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中； 近一个世纪来，中国经历了有吏以来最大的急骤变化，这一个变化涉及经
关键词：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中国；近一个世纪来，中国经历了有吏以来最大的急骤变化，这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
这一巨大的变化迄今尚未结束。
中国地方政府体制近百年来的各种变化，即受这些变化的影响，也是对这些变化作出的反应。
清末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一、清末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晚清地方政府制度变革开始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变革的主导力量不是中央政府，而是以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地方督抚。
晚清地方政府体制变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职能机构发生了结构与功能上的重大调整，出现了由督抚主持设立的众多政府专职机构。
二是各省督抚突破了中央集权的人事管理体制，采用委员差遣制，自主选用人员，自行委任他们管理各新设地方机构，中央政府无从过问。
这是近代地方人事管理制度的重大变化。
二、对清末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评价在清末地方官制改革过程中，清廷虽然试图归并这两套政府体系，建立中央集权的近代化地方行政体制，但是由于没能协调好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关系，最终未能处理好这一问题。
其政治后果又影响到民国政局之演变。
民国时期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一、民国时期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针对民国时期的地方政府体制，有一种观点认为，从总体而言，这个时期地方党部比地方政府显得更有权威。
地方党政体制是纵向党政体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党治特色是地方政府组织原则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总体来看，地方政府比地方党部显得更有权威，而不是相反。
二、对清末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评价国民政府的地方党政体制结构是：地方党政虽是相对独立的体制，但政府居于党部之上;在军事占领区则是党部居于政府之上。
国民党主流倾向是地方党政应有分际，从而导致政的地位高于党。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一、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改革方兴未艾。
中国地方政府的具体情形非常复杂。
各级地方政府能否体现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权力配置、权限设定和责任明确的问题，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机构臃肿、权责脱节和多头多重执法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下放权力，转变职能。
从80年代初开始，中央政府不断地向地方政府下放了经济管理权限、财政收支权限、人事管理权限。
中央政府主要掌握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权，即宏观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以保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优化。
地方政府有权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订地方性法规或政策;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运用地方资源，促进本区域经济和社会进步，特别是推动直接为公众服务的教育、卫生、住房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逐级下放权力，不仅从经济利益、权力责任方面大大调动了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的积极性，而且使政府权力设置、事权划分更加科学、合理，适应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千差万别的国情和当前瞬息万变的国际竞争形势。
二、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评价（一）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成就一是从政治上看，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推进了政治改革的进程。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对政治民主化的作用，被有的学者概括为相当于中国农村改革对全国改革的带动，将展现出不可估量的前景。
二是从经济上看，地方政府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
此外，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有助减少政府行政管理的开支和向社会收取的公共管理费用。
三是从行政本身看，通过改革提高了政府管理水平和行政效率。
目前地方政府也正在进行机构改革，精减机构和人数也相当可观。
还减少了政府行政审批事项。
四是从文化上看，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更新了人们的观念，冲击了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官本位”思想。
（二）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一是关于精简和理顺的问题。
首先，党政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依然突出。
其次，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分权不明。
再次，行政机关内部的层次需要进一步减少。
最后，行政机构仍需精简、职能仍需进一步理顺。
二是关于政府职能错位的问题。
其表现有五：一是为了扩大自己可支配收入和实现短期绩效，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关系，向上级政府争资金、争项目、争优惠政策，竞相攀比投资规模，这成为中国体制转型期投资膨胀和经济过热的重要因素。
二是为了实现自身短期的功利目标，而置地区长远利益于不顾。
三是为了自身功利目标，一些地方纷纷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使一些本该被淘汰的地方性企业免除了市场经济规律对这些劣质企业的惩处与淘汰，造成了不应有的资源浪费。
四是利用手中职权，运用各种合法或非合法手段，创收争利，自筹各种建设管理资金。
五是对有利可图哪怕是应由市场调节的事务紧抓不放，对于本属政府职责内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保障等似乎“无利可图”的公共事务却没有很好履行。
三是关于决策和执行分立的问题。
在中国现行地方行政体制里，行政决策权与行政执行权高度合一。
决策与执行的合一使行政部门往往自己决策自己执行，容易在决策阶段就为执行阶段预先设定了部门利益，使地方行政决策偏离了公共利益，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色彩。
因此，人们常见政府的许多“三乱”行为都是有政府规章、决定等规范性文件作为后盾的，“依法行政”往往变成了“依法打架”，越是强调依法行政，行政协调的任务就越重。
、班会主题关于勿忘国耻，发奋图强结合918事件的发言稿?
