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开创都有谁比彭真的功劳大
彭真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顽强奋斗，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简介彭真同志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彭真名傅懋恭。
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
彭真幼年时白天随父母下田劳动，夜晚全家纺线，饱尝生活艰辛之苦，曾随祖母愤起反抗恶霸欺压。
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开始读私塾。
1919年，考入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带领同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区）委、一部（区）委、三部（区）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23年，在太原主办以工人为主要学员的成人夜校，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
1924年，参与筹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斗争，并参加领导成立了太原和山西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和各界民众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的斗争，五卅惨案后发动山西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
在石家庄领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
1926年，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先后组织领导了石家庄和天津的纱厂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北平、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河南等省市党的工作）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深入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组织领导天津近郊农民开展反霸护佃斗争，在农民中发展党员。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残，坚贞不屈，组织被捕同志同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少了党的损失。
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
他支持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和纠正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及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5月，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他在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
接着，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聆听了同志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论述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真同志参与部署党在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提出并实施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以及土地、经济、劳动、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他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晋察冀边区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1941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
这个汇报受到同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
此后，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4年参加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在延安，他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思想的领导地位，为培养党的领导骨干，为开展敌占区、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总结了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聚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
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东 彭真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在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变化急剧的情况下，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
194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49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从1954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同志负总责。
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建国后十七年中，他作为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成员，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历史变革。
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
北京刚一解放，他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服务。
到1951年，北京市的国民经济就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的经济建设持续突飞猛进，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
他从进城不久就开始抓首都城市规划，1956年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
1958年，他领导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既爱护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强调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犯路线上的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工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
十七年中，他为把首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精心擘划，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给予高度重视。
他强调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学校集中的地方，努力办好这些高等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
他热忱关怀青年的健康成长，连续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勉励他们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同工农相结合，坚决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提出“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的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像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代；并提出要“推陈出新”，对旧戏加以改造，从改造中提高。
他经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听取意见。
他尊重、团结老的知识分子，关心、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1965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
真理要受社会实践检验。
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同志把执政党的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认为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
1950年，他把新形势下防止党的腐化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保证党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二靠跟群众密切联系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三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四靠制度、法律和纪律。
他强调，保证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严重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
他要求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
他说：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有多少就说多少，这是共产党的本色。
不要说瞎话，不要掩盖缺点和错误，更不要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
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害死人，是要亡国的；严肃地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 彭真夫妇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关心、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在1979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
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
对自由化思潮必须严重注意。
但不能动摇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决心。
