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诚信观念增强法律意识演讲稿
今天我想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诚信 。
而今，我们仰望苍穹，天空依然摧残明朗，而俯察内心那些崇高的道德法则。
何谓诚信
顾名思义，诚实守信。
人与人相互交往，坦诚相待就是诚信。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一位睿智的老人—孔子，用毕生的精力着书立说，阐述诚信是人生立身之本，是国家立业之本，是人类发展之本……至今，延绵数千年，其伟大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诚信的火炬一直被人们高高举起，代代相传，燃遍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并作为东方文明的精髓传遍全世界。
因而，我们今天谈诚信，绝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历史渊源的。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诗人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民间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都极言诚信的重要。
几千年来，“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耳，广为流传。
可见，诚信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经过漫长、沉重的生活之浪淘沥而出的赤纯之金。
讲两个诚信的故事：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
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
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
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
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
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 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
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妻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
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
五年后，酉夷太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
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
一位老学者说：“诚信和诺言不仅仅是几句话，如果你说了，但是没做到，那它们就是宣告你将失去美好东西的判决书。
”诚信没有重量，却可以让人有鸿毛之轻，可以让人有泰山之重；诚信没有标价，却可以让人的灵魂贬值，可以让人的心灵高贵；诚信没有体积，却可以让人心情灰黯，苍白，可以让人的情绪高昂，愉快。
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可当我听到那些冒用别人公司大名的人，津津乐道发财之道时，我恨得咬牙切齿；当我看见学术界出现东拼西凑的专着，东拉西扯的体系和博士生导师的剽窃现象以及假新闻、假文凭、假证书的泛滥时，心里不免有些悲凉。
真的，如果将“尔虞我诈”用在商业运作或人际交往中，我只有变成悲观主义者了。
也许我们只是路旁的一株小草，无法如鲜花般迷人灿烂；也许我们只是山间一条不为人知的清泉，无法如大海般浩瀚奔腾；也许我们都只是芸芸众生中一平常之人，无法如伟人般惊天动地万人瞩目，但也绝不可丢弃诚信这做人之本，立事之根
让我们都做诚信的人，让我们呼唤诚信的春风吹绿每个人的心田
因为诚信是生命中最绚丽的色彩，是我们屹立于天地之间的脚下基石，是茫茫大荒，漠漠古今，那一点浩然正气，千里快哉风
听
有个声音大声地说：道德是做人的准则
有个声音真诚地说：这世界需要新的道德。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这世界才会有美好的结果。
让我们同祝道德之河永远奔流，让我们共唤诚信之歌永远唱响
近年来，人们对诚信的呼吁越来越强烈，这也许并不是中国古人的诚信记录比现在好得多，而是现在人们的诚信意识在缓慢地苏醒。
这恰如分蛋糕一样，早些时候，我们的面前其实没有蛋糕，所以大家一团和气，没有什么可以争执的东西。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概是有了一个蛋糕可供众人分配，但蛋糕不够大，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可分得心满意足的一块，况且又没有特别清晰可信的分蛋糕的规则，结果众生你争我夺甚至尔虞我诈，无非是想让自己的那一块做得大一些，自然，别人的蛋糕就少了，这个时期，人们对诚信的呼唤最为迫切。
随着社会的逐渐富足，蛋糕做大了，分蛋糕的规则也明确了，社会诚信就会好得多。
因此，中国人现在如此迫切地呼唤诚信，并非倒退，而是我们正在爬坡。
古时候杜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他作为寒士之一是有切肤之痛的；而白居易吟唱“地不知寒人要暖，少把人衣作地衣”时，我相信他尽管位高爵厚，但也是出自真诚的。
因为我们曾经太贫苦，所以诚信可能总是一种在梦中浮现的奢侈品。
现在中国渐渐地走向富裕了，因此诚信问题一下子就凸现出来，我们身边几乎充斥了各种不诚信的企业和个人，各种极其富有想象力的欺骗，例如给馒头里点洗衣粉；给猪喂点瘦肉精或多多注水；给甲鱼鳝鱼喂点避孕药等等，让人叹为观止。
各种企业的虚假广告、产品和利润，更是层出不穷，以至于有人发起寻找中国股市中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这样的事。
为什么诚信突然缺失而我们如此迫切地呼唤诚信
现时人们对诚信的渴望，实际上具有某种预言的性质。
如果我们仍然一无所有或者要斗私批修，那么我们自身尊重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意识就仍然沉睡未醒，恰恰是改革开放20年，唤醒了人们内心沉睡的意识，而在醒来时我们又处于蛋糕尚不够大的年代，所以就有了各种不诚信的纷争，其实背后，不过是个利字也
但这依然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
我们常常说美国等过国民诚信到比较傻的程度，但百年前美国人也并非现在这样有诚信，以前美国的汽车旅馆中，手纸、茶杯乃至毛巾的不翼而飞，几乎是家常便饭，在物质财富很丰裕后，这样盗窃细小财物的行为就少得多了。
中国许多地方也是一样，像福建
江、浙江温州等等，其地方产品都曾经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现在地方经济和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自己就起来要讲究诚信，并且已经和当年之吴下阿蒙有了天壤之别。
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仓廪实然后知礼节的意思吧
如何呼唤诚信回归
有两手政策，一手当然是做大蛋糕，让每个国民至少有能维持温饱的一份，这大约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吧
另一手是要确立分蛋糕的规则，否则朝令夕改，个人和企业就难以有讲诚信的基础。
一个蛋糕如何才能分得公平
这需要权力的制衡机制，例如一个人拥有先切蛋糕的权力时另一个人相应地应拥有先挑蛋糕的权力，这样一块蛋糕才能分割得均匀。
没有制衡的权力，我们就不能期望权力拥有者会卑微谨慎地使用权力，而多半会以权谋私。
这样分蛋糕过程中，如果立规矩者没有规矩，那么社会诚信的基石就非常不稳固，并且最终影响到国民们努力做大蛋糕的辛苦劳作。
所以，中国呼唤诚信，就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没有诚信规则，社会就会蜕变为水泊梁山的状态，即使是君子，也只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否则其他人就要对其实施“君子可欺之以方”；有了诚信规则，大家才能无论内心愿意或不愿意，至少行为上要可信。
两手硬就是说发展经济要硬，完善市场经济框架也要硬，政府诚信的蚀空或缺失，始终是一个社会现代化和文明化的致命软肋。
