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林则徐虎门硝烟，然后开始了打战，失败，签合约，赔款，期间有义和团等进行反抗，清政府不得已开始打理经济，于是开始有了一批留学的人，比如说康有为梁启超等等，接下来就是洋务运动，铁路建设，然后有了保路运动，然后开始国内打架，保路运动的处理不当导致了武昌起义，接下来就是袁世凯出现，然后是称帝，然后推翻，然后复辟，然后继续打架，军阀割据，孙中山到处跑号召民国，接下来是共产党，中间一战二战，和各国也战，日本进攻东三省，然后国民党的正规军有很大一部分在正面战场中死掉了，然后共产党在后院开始慢慢长大，然后八年抗日，中间两党偶尔好了偶尔吵了，勾心斗角，之后八年胜了，开始窝里斗，然后国民党靠美，共产党亲苏，共产党赢了，蒙古被划了一块，出现了内蒙古和蒙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然后大跃进什么的然后文化X命，然后就是周毛去世，四人帮倒台，然后开始了邓的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然后现在是满地的白猫黑猫。
中国租界历史
中国第一界是怎么形成的 提起租界们不禁会想到旧中国的那段屈辱历史。
在长达的时间里，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跳板，租界成了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然而在中外最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并没有租界这一说法，它的出现竟然是一名英国领事和一名中国地方官交易的结果。
中国商人主动巴结，英领事挤进上海城 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为了在东方开辟新的通商口岸，英国殖民者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在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刺探寻觅良港。
很快，他们就看中了上海这块风水宝地。
鸦片战争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
条约签订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只有25人。
但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却认定中英贸易会迅速增长，来华英国人将大幅增加。
1842年10月初，他迫不及待地从南京赶到上海，预选英国人在上海的居留区。
经过几天考察，璞鼎查看中了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今上海外滩一带）的一块地方。
当时那一带还是芦苇丛生的荒滩。
但璞鼎查认定此地交通便利，便于贸易运输，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荐巴富尔上尉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英国人寻找长期定居地。
1843年11月8日晚，巴富尔带着6名助手来到上海。
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往道台衙门，拜会上海的地方官———道台宫慕久。
宫慕久客气地把巴富尔领到客厅嘘寒问暖。
巴富尔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台大人，根据贵我两国签署的条约，上海已被辟为通商口岸。
我此次登门就是要和道台大人商讨具体开埠时间的。
” 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宫慕久当然不敢对朝廷签署的条约存有异议，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看到宫慕久那么爽快就敲定了开埠日期，巴富尔来了精神，来时他就琢磨着在上海县城内觅一上好地皮，建造气派的英国领事馆。
“我初来贵地，今后与大人会常来常往。
如果不嫌麻烦地话，能否请大人帮忙在城内物色一块地供建领事馆之用。
”巴富尔不露声色地说。
这几句话让宫慕久出了身冷汗，想想今后如果华洋杂居，难免会闹点乱子出来，到时朝廷怪罪自己可担待不起。
他强压心中的不悦，定了定神说：“领事先生，上海县城素有‘小苏州’之称，人口众多，城内已拥挤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馆。
如果领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劳在城外替领事寻觅。
” 宫慕久的拒绝让巴富尔很是懊恼，但他哪肯罢休。
一连几天，他一方面派人在城内四处寻找出租房；另一方面，不断对宫慕久施压，并扬言如果找不到房子，甘愿在城里搭建帐篷居住和办公。
正当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一名中国商人主动找到巴富尔，愿意出租其房屋给巴富尔作领事馆用。
巴富尔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马上就租下这座有52间房的老宅。
看到事已至此，宫慕久也只好以此处不扰民为由，奏报朝廷后予以默认。
谈判持续两年，每亩年租金仅1500文 巴富尔在上海安身后不久，就发布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
开埠后一个半月内，就已经有11家洋行涌入上海滩。
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其间。
一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 火彻夜长明；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混杂一处。
由于上海普通百姓之前很少看到过洋人，每当看到洋人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时，百姓们都不免好奇。
洋人们吃饭、穿衣、喝茶甚至走路等一举一动都有路人围观。
同时，一些洋人仗着清廷软弱，到处滋事，因此华洋之间纠纷和摩擦不断。
一次，一位姚姓基督徒因为非作歹被拘捕，巴富尔为迫使清政府放人竟威胁出动军舰，事情最后以宫慕久放人并道歉收场。
事后，巴富尔又不失时机地来拜会宫慕久。
“道台大人，我们之间的很多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块自己的居留地。
我看中了县城外黄浦江边的那块荒滩，不知大人能不能卖给我们作居住用。
”巴富尔设想买下整片土地，然后再分租转让给侨民。
其实，宫慕久也有这样的想法。
为避免纠纷，他几天前曾向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建议：给洋人一块地，实行华洋分居。
但是两个老官僚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把上海地方对外交涉全权交给他一个人办理，让他自己定夺。
明知是上司有意推脱责任，他也不得不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听罢巴富尔的建议，宫慕久摆了摆手，“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卖给你们的。
但是租给你们是可以的。
” 在其后的两年间，巴富尔与宫慕久为租地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双方就租地范围、租地手续、外侨应遵守事项等达成谅解。
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
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
章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
租界建在“棚户区”，最初由清政府管理 在早期英租界，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归清政府掌管。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
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后还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
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的华人用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
那时租界里的人口也很少。
据记载，在租界出现两年后，外侨人数也仅有134人。
租界里的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