1979年9月彭真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确立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反复强调：要“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
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马列主义、思想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改革开放“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从总结我国三十多年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不发展商品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搞不活，要从战略上看准这一点，坚决干下去。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全国各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他十分关心经济特区建设，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1987年他到深圳、珠海视察时，指出：特区办得成功，方向对头。
应该允许特区先行试验，大胆改革。
特区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外向型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改革，更加开放，更加搞活。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主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
1954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
接着，又领导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期间，他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
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
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指出：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东西；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这是法律得以遵守、执行的可靠保证；在我们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服从人民意志，三者是统一的。
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对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倾注了大量心血。
早在1951年，他就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一不要失职，二不要越权；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在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统一思想，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要不断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使它的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彭真同志长期分管新中国政法战线的工作。
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建立和健全政法战线的机构、制度和队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为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恢复、健全、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殚精竭虑。
1980年，他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
他确定了“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从而保证了“两案”审判的巨大成功。
他总结政法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队伍建设作了全面论述，提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的犯罪，坚决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障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对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则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他们；政法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反对和克服神秘主义；必须大力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彭真同志代表党和国家，会见过许多国家的朋友和同志，出访过许多国家，多次参加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会议和会谈。
在外事活动中，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为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8年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仍然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改革开彭真同志与李鹏合影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评价1992年初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他说：小平同志讲，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
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两手抓。
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要坚持改革开放，一直到共产主义。
近十年来，彭真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以全部的精力读书、看报、阅读文件，外出调查研究，关心国有企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党的建设，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国际的风云变幻。
由于疲劳过度，1991年4月和1992年9月先后两次突患重病。
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两次战胜病魔，创造了奇迹。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关心彭真同志，他也认真地向中央提出建议，坚决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党的十四大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1991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彭真文选》。
他的《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三本文集也已先后出版。
[1] 2贡献彭真同志早年在太原求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 1949年，彭真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矢志不移，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革命时期，彭真同志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山西开展国共合作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作为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后，他参加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
一九三八年后，他和聂荣臻同志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他到中央工作，参加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参加七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担任领导工作，执行中共中央和同志作出的战略决策，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为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和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竭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长期担任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工作，为首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不犯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
他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直接听取意见。
他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强调要在学术界、文艺界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他一贯提倡和坚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探索革命和建设规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但他在逆境中 彭真和周恩来同志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决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的进行，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各地考察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祖国大地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具有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他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为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努力，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长期分管政法工作，为推动政法战线制度和队伍的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代表党和国家，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外事活动。