这个话题似乎已经不止引发我们一次以上的严重思考，我们的确生存在一个缺乏诚信的时代，诸多环境因素制约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对诚信意识的认识而导致习以为常的匮乏，逐渐成了一种宛如陋习的社会恶疾，所导致的思考越来越深邃而危险。
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该体现在人对伦理道德自觉的信任，很遗憾，至今为止我们不得不以更多的框架来约束强迫促进社会与人及人与人的关系链结，如果退回到一个思考的原点，审视我们的灵魂和窥视他人的举止，不难发现，诚信两字在我们生活中正以一种无意识而向有意识的常态过渡蔓延，姑且不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一个机构失信于人所导致的恶劣的结果。
生活中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彼此更多的不信任，比如生活中普遍的等人现象，从无意识的外因所导致迟到到一种有意识的刻意晚到，或者发展为去与不去，有利或无利，值不值得，一开口就引发人性思考的欺骗，逐渐发展为更为恶劣的各种骗局，站在一个自私的立场，无视另一方信任及损失，这也的确是一个文明而不稳定的事实和社会现象。
物质社会所负荷出的思考下，许多人把诚信二字重新定义，认为诚信只需要向利益讲究，诚然，我们失去了一种信任，似乎对自己无关紧要的信任，可以给自己更多的空间做非常现实而感性的思考和个人发展，当然我们无视人是共存的动物，失去了一种对利益以外的责任感，姑且不论失去一种做人的厚道良知和道德谴责下的麻木不仁，所引发的心理思考，足够导致文明社会下人性的瓦解，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下对人性是危险的，人与人的关系乃至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暧昧的，社会风气是腐蚀狭隘的。
“人因诚信而立。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个人认为每个青年最重要的是学会做人，至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这是一个长远而有意义的品格持续过程，看似简单却对个人和他人乃至社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推进，一个有诚信的社会是文明的，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飞速发展，对于小到个人，大到种族和国家发展是智慧而民主的，值得每一个人严肃去审视；去鞭策。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诚信，呼吁一种不容丧失的社会责任，理论性的道理也不在少数，而社会依然始终还是在法律的约束框架下逻辑性程序中予以制约而保持稳定和平衡，自觉自愿的人始终是在少数，这实在是一种人的不理智和不文明而制使社会走向落后的体现。
诚信意识需要得到广泛的普及，这不是一种思维，而是一种自觉的理念，现在我们对诚信的认识远远不够，甚至是扭曲的，呼吁力度也远远不够，甚至成了一种遭人唾骂的牢骚，这令“诚信”二字在社会中显得很苍白。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究诚信的礼仪之邦，我们有过在人类史上灿烂辉煌的五千年文明，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民族，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却失去了很多精神文明的财富，导致了文明社会下的不稳定性，我们匮乏的不止是能源、物质和智慧，还有我们的精神良知和道德。
好在诚信是可再生资源，我们需要一种不宣的共识，捍卫诚信，是在捍卫一种不容丧失的社会责任，捍卫一个文明社会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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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谢
1....五凉文化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301—376年)、后凉<386—403年)、南凉(397—4T4年)、西凉(400ed21年)、北凉(397ed39年)等五个割据政权,史称“五凉”。
其时,中原动荡,文亭荒落,秦汉以来中原发达的学术文化遭到极大摧残,“既而中州极荡,或戎狄交侵,憎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
”①然而在五凉政权统洽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学术文化事业空前兴盛的局面,学术空气浓厚,人才济济,名家辈出,以致“区区河右,而学者坪于中原。
”②关于五凉文化的盛况,笔者已有详论,兹不赘言。
③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凉学术文化中透现出来的那股浓郁的西部风采,别具一格的异域情调,向我们揭示了灿烂的五凉文化。
乃泉通过与西域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才形成了十六国文苑中的这株奇葩。
显然,对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五凉间的文化交流进行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即对此问题做些探讨。
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五凉间文化交流最为突出的当首推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东渐而道教西传,西域高僧东来传经和河西僧人的西行求法,两种不同民族的宗教思想学说在河西汇合,并融合成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2......佛教中西交流. 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自2世纪起便由许多大月氏僧侣东来中国口授佛经，并将佛经译为汉文。
大小乘佛教都曾传入中国，但至唐代小乘趋于灭亡，只有大乘流行。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建筑、艺术等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佛教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具有历史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佛教因传入中国的时间、地区、途径、民族文明和社会不同，而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从汉魏以至明清，佛教都很盛行。
魏晋时有很多皇帝曾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组织翻译佛经。
据史书记载，隋朝时有佛寺3985所，僧尼23万。
唐初玄奘到印度求法，带回佛典657部，并著《大唐西域记》。
唐代高僧义净在公元671年由海路去印度求法，带回梵语佛典400余部，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
这些著作是研究印度与东南亚历史与文明的宝贵资料。
公元7世纪，云南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形成。
唐初松赞干布提倡佛教，元朝以后佛教在西藏形成独具特色的喇嘛教。
中国境内佛教教派极为复杂，如汉地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藏传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鲁派等。
第二，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思想观念被许多中国人所接受。
南朝佛教高僧慧远曾提出“三报论”：现报（现世要报）、生报（生来就要报）、后报（过几代人以后再报）。
“儒、佛、道”三教合流后，以他们在中国文明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儒家第一，佛教第二，道教第三。
儒、佛、道互相斗争又互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封建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
第三，佛教对中国语言文学影响很大。
佛经《百喻经》中的故事通俗易懂，明显影响了中国的章回小说。
吴承恩《西游记》中的许多神话，来源于佛经。
佛教思想直接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文学家的创作。
