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是人类战争史上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的今天，我们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关键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一、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严重受挫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国民党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0—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
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
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
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
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二、遵义会议恢复了的领导地位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
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
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
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
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三、英明决策，带领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
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
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
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
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
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
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
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
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
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
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四、通过彝民区，强渡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林彪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
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
不客气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
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
派红军川籍领导人刘伯承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杨得志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
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
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
、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刘伯承、聂荣臻汇报后，果断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
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
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
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
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
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
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
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
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
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
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
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李先念。
五、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中央和张国焘争论的焦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
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朱德、刘少奇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
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
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
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
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
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
8月17日，命令杨得志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
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
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
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
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
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徐向前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
叶剑英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
连夜找徐向前、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
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
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
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
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
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
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六、红一方面军在直接领导下率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
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
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
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
”“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
”林彪、聂荣臻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
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
聂荣臻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
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
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
”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
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
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国民党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
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
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走过了367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七、红二方面军奉命北上，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
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
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
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
松本活佛派管事喇嘛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
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
靠喇嘛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
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
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
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
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
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
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
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
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
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
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
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
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纪念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
它将载入史册。
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
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中国革命史才能正确创造未来。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商务接待是什么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
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
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 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
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
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
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
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
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本年开始留法四年。
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
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
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
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
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
由中华书局出版。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
