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急求《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学后感想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处于深刻的调整之中。
在展望未来世界走向时，西方一些人士盛倡“文明冲突论”。
其中，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著书演讲，鼓吹这种观点最为起劲。
亨廷顿声称，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上发生的地区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战争。
如果说还会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文明间的战争。
亨廷顿还将文明冲突具体化。
他认为，西方与那些文明的挑战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尤其困难和对立的。
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
（参见塞·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第42页） 由于亨廷顿描绘了文明冲突的可怕前景，而且直接把中国当作西方文明的挑战者放在对立地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并深长思之。
一、文明间的差异和通融 亨廷顿热心于“文明冲突”的研究，但“文明”究竟是什么
在西方语言中，“文明”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意为人的开化状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相对于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而言的。
人们普遍认为，文明是指脱离了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的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是指一定发展阶段上人们的物质生活状态和精神生活状态。
现在看来，亨廷顿的“文明”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
他告诉我们，“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年第8期，第2—4页）亨廷顿这里界定的“文明”，只是“文明”一词全部内涵的一部分，大体上是人们平常所说“文化”的意思，亨氏自己在行文中也经常用“文化”来代替“文明”。
为了说清问题，我们姑且按这样狭义的“文明”概念来展开分析。
但是我们要随时记住，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不能分开的，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是不能分开的。
人类共有一个完整的地球，但地球的各个部分又是千姿百态的。
生活在完全相异的地理气候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由于实践活动不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也就不同。
因此，我们一眼就看到的是文化或文明的差异和独特性。
经过千百万年的磨洗积淀，不同的文明成果会深印在其创造者身上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
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大分如汤因比所说有几十种，细分则不计其数。
不同的文明，适应人们不同的生活环境，帮助人们渡过历史的急流险滩，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文明自身也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不断臻于完善。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变化的，文明也是这样。
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不同文明之间有差异性，差异就是矛盾。
有矛盾就可能有冲突。
文明之间的冲突不绝于历史，现实中也经常发生。
亨廷顿等人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问题在于，不同的文明既有相异性、独特性，也有相通性、统一性。
从根本上说，既然都是人类的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的文明，它们在最高最深之处就必定是相通的和统一的。
事实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通融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重要，更带根本性。
试想，如果文明之间只有冲突，没有通融，那么具有各自独特文明的百余个国家、几千种民族怎么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文明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
但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其他文明对立统一、冲突交融中展开的。
各种各样的文明在历史上兴起衰落，离散聚合，消失或成长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为什么有的文明兴起了，有的文明衰落了，有的文明消失了
自我封闭，对其他文明采取排斥对立态度的民族，迟早要葬身在时间的大漠之中。
只有那些开放的、善于从其他文明中吸取营养的民族，才有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在亨廷顿眼中处于“无限的权力顶峰”的西方文明，就曾在非西方文明中吸取过许多营养。
例如，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伟大发明传入欧洲后，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成为欧洲从长期黑暗的中世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催化剂。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再如，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数学文字和十进位法是印度人民的伟大创造，阿拉伯人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辉煌成就对欧洲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外一方面，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东方各民族也在虚心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以充实自己，并创造新的东方文明。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和交流出现了全新的情况。