最早来上海的侨民，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曾这样回忆他住过的陋室：“每值晨雨，则衣被尽湿。
天雪，则六出飞舞，自窗隙而进。
”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才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才慢慢被淘汰。
随着来沪的各国侨民不断增多，英国领事也在酝酿着扩大租界面积，并谋求更多权力。
1848年，新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正式提出了扩充英租界的要求。
11月，中英双方订约将英租界面积向四周扩为2820亩。
1853年，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大批避难华人涌进租界，这给洋行商人提供了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
因为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很多从事贸易的洋行生意清淡，他们正好利用闲散的资金在洋泾浜沿岸造了800多幢简易住宅，供中国难民居住，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随着人口和大笔资金的流入，英租界出现了繁荣景象。
租界内土地、房屋价格暴涨。
其中外滩一带的地价上涨最快，1852—1862年的十年间，平均涨幅高达200倍。
同时，英租界当局乘局势动荡之机，逐渐夺取了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管辖权，独揽了租界内一切诉讼案件。
此后，英租界当局多次单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权力不断扩大。
租界逐渐发展成为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警务权、军事权于一体，中国政府无权制约的“国中之国”。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露骨地表示，上海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在租界内，华人备受洋人凌辱，洋巡捕甚至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
娼妓、赌博、贩卖毒品和人口等也成了受租界当局保护的公开行当，租界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
继英租界后，法国、美国等国也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设立租界。
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开辟租界为止，列强已先后在中国建立了27个租界，仅天津一地就有八处之多。
直到1943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才通过谈判收回了租界，结束了这段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参考资料：
求音乐大师王云阶的女儿的名字
王云阶，1911年8月29日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大王家村。
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理论家。
1927年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音乐系学习，后转入人文艺术大学音乐系，1931年在北平清华大学跟库普卡教授学钢琴，1937年至1938年参加冼星海领导的“星海歌咏队”，1947年进上海昆仑影业公司，1948年师从谭小麟等多名教授学习高级音乐理论，建国以后曾兼上海音乐学院作曲课，多次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
王云阶出生在美丽的胶东半岛——黄县的一个靠海的村子。
村里的人常来请妈妈给年画开眼。
那些大红与许多说也说不清的美丽的色彩，绚丽的窗花、端午时节孩子手脚上带的彩色花线、春节时做的“团圆饼”、多彩的风筝、小姑娘额头上点的红点……甚至天上的白云、窗上晶莹洁白的冰凌花也是那么纯净、美丽，它们让王云阶认识和懂得了什么是美。
齐鲁大地丰厚的艺术氛围，淳朴的民风、原汁原味的民歌、童谣、村子里婚丧时的吹打乐、传统的京戏、妈妈做针线时哼的小调，夏天的雷雨声、秋风里飘来的货郎鼓和吆喝声、虫鸣蝉唱……都给了王云阶神奇的音乐感受，使他如痴般的着迷。
为了听吹鼓手们的乐曲，幼小的他，跟着乐手们走过了一村又一村，有时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回家。
胶东半岛又是一个接触外国文化较早的地方，这也使王云阶能较早地接触了一些文明戏（话剧）和影戏（电影），幼时的王云阶就这样与美术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8年王云阶随全家迁居青岛，他进入了美国教会办的胶东中学开始学习五线谱，并学会了在风琴上弹奏四部合唱，同时，他的绘画成绩也十分出色，学校的走廊和楼梯墙壁上还挂上了他的油画，学校为了表彰他的音乐和绘画方面的成绩曾奖励给他一枚银质镀金的奖章。
父母一直希望王云阶能学习商务，以后能光宗耀祖，但这并不是他的追求。
在王云阶十岁时父母给他做了一套华贵的长袍马褂，带他去拍了一张照片，在摄影师的摆布下拍出的照片，人显得十分呆板，开始有了反叛意识的王云阶就在这张照片的背后写了一段话，以鲜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呆像何如木头人，年方十龄没天真。
褪却俗衣褪俗气，还我生机还我身
”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蒋光慈等人的作品震撼了他的心灵，对外国文学艺术的接触更开阔了他的眼界。
其中，雪莱的诗歌，丰子恺译编的有关世界名音乐家的介绍对王云阶影响最大。
那时，王云阶不仅热爱音乐和绘画，逐渐地对文学、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王云阶只身到上海求学。
他在当时任新华艺术大学教务主任的大提琴家、声乐家潘伯英的热情帮助下，以学习西洋绘画为名曾先后在新华艺术大学，人文艺术大学学习绘画，同时就读音乐系，后又在国立音专兼学钢琴选科，先后师从小提琴家谭抒真、捷克钢琴家沃尔曼（ULMANN）、钢琴家泠兰琴（泠韵清）、车尔尼池卡夫等学习小提琴、钢琴。
在这个时期，潘伯英老师对王云阶的帮助和影响最大，在王云阶的印象里潘老师是一位献身艺术事业，不为名不为利，爱护学生的好老师。
以后，王云阶在艺术道路上，在音乐教育中常以潘老师为榜样，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像潘老师一样爱护着每一个学生。
潘老师也为有王云阶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在潘老师弥留之际还留下了遗言，将自己心爱的指挥棒赠给了王云阶，他知道他的事业是后继有人的。
1928年，受英国诗人雪莱的影响，在青岛的《青岛民报》上，王云阶用“雪林”的名字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诗歌《寄雪儿》，表达了自己一心向往着的春天。
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王云阶顽强并快乐地学习着，还有幸受应云卫的邀请，和谭抒真老师、潘伯英老师组成的钢琴与管弦乐三重奏，为话剧《威尼斯商人》配乐。
逐渐地，王云阶对音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32年，王云阶回到山东，在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
他在“五四”运动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思想指引下，怀着振兴中华的纯朴愿望，教育学生并且指挥师生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并在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上指挥全校师生唱《国际歌》，为此王云阶被捕入狱，被监禁了3年。
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成为钢琴家的梦想。
在监狱里，王云阶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逐渐转变为一个自觉地要和人民大众结合的有志青年，并计划对曾经收集的民歌进行改编。
被保释出狱后，王云阶开始专攻作曲，陆续发表了由民歌改编的重唱《紫竹调》等音乐作品，翻译并发表了《苏联新兴音乐艺术》一文，向国人介绍苏联的新音乐艺术。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云阶怀着一颗抗日救国的的决心到了武汉，参加了冼星海主持的“星海歌咏队”。