佛经用梵文写作，梵文发音高低，要求严格。
中国古代音韵学，对生字的注音只靠直字注音法。
唐代名僧守温参照梵文，创制了30个字母，为宋人36字母的蓝本。
中国的音韵学从此发展起来。
佛教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词汇，如世界、大千世界、恩怨、因缘、唯心论等都来自印度。
第四，佛教对中国艺术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
中国著名的佛教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中的佛像、壁画，明显接受了印度艺术的影响。
隋唐时代，佛教艺术已经中国化。
著名画家吴道子在长安、洛阳画了300多幅佛画，人物形象衣裙飞舞飘动，后人称为“吴带当风”。
藏传佛教艺术既与汉地佛教艺术有一定渊源，又受到印度、尼泊尔佛教艺术的影响，如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大量佛画、金铜佛像、刺绣与木刻的版画佛像等，独具特色。
中国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
国内著名的佛塔有西安大雁塔、开封的铁塔、北京天宁寺塔、杭州六和塔、山西应县木塔、河北定州开元寺塔等等。
中国的名山也多为佛教所占。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是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
在音乐方面，公元3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
梵呗也称赞呗，是以短唱形式，赞颂佛、菩萨之颂歌。
隋代宫廷设置的七部乐，唐太宗时增为十部乐，其中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都来自佛教国家。
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 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重大贡献，人们太熟悉了。
况且谈到对华夏文化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就不单单是一个交通的问题。
这个标题的逻辑关系是：文化，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在某个历史阶段遇到了麻烦，面临断档的危机；有人承前启后，将它又顺利地连接到了一起；这个“人”是谁
河西走廊
如果是诗人，标题可能会这样作：《河西走廊啊
挽救了中华文明
》，有点夸张，但问题的实质基本如此。
华夏文化什么时候遇到了危机
面临灭顶之灾
一千七百年前，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使中原陷入无尽的战火。
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原搏杀争夺了近三百年。
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国家分裂动荡了将近四百年。
入侵，战乱，分裂，对文化的摧残是致命的。
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文明因此而相继湮没，而华夏文化却延续了下来，在隋唐时期登上了又一个高峰。
什么原因呢
学院派教科书式的论述，大都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地理乃至风俗、人情、气候等方面总结原因，可以写成上百万字的洋洋巨著。
而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则以独特的视角，单刀直入地指出：文化的保存主要靠学术传授，代代薪传。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说道，自东汉末年战乱以后，作为学术传授的主体——公立学校逐渐沦废，学术中心转移于家族。
过去太学博士的传授变为家人父子的世业，这是其一。
其二，向哪里转移呢
社会相对安定的地方。
陈先生在这里提出了文化保存的两个条件：家族和地域。
而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当时一是江东，二是河西，即甘肃的河西走廊。
他进一步指出，以往史学家都认为，西晋战乱后，中原文化被保留在了江东，而忽视了甘肃的河西。
他认为，河西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分支，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成为后来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
他写道：“河陇一隅所以历经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逐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 他在叙论中指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也。
” 地处偏僻的甘肃在危难之际曾承启了华夏文化，以前没听人说过。
陈寅恪先生可能也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行文中多次用到“一隅”这个词，意即偏僻，引申的意思是“想不到”。
书中还有许多，如：“斯又河西一隅之地尚能保存典午中期遗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决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等等，想必老先生写作时难抑赞叹感慨之情。
今天我们读来，也觉得异常惊喜与自豪。
陈寅恪先生治学之严谨是学术界公认的。
他注重史料，结论及概念是从大量史料中反复筛选、去伪存真后得出的。
“河西文化”这一提法是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史料中总结出来的。
他的意思，“河西文化”是一个总称，重点在河西，包括陇右，覆盖甘肃全省。
那么，当时的甘肃是靠哪些人“承前启后，继决扶衰”的呢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避乱的中原士人带来了文化，“河陇一隅”之地，鄙陋荒蛮，怎么能承启中原文化
而陈寅恪通过大量史料的考证，确认承启中原文化的主力军是本土家族学业培养的人才。
他指出，绝大部分是本地人，即便是外籍人士，或祖辈迁徙，或避难儒英，都是经过本土世家学术传授的。
他列举了北魏平定凉州后，网罗的河西文化学术人士近二十个，他们为北魏的制度建设、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逸，天水人。
精通古代典籍，一生好学，年逾七十而手不释卷，他的著述、诗赋及铭颂文章有五十多篇，被魏世祖拓跋焘拜为中书侍郎。
胡方回，安定临泾人（镇原），涉猎史籍，文采极好，魏世祖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召为中书博士。
他曾参与改定律制，当朝的官员都很喜欢并尊重他。
胡叟，也是安定临泾人，因才华出众，被拜为虎威将军，并赐予始复男的爵位。
宋繇，敦煌人，河西大儒，被迎接到北魏后，受到相当的尊崇。
史书上说他“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
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
” 北魏司徒崔浩是很有权势的人，对北魏的制度建设起过很大的作用。
他爱惜人才，特别敬重河西士人。
敦煌人张湛，金城人宗钦，武威人段承根都是河西著名的儒者，经常与崔浩谈古论经，并给崔浩讲解左传解析《易经》的学问，使得崔浩完成了《易经》的注释。
陈寅恪先生对此评价很高。
他说，以左传卦解易，本是汉代儒家的方法，当时中原已经失传，而河西还保存了遗说，是一件庆幸的事。
由此，他还联想到，这也可能是崔浩经常推荐提拔河西学者的原因吧
刘昞是很值得重视的河西大儒。
他是当时河西以至北朝的学术领袖，敦煌人，字延明，早年隐居酒泉，不应官府的召命，一心讲学授业，门下弟子五百多人。
李暠建立西凉政权后，因其爱好崇尚古代典籍，徵召刘昞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后来又迁升为抚夷护军。
虽然政务繁忙，刘昞仍然手不释卷，著书立说。
这一时期，他著成《三史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还有《周易注》，《韩子注》，《黄石公三略注》，《刘劭人物志注》等，并行于世，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沮渠蒙逊建立 的北凉消灭了西凉以后，拜刘昞为秘书郎。