勿忘国耻，发奋图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沈阳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接著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武装侵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於中国军队。
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
日军以此为藉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
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未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当晚，日军攻占北大营，19日占领了整个沈阳城。
接著，日军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东北军基本上不战自溃。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2月5日，占领了北满最大城市哈尔滨。
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193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在长春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我国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於水深火热之中。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
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在中囯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
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囯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
侵入沈阳的日军装甲车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
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关系」。
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自从皇姑屯事件发生以后，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反对和仇视，他们决心要消灭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政权，武装占领东北地区，实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大陆政策。
因此，日本侵略者常常派遣关东军以保护南满铁路和附属地的侨民为名，举行演习，在我方军事要地之间流窜，探测虚实，伺机挑衅。
我方当地驻军屡次电告张学良，请示机宜，但张学良却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要求东北军避免与日军冲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乘张学良患重伤寒住北平协和医院和东北防务空虚的机会，决定进攻沈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当晚10时20分，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部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段铁轨，以此来制造所谓的柳条湖事件，用以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
11时许，日本守备队会同第二师团的第十六、二十九、三十联队大举进攻沈阳。
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奉东北边防司令部力持镇静，不准抵抗的严令，不得已仓惶退去，营地遂被日军攻占。
9月19日，日军侵占沈阳城，乘虚而入，在几天之内侵占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并继续向吉林、黑龙江方向扩展。
9月19日，张学良电告国民政府并通电全国，报告日本军队占领沈阳情形。
同一天他在北平协和医院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时称：吾早已令我军士兵，对日军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那天夜里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阵地，开枪射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吴铁城、李石曾、张继等赴北平协和医院与张学良商讨应付日军方针，决定无论日方如何得寸进尺，始终持不抵抗政策，并对日侨予以安全保障。
对此，爱国士兵义愤填膺，群请一战。
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北平各大学立即组织抗日救国会。
全国各报纸均竞相揭露日军入侵罪行。
上海市党部、市商会、反日会、各同业工会也分别发出通告、通电、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
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关系
没有从属关盖世太保是纳粹德国密警察机构，有点类似后来苏联的克格勃； 党卫军是装备制式军用装备的正规精锐战斗部队，全部由纳粹党员组成，是希特勒的王牌军.党卫军 Schutzstaffel, SS 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和军事组织。
因队员穿黑色制服,又名黑衫队。
1925年4月成立。
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犯罪组织。
党卫军成立初期仅为A.希特勒的卫队和对付政敌的工具，隶属于E.罗姆领导的冲锋队，规模很小。
1929年1月起由H.希姆莱领导，党卫军有很大发展。
1931年6月建立情报机关党卫军安全处。
次年 1月设党卫军种族局。
