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古白话是怎么回事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
白话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长的历史，在宋代己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不过为古白话，而且白话文作品在古代文坛上只占少数，文言文在当时仍然是主流。
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白话文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和合本《圣经》则是第一部白话文翻译著作。
详细资料—— “白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
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
”⑴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视秦汉经典著作为范式，并随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一种书面文体），即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
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
⑵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
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
”⑶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
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⑷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
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
”⑸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⑹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浒传》、《金瓶梅》等等。
“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
“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
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
⑺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的副刊。
“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
”⑻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
“晚清的白话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
”⑼“现在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
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⑽ “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
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
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
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
”⑾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
“‘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
”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
”⒀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
“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⒁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
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
⒂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
北大校训是不是要重建?
“北大有没有校训
”这类问题会周期性地冒出来，然而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没有结果。
确实，北大的一切能确定其身份的外在标志，诸如校训、校旗、校色、校歌，等等，都是莫衷一是，悬而未决的。
据我所知，北大校训至少有四个版本。
从北大附中毕业进入北大的新生，或许会踌躇满志地告诉你：北大的校训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因为在附中校园的墙上——也就是一般学校校训的地盘上——刷了这八个大字。
这几个朴实但过于大众化的词语，当然无法得到北大才子们的认同，那些附小附中一路上来的根正苗红的“土著”，过了一段日子也绝口不跟人提这就是北大的校训了，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名之曰“北大学风”。
另外一个校训的版本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这几个词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北大的历史功绩，也符合我党的宣传需要，所以最受领导人以及官方言论的推崇。
但也因为其规范正统的风格，以及对于五四之前那段校史的忽略，而不容于部分北大人求新求变的胸怀。
于是，北大招生网的宣传文章走了中庸路线，只称之为“传统精神”，避开了“校训”二字。
而未名bbs离站画面则挑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四个词作为校训。
它们出自儒家典籍《中庸》，透出一股古旧的典雅和沉静，但也有点学究气，而与北大多元动感的校园文化不太符合。
反对者北大内外都不乏其人，校外的首推中山大学，因为该校的校训就是铁板钉钉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还多了一个“笃行”，如此一来，岂不为北大人“光说不练”“眼高手低”的谬见留下了口实
我们要是再用这个，只怕要被人目为剽窃了，毕竟中山大学校训是国父钦定，名正言顺，而我们这里连内部分歧都还没有摆平。
最后，蔡元培先生作为北大人的精神领袖，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他主持北大的宗旨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后人或压缩为八个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希望确定为北大的校训。
但在今日之中国，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某种程度上还是句空话，而且“兼容并包”又容易被降格为“藏污纳垢”，成为某些领导开办各种赚钱班的依据，于是我们又玩了一下春秋笔法，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命名为“办学方针”，甚至还要加上定语“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办学方针”，而并不给它进行校训的加冕仪式。
……正所谓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众说纷纭，校训到底是什么
没有。
不过这似乎并不影响什么……或许，每个人都可给自己选择一个校训……
天狗 郭沫若 赏析
这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
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紧张的。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
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
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Energy底总量
”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
“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
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奏起的一曲惊心动魄的精神赞歌。
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代声音。
“天狗”那可吞掉“一切的星球”的豪迈气概，正是五四时期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再现。
而《天狗》只是《女神》创作中诗人情感与艺术碰撞、融合、激溅出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可见，《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
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老舍简介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
夫人胡絜青（1905-2001）。
中文名： 舒庆春 别名： 老舍 国籍： 中国 民族：满族（正红旗）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899年2月3日 逝世日期： 1966年8月24日 职业： 作家 主要成就： 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 代表作品： 《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人，人民艺术家。
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老张的哲学》、《四世同堂》、《二马》、《离婚》、《猫城记》、《正红旗下》《猫》，剧本《残雾》、《方珍珠》、《面子问题》、《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戏剧集》、《柳树井》、《女店员》、《全家福》、《茶馆》，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出口成章》，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及作品集《老舍文集》（16卷）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茶馆》、《龙须沟》、《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人生经历 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