地球正在变小，交通和通讯空前便利，所有的人都汇入世界市场之中。
亨廷顿对此忧虑有加，说什么“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强化了文明意识，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的认识。
推动了文明间差别和敌意的发展和文明内寻根意识的增强”。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事物本来是有同有异的，是对立统一的，为什么亨廷顿只见异不见同，只见对立不见统一呢
难道这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吗
世界市场上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固然会强化文明差异的认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形成敌意。
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不同文明间空前广泛深入的共处和交流，使以前彼此相外的人们发现了人类文明的共通性和交融性，这本身就是人们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的升华。
如果这里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地方，那不是一般文明意识增强的问题，而是某些人逆时代潮流而动，总是想把国家、民族和文明按照自定的标准，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不给别的文明平等的地位，狂妄地要使自己的文明在世界上普遍化。
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作为造成了现实世界的“文明冲突”。
有一点亨廷顿是看得很准的，即“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已不再是历史的客体”了，而是成为历史前进的发动机和塑造者。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它们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比重节节上升。
这些国家的人民自信心增强了，希望自己的文明也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
这些国家都有几千年文明成果的积累，在现代化进程中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通过自己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创造着新的东方文明。
拉丁美洲、非洲也有同样趋势。
此时，如果西方文明能够与非西方文明进行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则“文明冲突”能够化解，文明交融会大规模展开，人类将进入新的文明时代。
二、文明差异不是国际冲突的核心 “文明冲突论”并非亨廷顿的发明，汤因比的整整一部《历史研究》就是从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各大文明地区力量相互消长的关系。
尝试用文明因素解释国际关系也大有人在。
例如，著名政论家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这样说：“我们正陷于文明冲突。
这种冲突也许会摧毁世界。
其中关系最大的是两种文明，即大西洋——地中海文明与太平洋——亚洲文明，它们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
”（Theodore H． White，A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Harvard Alumini Bulletin，May 13，1967，P．4）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所著《权力与文化》一书就是从文化角度来透视国际关系的。
亨廷顿的“发明”和“贡献”是把文明作为未来世界决定一切的核心因素，把文明冲突作为代替冷战的世界范式。
然而正是在这个他自鸣得意之处，脚下的土地非常稀松。
毫无疑问，文化因素能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文明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
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预测未来，都应当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
但把这个主要是精神性的因素同政治、经济、军事等实体性因素割裂开来，把它的作用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是非常偏颇的。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同类文明的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市场和霸权而拼得你死我活。
就现实的国际关系分析，虽然有时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冷战之后影响最大的冲突是海湾战争。
起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总不能说这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吧。
实际是伊拉克不想还两伊战争期间所借的大量美元，并且要把科威特的石油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国后来挑头打击伊拉克，以主持国际正义自居。
其实美国人盘算的是控制海湾地区，掌握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资源富集地。
在这次大冲突中，西方文明国和伊斯兰文明国结成了“奇怪的联盟”，“文明冲突论”被“沙漠风暴”卷到九霄云外。
面向21世纪，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把增强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点，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国家的经济利益为转移的。
由于东亚的发展速度居全球之冠，由于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与欧洲的贸易额，其国家外交政策取向正逐步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正式宣称，“西欧不再是世界的最重要区域”，美国过去在处理全球事务时“太欧洲中心化”了。
（参见《华盛顿邮报》1993年11月17日，P．G4．）表示要向亚太国家接近，因为“当我凝视亚洲繁荣之花，便看见美国复兴之果”。