在冼星海、林路等人的影响下，他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音乐运动。
聂耳、吕冀、贺绿汀、麦新、张曙、孙慎、孟波等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使王云阶看到了自己作品的薄弱之处，认识到只有投身到群众中去，融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在与大家一起高唱战歌时，才能感受到音乐艺术与民众相结合而产生的巨大力量。
这个时期，王云阶在积极进行抗日宣传的同时，满怀激情地创作了《我们在炮火中长大》（安娥词）、《抗战到底》、《东北，我们的家乡》、《好女儿》、《十三勇士》、《战地之春》等二十多首抗日歌曲，用音乐激励着无数有志气的人们。
王云阶还在纪念冼星海召开的全国歌咏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长诗《向阿波罗宣誓》。
1939年，王云阶在四川除了教音乐外，还应邀参加电影音乐的创作。
他为影片《风雪太行》谱写主题歌、录音，可以说这部片子是王云阶为电影音乐作曲的处女作。
同时，他还为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的音乐指挥，为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指挥、录音。
这时的王云阶思想非常敏捷，才思奔放，治学严谨，多能多艺，在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朋友还给他取了一个雅号，称之为 “中国的莫扎特”。
这个时期的王云阶身体很差，经常吐血，朋友们都知道，王云阶不太会照顾自己。
只要一有工作他就什么都忘记了，见他身体这样虚弱，都很关心他，爱护他，劝他早些结婚，能有个人在他身边照顾他会好一些的。
于是，就在这一年的“八、一三”纪念日，曾经与他并肩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同台演出《菱姑》的好姑娘——李青蕙，相爱并结婚了。
从那一天起，王云阶和李青蕙俩人开始了一起奋斗，同甘共苦，不论生活中有多少坎坷，王云阶和李青蕙都是共同分享欢欣与快乐，也共同分担磨难与痛苦。
就这样，王云阶和李青蕙相互支持着恩恩爱爱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他们的爱情故事一直是朋友们中广为传诵的一段佳话。
五十年以后，在王云阶和李青蕙的金婚纪念日，王云阶和李青蕙连续被评为上海市及全国的“金婚佳侣”。
1940年王云阶到达重庆，有机会结识了新音乐运动的领导人李凌、赵枫，舞蹈家吴晓邦。
这些人都给过他影响和帮助。
在这期间，他发表了歌曲《战地之春》（安娥词）、《我们是世界的主人》（臧云远词）等，还翻译了几篇介绍苏联音乐的文章。
并担任作曲和钢琴伴奏，与舞蹈家吴晓邦、戴爱莲、盛捷合作举行了一次新舞蹈表演会，周恩来副主席曾亲临观赏。
在此期间，王云阶也曾想去前线，但因咯血而未能成行，后来，从战地慰问回来的安娥又带来了在新四军工作的大妹的邀请。
可是，皖南事变发生了，有消息说她在战斗中牺牲了。
王云阶怀着十分悲愤的心情奋笔写下了纪念大妹的长诗《想念妈妈》，并在实验歌剧院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
他在同年出版的《国防音乐》一书的扉页上标明：“仅以此书纪念亲爱的母亲和勇敢的妹妹”。
在“白色恐怖”时期，王云阶因为思想进步而无容身之处。
这个时期，他只翻译了一本《儿童唱歌法》。
1942年，王云阶受聘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任音乐教师，因不满该学校的高压政策，很快辞职转去青海主办音乐学校。
当时，他怀着“以有涯之生命创永恒之艺术”的梦想，并将它刻成了一方印鉴。
王云阶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到了西宁，他和在女子师范任教的李青蕙用抗日歌曲和艺术歌曲作为教材，结果受到追查，王云阶无奈离开了西宁到了兰州。
这一时期虽然吃尽了苦头，王云阶并没有放松对民族音乐的学习和记录，他在《青海日报》上主办了一个《乐艺》附刊，先后出了十五期和一个《青海民歌专号》。
此后，王云阶又先后受聘于成都金陵大学、四川省立艺专、南虹艺专等学校任教。
1945年，王云阶举办了两次个人音乐作品欣赏会。
作家陈白尘曾写介绍文章，舞蹈家吴晓邦在《云阶和我》一文中指出作曲家是“为抗战歌唱，为祖国而作曲”。
以后，王云阶到了上海，因思念青海和成都的学生他写了一首《牧羊恋歌》，歌唱家周小燕、喻宜萱在上海举行独唱会时都演唱过这首歌。
在这个时期王云阶受聘于上海美专音乐系任副教授。
1947年，王云阶经人介绍进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公司，担任了白杨的钢琴教师并为白杨主演的影片《新闺怨》作曲。
从此，他长期蕴藏在心底的音乐创作热情，象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
在为《新闺怨》作曲后，又连续为《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表》、《母亲》等影片作曲和配乐。
王云阶为影片《关不住的春光》写的插曲《青春的梦》就可以表达他在事业上找到了归宿后的欢乐。
在进入电影音乐创作后，王云阶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但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是接受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聘请担任客席教授，参与了对作曲系研究生的带教工作。
王云阶始终把培养年轻人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1949年7月，王云阶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来自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
王云阶一直牢牢记住当时总理说的话：“今天见面，互道辛苦。
以后再见，要问进步如何。
”会议期间观摩学习了来自解放区的文艺节目。
从此，王云阶更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电影音乐的创作。
建国后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专职从事音乐创作。
1951年，王云阶调北京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委员兼音乐处副处长，并为《团结起来到明天》、《翠岗红旗》、《六号门》等影片作曲。
在创作《六号门》时，王云阶身背铺盖卷，与大连码头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劳动号子，为此在1957年文化部举办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王云阶获得一枚奖章。
1956年，王云阶为了专心于音乐创作，辞去音乐处的行政职务回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并负责组建了上影乐团，任团长，仍专门从事音乐创作。
在此期间，王云阶先后为《青春的园地》、《母亲》、《护士日记》、《湖上的斗争》、《不夜城》、《黄浦江的故事》、《林则徐》、《万紫千红总是春》、《飞刀华》、《魔术师的奇遇》、《青山恋》等影片作曲。
其中《护士日记》的插曲《小燕子》，以其优美悦耳的声调，舒缓有致的旋律，曾风靡一时，在全国广为传唱。
王云阶受过系统的西洋音乐教育，对西洋的音乐理论、技巧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
但他认为中国的音乐艺术是中国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反映。
因此，在他的电影音乐创作中，从《六号门》、《护士日记》到《林则徐》的音乐创作，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一次成功实践。
《林则徐》的音乐，准确有力地渲染了时代气氛和典型环境，鞭辟入里地刻画了人物性格，乐曲的本身就是一部悲壮的爱国主义交响曲，浑然一体地成为影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力。
王云阶除电影作曲外，还创作了交响乐《第一组曲·江南》、《第一交响乐》、《第二交响乐》、《第三交响乐》及室内乐《前奏曲与赋格》等多部音乐作品。
他还写过不少音乐理论文章。
主要有《电影音乐形象的塑造》、《从影片〈林则徐〉谈电影音乐民族化问题》、《谈交响音乐的音乐形象的矛盾冲突》、《〈傲蕾·一兰〉音乐创作随想》等。