1933年初，其成员已发展至5万余人。
1934年7月，罗姆被处死以后，党卫军在纳粹恐怖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由希特勒直接掌管。
党卫军的嫡系部队是以“预备队”和“百人留守队”为核心扩建的武装党卫队，人数最多时达50余万人，此外有看守集中营的特殊部队骷髅队，包括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在内的整个警察部门也由党卫军领导。
党卫军名义上受内政部长领导,实际直接归希特勒指挥。
党卫军的各级组织布满全国，指挥各地的警察和情报机构，党卫军直接参加法西斯侵略战争，以残酷的手段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犹太人、被占区居民及战俘。
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都是由党卫军的骷髅队进行的。
党卫军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精锐部队，是由重型武器武装并经过严格、特殊训练的非正规武装力量，但却是纳粹党的统治工具。
作为纳粹的嫡系部队，尤其受到重视。
党卫军完全按照希特勒的《二十五点纲领》行事，是希特勒对于政治和军事的双重管理工具。
士兵都是由“雅利安人”组成，与都是工人组成的冲锋队不同，党卫军全部都是由医生、教师等学历和素质较高的人组成，这是为了培养出纯血统的“雅利安人”。
党卫军必须同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一样身高，约5尺9寸。
希姆莱和许多纳粹高级将领一样，相信“雅利安”民族是神话中“亚特兰蒂斯神族”的后裔，由于与其它民族的人通婚才会失去神力，只要有计划地培育出纯种的“雅利安人”，就可以使用神力，使党卫军成为神族部队。
希姆莱是一个外表斯文，内心极度变态的人。
希姆莱也是一个狂热的唯心主义分子，还专门成立学会组织各行业精英研究UFO、巫术、神话传说，并把党卫军也打造成了一个梦幻般的部队，这成了二战中最神秘的未解之谜。
事实上，党卫军并没有扭转败局，连希姆莱最后也背叛了希特勒。
1945年5月1日，希特勒自杀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就只剩下柏林城内的帝国大厦里的2000名党卫军顽固分子还在垂死挣扎。
5月9日凌晨，约德尔代表新元首邓尼茨签署投降书。
战后，希姆莱在监狱中畏罪自杀。
尽管党卫军以成为历史，但是全世界依然有许多党卫军和纳粹分子隐姓埋名，逃脱了审判。
以西蒙·维森塔尔为代表的正义之士依然在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2006年8月11日君特·格拉斯，公布了自己隐瞒50年的党卫军真实身份，并忏悔自己的罪行，格拉斯向世人进行了告白——“我曾经是纳粹党卫军成员”，君特·格拉斯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唯一一个纳粹党卫军成员。
盖世太保盖世太保是法西斯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组织。
“盖世太保”一词是根据德语Gestapo的读音形式创造的。
Gestapo是Geheime Staat-spolizei(国家秘密警察)的简缩形式，是节选ge(heime)“秘密”、sta(ats)“国家”、po(lizei)“警察”等词的词首字母组合而成的。
Gestapo成立于1933年，最初的头子是戈林，1936年与党卫军合并，成为国家保安警察部队的一部分，由希姆莱领导。
该组织是德国法西斯党进行残暴统治的工具，希特勒曾利用它在德国国内和占领区进行过大规模的恐怖屠杀。
1946年纽纶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这个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组织为犯罪组织。
不经意的发明盖世太保最早产生于德国的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二个邦。
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纳粹二号人物戈林以普鲁士邦内政部长身份接管邦警察局，他把政治警察、谍报警察和刑事警察中政治特别部门合并，组成秘密警察处。
一个无名的邮局小职员奉命为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设计一种免费投递的邮票图样时，提议把它叫做秘密国家警察，简称盖世太保（Gestapo），一个令人谈虎变色的名称就这样出现了。
1934年4月戈林任命希姆莱为盖世太保首脑，希姆莱随即任命后来以刽子手外号闻名的党卫军保安处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盖世太保副首领。
1936年6月，希姆莱成为德国警察总监，盖世太保随之向全德国发展。
同时希姆莱改组全德警察指挥体系，盖世太保改为着便服的保安警察。
但许多党卫军兼有盖世太保职务。
在《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剧中，我们看盖世太保人员安德鲁穿着领章佩有两条闪光银杠的党卫军制服就是这个原因。
盖世太保有预防性逮捕权。
海德里希在德国遍布特务网，仅在30年代就雇有10万名兼职密探。
此外，保安处还有3000人的专职密探和3万名兼职密探。
在纳粹上台后的几年中，成千上万的左派人士、知识分子、犹太人、工会运动者、过问政治的教士，都不经法律程序被投入集中营。
白色恐怖下使人的心态曲扭。
当时一位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写道：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友好、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的告密者。
《盖》剧中德国驻比利时总督霍夫曼仅因给东线的儿子送件冬衣竟被其妻子告密，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纳粹统治的头1年，就在德国建立了萨赫森豪森、达豪、布痕瓦尔德等50多个集中营。
集中营设有禁闭、鞭笞、勒死等酷刑，并明文规定凡谈论政治、举行集会、发表煽动言论者一律绞死，不服从命令或袭击守卫者当场格杀。
帮助希特勒篡夺军权盖世太保不仅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还把矛头指向任何阻碍纳粹争取最高权力的上层阶级，对冲锋队血腥的清洗后，又向当时唯一不受控制的陆军军官团开刀，制造了德国战前一段决定命运的奇异插曲。
1937年12月，德国军队一号人物、丧偶多年的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元帅与其24岁的女秘书埃娜结婚。