沮渠牧犍继位后，更是尊刘昞为国师，不仅自己以师礼致拜，还命令群臣都以刘昞为师，接受传道授业。
北魏统一河西后，魏世祖因久闻刘昞大名，拜其为乐平王从事中郎。
因为当时刘昞已年过七十，特许没有随士民东迁，留在了武威。
后来他思乡心切，决定返回敦煌老家，不幸病逝于途中。
刘昞在北朝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在他去世五十年及八十多年后，朝臣两次为其子孙的贫困状况上奏皇帝，分别安排过子孙的工作并免除了刘家的徭役，河西人引以为荣。
陈寅恪先生特别欣赏刘昞所注的《刘劭人物志》，称其：“乃承曹魏人性之说，当日中州绝响之谈，若非河西保存其说，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
” 关于周孔名教与老庄自然合一的理论，被六世祖辈就流落凉州的程骏所继承。
程骏是刘昞的学生，机敏好学，十分刻苦。
魏晋玄学对此争论不休，而儒家又将名教与老庄对立起来，认为老庄的学说荒诞，不能经世济用。
程骏阐发老庄的精神实质，认为老子的“抱一”、庄子的“性本”与周孔儒学是相通的，并无本质区别。
陈寅恪先生认为程骏的观点十分可贵，是河西学者保存早期经典遗说的例证之一。
北魏孝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他力排众议，迁都洛阳，全面汉化，为历史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而陇西人李冲正是为孝文帝推行改革措施出力最多的甘肃学术文化人。
当时北魏的户籍制度保留了游牧部落的习俗，即五十、三十家为一户，立宗主督护，于是产生徭役赋税的不均及国家管理的混乱。
李冲上书建议设立三长制，实行一家一户的管理。
虽然鲜卑贵族极力反对，却得到文明太后的支持，使三长制得以实行，有力地推动了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基层管理的秩序化。
李冲深得孝文帝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诸如礼仪律令的制定，变革风俗推进汉化，政府机构的改置，平城及洛阳太庙，宫殿的营建等，都由他参与并主持进行。
他不断得到提拔，位至将军，尚书仆射，并被封侯。
孝文帝对其他大臣直呼其名，对李冲则尊称官名，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 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冲辅佐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如此重任落在李冲肩上，绝非偶然，与深厚的河西文化有关。
李冲是北魏尚书，敦煌公李宝的小儿子，受教于河西学术的氛围之中，北魏统一河西后从凉州到了平城，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所以陈先生的结论是：“迁都洛阳乃北魏汉化政策中一大关键，当日鲜卑旧人均反对，李冲父子（子韶）始终参与。
谓北魏迁洛与河西文化有关，亦无不可。
” 甘肃籍人士参与北魏制度改革和文化建设的还有很多，如金城人赵柔，敦煌人索敞，河西鲜卑人源贺，祖居凉州的常爽，常景，杜骥，袁式，江式等。
江式的特长比较特别，祖上是陈留济阳人，擅长虫篆诂训，永嘉大乱后弃官西投凉州张轨，子孙于是定居凉州，世传家业。
江式从小得传家学，篆体字写得相当好，据说洛阳宫殿的门板上都是他的字。
北魏延昌三年（514年），他上表请继续六世的祖传，撰集古来文字、诂训、读音等。
皇帝诏准了他的请求，并指示给他一切便利条件。
于是江式开始撰集字书，依据许慎《说文解字》的体例，上篆下隶，计划四十卷，书名《古今文字》。
他采撷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祖宗文《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以及诸赋文字中的六书内容，进行分类编目。
后来江式死在官任上，字书没有全部写完，已完成的部分是江氏家族在河西家学成果的积累，是当时人们学习儒家经典和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工具。
陈寅恪先生说，江式的这个例证更加说明了当时的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凉州一隅的社会秩序较中原安全，因此保留的学术成果比中原多。
他还指出，常爽出自凉州世家，成为北魏初期的国学大师，他的孙子常景是太和年间以后礼乐典章的宗主，说明了河西文化对北朝影响之深刻。
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是，中原学术文化的衰败从东汉末年就很严重了，当时能操持儒业、讲学著书的周生烈，贾洪，薛夏，隗禧等都是关陇区域的人士，而中原人才贫乏，学术不继。
《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中引述的一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
意思大致是：魏文帝曹丕登基后，招揽博士，依照汉代的课程，重开太学，有了数百名学生。
明帝太和，青龙年间太学生达到上千人，而教师水平浅陋，没法教学生，加之当时时局不稳，人心惶惶，许多人来太学是为了逃避徭役的，并非真心求学，所以在测验文字训诂、经典的微言大义及点注时，一百个人中不到十人及格。
到了第三代曹芳登基时，下诏讨论祭天典礼仪式，京城有上万官员，竟然没有几人参与议论应答。
朝堂内大小官员四百人，能够操笔写奏章的不到十个人。
朝廷内外浑浑噩噩，荒废到了如此地步。
说到“河西文化”的承前启后，不能不谈到隋朝初年的两位甘肃人，他们为隋朝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叫牛弘，安定鹑觚人，即现在的平凉灵台。
史书评价他，精通古代典籍，熟悉历代制度的优劣，能够创立一代典章，在这一点上，连汉初为刘邦制定朝廷礼仪的叔孙通也比不上他。
开皇初年，他上表隋文帝，请求在全国范围开展献书活动。
他说，自秦始皇焚书到西晋永嘉之乱，经典古籍遭遇了五次浩劫，现在保存的书籍不多了，对国家的发展强盛影响很大。
民间流散有许多典籍，应该用命令和许以微利的办法进行征集。
隋文帝采纳了牛弘的意见，下诏号召民间献书，规定，献书一卷，赏缣帛一匹。
经过几 年的征集，很有成效。
牛弘因此得以封爵奇章郡公，封邑一千五百户。
开皇三年，牛弘任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了一百卷的《五礼》，刊行天下，成为隋代重要的礼仪典章，并影响后代王朝。
常说礼乐，乐也是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牛弘不仅精通礼，也精通乐。
他为朝廷改定雅乐及制定新乐的事迹，记载在《隋书.音律志》中。
隋文帝的妻子独孤皇后驾崩时，三公大臣不知道丧礼规程，牛弘当仁不让，处理得有根有据，朝臣莫不佩服有加。
另一位是临洮人辛彦之，他与牛弘是同窗好友，曾一起在隋朝为官做事。
他的爷爷当过北魏的凉州刺史，父亲是北周的渭州刺史。
周太祖宇文泰很早就发现了辛彦之的才能，任命他为中外府礼曹，赐予许多珍宝，让他为武人居多，百业伊始的草创国家修订礼仪制度。
不久他升为中书侍郎，为北周一朝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典章礼仪，得到了拜爵封邑。
隋文帝夺了北周天下称帝后，继续重用辛彦之，先后任命他为太常少卿、国子祭酒、礼部尚书、随州刺史、洛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都颇有政绩。
他与牛弘共同修撰《新礼》，他自己的撰著有：《坟典》，《六官》，《祝文》，《礼要》，《五经异义》各一部。
陈寅恪先生说，他之所以比较详细地摘录了牛弘，辛彦之的事迹，是为了阐明魏晋以后，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性质。
他说，关于西域文明，中外交通等，大家知道的多了，不再论述了。
而这里他再次强调道：“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承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昔人未曾涉及，故不揣愚陋，试为考释之。
” 陈先生言前人所未言，第一次在中国古代史中提炼了“河西文化”的概念。
然而长期以来，除了学术界，知之者甚少，甘肃的普通民众更是无从知晓。
就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对此也模模糊糊，似曾有一点印象，但未能领会陈先生那般斩钉截铁的声音：文化学术史的特殊性质
独立之一源
承前启后
吾国文化史之大业
现在该是重温这位国宝级专家的理论了，这对梳理甘肃的历史文化、建设文化大省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那么后来呢
“河西文化”后来到哪里去了
陈寅恪先生没有说。
如果循着陈先生的思路找寻，那一定是唐末五代之乱，文化又转移了，转移到了相对安定的地方。
从那以后，河西陇右陷入了战乱，文化发生了断层，日趋边缘化，再也没有了引领华夏文化发展方向的光荣。