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总结，为我国的电影音乐创作和提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云阶虽已年逾古稀，还为影片《傲蕾·一兰》与《海之恋》，《江水滔滔》等作曲。
在为影片《江水滔滔》作曲时，他与年轻人一起坐着大卡车去外景地，因卡车的挡板被颠开从卡车上摔下来而跌断了手臂，他还是带伤坚持按时完成了任务。
在为《傲蕾·一兰》作曲时，他更是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来到哒斡尔族向当地的歌手学习当地的民歌，他骑着麋鹿爬山越岭，进入原始森林访问牧民，到地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海拉尔观看鄂温克族男女健儿的骑马射击比赛。
亲身感受大草原的人文环境，为他用音乐塑造人物形象积累了依据，创作了《一兰永不变》、《马上的哥哥你在何方》、《但等冬天雪花扬》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王云阶曾参加1954年捷克第八届国际电影节，1982年法国第三十五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王云阶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上海音协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会长。
1996年6月4日王云阶因脑溢血在上海去世。
从1927年到1996年的七十多年里，王云阶的艺术生涯饱经苍桑，道路崎岖，对生活有丰富的经历，深刻的体会。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有历史的、现代的、工人的、农民的，少数民族的；体裁多样：包括交响乐、室内乐、电影音乐、歌曲。
由于他一贯坚持深入生活，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在西洋作曲技巧与西洋音乐民族化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他的音乐作品充满热情，激动人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作为一位音乐家，王云阶热爱生活热爱音乐艺术，他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自己热恋的事业。
即使在受到批判被送进干校劳动改造的日子里，他仍坚持钻研作曲技巧，做了十本和声笔记 ；写成了一首管弦乐曲和一首赋格曲。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在为自己尊敬的音乐家冼星海的第二交响乐做整理校对。
作为一位音乐教育家，王云阶热爱祖国，热爱孩子，关心后辈，他为孩子们写歌、写诗，翻译儿童唱歌法，向学生传授音乐创作技巧 ；他在自己经济拮据时，还预支自己下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学生的路费 ；他在学生有困难时，将学生当作自己的家人，供给他们上学 ；他在学生困惑时，为他们释疑解惑，他把爱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学生们。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历史上：古代朝鲜是古代中国的附属国，而1950-1953年如不是中国抗美援朝，北朝鲜必败。
就没有现在的朝鲜了。
当代:政治上中朝两国都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军事上朝鲜许多军事技术都是俄罗斯、中国提供的。
至于楼上说的朝鲜想摆脱中国投靠美国，我不认同，首先，朝鲜摆脱中国那是非常不现实的，朝鲜的粮食…………日用品多依赖中国方面供给，其次，如果亲美朝鲜就不会今天扔个导弹，明天整个核试验，一次次试探美国的底线。
朝鲜这么做无非就是警告美国不要以为朝鲜是软柿子，警告美国发动战争将是个错误。
而自己则努力进行先军政治，力图完成统一。
中国已用大量的现金、新的忍耐政策和友好的支持，正静悄悄地穿过围绕着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那道厚墙，第一次获得了对这个世界最封闭的社会之一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
消息来源称，中国领导人已经说服了金正日，传递出一条朝鲜也能在严控政权的前提下，使其经济充满活力的信息。
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3月1日发表记者马全德（Robert Marquand）发自北京的长篇报导，介绍了目前中朝“火热”与“冷峻”的关系以及美国人和韩国人对这种关系的担心，文章认为中国改变对朝鲜的游戏将会让平壤的独裁政权“起死回生”，从而也让美国经济封锁和围墙政策失去效力。
文章说，过去的一年华盛顿显得心事重重，而北京却已成功绕过美国所寄托的中国将会挤压金正日迫使他放弃核武野心的希望。
其实，从2003年开始的旨在解除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早已陷入僵局。
取而代之的则是，北京去年共向平壤投资了20多亿美元，并希望帮助朝鲜重建港口，开设工厂，使其能源领域现代化，中国的这些举动已被美国外交官员称为“庞大的赠送胡萝卜行动”，而北京却没有把这援助当成来结束朝鲜核武计划的手段。
美国火努鲁鲁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专家曼索罗夫（Alexandre Mansouov）指出，“中国已经决定改变对朝鲜的政策，正超越六方会谈和美国的态度来看待朝鲜，他们想走自己的路，已经决定再次激励朝鲜，重新去建造和创造这个国家。
”曼索罗夫说，作为回报，金正日也“第一次完全接受了中国的改革”。
一个接近北京和华盛顿的美国外交消息来源争论说：“华盛顿应该打消任何指望中国来帮助摆平朝鲜的幻想。
” 文章指出，其实，在金正日1月份秘密访问中国后，朝鲜似乎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客户国家”。
金正日的到访正值中国在制定第11个五年计划过程，他访问了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深圳、广东和珠海等几个着名改革开放城市。
接待金正日的不少中国地方官员，在形容金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改革特区所作出的反应时，都使用了 “震撼”一词，那里一望无际的拥挤的工厂，有时已被称为“世界的工厂”，正为美国的沃尔玛、Costco、Home Depot等超级连锁店提供着货物。
基督科学箴言报的文章还引述了一些中国媒体对金正日中国行的报导。
据了解朝鲜事务的消息人士披露，金正日对广州和深圳日新月异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印象，深为震撼。
金正日告诉中国领导人，他希望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推动朝鲜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消息人士描述说，特别是访问广州大学城时，金正日深为震撼，当晚他“入夜难眠”，长时间思考着如何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去推动朝鲜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5年前，金正日访问上海时，曾经参观了上海外滩，原计划参观的时间仅半个小时，但金正日伫立在黄浦江边，远望对岸浦东新区璀璨的夜景，逗留了很久，迟迟不愿离去。
当时曾他动情地说，今天的参观对我们触动很大。
我们不得不思考朝鲜未来的经济该怎么发展。
消息人士还披露，国际社会对金正日此次访华以及朝核六方会谈的议题十分关注，其实，今天的朝鲜也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外资开始进入，一些嗅觉灵敏的商人来到朝鲜淘金。
在金刚山旅游特区，苍松翠柏掩映的山坡上，游人如织，绝大多数是外国人，朝鲜当地的摄影师穿着印有大大的“柯达胶卷”的背心，忙着给前来游览的人摄影留念，照一张相7美元。
一个美国人在平壤意外发现异常繁荣的商业，回到美国，他对纽约时报说，平壤的一个市场让他“感到震惊”。
他描述说：“在一个巨大的工厂里，有数千名小贩，我数了一下是2200个。
市场有价格限制，但讨价还价很厉害，竞争非常激烈。
”其实这样的市场在朝鲜大约有300多个，其中有10多个在平壤。
媒体指出，能印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此决心的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最新一期报导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最近在视察北部的慈江道江界市时指出，各部门、单位要大力推进建立在最新科技基础上的现代化。