勃洛姆堡迷恋于新婚妻子的美貌，而忽略了对她过去的了解，而柏林警察方却握有埃娜做过妓女以及拍过春宫照片被判刑的材料。
显然，埃娜被安排在勃洛姆堡身边工作是一个圈套。
可是，当一无所知的勃洛姆堡向戈林申请结婚时，戈林不但满口答应，还表示愿去与希特勒疏通此事。
次年1月，当勃洛姆堡夫妇去意大利旅行时，盖世太保送交的埃娜档案摆到了希特勒办公室的案头。
勃然大怒的希特勒大骂勃洛姆堡欺骗了他，当场指示参谋长贝克说，第三帝国不能容忍最高级将军与一个婊子结婚，下令将元帅免职。
与此同时，希姆莱以无中生有的恋童癖强迫陆军二号人物、总司令冯·弗立契上将辞职。
2月4日，德国广播电台宣布除战争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外，另有16名高级将领退休，44名将领因对纳粹主义不够热心而被调离职务。
希特勒宣布取消战争部，成立以凯特尔为首的最高统帅部（OKW）。
欧洲新秩序的执行者德国进攻波兰后，盖世太保的主要活动扩大到境外。
盖世太保除了在占领区拟定需要逮捕的人、危险组织名单、抓夫拉兵、进行经济掠夺外，另一个主要任务是作为新秩序的执行者，参加特别行动队，搜捕犹太人和抵抗力量。
在进攻苏联时，盖世太保成立了ABCD4个特别行动队，受命随陆军战斗部队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和苏军政委等任务。
在纽伦堡审讯中，曾任特别行动队D支队队长的奥仑道夫交待，他在第1年里一共杀害了9万男子、妇女和儿童。
每到一个市镇或村庄，他们就以重新安置为名命令当地的犹太人集合起来，犹太人被勒令交出贵重物品，脱掉外衣，集体被押往刑场枪杀或送上毒汽车处死，上自白发老人下至周岁孩子均不能幸免，其状惨不忍睹。
1942年10月5日，盖世太保在乌克兰的杜布诺镇一次就杀害5000名犹太人。
另据秘警察的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200万犹太人。
1941年夏，盖世太保与党卫军合作，在东欧建立了奥斯威辛、毛特豪森、索比包等30余个集中营，关押来自荷兰、比利时、法国、挪威和东欧各国等地的犹太人数百万。
波兰境内的奥斯威辛等集中营设置了毒气室和焚尸炉等，改造成灭绝营。
奥斯威辛集中营创造一天毒死6000人的记录，该灭绝营共杀死250万犹太人。
当苏联红军解放这个人间地狱时竟发现，有7吨剪得很整齐，相当于14万妇女的头发，纳粹把这些头发当做毛毡的替代品，成为生产原料。
据历史学家保守的估计，在整个战争中被屠杀的犹太人为572万余人之多，约占当时欧洲犹太人总数的一半。
1942年5月，杀人如麻的海德里希被捷克抵抗运动炸死。
战争结束时，戈林和希姆莱在狱中自杀。
1946年纽伦堡国际法庭宣布盖世太保为罪恶组织，为这个遗臭万年的机构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朱光潜的背景资料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汶川大地震35天后，可抗9级地震的四川省什邡市社会福利中心一期工程在地震重灾区拔地而起。
这个由北京市对口援建的项目成为什邡灾区震后落成的第一个永久性建筑。
大地痉挛，家园毁灭；灾后重建，举国动员。
为加快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机制，《》18日正式颁布执行。
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机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的一次重大实践。
对口支援——中央针对抗震救灾的阶段性特点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面对地震带来的巨大突发性灾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举国动员投入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
“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
”汶川大地震发生两周后，5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就明确提出对口支援。
一天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明确提出：“实行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
” 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一直牵着党中央、国务院的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5月31日，大巴山深处，在地震灾区考察的胡锦涛总书记在简易防震棚的小黑板上给孩子们写下16个大字。
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
会议指出，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为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举全国之力。
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成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行动细则。
6月8日起施行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将对口支援纳入法制化轨道。
条例明确规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受灾地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与国家支持、对口支援相结合的原则。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指出，灾区群众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帮助灾区群众及早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生产，是大家的共同心愿和义不容辞的职责。
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为加快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并使各地的对口支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央制定出台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