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
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
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
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
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
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
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
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
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
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
9月母亲病故。
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
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
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
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
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
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
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
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
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
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
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
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
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
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
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
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
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
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
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
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
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
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
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
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7月重译《高老头》。
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
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
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
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
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
全书出齐。
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
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
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
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
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
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
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
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
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
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
（未发表）。
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
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
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
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
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
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
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
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
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
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
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
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
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
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
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
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
《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
《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
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
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
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
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
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
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
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
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
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
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
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
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
教堂里都有什么职务
西元前六世纪三十年代，犹太人在波斯统治时期裏回归耶路撒冷，重新建造第二圣殿，恢复犹太教的发展。
以后历经希腊时期异族的统治与磨难，玛喀比起义百年的斗争曾赢得数十年的独立时期。
在这漫长的时期裏，由於犹太人内部经济地位的分化和对各时期异族统治者不同的政治态度，犹太教内部也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体现了人民内部政治与经济的社会分化。
一般的划分，主要有下列四派： 一、撒都该派（Sadducees）：源起自所罗门工建造圣殿以后逐渐形成的祭司贵族集团。
从历史渊源上讲，所罗门立撒督（Zadok）为祭司（《列上纪上》2：35），於是撒督子孙世世代代为祭司（《以内结书》44：15），后来称为撒都该派。
这一派是由圣殿当权的祭司、贵族、富商等一批上层人士所组成，是犹太教中的元老当权派。
此派主张只需尊奉摩西律法，不接受后来发展的“口传律法”，此派不信灵魂与复活，不信天使与鬼魔（《马太福音》22：23；《使徒行传》23：8）。
玛喀比王朝独立时期，此派掌握并控制圣殿特权，到罗马时期又屈从罗马统治者。
西元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
从此这一附依于圣殿为生的特权教派，逐渐销声匿迹，终於消灭无踪。
新约圣经记载在西元70年之前，撒都该党人仍横行社会，飞扬跋扈，施洗约翰斥责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耶稣告诫人们要警惕、防备这批教阀的“教训”（《马太福音》3：7；16：1～12）。
二、法利赛派（Pharisees）：“法利赛派”的希伯来语动词词根意为“分离”，读作“法列德”（Phred），希腊文由此演变为Pharisaios，意为“分离者”。
因此法利赛的成员是指一批与他人不同的“分离者”。
此派是犹太教的中层人物，主要由文士与律法师组成。
他们笃信律法，并遵守后来发展的口传律法，相信灵魂不死与肉身复活，注重维护犹太教的传统与犹太生活规范，盼望“弥赛亚”降临。
法利赛派的前驱是“哈西德”党（Hasideans），“哈西德”原文为“圣洁”，“虔诚”，虔信律法，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并非政治团体。
但玛喀比起义时，哈西德党也热烈参加，奋不顾身，成为起义军中的主要力量，因为他们认为是为信仰而战，反对安条克四世施行的宗教迫害。
到了取得起义的胜利之后，他们就退出了政治的舞台，回到虔诚的宗教生活中去。
此派持排外态度，反对希腊化、世俗化。
玛喀比王朝独立时，法利赛派反对当权的撒都该派，因撒都该派代表世俗当权者，信仰又不纯正，是谋求权势享乐的贪官贵族。
法利赛派代表在野的、严谨保守的、盼望弥赛亚国度的宗教集团。
这两派在玛喀比王朝独立时期裏的矛盾和斗争，大大削弱了抵抗外侵势力的力量，以至西元前63年，犹太在罗马人入侵后，就被归并於罗马统治之下。
西元第一世纪基督教产生的前后年代裏，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既有分歧又有合作。
新约圣经记载，这两派党徒曾联合起来向耶稣寻衅，出难题要抓耶稣的把柄，并逼迫耶稣的门徒（《马太福音》22：23～33，《使徒行传》4：1～4，5：17～18）。
使徒保罗被犹太人公会逮捕时，曾利用撒都该派不相信复活，法利赛派相信复活的矛盾，使这两个党派互相争闹，发生了纠纷（《使徒行传》23：1～11）。
法利赛派本来是持守律法，注重虔诚的宗派，但到了新约时代，蜕化为只求外表、追求形式、追逐名利的党徒，赢得“假冒为善”之“桂冠”。
三、艾赛尼派（Essenes）：此派名称来源不详，根据希腊文Essenoi可能指“虔诚者”。
这一派的成员主要为下层群众，包括农牧民阶层，他们的经济地位低下，信仰虔诚，所以是玛喀比起义的主要力量。
在起义胜利以后的年代裏，他们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反受到当权者的迫害。
他们因而悲观失望，成群避居於偏僻山村和死海沿岸，建立互助集体社团，过朴素的集体劳动生活，注重虔修祈祷，殷切盼望救世主“弥赛亚”的来临，实行比法利赛派更严格的禁欲生活。
法利赛人不离开社会，不离开圣殿，而艾赛尼派两者都脱离了，他们认为圣殿崇拜已经形式化甚至腐化了，完全世俗化了。
艾赛尼派反对世俗的奢华安乐，主张过淡泊清贫的生活，严守安息日，安息日不做一点工作，全部时间用作祷告、默想与读经。
宗教虏诚与对政治社会的态度，决定了艾赛尼派对犹太宗教特权者和希腊、罗马政权的统治者怀有强烈的反抗情绪。
1947年在死海沿岸一些洞穴中发现一批古代文献（即《死海古卷》）以及后来在邻近的库兰（Qumran）地区发现古代社团聚居村落的遗址，可能就是艾赛尼派当年活动留下来的踪迹。
艾赛尼派生活于僻村荒野，不与现实社会接触，因此新约中对他们毫无记载。
只是记载旷野之中出现了一个施洗约翰，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马太福音》3：4）。
这个施洗约翰倒有点具备了艾赛尼派生活风度的特点。
但没有证据可以断定施洗约翰就是一个艾赛尼派。
四、 奋锐党人（Zeaiots）：也称狂热派，拉丁文称“西卡尼”（sicarii）意为“持匕首的人”（daggers），故西卡尼派也称短刀党。
此等短刀党徒以暗杀、暴力为手段来对付敌人，他们属奋锐党中的左翼激进分子，奋锐党人包括社会下层的犹太无产者、贫苦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他们在宗教的观点上与法利赛派一致，强烈盼望并宣传救世主“弥赛亚”的来临，但在政治斗争上却和法利赛人走截然不同的路线，在罗马统治时期，以狂热派为首的犹太人不断进行武装的反抗斗争，狂热的奋锐党人认为忍受罗马统治是不忠於上帝，在圣殿中也可以杀死罗马人。
他们反对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撒、反对罗马的人口普查、主张革除亲罗马的祭司和圣职人员。
奋锐党人是西元66～70年那次犹太战争的中坚力量，号称这是光与暗、善与恶的殊死战斗。
西元132～135年的巴?柯克巴起义的领袖，也是奋锐党的后代。
耶稣所挑选的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是奋锐党的党员，名“奋锐党的西门”，他区别于另一个西门彼得（《马太福音》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