事实上，以实施和反对“赫——伯法”为例，同为“西方文明”的美欧之间，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贸易冲突。
被亨廷顿认为因“文明”接近可以“合作”的日本，不仅历史上和美国打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现在双方的贸易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关系、经济利益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和外交，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因素和力量。
多年来，人权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热点。
亨廷顿说，“国家遵守人权的程度完全和文明的分野有关。
西方和日本高度保护人权；拉美、印度、俄罗斯以及部分非洲国家保护某些人权；中国、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很少保护人权。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0期，第9—13页）这里，我们且不说亨氏以自定的人权标准来划分各国文明的高低等级是多么狂妄自大，也不说某些人挥起人权大棒向中国等国发动“文明冲突”是多么不得人心（美国策划的反华提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前后10次遭到失败），只想指出这样一点：西方国家某些反华势力在人权问题上挑起“文明冲突”的真实动机是政治上要搞垮不合己意的政府，经济上要削弱强大的竞争对手。
任何人在进行精神和文化活动时，必须有吃穿住行用的物质保障。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制度，归根到底决定着包括哲学、历史、宗教、习俗和政治制度的全部上层建筑，也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形式。
这是大多数社会政治学家都会承认的。
亨廷顿对经济冲突的严重性并非没有认识。
他在1993年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将导致政治、经济利益的严重对立”，“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可能在经济方面”。
（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71）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认为，日美关系存在“经济冷战”可能，甚至同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关于“经济冲突是另一种战争的继续”的说法。
至于这些明智的说法怎样和偏颇的“文明冲突论”协调起来，那只有亨廷顿自己多费思量了。
三、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面对纷繁杂乱的外部世界，人们总是倾向于用某种简明的概念或范式来把握大局，如“两极对立的冷战世界”。
作为一位智者，亨廷顿告诉我们，两极对立的冷战世界已经过去，正在到来的是“文明冲突的世界”。
然而，此言差矣。
事实绝非如此。
当代世界的主题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和平与发展。
代替冷战世界的，不是文明冲突的世界，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
这是全部人类历史，特别是最近100年的历史演变造成的。
已经过去的20世纪给世人许多启示。
启示之一：和平。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战争就没有间断过。
到20世纪，战争空前惨烈。
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数十个国家几十亿人被卷入战争的火海，几千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千百年的劳动成果化为灰烬。
人的智慧，被用来发展屠杀自身的武器，原子弹、氢弹、生化武器足以窒息生物，毁灭人类。
大地震怒了，母亲在呼号：反对战争，保卫和平。
正是20世纪空前惨烈的战争使人类良知集中到一点，使东西方文明会聚到一点：埋葬帝国主义，争取永久和平。
启示之二：发展。
20世纪表面看来杂乱无序的演变过程，其实掩藏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条不可遏止地向前延伸的主线，那就是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创造了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进行了各种发展道路的探索，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和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比较，通过侵略战争找出路的资本主义和通过调整改革自身体制找出路的资本主义的比较。
这些比较实验互相影响，使世界各国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造成了近二三十年世界发展的高潮，并为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和平环境中加快发展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点和大成就。
启示之三：全球化。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明之间联系不多。
只是19世纪工业革命迅猛发展后，才使分散的区域性发展逐渐转变为具有整体关联性的世界发展。
在过去一百年中，两大力量推动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
一是机制的力量，二是科技的力量。
市场经济国家引进计划机制，计划经济国家引进市场机制，两者的经济运行模式正在接轨，全球范围的贸易和投资机制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使交通空前便利，信息全球共享。
由于经济的网络化、信息化，任何国家的市场都显得过于狭小，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以及跨国生产迅速发展。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的主角登上了历史舞台。
它们已控制世界生产的40％，世界贸易的60％，跨国直接投资的90％。
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已经联为一体，世界各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地球村”的居民这样成为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也是新的伟大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雄辩地告诉我们，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正在曲折中发展。