文化中心转移了，文化的实质及其精神并不会泯灭，她深深地植入了陇原大地，滋润着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
文化在哪里
在故土，在民间，在心里。
试看陇原大地，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书画县、乡、村
为什么还那么珍惜字纸，重视教育
为什么还保留那么多的传统习俗
为什么还依然敦朴、刻苦、坚韧
从宏观文化来看，甘肃的孕育和创造太丰富，太深厚了。
八千年前的大地湾史前遗址，马家窑的彩陶，天水的伏羲故里，礼县的秦公墓，河西的汉代简牍，秦汉明三代的长城，敦煌，麦积山石窟艺术，还有那武威出土的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等等，都是甘肃保留的弥足珍贵的华夏文化精品。
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和建设文化大省的今天，我们的确应该学习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精神，认真求实地探索，挖掘甘肃历史文化的深层宝藏，激发全省人民的文化自豪感，重现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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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从别处转贴来这么多东东，还是没有回答楼主的问题。
是不是封建时代地主阶级政治家的一员，与能不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没有必然联系。
实际上大多数古代大文豪都是地主阶级政治家。
文言文翻译
熙宁（元年：1068年 - 末年：1077年）是北宋时宋神宗赵顼的一个年号，共计10年。
以在此期间变法而闻名，称“熙宁变法”。
（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
熙宁七年（1074年），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宋神宗。
他认为：“从去年以来，蝗灾大作，秋冬二季均无雨干旱，致使麦苗干枯而死，粟、麻等农作物无法播种，民情汹汹，老百姓不得不四处逃亡。
而官府却大肆聚敛钱财，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
而辽国却趁机落井下石，屡屡派使者要求宋朝割让领土。
这些现象都是执政大臣多行不义而造成的。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郑侠还将民间老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惨的景象画成了一幅《流民图》。
结果，这幅真实生动的《流民图》给宋神宗极大的震动。
宋神宗的理想原是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但看到的《流民图》中却是百姓正在流离失所。
宋神宗由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
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
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后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又重新恢复，但是，宋神宗这一举动无疑表示他对新法开始犹豫，他的一度妥协也暗示他与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知府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十个月后，重新回京复职 虽然王安石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他已无能为力了。
最大的问题，王安石与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宋神宗此时已经将近而立之年，近十年的经历足以使曾经稚嫩的皇帝变得成熟，他对变法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计划，不想再事事依靠王安石。
既然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改革之路越走越难也是在所难免了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雱（音pang，同乓）病逝。
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京城。
从此，他退居金陵，潜心于研究学问，再也不过问政事 王安石，宋神宗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变法改革的理想。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宋神宗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并特意改年号为“元丰”。
---------------------------------------------------------------------------------------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其实也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来与民间争利，这与西汉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辙。
王安石与宋神宗一样，都有伟大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要富国强兵。
理想是好的，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就能实现的。
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更精确地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家。
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班子，他一定会等待更好的时机。
政治学家则更在意实验他的理想，无论班子得不得力。
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
不幸的是，王安石凑巧就是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
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理论无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可惜的是，正因为他超出他的时代太多，新法才显得不切实际。
加上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不切实际的新法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
而最为关键的是，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见不同，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从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简介 契丹 中古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亦指这个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自北魏开始，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至唐末强大，五代时（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部，辽朝先与北宋交战，“澶渊之盟”后，双方长期维持平稳关系。
辽中叶后，统治集团日益腐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民族起义风起云涌。
当女真族展开强大攻势之后，辽帝国迅速走向灭亡，1125年为金所灭。
其疆域东临北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白沟河及今甘肃北界。