金正日在视察中央银行慈江道分行时指出，只要把革命思想和最新科技结合起来，朝鲜就能在革命和建设中实现巨大变革，就能建设强大的国家。
金正日在视察江界木材加工厂时强调，科技就是生产，生产就是科技。
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建立能综合、合理利用木材的生产体系，并要在企业管理中彻底贯彻实利主义原则。
朝鲜最高层的最新行动，可以被解读为朝鲜下了发展经济的决心。
基督科学箴言报说，对中国的访问令金正日在思想上所发生的转变程度，可以用朝鲜中央通讯社在其返回后而发表的公开评论来进行衡量。
朝中社在其社论中首次对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进行了积极的评价，金正日称赞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
而早前，朝鲜曾把中国的经济改革称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在2001年金正日访问上海后，朝中央也曾发表评论说，市场改革可能对中国有好处，但它对朝鲜来说却不是正确的。
2 月27日，朝鲜女工们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一家工厂里工作。
开城工业园区位于朝鲜边境城市开城，是2000年韩朝首脑会晤之后启动的韩朝合作项目，计划投资62亿美元。
目前已有13家韩国工厂入驻示范园区，有500多名韩方工作人员和6000多名朝鲜工人在此工作。
新华社 不过，朝鲜官方媒体并没有发表金正日 1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所发表的讲话。
金正日当时坦率地表示，“对中国南方部分地区的访问，已让我们确信，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路线和先进的政策，已使中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韩国媒体近日指出，经济已处于混乱之中的贫穷的朝鲜，目前正全力打造新义州“经济特区”。
文章指出，中国正在让朝鲜的基础建设恢复活力，国际危机组织最新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约占朝鲜贸易总额的40%，80%的朝鲜消费品都是中国制造和生产的。
中国国际研究所亚洲政策主任金林波（译音）表示，“中国领导人经常强调，他们想让朝鲜变成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国家。
中国正在帮助朝鲜走困境。
中国人认为，如果朝鲜能走出破产，它将变成一个和睦的亚洲邻国。
中国正在努力与朝鲜建立经济往来，我们对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并不着急。
” 中国的这种观点可能会让布什政府有些吃不消。
美国总统布什已在2002年朝鲜定为“邪恶轴心国”，随后美国官员指责朝鲜正在进行第二个“浓缩?”项目，最后金正日把联合国检查人员驱逐出境，并宣布发展核武器。
近两年，白宫以金正日经常毁约和侵犯人权为由，拒绝与平壤展开直接谈判。
在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日益加大之际，韩国可能也一直紧盯着北京的一举一动。
首尔方面认为，韩国可能引导朝鲜最后与其实现统一。
由于南北之间有着历史和种族的原因，韩国希望对朝鲜有最大的影响力。
而六方会谈由北京主持，这样韩国方面有些难民接受。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因改善南北关系，于2000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
文章说，韩国方面担心，中国正试图保持朝鲜半岛的分离，以确保其成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缓冲器。
不过，中国外交官和学者指出，金正日古怪多变，他可能会让朝鲜的经济改革只出现在理论上，他也不太会象中国那样对世界敞开大门。
中国国际研究所亚洲政策主任金林波说，“他（金正日）正在听取改革的想法，但我认为他仍希望看到，如何不用经历真正的改变，就能赚钱。
” 中国外交部前官员、哈佛学者吴安娜（译音）说，中国有时对这个凶暴的邻居采取低调的态度，中国不太可能会大吵大嚷地向朝鲜提出什么要求，但可能会在私下大声地告诉平壤，“别再走远了，赶紧回去享受我们可以提供的一些舒适生活。
为什么要继续飘忽不定、挨饿、孤独和绝望呢
” 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专家曼索罗夫认为，中国在1月份给金正日传递信息可能没多少多愁善感，“我认为金正日听到的可能是进行市场改革，积累财富，20年后仍能控制政权。
”曼索罗夫说，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告诉金正日，“走资本主义道路，加强政治控制，追赶南朝鲜，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实现统一。
” 2月14日，在朝鲜首都平壤，人们在观看花展。
当日，朝鲜第10届“金正日花”花展在平壤开幕。
“金正日花”是一名日本人根据设想用20多年的时间于1988年2月培育出的品种，培育成功后作为礼物献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被命名为“金正日花”。
新华社 与此同时，在打击仿造商品和违法金融活动上，中国也会对朝鲜扮演一个更强硬的角色。
北京已赞同支持华盛顿提出的对澳门汇业银行（Banco Delta Asia）实施制裁，指责其帮助朝鲜洗钱和流通美元假钞。
美国官员称，此举约导致朝鲜40%的流动资产被冻结，平壤可能会认为这是华盛顿一手操作的，但实际上却是北京支持对平壤采取这样的行动。
外交人员和银行家表示，制裁澳门汇业银行已导致其他银行切断了同朝鲜的联系，将使朝鲜的金融系统和经济遭受重创。
多维社早前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外交人士和银行家指出，在美国政府去年9 月份宣布汇业银行因同朝鲜的联系而被列为“高度关注洗钱机构”并可能面临惩罚后的几周内，朝鲜的许多合法国际贸易都陷入了停顿。
银行家和企业界人士称，在中断了同汇业银行的联系后，朝鲜的银行和贸易机构现在很难找到其它银行开展海外业务。
消费品进口因此受到了打击，而这是朝鲜政府放开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壤一家商业银行的管理人员说：“朝鲜面临的这个问题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严重。
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们的业务已经停滞。
” 一名中国丹东商人说，自美国威胁实施制裁以来，跨境贸易不断下降。
他手里积压了大批用于生产鞋用橡胶的化工品，因为他的朝鲜客户无法转移资金进行付款。
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曾否认朝鲜卷入了洗钱或制造假币的活动。
朝鲜官方强调说，在美国没有解除制裁威胁前，朝鲜不会恢复有关核武器问题的六方会谈。
朝鲜外交部指责美国的行为旨在摧毁朝鲜的金融系统。
而美国则坚持说，对汇业银行采取的措施是法律行为，同六方会谈无关。
但一些参加了六方会谈的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希望针对汇业银行的举措会促使朝鲜重新考虑开发核武器的成本。
中国一直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援助国和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主要通道，因而受到了美国的特别关注。
美国官员称，美国国务卿赖斯去年曾向中国高官发出警告称，他们必须遏制朝鲜的非法交易。
参与制定对朝政策的美国高级官员称，朝鲜过去就同中国进行了大量银行业往来，因此北京显然会引起美国的关注。
建国后的爱国故事
钱学森（1911.12.11—），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
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汉族，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200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学习。
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并从事火箭研究。
1950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因此钱学森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的不断努力，钱学森冲破种种阻力回国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钱学森的爱国故事是什么，简写不少与100字