第一，大国关系的调整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9·11”事件之后，大国关系出现了海湾战争结束以来最为频繁的互动与变化。
中美元首多次会面，高层互访频繁，双方合作领域扩大，中美关系明显改善。
亨廷顿关于“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美国与俄罗斯关系也有实质性进展。
中日关系，美欧关系，虽有不和谐音，但尚属平稳。
大国关系的这种调整反映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随着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各大国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较为均衡的关系。
从各国发表的声明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
概括起来说，就是维护自身利益，着眼于和平与发展。
第二，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组织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联合起来的欧洲各国，内求发展，外求和平；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调解一些国际贸易争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援助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联合国致力于缓解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亚太经合组织举行了多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地球上东西南北不同文明的国家友好相会，共商和平发展大计。
第三，国际关系热点很多，但大局稳定。
总体上说，今日之世界并不太平，地区冲突时有发生。
但是这些冲突基本上处于可控制状态，对世界全局影响有限。
而且一些热点已经降温，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已成潮流。
长期战乱的波黑地区大体平静；俄罗斯境内延续多年的车臣战争已经平息下来；美英等国的“倒萨”之战已经打响，但在全世界反战促和的大环境下，战争将只局限在海湾地区。
这些分布在地球各处的热点的变化，表面上互不相干，实际上都处在和平与发展大潮的激荡之中。
第四，加强经济科技合作，共同推进发展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中国全面推进国际经济科技合作，保持了全球大国中最高的经济增长；欧盟、日本和俄罗斯都开展了多边的经济科技合作；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南北合作进一步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倡导的合作方式正在取得成效；东盟和中、日、韩定期举行首脑会议，共商推动地区发展大计；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正在筹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洲金融风暴表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刻矛盾，推动建立防范风险的国际机制，以利于全球共同发展。
总之，国际关系近期变化和长远趋势都表明，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人类应当尽力化解冲突，满怀热情地迎接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
四、美伊对抗不是“文明的冲突” 当今世界，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最为相悖的，就是伊拉克危机了。
亨廷顿在1999年那次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演讲中说：去年（1998年）冬天，在美国和伊拉克的对抗过程中，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除了科威特都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只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和美国文化最接近的国家，同意派军队加入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力量。
亨廷顿在这里把美伊对抗当作文明冲突的一个实例列举出来，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想当初，同属伊斯兰文明的伊拉克和伊朗大战多年，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
1990年7月，伊拉克与其伊斯兰兄弟国科威特围绕领土纠纷和经济债务而争端激化，伊拉克悍然发动闪电式袭击，于8月2日占领科国全境。
国际社会一致强烈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径。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制裁伊拉克，责其无条件撤军。
在伊拉克拒绝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990年11月责成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和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美国看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获取重大战略利益的极好机会。
1991年1月17日，美国带领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历时43天，代号“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
伊拉克军队受到重创，萨达姆政权被迫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决议，从科威特撤回了侵略军。
显然，海湾战争是对伊拉克侵略行径的惩罚，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文明对野蛮的惩罚，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海湾战争结束12年来，伊拉克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一大热点。
从形式上看，问题出在伊拉克没有认真遵守关于无条件销毁生化、导弹和核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实质上是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时企求的重大战略利益因萨达姆政权作梗而没有到手。
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战略利益何在，美国当政者自己很清楚。