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非常关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工作。
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母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永远在车间里，在田野上。
这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乡镇党代会议程草案
每个学校的学生校卫队因为成立的背景、因素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其职责也都不相同，甚至会有很大的区别。
如湖北工程学院学生校卫队与有些大学相比，军事气息不是很浓厚，是隶属于湖北工程学院学生工作部（处）和人民武装部的一个学生组织，开始组建于2011年，在学生工作部（处）和人民武装部的指导下开展学生工作。
主要职责有：校园安全工作、国防教育相关工作、学校相关活动的服务工作。
学生会主席是学生会的领导核心，对内对外全权代表学生会，其职责如下： 1、全面负责学生会的工作，发动组织全校学生认真贯彻学生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2、主持学生会全体会议，做好学生会各部之间及各部同团委会各委员之间的协调工作。
讨论制定学生会工作计划。
定期向各部部长布置工作，并予以检查、监督。
听取各部部长的工作报告，汇总各部门的材料，做好工作总结。
3、学生会主席应自觉接受党政部门的领导。
及时向校领导汇报学生会工作情况和学生思想动态，参加有关校务会议，代表学生会向校党政提出与同学有关的意见和建议，供学校领导作决策时参考。
沟通学生会与政教、教务、总务处、团委等有关部门的联系。
4、发动组织全校学生贯彻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主动地配合学校行政、年级段长、班主任做好各项监督管理工作。
5、代表学生会向上级学联汇报工作，传达上级学联的有关会议精神。
6、代表学生会向政教处、团委反映学生的要求与愿望，交涉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各种事宜。
7、经常向政教处、团委汇报学生会工作情况，接受政教处、团委的指导。
8、学生会主席对本级学生代表委员负责，接受学生代表委员会及全校学生的监督。
9、代表学生会出访或接待兄弟学校学生会，决定与兄弟学校的联谊活动。
10、完成党、政及团委、上级学联交办的其他工作。
主席职责1．对全院学生负责，全面负责学生会的工作。
2．做好学生党委、学生处（团委）领导老师与学生联系的纽带，主持主席团的日常工作。
3．根据学生处（团委）的工作安排，制定学生会的工作计划。
4．负责院学生会对外的公关事务，提高我院学生会在同类院校中的地位，扩大影响力5．定期召开学生会例会，总结上阶段的工作，布置下阶段的工作任务。
6．及时地把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反馈给有关领导。
副主席职责：1．协助主席开展工作，管理学生会所属的各部。
2．副主席实行分工责任制，但要相互配合。
3．副主席直接领导各部部长，对其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帮助。
4．主席不在时由副主席及副秘书长协同工作，主持学生会事务。
秘书处：由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副秘书长、秘书组成。
是学生会的监督考核等的重要机构，在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学生处的指导下，制定各种相关的制度，拥有对学生干部的管理处分的权利，任何部门都要接受秘书处的监督和考核，配合秘书处的工作、执行秘书处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好秘书处的桥梁纽带作用，保证整个学生会的高效运转。
秘书处职责：秘书处对整个学生会负责，做好好学生会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监督职能：为了保证整个学生会的团结协作高效运转，各副秘书长分管各个部门，并对各个部门的学生干部按照规定进行监督、对于不合格的学生干部有提出罢免的权利。
办公室职能：中负责学生会所有工作的文字、图片等资料的收集、整理；中负责学生会档案出的管理；中负责学生会办公室的日常事务的管理安排。
纽带作用：总负责下达学院领导老师、主席团的工作精神，并落实到实处，及时将回馈上报学院领导到老师，总负责上传学生会成员的相关意见，并落实到实处，具体事情具体解决。
调研作用：对学生会整体情况应由宏观了解，对出现的问题应有调查、有分析、有对策，要将得到的调查分析对策及时汇报上给予以最终裁定。
建立人才库：便于对我院有才能的同学统一调配、管理和培养部长职责： 总体负责本部工作，负责本部成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主席团计划制定本部计划，报秘书处并由主席团审定；代表本部对外公关，提升本部影响力；负责主席团、秘书书、几个不予本部的联系与合作，定期召开例会，安排部内工作；同一部内成员认识；及时收集不内外一件信息，及时反馈对主要内容保主席团裁定副部长职责协助部长做好本部门工作，直接领导干事并负责其思想建设，收集工作意见并定期向部长汇报。
\\\/K+.f\\\\干事职责在部长、副部长的带领下定期完成本部工作，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向分管副部长反馈。
2n;宣传部工作职能：提高全员同学对我学生会各项工作的关注程度和参与各项活动的积极性;对内核对对外树立我愿学生会的光辉形象，通过书写看板、海报、发布网上信息、院报、电台、各报社投稿等方式展现潍坊学院学生会的风采。
同时积极大胆的开展工作，以提高院学生会在学院同学中、同类院校及社会上的影响力。
本不成员要树立较强的使命感，树立创新意识。
对各院系学生会下设的宣传部进行指导、监督、协调
井冈山被誉力“中国革命的摇篮”这主要是因为什么
因为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
点起了燎原的星星之火。
在它之后，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陆续建立起来。
请简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过程500字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跌倒在血泊之中。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和复兴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在发动南昌起义的同时，决定组织革命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等省的农民举行秋收暴动。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观点，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参加领导秋收起义。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湘东、赣西地区的工农武装发动起义；同时成立了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长沙的城市暴动。
9月初，来到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安源、崇阳、通城等地的工农武装，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
9月9日，起义开始发动，工农革命军各部从江西的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出发，分路向长沙推进，准备以长沙工人暴动为内应，一举夺取长沙。
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各部先后遭受严重挫折。
及时改变原定部署，命起义军各部转向湖南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在文家市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按照的意见，迅速撤离现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
次日，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转移的伟大战略进军。
从形式上看，这一转移是从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城市的退却；实际上，又是向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展开的新的进攻，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3日，当部队行至江西萍乡的芦溪时，突然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部队仅余不足千人，组织上和思想上出现了严重混乱。
29日，在永新县三湾村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其主要措施是：（1）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2个营。
（2）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有小组，连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3）部队内部建立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和民主管理。
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部队从三湾出发后，于10月3日抵达宁冈县的古城。
当天下午，即召集部队干部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在奎联书院的文昌宫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
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对当地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部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实际作出了在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部署。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建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27日，率工农革命军一部，历经艰难曲折，抵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由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以为书记的前委，迅速恢复或发展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级党组织和工农革命军深入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武装，分别建立了县赤卫队和乡暴动队，袁文才和王佐的农民武装于1928年2月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为加强工农革命军的建设，于1927年底为部队规定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并于1928年春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相继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建立了县、区、乡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