钱学森的爱国（一）：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有三位姓钱的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人称“三钱”。
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
其中钱学森的经历最为惊险。
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在航空科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有名的火箭专家，为美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
1949年，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十分兴奋，决定回国参加建设。
但是美国方面敌视中国，怕钱学森回国对他们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
美国海军次长还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他明白的太多了，一个人可顶五个师的兵力!”于是，美方无中生有，说钱学森是中国间谍，把他逮捕关押，之后虽然释放了，可又严密监视。
钱学森没有屈服，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回国的决心更大了。
他在家里放好三只小箱子，准备随时启程。
之后在中国政府的过问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钱学森，最后在1955年搭乘轮船回国了。
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兴奋地说：“我相信我必须能回来，此刻最后回来了!”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钱学森的爱国故事（二）：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
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
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
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
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
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
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
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
我能够放下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下祖国。
我就应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钱学森准备回到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
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
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
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
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
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
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
看守人员每一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
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
可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
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
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状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
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
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能够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
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
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状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回到中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
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必须能回到祖国。
此刻，我最后回来了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
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
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学森放下了这一切。
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这天，钱学森的爱国言行，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钱学森的爱国故事（三）：岳父蒋百里钱学森以前说过，这一生当中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个是开国总理周恩来，另一个是他的岳父蒋百里。
蒋百里以前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被誉为“现代兵学之父”，有人说他以前两次打败日本陆军。
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蒋百里靠着优异的成绩打败了所有的同学，包括之后的日军名将，例如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山本五十六。
蒋百里获得了象征日本军界最高荣誉、裕仁天皇御赐的樱花宝刀。
在1937年抗战初期，蒋百里先生的《国防论》首次提出了持久抗战的观点。
曰本战败之后，很多日本军官吃惊的发现，大日本皇军几乎是在老老实实地按照蒋百里的指挥，由东到西进军，然后陷于湘西战场’最后以失败告终。
蒋百里为钱学森做出了两件影响颇大的事，一件是婚姻，还有一件是专业选取。
蒋百里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是莫逆之交，蒋百里在日本留学期间以前和一个日本女人结婚，并生下了5个女儿。
他明白钱学森是钱家独子，而且没有结婚，于是有意将自己的第三个女儿蒋英嫁给钱学森。
钱学森和蒋英两人在父辈的安排下，很快产生了感情。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蒋英也到欧洲留学。
两人之间虽远隔万里，但仍然互通书信，感情在分别中愈加的深厚。
直到1947年，钱学森才回到上海和蒋英结婚。
婚后，夫妻二人一齐回到了美国，感情甚笃。
在被美国扣押、迫害的日子中，两人始终相濡以沫，相互扶持。
钱学森赴美留学之前，父亲钱均对儿子选取航空科学专业十分反对。
钱均认为，中国的航天工业基础十分落后，还是将飞机研制好才是当务之急。
但是钱学森却坚持认为，中国的飞机制造技术落后西方一大截，只有从航空理论基础上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赶超西方。
父子俩人都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还出现了争执。
蒋百里先生听说钱家父子二人的争持后，便去当和事佬，他向钱均仔细介绍了西方航空行业的发展，跟他说航空工业是理论和工程实际相结合的产业，工程实践是要跟着理论走的，没有理论，任何实践都是空话。
蒋百里的话让钱均茅塞顿开，钱均最后不再阻挠儿子学习航空理论。