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编辑本段起源 关于的起源,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有男子乘白马自湟河(今西拉木伦河)而来,女子乘青牛自土河(今)而来,二者相遇,结为配偶,生八子。
他们的子孙繁衍成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
契丹族源于后裔鲜卑的柔然部。
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它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
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
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
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
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
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
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
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
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
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
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编辑本段崛起 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
原分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
常以名马文皮贡献北魏，并进行贸易。
628年（唐贞观二年）契丹首领摩会率其部落背突厥附唐。
此时，契丹已形成部落联盟，君长出自大贺氏。
648年,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
又置羁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
契丹有别部酋领孙敖曹,621年（唐武德四年）附唐。
其曾孙万荣，垂拱(685～688)中为归诚州刺史，万岁通天(696～697)中，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之后)并为唐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侵侮，遂举兵杀文翙,据营州反,进攻地区，屡败唐军。
武则天征发大兵讨之，借奚及突厥之助,始得平定。
是后,契丹附于后突厥。
715年（唐开元三年）,其首领李失活来附，唐廷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
其后，契丹首领可突干再次叛唐，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建立范阳、平卢两节度，重用胡人安禄山，结果酿成安史之乱。
唐至德(756～758)年间，契丹与唐保持朝贡贸易关系, 但亦受崛起于漠北的回鹘控制。
9世纪中叶回鹘破亡,契丹又归顺唐，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
而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
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
当时盘踞燕州一带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更为暴虐，所到之处“无少长皆屠之，清水为之不流”。
刘仁恭穷兵黩武，规定男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得自备兵粮从军，“闾里为之一空”，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
在契丹社会内部，如前所述，由于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伴随着愈趋激烈，国家机制的一些因素已因时萌生。
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均表明，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契丹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
然而，当时作为联盟盟主的痕德堇可汗却“不任事”，在与刘守光父子争夺中，其子被俘，在“纳马五千以赎之”遭拒绝后，只好“乞盟纳赂以求之”，从此不敢南进。
痕德堇对刘氏每岁秋霜落后烧其牧地草场，牲畜多饥死的暴行，反而“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
按契丹俗，为盟主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应由他人替代。
智勇善射的耶律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编辑本段建国 公元907年，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
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声势浩大不同凡响。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
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服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割让给契丹。
阿保机创建奴隶制国家后，确定皇权世袭，建立军队，制定法律，修建都城，制造文字，此后继续向外扩张。
西打倒甘州回鹘，东灭渤海国，南占燕云十六州。
编辑本段兴盛 926年，太宗死后耶律阿保机回师途中病倒，其妻述律平摄政，耶律德光总揽朝政。
927年（天显二年）十一月，在述律氏的支持下即位。
930年（天显六年），割据原渤海国疆域的东丹王耶律倍南逃后唐，耶律德光统一了契丹。
944年（会同四年），后晋出帝石重贵即位，上表称孙不称臣。
耶律德光于是率军南下。
947年（会同七年）正月十日，攻克后晋首都东京，灭后晋。
二月，以晋国称大辽，改年号为“大同”。
因“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不遽遗诸节度还镇”大失民心而招中原人民反抗，无法巩固统治，四月，被迫引军北返，在栾城病逝。
经过世宗,穆宗,景宗，一再发生争夺皇权战争。
上层不稳，迫使穆宗停止了辽太宗、辽世宗一贯执行的南伐中原政策，以恢复因长期战事而消损的国力，与南唐、北汉联合对抗遂渐兴旺的后周政权。
969年（应历十九年）二月，辽穆宗被侍人所弑。
景宗耶律贤被推举为帝，改元为保宁。
由于景宗勤于政事，重用贤臣如室昉、郭袭，使辽王朝出现了一阵清明。
景宗对穆宗时谋反的采比较宽松的政策，因而谋乱者少，少层比较稳定。
景宗对外政策仍采不主动南伐中原、仅援北汉的方针。
宋太宗赵光义统一江南后，于979年亲征北汉，辽派数万兵支援北汉。
三月，辽军在与宋军交战，被击溃，辽将耶律敌烈等人战死。
六月，北汉主刘继元降宋。
辽朝改变战略，把主要力量用以固守幽蓟。
赵光义乘胜进攻幽州，辽派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名将率军与宋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宋军大败，赵光义仅以身免。
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萧太后与圣宗亲率大军深入宋境。
宋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坚持，无奈亲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
宋军士气大振，击败辽军前峰，辽将萧闼凛战死。
辽恐腹背受敌，提出和约。
辽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并与西夏结好，从而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
与宋订立澶渊之盟后，两国各守旧界，此后不再有大的战事。
乾亨四年（982年），辽景宗崩，辽圣宗继位，尊萧绰为皇太后，摄政。
时萧绰30岁，圣宗12岁，。
萧绰摄政二十七年，后改嫁给韩德让。
萧太后执政期间，进行了改革，并且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少赋税，整顿吏治，训练军队，使辽国百姓富裕，国势强盛。