至此，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割据，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来到宁冈，批评井冈山前委“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行动太右”，不积极地向外发展。
因而，要求工农革命军向湘南出击，支援当地农民暴动，结果使井冈山地区被江西敌军占领一个多月，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
二、朱、毛会师和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1927年10月初，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因遭到强大敌人围攻陷于失败。
朱德、陈毅率领一支约2500人的余部，沿闽粤赣边界地区向西转移。
11月中旬，当朱德等人在赣南得知井冈山的割据情况时，即派毛泽覃（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5师宣传科长）上山与联络。
12月，井冈山前委派出的何长工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朱德、陈毅，向他们介绍了领导井冈山斗争的经验。
翌年1月，朱德所部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建立了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5个县的革命政权。
不久，由于湖南、广东两省敌人的联合进攻，起义部队撤离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来到宁冈砻市，与部胜利会师。
随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间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成立了第四军军委，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
全军下辖3个师9个团，总兵力约万余人（不久，由湘南农军编成的5个团即奉命返回湘南；第四军遂取消师的建制，直辖4个团，共6000余人）。
5月4日，第四军在砻市隆重举行了庆祝两军会师暨第四军成立大会。
朱、毛两部的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5月20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
会议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来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军队建设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等项任务，批评了右倾悲观思想，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为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
红四军军委书记一职改由陈毅担任。
随后，又在茅坪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下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4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3个委员会。
边界地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的完善，为井冈山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928年5月下旬开始，井冈山根据地各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
在5月至7月之间，三次深入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前后住了40多天，在贺子珍等人的协助下，调查研究，指导分田。
土地革命的普遍开展，给偏僻贫困的农村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使他们从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共产党和红军是为民众利益奋斗的，激发了他们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斗争，使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湖南、江西两省的敌人派遣重兵，连续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进剿”，少时有八九个团，多时达到十八个团。
红四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先后击破了敌人四次“进剿”。
特别是6月23日的龙源口战斗，红四军歼灭赣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来最重大的军事胜利。
、朱德在总结红军和赤卫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成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色彩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龙源口大捷之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还有吉安、安福各一部，割据地区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多万，达到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三、“八月失败”和根据地的恢复 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受盲动主义的影响，连续派代表（袁德生、杜修经、杨开明）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
6月30日，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反对远离井冈山根据地，分兵出击湘南，决定“继续在湘赣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
会后，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报告，陈述了永新联席会议作出上述决定的理由，并请湖南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
7月初，湘、赣两省的敌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企图东西对攻，两面夹击。
红四军为挫败敌人的企图，将部队分为两部：朱德率第28、29团袭击酃县和茶陵，威胁和牵制湖南敌人的后方；率第31团在永新相机破敌，阻止湘、赣之敌两路会合，袁文才率第32团坚守井冈山。
7月12日，第28、29团顺利攻克湖南酃县。
这时，随该部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特委书记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宛希先等远在永新的机会，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关于不去湘南的决议，附和第29团官兵（多数是湖南宜章的农民）欲回老家的情绪，鼓动部队向湘南开进。
尽管朱德、陈毅和军委一再做工作，但第29团官兵回乡心切，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
在这种情况下，第28团也不得不跟着冒进湘南。
进抵湘南之后，第29团便自由行动，散回家乡。
由于红四军主力冒进湘南，第31团难以打破敌人的“会剿”，不得不退入永新山区，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全部被敌人占领，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
这就是惨痛的“八月失败”。
不久，江西的国民党军发生内讧，进占边界地区的敌人相继退走。
8月中旬，率领第31团第3营离开井冈山前往桂东，去接应从湘南撤回的第28团；以第31团第1营和第32团袁文才、王佐部留守井冈山。
8月下旬，湘、赣敌军出动8个团，乘红四军主力尚未返回，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
30日，敌军以4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要隘黄洋界发动猛攻。
红军少量留守部队在根据地群众的支援下，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这次战斗，被称为“边界名战之一”，并兴奋地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
9月上旬，、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回到边界地区，先后取得遂川、茅坪、新城三次战斗的胜利。
这三战三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会剿”，收复了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在此期间，原湘军第八军营长毕占云和原赣军第十八师营长张威，先后各率一部兵力起义，参加红军，分别被编为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
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新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撤销了以为书记的前委），由、朱德、谭震林、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5人组成，为书记。
前委统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加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统一领导。
11月14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3人组成的新的红四军军委，朱德任军委书记。
到11月底，井冈山根据地恢复到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形成一块南北狭长的割据地区；此外，还有未与大块地区连接的莲花县上西区、永新县天龙山区和万年山区等。
根据地面积恢复到近4000平方公里，人口近30万。
12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一部700余人来到宁冈，与红四军会师。
当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领导原湖南国民党军独立第5师第1团，在平江举行起义，建立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11月，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地区靠拢，以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另一部由黄公略等率领，继续在平江、浏阳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红五军到达井冈山后，于翌年初被编为红四军第30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团长。