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老舍九岁得宗月大师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于1918年毕业。
工作经历 曾任小学校长（北京东城区方家胡同路小学）、中学教员（北京市第一中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任教5年。
笔名来历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笔名。
因为老舍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新春、前景美好之意。
舒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
含有“舍弃自我”，亦有“忘我”的意思。
“老舍”这一笔名，是他在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现今人们熟知的“老舍”。
这个“老”并不表示年龄大，而是含有一贯、永远的意思 老舍，合起来就是一贯、永远“忘我”。
他用“老舍”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他的笔名. 闽剧情缘 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大会在北京召开。
福建省闽剧代表队晋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闽剧《钗头凤》中的“赠钗·泣别”一折。
生角名宿李铭玉饰陆游，名旦郭西珠饰唐蕙仙，“福州之梅博士”林芝芳（此雅号是郁达夫称的）反串陆母。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文艺专家出席观看。
老舍看后大加赞赏。
十年后的1962年，老舍偕同戏剧活动家田汉、戏剧家曹禺、剧作家阳翰笙、戏剧理论家张庚来闽视察，路过福州时，五老在省交际处礼堂观看了原福州闽剧院一团演出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
“闽剧三宝”之一林务夏饰马贻顺，著名小生邱少峰饰陈春生（后由著名小生陈小言饰陈春生），名旦严美丽饰林春香，头牌老生洪深饰王绍兰，名旦傅玉凤饰白恭人，名彩旦黄碧岩饰道士婶。
名丑林务夏的表演自然含蓄，清淡脱俗，雅中含趣，成功地塑造了闽剧舞台上的“悭吝人”。
五老对他的表演十分赏识。
演出结束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第二天，五老邀请林务夏老师一道上福州鼓山涌泉寺开座谈会。
会上，他们对剧团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十分满意，予以很高的评价。
老舍先生欣然赋诗一首赠给林务夏老师。
诗曰：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
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澜春波。
1987年9月下旬，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赴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
林务夏老师为随团顾问，其弟子朱善根在《贻顺哥烛蒂》中饰马贻顺，他深得老师的艺术真谛，大受港台观众欢迎。
1996年，82岁高龄的林务夏为了庆祝福建省闽剧老艺人之家建家十周年，重施粉黛，再演《贻顺哥烛蒂》中的“说亲”，名旦周淑琴（大扁）饰道士婶。
务夏师的风采不减当年，博得领导、专家和同行的赞美。
1997年三月，福州西子湖畔春光明媚。
福建省电视台正为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老师拍摄专题片。
笔者有幸与剧作家陈明锵先生（《贻》剧二稿作者，原著邓超尘）及林老的学生杨铁城、朱善根应邀参加。
专题片需要将老舍先生赠林务夏老师的诗，书写成中堂。
我自告奋勇，书写一幅。
后因务夏师要我用草书再写一幅挂在卧室，我实在不擅草书，就是楷书也不堪补壁，只好向我省著名书法家、擅写草书的陈清狂老师索求墨宝。
幸蒙清狂老师示复：“光耀兄，遵嘱书中堂一幅。
老舍为我国文学大师，务夏师亦我闽剧名丑，二人均名闻天下。
弟随骥尾，欣然作书。
润笔随意，不可因市场经济忘了老朋友也
匆此，即颂，文礼。
弟陈清狂5·30”不几天，清狂老师大作问世。
务夏师满意之余，向我们致以感谢之忱
于今，这幅老舍先生的诗仍挂在已故的林务夏老师的房间。
家庭成员 妻子：胡絜清，满族正红旗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1958年受聘于北京中国画院，为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满族书画研究会会长、北京文联顾问、中国画研究会顾问、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顾问等。
大女儿：舒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编审，；儿子：舒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女儿：舒雨，教授；小女儿：舒立。
个人作品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
”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如《我们家的猫》《北京的春节》等等。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
曾经担任齐鲁大学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猫城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还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济南的冬天》等被选入小学中学的课文中。
其中《茶馆》极为著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 老舍在伦敦大学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
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
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
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
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
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老舍的写作风格： 1、北京的风俗文化、市民形象、的人生步履与作者的主观情愫水乳交融，三位一体，调配出老舍小说特有的“北京味儿”。
2、以通俗化得幽默为重要特征的讽刺色彩，是老舍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这一特色是狄更斯等英国讽刺小说中夸张、廓大、漫画化的讽刺手法与北京市民文化中的“打哈哈”两者糅合而成得。
这种幽默既是以笑代愤，又是一种自我解嘲，即老舍自己所说的把幽默看做生命的润滑剂。
3、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这种地方特色是以北京市民语言及俗文学语言为原料，加以煅烧锤炼的结果。
语言平易而不粗糙，俗而通雅，清浅而又韵味十足。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
1924年夏，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
但自定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
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
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 《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
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
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
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
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
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他作出了新的抉择。
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
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
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
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
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
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 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
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
此后四年，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 。
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
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
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
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坠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告别妻子，只身前往武汉，投入到文艺界的抗日洪流之中。
在1938年成立 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
之后，又转到重庆，“文协”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
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 《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
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
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
创作话剧《方珍珠》。
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
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之后，他还 老舍在写作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