一般认为，中东是欧、亚、非三大洲交接的战略枢纽，企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必欲在这个地区取得主导地位。
作为“运行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美国消耗的石油占全世界的1／3以上，而其本国石油资源将在最近10年左右耗尽。
拿下了伊拉克这个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不但可以用低价原油给美国经济注入生命力，而且可以扼制依赖中东原油的其他世界大国。
我们这样分析美国布什政府发动新的海湾战争的战略企图，突出其政治经济利益打算，并不是说美伊对抗中完全没有文明冲突的因素。
伊拉克危机交织着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自然也有文明冲突的因素。
据说小布什很爱看詹姆士·赖斯顿的新著《神的斗士》，这本书写的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英国国王理查和阿拉伯苏丹萨拉丁对抗的故事。
《纽约时报》透露，布什发表对恐怖主义进行“十字军讨伐”的讲话激怒了许多穆斯林后，开始阅读《神的斗士》并被其所吸引。
我们不知道布什对理查作何感想，而萨达姆则自认接过了萨拉丁的衣钵，并大肆宣扬他和萨拉丁都出生于同一座阿拉伯城镇——塔克里特。
1187—1192年，理查和萨拉丁都以各自信奉的神的名义向对方发动“圣战”，在文明冲突的形式下争夺土地和财富。
长达5年的战争，摧残了地中海东岸的文明成果，牺牲了几十万人的生命。
最后，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理查和萨拉丁被迫互相尊重对方的文明和人格，于雅法之战后签约停战，以求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和平共存。
也许，这才是后人从理查和萨拉丁故事中应当吸取的教训。
从理查和萨拉丁的对抗以来，中东地区积累的怨恨太多了。
人类的良知要求文明共存而不是文明冲突。
这不是软弱的道义呼声，而是塑造未来世界的伟大力量。
这些日子，当海湾上空战云密布的时候，反战惊雷响彻了整个世界。
仅在2003年2月15日这一天，在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就有60多个国家400多个城市近千万人举行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示威。
与此同时，中国等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明确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不主张诉诸武力。
不管布什政府及其少数盟友发动的“倒萨”之战如何结局，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全世界不同文明的人们将以更强大的力量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和为贵”将会成为多极世界全人类共同的文明信念。
五、多极世界和为贵 亨廷顿不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而且还为西方国家筹划了进行“文明冲突”的大战略。
他说：“对西方利益而言，它在短期内显然应推动文明内部，尤其是欧洲与北美成员的大合作、大统一；将在文化上接近西方的东欧与拉美接纳进西方社会；促进、维护与俄国、日本的合作关系；防止地区性的文明内部冲突升级为文明内的大战；限制儒教和伊斯兰国家军事力量的膨胀；减缓西方削减军事能力，维持在东亚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利用儒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间的差异和冲突；支持其他文明中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表示同情的集团；加强能使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得以表达、合法化的国际机构组织并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机构组织。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我们把这一大段话都摘引下来，是因为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要害所在，说穿了，这是某个超级大国以维护西方文明为名，行独霸世界之实的计划。
我们已经说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是以文明冲突为核心的世界，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
现在我们要强调，对于新的时代，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办法不是“文明的冲突”，只能是多极世界和为贵，多彩文明和为贵。
世界的多极化，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
说它是客观现实，是因为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几大力量中心，这些国家或地区性组织的综合力量相对均衡，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
说它是一种发展趋势，是因为多极格局还在形成过程之中，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真正多极化的世界，不应该是由几个大国主宰的世界，而是由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参加的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在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多极世界。
在这种多极世界中，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均应平等相处，大而强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应谋求任何特权，只应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负更大责任，作更大贡献。
这种多极化趋势是不可遏止的。
推动这个趋势的主要是经济和科技力量。
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已经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并使全球经济的格局不断发生变化。
美国仍是当今最富强之国，其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超过全世界的一半，但现在只占30％左右，有人预测2020年会降至10％—15％。
另一方面，世界主要金融和经济机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一倍左右的状况将继续下去。