1009年圣宗亲政后，辽朝已进入鼎盛，基本上延续萧太后执政时的辽国风貌，并且还反对严刑峻法，不给贪官可乘之机。
实行科举，编修佛经，佛教极为盛行。
在位其间四方征战，进入辽国疆域的顶峰。
对宋战争屡屡获胜，俘获号称杨无敌的宋朝名将杨继业。
到兴宗,道宗时期皇室内部政变频繁，各族人民反抗辽朝的起义连绵不断，辽王朝日见衰败。
编辑本段亡国 1112年（天庆二年）二月十日天祚帝赴春州，召集附近的女真族酋长来朝，宴席中醉酒后令女真酋长为他跳舞，只有完颜阿骨打不肯。
天祚帝不以为意，但从此完颜阿骨打与辽朝之间不和。
从九月开始完颜阿骨打不再奉诏，并开始对其他不服从他的女真部落用兵。
1114年（天庆四年）春，完颜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
一开始天祚帝不将阿骨打当作大的威胁，但是此年所有他派去镇压阿骨打的军队全部被战败。
1115年（天庆五年）天祚帝开始觉察到女真的威胁，下令亲征，但是辽军到处被女真战败，与此同时辽朝国内也发生叛乱，耶律章奴在上京叛乱，虽然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是这场叛乱分裂了辽朝内部。
此后位于原渤海国的东京也发生高永昌叛乱自立。
这场叛乱一直到1116年（天庆六年）四月才被平定。
但是在五月女真就借机占领了东京和沈州。
1117年（天庆七年）女真攻春州，辽军不战自败。
这年完颜阿骨打自称皇帝，建立金朝。
1125年（保大五年）二月，天祚帝在应州被俘，八月被解送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子），被降为海滨王。
1128年，天祚帝病故，契丹和辽共历时210年，历经9位帝王。
编辑本段辽朝帝王世表 太祖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 耶律氏 讳亿 字阿保机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 讳德光 世宗孝和庄宪皇帝 讳阮 穆宗孝安敬正皇帝 讳璟 景宗孝成康靖皇帝 讳贤 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 讳隆绪 兴宗神圣孝章皇帝 讳宗真 道宗孝文皇帝 讳洪基 天祚皇帝 讳延禧编辑本段辽的延续—西辽 公元1125年辽被女真族的金所灭。
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人向北进入漠北地区，后向西发展，征服了今天中亚的广大地区。
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Karakitai）,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
西辽于公元1218年亡于蒙古帝国。
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
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契丹辉煌的历史。
编辑本段经济文化 辽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前期由于国力主要用于向外扩张，采取奴隶制的掠夺式经济，使辽初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直到辽圣宗时期，辽朝的经济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无疑是封建化改革的结果。
辽朝得燕云十六州后，对中原制度进一步吸收，汉制逐渐完备。
辽国的医学成就也很显著，其针灸、切脉诊法、妇产医科、尸体防腐等技术都具有较高水平。
农业和牧业 契丹族的社会生产，大致以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前后为一分界线。
在此以前，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过着食兽肉，衣兽皮，车帐为家的生活。
旧史有云：“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游牧经济使契丹人拥有一支剽悍劲疾的武装力量。
到了遥辇联盟末期，原始的粗放农业已在迭刺部中出现。
契丹国建立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均有很大发展，为契丹国东征西讨提供了物质基础。
契丹国200多年内，农业和畜牧业始终占着主导地位。
农业生产的重心在南部，畜牧业生产的重心在北部，处于中间的奚族故地则为半农半牧区。
就其地位说，则前后有差别，大体说来，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中期即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后至圣宗隆绪前期，是处在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的阶段；晚期即圣宗中期以后，农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契丹人经营的，主要还是畜牧业。
契丹社会的农业生产，是由于燕云地区大批逃亡或被掠汉人的进入，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今滦河上游一带开垦了许多田地发展起来的。
阿保机能统一契丹诸部和建立契丹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里的农业生产为后盾。
取得辽东地区和灭亡渤海国后，获得了农业有相当发展的第二个农业生产区。
938年（辽会同元年），耶律德光从石晋王朝割得人口稠密、农业有高度发展的燕云十六州，使契丹国又增加了一个富饶而广阔的农业区。
正是由于上述地区的农业生产为契丹贵族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丰富物品，激发了广大契丹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加之契丹国统治者的积极提倡，农业便在契丹社会内蓬勃发展起来。
由于契丹人的分布区，均为干旱少雨之地，故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麦、糜、黍，亦从回纥人引种了“回纥豆”和西瓜。
契丹农业的水平，以下一些数字可帮助了解梗概。
977年（辽保宁九年），景宗为援助北汉，曾“赐粟二十万斜”（20万斛粟可能为南部或西南部汉人生产）。
圣宗时耶律唐古因在胪朐河“督耕稼”有方，被调屯镇州（治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东青托罗盖古城），“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
由于辽圣宗积极倡导农业，经过兴宗、道宗两朝，契丹农业进入鼎盛时期。
其间，因粮食有余，东京道和上京道的50余城以及“沿边诸州”，都设立了储粮备缺的“和籴仓”，每仓大略储粮有“二三十万硕”。
当然，由于契丹人的居住地区皆少雨和无霜期短，畜牧和戍边占去很多劳力，许多从事农业的契丹户又为半农半牧，故对契丹人的种植业所达到的水平，不能估计过高。
畜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产业，向以畜牧、败渔为稼穑。
922年述律后谏止阿保机南攻镇州云“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
”反映了契丹国初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居首要地位。
由于畜牧业的兴衰不仅与经济生活有关，且“滋蕃群牧，务在戢兵”，直接对其兵力的强弱，国防的巩固有影响，故契丹统治者建国后在积极引进汉族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推进本民族农业发展的同时，亦未放松对畜牧经济的发展。
1086年（大安二年），道宗耶律洪基因马匹“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升爵，可见其对畜牧业重视的情况。
畜牧生产有公养。
私养两种。
公养即所谓“群牧”，契丹国设有西路群牧使司。
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下设太保、侍中、敞史等官员管理群牧生产；私养即契丹部民的家庭畜养。
畜牧业的全面发展情况，时人没有留下记录。
从上述仅官马一项就达到100万匹，可见官养和私养的羊、驼、牛、猪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特别是作为契丹人肉食的羊，数量当在马匹之上。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有两个因素应该谈到：掠夺邻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属部、属国的纳贡。