中央要求，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地方，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为灾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各种形式的支持，优先解决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条件，夯实灾区自我发展的基础和能力。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要让人民群众共享。
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矢志不渝的追求，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次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一省帮一重灾县——19个省市将以不低于1％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3年 按“一省帮一重灾县”原则，东部和中部19个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对口支援期限按3年安排。
这是《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重要内容。
当前，地震灾区已转入恢复重建阶段。
从《方案》可以看出，这种举国动员的力量仍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
按照对口支援方案：山东、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等19个省市将分别对口援助北川、汶川、青川、绵竹、什邡和都江堰市等18个四川受灾县（市）和甘肃、陕西两省受灾严重地区。
“积极有效的行政调控，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而是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对地方经济进行有序的引导，使之更好地为灾区人民提供经济支持。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说。
“一对一”对口支援并不仅仅意味着给一笔资金，建一批活动板房，而是要想方设法让灾区重建能纳入地方经济建设的轨道中，使之成为地方经济发展链上的一个节点。
“对口支援是高效率、高效益的做法，能够大大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速度。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说。
方案中“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这一规定引人注目。
许光建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方案前做了周密的测算，3年基本完成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这次的对口支援，无论是支援方还是受援方，都是经过精心、细致的选择和搭配。
东部和中部地区共19个省市，考虑海南省的实际情况不作安排，同时考虑重庆市是直辖市，且与四川的历史联系，西部地区安排重庆市承担对口支援任务。
较发达的省市对口支援受灾损失惨重的县市，经济实力相对弱一些的省市对口支援受灾相对轻一些的县市，既可以使受灾地区尽快得到较好的恢复，也不至于使各地的恢复出现较大的差距。
对口支援的内容不仅是临时应急，而且要增强受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是全面、综合的。
方案明确指出，坚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当前和长远相结合，调动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多种力量，优先解决灾区群众基本生活条件。
对口支援的内容包括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涉及生产、生活等诸多领域。
“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安排得非常全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方针，老百姓看到这些安排，一定会支持的。
”许光建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灾后重建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对口支援，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的生动体现。
当对口支援的暖流涌入受灾地区，当对口帮扶的援手伸向受灾群众，社会主义大家庭友爱互助的凝聚力必将给灾区恢复重建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现实支持。
国家确定由山东省对口支援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后，山东省委连续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对口支援北川问题，并组织规划、建设、地质等方面专家奔赴灾区……“要把北川县作为山东省的一个县来重建，把北川人民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
”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说。
根据灾后重建对口支援方案，上海已把都江堰的繁荣、昌盛、重建，作为上海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上海市还提出，其对都江堰的对口支援应当走在全国前列
作为全国唯一对口支援2个省5个县的省份，广东省把优先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作为当前对口支援灾区恢复重建的重中之重，抽调精兵强将火速赶赴灾区，全省派驻四川灾区的各类专业人员达7200多人。
北京，什邡；江苏，绵竹；浙江，青川……它们，过去相隔遥远；它们，今天密不可分。