经过调整和改革，东亚各国克服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重新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据估计，1960年亚洲各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为4％，到1990年已一跃而占25％，现在已增长到30％左右。
在国际格局的大变动中，长时间内增长速度居世界大国之冠的中国，经济总规模的迅速增长最引人注目。
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也会显著增大。
国际上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关系，都在向多极化世界演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多极化过程是充满矛盾的。
列其主要者有： ——美国力图主宰世界和其他国家谋求平等地位的矛盾。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矛盾。
——经济发展和生态危机的矛盾。
——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都关乎世界大局，任何一种矛盾处理不好，都会造成全球性的混乱，都会给世界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
对待这些矛盾，绝对不能用前面亨廷顿开出?\\\/ca> 参考资料：多极世界和为贵——兼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你挑点抄抄好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学科介绍
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fán）。
晋陶渊明独爱菊。
自李唐来，世人甚(有的版本为盛）爱牡丹。
予（yú）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zhuó）清 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xiè）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噫(yī)
菊之爱，陶后鲜(xiaˇn)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 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 出师表 什么是君子之风
君子之风 ）系指正直的人，令人尊敬的人；生活上可以深交往的人；生意上可以放心的人；语言方面和做事方面正派。
在古代 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君子之风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君子之风 礼贤下士是君子之风 甚至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也是君子之风 这个定义其实很广泛 符合以下几点的就是君子 表现以下几点的 就是表现君子之风的古文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根据原文“志于道”，可以解释为形而上道，就是立志要高远，要希望达到的境界。
这个“道”就包括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形而下的都有。
这是教我们立志，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目的。
至于是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
正如大家年轻时刚出社会做事，都立志取得功名富贵，。
就以赚钱为目的来说，起码也希望赚到几千万元。
但立志尽管立志，事实上如今一个月只赚几千块。
如果因立志几千万，只拿几千元，“不为也
”不愿干回去好了
这说明立的志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孔子说，作学问要把目标放得高远，这是第一个“志于道”的意思。
“据于德”，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
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
换句话来说，“志于道”是搞哲学思想，“据于德”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古人解说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显的，孔子告诉我们，思想是志于道，行为是依据德行。
“依于仁”，已经说过，仁有体有用。
仁的体是内心的修养，所谓性命之学、心性之学，这是内在的。
表现于外用的则是爱人爱物，譬如墨子思想的兼爱，西方文化的博爱。
“依于仁”，是依傍于仁，也就是说道与德如何发挥，在于对人对物有没有爱心。
有了这个爱心，爱人、爱物、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扩而充之爱全天下。
这是仁的发挥。
“依于仁”然后才能“游于艺”。
游是游泳的游，不是游戏的游，“游于艺”的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孔子当年的教育以六艺为主。
其中的“礼”，以现代而言，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
至于现代艺术的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等则属于乐。
“射”，军事、武功方面。
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等。
“御”，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太空船。
“书”，文学方面及历史方面。
“数”则指科学方面的。
凡是人才的培养，生活的充实，都要依六艺修养，艺绝不是狭义的艺术。
中国古代不这样细分，凡属六艺范围的都是艺。
人生对于道、德、仁、艺这四种文化思想上修养的要点都要懂。
这四个重点的前一半“志于道，据于德”包括了精神思想，加上“依于仁，游于艺”作为生活处世的准绳，是他全部的原则，同时告诉每个人，具备这些要点，才叫学问。
如无高远思想就未免太俗气，太现实的人生只有令自己厌烦。
没有相当的德行为根据，人生是无根的，最后不能成熟。
如果没有仁的内在修养，在心理上就没得安顿的地方。
没有“游于艺”，知识学问不渊博，人生就枯燥了。
所以这四点统统要，后人对这四个重点都有所偏重，其实讲孔子思想，要从这里均衡发展。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孔子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要重视自己人生的责任，注意义、礼、孙、信四个字。
本质上要有义。
这里的义，一是孟子的观念——义者宜也，也就是适宜，合宜。
二是传统的仁义——人格标准。
三是指“词章之学”、“记闻之学”之外的“义理之学”。
——现代所谓哲学的、科学的也是义理之学，都是探讨人生最高道理——真理。
“君子义以为质”的“义”，同时也就是义理的义，用它作为本质。
表达在外面的行为是礼，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行为。
孙就是逊，态度上非常谦虚，不自满，不骄傲。