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
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
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
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
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
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
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
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
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
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5年。
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
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
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
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
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
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
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
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
《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
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
《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
《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 《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
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
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
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
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
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
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
这 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
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
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
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
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
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
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
《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天津。
“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
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备注：这是本人的研究哦
白话文是如何起源的
文的对象不是，贵族也瞧不起白话文，白话文的对象是的民众群。
白话文起因于佛教的传佛经虽然大量译成汉文，但用的是文言，文言本已深奥，再加上很多新的名词和新的语法，遂使译出来的佛经成为一种洁屈聱牙的天书，只有士大夫阶级中少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看得懂。
在这种情形下，要想民间接受，就必须靠文言文的再翻译——译成白话文，即变文。
然后根据白话经文，用口头向民众宣讲。
这些经文，每一篇或每一部（长篇）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如《维摩诘变文》，叙述居士维摩诘生病，释迦牟尼派他的门徒之一文殊前去探病，在探病时，维摩诘大显神通。
如《大目乾莲冥间救母变文》，叙述目莲到地狱中，千辛万苦，把他母亲救出苦海。
这些白话经文在寺庙或街头宣讲时，听众心惊魂骇，恐怖和懊恨使他们痛哭流涕，沉湎于历历不爽的因果报应之中，不知不觉皈依佛法。
白话文因传扬佛教而发生，最初只限于对佛经的再翻译，后来逐渐脱离佛教，逐渐出现中国人自己的创作，完成纯白话文学，内容就更丰富。
社会、爱情、战争，都成题材。
如《列国传》，叙述伍子胥为父报仇的故事。
《明妃传》，叙述王昭君嫁匈奴单于的故事。
白话文学是大众文学，爱好它的人数远超过爱好贵族文学的人数，文言文学一直跳不出官僚的小天地，白话文学则植根民间。
麻烦帮忙总结下10年高考历史政治和地理最最重要的部分。
中国史话，讲的是中代史， 《中国史节目系科道特为暑期特别制作的大型历材系列片。
《中国史话》——以时间为线，讲述一部浩浩荡荡的中国史 。
《中国史话》上溯五千年以前的中华文明初始，下至风云变幻的20世纪初期民族危亡、奋发自强的五四运动，按照编年史的时间顺序，围绕大的历史现象和事件，以丰富的资料、翔实的细节展示，浩浩荡荡地为观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提供一套生动的普及性的历史知识电视文献。
中国史话共38集，每集47分钟 地址： 百年中国是中央电视台迎接二十一世纪的献礼片、全片共五十二集，三百六十二期，每期五分钟，约一千八百分钟。
迄今为止反映百年中国历史最为全面完整的文献纪录片,其篇幅之宏伟,资料之丰富,视点之独到在电视界中也属史无前例. 本片的主题:通过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回顾,反映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史. 本片的风格追求: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立体化反映中华民族的百年历程.在历史中发现诗意,追求可触摸的历史。
地址： 土豆上没找到 复兴之路，六集大型电视政论片《复兴之路》，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系列节目。
该片以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重大事件为视角，应用生动翔实的历史资料，向我们展示一幅幅振兴图强的全景画面，使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体味百年祖国的沧桑巨变，体味民族的奋斗历程。
第一集：千年局变 时间跨度：1840—1911年 内容概要：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社会各阶层救国图强的各种探索为主要内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课题被历史性地提了出来。
第二集：峥嵘岁月 时间跨度：1912—1949年 内容概要：以辛亥革命后各种政治力量探索中国道路为线索，重点表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挫折到壮大、赢得胜利并最终建立新中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进入新纪元。
第三集：中国新生 时间跨度：1949—1976年 内容概要：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的重大成绩为核心内容，表现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经验和教训。
第四集：伟大转折 时间跨度：1976—1992年 内容概要：以思想解放为起点，重点展现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五集：世纪跨越 时间跨度：1989—2002年 内容概要：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为主要内容。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始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的新阶段。
第六集：继往开来 时间跨度：2002—2007年 内容概要：以中国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内容。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地址 汉字五千年，大型人文纪录片《汉字五千年》通过生动展示汉字产生、演变、发展的过程及在五千年中华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讴歌中华文化优秀传统。
《汉字五千年》于2009年1月28日至31日15：10，在中央电视台四套播出，每天两集，每集50分钟。
第一集：人类奇葩。
本集是全片的开篇，通过汉字与世界上其它文字的命运对比，凸现出汉字在人类文明史中独树一帜的地位。
第二集：高天长河 。
本集主要表述汉字3000多年时间的生命史。
历史跨度从甲骨文一直到信息时代的汉字。
第三集：霞光万道。
本集的主要内容是重构汉字在空间上的扩展历史。
第四集：华夏心灵。
本集是全片的重点之一，她的主题是挖掘解读汉字的精神价值，说明中华文明追求“内在超越”的核心特质。
第五集：翰墨情怀。
本集表现由汉字书写而演化出的书法艺术，并通过描述历代书法家不同的身世、命运，探讨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他们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六集：天下至宝 。
本集通过对毛笔、纸张、印章等汉字书写用具的历史追溯，揭秘汉字与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逻辑关系。
第七集：浴火重生。
用汉字面临的变革危机来展示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命运。
本集的叙述重点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第八集：芳华永驻。
本集的主题是汉字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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