钱学森回忆往事的时候，对岳父为自己说服了父亲很是感激，同时也感谢蒋百里将女儿交给他，给他一个好妻子。
钱学森的爱国故事（四）：钱学森的一生，可谓是历经风雨。
他出生于中国内忧外患、被人宰割的时代。
他是中国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爱婿。
钱学森为了挽救危亡中的祖国，他先是赴美留学’求取知识，等到归国的时候，却被美国强行扣留。
兜兜转转数年，他最后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于祖国建设，在二战中立下赫赫功勋，也为中国导弹、航空科学的发展立下不小的功劳。
再见了，我亲爱的祖国晚清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为黑暗的时代，当时列强瓜分中国，中国迈上了屈辱的路程。
个性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期，庚子之难就在这个时候爆发，这场战役让那些不平等条约再次落在中国人民的肩上，加重了中国人的负担，使中国完全的陷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发动了灭亡清政府的武装起义，从此拉开了中国民族革命的序幕，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
钱学森就在武昌起义的两个月后出生，出生地是在上海。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
中国大地烽火四起，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内部军阀混战，百姓困苦，民不聊生。
钱学森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完了他的童年。
幼年时期的钱学森就意识到中国积贫积弱的现象，他立下壮志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走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星光大道。
1923年9月，钱学森12岁，他进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六年后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1934年，钱学森取得清华大学第二届赴美公费留学生的资格。
1935年8月，钱学森乘坐上海一艘美国邮政船，离开了动荡不安的祖国，望着白浪翻滚的黄浦江面，钱学森思绪如潮，他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道:“再见了，我亲爱的祖国’你此刻是豺狼当道，我要到大洋的彼岸，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让你早日在东方复兴!”同年九月，钱学森到了美国，顺利进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钱学森的爱国故事（五）：出国容易回国难1949年5月20日和1949年5月14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负责人葛庭燧、曹日昌教授分别写信，他们劝说钱学森回国参加祖国战后建设。
同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下定主意，立誓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
1950年7月，钱学森准备将整理好的八百公斤的书籍和科研笔记带回祖国，但遭到美国移民当局的强行拘留，并扣押了所有的资料和书籍。
美国海军部高级次长表示：“钱学森参加了美国很多机密科研机构，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步兵师，我宁可将这家伙击毙，也不让他回到中国
”钱学森在美国遭到强行拘留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丨国内多位科学家纷纷声援钱学森，谴责美国政府的做法太过极端。
新中国公开指责美国在违反个人意愿的状况下强行扣押钱学森，这是完全不贴合美国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等口号。
中国为了让钱学森早日回国，也在时时刻刻地想着法子。
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表示，中国能够释放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国十一名高级将领，为了表示诚意，中国会先释放4名美国的王牌飞行员。
然而，美国坚持不让步，声称并没有证据表示钱学森想要回国。
就在谈判无以为继的时候，全国人大副常委陈叔通忽然收到钱学森的来信，信中的资料是要求祖国帮忙他回国。
原先钱学森透过美国的报纸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陈叔通’而陈叔通正是他父亲钱均的好朋友，于是便决定给他写信。
钱学森先是摆脱美国特务的监督，在写给比利时的亲戚家书的夹层中留下了这封写给陈叔通的信件。
陈叔通接到信后，立刻将信交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以此作为美国当局扣留钱学森的铁证，美国只得以“驱逐犯人”的名义放钱学森先生归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先生最后得偿夙愿，携带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踏上了归国的路途。
当年10月8日，钱学森先生最后回到中国广州。
但是，对于美国政府以驱逐罪犯的名义将他放回，钱学森异常愤恨，他坚决表示，如果美国不就此向他道歉，他就永远不再去美国。
果然，在钱学森回国后的生命中，他再也没有前往美国了。
钱学森的爱国故事（六）：留美岁月1935年9月，钱学森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
在毕业后的实习期间，钱学森充分地感觉到作为弱国国民的辛酸。
当时的中国，在历经了百余年的贫弱之后，中国人在国外留学，被欧美列强国家的人极端的轻蔑，中国人饱受美国人的歧视。
1936年10月，钱学森进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成为美国籍匈牙利人科学家冯卡门的得意弟子。
师生二人在长期的教学过程和科研研究中，彼此磨合，留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的冯卡门先生是刚刚兴起的航空科学中的顶尖科学家，是动力学上的教授。
初次和钱学森见面的冯卡门对这位仪表庄重的年轻人倍加赞许。
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是都被才思敏捷的钱学森回答出来。
之后的几年中，钱学森先后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航空工程硕士学位、航空博士等学位，并成为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火箭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
40年代初，钱学森和另一个航空科学家马林纳合力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报告《远程火箭评论与初步分析》，这一论文成为美国研制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
此外，钱学森还参加了美国核武器研制的“哈拉曼工程”。
1945年到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停息后，国内解放战争也在节节胜利，钱学森先生意识到民族解放、复兴在即，他决定要回国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但是归国路途确实是想象不到的坎坷和艰难。
1950年，因为怀疑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取消了他参加机密研究机构的资格。
钱学森以此为契机，用回国探亲这个理由准备回到阔别许久的祖国。
正当他要动身的时候，却被美国移民当局扣押，幸好被同事以一万五千元美金保释出来。
但此后，美国屡次阻扰他回国，钱学森遭到了美国当局长达五年的扣留和迫害。
据钱学森晚年时候的讲述，在美国羁绊的五年中，他时刻不忘回国，每一天都在准备着行李。
由于美国政府的刻意压制，家中的生活条件很差，还要经常搬家。
好在妻子蒋英贤良淑德，抚慰了他那寂寥无助的心。
妻子蒋英毅然辞退家中所有的女佣，一个人包揽了家中所有的家务活。
在这五年当中，钱学森先生并没有放下回国的打算，他在美国加州学院任副教授，在教书之余，不忘继续研究自己的学术，并在1953年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一文，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更是引起了行业领域的轰动。