对人对事，处处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人。
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就是君子之行，也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合于一个模范人格的标准，绝不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可比。
如果做不到这样，专在小聪明上玩弄，那就完了。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我们惯用“杀身成仁”这句话，就是出在《论语》这一篇，是孔子说的。
这个 仁在这里我们不作解释了，从上论一直讲下来，都是说“仁”是孔门学问的中心。
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心思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许多宗教家， 有时碰到与他的信仰抵触的事，他宁可舍掉性命，所谓以身殉道。
为卫道而死的， 宗教徒中特别多，历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这个观念，宁可牺牲，绝不为了生命 而妨碍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宁可杀身以成仁。
反面的意思，当然不会为了生 命的安全，而去做违背仁义的事了。
这就关系到个人的修养以及生命价值的看法了。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
如果拿孔子这个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就惨了，今天世界的一切都是喻于利，处处要把利欲摆在前面才行得通。
不过，满天下都是小人，也就单纯了，麻烦的是，始终还有小人与君子的分野存在，这就很难办了。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一个人如果真正立志于修道，这个“修道”不是出家当和尚、当神仙的道，而是儒家那个“道”，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
一个人如果志于这个道，而讨厌物质环境艰苦的话，怕自己穿坏衣服，怕自己没有好的吃，换句话说，立志于修道的人而贪图享受，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因为他的心志已经被物质的欲望分占了。
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的意志，会被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无法和他谈学问、谈道。
子曰：鄙夫
可与事君也与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鄙夫”之“鄙”，就是“鄙俗”的意思，“鄙夫”就是没有学识的、很糟糕的这种人。
如我们给人写信，稍稍带一点古文笔调写，谦虚一点，自称鄙人，但后来又有人改写作“敝人”，实际上该写作“鄙人”，而且这两个字，还要写小一点，放在旁边，以表示谦虚，自己是鄙夫。
这里孔子称人为鄙夫，等于是在骂人。
因为当时各诸侯之国的政坛人物，他所看不惯的太多了，他认为这些人都是鄙夫，他说这班人怎么可以主持国家的大事呢
他说这些人连最基本的修养都没有，当他在功名权力拿不到的时候，就“患得之”，怕得不到而打主意、想办法，爬上这一个位置。
等到爬上了这个位置，权力抓在手里了，又“患失之”，怕失去了已经得到的权力。
一个大臣，没有谋国的思想，没有忠贞的情操，只为个人的利益而计校，深怕自己的权力地位失去，于是不考虑一切，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打击同事、打击好人、嫉妒贤才等等都来了。
孔子在这里就是说明私欲太大，没有真正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目标，只为个人利害而计较的为鄙夫。
后世“患得患失”的成语，就是根据这里来的。
子曰：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这几句话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要自己身体力行，历练起来，就不简单了。
孔子第一句话就赞叹颜回，然后说他的生活——“一箪食”，只有一个“便当”。
古代的“便当”就是煮好的饭，放在竹子编的器皿里。
“一瓢饮”，当时没有自来水，古代是挑水卖，他也买不起，只有一点点冷水。
物质生活是如此艰苦，住在贫民窟里一条陋巷中，破了的违章建筑里。
任何人处于这种环境，心里的忧愁、烦恼都吃不消的。
可是颜回仍然不改其乐，心里一样快乐。
这实在很难，物质环境苦到这个程度，心境竟然恬淡依旧。
我们看文章很容易，个人的修养要到达那个境界可真不简单。
乃至于几天没饭吃，还是保持那种顶天立地的气概，不要说真的做到，假的做到，也还真不容易。
颜回则做到了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难怪孔子这么赞叹欣赏这个学生。
三千弟子只有他做得到这个修养，而他不幸三十二岁就短命死了。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是孔子最有名的话，而且在文学境界上，写得最美。
孔子说，只要有粗菜淡 饭可以充饥，喝喝白开水，弯起膀子来当枕头，靠在上面酣睡一觉，人生的快乐无 穷
舒服得很
就是说一个人要修养到家，先能够不受外界物质环境的诱惑，进一 步摆脱了虚荣的惑乱，乃至于皇帝送上来给你当，先得看清楚应不应该当。
有了这 个修养，才可以看到孔子学问修养的境界。
人生的大乐，自己有自己的乐趣，并不 需要靠物质，不需要虚伪的荣耀。
不合理的，非法的，不择手段地做到了又富又贵 是非常可耻的事。
孔子说，这种富贵，对他来说等于浮云一样。
孔子把这种富与贵 比作浮云，比得妙极了。
并不是如后世认为像天上的云，看都不要看一下。
唐诗宋 词，作流水浮云的作品太多了。
在孔子当时，很少用到。
我们要注意到，天上的浮 云是一下子聚在一起，一下子散了，连影子都没有。
可是一般人看不清楚，只在得 意时看到功名富贵如云一样集在一起，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会散去。
所以人生一切 都是浮云，聚散不定，看通了这点，自然不受物质环境、虚荣的惑乱，可以建立自 己的精神人格了。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云尔
” 叶公有一天问子路，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子路没有答复他。
子路的不答复，非常 高明，因为站在子路的立场，他实在不便说什么。
同时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真的教人不知从何说起，就是说了，叶公也未必能了解孔子。
但是，叶公走了以后，子贡就进去报告老师，孔子说你何不告诉他，我是一个为了发愤求学问，常常穷得没饭吃，连自己肚子饿了，都无所感觉，而忘了人是必须吃饭的那种人；当学问上有所获益，就快乐得忘记了忧愁，根本忽略了衰老的威胁。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这等于一个小结论。
有一天孔子感叹说，学问修养合于君子的标准，有三个必 要条件。
孔子很谦虚的说，这三件我一件都没有做到。
第一是“仁者不忧”。
有仁德的人没有忧烦，只有快乐。
大而言之。
