日的第一天，首先给在近期内发生过丧葬等家难的左邻右舍或乡亲拜节，表示慰问;其次是给夫妻双方的长辈拜节;再次，就是给近邻和长者拜。
其它的拜节活动往往是三五成群，男女分别进行(在维吾尔民间礼俗中，一般是不允许男女混杂的)。
拜节之后，才是同辈的亲朋好友之间的拜节。
大家除了互相道贺，彼此问候之外，还共餐，吹拉弹唱，一起娱乐。
开斋节 开斋节是伊斯兰教节日。
在伊斯兰教历10 月1日，又称拉玛丹节，中国新疆地区称肉孜节(Roza，波斯语，意为斋戒)。
按伊斯兰教法规定，伊斯兰教历每年9月为斋戒月。
凡成年健康的穆斯林都应全月封斋，即每日从拂晓前至日落，禁止饮食和房事等。
封斋第29日傍晚如见新月，次日即为开斋节;如不见，则再封一日，共为30日，第二日为开斋节，庆祝一个月的斋功圆满完成。
是日，穆斯林前往清真寺参加会礼，听伊玛目宣讲教义。
教法还规定在节日进行下列七件事是可嘉行为：①拂晓即吃食物，以示开斋;②刷牙;③沐浴;④点香;⑤穿洁美服装;⑥会礼前交“菲土尔·赛德盖”(开斋施舍);⑦低声诵念赞主词。
诺鲁孜节 诺鲁孜节是悠久的维吾尔族节日，诺鲁孜节是维吾尔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出来的系统的迎新年节日，是为进入春耕生产，绿化、美化、净化环境做准备的节日，是艺术的节日、体育的节日。
诺鲁孜节是一个十分古老的传统节日。
在新疆，凡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都过这个节。
“诺鲁孜”一词来自古伊朗语，意为“春雨日”。
相当于伊朗古太阳历的每年三月二十二日，也即公历3月 22日。
达一天相当于汉族的春分，故而“诺鲁孜”节也叫迎春节。
维吾尔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崇拜天神、日神、月神、星神、水神、地神、火神(灶神)、祖先神等。
在他们看来，星神是掌握人类命运祸福的主神，其中白羊且是造福人类的主神之一，而双鱼星则是人畜的病源。
所以穆斯林们正好在双鱼星降落，白羊星升起时，举行诺鲁孜节，并把这一天定为自己的新年节。
古尔邦节和肉孜节是伊斯兰宗教节日，在维吾尔族历史中只有一千多年的历时。
而诺鲁孜节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也是新疆电视台举办晚会的三个节日(古尔邦节，肉孜节，诺鲁孜节)之一。
也是全疆唯一一个各个乡镇政府及农村及学校举行集体活动庆祝的节日。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09年将诺鲁孜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诺鲁孜是传承下来的庆祝活动，将其视为新的一年的开始。
诺鲁孜节，作为文化遗产和悠久传统和睦的象征，对加强各国人民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及睦邻友好理想基础上的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0年联合国大会第 A\\\/RES\\\/64\\\/253号决议后正式成为国际性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