钱学森的爱国故事（七）：科研狂人回到祖国的钱学森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光辉的历程。
他迫不及待地投身到祖国的航空、国防建设之中。
1955年冬，钱学森参观了陈赓大将领导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在交谈中，钱学森坚持必须要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导弹、火箭。
1956年，钱学森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意见书中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导弹、火箭工程的发展、建设规划，这份意见书立刻受到党和中央的高度重视。
同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钱学森，毛主席的和蔼、亲切、平易近人，都让钱学森印象深刻。
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下，钱学森随后成立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研究院以钱学森作为众多科研学者的领头人，为了让这些从未接触过导弹的学者们尽快地融入到导弹、火箭的建设发展之中，钱学森首先给分配过来的156名大学生和教授讲述了《导弹概论》，并亲自拟定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相关专业的学习计划。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将所有援华的科学家全部撤走，同时将支援中国的工业项目的合同全部撕毁。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钱学森和众多学者一样，吃粗干粮、睡帐篷，他们同甘共苦。
虽然国外技术死死封锁，但是钱学森的队伍也能攻克重重难关，最后在1960年11月5日，中国发射了第一枚导弹。
这个时间距离苏联撤走科学专家仅17天，当时在酒泉发射场的聂荣臻元帅十分激动，他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并在两年之后的10月27日，完成了中国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对地导弹的发行试爆实验和中国原子弹、导弹相结合的实践，使我国的国防力量到达了世界尖端的位子，震惊了全世界。
1965年，钱学森又向中国国务院提出了建设我国人造卫星的推荐。
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又步上了一个高台阶。
钱学森不光是我国航空科技、导弹火箭科技上的功臣，也是我国高端军事科技的奠基人。
1998年，钱学森就关于军事科学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说：“军事学是军事科技的基础理论，军事运筹学是技术理论，技术应用学是军事系统的工程理论。
”钱学森的爱国故事（八）：中国人，中国心，钱学森的爱国之心钱学森的一生是辉煌的，作为爱国者，他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冲破层层阻力回到中国;作为科学家，他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钱学森说过，他一生有三次最为激动的时刻，第一次是在得知美国方面最后肯放他归国，第二次是在得知自己将会同焦裕禄、孟泰等人，一齐列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第三次是在建国十周年的那天，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从诞生到成长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不计其数，然而最为光辉、功勋最为卓著、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却是钱学森。
那么，钱学森一生做出哪些贡献呢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钱学森意识到中国航空力量过于薄弱，因而决定到美国学习航空科技的理论知识。
在美国受到当局迫害，滞留美国的五年，他从没有放下争取回到祖国的机会。
他为二战的胜利立下不朽的功劳，以前和冯·卡门一齐完成了空气动力学的研究问题，并留下了“卡门一钱近似”公式，就连冯·卡门导师也称这个弟子的学术知识已经胜过了自己。
在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期间，他将自己在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掌握的丰富知识，运用到导弹、火箭、卫星的研发制造上。
他还主持并成功地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他还参与了对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
钱学森被世界公认为世界航空技术的开创者、重要技术的奠基人和控制工程学的开山鼻祖，他是应用数学、应用力学等学识领域的领袖人物，他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学识上留下了创造性的贡献。
钱学森一生留下了《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不朽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先后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的称号。
钱学森为中国导弹、航空、火箭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付出了40多年的努力，有着中国导弹之父、火箭大王、中国航空之父的荣誉称号。
在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随后，钱学森又担任中国科学家协会的名誉主席。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授予他“两弹一星”勋章。
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
他在为祖国科研实验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持续了一名爱国学者应有的崇高精神。
钱学森以前说过：“我是一个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我所学到的科学技术只服务于我的祖国，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
如果说我有所求的话，那我想要的最高奖赏，就是全国人民对我工作的满意。
”钱学森晚年的时候仍然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全。
他是从中国贫弱的年代中走出来的，他以前亲眼见到过祖国被列强瓜分的情形，他绝不愿意让中国再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钱学森晚年的时候，也仍然关心着国防科技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
当钱学森因病住院时，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到他病床前探视，钱学森紧抓着军委领导同志的手，要他们好好地发展中国军事的高端科技。
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1个党和国家的高级部门，联合起来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钱学森被评为“感动中国的100位人物”之首。
这充分体现了钱老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是全体中国人对钱学森一生光辉成就的肯定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华诞上的阅兵仪式震撼了世界，钱学森就在当年10月31日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8岁。
人虽死，但英魂常在，钱学森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的地位永远不会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