国家天下 事，都做到无忧，都有办法解决，纵然没有办法解决，也能坦然处之。
个人的事更 多了，人生都在忧患中，人每天都在忧愁当中。
而仁者的修养可以超越物质环境的 拘绊，而达于“乐天知命”的不忧境界。
第二是“智者不惑”。
真正有高度智慧，没有什么难题不得开解，没有迷惑怀 疑之处，上自宇宙问题，下至个人问题，都了然于心。
像我们没有真的智慧，明天 的事，今天绝不知道。
乃至此刻的事，也常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最后是“勇者不 惧”。
只要公义之所在，心胸昭然坦荡，人生没有什么恐惧。
孔子在这里说的词句， 字里行间，写出他的谦虚，表示自己的学问修养，没有做到君子的境界。
可是子贡 对同学们说，不要弄错了，这三点老师都做到了，我们要这样学习才对，他只是自 我谦虚，不肯自我标榜而已。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这几句话，一般的人说，“知者乐水”的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喜欢水，因为水性流动。
“仁者乐山”是说仁慈的人喜欢山。
如果这样解释，问题大了。
套用庄子的口吻来说，“知者乐水”，那么鳗鱼、泥鳅、黄鱼、乌龟都喜欢水，它是聪明的吗
“仁者乐山”，那么猴子、老虎、狮子都是仁慈的吗
这种解释是不对的。
正确的解释是“知者乐，水。
”知者的快乐，就像水一样，悠然安详，永远是活泼泼的。
“仁者乐，山。
”仁者之乐，像山一样，崇高、伟大、宁静。
说知者的乐是动性的，像水一样。
仁者的乐是静性的，像山一样。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
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
“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
“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
有些人有见解，但请他当主管，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下不了决断；有人很容易下决心，但眼光不远，见解有限。
所以把眼光、见解、果断、决心加起来的“弘毅”，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立场公正。
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
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
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挑起了很重的责任。
“任重而道远”，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
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
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
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在养成人的弘毅，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
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
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
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现在是两回事，两者处于矛盾状况。
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
在我看来，是要变的，要回转过来的。
不过在变、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
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子贡曰：惜乎
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
虎豹之鞟，犹太羊之鞟
棘子成是卫国的大夫，也是所谓当权派的人物。
他的理论，认为一个人只要天性好，有才能，何必要受教育，求知识，学习文化思想呢
子贡反对这个意见。
他说，非常抱歉，可惜你这个见解不对，你对于“君子”所下的定义不对。
“驷不及舌”，“驷”就是四匹马驾的车子，当时是最快的交通工具。
像这样快的车子，还不及舌头。
用现代观念来讲，就是文化宣传和思想传播的重要，它的影响力远大而且快速。
所以不能随便讲话，影响后果太大。
子贡又说，文化思想的修养与人的资质，本来就是一个东西。
（古人的解释：“质者直也。
”犹如一条直线，很纯洁朴素的，就是本质。
）文化思想的保留及传达要靠“用”，既然有用，那就要靠“文”了，所以“文与质”同样的重要。
“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刚从兽类身上剥下来，还没有经过加工精制，带有毛的皮叫作“鞟”。
他说，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在本质上都同样是兽皮，没有两样。
但表面上的花纹有好看与不好看的分别。
这里是子贡强调文与质有同等的价值，也就是在上论中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的发挥。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这是弟子们记载孔子的学问修养，表达在外面的神态。
第一是温和的。
对任何人都亲切温和，但也很严肃，在温和中又使人不敢随便。
第二是威而不猛。
说到威，一般人的印象是摆起那种凶狠的架子，这样并不是威。
真正的威是内心道德的修养，坦荡荡的修养到达了，就自然有威。
尽管是煦和如春风，而在别人眼中，仍然是不可随便侵犯的。
不猛是不凶暴。
如舞台上的山大王，在锣鼓声中一下窜出来，一副凶暴的样子，那就是猛。
第三是恭而安。
孔子对任何事，任何人非常恭敬，也很安详；也就是既恭敬而又活泼不呆板。
第三点也等于第一篇《学而》的注解。
学问好的人，内心的修养表达在外面的，就是这样的情形，而以孔子来作为榜样，用白话翻译过来就是有庄严的温和，有自然的威仪而并不凶狠，永远是那样安详而恭敬的神态。
急求中共十七大的主要精神
朋友，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以下几个内容：一、过去五年是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二、改革开放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四、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五、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九、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十、推进“一国两制”实践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十一、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十二、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