阿保机在建国前攻克河东、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驼、马十余万。
建国后，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919年北伐乌古部，掠得“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
后来，由于周围诸游牧部族均先后被征服，通过战争掠夺变为从纳贡中获得。
规定东丹国年贡马1000匹，女真、直不姑等10000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20000、匹，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俪等各300匹。
。
契丹统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们是从来不放过掠夺牲畜的机会的。
如圣宗时，耶律斜轸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马20余万匹。
上述获得的牲畜，被置于群牧司喂养。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从建国至圣宗时一般讲来是比较平稳的，后来有过起落。
影响畜牧业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辽朝由盛转衰，国有群牧管理松弛。
道宗时，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
上下相蒙，积弊成风。
”经过整顿后，牲畜才“岁以蕃息”。
二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牧场缩小，1075年（辽大康元年）耶律乙辛请赐牧地，时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说过，“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
三是暴风雪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死亡。
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几次是在1082年（辽大康八年），因大风雪，“牛羊多死”。
次年四月，又因大雪，“马死者十六、七”。
肖陶苏斡在辽道宗乾统年间任漠南马群太保，因“大风伤草，马多死”，被免官。
由于契丹人经营畜牧业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马“蹄毛俱不剪剃”，未越过自生自长阶段，无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业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工艺和文化 契丹人在荒漠的草原上筑起都城、市镇。
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捺钵（契丹语“行宫”的音译）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
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使汉人为其开垦农田，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
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
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
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
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
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
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
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
目前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
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
辽代盛行佛教，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和佛画，河北丰润县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
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旷世珍宝。
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
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塔和佛寺。
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
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
辽的医药久负盛名，《脉诀》和《针灸书》中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应用在临床实践中。
契丹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与汉人迥然不同。
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裤脚放靴筒内。
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
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
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发。
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
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
契丹人住所为毡帐，皇帝的御帐称为捺钵。
婚俗特点是娶亲不论辈分，近亲结婚、离婚和再嫁均不受限制。
契丹贵族盛行厚葬，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出土的两套有金花银枕、鎏金银冠、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靴组成的殡葬服饰，完整的体现了贵族的殡葬习俗。
耶律羽之墓室豪华富丽,天下奇珍瑰宝尽汇其中。
辽朝契丹人犯法，原有投崖、生瘗(活埋)、射鬼箭(乱箭射死)、木剑(杖背)、大棒、铁骨朵、沙袋(拷打)及鞭、烙(刑讯)等刑。
圣宗以后，采用汉人刑名，有死、流、杖、徒四等。
死刑有绞、斩、凌迟。
契丹文字 在文化上,契丹人依照汉字创造了两种类型不同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据史书记载，契丹原先没有文字，建立的辽王朝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曾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两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
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不是因为字写得大小，而是因为创制时间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强弱。
先创制的拼音制度不太完备的称大字，后创制的拼音形式比较完备的称小字。
县名来历 黑水县以境内黑水河而得名。
藏语安多方言称黑水为“措曲”，“措”生铁之意、“曲”水这意，引伸为黑水。
因河流贯穿全境，河水呈黑色故称。
1952年7月24日，黑水获得解放，同年9月成立黑水行政委员会（县级）。
1953年12月建置芦花县，1954年更名为黑水县。
编辑本段地理位置 黑水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中段北端的岷江上游，与闻名遐迩的九寨沟毗邻，介于东经102°35′—103°30′，北纬31°35′—32°38′之间。
境内最高海拔5286米，最低海拔1790米，平均海拔3544米。
县城芦花海拔2350米，距省会成都310公里，距州府马尔康176公里。
位于大九寨旅游环线之内，交通便捷，通讯畅通。
编辑本段地形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