地震灾害让灾区群众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关键时刻，全国其他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帮扶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灾后重建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成功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在近10年时间里，我国先后取得了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抗击冰雪灾害等斗争的伟大胜利。
党和政府面对一次次突发事件，迅速反应、正确决策、直接指挥、统筹协调，紧密依靠广大人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会聚阳光可以生火，收拢五指方能成拳。
对口支援是一场牵动全国的合力战、持久战、攻坚战。
灾区需要的不是“面子”工程，而是综合竞争力的恢复和提升，所有对口支援项目都应当成为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
承担对口支援的地区必须从灾区恢复重建的具体困难和现实需求出发，均衡合理配置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人、财、物，有力推动双方紧密合作和全方位交流。
对口支援，是对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千头万绪，涉及群众生活安置、基础设施建设、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保持稳定等多项内容，每一项工作都十分具体，每一个任务都十分艰巨。
对口支援重在建立机制，强化责任，把工作做细、做实。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地震灾害，考验着中华民族，证明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正确性。
历经巨大灾难和抗震救灾的壮阔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更加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坚定信念。
2.5·12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华民族的考验,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考验。
如何抗灾、效果如何,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精神风貌、制度体系、领导能力的集中展示。
此次抗震救灾的努力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强大力量和特殊价值。
抗震救灾的实践再一次证明,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面向未来,我们要加倍努力,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一、抗震救灾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 地震灾害,对于中国来说,不是第一次。
但这次大地震,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
抗震救灾,对于中国来说,也不是第一次。
在以往的抗震救灾中,中华民族展现了强大力量和许多特点。
但这一次,是在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条件下进行的。
此次抗震救灾,展示了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许多新特点,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时代风貌。
第一,党和政府反应敏捷,处置及时,指挥有力有序有效,彰显了应急处置能力的提高。
近年来,总结历次灾害事件的经验,党和政府加强了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建设。
国务院制定了106个不同类型的应急预案。
地震一发生,党和政府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
5月12日14时28分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
刚从河南考察回来的温家宝总理,在赶往中南海途中,第一时间折返机场奔赴灾区。
16时40分飞机起飞后,立即在飞机上召开会议部署工作。
当晚,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温家宝总理在灾区视察,直接指挥抗震救灾斗争。
16日,胡锦涛总书记又赶赴地震灾区,慰问干部群众,看望奋战在一线的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一级响应。
地震发生13分钟后,军队应急机制就全面启动。
在接到国家地震局震情通报1分钟后,总参就下达了使用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的预先号令,15分钟内通知空军做好动用飞机的准备。
1小时内,成都军区位于震区附近的部队展开救援。
2小时7分钟后,成都军区两架察看灾情的直升机冒雨起飞。
3小时内,就有12000人的部队进入震区各县市展开抢险。
数日之间,先后投入抗震救灾的部队总兵力达13万多人。
这种在指导思想和实际举措上的快速反应,赢得了抢救生命最宝贵的时间,成为这次抗震救灾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充满人间关爱,始终以人的生命为重,进一步彰显了党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地震一发生,党和政府就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胡锦涛总书记指示:“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指出,要把抢救被困群众放在第一位。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一切努力施救。
温家宝总理在都江堰市聚源镇中学现场大声呼唤:人命关天,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
这一斩钉截铁的要求,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关爱,成为抗震救灾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