红五军的到来，增强了井冈山的军事力量，促进了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四、“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井冈山根据地一年多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革命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
相反，如果脱离根据地，向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地区冒进，革命力量就会招致无谓的损失。
经过向湘南冒进的“八月失败”之后，红四军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根据井冈山斗争实践的经验教训，于1928年10月至11月，在宁冈茅坪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认真总结了井冈山和其他小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科学阐明了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想，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特别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文，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的一部分，在会上获得通过，使文中的思想实际成为井冈山斗争的理论指南。
在两篇文章中着重阐述了以下问题： 首先，深刻分析了农村红色政权在反动统治的包围中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认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
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由若干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又是地方性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半殖民地大国，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和中国的地方性农业经济，造成了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得共产党领导的小块红色区域能够在白色政权统治的间隙、裂缝中生存和坚持下来；第二，南方的一些省份受到了大革命的影响，使红色政权的存在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第三，引起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全国革命形势在继续向前发展；第四，建立了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正确的政策。
因此，深刻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这一深刻分析使得共产党人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的决心和信念，建立在了对中国特殊国情的科学认识基础上。
其次，科学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系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正式提出了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基本依托，三者密切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坚持武装斗争，才能粉碎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和“围剿”，发展和扩大革命形势；建设农村根据地，才能在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生存和发展下去，逐渐积蓄起强大的革命力量。
强调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系统地阐明了党在农村中发展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策略。
再次，正确规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系列具体政策。
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多的斗争实践，党和红军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时也经历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两次深刻教训。
对正反两方面经验作了系统总结，阐明了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的一系列正确政策。
主要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
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扩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坚持了这些正确的政策。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具体解决了如何在农村中坚持和发展革命斗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理论凝聚了共产党人和井冈山军民的集体经验与集体智慧，也反映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性。
五、红四军主力撤离后的井冈山 1928年12月，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队，出动18个团3万余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会剿”。
翌年1月4日，由主持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井冈山前委、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亦称柏露会议。
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对付敌人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决定由、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一则解决部队的经济困难，二则实行“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之围”；以彭德怀之红五军和第32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并与外线部队互相配合，打破敌人的“会剿”。
1929年1月14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28、第31团和独立营、特务营共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踏上了出击赣南的征程。
这时，留守井冈山的部队仅有千人左右，红五军指战员“自愿的承担红四军前委给予的任务，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
”1月16日，敌军兵分三路逼近井冈山腹地，守山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做好了迎战准备。
26日，敌人向井冈山的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和黄洋界五大哨口发动猛烈进攻，而尤以进攻黄洋界和八面山的湖南敌军最为凶猛。
红五军官兵坚守阵地，英勇抗击，昼夜鏖战，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
29日晚，黄洋界方面的敌人收买了一个在山里捉石蛙的游民当向导（此人后被王佐处决），抄小路插到黄洋界侧后的小井。
残暴的敌人野蛮地杀害了小井红军医院的100多名重伤员，随后侧击黄洋界，夺占了这一重要哨口。
30日，八面山和桐木岭哨口也相继失守，部分敌军插入井冈山中心地区。
在这一严重形势下，彭德怀于当晚收拢部队，由荆竹山向赣南突围，井冈山沦于敌手。
第32团王佐部散入深山密林，继续坚持游击斗争。
红四军主力下山以后，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迅速向赣南挺进。
敌军急忙抽调重兵，进行尾追和堵截。
1月28日，红四军在大余同敌军三个团作战失利，部队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为了摆脱敌人的尾追，红军每日急行军90华里以上，且行军路线都是崎岖坎坷的山岭小道，情况极为困苦。
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然而，红四军依靠着党的坚强领导和官兵的紧密团结，奇迹般地战胜了这些困难。
2月11日，红四军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利用有利地形布设战场，将紧追而来的敌军刘士毅旅两个团大部歼灭，俘敌800多人，缴枪200余支。
大柏地一战，扭转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随后，红四军挥师北上，进抵东固，与李文林、段月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会合，进行了短暂休整，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
但是，由于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原定的“围魏救赵”计划已无法实现，红四军遂决定乘福建敌军兵力空虚的机会，转向闽西进军。
此后，红四军会同赣南、闽西的地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逐步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井冈山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
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扩大，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端艰苦，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都难以为继。
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带，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
这些弱点在初创时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
曾参加井冈山斗争、在第28团任连长的粟裕后来谈到：“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的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
”、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
红五军在井冈山失守之后，经过艰苦转战，于1929年4月初在赣南瑞金与红四军再度会合。
5月，彭德怀根据前委的决定，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割据，以与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相配合。
1930年2月，因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同时湘赣边界特委与赣南、赣西特委合并组成赣西南特委，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结束，以后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