所有的部队、组织和人员,都把抢救生命奉为第一位的天职。
在深山,在密林,在残垣断壁中,在废墟下,人们竭尽全力寻找着生命。
短短的72小时黄金时间,每分每秒都在敲击着救援者的心灵。
所有的人们都在与时间赛跑。
在宝贵的72小时之后,仍然不放弃努力,接连创造了一个个生命的奇迹。
当把伤员从瓦砾堆里抢救出来后,医疗、救护、防疫、吃饭、住房、生活、心理等一系列问题又及时提上日程。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求,各级政府逐一加以解决。
从一开始,抗震救灾的每一项举措、每一个环节,都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
人与人之间,处处表现出真挚的相互关爱。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实的话语,体现出人间真情。
处处、时时、事事所体现的以人为本精神,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
第三,信息公开透明,以最快速度将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公诸于世,彰显了对人民和世界的坦诚。
发展政治民主,推进信息公开,更好地利用媒体与公众交流,在抗震救灾中得到了新的更加充分的体现。
地震一发生,新华社及各大网站,立即授权公布了地震消息。
各大媒体第一时间选派精兵强将奔赴灾区一线采访报道。
中央和各地权威部门,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手机短信等,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震情、灾情,及时公布有关信息,全面报道抗震救灾。
几小时内,国家和地方数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最新震情统计数据。
互联网上,实时更新地震伤亡人数。
相关地方政府,迅速通过手机短信发出上百万条安民信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受灾地区政府每天举行发布会。
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安定了人心,凝聚了力量。
中国政府和新闻媒体这种坦诚、透明的态度,不仅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也得到了世界的广泛好评。
第四,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志愿行动自觉快速,彰显了社会活力和公民责任的增强。
改革开放30年,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这种建立在改革开放基础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迸发出来。
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心被灾情牵动着,纷纷慷慨解囊,以各种形式开展捐赠活动。
得知灾区伤员多、运力不够,12日晚,千余名成都出租车司机自发前往都江堰抢运伤员。
一路上,所有出租车开灯疾驶,汇成了一条灯的长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传递着爱的光辉。
救援现场,活跃着一支14万多人的志愿者队伍。
他们从天南地北自发赶来,穿着各式服装,操着各种口音。
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不计报酬、不怕困难、不顾危险,积极参与抢救护理伤员、心理抚慰调适、排查灾害隐患、维护社会稳定等,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各种形式的志愿义举,不仅彰显了人道主义的光辉,而且体现了现代公民的责任感。
这当中,蕴涵着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增强、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社会活力的提高。
二、抗震救灾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地震,是一种综合性自然灾害。
对于这种巨大的自然力量,人类目前还无法阻止,但我们必须而且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它所带来的灾难。
在灾难发生之后,正是不屈的抗争,显示了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积蓄起来的、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力量。
第一,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极大增强了抗震救灾的物质力量。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动用解放军、武警部队10多万人,公安干警、消防官兵和特警数万人;出动各种飞机数千架次,解救被困人员、运送紧急物资;先后向灾区运送食品、瓶装水等生活物资上千吨,向灾区调运救灾帐篷数十万顶、被子数百万床、衣物数千万件、燃油数十万吨、煤炭百万余吨。
灾区的过渡安置房现已安装数千套、生产地已发运和待发运数十万套。
截至6月10日12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234.5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189.09亿元,地方财政投入45.49亿元。
中央决定,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安排250亿元用于当前抗震救灾的各项支出,并将根据需要增加投入。
今年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重建基金,明后两年中央预算还要再作相应安排。
地方政府也将及时调整年度财政预算,增加抗震救灾资金投入。
所有这些,都是抗震救灾不可缺少的物质力量。
没有这些可以紧急调用的物资,没有必要和足够的物资储备,没有分布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生产网点,没有水陆空可以综合使用的运输力量,把这么多的人员、物资调往灾区,送到老百姓手里,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归功于改革开放,归功于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
正是始终不渝地抓住发展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才有了较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才有了较大的增强,才能在地震灾害到来之时组织和动用这么巨大的物质资源。
第二,大力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极大提高了抗震救灾的技术水准。
这次抗震救灾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先进的设备,运用了各种先进的技术,不仅使抗震救灾的指挥部署更加科学,而且使抗震救灾的措施更具技术含量,从而,使抗震救灾的行动更加合理与有效。
来自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的救灾部队,包含了地震救援、侦察、通信、工程、防化、测绘、气象、医疗防疫、修理等20余个专业兵种。
涉及范围之广、各种力量之多、投入速度之快,均创我军抗灾的历史记录。
公安部紧急抽调消防救援力量,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救援工具前往灾区。
国家地震局的专业救援大队,所用的是专门和先进的救援设备。
无论国内的救援队还是国际的救援队,我们都可以发现,先进的生命探测仪在准确判定生存者的方位、提高救援的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电话线路全部中断的情况下,为了恢复通信联系,指挥部紧急调运了大批移动通信机站和卫星电话。
有关方面向灾区空投了手机、收音机。
地震部门坚持24小时不间断地跟踪监测地震序列活动,增设流动观测站,密切监视震情发展,加强趋势会商研判,全力做好余震防范工作,实时跟踪震情的动态变化。
所有这些,再一次印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抗震救灾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
第三,注重发展文化软实力,极大地增强了民众参与度和国家凝聚力。
气壮山河的生命大救援,迸发出世所罕见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灾难来临的瞬间,多少人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生与死的边缘,多少人将死的选择留给自己。
大灾之中,显示了感人肺腑、大爱无疆的人间真情。
都江堰小学9岁孩子许中政和同学们压在了废墟底下。
一片黑暗中,为驱赶恐惧,他唱起了国歌。
北川中学,靠呑墨水维持生命的孩子们在坍塌的废墟下歌唱:“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3.从经济危机看神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政府所代表的利益：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是代表着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则代表的某一集团的利益。
这是中国可以有效避开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以美国为例，布什家族一向带表的是一些石油大亨及一些武器制造商的利益。
其执政其间内的主要国策也是围绕着这些利益而产生的，比如其执政其间内发动的战争，或他刚上台宣称退出《京都协议书》等，也很生动的说明了其利益所在。
而这些，并不能直接提高其国民的生活水平，对于国民的生活需求，但只能通过一些其它的刺激手段来进行，从而产生了各种泡沫，发生次贷危机也是必然。
而中国政府责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国策也无一不说明这一点。
比如三农政策的正确实施，产业的战略转移等，所以最终效果便是中国人民可以很有效的避免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对市场经济，没有比马克思说的更深刻的了。
资本的趋利性便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弊端。
相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切是为了让资本得到流通，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本，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是其附带所用。
而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的投资政策，则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如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等，这些投资真正的做到了有的放矢，最后带来的结果则是资本得以更加有效的流通，从而带来了更多的财富。
相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则本末倒置，难免会出现大问题。
3、从政府职能看：西方政府的职能是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财富，对于那些没有资本的多数人而言，只是这种职能的牺牲品。
而中国政府的基本职能便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或许有些人还有所怀疑，但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变化来看，最受益的，仍然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在这方面印度则是很典型的反面例子。
4、从一党专政这一执政纲领来看，中国政府摆脱了西方的那种朝令夕改的局面，即保证了政策的长久性，也保证了社会稳定。
很走美国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些问题，国家动荡混乱、政策难以上行下效。
远的不说，就看我们的台湾省，两党把整整一个亚洲四小龙搅得乌烟障气。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身体来讲，哪个器官都非常重要，但只有心才可以主宰神明。
而一心才可以办大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吻合了中国的哲学嘻嘻，国家好政府才好嘛
